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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发
发表于 2010-11-8 1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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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学家的责任究竟是什么
王东京
●经济学家应该努力去扮演“参谋”的角色,而不能仅做“黑板经济学家”
拿破仑曾经讲过一个笑话:聪明但喜欢走捷径的人,最好去当将军;又聪明又勤快的人,让他去当参谋;不聪明、爱偷懒的人,可以去当传令兵;但勤快、愚蠢的人,最好什么也别让他做。在现代社会中,如果要按拿破仑的说法对号入座,那么经济学家应该努力去扮演“参谋”的角色。
经济学家既然要当“参谋”,就要研究现实、服务现实。如果脱离了实际,顶多是一个“黑板经济学家”。当年,王明从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学了一肚子理论,言必称马列,自称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可就因为他脱离了中国的实际,曾给中国革命造成巨大损失。相比之下,毛泽东没喝过“洋墨水”,他的马列主义,不仅是从书本上学,而且更注重从实践中去总结,结果被王明说成是“山沟里的马列主义”,但“山沟里的马列主义”反而管用,反而能救中国。
我认为,对我国的经济学家来说,这应当是一个启示。我国现在的经济学,无非来自两方面:一个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另一个是西方经济学。但不管哪个方面的经济学,都必须与中国的实践相结合。说得更直白一点,就是中国的经济学,也应当成为“山沟里的经济学”;中国的经济学家,应该根植于中国的土壤,致力于解决中国自己的问题,努力成为“山沟里的经济学家”。
其实,一部经济学说史,就是一部经济学家关注现实、改造世界的历史。18世纪中叶以前,欧洲各国的经济干预政策,给资本主义的发展戴上了枷锁,针对这种情况,亚当·斯密登高一呼,阐述了他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的理论,提出了自由贸易、自由放任的主张,从而为资本主义松了绑,为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到来铺平了道路。
不过,再伟大的理论,也包容不了不断发展的现实,到1929年,纯粹自由放任的政策,走到了它历史的尽头。大危机的风暴席卷西方,企业倒闭、工人失业、生产萎缩、经济凋零,资本主义制度临近崩溃的边缘。就在这样的时刻,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挺身而出,开出了一剂医治危机和失业的“药方”,使资本主义起死回生,凯恩斯本人也由此成为拯救西方世界的英雄。
然而,凯恩斯的“药方”,同样不能包治百病。上世纪70年代,凯恩斯政策的“后遗症”开始发作,西方经济出现了“滞胀”的局面。为了打破这一僵局,以拉弗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设计出一套以减少税收、稳定货币政策为主要内容的经济纲领。这套纲领,帮助里根赢得了1980年的大选,并为里根执政期间医治通货膨胀、刺激经济增长立下了汗马功劳,以至于在美国历史上开创了一个“里根经济学”的时代。
然而,中国经济学家所面临的挑战,比西方经济学家所面临的挑战将更为严峻。因而中国经济学家更需要立足现实、脚踏实地。
●中国经济学家不仅要“看病”,而且要“开药方”,这是经济学的传统,也是经济学家的责任
回顾过去,中国的经济改革成就卓著,展望未来,今后的道路并不平坦,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横亘在我们面前:经济周期问题、国有企业改革问题、金融改革和金融风险问题……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是全民族的事情,每个人都应为此尽一份力。中国的经济学作为当今的“社会科学之王”,经济学家作为一个以经济研究为职业的群体,更应该就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提出建议,以便为政府决策提供选择的方案。因此,中国经济学家不能只描述经济现象,回答“是什么”的问题,还要对症下药,解决“怎么做”的问题;不能只是一味地指责这个不行,那个不管用,还要说明怎么才能行,怎么才管用;不能只埋头在书斋里,钩沉索隐,构筑自己的理论大厦,还要投身到现实中,有的放矢,拨云见日;不能只做事后诸葛亮,单纯地总结教训,还要做事前诸葛亮,未雨绸缪,防微杜渐。一句话,中国经济学家不仅要“看病”,而且要“开药方”。这是经济学的传统,也是经济学家的责任。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中有一句名言:“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由此我们是否可以做一个类比:中国现代化的规律——这是任何直接或间接地指导中国现代化事业的人们,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在山叠嶂、水纵横的经济改革之路上,中国经济学家要拿出顶风冒雨的雄心,舍我其谁的气概,秉承经济学的传统,真正肩负起经济学家的历史使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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