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炼：忆李新同志

读了《百年潮》今年第三期陈铁健同志《送李新先生远行》一文，我才知道李新同志已于2月5日仙逝了，一时间心潮翻滚百感交集，想起了许多许多：想起近半个世纪李新同志与何干之的真挚友谊以及对何干之和我在学术工作上的支持与帮助；想起我1994年以来协助他写回忆录时，他那谈锋似剑、思绪如潮的独特风格；特别是感佩他敢于说真话、直笔写真史的史学家的刚正之风骨……促使我写下这些文字再送李新同志一程，祝他魂归长天遨游大海！
　　保护何干之
李新同志自1938年入陕北公学时即结识了何干之，1948年他调入华北大学后又长期和干之在一起工作。他曾说过：“干之同志是我敬爱的老师，是我亲密的同志和战友。”又说：“干之的学术造诣很深，他三十年代的著作影响了几代人，我青年时代就是读了干之的《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一书走向革命的。”但是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干之都受到了冲击和不公正的批判，李新同志总为干之鸣不平。几乎每次运动中李新同志都像一面盾牌一样，机智而勇敢地保护着干之。
　　1952年人民大学开展三反运动，何干之在运动中被无理撤职。李新时任教务部副部长，他没有直接阻止这个决定，而是自荐兼任中国革命史教研室主任，借机使干之摆脱了繁杂的行政工作，专心致志去教学，去编写教材。教育部请干之给全国高等学校中国现代革命史教师开设暑期讲习班，主编《中国现代革命史讲义》，定为全国高等学校统一教材，都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
　　1955年反胡风运动中，因为干之经谢韬介绍见过胡风，吃过几次饭，受到了牵连。谢韬的主要目的是想请干之劝劝胡风接受中央安排的工作——《人民文学》副主编。这次谈话在人民日报宿舍，我陪干之同去，听见了他们的谈话，原不以为然。直到不久公布胡风的三批材料又加了编者按语后，我才紧张起来。我在学校北京农业大学也受到审查，我如实地交代了这件事。谁知几十年后李新同志告诉我，当年干之险些当做“胡风分子”被捕入狱。这使我大吃一惊。李新同志当年正陪着人民大学老校长吴玉章在杭州休假，在报上看到公布胡风来往信件中有谢韬的几封信，三批材料又被定为反革命集团性质，吴老立即叫李新赶回北京，目的是救谢韬。谁知李新同志回到北京，到学校党委查问时，知道谢韬已被捕，党组成员邹鲁风和崔耀先正和公安部派来的人员谈话，研究逮捕何干之的事。李新大惊，问根据何在？公安部的人说从胡风的日记中查到何干之多次与胡风、谢韬一起吃饭，故定为“胡风分子”。李新争辩说：证据不足，我非常了解何干之，他与胡风某些观点不同，不同意说他是“胡风分子”。崔、邹二人拉他的衣角，阻止他争辩。李新不理会。邹鲁风说：“你不是党组书记。”李新说：“党组书记在也要开党组会议讨论决定。”他对公安部的人说：“何干之是国内外知名学者，逮捕易，再放就难了，为什么不调查清楚再说呢！”公安部来人听了就暂时没有带走何干之。等党组成员来齐后，情况已有了变化。经吴老向罗瑞卿说明谢韬的情况后，罗瑞卿知道抓错了，但又无法公开释放，就改变方法调谢韬到秦城去做战犯的工作。何干之的问题经党组讨论，有人提出要开除他的党籍，吴老、李新以及其他一些老同志一致反对，他才保留了党籍。我听了李新这段回忆，手心都冒汗了，我说干之从来没有对我说过这件事。李新说：“如果当年干之被抓了，你们的生活就完全改变了。”李新又像一面盾牌一样保护了干之。
　　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干之被批判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学校下令不准干之上课，以免“贻误青年”。免去行政职务，干之不以为然，不准他上课，他却痛苦不堪。这时中宣部陈道转达周扬的意见：“何干之人民大学不要，我们要。”准备把干之调离人大。可是胡锡奎不放。一不用，二不放，怎么办呢？又是李新同志挺身解围。1960年李新见人大执行过“左”的政策，市委已经透露出信息，说李新右倾。他和吴老商量，离开人大，调到文字改革委员会去任党组副书记。不久重新调到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任副所长。就在干之进退无门之际，李新和干之商量：“他们不放你走我们就用借调的方法，借你来近代史所编书，总可以通过吧！”干之很愿意。李新请示范文澜所长，范老立刻同意写信给干之表示：“您要来所工作，我们很欢迎。”学校再没有理由拒绝，只好同意了。
　　李新在近代史所为干之配备了四名助手，计划写《中日关系史》，李新说：“干之精通中日两国古今文字，以他的才学，这部书一定会写成功，写得很出色。”《中日关系史》计划写三卷，但后来怕这大部头著作难以坚持下去，改为先写外交部陈毅同志交下来的任务《蒋介石传》。经过反复讨论，又怕将来被戴上“为蒋介石树碑立传”的罪名，最后改书名为《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尽管如此，最终还是只完成了半部铅印稿和半部手稿。“文化大革命”爆发，干之的研究工作又被迫中断了。
　　“文革”中李新也被打成“黑帮”，虽和干之难通音讯，但一有机会，他仍然十分关注干之的研究工作。1969年11月15日，干之逝世的前一天，我和干之冒着狂风，在他频发心绞痛的情况下，回到下放地京郊苏家坨公社前沙涧大队。16日在打谷场吃早饭时，胡华悄悄告诉干之李新转来的口信：范文澜要李新邀请干之、胡华二人参加《中国通史》（1840—1949年）一卷的编写工作。干之听了很兴奋，但又担心自己的身体难以坚持下去。过了几个小时，干之就突然倒毙在农村的土路上，久久不闭上眼睛，时年64岁。他是心脏病突发而死的。李新得知干之死讯，挥泪赋诗一首，于11月22日，由胡华转寄给我：
　　红楼新月照寒窗，噩耗传来泪满眶；
　　一阵头昏天地暗，残驱无力月无光。
支持我编书、写作
干之去世后，我在他遗体前发誓，定要完成他的遗愿。当时我只想完成干之在近代史所编著的《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这部只完成半部的书稿。1980年我开始着手这项工作，李新建议我借调干之原助手、齐齐哈尔师范学院教师陈宁生来协助我做修订工作。我把修订计划寄给李新，提出对党外民主人士的评价要公允，删除60年代文化界“左”的影响，以及“反修防修”等空洞内容等等。他回信表示十分赞许。完稿后，我请李新作序，他慨然允诺，写了一篇二千多字的序文，文中还对我提出一个沉重的“希望”。他说：“这本书是干之同志的最后一本著作。干之同志从30年代起就从事著述，他的作品是很多的。希望刘炼同志和中国人民大学有关的同志们再努一把力，把他所有的作品都搜集起来，精选出一部文集出版，这对我国的社会科学事业将是一项有益的贡献。”1980年3月29日，李新把这篇序文寄给我，并附有一封信说：“现在只写这篇短序：……俟你把他的文集编好，我当尽力抽时间写一篇较长的序言，以表我对他的怀念。”
　　之后，自1980年开始，我就倾全力做编注《何干之文集》的工作。从全国各大图书馆的图书杂志目录中去寻找、搜集干之的文稿，发现了多种我从未见过的著作，如《三民主义研究》和文章（如30年代的杂志《时代论坛》等）；又根据出版社的要求，对书中所引马、恩著作的译文改为现译文；对几百万字的书稿，全部由直排繁体字，抄成横排简体字；并对历史事件、人物、典故逐一作了简要注释。经过十多年不懈地努力，由北京出版社1994年3月出版。《何干之文集》特请楚图南先生题写书名。4月，我将《何干之文集》(三卷本)送李新，并在扉页上写道：“李新同志存念，遵照您的‘希望’，经十多年坚持不懈地努力，终于使这部文集问世、传世，衷心感谢您的鼓励与支持。”收到书后10天，李新打电话对我说：“你请楚老题书名，很好。这是一位很好很正直的老学者。”他接着说：“看了你编的文集，引起我的兴趣，也想写回忆录，准备在世纪末出版我的文集和回忆录，请你帮忙好吗？”我表示愿意效劳。他说先从回忆人大三反运动和中共北方局整风运动开始。“人民大学上层矛盾和内幕，我是最知情者，和干之的关系要单写一章。”我们商定，五一节后每周来谈一次，由我记录并录音。
　　与此同时，我接受了广西教育出版社的约稿。他们约我写《我与何干之》。我想两项工作可以结合起来，协助李新写回忆录，也可以帮助我更多地了解何干之某些我所知之不详的情况。
　　果然，后来在李新的回忆谈话中，使我了解了许多未知的史料：如人民大学的三反运动的中央指示；胡风事件中公安部欲逮捕干之的过程。李新同志的回忆丰富了我的写作。
　　经过一年多的资料准备：系统地查阅我历年的日记；干之和我的通信；“文化大革命”中我抄录的大字报底稿；以及我和干之被迫写的交代和检查；又采访了二十多位亲朋好友，记下厚厚一本采访录；先后写了一年半，初稿复印多份，分寄干之亲属和友人征求意见。
　　1996年7月22日，我把初稿送李新同志审阅，7月31日他打电话来说：他几乎一口气读完，很感动，流了泪，基本上真实。特别是人民大学的“文化大革命”在全国有典型意义。但有几个原则意见要坦率地对你讲：第一，你写的观点老一套，要以现在的认识来写，你似乎还没有从造神运动中解脱出来；第二，你写历次政治运动似有顾虑，不要首先肯定，最好只讲事实不加评论；第三，你对干之当年没做成毛泽东秘书，似乎很婉惜，其实如果当年真当了毛泽东秘书，就不是今天的干之了；第四，干之到近代史所来工作，是我要范老请干之来的，不是毛泽东在延安讲话的鼓舞，要尊重事实。
　　李新同志的意见，是所有意见中最尖锐而又最中肯的，对我震动很大。我思索多日，查阅了许多党的历史文件，对全书作了重大的修改。修改本再一次送李新同志审阅，他没有退回，也没有再提什么意见。但书稿在出版社却有人质疑某些论点。最后社长直接拍板，这本书得以付印，出版时书名改为《风雨伴君行》——我与何干之的20年。
　　在书稿拖延未出版之时，《百年潮》的编辑来要书稿，准备摘发书中胡风事件一节，说有史料价值。我问何以知道此书稿。回答是李新同志在中央党史研究室会议上推荐的。这样书尚未正式出版，《百年潮》就先后摘发了两节，一篇是《何干之在胡风事件中险遭逮捕》(1997年第5期)；另一篇是《徐水大跃进亲历记》(1999年第7期)。
　　1998年8月，《风雨伴君行》出版后，我送给李新同志一本，他又要了两本，说是给朋友看。10月，李新送来他新出版的回忆录《回望流年》，并附了一首小诗，这一天是华北大学成立五十周年纪念日，诗的题目是《华大五十周年致刘炼》：
　　风雨伴君二十年，干之有幸遇婵娟；
　　滹沱弟子数千众，感念先生万代传。
李新口述回忆录
1994年5月4日，李新第一次来口述回忆录。首先他讲了写回忆录的原则。他说他曾对他的好友邹念之说过：我要以直笔写真史，曲笔抒真情，彩笔赞忠良，朱笔伐奸佞。他着重讲了直笔写真史的原则，他说：“写回忆录是在写历史，就必须真实，要写自己亲历的事情，写个人的思想行为，写得越具体越生动越好，可以帮助读者通过个人的活动了解当时的时局，对历史理解更深刻。我读了成老(仿吾)和李维汉的回忆录后，对成老说：这是你自己的回忆录，还是红军长征记？李维汉的回忆录中两部分有价值：一是瞿秋白盲动主义，主要责任是李维汉；二是武汉政府时代，讲的生动具体有自己的反思，这两部分有价值。真实才是回忆录的价值所在。我的记忆力比较好，回忆录全部用真名真姓，因为当事人还在，或他们的后人还在，所以不易发表，但我坚持直笔写真史，坚持历史上秉笔直书的优良传统，宁可暂时不发表，或待死后再发表。”
　　后来，李新举了他亲历的一件事，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他说：“1994年为了纪念抗战胜利日，我写了一篇文章《难忘的1945年》，当时不给发表，因为我写了历史的真实情况。当年蒋介石下山‘摘桃子’，我亲耳听到传达中央的决策：分兵两路南下，一路由王震率领，一路由邓小平率领，在平汉路东西两侧建立两个长堤，即两个万里长城，阻止蒋东进，所以蒋才靠飞机空运军队实现其占领，这样才合乎历史逻辑。但我们却掩盖此历史真实，写也不让写，文章也不给发表。说明写真史很不容易。”
　　李新每次谈正题前，总要先讲许多题外话，讲他想写文章的观点，思想非常活跃。例如：关于世界形势方面，他要写《论二十世纪》，基本论点是：20世纪是人类走到绝境，出现两次世界大战，同时又是人类觉醒进行改革的时代。改革社会主义，改革资本主义，两个趋势都不可阻挡。关于史论方面，他要写《民国论》、《新中国论》和《振兴中华论》。南京纪念孙中山提出振兴中华口号一百年，李新认为振兴中华首先是现代化，没有现代化就不能继承传统，必须是现代化的市场经济，现代化的政治和文化。
李新口述回忆录的内容主要是：1942至1943年中共北方局的整风运动，当时他任中共北方局青委副书记兼涉县县委书记。中共北方局的整风分两个阶段，开始是学习整风文件，1942年3月《解放日报》发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央先用电报发到前方各分局和报社，闹了一个大笑话，北方局的整风就从这笑话开始。
　　《改造我们的学习》电报明码发到中共北方局和《新华日报》华北版，何云是主编，原文是“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哗众取宠”四个字电码不清，报社错译成“雾中取宝”。当时中共北方局秘书长杨献珍提出疑问，认为上句是成语实事求是，下句也应是成语，雾中取宝不是成语，指示发电回延安问清楚再发表。尚未等到回电，4月1日《新华日报》就发表了，而且在18日专门发了一篇社论，题目是《雾中焉能取宝？》。李新要我查报纸。我在图书馆果真查到了这篇社论，题目一字不差。我仔细阅读了这篇文章，文中批评主观主义者“望文生义、急于求成，一句话，雾中取宝希图侥幸”，“千万不要让雾气迷住眼睛”，“才能使思想豁然开朗，拨云雾而见珍宝”。文章最后说：“假如我们在这般矇眬中去高喊改造，那么试问一下：雾中焉能取宝？”其实恰恰是社论的作者在望文生义，演义出这样一篇奇文来。50年后李新见到杨献珍谈起这件事，二人大笑不止。
　　1943年7月，运动转入审干阶段，按当时的说法，审干以前整风属于思想清党阶段，审查干部清除特务，则属于组织清党。这时康生的《拯救失足者》已成为反奸斗争的重要文件。审干反奸运动的动员报告中号召大家要和党一条心，坦白交代历史上和现在的一切政治问题，如有隐瞒后果自负，并具体提出几点意见。李新说：“我记得最清楚的有两点：一是要胸怀坦白，有‘脱裤子’的精神，不要怕露出尾巴；一是对那‘两条心’的失足分子，要好好地帮助他们。”大家精神紧张起来，当天晚上总政治部的敌工科科长张义权就自杀了。张义权是一位忠诚的老革命，襟怀坦白非常正直，经常跑平、津、石家庄等地，自杀后被开除党籍，说是自绝于人民。这时，中央发来一份电报，电报说：“不要以为你们身边的同志都可靠，说不定日特、国特就睡在你的身旁。”一时间空气更紧张起来。李新说：“当时我所在的组织部部长刘锡五同志对我说的一句话，使我铭记在心，他说：有问题就交代。停了一会又说：如果没问题也不能胡说啊！这句话使我在反奸运动中坚持了真理，而且以后在一生中也坚持了真理，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也从来没有说瞎话来伤害过任何人。”
　　查历史是更严峻的阶段。三五人组成“劝说小组”、“劝说”一个人坦白，直到他承认是“特务”，才算“胜利”。李新说追查杨公素的历史使他最难忘，也最难过。杨公素是四川人，李新很了解他。杨公素在国民党部队中参加共产党，到八路军来，因他曾任国民党九十三军刘戡的中校秘书，就被追问为什么会成为刘戡的亲信？当时许多著名人物都在国民党军中工作过，他若承认是“特务”，就要牵连许多党的文化人。他坚决死顶着不承认，最后被逼无奈，掩面而泣地说他是刘戡的“男宠”。李新说：“我听了感到十分惊讶和难过，杨公素长得又黑又粗，这样一个大学研究生，怎么会是刘戡的男宠呢？我怎么也不相信。这绝对是荒唐的供词。”但是大家却相信了。杨公素终于被打成“特务”之后就断了音信。解放后李新在电视上看到他，杨公素原是位藏学家，解放西藏时曾任驻藏代表，后又任驻尼泊尔大使。后来李新和杨公素有多次机会碰面，想和他畅谈一次，希望他把这次遭遇写出来，为后人借鉴。每次杨公素都有意避而不见，实在躲不过了就掉头而去，俨若路人。李新感慨地说：他不与当年熟人相认，一定心中隐忍着巨大的耻辱与痛苦，再不愿触及往事。
　　讲完这些，李新不无伤感地说：“我写下这些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但是我党由于没有认真总结这些历史经验，不断重复这些错误，后来‘文化大革命’愈演愈烈。对于人的处理，总是先造出冤案，而后甄别平反，甚至赔礼道歉。但对人的伤害，特别是心灵上的伤害，是一辈子抹不掉的。我恐怕至死也不能见到杨公素了，他感到丢人，我认为他很好，很敬佩他，他的事只有我来写了，但写了能让他看吗？只有留下遗憾了。”
　　十年前，我记录的李新同志口述的回忆录，有些他生前已整理成文，却“束之高阁”，保存在党研室，表示只有等他死后再发表了。至于在口述过程中流露出来的愿望，即想在世纪末出版自己的文集和回忆录，却来不及实现而成为遗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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