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地主的末日－－-我收藏的一本“土改日记”

杜雅萍

作者：木兆轩主人
  发表日期：2005-8-3 22:59:00   
    今晨在家翻检旧物，翻出一本旧日记本，仔细一看，原来是一册“土改日记”。这大约是几年前淘书时随手淘来的，当时无暇仔细翻看，往阳台上一搁就是几年。
　　 日记本的开本大约48开，布面精装，保存还算完好。扉页写有“土改工作”四字，其下有“于志远”三字楷体章。根据日记中的内容判断，日记的作者很可能就是这个于志远。
　　 这可以说是一部比较纯粹的工作日记，所记内容除了土改工作之外，关于个人生活的记录几乎没有。作者是共青团中央机关的一名干部，被派往甘肃省皋兰县水川乡组织指导土改工作。行前，作者听取了一系列报告，如：
　　 1951年10月16日记“安子文部长作土改动员报告”：“土改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必须放手发动群众，和平土改是错误的.....领导土改的同志必须有群众观点，恩赐观点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有时群众发起以后对地主斗争得很严厉，有些干部就看不惯，这是还没有群众的感情，我们应当看的惯。”“必须注意农村中的流氓成份，他们虽然很穷，斗争也很积极，但他们是脱离群众的，分果实当中他们是要贪污腐化的，将来他们就会地方的恶霸。”
　　 10月17日记中共北京市委柴泽民报告：“土改的对象是消灭封建，也就是消灭地主，地主的土地、耕具、耕畜、剩余粮食、房屋五大件必须没收。分给农民，其他浮财一律不动。”“对地主中的恶霸份子经过斗争后不宜打死，可送人民法院办理，群众气愤要打两下也可以。”
　　 10月18日又记柴泽民作“土改的方法与步骤”的报告：“因群众不了解，顾虑很多，必须‘三顾茅庐’、‘反复访问’，慢慢发动起来，先发动少数积极分子，通过他们来发动广大中间份子，再提高少数落后份子。还要注意不要把农会搞坏，不要受地主富农的煽动。”“先搬‘大树’，收拾恶霸，开诉苦会，在可能的情况下开斗争会是有好处的”（待续）
　　
　　 今日网上有一《“地主”是种什么东西？》的帖子，大有为地主翻案的气息。关于地主、富农等成分是如何划分的问题，这本日记里说得很详细，如：
　　 10月20日记柴泽民作“怎样划分农村阶级”的报告：“地主占有大量土地而不从事劳动，富农亦占有大量土地，但他从事劳动，区别就在于劳动。”“地主与富农的区别：地不多如有二人参加劳动以富农论，如劳动力很多参加劳动者又不够三分之一以上时，仍按地主论。”“解放前参加劳动一年以上者改变其成份。解放后离开生产三年者以地主论，解放后劳动满五年者改变成份，如思想仍未改变得延长之。”“封建地主：不劳动，全部出租土地，还有雇佣大量工人，但本人不参加劳动，即过去所称之‘经营地主’，第三种是‘二地主’，本人无地，但亦无劳动，亦为我们消灭的对象。”“富农：主要依靠剥削雇工，但本人亦参加劳动，还有‘佃富农’，其土地为租入者，其生活亦甚富裕，他雇人耕种，本人亦劳动，也有本人不参加劳动者，过去称之为‘农业资本家’，与‘二地主’区别在于他不转租而是雇人耕种。”
　　 同日教育部副部长钱俊瑞作了“参加土改的经验”的报告，“到地方后，首先要调查研究了解情况.....农村中地主富农的房屋是干净舒适的，我们下乡后不可贪图住好房子，否则就很难了解情况，要了解情况必须到贫雇农那里了解......首先接近的、敢说话的、敢向地主斗争的往往不是老实农民，他们敢说敢做没有顾虑，他们多不是劳动农民，而是地痞流氓之类。”
　　 次日在京召开工作团的欢送大会。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叔通在会上说：“毛主席讲土改已是最后一次，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参加土改一方面为农民撑腰，打垮地主，一面也可锻炼自己。祝你们前途顺利。”李维汉秘书长说，“我代表周总理和政务院欢送大家......农民运动有过分的时候，应当纠正，但不应在敌人---地主面前泼冷水，对农民运动加以阻拦，只能在自己内部加以注意纠正。”(未完待续)

杜雅萍

数日后，日记作者到达兰州。先是听取西北军政委员会韩副主任关于土改工作计划的报告，又听取了中共甘肃省委书记张得之关于甘肃地方情况的介绍、皋兰县委关书记关于土改试办情况的介绍、皋兰县长关于农村情况及特点的介绍、水川区区长关于水川区社会情况的介绍。11月16日晚召开当地农会常委扩大会议。17日召开村干会，随后又召开村民大会，宣传土改政策。
　　 由于事先得知“村干部不一定可靠”，11月18日于是工作组就去找雇农了解情况。“看到一汉在铲土打墙，经了解确为贫雇农，但他耳朵聋，说话听不懂。”无奈之下，工作组又到原农会主任魏正琳家去。这个魏正琳狡猾的很，“他自己讲是贫农，但他家人口多，虽租一部分土地，但仍为中农成份。过去是农会主任，很能说。”工作组从魏正琳嘴里没能套出多少有价值的情况，于是决定次日去找“住在河边”的老婆子李氏。
　　 11月19日，工作组找到了这个老婆子。日记写道：“这老婆很泼辣，什么也说，但不是觉悟的人，对自己利益一针一线计较得很多，但也谈了几个问题：1、以前的农会不好，是包庇地主的农会。2、李秀是个老好，不能办事。3、果实分配不公，中农及干部得的多。”
　　 当日下午还开了个村民大会。“把地、富找来，向他们训话。第一个发言的就是罗某，下面是一个民兵队长刘某，以后就无人发言了。我讲了两句话鼓励农民讲，仍未见有人发言，到会的人也不多。.....由这会上充分看到群众的觉悟还差得多，必须更进一步深入发动贫雇农积极分子。”(未完待续)
　　 就在调查工作陷入僵局之际，情况忽然有了一点转机。11月20日这一天，工作组找到了几个贫雇农谈话，又与村长张寿福和十五组组长魏正金谈了谈。从他们的嘴里，工作组掌握了许多真实情况。日记逐一记下了这些线索，例如“农会分果实时压沙，有牲口的赚得多”，“地主打倒了，中农起来了”，“农会的帐目三年未清，群众什么也不知道”，“刘逸五（李国人的父亲）从前当过一贯道的坛主，已经跑掉，群众要求抓回来斗争”，“李文轩绰号‘李蝎子’”，“李文轩的父亲在春上被斗后追着别人的孩子打”，“李胜过去当过保长”等等。总之，群众反映的问题，一是农会干部贪污受贿、包庇地主；二是果实分配不公，帐目不清；三是成份划得不清。
　　 次日召开了民兵会议，工作组又获知一些情况。此时，工作组深切感到，“肯定骨干是目前的首要任务之一”，也就是说，必须尽快发展贫雇农积极份子。
　　 11月22日，工作组召开了积极份子座谈会。此日的日记只记载了会议发言的内容，如“我们要彻底翻身、打倒地主，必须整顿我们的队伍”、“先整顿农会，然后土改。”、“李生龙没收地主的土地私自拿到兰州去卖，开土产票时五人开一票，吃的果实叫他吐出来，把他押起来。”、“李胜任作估价委员将地主的东西估价很高，有好东西他先吃，坏东西砖瓦等留给我们，我们不要不行。”、“地主的干部我们绝对不要，像地主一样处理李秀、李生龙。”、“李生龙贪污手表自行车等，当叫他算帐后再处理，先扣留于农会。”、“逃亡地主刘逸五可能在中农王廷玉家，他们是亲戚。”尽管贫雇农积极份子反映了不少问题，但日记的作者仍然认为，这次会议“打不开情面，群众不敢发言”“会议人多，不敢说，个别谈话才可以谈”，“今后多开小组会，人少些”、且参灰者必须是“真正可靠的贫雇农”。(未完待续)

日记作者还写道：“我村发动群众现仍在初步阶段，现在只有少数积极份子，会议上也只有少数人发言，大多数贫雇农的觉悟还是不高的，发言不够积极，有些顾虑，团结教育差得多。今后除个别访问发动几个积极分子作为骨干份子外，还要配合大会，做好教育启发。”同时，还准备召开妇女座谈会，“利用妇女积极份子去串联”，要打消妇女“穿得不好怕笑话”和“怕不会说话”的顾虑。
　　 11月23日的日记中记载了群众反映的情况，如“李生慈，放高利贷”、“李胜构，坏人，不劳动，地主狗腿，二流子”等。当天晚上，“由张居亭召集了十六、七组的可靠贫雇农会议，到会二十余人.....较前次会议热烈了许多，有了不少积极分子，也有几个可以作为骨干份子。”这次会议，主要讨论整顿干部队伍的问题，这些积极份子反映，“去年李秀结婚，地主给他送礼”、“李秀还是穷人，可以改造，叫他检讨错误，不能和李生龙一样处理，可留职使用”.....
　　 此后数日，工作组照例召开各种小组会、贫雇农妇女座谈会，群众反映的问题很多。由于日记的字迹潦草，外人很难理清所记录的内容。（未完待续）  
在充分听取了广大贫雇农的意见之后，工作组开始着手改组已经不能代表农民利益的农会。11月26日召集了全乡骨干份子会议，讨论对李秀、李生龙、魏正宽、李生仁等人的处理意见。晚间还召开全村农民大会，同样讨论这些人的去留问题。“群众意见很多，会场很热烈，每个人都发了言。”
　　 这一天的日记还写道：“会上有个青年魏正国，以前发言很多，现在很少发言，有人说他受了魏正宽的影响（堂兄弟），他是副村长，民兵小队长，贫农出身，很可以培养，必须对他加以教育。”“魏正金这人很滑，过去当过兵，现在可利用，将来不可重用”“张巨厚的母亲对我们好得很，她说‘你们帮助我们翻身，我对你们就像我自己的孩子一样，吃饭也想起你们是不是吃好了，冷了也想起你们是不是冻了。’”
　　 11月27日召开全村妇女大会，“我讲了下妇女参加土改的意义和必要性，参加诉苦、公议和监视地主等工作”，“大部分妇女仍是不说话的，此地妇女工作没有基础，妇女对政策了解太差，但还不算太封建，也有唱歌扭秧歌的，据说此地妇女多不够正派。”当晚，召开全村农民大会，讨论新农会、乡政府候选干部。
　　 次日，天空降下一场大雪。全村举行了民主选举，从16名候选人中产生了13名新农会代表。“选举大致是成功的。有些好的代表仍然继续当选，有些不太管事的代表这次就落选了。选举时我村全部选的贫雇农，没有中农代表。”“我们这样打倒旧的重选新的有好处，并不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因原来好的干部仍然继续当选了，只有那些坏的和不中用的才落选了。” (未完待续)

杜雅萍

　　 一切准备就绪，该对“坏份子”下手了。11月29日，“我们召开全乡农民大会，听原农会干部作检讨，群众情绪很热烈，当场就将李生龙、李生仁扣押起来。”“我们原意只扣李生龙，但群众要求将李生仁也扣起来，我们也没办法。李生仁只是检讨不够，他的错误只是贪污，并不像李生龙是地主的狗腿，但他不承认错误，群众也就不放过他，只好扣起来。”但晚间召开代表会议，还是决定“将李生仁取保放回，另外两个转移财产的较小地主和烟犯也叫取保放回，以便分别对待。”
　　 次日，新当选的代表到各村去酝酿新干部，并了解本乡地主情况，“准备先逮捕几个大的”。根据日记记载，“最恶霸地主魏吾兹已枪毙了，李文宣逃跑后已捕获押了起来，刘逸五也已跑掉，李明真正在装死，朱振甫也已押了起来，李济川现在兰州（李金山的大弟，在南京上过大学，现在兰州市府民政科），现在只有李颢，他尚未发现人命案件，也不好逮捕。”
　　 12月1日，全乡代表会上继续让旧干部检讨，晚间各村开会酝酿新干部。
　　 “旧干部处理后，群众基本无甚意见”。11月2日晚间全乡代表会时发生了一场争吵，安顺村和均安村的代表争吵起来，“宗派关系暴露出来了”。“当时史国衡同志着了急，就上去讲了半天，暂时不吵了”。日记作者感慨道，“我们培养的骨干也不能完全起到骨干作用，证明我们对贫雇农的思想教育工作是差的。”
　　 12月3日举行农会委员选举，产生了16名委员和农会主任、副主任。晚间开全村农民大会，由代表们报告选举结果。
　　 次日，新委员和工作组一起学习如何划分阶级。饭后，“我们到乡长李和森家看了看。在旧农会里，我们的两个乡长还是比较好的，但他们因为不当家，管不了事，所以也不敢说话。”
　　 在看望过程中，李和森谈起，“在地主里面最凶恶者就是李济川，李济川是李金山的兄弟，曾经在南京上过学，徐州战役后飞回兰州，到家就开始转移分散土地和财产，自称是地下党员，家里制了两面旗，一面是国民党旗，一面共产党旗，准备谁来了欢迎谁。”
　　 谈话中还得知，李济川“勾结中统特务李生钧等，在解放后仍私自开会，散布谣言。解放时，他买了一支枪，至今未交，给他带枪的人是现在的民兵队长，曾经作过土匪，在外乡他们曾枪杀一人。李济川作过区委，现在兰州民政科。减租时，他来到此地，将原来的农会打倒，成立了地主的农会。前六、七天，李金山就说：‘你们不过再待上七、八天了’。打倒旧农会后又说：‘鸡拉屎还能滑倒了人？’农民敢怒而不敢言。”
　　 “李济川成立的农会把地主狗腿崔玉才（绰号崔长官）、李生龙等都安上去，操纵农会，欺压农民。假出布告---准许土地买卖自由，农民因此而损失财产约两万斤棉花。李济川不但是蒋湾乡的恶霸，也是水川区的恶霸，必须将他拔掉，才能打倒封建势力。”
　　 工作组得此信息，立即写信到兰州，“将他（李济川）看起来，将来要斗他”。（未完待续）
　 12月8日晚，全乡代表大会通过了由人民法院逮捕李颢、李金山、李生钧、李明真、李瑞亭五个不法恶霸地主的决定。各村都召开了全村大会，给地主训了话。
　　 9日，重新划分阶级成份的工作开始进行。除原有地主李生发、李泗铭、刘逸五外，有划出了李文五、李天衡、李天瑞及破产地主刘济强等。举行了群众诉苦会。
　　 10日，恶霸地主李文五被逮捕。开全村大会，村民面对面地划阶级。
　　 11日，地主李明真（已逮捕）的老婆“长嘴皮”上吊自杀。”（未完待续）
　　
　　 12月17日这一天，“窦主任和史同志都到区上开会去了，我们几个人就召开斗争大会，斗争了‘活阎王’李瑞亭、李生发，‘麻本子’李明礼和李金山四个人”。
　　 斗争时，“群众情绪非常高，所有这些地主都被农民捆着上去，也都被农民打了，群众受的苦太深了，并不是他们不愿意遵守法令。”
　　 一个小姑娘泣不成声地诉苦道，她的母亲被“麻本子”李明礼用锤子打死了。母亲死时，她只有几岁。“过去的苦是咽在肚子里的，今天诉苦时气愤得去打麻本子的嘴巴，旁边的老乡没有一个不下泪的。”
　　 晚间开检查会时，“大家都说，‘斗争会开得太好了’。讨论到打人时，大家说‘该打’。讨论明天还打不打时，群众说‘没准儿’，‘不敢保证’”。（未完待续）   
　 12月18日，继续开斗争大会。斗争对象为李文轩、未振英和李文五三人。
　　 李文轩的罪状为：1、高利款剥削，饿死了一家人；2、出假布告，准许土地买卖，严重损害农民利益，使农民损失二万余斤棉花；3、克扣工资；4、打骂农民；5、打倒农会，成立地主的农会，将狗腿崔玉才、李生龙选进去，欺压农民；6、扣押农民；7、霸地不给，饿死十一口人；8、私刑拷打农民，私设公堂；9、大量分散财产；10、畏罪潜逃。
　　 未振英的罪状为：1、高利盘剥，欺诈农民，18年饿死农民二人；2、打骂农民；3、放高利贷，以‘万太详’为铺子，剥削农民；4、私设公堂。
　　 李文五的罪状为：1、当保长时吊打农民十余人；2、欺压农民，克扣工资。
　　 当日的日记中写道：“群众不断进行控诉，彻底打倒了地主阶级的威风。”
　　 12月19日，组织了没收、保管组，分金银、棉粮、衣布、家具、农具、牲畜等部门。
　　 12月20日，开始没收地主财产，首先抄了李明真等两家地主的家。日记作者写道：“第一次进行的慢，也不够彻底，给地主留的东西多些，底财也未找出多少。”
　　 此后数日，主要工作是没收地主财产和并将没收的土地、房屋、粮食、衣物、农具等分配给农民。
　　 到12月24日，日记作者记道：“没收工作基本上已经结束，守法地主只有几家，这还是我们区别对待的结果，他们不敢转移，另外的地主大部分是空空的，也发生了吊打现象，追回一点底财。如李明真家里，自从李明真一死，他大婆子自杀后，家中空空无一物，魏汝滋枪毙后底财也找不回来了（他儿子转移的一部分埋在坟地已经追回）。群众没收也有些过火，和扫地出门差不多，主要还是因为地主过去太恶，或大量转移财产所致。有些地主家中有劳动人，本应区别对待，但没收时差不多也没收光了，今后分配当中还要注意这一问题。” (未完待续)  
12月25日日记写道：“各村把地主草料没收，没收工作已经结束。”
　　 次后数日的日记内容均为发展共青团组织的进展情况。
　　 12月30日，日记中又出现了有关斗地主的内容，如：
　　 “开斗争大会时，一个十三、四岁的姑娘指着恶霸地主麻本子李明礼哭诉母亲被打死的经过，四周的群众都哭了。姑娘打麻本子的耳光，一下一下的，可惜力气太小，群众恨不得也上去打他。妇女主任陶淑琴、乡长李和森在整个哭诉时期，眼泪都未干过，他们悲痛地喊着口号，千百人的拳头随声举着。麻本子跪在人民的面前，他的恶狼威风一点也没有了，他受人民制裁的时候到了。”
　　 “大会上，一个老乡诉完苦后，指着某恶霸地主：‘我想打你一个饼罢，还嫌我手疼呢’。另一个老乡诉着未振英的苦，‘十八年闹灾荒时，我把地当给你，去粮时你不给，把我家饿死两口人！你们老财狗日的就是这么发财的！’拧着未振英的耳朵转了几个圈。”
　　 “一位老乡哭诉着某地主：“你呀！把我害得好苦！**年我家几口人被你害死了！你该死呀！.....”记录的人听不清了，下来后问他诉的啥苦？他说：“没啥，我诉得歹么！”
　　 “某地主刚拉上来，捆帮扎紧，民兵扶着，刚还没跪下，一位老乡跑上来，一脚踢翻在地，按住就打。干部拦住，‘缓缓再打，别生气！’他诉完苦了，有人问他：‘你苦并不大，为啥使那大劲打？’‘我打他的威风么！’”
　　 斗争大会后，几个贫雇农的孩子，七八岁的，十来岁的，组织了另一个斗争大会：谁是工作队，谁是干部，谁是民兵。谁是队长.....，把地主李泗铭七八岁的儿子拉来，跪下，儿童们一个个来诉苦。‘某年某年我妈给你拔粮食，一个工资未给，是不是？’一边用手指戳着小地主的头。晚上我问他：‘斗的谁呀？‘泗铭哪！’’（未完待续）

吹笛在湖北

1951年。1951年。195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