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智峰：从政治高层跌落——读《杨尚昆日记》

亚平

杨尚昆长期做中央办公厅主任工作，他的日记（目前出版的是1949——1965年）反映了他的个人生活和中央高层的情况，尽管由于保密的需要，他对很多事情的记录是简洁的——往往都是某某来谈话之类，至多加上句“很重要”——但也透露了不少很珍贵的信息。
    其一，看电影。
    杨尚昆酷爱看电影。读他的日记，几乎每天都有看电影的记录，很多写出了片名。在50和60年代，他能够看大量的英国、美国、香港等国家的电影，应当是凭他的高级干部的级别和特殊的位置才可以作到的。我没有统计他在日记期间看了多少部，但在工作不很忙的时候，几乎是每天晚上看一部才休息，有的时候还要看两部，有几次是在行进的车中看的，可见他酷爱电影的程度。许多电影他还写下了评语，如“很好”之类，对于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影片，有时的评语是“很黄”“很暴露”，对于60年代苏联的一些影片评语是“很坏”，“十分恶劣”。
    这反映出杨尚昆鲜明的个性，是个直爽的人。电影之外，戏剧也很喜欢。他经常到外地出差，到了哪个地方，就看那个地方的地方戏。
    他看电影如果在北京都是在家里，或者办公室。后来也去外办或者中宣部看，看了不少当时反共和反华的以及所谓“资产阶级人性论”的影片。
    在那个年代来说，这是高级干部的特权，就和高级干部可以阅读《金瓶梅》一样。
    其二，读书。
    他看书不多，自己也经常检讨自己应该多读书，所以日记中关于读书的记录不多。他爱读《明史》，1949年1月，在革命胜利即将进城的那个除夕之夜，他的家人都不在身边，杨尚昆“独坐斗室，无限寂寞，夜读明史，辗转不能成寐，一切均涌上心头。”1954年2月，在中央批判高岗、饶漱石的高潮中，他再次“夜读明史”。也许是明代激烈的政治斗争使他有所启发吧。
    他也读毛泽东的著作，从中领会主席的思想和工作方法。
    1964年，在中苏交恶的背景下，一些揭露苏联社会政治黑暗面的书籍在一定的范围内介绍到国内来，杨尚昆读了一些有影响的著作，如他在该年1月27日读完了托洛斯基的《被出卖了的革命》，3月8日读完《震撼克里姆林的十三天》，3月14日读完《苏联政治的钥匙》，4月17日读完《苏维埃人剖视》。这些作品之所以在那个时候介绍到中国，也和当时毛泽东的思想变化有关，那时，他已经认为国内的干部和党内有了官僚阶层，变质了，和苏联一样，有变修的危险，他在思考如何解决这个大问题。
    无论电影还是读书，反映出尽管那是个冷战的与西方隔绝的年代，中央高层领导的视野还是相对全面的。他们不但有机会更多地到全国的各个地方去了解真实的情况，掌握全局，也有机会和渠道了解国外的思想动态，而普通的民众的视野则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不能不是片面的甚至是盲目的。这一点在今天尽管有了很大的变化，但基本的格局还是那样。
    其三，工作。
    杨尚昆的工作极为繁杂，负责主席和中央领导如刘少奇、周恩来等交办的事项是他的本职，此外，办公厅职能范围相当广泛，从日记看，涉及到重要文件的起草、重要社论的修改、毛泽东文稿的编辑、重大的外交活动、中央领导的安全保健、重要会议的组织安排、重大的人事任免等等，日记中记录他经常打电话和见面谈话的有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彭真、王稼祥、胡乔木等，各省各部委的首长来见面谈话的就更多了，几乎每天都有安排。
    如此之多的工作，忙碌成了经常的，他一般都是夜里2点多才休息。礼拜天加班也是家常便饭。
    这反映出党的工作范围和职能的广阔和无所不在，政治、经济不必说了，文艺和理论方面的论争都有中央办公厅的参与。
    杨尚昆还承担着在主席与一些受到批判的党内元老如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王稼祥等之间传递信息的职责，大约在受到批判之后，当年一起出生入死的革命战友失去了见面的机会，只能通过中间人了，杨一方面向他们传达主席的要求和指示，一方面把他们的意见和要求或者信件反映给主席和中央。
    其四，压力。
    杨尚昆的工作是谨慎的，这从他的日记的简洁就可以看的出来，他只记录了和谁打电话，和谁见面，和谁谈话，只此一句，再无一点具体的内容。
    尽管如此，临近高层，风云变幻莫测，为主席服务还是出现了差错。只有在这时，他的日记才真实记录了他内心的感受，那种着急的慌乱的心态令人感同身受。
    1961年4月，他正在白洋淀视察，26日的晚上，中央来电要他次日回京，原来是“窃听事件”发生了。他的心情是沉重的，日记写道“脑子中很乱，整夜未睡好。”回到北京连续谈话处理这个问题，一直到4月30日还是“心情紧张，极易疲乏。”
    1962年7月，党内出现了主张农民包产到户的思想，主要是邓子恢，一向谨慎的陈云甚至提出了分田到户的主张，这些思想激怒了毛泽东，7月18日傍晚，正在听刘少奇讲话的他，被毛泽东叫到中南海游泳池谈话，批判了他们的思想，晚上杨奉命向周恩来传达主席的谈话内容，他感到一场新的政治风云来了，“我感到事态很严重，十分不安。”连写了三个感叹号。7月20的日记还是“今天心情很不好，不安已极。”尽管这次事件没有涉及到他，但日记里体现出的政治斗争的火药味和紧张程度还是令人惊心动魄。
    1965年9月，毛泽东已经对他的工作不满意了。9月3日，汪东兴来谈话，可能透露出主席的意思，他“下午午睡不好，心情烦闷，不安！”9月8日，成立办公厅党委，汪东兴任书记，实际上等于夺取了他的权力。9月9日，“下午起精神十分不好，胸口发闷，坐立不安，周身发软。”10月29日的日记，杨尚昆写下了“永远不能忘记的一天。”这天上午，周恩来、邓小平、彭真三人和他谈话，传达毛泽东的意见，免去他中办主任的职务。这是对他的重大打击，他写到“这是一次不寻常的谈话，十分值得记着，永远不要忘记。”谈话之后，他的心情是激动的，“中午未睡好，下午也忐忑不安。”10月30日，“心情不安，什么东西都看不下去”。10月31日，“整天没有精神，无心看什么。”11月9日，他去北京医院检查身体，并给主席写了信，检讨自己“没有把工作做好，还犯了错误，辜负了主席和中央同志的期望。”11月10日，他和主席谈话的当天，中央正式下发了免去他主任职务的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