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伐林：汪精卫的女儿女婿细述往事

李旧苗

离纽约不远，一个林木扶疏的老人公寓里，住着一对华人夫妇。美国邻居们不会想到，这两位耄耋老人有一重在华人看来比较敏感的身份：他们是汪精卫的女儿汪文惺和夫婿何孟恒。
    汪精卫与妻子陈璧君共生有六个子女，除了第五个夭折，其余都很长寿。这些子女多将往事尘封在心底，讳莫如深，唯一肯谈家族掌故和个人身世的，只有汪文惺夫妇。因为住得不远，笔者曾多次登门拜访，听他们细述大半个世纪以来的家国风云。
    长女曾在农场卖花
    汪文惺老人已经95岁了，她出生在法国。汪精卫在辛亥革命成功后与陈璧君结了婚。他不肯当官，说推翻了帝制应该好好学些建设本事，夫妇俩与几个反清生死之交一起到法国留学，1913年春在那里生下儿子，1914年底又生了老二，即汪文惺。
    汪文惺是个早产儿，生下来只重三磅（约合1.3公斤），医生认为她随时可能夭折。后来，汪精卫夫妇回国协助孙中山，投入到跟袁世凯的较量中，看护女儿的责任，就交给了和汪精卫夫妇一同到法国留学的方君瑛、曾醒。
    汪精卫最信任的人，就是方君瑛、曾醒这几位。方君瑛是中国第一个在欧洲获得数学学位的妇女，曾醒是方君瑛四哥的遗孀，在日本留学时，参加了同盟会。他们三家关系密切。汪精卫长子名为“文婴”，就是为纪念方君瑛（婴、瑛同音），而汪文惺的得名，则是为纪念曾醒（惺、醒同音）。
    在他们的照顾下，汪文惺不仅没有夭折，后来还出奇地长寿，迄今身体健康，拄着拐杖到处走，经常出现在华人社区的各种讲座、展览上，随身的提包里总是放着一本《红楼梦》。她的性格很有点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年过八旬时居然还敢骑马。比她小一岁的丈夫何孟恒，本来身体更好，直到92岁，才在晚辈的苦苦相劝甚至软硬兼施下，放弃了自己开车。今年因为胃部动了手术，才不得已坐上了轮椅。
    1931年，日本发动“九· 一八”事变，警醒了全国人民，尤其是热血学生。十几岁的汪文惺，正在江苏无锡念书，也与同学一起举着小旗，高呼口号，到南京国民政府门前请愿，要求抗日，要求惩治卖国贼。她懵懵懂懂，并未意识到自己怒火的对象，也包括自己的父亲——汪精卫那时担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
    1934年，汪文惺和何孟恒订婚，1939年两人正式结婚。抗战胜利后，他们在香港度过了30多个春秋，先是办了一个小花卉农场。何孟恒是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的毕业生，对于怎么让植物生根、抽条、开花，他有足够的本事。他俩回忆起那一段芬芳四溢的日子，还一个劲地乐。
    夫妇俩生了三个女儿，最初，汪文惺在家相夫教女，帮着料理农场事务。直到第二个女儿大点了，才出去学缝纫——这倒符合古话所说“男耕女织”的境界。然而，现实严峻：农场连年亏本，只好卖掉。何孟恒在小学教过英文，到香港人口登记局当过办理补领身份证的小职员，晚上则翻译英文小说赚几文稿费，还曾失业了10个月；汪文惺后来毕业于香港教育司教育训练班，在多所私立、公立小学任教，1970年退休。
    这个家庭度过了一段困难时期，直到何孟恒去香港大学植物系应聘，找到了与所学专业对口的饭碗，才算安稳下来。1981年何孟恒退休时，三个女儿已经先后赴美国留学、就业、成家，于是老两口也来到美国定居，一晃已20多年。
    替蒋介石挨了三枪
    汪精卫在政坛上大起大落，忽而上台，忽而下野，忽而远遁，忽而归来，不可能不影响到子女的命运。汪文惺夫妇经历的国事、家事像过山车一样令人头晕目眩、翻覆突变。两位老人晚年投入最多精力的，就是搜集、整理关于汪精卫的文物和史料。他们认为，汪精卫作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政坛风云人物，孙中山遗嘱的起草者和执行人，因其晚年行径“国人皆曰可杀”，致使其卷入的重大历史事件、牵涉的重要人物，以及折射出的社会内涵，很长时间在海峡两岸都成为“禁区”，没有得到深入研究。作为汪精卫的后辈，更作为许多事件的亲历者和目击者，他们有责任提供翔实可信的史料。在汪文惺帮助下，何孟恒写出了一篇篇回忆录，以及一部关于汪精卫与现代中国的专著手稿。
    比起担任过汪伪政权公职的哥哥汪文婴，他俩没有职务，回忆能够更超脱、客观；而比起弟弟妹妹，他们跟汪精卫的接触更多，史料更丰富。
    老两口首先谈到“刺杀”：“人们都知道，汪精卫的一生跟刺杀有‘不解之缘’。第一次是1910年，他谋划在北京银锭桥用炸药刺杀摄政王载沣，结果被捕，差点丢了性命，在狱中写出那首‘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那时，我们还没有出世。但是第二次，我们就赶上了。”
    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四届六中全会，开幕式后中央委员合影，秩序混乱。多疑的蒋介石临时决定不参加照相，也劝汪精卫不要出席。汪精卫觉得一、二把手都不出席说不过去，便参加了。合影刚完，一位摄影记者突然拔出手枪，近距离向正转身的汪精卫连发三枪，一弹射进左眼外角下颧骨，一弹贯通左臂，一弹从后背射向第六、七胸脊柱骨——就是这颗子弹，从此留在汪精卫身上，时时发炎，最终成为导致汪死亡的主要原因。
    枪声一响，众人慌忙躲避，只有国民党元老张继冲上去抱住刺客，张学良则一脚踢掉他的手枪。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当时担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她对闻讯赶来的蒋介石斥责道：“蒋先生，你不叫兆铭（汪的本名）干就讲明好了，何必下此毒手？”蒋涨红了脸有口难辩。
    经查明，刺客名叫孙凤鸣，激愤于中国丧权失地，便与几个伙伴密谋杀掉“卖国祸首”蒋介石。没想到蒋没露面，他们便对汪精卫开了火。
    何孟恒深受汪精卫信任，汪遇刺，他的司机第一时间驱车去接何。何回忆：“汪精卫被送上救护车时，虽然血肉模糊，但神智清醒。他用广东话说：‘阿杰（何的小名），不要怕，我没事，他们打不死我。’”汪精卫伤势严重，何孟恒就成了陪护，一到周末下课，便从南京赶去上海值班。
    我问：“汪精卫不是与张学良吵过架吗？张学良这次可救了他的命啊！”
    两位老人说：“是啊，父亲后来给二张各送了一支精美手杖表示感谢。不过，他与张学良的矛盾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救命归救命，原则分歧还是原则分歧啊。”
    “河内刺汪”疑点重重
    汪精卫第三次成为刺杀事件的主角，是1939年3月20日深夜。汪文惺夫妇这一次是现场亲历者。
    1938年12月，汪精卫夫妇带着汪文惺、何孟恒等人，从战时陪都重庆出走，经昆明到越南河内。蒋介石派人给汪精卫送去护照，希望他远去欧洲；同时又让戴笠派出得力部下陈恭澍率人前往河内行刺。那天深夜，刺客从后墙爬入汪的寓所，冲上事先判定的汪的卧室，用斧头劈开房门，向室内扫射。但最后打死的并非汪精卫，而是与他情同手足的秘书曾仲鸣。曾仲鸣是曾醒的十弟，其妻方君璧是方君瑛的十一妹。
    这次海外行刺，国内有过很多报道，行动组长陈恭澍也发表过长篇回忆录。但各种描述出入极大，陈说行动组只向汪精卫开了三枪，而有史料却说：“自动枪猛烈扫射，曾仲鸣身上中弹累累，连方君璧都中了四枪。”尽管对经过说法不一，但公认：刺客之所以失误，是因为方君璧刚来河内，于是汪将自己的卧室让出，才使他们当了替死鬼。
    没想到，这种“公认”遭到了汪文惺夫妇的断然否定。
    史料上说他们住的是“高朗街27号”，但何孟恒指出，他们住在高朗街25号与27号——是两个相邻、每层彼此相通的三层洋房。当年，汪精卫搬过几个住处后来到这里，汪文惺与何孟恒也是在这所洋楼结的婚。二老拿出他们画的住房格局示意图：两套房屋的一楼和二楼都是客厅、饭厅，住着亲戚、司机、卫士、厨师等十多人；27号三楼临街的前房，是整个洋楼最整齐的一间，原打算当作新房，摆着新家具；后房住着孙中山已故助手朱执信的女儿和曾仲鸣夫妇的长子。25号三楼临街的前房，是汪精卫夫妇的卧室，后房住着正度蜜月的汪文惺夫妇。
    我追问：“汪精卫夫妇没有住过你们说的‘最整齐’的27号三楼前房？”
    他们异口同声：“没有，他们从来没有在27号三楼前房住，搬进来后一直住25号三楼前房，从未移动。汪精卫连写文章都在自己卧室。”我又问：“曾仲鸣夫妇住进来之前，这间房没人住？”他们说：“没人住，只用来见客而已。”
    这让笔者不解，有史料记载，当时的刺杀行动组还租了街对面的楼房，从顶层用望远镜观察。“那么刺客从外面监视，应该看得见这临街的是一左一右两间房？”我问。二老回答：“这栋洋楼的前面没有楼房，相邻楼房是在右侧，如果他们从那里观察，只能从侧面看见27号前面这间房。”
    他们回忆：1939年3月20日晚，大家11点左右回房就寝。没多会儿，就被“砰砰砰”的声响惊醒。何孟恒起床走出房门，见汪精卫也正开门张望。
    何孟恒感觉不对，朝岳父轻声说：“回房，不要出来，我去看看。”他把妻子也推进岳父岳母的房间。
    何孟恒没穿鞋，走起路来无声无息。他沿着楼梯往下走了几步，“砰砰”声又起，他确信无疑：是枪声！往下望，见走廊灯亮着，二楼后面两屋相通的门口忽然伸出一只手，摸索到墙上的电灯开关，一下把灯全关了。何孟恒一怔，马上缩身回到25号前房，关紧房门，四个人背靠墙壁坐在地下。
    屋外枪声大作，夹杂着脚步声、敲击声。何孟恒悄悄走近阳台张望，看见对面十字路口街灯下有一人正向这边跑来，他立刻闪避，以免被发现。一会儿，没动静了，何孟恒再出门探视。他推开27号前房的门，来到床边，一伸手就摸到地上一滩厚厚的鲜血……
    两位老人后来拼合出事情的轮廓：“估计三四名刺客从后院越墙进入，一名卫士闻声出来看，遭到枪击；另一个跟出来的随从，俯身躲在汽车后面，也被扫射；刺客上二楼，用手电照到有人出房门关电灯，立即就是一排枪；三楼曾仲鸣和朱执信的女儿出来看，刺客已逼近，他们急忙一起退进前房（即曾仲鸣夫妇住的房间），锁上房门。刺客用利斧将门扇劈开一个洞，把枪伸进去扫射。朱执信的女儿蜷在门侧死角，逃过一劫，子弹都打在了曾、方身上。刺客原路撤离，丢下胶鞋、手套和两排未用过的子弹。”
    “汪精卫不是有卫士吗？你们没有武器？”我问。何孟恒回答：“手无寸铁。当时越南是法国殖民地，法国当局说，除了法国人，谁都不允许有枪。”
    汪文惺夫妇说：“曾仲鸣代汪精卫而死，这件事对汪的震撼很大。曾一直称汪精卫为‘四哥’，两人亦师亦友。他16岁随汪精卫赴法国留学，在国民党四大被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后担任过行政院秘书长、铁道部次长、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副秘书长等职。
    何孟恒说，很多问题难以解释：“国民党一号人物派人出国暗杀二号人物，任务非同小可，应该志在必得。派来的据说是复兴社的高手，潜伏、监视多日，却组织得一塌糊涂，破绽百出。他们买了汽车在门口过去过来地观察，却不买望远镜，根本没有弄清我们各人的住处，连我们不只住在27号都一无所知。”
    何孟恒还指出，陈恭澍明知道行动组成员唐英杰，此前被派到天津就闹过笑话，却将成败攸关的侦查任务交给他。行动失败，陈恭澍声称做好了“交付军法审判”的思想准备，然而回到重庆，失误却“一风吹”，照样受到军统重用。
    五子女的下落
    汪文惺夫妇还向笔者谈了很多内情：关于汪精卫出走重庆的经过，关于汪精卫之死的细节，关于汪精卫许多诗词的写作缘起……最为重要的，是他们订正了汪精卫五个子女的准确信息，以廓清时下种种失真的传言：
    长子汪文婴，1913年出生。曾留德学习政治经济，后在汪政权军事委员会第三厅担任军需处长。现居美国加州。
    长女汪文惺，早年在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学习，曾在香港多所小学任教。退休后定居美国新泽西。
    次女汪文彬，1920年出生。曾任印度尼西亚政府医药部门高级主管，后在印尼隐居当修女。
    三女汪文恂，1922年出生。早年为父亲整理文稿，曾任香港大学教育系教授，2002年病故。
    次子汪文悌，1928年出生。毕业于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在香港从事桥梁建筑，多次应邀回内地开展合作项目。
    笔者在汪文惺寓所墙上，看到一幅两代人合作的字画，汪文惺画了村童牵驴；何孟恒补上了山影树色；而上方，是汪精卫手书一首五言古诗，看似轻松诙谐，却饶有深意：
    “驴为哲学家，负重无不可。四足已蹩（bié xiè），一背仍磊（kē）。怡然逢孺子，引手释所荷。牵曳就刍秣，目动两颐朵。长劳得少息，此乐吾亦颇。泉声如引睡，芳草随所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