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光：金日成的大清洗

亚平

还在朝鲜战争期间，金日成就对威胁到他的干部进行清洗，经过1956年对莫斯科派和延安派的排挤和打击，到1958年形成了金日成一统天下的局面。
    1945年12月苏联占领当局逐渐把以曹晚植为首的地方民族主义者排挤出政治舞台，扶持金日成上台，并联合来自苏联的朝鲜族干部代表许哥而以及来自南方的朝鲜代表朴宪永、朴正爱等，建立起亲苏的北朝鲜政权。
　　以金日成为首的游击队派虽然人数不多，但占据了主导地位；莫斯科派(来自苏联的朝鲜族人)和南方派(或国内派)虽势力较小，但个别领袖人物在党内也很有影响力。延安派成员则多为军事领导干部，在朝鲜战争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
　　还在朝鲜战争期间，那些对金日成的地位和威信构成威胁的各派领导干部就开始遭到清洗。矛头首先指向掌握着军事实权的延安派。1950年12月，武亭因平壤失守被罢免，不久朴一禹、方虎山也相继被贬和被捕。随后轮到莫斯科派干部。1951年11月，莫斯科派中最突出的人物许哥而因与金日成意见不合，被开除党籍，虽在苏联的干预下保留了副首相的职务，但最终还是受审，被迫于1953年初自杀。1953年8月，以李承烨为首的一大批南方派干部受到法庭审判，罪名是美国间谍、破坏南方革命力量和企图颠覆共和国。此案矛头实际上针对的是早在半年前就被捕的南方派首脑人物朴宪永，两年后，最高法院便以间谍罪判处朴宪永死刑。
　　经过一连串的内部争斗，劳动党内各派终于都归附金日成麾下，朝鲜停战后不久形成的新领导班子，不仅增加了游击队派的金一，还有延安派的金料奉、金昌满，莫斯科派的朴昌玉、朴永彬，甚至南方派的朴正爱。然而，分歧和矛盾只是在高压下暂时消失，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
    清洗莫斯科派
    苏共二十大以后，在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风潮的影响下，朝鲜劳动党内的不满情绪再次爆发出来。1956年3月19日，金日成收到苏联使馆送来的赫鲁晓夫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表示将认真贯彻到劳动党实际工作中。但真实情况是，在第二天中央全会学习苏共二十大的材料时，除了从莫斯科回来的崔庸健做报告外，只有金日成、外相南日和宣传部副部长李一根三人发言。谈到个人崇拜问题时，金日成专讲南方党员对朴宪永的崇拜，而对朝鲜劳动党内严重存在的对他个人的崇拜现象，如全国各地都建立了他的纪念碑，到处可以看到他的肖像，电影、歌曲、著作都在歌颂他的英明等，却只字不提。
　　1956年4月23～28日，朝鲜劳动党召开了第三次代表大会。大会的主要目的是进行人事调整，进一步消除反对派的势力和影响。会议既没有讨论人们议论纷纷的党内个人崇拜问题，也没有消除前一段广大干部对人事处理的不满情绪，甚至也没有研究人民普遍关心的经济困难和生活问题。金日成的长篇报告，除了赞扬朝鲜的政治地位和经济成就外，就是反复批判朴宪永等南方派领导人以及其它“分裂党的宗派主义活动”。
　　三大对中央委员会进行了大规模调整，以保证对金日成的忠诚和支持。在71名中央委员中，新选43人，上届保留下来的只有28人，在45名候补中央委员中，新选43人，保留的只有2人，会议期间，在报纸和发言中对金日成的颂扬反而愈演愈烈。积极追随金日成的劳动党副委员长金昌满指出：“我们党内没有个人崇拜现象”，过去出现过的，就是“在南方对朴宪永的个人崇拜，在北方对许哥而的个人崇拜”。同时警告大家，“关于现在我们党存在个人崇拜的言论不仅不能巩固、反而只会削弱我们党。因此，谁要发表这样的言论就处分谁。”
　　这次会议的人事调整主要是针对莫斯科派的。金日成提出，有一些从苏联回来的干部已经接受了朝鲜国籍，又不愿放弃苏联国籍，为什么还要选他们当中央委员？结果，这些人全部被排除在候选人之外。在代表大会后召开的中央常务委员会会议上，金日成又针对莫斯科派干部经常光顾苏联使馆的情况，特别强调了保守机密和加强纪律的问题，并规定从即刻开始，与外国人的一切联系必须通过外交部和外贸部进行。
　　既然斗争的矛头主要是指向莫斯科派，因此对延安派显得十分宽容。也是在这次常委会议上，金日成主动提出了朴一禹的问题，他决定：朴一禹理应予以释放，但目前暂不执行。对于延安派干部李相朝的问题，金日成也没有追究。李在战争初期曾作为金日成的代表驻在北京，这次是从驻苏大使任上特意回国参加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会议期间，他曾两次给主席团写便条，建议讨论劳动党内部存在的个人崇拜问题。李提的建议非但没人理睬，还差点被撤销大使的职务。后来元老金枓奉出面找金日成，表明自己的不同意见，风波才算平息。
    延安派在行动
    李相朝回到莫斯科，立即于1956年5月30日约见了苏联副外长费德林。详细报告了劳动党内的不正常情况，并强调对金日成的个人崇拜实际上笼罩着整个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缺乏集体领导，所有事情都由金日成个人决定。对金日成的吹捧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朝鲜人民革命博物馆变成了金日成个人事业的历史博物馆”，甚至传说“金日成在儿童时代就已经开始领导朝鲜人民进行反抗日本的解放斗争了”。李相朝强调，苏共中央必须尽快在思想和政策方面帮助劳动党，特别是帮助金日成克服他那些危险的错误。
　　6月8日，副首相崔昌益也秘密地单独约见了苏联大使。崔说：劳动党内领导干部的任用既没有照顾到来自国内、中国和苏联等各个方面的干部，更不是任人唯贤，提拔的都是那些没有文化、没有经验却专门会溜须拍马、阿谀奉承的人，这也是造成严重个人崇拜现象的原因之一。崔昌益同样强烈要求苏共中央帮助改变这种状况，并希望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能向金日成提出必要的建议。崔说，对于苏联的建议，金日成一般都会认真对待的。劳动党内的反对派寄望于从外部对金日成施加压力，莫斯科的表态在很大程度上对他们在八月全会发起反对金日成的进攻，起了刺激和鼓励的作用。
　　在朝鲜劳动党三大期间及以后，金科奉、崔昌益、朴昌玉、朴义琓、徐辉、尹公钦、金承化等一批领导干部对党内的个人崇拜状况、干部政策和经济方针感到不满，他们希望在8月即将召开的中央全会上揭露和批评这些错误。
　　8月初金日成回国后了解到这种情况，立即采取了应对措施。一方面，金日成、南日、朴正爱等人频繁与苏联使馆接触，一再表示完全接受莫斯科的批评，同时指责这些反对派人物对抗党的方针并煽动不满情绪是“反党”行为。另一方面，金日成等人又分别地、反复地找一些有不满情绪的干部谈话，采取威胁、利诱等手段分化瓦解反对派队伍，如说服金科奉放弃撤换干部的主张，迫使朴义琓采取中立立场，派遣金承化去莫斯科学习等。此外，还使用警察手段监视反对派干部，对他们的司机、保姆进行审问，并急召出访的内务相方学世回国布置防范措施等等。
　　经过一番努力，金日成取得了主动权。苏联不同意反对派关于撤换一批领导干部的核心主张。苏联还表明了不干预朝鲜劳动党内部事务的基本立场，这更让金日成感到放心。于是，在8月21～23日召开的常委会议上，虽有一些不同意见发表，但最后的结论是：中央的路线是正确的，犯错误的主要是许哥而和朴昌玉等人，对此“中央常务委员会将采取措施来予以清除”；根据目前调查的材料，没有理由对党的领导干部进行撤换。金日成提出党内“存在着派别和宗派活动残余”，号召全党加强警惕并与之斗争。
　　8月30～31日，朝鲜劳动党召开了中央全会。第三个发言的是延安派干部、贸易相尹公钦，他以“愤怒的揭发式语调”批评党内存在的错误倾向。尹的发言被多次打断，并淹没在一片反对声中，二号人物崔庸健甚至站起来大骂，会场一度陷入混乱。崔昌益起身想发言，为尹公钦辩护，但没有得到讲话机会。面对如此局面，中午休会的时候，尹公钦与工会主席徐辉、文化部副相金刚、建材局长李弼奎悄悄离开会场，潜往中国。
　　在以后的会议中，除崔昌益、朴昌玉表示赞同尹公钦的意见，几乎所有的发言都指责这种“反革命和反党”言论，并对上述几人的“错误”或“罪行”展开了猛烈抨击，崔昌益被说成是反党集团的首领和思想家。第二天的会议做出决议：开除尹公钦、徐辉、李弼奎和金刚四人的党籍，解除崔昌益中央常委的职务，解除朴昌玉内阁副首相和中央委员的职务，上述问题均移交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审查。不久，朴昌玉被迫到东海岸一个小型锯木厂去当厂长，而崔昌益则被任命去负责一个养猪场的工作。会后，整个国家陷入大规模的搜捕和强力清洗之中，呈现在全体党员群众面前的情形似乎是“一小撮对党和国家领导人不满的人策划了宫廷政变式的严重密谋事件”。9月1日，金日成到苏联使馆，崔庸健到中国使馆，分别通报了全会情况和所做决议。
    毛泽东的态度
    9月3日，朝鲜政府正式向中国外交部通报，有4名朝鲜公民在安东地区越过朝鲜边境并被中国边防军截获，请求中国政府将上述人等遣返回国。乔晓光大使代表中国政府当场答复：这些人并非普通越境者，强制性将其遣返是不可能的。显然，中国政府此前已经确定了自己的立场，而莫斯科的态度就比较谨慎了。
　　为了平息党内的不满情绪，同时也争取莫斯科的同情，金日成立即对此前受到打压的莫斯科派干部采取了怀柔政策。9月14日下午，朴正爱召集从苏联返回的朝鲜干部开会，出席者约100人(占全部莫斯科派干部的2/3)。会议的目的就是宣布中央将改变对来自苏联的朝鲜干部的态度，并为他们平反。个中的道理很简单，因为这次斗争的主要矛头已经转向延安派了。从金日成等人向苏联报告的情况看，与8月“反党”事件有牵连的，主要是延安派干部，不仅活动主谋的崔昌益和徐辉，就连反对派中的最高层干部、党内元老金枓奉，都是陆续从中国回来的。据说，金日成曾讲过这样的话：参与政变阴谋的人都属于延安派。因此，金日成才会改变对莫斯科派的态度，集中对付来自北京的压力。
　　9月18日晚，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人与苏共代表团商谈了处理朝鲜问题的意见。毛在谈话中对朝鲜许多同志无辜被捕、开除、撤职的做法极为不满，并直接指出，金日成还是搞斯大林那一套，一句反对的话都听不得，谁反对，就杀谁。毛提出，中苏两党派人去平壤的目的，就是“劝他们团结”，“收回成命”，恢复反对派的党籍和职务。毛说，“我们要对金日成说，我们不是打倒你，而是要帮助你，但是你必须改正错误”，毛还对米高扬说，金日成对我们有情绪，不听中国的，这次主要靠你们了。米高扬没有明确表示意见，只说去谈谈看。
　　接着，中共领导人又与朝鲜代表团举行了会谈。毛一开始就指出，朝鲜在经济政策和干部政策方面的“问题很严重”，并通知他们，中苏两党决定派代表团明天早上去平壤，要崔庸健也一同回去，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帮助你们解决问题而不是要破坏你们”。毛还说，对于朝鲜劳动党的做法，过去就有意见，例如朝鲜战争，开始就提醒过金日成不应该打，后来又警告他敌人可能从后方登陆。国防部长彭德怀和情报部长李克农甚至质问：朝鲜战争到底是谁发动的？是美帝国主义发动的还是你们发动的？会谈中对朝鲜人的批评非常严厉，指责他们在干部问题上敌我不分，犯了“路线错误”，“党内充满恐怖情绪”。毛最后说，我们可以叫跑到中国来的同志回去，但回去一定要恢复他们的党籍和职务，把问题拿到党的会议上冷静地加以解决。
　　米高扬和彭德怀等人到达平壤后，首先找金日成单独谈话，经过两次深谈，金日成原则上接受了中苏两党的意见。9月22日召开的中央全会做出决议，承认八月会议处理问题的方法“过于简单”，同意恢复崔昌益和朴昌玉的职务，恢复出逃中国者的党籍。米高扬回到中国后表示任务已经完成，但毛指出：“问题并没有结束，而是刚刚开始。”果然在中苏代表团离开平壤以后，金日成不仅没有执行与米高扬、彭德怀达成的协议，反而继续对有不同意见的干部进行迫害，以至又有一些人逃到了中国。此外，关于释放朴一禹的协议迟迟没有结果，答应恢复尹公钦等人家属粮食供应的诺言也一直没有履行。尽管中国一再表示对于是否执行这些协议的结果非常关心，但朝鲜方面一直虚与委蛇，拖延不办。后来，波兰和匈牙利爆发危机，莫斯科和北京都去关注欧洲的问题，朝鲜的事情便暂时搁置下来。
　　1957年中苏之间的分歧逐渐扩大。为了加强自身的力量和影响，中共不得不对朝鲜采取容忍和友好的方针。在这样的背景下，1957年11月莫斯科会议期间，毛与金日成举行了会谈。金日成在会谈中强调朝鲜在法律上的独立地位，并向毛详细讲述了“八月事件”阴谋颠覆朝鲜政权的性质，取得了毛的认可。
　　回国后，金日成立即采取行动，进一步在党内进行政治清洗。八月事件中反戈一击的金枓奉这次也没有逃脱厄运，先是被开除党籍，而后遭到拘禁，最后被送往顺安农场进行劳动改造。随后被肃清的，不仅有延安派干部，还有对金日成不满的其他派系的领导干部金元凤、赵素昂等。就这样到1958年底，在朝鲜形成了金日成一统天下的局面，“八月事件”的阴影也云消雾散，中朝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