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继新：贝利亚的真面目

亚平

贝利亚曾经是20世纪30年代末到50年代初苏联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长期担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苏联内务部长的要职，手中握有生杀予夺的大权，是苏联政治舞台上显赫一时的重要人物。贝利亚还曾领导苏联原子能委员会，为成功研制原子弹做出巨大贡献，因此获得列宁勋章和一等斯大林奖金，被称为“苏联原子弹之父”。但在1953年6月下旬，苏联当局突然逮捕并处决了贝利亚（时年54岁），发生了轰动一时的“贝利亚事件”。此后，贝利亚被说成是“为外国资本利益”服务的“叛徒”和“十恶不赦的刽子手”。后来透露的消息，特别是苏联解体以后的解密文件说明，贝利亚在苏联历史上是有功有过的，绝非一无是处。最近几年国内翻译出版的《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元帅和总书记》和《我的父亲贝利亚》等著作，已对贝利亚的生平作出客观评价，认为贝利亚“是一位遭到诽谤和被不公正地描绘成血腥恶魔的政治家”。而在我们国内，一些学者至今仍然固守过去的观念，全盘否定贝利亚，指责他“坏事干尽，杀人如麻”。这种说法，显然言过其实，应该予以纠正。这里，笔者仅叙述有关贝利亚其人的三个重要问题。
    贝利亚和“大清洗”
    苏联官方当年说，贝利亚要对苏联历史上的大规模镇压负主要责任。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谈到20世纪30年代苏联的“大清洗”时说：“在捏造种种卑鄙可耻事件的时候，起着最卑鄙作用的是贝利亚，他是受斯大林信任的一个党的凶恶敌人”、“这个坏蛋是踏着无数尸体走在梯子上步步上升的”。苏共中央1956年6月30日《关于克服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决议说：在贝利亚“窃取了国家保安机关的领导地位之后”，“苏维埃法制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发生了大规模的镇压”。这样，就把苏联“大清洗”的罪责主要加在贝利亚头上。这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
　　众所周知，苏联负责肃反的内务（保安）机关，先后更换了好几任领导人。最早是捷尔任斯基，1934－1936年是雅哥达，1936－1938年是叶若夫，1938年12月以后才是贝利亚。而苏联的“大清洗”运动，主要发生在30年代中期，尤其是1936－1938年，即雅哥达和叶若夫的任期之内。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也说：1934年12月1日“基洛夫被刺以后，违反社会主义法制的大规模镇压和残酷行动就开始了”；“1936年以后，大规模镇压行动发展到可怕的程度”，“被捕的人数增加到十倍之多”；“就1937年的卑劣手段而言，叶若夫应受谴责”。可见，“大清洗”的高潮并不是发生在贝利亚的任期之内。
　　贝利亚是1938年7月被任命为叶若夫的副手，担任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的。同年12月，他才取代叶若夫，担任内务人民委员。如果说，叶若夫取代雅哥达标志着“大清洗”运动空前加剧的话，那么，贝利亚取代叶若夫却预示着“大清洗”运动开始刹车。事实是，贝利亚在缓和“大清洗”运动方面起了积极作用。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说：“大量逮捕的浪潮在1939年开始后退。”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对此作了具体描述，说贝利亚从格鲁吉亚调到莫斯科，在内务机关任职之后，常对他（赫鲁晓夫）说：“这里发生的是怎么一回事啊？我们正在到处抓人和关人，甚至包括一些省委书记。整个事情搞得太过头了。我们必须及早停止它，免得太迟了。”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还说：1939年2月，联共（布）中央召开全会，“讨论一个谴责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过火行为和滥用职权的决议案。过去三年来一直盛行着的恐怖得以有所缓和，一般都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贝利亚的影响。人们得出结论，认为贝利亚在接任人民委员后曾对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做法进行过一次调查，然后说服了斯大林，请他批准一系列建议”。也就是说，贝利亚上任后，“大清洗”运动开始刹车了。
　　关于贝利亚在缓和“大清洗”方面的积极作用，还有不少材料可资证明。瑞典的霍姆伯格在20世纪70年代出版的《和平的反革命》一书中说：“早在1939年，人们就看到贝利亚在《真理报》和《消息报》上发表多篇文章，他积极协助在清洗中被不公正地开除出党的数以万计的人恢复党籍，他还拯救了数以千计的人免于无辜坐牢和流放。”著名历史学家麦德维杰夫在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让历史来审判》一书中说：贝利亚上任后，“大规模的镇压暂时停止了。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已经准备好了的几十万个案件暂时被搁置在一边，而这些案件本会使几十万人遭到逮捕和枪杀”。该书接着说，当时贝利亚还进行局部平反工作，首先被平反的是红军的一些指挥员，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了卫国战争的英雄，如罗科索夫斯基元帅；一些科学家也被平反了，如著名的飞机设计师图波列夫；许多党、苏维埃和共青团的干部也得以平反。俄学者姆列钦在苏联解体后出版的《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一书中说，仅1939年“从劳改营释放了223600人，从教养营释放了103800人”。
　　以上说明，贝利亚不仅不是20世纪30年代苏联“大清洗”的罪魁祸首，而且还对停止“大清洗”起了积极作用。当然，贝利亚也不能说是清白无辜的人。他长期掌管内务部，在当时那种形势之下，错捕错杀的人也不会太少，手上也沾有鲜血。《让历史来审判》一书说，贝利亚在缓和“大清洗”的同时，在1939－1941年间仍然进行了镇压，叶若夫时期留下的一些判处死刑的案件，贝利亚时期也加以执行了，一批参加西班牙内战的军人回国后又被捕了。特别是二战以后，苏联又发生了“列宁格勒案件”等，处决了一大批党和国家的领导干部。对这些案件，贝利亚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一书说：“历史学家认为，贝利亚在镇压中的过错并不比从莫洛托夫到赫鲁晓夫这些政治局委员的过错大。只不过他在1953年夏天的政治斗争中输了，于是把他变成了替罪羊，把一切罪过都推到他身上去了。”
    贝利亚在斯大林逝世后推行的改革
    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出现严峻的形势，过去积累的矛盾和问题迅速暴露出来，改革已经迫在眉睫、势在必行。当时，苏共领导集团的多数成员都意识到必须进行改革，赫鲁晓夫在夺取苏联党政大权之后也顺应民心，从批判个人迷信和平反冤假错案入手，大张旗鼓地进行改革。然而，当时最先和最清楚地看到改革势在必行，而且最早起来推进改革的人，恰恰是贝利亚。诚如《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一书中所说，“贝利亚在斯大林死后到他被枪决的不足四个月时间里，以激进改革的主要发起人的形象出现在人们面前”。当时，贝利亚不仅在自己的职权范围之内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推进改革，而且在其他各个方面提出许多改革主张。
　　一是提出反对个人迷信。1953年6月10日，《真理报》发表一篇未署名的文章，题为《共产党是苏联人民的指导力量和领导力量》。文章指责个人迷信是“反马克思主义观点”，批评个人迷信“直到最近仍在宣传工作中”传播。这是苏联开始反对个人迷信的最早征兆，而这篇文章的发表显然和贝利亚有关。据1953年7月苏共中央全会的解密文件透露，米高扬当时在会上发言指责贝利亚说：“斯大林同志刚刚去世，贝利亚就激烈地反对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这说明，贝利亚恰恰是最早提出反对个人迷信的苏联领导人，而赫鲁晓夫正式批判个人迷信是在1956年2月的苏共二十大。
　　二是开始实行大赦。在贝利亚的积极推动下，离斯大林逝世还不到1个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便在1953年3月27日颁布大赦令，大批释放那些“对国家并不构成重大危险”的罪犯。结果，有120万人被释放，40万人的案子也被停止侦察。这次大赦无疑是震动社会的一件大事，也是一个良好的开头，随后几年苏联又两次宣布实行大赦。
    三是开始平反冤假错案。斯大林逝世后，贝利亚立即建立4套班子，分别对斯大林晚年的几个重大案件进行审查。1953年4月4日，苏联内务部发表通告，宣布为“医生案件”平反，释放了被冤枉的9名医生，恢复了他们的名誉。当天，贝利亚签署一个命令，指责内务机关的侦查工作存在粗暴践踏法律现象，要求禁止对犯人使用暴力和体罚，销毁一切刑具。随后，贝利亚又为“明格勒尔案件”平反，释放了为此被捕的一批格鲁吉亚领导人，恢复了他们的名誉。贝利亚还为其他许多人平了反。例如，二战以后因“克里米亚案件”被捕的莫洛托夫的夫人，被从集中营直接送到莫斯科，由贝利亚亲自交给了莫洛托夫。所以，苏联的平反运动实际上是由贝利亚开始的。
　　四是提出许多改革主张。除了大赦和平反之外，贝利亚还提出其他许多改革主张。例如，贝利亚主张缩减军费，用于发展经济；主张实行党政分开，工业农业等经济问题要让政府去管，党的机关不要插手多管；主张扩大集体农庄庄员的宅旁园地；主张扩大各加盟共和国的权力，多使用地方民族干部，不要到处派俄罗斯族干部当第一把手，搞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又如，鉴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关系比较紧张，同南斯拉夫的关系完全破裂，贝利亚主张对东欧国家实行“和缓”政策，特别是要恢复和改善同南斯拉夫联盟的关系。贝利亚的这些主张，实际上比赫鲁晓夫后来采取的改革措施早了好几年。所以有人说，贝利亚在苏联历史上有权被称为“改革的先驱者”。
　　但从种种迹象来看，贝利亚在推行改革的同时，也在极力扩大自己的权势，从而导致其他领导人的不满和恐慌。贝利亚对内务机关进行改组，任用心腹，排斥异己，建立起自己的“独立王国”。特别是，贝利亚借口为斯大林举行盛大葬礼需要维持秩序，把几个师的内务部队开进莫斯科，驻守在市中心的各个办公大楼，而葬礼结束以后，这些部队并未撤出莫斯科。
　　贝利亚在苏共中央主席团（政治局）内，表现得异常活跃，在会上一个接一个地提出建议，甚至同赫鲁晓夫发生冲突。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说：“贝利亚试图干涉党的工作，特别是有关契卡的问题。他捏造了有关乌克兰党内领导情况的文件。他决定拿乌克兰党组织来开刀！我对此早有准备，因为我算到他想把我牵进去。我在乌克兰仍然负有很大责任。”这一切使赫鲁晓夫得出结论：“贝利亚在磨刀了。”于是，他决定先下手为强，把贝利亚搞掉。
    贝利亚的垮台
    1953年7月10日，《真理报》发表苏共中央七月全会公报，宣称最近举行的全会听取和讨论了马林科夫《关于贝利亚反党和反国家罪行的报告》，决定撤销贝利亚苏共中央委员的职务，并把他开除出党。同年12月23日，苏联最高法院宣布，经过“秘密审理”，贝利亚已被枪决。以上就是苏联官方关于“贝利亚事件”的简单报道。
　　尽管“贝利亚事件”的许多具体情况始终模糊不清，但有几点基本事实是肯定无疑的。
　　一是搞垮贝利亚的主谋是赫鲁晓夫。赫鲁晓夫早就打算要搞掉贝利亚。他在《回忆录》中说：“四十年代后期，我已经深信，斯大林死后我们应该尽可能阻止贝利亚在党内占据领导地位。否则，就是党的末日。”“因此，我老是警惕着他。我知道他正在寻找机会攻击我，想搞掉我。”赫鲁晓夫在为病危的斯大林值班守护时，曾同布尔加宁私下商量说：贝利亚“自己想当国家保安部长。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让他当这个。如果他当了国家保安部长，那就是我们末日的开始”。
　　当认定贝利亚在“磨刀”之后，赫鲁晓夫就紧急行动起来，伺机在领导集团中间进行反对贝利亚的个别串连。他首先取得马林科夫的同意和支持，然后又逐个串连，取得莫洛托夫、米高扬等许多人的支持。每次串连，赫鲁晓夫都是先抬出马林科夫，说马林科夫已经同意，布尔加宁等人也已同意，云云。当一切策划妥当之后，苏共中央主席团就召开针对贝利亚的会议，而贝利亚当时还蒙在鼓里，一点也没有察觉。这次针对贝利亚的会议，主持人虽然是马林科夫，但事先策划、作好一切准备的是赫鲁晓夫，在会上第一个起来作长篇发言、揭发批判贝利亚的是赫鲁晓夫，最后提议撤销贝利亚一切职务的也是赫鲁晓夫，甚至逮捕时站起来揪住贝利亚手臂的还是赫鲁晓夫。因此，赫鲁晓夫在“贝利亚事件”中显然起了主要的作用，是“贝利亚事件”的“设计师”。
　　二是“贝利亚事件”过程中曾动用军队。从形式上看，贝利亚的命运仅仅取决于苏共中央主席团的一次会议。但实际上，“贝利亚事件”是斯大林去世后发生的一次惊心动魄的搏斗。赫鲁晓夫在策划时早就想到要动用军队。他在《回忆录》中说：“主席团的警卫人员是听贝利亚指挥的。贝利亚手下的契卡人员在开会期间一向坐在隔壁一间房里，他能毫不费力地命令契卡逮捕我们全体成员，把我们隔离看管起来。我们将一筹莫展，因为驻在克里姆林宫的是一支人数相当多的武装卫队。因此，我们决定取得军队的帮助。”赫鲁晓夫等人召集了莫斯科空防司令莫斯卡连科和朱可夫元帅等11位高级将领参与其事，他们在时任国防部长布尔加宁的精心安排下，身带武器进入克里姆林宫，埋伏在会议室的隔壁房间里待命。马林科夫一声令下，朱可夫等人便冲进会议室，逮捕了贝利亚。与此同时，莫斯科市内也布置了军队。
　　三是赫鲁晓夫等人搞垮贝利亚的手段并不正常，严格地说是非法的。他们不仅违背党内斗争的原则而动用了军队，而且对贝利亚实行先逮捕后找罪证，先处决后审判的办法。对当时党和国家的第二号人物竟然采取这种办法，即使在斯大林时期也是没有过的。这一点，连赫鲁晓夫自己当时也心里有愧。据《和平的反革命》一书说，1956年5月，赫鲁晓夫在接见访苏的法国议员代表团团长皮埃尔·戈敏时，谈到“贝利亚事件”的某些真相。他说：“斯大林死后不久，我们主席团就开始得到关于贝利亚耍两面派的报告。我们开始跟踪他，几个星期后，我们就肯定了我们的怀疑确实有根据。他显然准备对主席团搞阴谋。在等到一个合适的机会，我们安排了一次主席团的特别会议，贝利亚自然是要参加的。他来了，显然没有怀疑我们知道什么东西。我们在会上开始审问他，摆出事实和材料，向他提问题。换句话说，我们对他进行几个小时的审问。我们大家都明确，他确实有罪，这个人对党和国家都是危险的。我们让他单独呆在房间里……我们到另一个房间讨论怎么处理他。我们确实相信他是有罪的，但是那个时候我们手头还没有掌握足够的关于他的罪行的法律证据，我们处境困难。我们还没有证据可以把他提交法庭，但是让他自由是不可能的。我们作出一致的决定，唯一正确的措施是立即枪毙他。我们作了这个决定并且当场执行。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后，当我们得到关于他有罪的足够而确凿的证据时，我们感到很轻松。”赫鲁晓夫的这次谈话，戈敏回国后在报刊上发表了出来，赫鲁晓夫对此从未加以否认。
　　关于贝利亚之死，尽管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但有一点无疑可以肯定，那就是贝利亚是在没有确凿罪证的情况下被逮捕和处死的。现在看来，苏联官方当年所说的贝利亚是“特务、叛徒”等等，只是一种莫须有的罪名。“贝利亚事件”实际上是苏共领导集团内部的一场权力斗争。在斯大林去世后，马林科夫、贝利亚和赫鲁晓夫是苏共领导集团中三个最有势力的人，他们时而实行妥协，时而展开激烈斗争。贝利亚的垮台，使赫鲁晓夫除掉了一个重要对手。通过搞垮贝利亚，赫鲁晓夫的地位大大上升，由名列第五变为名列第三，仅次于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实际上，赫鲁晓夫的主要对手只剩下马林科夫一人了。所以，搞垮贝利亚的最大得利者是赫鲁晓夫。

老木匠

这个帖子如果是最近的，就基本是抄袭来的。

老木匠

“卢比扬卡元帅”的一百天

鲍里斯·斯塔尔科夫(历史科学博士)
            
原载苏联《文献资料》1993年第4期第82～90页。


继承人的斗争
            
            1953年3月5日21时50分，20世纪最伟大的独裁者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去世。他的弥留时刻是令人可怕的。濒死者床铺旁挤着一群医生，试图减轻病人的痛苦。沙发上坐着尼·谢·赫鲁晓夫、格·马·马林科夫、拉·帕·贝利亚、维·米·莫洛托夫、拉·莫·卡冈诺维奇。醉醺醺的瓦西里出现了几次，每次都叫喊着同一句话：“坏蛋们，他们杀害了父亲!”女儿斯维特兰娜泥塑木雕般地站在濒死者的床头。他的几名忠实的继承人似乎被眼前发生的事惊吓得不知所措。拉·帕·贝利亚不时走到斯大林床边，说，：“斯大林同志，所有政治局委员都在这里，给我们说点什么吧。”

            但是，濒死者什么也没有说。只是在最后一刻他张开眼睛，用不知是失常的，还是愤怒的眼光环视了所有的人，然后抬起了左手。这是大独裁者最后一个手势。据斯·约·阿利卢耶娃证实：“当一切刚刚结束，他[17]就第一个跳到走廊上，在大厅内所有人都默默地围着站在一起的寂静之中，响起了他那毫不掩饰胜利喜悦的高喊声：‘赫鲁斯塔廖夫!叫车!’”[18]他急速驱车去克里姆林宫。在场的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中有一人说，贝利亚前去“夺权”。

            显然，这句话就成了祖国历史上又一个神话传闻产生的起点，说斯大林死后，拉·帕·贝利亚谋求夺取党和国家的大权。

            那又怎么样呢，一个巨大帝国的缔造者死后随之而进行一场争夺权力的斗争，这在世界历史上也不是什么新鲜的现象。不过，必须声明，有分量的文献资料并没有证实这种说法。

            也许贝利亚比政治领导层中的任何人都更实际地认识到自己在党和国家权利金字塔中的真实地位，而且深知国内多数居民对他的态度。对人民来说，他是斯大林的丑陋弄臣、刽子手。

            战后时期，拉·帕·贝利亚固定不变地处于国家政治生活的中心。自1944年起，他是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1945年8月20日，在国防委员会隶属之下成立了一个由他主持的专门委员会，这个委员会，除其他事项外，负责“领导有关铀的原子内核能源使用的一切工作”(后来改组为隶属于苏联部长会议的专门委员会)。在贝利亚被捕那一天，即6月26日，委员会被解散，其机构移交给了刚刚成立的苏联中型机器制造工业部。

            在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和最接近斯大林的那些同事们之间形成了极不单纯的关系。他们都清楚，这个戴夹鼻眼镜的谢了顶的人对于他们的情况知道得很多，比应当知道的还多许多，而且任何时候都能够“把他们变成集中营里的灰土”，加以消灭。人们都怕他。在战争期间，他同格·马·马林科夫特别接近起来。同尼·谢·赫鲁晓夫的关系更复杂一些——对赫鲁晓夫天生的机灵精明贝利亚还是估计不足。

            当你翻阅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回忆录时，你不禁会想，在描述斯大林死后政治领导层中的关系时他毕竟还是要了滑头。夺取政权的主要斗争是在尼·谢·赫鲁晓夫和格·马·马林科夫之间展开的。拉·帕·贝利亚介于两人之间，而手中握有内务部和国家安全部分支庞大的机关这样的强大力量(内务部机关与国家安全部合并前就有编制人员374800人[19]。贝利亚在这两个机构中的威信相当高。在内务部经济部门工作过的圣彼得堡财经大学教授纳林斯基回忆说，贝利亚于1953年回到合并后的内务部一事，被该部许多工作人员看作为“重大的节日”。

            在斯大林去世的前1小时又10分钟，举行了苏共中央主席团常务委员会会议，会上预先议定了一切组织问题，并且认为：“在苏共中央委员会，应当像党章规定的那样，只有一个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而不是两个中央机关——主席团和主席团常委会。”在会议之前，尼·谢·赫鲁晓夫曾向格·马·马林科夫提出“谈一谈，我们今后如何生活……”。但他受到冷淡的拒绝：“现在有什么好谈的?人来到以后，再一起谈。开会就是为了这个。”尼·谢·赫鲁晓夫承认，他感到被排除在“局外”。

            果然，在3月5日的苏共中央全会、苏联部长会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联席会议上，最重要的组织问题已经作出决定。贝利亚提议由格·马·马林科夫担任部长会议主席，并免去其苏共中央书记的职务。格·马·马林科夫建议将国家安全部与内务部合并为一个部——苏联内务部，并任命拉·帕·贝利亚为内务部长和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拉·莫·卡冈诺维奇为部长会议副主席，而克·叶·伏罗希洛夫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确定尼·谢·赫鲁晓夫为斯大林治丧委员会主席，并建议他集中精力从事苏共中央的工作。

            这样，拉·帕·贝利亚的“一百天”就从1953年3月5日开始了。
            
             “应当恢复法制……”
            
            担任合并后的苏联内务部部长后，拉·帕·贝利亚在手中集中了很大的权力。他直接控制以下几个部：第3部(苏军和海军的情报与反间谍工作)、第8部(密码)、第9部(政府保卫)、第10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警备处)、干部部，以及侦查部门、检查部门、内务部秘书处和特别法庭。

            那么贝利亚又准备怎样使用自己的权力呢?他是否准备改变国内的状况，把国家引上欧洲发达国家的道路呢?文献没有这样的记录。不过他在同米高扬的一次谈话中对自己的信条作了如下的陈述：“应当恢复法制，不能容忍国内目前这种状况。我们逮捕了许多人，应当把他们放掉，也不能随便把人送到劳改营去。内务部应当缩减，我们所拥有的不是保卫机关，而是对我们进行监视的机关。”[20]于是，1953年3月9日，在斯大林的葬礼上讲话时，他在陵墓的观礼台上声称应保证每一个苏联公民享受宪法赋予的人身权利。这种宣告从刽子手口中说出，听起来令人感到虚伪。但是，人们感到，这确实是在认真宣告一个国家实现健康化的纲领，而且开始付诸实现。为了执行贝利亚的要求，内务部秘书处于1953年3月草拟了一系列足以证实“卢比扬卡元帅”重要意向的建议，并送交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首先，这涉及停止侦讯中的一些案件。“医生案件”的案犯早在1953年3月已被释放。在苏共中央主席团的会议上，拉·帕·贝利亚得以争取到在《真理报》上发布关于为因这个案件而被捕的人员彻底平反的专门公报。这种做法在“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的实践中是第一次。因此，这件新举措受到党官僚们的极端仇恨。苏共中央书记沙塔林宣称：“应当说，所有这一切对我国公众产生了非常痛心的印象。纠正错误的这种方法给我们国家的利益带来极大的损害。”

            还对所谓的“明格列尔案件”进行了复查。联共(布)中央曾在1951年11月8日和1952年3月17日通过决议，认定在格鲁吉亚似乎揭发出一个由格鲁吉亚共产党(布)中央书记巴拉米亚领导的明格列尔民族主义组织。1953年4月10日，根据苏联内务部的呈报，苏共中央主席团研究了关于为这个案件被判决人员进行平反的问题，并通过了“关于苏联和格鲁吉亚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原国家安全部破坏苏维埃法律”的决议。党的官僚们从这里又一次看到了旨在败坏斯大林名声的企图。

            苏联内务部草拟了一个建议对由非司法机关，首先是“三人小组”判决的所有人进行大赦的呈文，送给格·马·马林科夫和尼·谢·赫鲁晓夫。另一个呈文是设想限制部属特别法庭(也是非司法机关)在劳改营关押人犯10年的权限。但是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讨论这个问题时，尼·谢·赫鲁晓夫在维·米·莫洛托夫和拉·莫·卡冈诺维奇的支持下表示反对。他的理由是：“我坚决反对这样做，因为这样就要修改整个逮捕、审判和侦查体系。它是随意性的。而关于判决20年或者10年的问题，并没有特别的意义，因为可以先判10年，以后再判上10年，然后再判10年。已经有过这样的事。我们收到一些文件说，实际上有这种方法存在。因此，我坚决反对。”

            于是，贝利亚收回了自己的建议。……

            1953年3月27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召开会议，专门讨论了“关于大赦”问题。根据1953年3月28日《真理报》刊登的命令可以知道，从关押地点共释放了100多万人。按照命令只释放刑期在5年以内的人犯。大赦也涉及根据1947年6月4日“关于保护国家和个人财产”的命令而被判刑的人。内务部关于对30～40年代受迫害者实行大赦的所有过激的建议均被否决。人们还向贝利亚指出，他实行这些措施“过于匆忙”[21]。

            只有先解决核心问题，即干部问题，才能恢复社会主义法制。内务部－国家安全部向全体人员发布的命令，以及党中央组织的文件和资料，揭开了从党员、共青团员中不断向惩戒管理机关输送干部的机制。在苏维埃国家建立的最初几年，这样做是由于专业干部缺乏，不得不容忍新吸收人员训练水平低下状况。后来，又有大批党和苏维埃负责工作人员的子女进入“机关”工作。

            尽管贝利亚具有种种不好的品质，但他无疑是高度熟练的情报人员和反间谍人员。他清楚地知道，这样的干部会给事业带来什么样的危害。但他也知道，正面进攻的结果必将使他十分悲惨。所以他选择了另一条道路——把一种组织结构改组成另一种组织结构，然后有机会时再摆脱内务部的体系。这并不是新的办法。但是，贝利亚第一次提出了取消和从内务部系统中调出整批整批的结构性部门。仅1953年3月，从内务部组成内就调出并转拨给其他主管部门18个苏联内务部组成的结构性部门，其中有：国家建议局远东边疆区分局、建筑工程总局专业工程拖拉斯、特种石油工业建设总局、国家水利工程建筑设计院等。1953年3月28日，根据苏联部长会议的决定(第934-400CC号)，古拉格(劳动改造营总管理局)也从苏联内务部转给了苏联司法部。

          贝利亚怎样变成了国际帝国主义的间谍?
            
            50年代初期最尖锐的外交问题之一，是德国的战后安排。人为地肢解一个原先一度统一而强盛的国家，建立一个宣告将迅速大力建设社会主义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这一切都造成了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困维。东德的广大居民阶层不满意于自己的地位，这表现为人们大量逃往西德。自1951年1月至1953年4月，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逃到西德的人数计有45万人，其中德国统一社会党党员和自由德国青年同盟盟员数以千计。苏联内务部和外交部的驻外机构在专项报告中通报了这一情况[22]。

            斯大林死后，由维·米·莫洛托夫再次担任外交部长。作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他直接处理民主德国问题。1953年5月27日，他向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会议提出关于德国形势的问题。对于当前德国内部局势和经济形势的冷静判断说明，如果没有苏联军队的存在，民主德国现政权是不巩固的。

            外交部提出的方案包括这样一项提案：“不在民主德国实施强力进行社会主义建议的政策。”在讨论这一方案时，贝利亚提出只须从中删除一个字——“强力”。当问他为什么这样认为时，贝利亚回答说：“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和平的德国，至于那里是不是社会主义，对于我们并无区别。”

            这时，苏联内务部负责德国问题的全权代表及其副手已在莫斯科，正在研究内务部驻德全权代表处的编制缩减问题。对于许多原先的党和苏维埃的工作人员来说，这项工作简直是一个个优闲的肥缺。贝利亚果断地决定把这个部削减到原先的七分之一。根据他的建议，内务部部务委员会也撤销了驻德国的督导机构[23]。

            在5月27日的会议上，贝利亚建议认定在民主德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他声称，如果德国统一起来，即使在资本主义原则的基础上统一也罢，对于苏联也足够了。他还为自己的建议提出根据说，统一的德国可以同美国在西欧的影响相抗衡。

            莫洛托夫提出相反的意见，认为处于欧洲中心位置的国家走什么道路的问题是十分重要的。尽管这并不是一个完整的德国，但它却能决定许多问题。因此，应当坚定地执行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不过不能心急。莫洛托夫坚信，放弃在德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想法，就意味着不仅使东德，而且将使整个东欧的党的力量迷失方向。而这反过来又将导致东欧国家向美国人屈膝投降的前景。

            支持莫洛托夫的有赫鲁晓夫、别尔乌辛、萨布罗夫、卡冈诺维奇和布尔加宁。贝利亚、马林科夫的建议遭到否决。会议记录并未写明投票的结果。所有的回忆录都提到，会后赫鲁晓夫、贝利亚和马林科夫在克里姆林宫里散步了很长时间。据赫鲁晓夫后来证实，正是在这次散步过程中，他说服了贝利亚“彻底放弃自己的建议”。

            不管怎么说，1953年6月2日发布了苏联部长会议“关于实现民主德国政治形势健康化的措施”指令。但是，时间证明，正确的毕竟还是“卢比扬卡元帅”。还在1953年7月[24]，民主德国爆发了工人、大学生、知识界的骚乱，但为武力所镇压。又过了30多年，德国才得以统一。

            贝利亚的另一个，同样“可怕的罪行”，是试图同南斯拉夫实现关系正常化。1953年6月25日，他来找赫鲁晓夫讨论这个问题。

            这里产生一个问题：为什么如此重要的外交行动竟通过内务部系统进行，而不是由外交部负责实施?利用情报机关达成协议的做法，是从30年代起在苏联就存在的。还在1936～1937年间，斯大林个人外交活动的代表就是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外机构的掩护下同希特勒进行谈判，并最后制定了斯大林－希特勒(1937年2月)初步协定的草案。在1942春夏之交的艰苦考验期间，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第二部第一处的工作人员同希特勒德国相应的情报部门商谈过里宾特洛甫和莫洛托夫会面以签订“第二个布列斯特条约”(即同德国的和平协议)的可能性问题。

            如今则又设想利用苏联情报机关的同一些秘密渠道实现苏南关系的正常化。搜查时，在贝利亚的办公室里，在后来归入侦讯案卷的其他材料中，发现以下一张便函：“利用这一机会，向您，兰科维奇同志，转达贝利亚同志的崇高敬意。他清楚地记得您。贝利亚同志委托我极端机密地告诉您，他和他的朋友们认为必须根本改变和改善两国之间的相互关系。据此，贝利亚同志请您亲自将这一点通告铁托同志，而如果您和铁托同志同意这种观点，那么可以安排为此而指定的全权代表进行秘密会晤。会晤可以在莫斯科举行，而如果您认为因某种原因这样做不妥，那么也可以在贝尔格莱德举行。贝利亚同志表示坚信，除您和铁托同志以外，关于这次谈话谁也不会知道。”

            阿·兰科维奇此时为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联邦执行会议副主席。

            但是，中央主席团和以莫洛托夫为代表的外交部在同南斯拉夫的关系上继续坚持旧的路线。根据他的建议“决定同南斯拉夫建立如同和其他同北大西洋侵略集团有勾结的资本主义国家一样的关系，如互派大使、建立官方电讯关系、举行事务性会晤，等等。”拉·帕·贝利亚显然操之过急了，他1953年6月6日就坚持向南斯拉夫政府提出互换大使的建议。

            当时另一个同样尖锐激烈的工作领域，是苏联国外机构的活动。1953年4、5月间，贝利亚把内务部国外秘密机构几乎一半的领导工作人员召唤到莫斯科。约2000人在莫斯停留了2～3个月时间。50年代初苏联情报机关的工作效率大大下降。其原因在于情报人员的专业训练水平太低。外交人员需要认真加以更新。在4、5月份同苏联情报机关领导人谈话时，贝利亚一再强调说，“不存在情报机关，因为没有任何谍报，没有任何有价值的信息，没有任何干部，因而一切都要从空地上开始。”

            不久之后，正是这些事实构成了指控贝利亚犯有破坏活动的基本材料。例如，卡冈诺维奇1953年7月3日在苏共中央全会上发言时声称：“贝利亚毫无疑问是同国际帝国主义情报机关相勾结的大代理人和大间谍。这里援引过的他的信件提到的种种事实，以及同兰科维奇和铁托的密切交往说明，在铁托从英国回来和在美国逗留之后，他建议放弃在民主德国建设社会主义并蓄意实际取消民主德国绝非偶然。这是帝国主义间谍的路线，目的在于完成国际列强的指令——把我们祖国出卖给帝国主义者”。

            民族政策的“难解之结”
            
            这里涉及的是在伟大卫国战争前夕并入苏联的那些地区——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乌克兰西部地区。战争结束后，这些地区的局势仍很紧张。试图按照苏联的榜样和模式实现社会主义建设的做法，遇到了来自居民方面的强有力的反抗。根据民族恐怖行动牺牲者的姓名卡片资料，1944～1945年间在立陶宛境内就有25108人遭杀害，2965人受伤[25]。

            为了消灭支持民族主义运动的地下势力，政府又采取了另一项暴行——迁出积极的民族主义者的亲属。据苏联内务部的资料，1948年5月22、23两天被驱逐出境的有11345个民族主义地下组织参加者的家庭，以及39766名富农。所有这一切都是根据1948年2月21日苏联部长会议的决议而实施的[26]。

            虽然到1953年有组织的抵抗已经基本上被消灭，但是贝利亚知道，这些人的痛苦和屈辱迟早要爆发出来。再加上中央不断执行明白无误的实行俄罗斯化的政策，形势又激化起来。这些地区的党和苏维埃的领导职务均由俄罗斯人担任。按照当时的规定，不能提拔有亲属在国外和战争期间在暂时被占领土上居住过的人担任负责工作。在立陶宛实际上所有居民都生活在德国人占领的领土上。有80万立陶宛人住在国外。许多家庭都有人遭到镇压。在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西乌克兰，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因此，尽管内务部采取了种种有力的措施，民族主义的地下组织在这些地区继续进行活动。

            为了解开这个“难解之结”，贝利亚作出断然的决定。第一，他要求更大胆地提拔民族干部担任领导工作。他自己就先从加盟共和国的内务部机关做起。他的秘书处的工作人员以谍报材料为根据，草拟了关于乌克兰西部地区、立陶宛和拉脱维亚局势的汇报材料。其中特别注意吸引知识界到苏维埃政权一边来。贝利亚甚至设想颁行一种专门的加盟共和国勋章来奖励优秀的文化工作者。此外，他还试图同侨居国外的西乌克兰知识分子代表建立接触。

            1953年5月26日，苏共中央通过“拉·帕·贝利亚同志在呈交给苏共中央主席团的书面报告中的乌克兰共和国西部地区的问题”的决议。而1953年6月2～4日召开的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全会的议题就是“关于苏共中央1953年5月26日‘拉·帕·贝利亚同志在呈文交给苏共中央主席团的书面报告中的乌克兰共和国西部地区的问题’的决议”。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乌克兰内务部部长梅什克也参加了。他的发言的主要基调在于，党的机关不应介入契卡的实际工作，而应处理自己的纯粹的政治问题。他提请注意党和苏维埃机关在安排乌克兰西部地区迁出居民的问题上的严重缺点。

            在关于立陶宛加盟共和国书面报告中，指出了天主教会的特殊地位和侨民影响的增长。

            其中提到被镇压的人数——27万人，指出了立陶宛的集体化是用强制方法进行的，良好的农业经济遭到破坏。书面报告的基本内容是由第4部(秘密政治问题部)部长萨济金中将撰写的。为此，他曾两次前往立陶宛。他还吸收立陶宛内务部的领导工作人员参与编写书面报告。后来，在贝利亚被捕后，他们写道：“我们(孔达科夫、马尔达维丘斯、盖伊里亚维丘斯)撰写的书面报告是一份着重于自我批评的书面报告，但贝利亚并不满意。他指责我们隐瞒立陶宛的真实情况。贝利亚用最下流的话辱骂我们，威胁我们，强迫我们按照他的想法进行修改，也就是说，要夸大现有的民族主义地下组织及领导中心的状况、天主教会的状况，把它们说成是在我们监控之外的群众性的、组织严密的、统一集中的势力。至于说到民族主义地下组织，在我们共和国里没有这样的情况，但是我们不得不描述这样一个为贝利亚所需要的地下组织。因我们反对贝利亚对情况作这种估计，他大声漫骂并进行威胁”[27]。

            时间证明了，拉·帕·贝利亚对局势的判断有多么正确。要知道，最后一批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联盟分子直到1962年才被消灭。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的民族主义运动一直在秘密活动着。

            后来，在贝利亚被捕以后，在苏共中央七月全会上，贝利亚提出的涉及民族问题的一切建议都被说成是破坏性的。立陶宛共产党(布)中央第一书记斯涅奇库斯在自己的发言中把提拔民族干部问题的功劳算到了格·马·马林科夫头上，而一年以后又算到了尼·谢·赫鲁晓夫头上。在全会的决议和起诉书性质的结论中则指控贝利亚“煽起民族纷争和破坏民族友谊。”
            
            反对党的领导的实践
            
            对拉·帕·贝利亚提出的最为严厉的指责之一，是“贬低斯大林的威信和试图把内务部机关凌驾于党之上”。这些责难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符合真实情况的呢?

            诚然，贝利亚是最早提出“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人之一。长期以来，正是贝利亚起着斯大林私人情报员的作用。毫无疑问，没有别的什么人会比他更了解斯大林的性格。“卢比扬卡元帅”意识到，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达到病态的形式和规模，工作中集体领导的原则被抛弃，在最高领导层中批评和自我批评根本不存在。中央全会多年不开，而党的代表大会则13年未曾召开。作为集体领导机构的政治局也不存在了。政治局由按照斯大林的委托解决个别问题的三人小组、五人小组所取代。

            拉·帕·贝利亚对于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讲过什么样的想法呢?据赫鲁晓夫证实，1953年在同马·拉科西的一次谈话中，曾提及党中央和部长会议的权限分工问题。拉科西问贝利亚：“哪些问题应当在中央讨论，哪些问题应当在部长会议上讨论?”他以蔑视的态度回答说：“中央有什么。该让部长会议决定一切，而中央就让它负责干部和宣传就是了”。在同卡冈诺维奇的谈话中，他也多次讲过类似的思想(党只应管干部)。

            地方上的党的机关不仅管苏维埃工作，而且还管经济机关的工作。大家知道，党的委员会发布关于播种和收割季节开始的决议，规定工业企业和集体农庄的工作。这种干预只会带来害处。根据贝利亚的指示，内务部的地方机关曾着手搜集材料，以证实党的机关不懂经济问题。这一做法被认为内务部凌驾于党之上。

            乌克兰内务部部长梅什克曾命令内务部负责利沃夫州的局长斯特罗卡奇“详细了解”两个落后的集体农庄。此前曾任乌克兰内务部长的斯特罗卡奇把这一点向利沃夫州委书记谢尔久克作了通报，使后者大为恼火。他说：“……可我们这里不是有好的集体农庄吗?用它们为例可以显示农民的生活”。

            更加引起党机关工作人员警觉的是，贝利亚曾指示收集有关党的州委、市委、区委工作人员的民族成分和文化程度的材料。

            1953年5月9日，苏共中央主席团根据拉·帕·贝利亚的倡议而通过的“关于国家节日期间游行者纵队和企业、机关、团体建筑物装饰”的决议特别令人愤懑。其中竟建议“在国家节日期间不再用画像装饰游行者的纵队和企业、机关和团体建筑物”。在贝利亚被捕后，1953年7月2日，仍由苏共中央主席团重新作出决定，把这项决议作为错误的决议而予以废除。

            根据贝利亚1953年4月的指示，报刊停止了对斯大林歌功颂德。在对“各个时期和各族人民的领袖和导师”进行评价时，批评的声调在同党和苏维埃工作人员的谈话中越来越经常地流露出来。可以想象，贝利亚计划开展一场谴责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大规模运动。后来，这种想法部分地由尼·谢·赫鲁晓夫加以实现。但是，1953年时，这被认定为贝利亚企图借此建立起对自己的个人崇拜。

            贝利亚的所有建议都被认为企图把内务部机关置于党的监督之外，并摆脱党的领导。关于这个问题，说得最好的是卡冈诺维奇。在苏共中央(1953年)七月全会上发言时，他说：“我们应当提高对工人和共产党员的思想政治工作，应当巩固党的机关。党对于我们是高于一切的。坏蛋贝利亚不止一次说：中央应当只管宣传和一部分干部工作，他就是想把党中央的作用归结到这一点上。对于我们——老布尔什维克——而言，中央，这就是党对全党、全国整个生活的党务，政治和经济领导。组织问题服从于政治。组织问题和政治是相互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必需保留中央的力量，保护它，巩固它，要使中央不真正变成这个坏蛋所想的那样，而让它像原先那样坚强的、我们党的中央机关，由它领导我们党的一切生活，……我们应当说，1937年所说的许多话今天仍应记取”。

            最后二十天
            
            命运赋予“卢比扬卡元帅”的一百天行将结束。政治阴谋的大师们已经在极力编织阴谋的网。而他还在继续度着一个个充满日常工作的平常日子：参加各种会议、为苏联部长会议和苏共中央主席团准备新的建议。有一份注明日期为6月16日的建议设想安排古拉格群岛的命运。贝利亚建议“鉴于缺乏经济效益和发展前景而废除现有的强制劳动制度”。我们知道，这时古拉格(劳动改造营总管理局)已经从内务部转划给苏联司法部管理。

            此外，贝利亚还建议着手从根本上重新审查涉及所谓反革命罪的所有案件，并且提出不是实行大赦而是为被判决者宣布平反的问题。当时曾建议苏联检察院、苏联最高法院、内务部、苏联司法部重新界定“反革命罪”的概念，而苏联检察院则应复查30～40年代被判决人员(首先是被非司法机关判决人员)的案件。对于所有宣布平反的人，设想给予精神上和物质上的补偿。

            另一项建议涉及特殊移民。贝利亚认为，必须建立由党、苏维埃和行政管理机关代表组成的专门委员会，来研究他们的劳动、生活和休息条件。

            在“赫鲁晓夫解冻”时期，社会上持久不懈地流传过一种新闻，似乎在“大恐怖”时期国家安全机关置身于党之上，而贝利亚在斯大林死后似乎也力图这样做。然而文件却证明了相反的情况。关于实施大规模行动的作战命令、国家安全机关的一切组织变动，都处于党中央的关注之下，均系经由中央组织局或政治局批准。拉·帕·贝利亚并没有违反规定的程序。

            客观上贝利亚是以格·马·马林科夫为代表的苏维埃国家机关和以尼·谢·赫鲁晓夫为代表的党机关之间的缓冲器。从自己的改革活动一开始，他的命运就已注定——他的所有建议和创举都被看作旨在夺权。

            档案中还保存着一份由贝利亚秘书处草拟的文件。这是一张表格，其中列举了因过时或错误而必须废除或修改的党中央和人民委员会或部长会议的决定。因此，可以认为，“卢比扬卡元帅”的改革意图是相当认真的。不过这一切是由别人加以实施的。

            因而说，贝利亚的命运是早已注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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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梅尔尼科夫，乌克兰共产党中央书记。
            [2]А·З·科布洛夫，1951～1953年劳动集中营管理局副局长，4～6月任内部务监督检查局副局长。
            [3]В·З·科布洛夫，苏共中央后补委员，1953年6月被捕，七月全会上被开除出党，12月同贝利亚一起被枪决。
            [4]兰科维奇，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员会副主席。
            [5]万尼科夫和扎韦尼亚金分别为苏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1945～1953年分别担任苏联政府第一管理局局长和副局长。1953年以后即为苏联中型机械工业部第一副部长和副部长。
            [6]
            1953年6月26日在苏共中央主席团的会议上逮捕了贝利亚。没有看到这次会议的记录。在6月29日的主席团会议上通过了《组织侦查贝利亚反党反国家的罪行活动事实》的决议。
            [7]
            “医生谋杀案”，1953年1月根据斯大林的要求，把15名医生，包括给克里姆林宫领导人看病的医生在内作为“外国间谍和杀人犯”逮捕。1953年4月4日宣布对这个案件平反。
            [8]
            “明格列尔案件”，明格列尔是格鲁吉亚的一个地方，是贝利亚的故乡。贝利亚利用自己的权力把明格列尔一批人安插到格鲁吉亚领导机关。1951年斯大林派伊格纳捷夫到格鲁吉亚把这批干部赶下台并逮捕。
            [9]В·В·克留科夫，中将，1948年9月被捕，1951年判刑，1953年7月获释。
            [10]С·Ф·库兹米切夫，少将。1932～1950年在斯大林的个人卫队，随后在苏联安全部和内务部工作，1953年1月被捕。1953年3～6月任苏联内务部警卫队队长。1953年7月被捕，1954年2月获释。
            [11]Т·Н·卡明斯基，1920～1921年曾任阿塞拜疆共产党(布)中央书记。1936～1937年任苏联卫生人民委员。1937年7月被开除出党，1938年2月被判处死刑。1956年恢复名誉和恢复党籍。卡明斯基参加了1937年七月会议。
            [12]拉科西·马加什，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党和国家领导人。
            [13]内务部特别会议是1934年11月5日人民委员会决定建立的，1953年9月撤销。
            [14]Г·Г·亚戈达，1934～1936年任苏联内务人民委员。1937年4月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开除出党并逮捕。1938年3月被判处死刑。
            [15]Н·Н·叶若夫，1936～1938年任苏联内务人民委员。1939年6月被逮捕，1940年2月被判处死刑。
            [16]乌布利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党和国家领导人。
            [17]指贝利亚。
            [18]斯维特兰娜《给友人的20封信》。
            [19]根据1952年10月1日的统计数字。
            [20]米高扬在1953年七月全会上的发言。
            [21]国家档案馆苏联内务部文件集。
            [22]国家档案馆苏联内务部秘密文件。
            [23]国家档案馆：苏联内务部关于德国问题的文件。
            [24]应该是6月，作者笔误。
            [25]国家档案馆：苏联内务部－安全部文件。
            [26]国家档案馆：苏联内务部给苏联部长会议准备的文件。
            [27]国家档案馆：苏联内务部秘密文件。

老木匠

这是冷战中国网上的中文译本

可以想见的是，删除了有关ZG的内容。

1953年3月27日政治局会议最重要的决议，是通过由部长会议发给ZG的指示：停止朝鲜战争

老木匠

冷战中国网翻译了部分的档案，加上了引言、标题，以及上面这篇文章

老木匠

七月全会与贝利亚倒台七月全会与贝利亚倒台            
            
            七月全会与贝利亚倒台
            (1953年7月)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还在斯大林弥留之际，斯大林的亲信和战友们就改组了党和政府的领导班子。马林科夫被任命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贝利亚、莫洛托夫、布尔加宁和卡冈诺维奇被任命为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贝利亚兼任内务部长、莫洛托夫兼任外交部长、布尔加宁兼任武装部队部长。伏罗希洛夫担任了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由马林科夫、贝利亚、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米高扬、萨布罗夫、别尔乌辛组成苏共中央新的主席团。赫鲁晓夫没有在政府中担任职务，让他集中精力于中央委员会的工作。

            还在斯大林晚年，苏联社会已出现了改革的历史趋势，不改革已无法前进。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在追悼斯大林会上的演说中提出了迅速提高人民福利和开展和平外交的新方针。紧接着新的领导集团就发布了大赦令，采取了降低物价和为一些重大案件平反等重要措施。不过，所有这些变革却是在领导集团内部激烈的斗争中进行的。

            6月底便发生了领导集团逮捕党和政府第二号人物贝利亚的惊人事件。贝利亚被捕后，苏共中央在7月初发表了一个谴责贝利亚充当帝国主义代理人、企图把内务部置于党和国家之上等罪名的政治决议。至于贝利亚的具体罪行、领导集团究竟是怎样把贝利亚这样一个握有重大权力的人物置于死地的？一直含糊不清。外间流传过不少惊险离奇的说法。

            这里我们从苏共中央1953年七月全会速记记录中选编了马林科夫向中央委员作的《关于贝利亚反党叛国的罪行》的报告、赫鲁晓夫的发言，以及苏共中央关于贝利亚问题的决议。不论是马林科夫的报告还是赫鲁晓夫的发言都是贝利亚被捕以后代表“胜利者”一方所做的指控，而且全是苏联传统的政治报告的风格，所列事实简约不清，也看不到失败者的辩护。不过，仔细读来还是可以体会到问题的脉络。斯大林之后贝利亚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首先企图从政治方面进行改变。而领导集团中的多数则对他采取了突然的、非正常的手段，赫鲁晓夫在其中起了特殊的作用。

            为了便于了解研究贝利亚倒台的事件，我们附录了俄国历史学博士斯塔尔科夫利用大量档案材料写的文章《“卢比扬卡元帅”的一百天》。

老木匠

赫鲁晓夫在七月全会上关于贝利亚问题的发言(摘录)
            (1953年7月2日)
            ……
            我们对贝利亚已有多年的了解。我认识他已有20年左右，是在中央全会开会时认识的。工作中有过直接的接触。我想谈谈自己的意见，我对这个人的看法。还在我们对贝利亚行为取得确定的意见之前，在采取行动之前，还在斯大林同志在世时，我们已看到贝利亚是个大阴谋家，是个奸诈之徒，一心想往上爬。他用自己肮脏的爪子抓住斯大林灵魂不放。他善于把自己的意见强加给斯大林同志。在研究这个或那个问题时，他总能找到疑点，找到办法描绘这个或那个同志的不好方面。贝利亚在一段时间里能够使斯大林同志对某个同志反感。厚颜无耻和放肆无礼——这就是贝利亚的基本品质。

            斯大林同志患病期间，当医生说他的病已经无望时，中央主席团某些成员交换过对贝利亚的意见。显然，主席团所有成员在当时是不能就这个问题交换意见的。在斯大林同志患病的日子里，中央主席团每次有两个政治局委员在他那里寸步不离地值班。我和布尔加宁同志有机会一起值班。有一回值班时，大约在斯大林同志逝世前一天，我对布尔加宁同志说：“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斯大林同志已病入膏肓，他死后怎样组建领导班子？我担心斯大林同志逝世后贝利亚会千方计抢夺内务部的领导岗位。他干嘛需要这个岗位？这是为了攫取国家机关这个位置，有机会安插间谍以监督政治局委员，窃听、监视、制造事端，进行阴谋活动，而这对党来说会导致极坏的后果。”

            我说，不允许这样做，否则我们的事业就会被葬送。也可能有人会对我说，虽然你们之间谈论过此事，而贝利亚仍然当上了内务部长。也许，你们考虑过，也谈论过，但是无论是你，还是布尔加宁同志没有在组建政府时就这个问题发表意见。

            我告诉你们，同志们，为什么结果会是这样。这次谈话是在斯大林同志患病期间进行的，斯大林同志逝世后，大家认为，我们需要更加团结。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讨论政府组成人员时发表自己对贝利亚的意见是不合时宜的。这种发言可能明明白白是错误的。应当指出，还在斯大林同志生前，贝利亚就使中央主席团委员之间互不往来。

            那时斯大林同志尸骨未寒，不能提出这个问题。同志们会说：利用斯大林同志之死，在党的领导中制造分裂和慌乱。贝利亚可能狡猾地利用这一点，而你可能是个傻瓜，还能怎样傻呢！这可能吗？

            贝利亚一味追求内务部长这个位子。同志们，你们每个人都知道这个“角色”在党内的分量相当大。似乎，应当把斗争最激烈的工作部门交给这种人。当前内务部是不是最激烈的部门？根据我自己的结论，我可能遭到某些批评，但我认为内务部现在不是这种部门。这是我个人的意见。为什么我这样考虑？让我们回头看一看，拿最近10年来说。国内哪些阴谋是内务部、国家安全部揭露出来的？有过许多伪造的假案，而任何阴谋案件也没有。

            让我们看看1937年和1937年后的一些案件，其中也有许多假案。如果说起内务部和国家安全部搞的一些案件，无论是集团性的，还是个人的，我们看一看，就会发现那里有不少假案。“医生谋杀案”[7]对我们是一个很丢脸的事。格鲁吉亚的明格列尔案件[8]也是“假的”。还可以举出其他一些类似的“假案”。
            ……
            贝利亚对此非常清楚。试问，他为什么追求内务部长这个位子？他需要这个位子，我敢说，他是为了把这个很难监督的位子抓到手，并利用它达到自己卑鄙的目的。我们可以通过检查其业务计划完成情况来监督任何一个部长，任何一个干部。而内务部一切都秘密地掩盖着。内务部一位工作人员说：“我到一个秘密联络点去”。他在那里干什么，接待何人——谁也不知道。这只能看这位工作人员老实与否。内务部是同我们敌人斗争的机关。而贝利亚却想利用这个机关反对党，反对政府。这就是他的目的。请注意这个细节。在可耻的“医生谋杀案”，可耻的格鲁吉亚案的消息报道以后，我收到一封被判刑25年的上将克留科夫[9]写给中央的信。朱可夫元帅也收到这样的信。我将此信送给中央主席团成员。包括贝利亚。还有一些受审判的将军。贝利亚没有审理这些案件。

            我想，贝利亚不审理这些案件是想给被审判的将军们“做些工作”，然后把他们释放。要知道他不单纯是释放，他向受审判者暗示，这是贝利亚使他们恢复自由。不是党，不是政府，而是贝利亚。

            几个月前库兹米切夫将军[10]获释。也许释放他是正确的。但是否需要把他从监狱里－释放就马上给他穿上将军服，任命为政府警卫队队长。未必需要这样做，而贝利亚却让库兹米切夫担任这个重要的职务。为什么？因为库兹米切夫是贝利亚的影子，他需要这样的人。

            贝利亚试图利用内务部达到他的罪恶目标。他企图通过内务部建立自己的专政，把内务部置于党之上。我认为有必要向全会报告，需要邀请内务部的干部到中央委员会来，贝利亚拒不执行。他给我打电话说：“你们那里行政处一位工作人员给科布洛夫打电话，把他叫出来问内务部的工作是怎么搞的。这是不可能的。我是主席团成员，对我产生某种怀疑，有人把我的第一副部长叫出来”。他提出的问题就是这样，不能把内务部的人召到党中央去，也不能召到州委会去。实际上这就是说，内务部机关应不受党的任何监督，以便贝利亚及其助手可以为所欲为。

            这就是贝利亚想干的。我还想说，同志们，在这方面他已得到了许多。你们拿出有关乌克兰、拉脱维亚和白俄罗斯的一些报告看看。现在你们大家都知道，这些报告的材料，所有事实都没有通过州委会，没有通过这几个共和国的中央委员会，而是通过内务部的工作人员搜集的，虽然比较准确和比较正确的这种材料在党的机关中也有。还有其他一些事实，也可以说明贝利亚企图凌驾于党之上。让党服从内务部。

            同志们，我深信贝利亚现在不是，过去也不是共产党员。贝利亚是个追名逐利之徒和混入党内的奸细。这个结论我不仅是根据今天的事实。同志们，你们还记得1937年的中央全会吧。那时也在这个讲台上宣布，贝利亚曾在巴库的反间谍机关工作过。这是卡明斯基[11]说的。当时有一种说法，贝利亚根据党的安排在反间谍机关干过，虽然这件事没有任何证明。贝利亚也提供不出证明，而时间又过了很久。
            ……
            同志们，我不止一次听到贝利亚关于党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谈论。他最后一次发表意见是在我们讨论民主德国和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问题的时候。当时提出一个问题，就是一个人不能兼任党中央和部长会议的领导。在讨论时拉科西[12]同志问：“我想请教，哪些问题应在部长会议解决，哪些问题由党中央解决，应当有什么界限。如果党中央和部长会议的领导不能由一个人兼任，那就应比较明确地把在党中央和部长会议研究的问题区别开来”。当时贝利亚轻蔑地说：“什么党中央？让部长会议决定一切，党中央只管干部和宣传”。

            他为什么这样说？这出自于他认为党的作用应退居次要地位的思想。贝利亚想在他站稳脚跟之后再彻底消灭党。当然，不是肉体上消灭，但他可能带来许多危害。贝利亚不是党员，而是追名逐利之徒，也可能是个特务，这方面还应当深挖。

            我和贝利亚过去常常在一起，因此从他那里听到过许多东西。他本人有时也因内务部和国家安全部发生的事件而气愤。但这只是口头上的，实际上他干了不少违法的事。不久前他来到中央主席团，建议召开特别会议。我们对这个问题还没有讨论，没来得及。决定先把贝利亚稳住，然后再讨论。贝利亚提出了内务部所设的特别会议[13]的权力的建议。什么是特别会议？这就是说贝利亚可以逮捕人，贝利亚可以问讯，贝利亚可以审判。

            试问，难道我国反革命暴乱多得我们的法院都无法审理这些案件？难道特别会议不须侦查就可以把案子审清问明？贝利亚没有提出撤消特别会议，而要保留它。他为啥需要特别会议？把特别会议掌握在手中，可以审判任何一个人。他自己说过：“我可以迫使任何人在承认同英国国王或者女王有直接联系的供词上签名”。他也这样做了。贝利亚有按他的指示审讯的侦查员，他可以得到他所需要的供词，便通过特别会议审判任何人。难道这可能吗？他到底向我们提出过什么建议？他说，也许应当“整理好”这个案子，提出特别会议有权把人关押10年。这就是说——他判决10年，10年以后可以重新开始，再判同样的期限。这对你们是最真实的恐怖。用这种办法他可以把任何人变成集中营里的灰土。我得到这个建议后，给米高扬、布尔加宁、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诸同志打了电话，问他们是否看了贝利亚的建议。难道还需要这样做，什么目的？我们有军事法庭，可以对这些案件进行判决。我想，看来今后我们不能承认不公开的审判，但要使这成为例外，以便这种案件的审理程序由中央委员会和政府的决议来确定。不允许内务部具有这种权利和权力。因为这些权利可能被贝利亚这样的冒险家所利用，对党和政府采用恐怖手段。

            不久前贝利亚又提出一个建议，要服满刑期和侦查或者法庭证明无罪的所有人只有在公诉人向内务部机关报告以后才能释放。这意味着什么？这就意味着，贝利亚试图取消法律制度。如果公诉人由内务部任意摆布，那法律制度会成为什么样子？

            贝利亚抓住这个不放，因为他想掌握的不仅是被监禁的人的灵魂，而且还有被侦查的人、已经出狱的人的灵魂，只要贝利亚还在掌权，他们就会心惊胆战。

            这就是这个恶棍所需要的。贝利亚、亚戈达[14]、叶若夫[15]、阿巴库莫夫——他们都是一丘之貉。
            ……
            同志们，我是一些人常说的“遗老”。我大概在24岁时，第一次见到宪兵。在矿井上没有宪兵。我们那里只有一个哥萨克警察，整天醉醺醺地走来走去。在乡内除了一个警察什么人也没有。现在我们每个区都有内务部一个首长，他有一个很大的机构，几名侦缉人员。内务部首长领最高工资，比党的区委书记还高。

            但是，如果他有这样大的网，那就应当让人家看看，他在干些什么事。如果现在整理一下内务部的档案，我相信，那里有大量的公民调查表，由于许多案件已被翻烂了。

            当然，如果花了钱，就要做事。而如果没有犯罪活动，首长会说：“你真没出息，不好好工作，让我看你都干了些什么工作”。于是一些工作人员便开始伪造案件，去干下流勾当。去年莫斯科发生了这样一档事，把一个人判了25年刑，后来才发现，这是间谍臆造的案件，白白地定了罪。

            同志们，你们会说，你干什么去了，过去为什么不揭发贝利亚。对此我可以回答说，贝利亚不是一个可以轻易了解清楚和揭穿的人。我个人和贝利亚有不同的关系。特别在斯大林同志逝世以后，贝利亚对我的态度变化特别大。如果我一天不给他打电话，他便打电话问我：“为什么不打电话？”“没有时间，”我回答说，“有事”。“你要常打电话给我，”他说。同志们，我想，他为什么对我如此厚爱，怎么回事？似乎什么变化也没有，我过去是什么样子，现在还是什么样子。过去他常给我打电话谈马林科夫同志，莫洛托夫同志。他可以散布流言蜚语，反对每个人。这时似乎在指出，在强调，你也许比他们强。后来我把此事告诉了马林科夫同志和莫洛托夫同志。

            我对马林科夫同志说：你听，他说你也许反对我，又对我说反对你。这是一个阴谋家，他认为大家都是傻瓜，而他，也只有他才是个伟大的情报工作者，什么都懂。但我们并不像他所想的那样傻。他为了达到挑拨的目的，作了许多坏事。
            ……
            我想就他为什么这样，谈谈我的看法。这是一个混入党内的奸细，他认为越糟越好。你们知道，马林科夫同志受委托兼管农业。贝利亚表面上与马林科夫同志非常友好，实际上却阻挠把农业问题提交讨论，以破坏集体农庄。结果使农业许多部门处于无人问津状态，牛奶少，肉类也少。如果没有面包和黄油，那是什么共产主义？
            ……
            冒险家贝利亚阻挠关于农业的一切建议。例如，关于土豆增产的问题讨论了3个月，3个月也不能作出决定。刚一提交讨论，贝利亚就提议再作些加工。这个奸细就是这样行事。他阻挠对许多问题作决议。我想，他认为如果某个地方由于居民不满而出现麻烦，这对他来说是好事。唉，多么坏的家伙！

            同志们，我完全同意马林科夫同志就乌克兰、白俄罗斯、立陶宛和拉脱维亚所通过的决议的讲话。我们应当撤销贝利亚的报告。应当翻翻这些决议，也许应当对它作些修改。

            贝利亚极力破坏各民族的友谊，试图煽动和激发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使他们活跃起来。最近几天中央收到几封信，信中对这个问题作了歪曲。我收到一位妇女的信，她是斯坦尼斯拉夫州一个区委的工作人员。她对我说：“您说现在没有两个乌克兰——西乌克兰和东乌克兰，只有一个苏维埃乌克兰。我在斯坦尼斯拉夫州工作了13年，现在我作为一个乌克兰人被赶出乌克兰”。这是根据我们的决议而做的。这种信也有从立陶宛寄来的。一位共产党员在信中说，最近一些民族主义分子变得厚颜无耻，开始反对俄罗斯工作人员。事情发展到这种程度，商店里会说俄语的售货员，如果对他说俄语就不给你货。这些事实说明什么？说明贝利亚的建议就是离间俄罗斯人和其他民族的关系。激起我国各族人民之间的仇恨。
            ……
            在讨论德国问题时，贝利亚这个钻进党内的奸细和帝国主义代理人表现得最为明显，当时他提出一个问题，让民主德国放弃社会主义建设，向西方让步。这就意味着把1800万德国人置于帝国主义的统治之下。他说：“应当建立中立的民主的德国”。

            难道民主的资产阶级的德国可能中立吗？这可能吗？贝利亚说：“我们要签订一个条约”。而这个条约价值几何？我们知道条约不值钱。

            同志们，这个人的卑鄙无耻简直令人不能容忍。不久前我们听了几个德国人的谈话。民主德国的领导人犯了错误，应当改正错误，但不应瞧不起他们。当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贝利亚大声斥责乌布利希[16]同志和德国其他同志，以至于我们都感到不好意思。与会的有几位部长，他们知道遭到贝利亚的何等羞辱，但还不得强颜欢笑，心想，这是一剂苦口的良药。现在我认为你们对这个无耻之徒的态度会有所不同。

            贝利亚认为，内务部掌握在他手中，即使有人想逮捕他，那谁来执行呢？让科布洛夫逮捕贝利亚，那他会同科布洛夫一起提前逮捕随便什么人。他坚信这一点。但当我们看到我们在跟一个混入党内的奸细打交道，我们之间就不会有任何分歧。我们经常互相交换意见，我问：你喜欢这个人吗？起初一些人惊奇地看着，大概在想：“他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目的何在？”于是我继续说：你干嘛这样看我，要知道这是一个奸细，你考虑考虑，自己就会相信这是个坏蛋。便回答说：“是的，这样提出问题是正确的，有原则的”。我们互相交谈之后，发现原来我们的意见是一致的。在这之后，我们召开了部长会议例会，没有进入部长会议主席团的党中央主席团成员，都被邀参加这次例会，然后党中央主席团召开了会议，会上大家都把问题和盘托出，直截了当地对贝利亚说：“你是混入党内的奸细，不是共产党员，过去也不是共产党员，我们再也不能容忍了。”现在你们再看看这位英雄，他一下子浑身发软。

            同志们，通过这个决议后，我们深信，中央委员会会理解我们并批准我们的决议。

            中央主席团关于贝利亚应当得到一致的决议。关于这个问题应当各抒己见，免得以后私下议论。有的同志说：怎么会这样，马林科夫不是常常跟贝利亚挽手而行，他们俩也许在议论我。也许会对另一些同志说，赫鲁晓夫也跟他这样。这完全正确。散过步，我也散过步。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有一次甚至说：你们一起走来走去，在讨论什么问题。我回答说：都是扯闲淡，他说各种下流话，听得叫人讨厌。

            我认为，到适当时候，这种散步会对我们带来好处，也是需要的。星期四我们三人——马林科夫、我和贝利亚——同乘一辆车，虽然我们知道他是个阴谋家，他对我进行阴谋活动，反对马林科夫和其他同志，而主要是马林科夫。分手时他握了我的手，我也以“热情的”握手作答。我想，你这个下流家伙，这是最后一次握手，明天两点钟，我们就要挤兑你。我们不是握你的手，而是要你夹起尾巴。

            同志们，对这种奸诈之徒只能这样做。如果我们对他早一点说他是坏蛋，我相信，他会收拾我们。

            他会这样做的。我给某些同志说过这一点。有人说我夸大其词，我回答说：注意，你不要当傻瓜，他会把你埋葬，立上一个碑：“这里长眠着一位党和政府的活动家”，然后说：“傻瓜，在那里安息吧”。他会这样做，他善于浇灌毒草，善于干各种下流勾当。跟我们打交道的不是共产党员，而是个阴谋家，奸细，因此不能吐露真情。我们认为，如果他知道会议将讨论有关他的问题，那结果会是这样：我们去参加会议，他会唆使他的那伙亡命之徒，鬼知道会干什么。因此，对这些问题都要好好加以考虑。现在的形势只能这样做。事情已发展到这种地步，如果内务部领导人给党中央通报内务部机关的混乱状况，那他就被认为是党中的“走狗”。

            现在你们可以看到，这是什么“友谊”，最后以什么告终。我想，党员会正确地理解我们。现在应当把工作好好安排一下，免得以后再发生类似现象。第一，应把一些正直的人安排到内务部。第二，加强党组织对内务部工作的监督。

            需要指出，在解决贝利亚问题时，我们——马林科夫同志、莫洛托夫同志、布尔加宁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和其他一些同志——是完全一致的。我认为，这次战役(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不会削弱，只会加强党中央的领导。

            在这个问题上不应有任何担心。有些人怀疑：党内如何评价这件事，会不会理解为软弱？

            我认为，关于贝利亚问题的决议会加强我们的领导，加强我们的党。可能有人会问，其他国家会怎样评价我们的决议。当然，国外会知道，甚至即使我们不公布，国外反正会知道。我坚信，到处对此都会作出正确的评价。

            因此，同志们，我们相信这个决议是正确的。

            马林科夫同志正确论述了斯大林同志在十九大之后的中央全会上针对莫洛托夫同志和米高扬同志的讲话。我们都很清楚，生活中本来就没有他所谈的这回事。说这话与有人诽谤以及斯大林同志的年龄和身体状况有关。
            ……
            同志们，驱逐了贝利亚之后，我们变得更加强大。

            我想引用这样一个细节。在开会前马林科夫同志把这件事告诉了伏罗希洛夫同志，作为一个年高德劭的党员，伏罗希洛夫同志扑上去拥抱了马林科夫同志。这时伏罗希洛夫同志警告马林科夫同志：“小声点，他在偷听”。于是对克利门特·叶夫烈莫维奇说：即使在偷听，也来不及揭穿。你看，他在主席团内部制造了什么样的环境！有时有人会说：“对的，拉夫连季·帕甫洛维奇。”而自己却偷偷地唾弃他。难道可以把这种环境带入党内？现在，这种情况不会有了。只有集体领导，真正的党的领导。不仅需要在中央，而且要在地方上，包括党的基层组织中，都形成集体领导的环境。中央全会、党委会，劳动者代表的例会都应当定期召开，召开这些会议不要搞得太隆重，不要说一些严肃而又毫无内容的空话。这一切都要改造。我们的力量已很强大。我们越是更好地和更深入地开展党内民主、批评，越能更好地组织和吸引群众来积极讨论我们的政策和我们整个经济工作和政治工作，我们将越强大。人民会万众一心拥护我们党，充满信心地跟着党走。
            ……

老木匠

№03698
            苏共中央关于贝利亚反党叛国罪行的决议(摘录)
            (1953年7月7日)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会听取并讨论了马林科夫同志作的关于贝利亚反党、叛国罪行的报告以后，一致认为：
            1.斯大林逝世后，整个资产阶级世界都希望看到苏维埃国家的削弱，希望看到我们党和国家领导层的分裂和内乱，希望看到党与人民密切联系的削弱。但是，敌人的这些图谋都被粉碎了。党的中央委员会在斯大林逝世后的4个月中确保了对国家生活井然有序的和正确的领导，为了将党和人民团结起来完成共产主义的建设任务，为了加强我们祖国的经济和国防力量，为了进一步改善工人、集体农庄庄员、知识分子及全体苏联人民的生活，它做了大量的工作。
            ……
            4.我党是苏联社会的组织和鼓动力量。由于党的正确领导，苏联人民在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事业中取得了一个又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
            但是，我党的工作，无论是在经济建设的一系列领域，还是在对劳动人民的共产主义教育方面都存在着严重的缺点。
            应当承认，我们在遵守伟大列宁制订的党的准则和遵守党的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原则方面，都存在着严重的缺点。多年来，我们在这些方面累积了许多极其不正常的现象。战后已经过去7年，第十八次党代表大会也过去了13年，才召开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这无论如何也讲不过去。一连几年也不召开党的中央全会，政治局也长时间不能正常发挥作用，国家和经济建设中的许多重大问题的决定往往也没有按党章规定的那样事先在党的领导机关集体研究讨论。由于这些不正常现象的存在，工作中的集体领导原则以及应有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原则未能得到保证。这些不正常现象往往导致错误的决策，降低了作为党的集体领导的机关——中央委员会的作用。
            同时，也还应当承认另一种不正常现象，那就是：我党在近几年来的宣传工作中，违背了马克思、列宁关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理论。这表现在：党的宣传不是正确地去解释党作为我国共产主义建设中真正的领导力量的作用，而往往滑到了宣扬个人迷信的邪道上，从而贬低了党的领导核心和整个党的作用，也挫伤了党员群众和广大苏联人民的积极性与创造性。
            ……
            5.必须重视共产党在苏维埃国家体制中的特殊地位。我党是我国惟一的政党，而且在社会主义国家中，领导的角色只能由共产党担任。党的领导是苏维埃制度坚实而不可动摇的决定条件。
            同时，必须懂得，在我们的队伍中，一旦对阶级敌人放松革命警惕，党的垄断地位就会产生阴暗面。我们往往忘记敌人会乔装打扮成共产党人，曾多次企图，今后还将企图钻进我们的队伍，谋取功名利禄，进行破坏活动，充当帝国主义列强及其情报机关的间谍。
            6.因此，中央全会认为，已被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揭露出来的国际帝国主义的代理人贝利亚的案件应当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
            现在已清楚地看到，贝利亚十分狡猾地施展各种诡计，投机钻营，骗取了斯大林的信任。斯大林在世时，贝利亚罪恶的反党、叛国活动被深深地隐藏和伪装起来。斯大林逝世后，苏维埃国家的敌人开始变本加厉地活跃起来，进行破坏活动。于是，他们的破坏活动逐步暴露出来。最后，贝利亚脱去了伪装，赤裸裸地暴露了他反对苏联党和人民的真实面目。
            贝利亚的罪恶活动和叛国阴谋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斯大林逝世后，中央委员会以及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主要关心的任务是：根据马克思列

老木匠

№03698
            苏共中央关于贝利亚反党叛国罪行的决议(摘录)
            (1953年7月7日)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会听取并讨论了马林科夫同志作的关于贝利亚反党、叛国罪行的报告以后，一致认为：

            1.斯大林逝世后，整个资产阶级世界都希望看到苏维埃国家的削弱，希望看到我们党和国家领导层的分裂和内乱，希望看到党与人民密切联系的削弱。但是，敌人的这些图谋都被粉碎了。党的中央委员会在斯大林逝世后的4个月中确保了对国家生活井然有序的和正确的领导，为了将党和人民团结起来完成共产主义的建设任务，为了加强我们祖国的经济和国防力量，为了进一步改善工人、集体农庄庄员、知识分子及全体苏联人民的生活，它做了大量的工作。

            ……
            4.我党是苏联社会的组织和鼓动力量。由于党的正确领导，苏联人民在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事业中取得了一个又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

            但是，我党的工作，无论是在经济建设的一系列领域，还是在对劳动人民的共产主义教育方面都存在着严重的缺点。

            应当承认，我们在遵守伟大列宁制订的党的准则和遵守党的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原则方面，都存在着严重的缺点。多年来，我们在这些方面累积了许多极其不正常的现象。战后已经过去7年，第十八次党代表大会也过去了13年，才召开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这无论如何也讲不过去。一连几年也不召开党的中央全会，政治局也长时间不能正常发挥作用，国家和经济建设中的许多重大问题的决定往往也没有按党章规定的那样事先在党的领导机关集体研究讨论。由于这些不正常现象的存在，工作中的集体领导原则以及应有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原则未能得到保证。这些不正常现象往往导致错误的决策，降低了作为党的集体领导的机关——中央委员会的作用。

            同时，也还应当承认另一种不正常现象，那就是：我党在近几年来的宣传工作中，违背了马克思、列宁关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理论。这表现在：党的宣传不是正确地去解释党作为我国共产主义建设中真正的领导力量的作用，而往往滑到了宣扬个人迷信的邪道上，从而贬低了党的领导核心和整个党的作用，也挫伤了党员群众和广大苏联人民的积极性与创造性。
            ……
            5.必须重视共产党在苏维埃国家体制中的特殊地位。我党是我国惟一的政党，而且在社会主义国家中，领导的角色只能由共产党担任。党的领导是苏维埃制度坚实而不可动摇的决定条件。

            同时，必须懂得，在我们的队伍中，一旦对阶级敌人放松革命警惕，党的垄断地位就会产生阴暗面。我们往往忘记敌人会乔装打扮成共产党人，曾多次企图，今后还将企图钻进我们的队伍，谋取功名利禄，进行破坏活动，充当帝国主义列强及其情报机关的间谍。

            6.因此，中央全会认为，已被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揭露出来的国际帝国主义的代理人贝利亚的案件应当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

            现在已清楚地看到，贝利亚十分狡猾地施展各种诡计，投机钻营，骗取了斯大林的信任。斯大林在世时，贝利亚罪恶的反党、叛国活动被深深地隐藏和伪装起来。斯大林逝世后，苏维埃国家的敌人开始变本加厉地活跃起来，进行破坏活动。于是，他们的破坏活动逐步暴露出来。最后，贝利亚脱去了伪装，赤裸裸地暴露了他反对苏联党和人民的真实面目。

            贝利亚的罪恶活动和叛国阴谋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斯大林逝世后，中央委员会以及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主要关心的任务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维护党和政府领导内部的团结，以便顺利解决

老木匠

贝利亚的儿子写了一本为老爸鸣冤叫屈的书，有中文版

里面提到，实际上是在开政治局会议前，贝利亚已在家遭袭击身亡

李大兴

“贝利亚的真面目”是斯大林用来监视朝臣的宦官，斯大林一死，自然朝臣们要群起除之而后快。

亚平

这个帖子如果是最近的，就基本是抄袭来的。
老木匠 发表于 2010-12-8 22:26

那看来的确是抄袭。

老木匠

这位崔继新是搞翻译的？俄文的？

翻译过托洛茨基自传——这很早以前就有过内部灰皮书，所以他的“翻译”也就难说了

把人家俄国人的文章剪裁一下，没有增加什么新的资料——至少你也加点小贝为老爸鸣冤叫屈的内容，得出一个有关赫鲁晓夫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