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宜庆：浦薛凤与清华学者的从政

亚平

金岳霖28岁的时候说过这样一段话：“与其做官，不如开剃头店，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子上唱歌。”金岳霖认为知识分子能成为“独立进款”的人，所谓“独立进款”，简单说就是要靠自己的本事吃饭。不依附于任何外在势力，才能真正做到学术自由。不做政府的官员，才能做真正的知识分子。清华大学教授群体，多是秉持这种信念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但在20世纪30年代，清华大学的教授有一个从政的热潮。这可能是“九一八”事变后，一些清华教授不满足于做一名躲在书斋里的纯学者。1935年12月，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蒋廷黻应蒋介石约请，担任行政院政务处长。蒋廷黻说：“我之离开清华，并不是由于失望，而是因为当时国内的局势日渐恶化，对日抗战已不可避免，因而应政府号召参加抗战实义不容辞。”
　　此时清华同仁对蒋廷黻入阁并不看好，“有的人以为政治是污浊的，党同伐异，倾轧排挤，弄得不好会身败名裂，劝他不应跳入这个‘火坑’；有的人以为他应当保持学者清高的地位，以在野之身议论政事，鞭挞政府。”众学者颇不以为然，唯有胡适能体谅，在蒋廷黻赴南京就任前，赠他丁文江的两句诗：寄语麻姑桥下水，出山还比在山清。胡适期望他能做“‘面折廷争’的诤友诤臣”。
　　七七事变之后，民族面临危急存亡的时刻，又有清华学者从政，抱着共赴国难、为国效力的想法，为国家做事。1938年1月，清华大学电机系主任顾毓琇出任教育部政务次长。在长沙临时大学以及从蒙自初返昆明，浦薛凤两次接到好友邀请他从政，被他婉拒。1939年3月，浦薛凤飞渝从政，从此开始，担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7年。浦薛凤的女公子浦丽琳在《浦薛凤回忆录》代序中说，“因爱国心切，应国家召，以学者身份从政。”浦薛凤自己也说：“此批教授投身政界，大抵系属短期性质，及俟服务告一段落，多数仍回大学执教研究与著述。”
　　一旦走向仕途，从政之后，可能就和自己的设想不一样了，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抗战胜利后，浦薛凤历任善后救济总署副署长、行政院副秘书长、中央大学教授。1948年秋，浦薛凤不顾妻子陆佩玉的反对，任台湾省政府秘书长。1948年秋天，浦薛凤已经嗅到这个秋天特有的萧瑟意味，他已经预料到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倾覆，从南京飞台湾赴任，大概有为自己留后路的心理。他的所感所思以及人生选择，和时局有关，他的内心想法，更堪玩味。反复默诵韦庄之金陵图：“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又想起李商隐的相见时难别亦难之句，百感交集，口占一绝：
　　六朝如梦感飘零，夜不成眠月照棂。
　　见别俱难心味苦，不知何日再归宁！
　　浦薛凤特别指出，“宁”语义双关，一指南京，一指学者书斋生涯的宁静。浦薛凤选择从政是清华学者中的一个标本。吴相湘曾用“经世致用以天下为己任”来形容蒋廷黻，用来形容浦薛凤亦可。浦薛凤自己也说：“不论从政执教，予均保持学以致用之信念，努力以赴，衷心无愧。”
　　在西南联大时期，清华学者(出身清华或曾执教清华)从政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除了浦薛凤，还有叶公超、陈之迈、罗降基、王化成、沈乃正。清华政治学系最为集中，浦薛凤、陈之迈、罗隆基、王化成、沈乃正都是该系教授。有人戏称联大政治系为“升官系”，经济系为“发财系”，无论是张奚若，还是钱端升，一直坚持用“政治学系”，强调一个“学”字。张奚若明确指出，不以培养政府官员为办学目标。有一次政治学系主任张奚若在联大迎新会上讲：“如果你们来政治学系目的是想当官，那你找错了地方。国民政府不大喜欢西南联大的政治学系。如果你来此的目的是想当一个学者，我可以老实地告诉诸位，四年的时间培养不出一个学者来。你在此读四年书，可以获得一些基本知识和读书方法，毕业以后你可以独立继续钻研。”他对毕业班的学生说：“毕业后希望你们能继续研究政治学。为了生活需要自然要找工作，那么可以教教书。最不希望你们去做官。”
　　西南联大初期，政治学系教授集中离校从政，《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写到政治学系时也提及了。张奚若所讲是不是有所指呢？当时教育部规定大学系主任以上领导人员，一律要参加国民党。张奚若和陈序经拒不填表，他们身上体现了不党不官的学者风骨。浦薛凤等人从政，从另一侧面也反映了联大教授来去自由，联大之大。学术自由，兼容并包，可看作联大的学统；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可看作联大的道统。
　　《浦薛凤回忆录》中追忆清华园早期的通才教育，那是一代学者的前尘往事，今人读之，要缅怀历史深处的旧梦了。三册《浦薛凤回忆录》姗姗来迟，披露了清华大学一个世纪的变迁。蒋廷黻在晚年曾对陈之迈说：“在清华大学教书时代是我生活中最愉快的一段。”浦薛凤也应如此，他对清华一直有一种感恩之情。1958年，梅贻琦在台湾任“教育部长”，浦薛凤说，“月涵师坚瞩予担任‘政务次长’”，正是出于对清华的感情，浦薛凤辅助梅贻琦。同样，出于对清华终身校长梅贻琦的尊重，浦薛凤等人在梅贻琦病倒时发动清华校友募捐，并庆祝梅校长三十年掌校之贡献。
　　再回到清华学者从政这个话题上来。为何从政对于学者有如此之大的吸引力？立德、立言、立功之传统文人之理想，“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传统入仕之心理，起到了作用，尽管这些从政的清华学者留学欧美，接受了西方的政治文明，并以此为业在大学教书。政坛的权力场，好像具有强大的磁力，吸引了诸多优秀的学者参与。但政治又犹如巨大的黑洞，吞噬掉一些优秀学者的纯粹性和独立性。抗战结束后，王云五应国民政府的邀请，出任经济部长，制订了在中国经济史上著名的“金圆券”货币政策，导致通货膨胀、民怨沸腾。王云五也因此被中共列为“战犯”。1948年，张伯苓接受考试院院长一职，可谓晚节不保，由此“一脚踩进臭水沟”，成了“前朝遗老”，1949之后，备受冷落。
　　曾在清华大学执教的叶公超，在外交部长任上卸职后，被限制自由，连重上讲坛都不可得。清华出身的远征军名将孙立人，在台湾被蒋介石释兵权，囚禁，失去自由长达30年。《浦薛凤回忆录》第三册《相见时难别亦难》也写及孙立人的处境。浦薛凤从政，似乎如鱼得水，但其未失去一个学者的本色。1962年，浦薛凤应邀到美国讲学，此后12年，桃李春风海外栽，1997年逝世。浦薛凤的人生经历和顾毓琇类似，两人都以高寿终，晚年享誉学界，桃李满天下，又以传播中国文化为己任，擅长古典诗词创作。
　　选择留在大陆的清华园学者，他们的历史命运和人生遭际，更令人深思。1949之后，即使纯粹的学者如金岳霖，也难免和政治发生瓜葛。知识分子要和旧我决裂，政治用清楚的界限给每一个人的脑子里做了一番价值清理，“洗澡”之后，方能过关。1952年，高校调整，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精华尽去，成为理工科大学。1957年反右，曾在清华大学执教的学者潘光旦、罗隆基、费孝通被打成“右派”。1966年“文革”，梁思成等清华学者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被抄家，批斗。至此，清华大学的学统和道统已不复存在。
　　一个世纪的风云激荡，一个世纪的历史沧桑，以匡正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从政者，多被政治磨去了棱角。像浦薛凤这样由学者从政，出入风波里，又能全身而退颐养天年者，可谓凤毛麟角。
　　曾在清华大学历史系求学的赵俪生，后来成为历史学家，在“反右”中也被打为“右派”。为什么中国的知识分子老是被吸引到政治中去呢？赵俪生在回答美国学者舒衡哲的提问时，写下这样一首诗：
　　死亦无别语愿葬君家土。
　　倘化断肠花犹得生君家。
　　赵俪生说：“他们不能摆脱做弃妇的角色。无论他们怎样被遗忘，怎样被弃逐，怎样被虐待，他们都对君主怀有忠贞之心，都要死在君主附近。”这恐怕是他们从政后命运的主要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