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清末资政院，权力有多大？

douniwan

李刚


    1893年，即中日甲午战争发生的前一年，著名实业家、改革家郑观应推出经典著作《盛世危言》，阐述了他对西方政治经济制度的看法，他认为，议会政治有吏治清明、上下同心、选举贤才和政务公开四大优点。此前半个世纪里，魏源、郭嵩焘等一大批勇于开眼看世界的先辈，已相当及时准确地向国人传输了这一世界进程的脉搏。郑观应的整合工作，对孙中山、毛泽东的政治思想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1898年之后，亲手扼杀戊戌变法的慈禧太后认为自己有能力继续驾驭这部古老战车，她会鼓励实业家们开办纱厂、修铁路，却绝不容许帝国新秀轻涉政事。但顽固派招引义和团入京所引发的庚子事件带来的惨痛代价，让她第一次真正意识到改革迫在眉睫。1908年，随着慈禧太后这一政治强人的消失，贵胄所垄断的政治高层对应付危局越发感到疲惫不堪，尽管他们年轻气盛。摄政王载沣这位“80后”最高领导人(1883～1951年)不得不在实际工作中接受世界潮流的洗礼。
    资政院，是清末政改时期设立的准国家议会机构，成立于1910年9月，其章程规定议员共200名，钦选、民选各半，囿于现实，新疆谘议局(地方准议会机构)尚未成立，而资政院民选议员须由各省咨议局议员互选产生，故民选议员缺2人。
　　中央资政院和地方咨议局都是过渡性机构，目的在于培养议员议事能力，为建立两院制国会奠定基础。其得以设置，既有驻外公使的数十载倡导，又有各省督抚前赴后继的连衔陈请，更有大批民间人士的勇于争取，甚至有满、汉开明大臣与梁启超等维新人士深度接触，这一时期，《宪法义解》、《日本议会史》开始进入光绪皇帝所居住的中南海、慈禧太后所长驻的颐和园，并有一批优秀政治思想家对朝廷重臣进行系统性授课。其中以1906年政府耗巨资派团进行环球政治考察为准备工作的最高潮。
　　1907年，处于帝国改革前沿的两广总督岑春煊在广州城发出一道电文奏折，呼吁“速设资政院以立上议院之基础”，并主张“省城咨议局即各省之总议院”。3个月后，北京做出积极回应，下诏设立咨议局，筹建资政院，并派溥伦(皇族，曾于1904年率团参加美国圣路易斯世博会，并于此期间考察美国社会、争取美国牵制日本)、孙家鼐(温和改革派、实业家、北京大学前身京师大学堂之首任管学大臣)为资政院总裁。
　　到了1908年7月22日，即慈禧太后死去的前几个月，清政府颁布了《各省咨议局章程》及《议员选举章程》，规定地方议员有议决兴革地方大政、监督地方财政和行政之权。这些职权已与当时西方国家地方议会有所相似。在咨议局成立之前，地方团体分赴各地对普通国人宣讲选举要义：“选举权者，权利也，非义务也。盖士民多一选举权，即多一权利。”
　　在涉及国家尊严和主权问题上，咨议局能够采取严正的爱国主义立场。福建的《禁售土地与外人》、广东的《中葡划界议案》等议案都是为了维护主权而议定的。弹劾官吏也是咨议局主要职责之一，咨议局议员大多出身地方绅民，有着与西方列强进行“商战”的迫切要求，据统计，在奉天咨议局的预备议案中，实业议案高达42.3%。其中以江苏省咨议局成绩最为斐然。
　　在持续100天的资政院首次会议上，资政院已起到监督行政的作用，它有权核议地方咨议局与督抚分歧；在审查政府预算中，它揭露“政治腐败情形及财政危险情形”；还曾要求军机大臣接受质询，甚至敢于弹劾大臣，否定上谕。“皇族内阁”成立之后，42位议员联名反对。资政院还提请平反戊戌案，在“赦免国事犯奏稿”中，康有为、梁启超以及革命党人都在赦免之列。一位参加过旁听资政院会议的西方人士评论说：“议员们表现了他们无上独立的精神及其尊严与权力感。”
　　溥伦作为资政院总裁，主张凡事“先交资政院参议”，他与度支部(主管财政)大臣载泽经常发生争论。他们之间的争端已不是单纯的个人权力之争，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行政机构同准议会机构已发生相互制衡。资政院活动甚至对不少大臣产生重大影响，由于成立政党在清末已属合法行为，民政部大臣善耆曾邀请有留日背景的议员汪荣宝等人共商组党事宜。
　　武昌起义之后，“皇族内阁”提交辞呈，清政府批准，并宣布“袁世凯著授为内阁总理大臣”。资政院为维护《宪法重要信条》尊严，提出该程序违宪，摄政王收回上谕，等候选举结果，随后资政院以无记名投票公选总理大臣，袁世凯得票最多，摄政王再次发布任命上谕。虽然前后结果相同，但第二次任命的出台遵守宪法程序，程序正义是现代政治得以公正运行的重要原则。这一事件在中国的法律史、政治史乃至整个社会历史上都具有重大意义，但被后人所无视。
　　资政院所通过的《宪法重要信条》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现代意义的成文宪法，其进步性已超越1890年日本所颁布的《明治宪法》，与英国“虚君共和”精神具有一致性。资政院以及各省咨议局在运作中虽不成熟，但至今仍具重要研究价值，两机构事先所整合起来的民意力量，为日后的“南北议和”起到了积极作用，有利于挽救民族危机；不少蒙、回、藏少数民族议员为维护国家统一也做出了重大贡献；许多议员日后成为近代中国在险恶国际环境中得以求存、发展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