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一言难尽张申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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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颐：一言难尽张申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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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颐 （进入专栏）   

    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是周恩来、朱德的入党介绍人。但又在20年代中期退党。40年代是“民盟”的创始人之一，却又在新中国成立前夕被“民盟”开除。1957年，他被打成“右派”……　　　　　　　　　　
     
     
    或许，希腊神话中司掌历史的女神克莱奥（Clio）是位俊俏时髦女郎，因为她总是欢待成功者，冷落失意人。
    在大故迭起、风云激荡的中国现代史上， 张申府先生是位非常重要却长久被“历史”遗忘的人物。他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创立、黄埔军校的筹建、民盟的成立等重大政治活动，但又长期被政治所冷落；是他介绍周恩来、朱德加入中国共产党，但自己不久便又退出共产党，多年后被打成“右派”。在科学思潮、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在现代中国的引进、传播和发展中，他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五四知识分子中，他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位。因此对他的研究和理解，也会使人们加深对中国现代史、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理解。
     
    一、曲折经历
     
    张申府（1893-1986，名崧年，以字行）出生在河北献县，其父为清末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民国时期的众议员等职。
    1913年，张申府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数学系，但他对哲学却又深感兴趣，于是几年间在数学与哲学间“摇摆不定”，“变来变去”。1917年毕业后虽留校任数学助教，但依然难舍哲学，而且在哲学上似乎用功更勤。正是这种“文理交修”的背景，影响了他以后的思想发展与学术方向。附提一句，在他的影响下，其弟张岱年也走上了哲学之路。
    这期间，正是新思潮在北大孕育发动之时，身处其中、思想敏锐的张申府深受时代精神震荡，常常探讨哲学、政治、社会及人生等方方面面的重大问题。不久，他便成为《新青年》的经常撰稿人之一，稍后又任该刊编委。他还曾参与学生启蒙团体“新潮社”的成立活动。在一系列文章中，他首次向国人介绍了罗素等许多西方现代进步思想家。他在1946年曾骄傲地写道：“有些现代的新学说新人物都是我第一个介绍到中国来。有些名字也是我第一个翻译的，后来都流行了。特别是罗曼罗兰、罗丹、罗讷、巴比塞、伊本讷兹，等等都是。以后大大同情中国的罗素尤其是一个。这是我对于国家的一种贡献，我深自引为光荣。”五四期间，，他与李大钊、陈独秀关系密切，并于1918年和李大钊一同创办了《每周评论》，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风云人物之一。
    在李大钊的影响下，他开始转向共产主义，译介了一些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章。1920年初，他参与了组建中国共产党的筹备活动；在“南陈北李”间奔走串联。同年10月，与李大钊创建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并将张国焘发展进来。此时还有桩“小事”值得一提。著名史学家越俪生是张申府的学生，他在回忆录中详述了张申府亲口对人说的这桩小事。这时李大钊是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张申府是馆长室秘书，当馆长不在时，由他代行馆长事务。一次，图书馆一位满口南方土语的青年图书管理员交来一份自己职应缮写的材料或卡片，因为缮写得不够工整，张回忆说，他客气地要对方“请拿回去重作一道”，但看到对方脸上露出不快之色。这位青年图书馆理员姓毛，名泽东。越俪生继续写道：“后来，我偶然读到一本有关陈伯达的书，那里边说，当陈初到延安，初与毛先生相见时，当毛得知陈是从北平出来的，他即刻当听张申府的下落。足见毛先生一直将张惦记在心。”（《赵俪生高昭一夫妇回忆录》，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61页）
    1920年年末，张申府遵照陈独秀的指示来到巴黎，在在赴法勤工俭学学生中发展共产党员。正是在此，他介绍周恩来入党，组成中共旅法小组；不久又与周恩来一起将正在探求新路的朱德发展入党。1924年初春，张申府回国来到广州，参与黄埔军校的筹建，并任蒋介石的英、德文翻译。正是由于张申府的极力推荐，周恩来回国不久便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之职。
    但张申府身上始终有着浓重的文人气质。1925年初，张申府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四大”时，因讨论党的纲领与人争执而负气提出退党。尽管李大钊、赵世炎等反复劝说挽留，但他仍执意持“在党外来帮助党工作”的立场。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之一，他对其“铁的组织纪律性”似乎认识不足，相反却表现出一种“合则即，不合则离”的精神特性。退党后，张申府以教学和翻译著述为生，但并未成为一位不问世事、埋首书斋的学者，而是始终坚持五四精神，以一位正直的知识分子的良知，为科学思想的传播和民主政制的建立而奋斗。1935年当国难当头之时，他发起成立“北平救国联合会”；在任教于清华大学的逻辑课上，他时时置“数理逻辑”于不顾，向学生痛斥当局的不抵抗政策；他曾是著名的“一二. 九”爱国学生运动的发起者与领导人之一，与当时的清华学生姚依林在西单亚北点心铺楼上指导游行。他因此被捕入狱，后虽经冯玉祥保释出狱，却被学校解聘。由于他此时已经退出共产党多年，所以后来的“历史”在谈到“一二·九”时，很少提到张申府，对他的重要作用更是绝口不提。历史求真，委实不易。出狱后，他倾全力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在重庆，他参加国民参政会，发表大量宣传抗日的文章，与其他民主人士配合中共连续发起宪政座谈会，要求进行民主改革。他参与了民盟的组建工作，任中央常委兼华北总支负责人。
    张申府的思想深受罗素、罗曼罗兰等人的和平主义影响。在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的大决战中，张申府一直反对内战、力主和平。当共产党节节胜利、即将进行淮海战役时，张申府仍在《观察》杂志上书生气十足地呼吁和平，要求双方停战。结果，自然受到胜利在望的共产党及民盟左派领导人的批判，并被开除出盟。共和国成立后，张申府供职北京图书馆。据赵俪生回忆，建国初期有次听苏联专家报告，会后恰与张同行，“他随身带着一部木刻线装书，一套四本，我拿过来一看，竟是一部《麻衣相书》。呜呼，张先生竟研究起这种东西了，怎不叫人吃惊！”（《赵俪生高昭一夫妇回忆录》，第159页）读史至此，笔者也不禁“呜呼”：如果张先生早几十年就研究《麻衣相书》，或许会看出那个当年无人注意的小小图书管理员将是一个“倒海翻江卷巨澜”、搅得“四海翻腾云水怒”的人物罢？难怪，大字不识几个的“海上闻人”杜月笙有句名言：不识字不要紧，不识人可不行。
    虽十分冷寂，但“不识人”更“不识时务”的张申府在1957年还是未能逃脱“右派”厄运，直到1978年始获“平反”。
     
    二、“求真”与“求善”
     
    在张申府的思想中，“求真”的科学与“求善”的道德是内在相通，互相发明的。“科学规律”加深了加强了他对社会主义思想的信念，“社会主义”又使他对“科学”的价值备加推崇。将“真”与“善”统一起来，是他的理想目标。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科学”虽具至高无上的地位，但新思想的宣传者中只有极少数是研究“科学”的，而张申府便是这极少数之一。作为数学系学生，他具有某种“得天独厚”的优势，立即敏感到世纪初以罗素为代表的分析哲学、数理逻辑学在思想史上蕴含的巨大革命意义，并深为这种哲学的清晰、精密及高度技术性所吸引折服。因此，他并不是空洞地宣传“科学”，而是脚踏实地、终生不辍地译介、研究罗素的思想和分析哲学，为“科学的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作了开拓性工作。更难得的是，他推崇科学却不彻底反传统，对儒家的“仁”亦极推崇，力图沟通“仁”与“科学法”。在当时的思想先进中，这是十分罕见的。
    大约在1914年，张申府在北大图书馆偶然读到罗素的《我们的外界知识》一书即被其吸引，由此对罗素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对罗素的数理逻辑理论更是推崇备至。他在《新青年》上称颂罗素“是现代世界至极伟大的数理哲学家，是于近世在科学思想的发展上开一新时期的一种最高妙的新学〈即数理逻辑（名学），也叫记号逻辑或逻辑斯蒂科Logistic〉很有创发而且集大成的。”他认为数理逻辑的产生是哲学“科学化”的重要标志，更证明了哲学及所有人文学科不仅应该，而且能够“科学化”。这一点，恰恰适应了当时思想界的需要。新文化运动的先进们认为中国种种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科学精神的匮乏，而且将“科学”规纳为西方文化的两大特点之一而加以推崇。张申府自不例外，认为西方文明，自古及今，最大特色，一言蔽之，不外乎逻辑，而科学精神为现在中国所最缺”。所以当务之急是用科学思想战胜非科学思想。正是基于这种抱负，他一点点地把数理逻辑、摹状词理论、语言分析等中国人闻所未闻的理论介绍进来。特别值得称道的是他在1927年即将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巨著《逻辑哲学论》译成中文发表，题为《名理论》，为该书英、德文对照本出版后的第一个其他文字译本，使西方学术界甚为惊讶。然而中国哲学界直到80年代中期才对维特根斯坦哲学产生足够的重视，并形成一股“维特根斯坦热”，这恰恰也反衬出张申府当时的眼光。
    对科学、理性的推崇，使他的思想发生了由“激进”到“温和”的转变。
    1922年他在巴黎积极发展共产党组织时，思想非常激进，明确主张社会主义革命。他以“赤”为笔名，在《新青年》发表了《个人不负罪恶责任》、《编辑室杂记》、《共产主义之界说》等文章，激烈地说：“社会是万恶之成就者。人性是罪恶之教唆者。吾们只有：革社会之命；调理人之性。”“我的根本主张是废国灭产，绝婚姻”“对于社会主义自然要绝对的信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之间，更没有第三者……现在摆在眼前的，已只有共产主义与资本帝国主义两条路。”“吾想创造的少年中国，乃是无产阶级的少年中国。”而且，“只由无产阶级的专政，建立了共产主义，社会的安定才能重得，秩序与进步才能再望。”“这个变更，必须是革命性质的；必须以非宪的手段抓住权力；必须以强力扑灭反革命。”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虽然看到了马克思主义与罗素哲学的差异，却越来越不认为二者有本质的不同，而认为二者因本质相同能够“结合”、互补。他在30年代写的《现代哲学的主潮》认为：“解析是要根据科学的，是反对承认不变的的本体的玄学的。唯物也正如此。此二者相通之点。”“解析的第一步工夫固在言辞文字上，但也是要切实如实的。唯物则尤要脚踏实地，实事求是。这又是二者相同的地方，解析之极致可使一切学问统一于一，这一点至少也是唯物之所从同。以此种种，最近世界哲学界里两个最有生气的主潮是可以合于一的；而且合一，乃始两益。而且合一，乃合辩证之理。在理想上，将来的世界哲学实应是一种解析的辩证唯物论。”而二者的不同反可“互补”而共臻完善。逻辑解析“偏重于分”，辩证唯物“侧重于全”；“解析末流之弊是割裂破碎”，“辩证唯物之弊则是笼统漠忽”，但由于二者有共同的基础，“解析与唯物，实正相补。”总之，“解析与唯物，这是西方方兴的趋势。两势会归，必然于人类思想的改造，世界状态的变更，均大有所成就，夫岂止于解决些哲学的问题而已？”这最后的问题，颇能反映张申府等人对“科学”“科学哲学”如此推崇的最终关注之所在。他们最终关怀的并不是科学、哲学及知识本身，而是人生、社会，是“世界状态的变更”。
    因为张申府在30年代初就认为，科学的“求真”与人类社会的“求善”是统一不可分的，因为“科学是器，器无善恶”，所以需要一种价值观念的引导。他设想以“仁”作为引导“科学法”的价值体系，“今日世界的问题是如何把仁的生活，与科学或与由科学而生的工业，融合在一起。” “在吾意，真即是自然， 自然即是真：即真即自然，美善视此。” “求真”的意义在于“求善”， “求善”的路径在于“求真”，社会主义便是“善”，是“仁的生活”的体现。因此他充满热情的介绍、宣传社会主义学说。当然，他还未能十分清楚地把罗素主张的改良的行会（Guild）社会主义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区分开。也可能，他是有意“混淆”这两种学说，想以科学、理性来使“革命”不那样“暴力”。
    不论如何变化，在五四时期科学思潮在中国的传播和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兴起过程中，张申府作出了突出贡献。
     
    三、个人与社会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张申府却因“一言不合”而执意退党，其中固然有个人性情、人事纠葛等原因，但思想渊源，却是更为根本的。
    如前所述，张申府深受罗素思想的影响，他在介绍罗素的哲学思想、社会观点时，对罗素的“个人主义”亦极赞赏：“他（罗素，笔者注）最重视个人，个人的自由，小团的自治，与他哲学里的重视个体与主张绝对多元，实不无关。”在张申府的思想中，“个人”与“集体”的矛盾一直十分尖锐，无法真正解脱。所以，他在30年代发表一系列杂感的《所思》、《续所思》中，认为社会问题的核心是“群与己，少与多”的关系问题，“过顾社会则碍个人，过重小己亦妨社会。”如何处理“群己”关系，是他困惑不已、深感痛苦的问题。从个人经历可以看出，这一问题对他有着特殊的意义。作为深受罗素、罗曼罗兰等人的哲学和社会思想影响的新文化运动先锋之一，他对以个性独立、个性发展为核心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观念一直有着深深的眷恋之情；作为马克思主义的译介者、信仰者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之一，他对以集体主义为目的大同境界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又始终怀有深深的崇敬之意。这种内心的矛盾，是他难以纾解的，也是他的悲剧的根源。
    张申府的理想社会，是个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如何可以自由？自由在个人主义。如何得个人主义？得个人主义在知有人，亦不知有人。知有人，不以己害人。不知有人，不以人碍己。个人主义之极致，即是大同之极致。大同之极致，即是个人主义之极致。故此个人主义为大同个人主义。解群己之纠者，在于是。”其实，这“大同个人主义”毕竟只是一种美好而苍白的空想，恰恰反映了中国“新式知识分子”的伦理困境。一方面，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他们无法完全接受西方近代“个人主义”取向；另一方面，他们又无法忍受中国传统的“集体主义”取向。而如何才能实现理想的“大同个人主义”呢？张申府只能寄希望于人类的理性：“解决此问题自宜更循人性而审选群制。巴甫洛夫的制约反射之律，于此实大有助益……换辞来说，人生必须由科学的进展，人性的认识，社会的改制，教育的更新，以达于仁之境。”他认为通过诸如条件反射学说便能“科学地”认识人的本性，可以据此作出理性的选择，造成群己和谐的合理社会，使政治由暴力的变成理性的：“力即是理必须变成理即是力。”在暴力冲突异常激烈的近代中国，呼吁有“理”代替“力”确实显出一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剧精神，但又反映了一种在现实剧变中的无奈。这种悲剧精神与无奈之感，确也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写照。
    总之，在张申府的精神世界中，科学与价值、个人与社会、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等汇于一处而不彼此抵牾，其根源就在于他笃信物我一体的“通”：“一与通是东方哲学之特长。多与析则是西方哲学之所擅”。“我则祈：于多见一，由析达通；一不忘多，析而以通为归宿。”的确，“一”与“多”，“析”与“通”，“仁”（价值理性）与“科学法”（工具理性）之间如何定位，是张申府先生给我们提出的问题和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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