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李先念与陈云的革命情谊

张肇俊、胡譞予

陈云说：我和先念同志相识，是在1937年4月。那时他率领西路军余部400多人，浴血奋战，历尽艰辛，到达甘肃与新疆交界的星星峡，我以中央代表名义从苏联回到迪化，然后去星星峡接应他们。先念同志从红军时代起就是一位久经沙场、英勇善战的将军。
李先念说：我有两个老师，一个是向前，一个是陈云。向前教会我打仗，陈云教会我搞经济。陈云和李先念共同向中央推荐江泽民，邓小平表示完全同意。邓小平还公开说过：“第三代领导核心就是大家都同意的江泽民同志。”
党中央一直关心你们
1937年5月1日，中共中央的代表陈云、滕代远等带着一个由40多辆汽车组成的车队，抵达新疆与甘肃交界处的星星峡，与李先念率领的红军西路军左支队400余指战员会合。这是李先念与陈云第一次相见。
在星星峡，李先念向陈云、滕代远等详细汇报了西路军的战斗经历和现有人员情况。陈云对他一再表示慰问和鼓励。陈云说：党中央一直非常关心你们。你们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坚持战斗，顽强不屈，把剩下的这部分人带到星星峡，是好样的，不愧是好共产党员嘛！
4日，在苦水陈云又对西路军的将士们说：同志们不要为暂时的失败灰心丧气。这是革命的挫折，也是革命的代价。不要难过，不怪同志们，西路军是英勇顽强的。你们勇敢战斗，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转移到这里，是难能可贵的！革命斗争中有胜利也有失败，不要光看到失败，更要看到未来的胜利前景。不要光看到我们现在只有400多人，只要我们把革命的有生力量保存下来，就会发展壮大，会扩展到四千、四万甚至四百万人，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必将属于我们！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共中央决定撤销李先念等去苏联学习的决定，改为就地学习，成立“新兵营”，归陈云直接领导。在“新兵营”，李先念和陈云经常交流，加强和增进了彼此间的了解和友谊。对于陈云高深的马列主义理论修养，卓越的组织领导能力，坚定的组织纪律观念，平等待人的民主作风，以及在统战工作中的灵活斗争策略，李先念打从内心里敬佩，把陈云作为自己的师长和学习榜样。后来，李先念多次提到陈云在新疆接待、安排西路军这件事，正是陈云给部队指出了要学习先进技术的路子。
在抗日战争风起云涌，神州大地寇深祸亟的危难时刻，李先念多次向陈云、邓发等提出回延安的请求。后经中央批准，1937年12月23日，李先念与李卓然、程世才、李天焕、郭天明、曾传六等告别战友和“新兵营”，离开新疆，踏上新的征程。
西路军问题
西路军失败了。但如何评价西路军，如何正确对待西路军的将士，一直是李先念和陈云的心病。
1937年12月，毛泽东在接见李先念等西路军领导人时说：“西路军的失败，主要是张国焘机会主义错误的结果，他不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他惧怕国民党反动力量，又害怕日本帝国主义，不经过中央，将队伍偷偷地调过黄河，企图到西北去求得安全，搞块地盘称王称霸，好向中央闹独立。这种错误的路线，是注定要失败的。”
毛泽东的这一观点最终体现在1951年10月第一版《毛泽东选集》中收录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及其注释中。文章中写道：“为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
李先念一直想把西路军的问题搞清楚，就此他同陈云进行了多次交谈。1981年11月22日，陈云对李先念说：“西路军问题不能回避，西路军过河是党中央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而决定的，不能说是张国焘分裂路线的产物。”
1982年2月27日，陈云同李先念说：“西路军是当年根据中央打通国际路线的决定而组织的，我在苏联时，曾负责同他们联系援助西路军武器弹药的事，而且在靠近新疆的边境上亲眼看到过这些装备。西路军问题是一件和自己有关的事，我今年77岁了，要把这件事搞清楚。”谈话中陈云建议李先念准备一份有关西路军问题的材料。
随后，李先念派人用一年时间查阅中央档案，并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起草了《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在这过程中，陈云曾委托秘书电话转告李先念说：西路军打通国际路线，是党中央、毛主席过草地以前就决定的。当时，共产国际也愿意援助中国共产党，200门炮都准备好了，我亲眼看见的。西路军的行动不是执行张国焘的路线，张国焘路线是另立中央。西路军的失败也不是因为张国焘路线，而主要是对当地民族情绪、对马家军估计不足。“西路军是当年根据中央打通国际路线的决定而组织的”。
1983年2月，《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一文完成。文中指出：“上述主要历史事实说明，西路军执行的任务是中央决定的。西路军自始至终都在中央军委领导之下，重要军事行动也是中央军委指示或经中央军委同意的。因此，西路军的问题同张国焘1935年9月擅自命令四方面军南下的问题性质不同。西路军是根据中央指示在甘肃河西走廊创立根据地和打通苏联，不能说是‘执行张国焘路线’。”李先念将此《说明》送给了陈云阅看。3月8日，陈云就此问题致信李先念说：“你写的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和所有附件，我都看了两遍。这些附件都是党内历史电报，我赞成把此件存中央党史研究室和党的中央档案馆。可先请小平同志阅后再交中央常委一阅。”
3月12日，李先念致信邓小平：“送上《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和陈云同志的批语，请阅。您在1981年10月30日，曾将竹郁同志写的《‘西路军’疑》一文批给我看，我又送给了陈云同志，因为陈云同志对西路军的问题有些了解。他看后要我写份材料存档。由于我对当时的全面情况了解不多，40多年来又没有研究过，对重要历史事实根本不清楚。近一年来，我花了点时间回忆，又派秘书查阅一些历史档案，才写出这份材料，并请（徐）向前同志看过。请您审改后，可否按陈云同志的意见处理。请予指示。”
邓小平看了李先念的《说明》和陈云的表态信后，于3月22日批示：“赞成这个《说明》，同意全件存档。”当时的其他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耀邦、叶剑英、赵紫阳也都对此圈阅同意。
2001年11月7日，江泽民在纪念徐向前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上讲话指出：“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他奉军委命令，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西路军总指挥，指挥部队与敌人血战四个多月，有力地策应了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这是继1983年邓小平、陈云等中共十二届中央常委明确表示赞同李先念《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之后，中共中央为西路军所作的公开结论。
陈云同志的六条意见
1976年10月，陈云虽然还没有恢复中共中央的领导职务，但他仍以一个老革命家的高度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密切关注着粉碎“四人帮”后的形势，为党和国家的发展思考着良策。
10月16日，李先念打电话征询陈云对粉碎“四人帮”后各项工作的意见。陈云谈了他所考虑的一些问题。李先念听后恳切希望陈云把这些意见写成书面材料交给他。10月18日，陈云将意见写成文字，在同王震、姚依林商量后送给李先念。
在这份意见中，陈云说：“政治局对‘四人帮’采取断然措施，处理稳妥，进展顺利，我认为很好很好。”接着，陈云从巩固和发展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大好形势出发，谈了他对当前工作的六点意见：
“一、要把反‘四人帮’的文件写好。着重说明为什么必须在十月六日采取行动。因为：八亿人民中多数还不知道他们阴谋的内幕，七亿农民是在农村和穷乡僻野。因为‘四人帮’中有一位是主席的夫人。着重说明为什么必须在主席逝世四个星期就采取措施。
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三、支持各省市委工作。使党的这个重要环节能坚强地工作。包括上海在内，让他们自己与‘四人帮’划清界限，好好工作。
四、在外地的政治局委员要经常到北京参加政治局会议和工作，要成为制度。
五、准备在时机成熟时召开三中全会。
六、恢复党的好作风。因为毛主席倡导的许多党的好作风被‘四人帮’破坏干扰了。”
这份意见里还谈了一些应该注意的事项：“防止这次运动扩大化。对还在闹派性的人，号召他们化悲痛为力量，上班工作，团结起来，共同革命；对他们的办法，只能是教育，一切也都为了教育；要防止又“翻烧饼”。各级领导机关，必须是老中青，只是不要聂元梓、蒯大富式人物。中央和省市领导同志不要提‘四人帮’中个人私生活的丑事，而要批判他们的反动路线和政治上的大事，这样做对党有利。要再查一查今年四月天安门事件的真相；当时绝大多数人是为悼念总理，尤其担心接班人是谁？混在人群中的坏人是极少数；‘四人帮’对这件事有没有诡计？”
这时，党和国家正处在一个关键时期。陈云在粉碎“四人帮”后的第十二天就提出的这些重要意见，李先念接到后，感到这六条意见及说明确实是当时最迫切需要解决和注意的一些重大问题。而后这些意见基本被党中央采纳，对于做好粉碎“四人帮”后的工作起到很大作用。
共同提出“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
陈云和李先念是新中国经济工作的杰出领导者。在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进程中，他们卓越的组织才能和非凡的思想智慧，受到全党的赞誉。
“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是陈云、李先念经过深思熟虑提出的。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对我国当时的经济情况进行了调查研究，发现197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中，原订的计划安排偏大，资金和材料都有缺口，财政上有赤字。针对这一情况，陈云在1979年3月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经济调整和体制改革的问题。14日，李先念和陈云又联名致信党中央，明确提出：前进的步子要稳，不要再折腾避免出现大的“马鞍形”；国民经济做到按比例发展就是最快的速度；现在的国民经济没有综合平衡，比例失调的情况严重；要有两三年的调整时期；钢的指标必须可靠。发展方向不仅要重数量，更要重质量。钢的发展速度不仅要制订五至七年的计划，而且要制订直到2000年的计划；借外债必须充分考虑还本付息的支付能力，考虑国内的投资能力，做到基本上循序渐进。信中还对当前和今后的财经工作，提出许多重要意见。3月下旬，经党中央常委讨论决定，成立了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由陈云任主任，李先念任副主任。
3月21日和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召开会议，讨论陈云、李先念给党中央的信。在会上，陈云作了题为《调整国民经济，坚持按比例发展》的讲话，指出：讲实事求是，先要把“实事”搞清楚。我国9亿人口，百分之八十是农民，搞建设，必须把农民考虑进去。所谓按比例，最主要的就按这个比例。按比例发展是最快的速度。过去说，指标上去是马克思主义，指标下来是修正主义，这个说法不对，踏步也可能是马克思主义。搞钢谁都想多搞一点，问题是搞得到搞不到。借外国人那么多钱，究竟靠不靠得住？借款都是由人民银行担保，需要多少？国内要多少投资？都没有计算。搞那么大建设规模，那么高速度，别的工业配合不上。不按比例，靠多借外债，靠不住。要有两三年高速时间，最好三年。建设中要防止环境污染。到2000年，人民生活水平多数达到中等水平，少数可以先富起来。差别不大，但是还有。要甘肃赶上江南，不容易。对外资、外国技术一定要，而且要充分利用，要把期限延长一点。
李先念在会上对陈云的发言做了重要补充，作了题为《关于国民经济调整》的讲话，分析了经济战线上的形势，论述了对经济调整的必要性和重大意义，提出了调整的方针和任务。提出了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四项措施：一是以计划为主，同时充分重视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二是扩大企业自主权，把企业经营好坏同职工物质利益挂起钩来。三是统一领导，分级管理，明确中央、地方、企业的权限。四是用经济手段来管理经济，组织各种专业和联合公司，搞好专业化协作，积极推广经济合同制等。
4月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党、政、军机关主要负责同志参加的工作会议，讨论经济形势和对策，以及国家计委提出的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草案）。会上，李先念代表中共中央作了重要讲话。讲话分析了当前经济形势和存在的问题，强调了调整国民经济的必要性，总结了过去的经济建设经验，提出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
最后，会议指出，在中国搞现代化建设，一定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走中国式的道路。这是制订“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的目的和指导思想。为此，必须进行经济调整，坚决把各方面严重失调的比例关系纠正过来，使整个国民经济纳入有计划、按比例健康发展的轨道；必须积极稳妥地改革工业和经济管理的体制，充分发挥中央、地方、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必须继续整顿现有企业，建立健全良好的生产秩序和工作秩序；必须通过调整、改革和整顿，大大提高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按客观规律办事，使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脚踏实地地稳步前进。在这之后，陈云、李先念为贯彻实施新八字方针作了大量的工作。
经济调整方针在实施初期并不是很顺利。197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尽管作了较大的调整，但基本建设规模仍然安排过大，致使财政出现170亿元赤字。1980年，国家财政收支又一次出现了127亿元的赤字。现实一再表明，要想使整个国民经济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就必须对经济工作中存在的“左”的错误进行认真清理。
1980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会上，陈云进一步明确指出了建国以来经济建设方面主要的错误是“左”，在“左”的错误引导下，不可能总结经验。他还指出：必须认清我们是在10亿人口、8亿农民的国家进行建设，实现四个现代化，决不要再作不切实际的预言。利用外资和引进新技术是我们当前的一项重要政策措施，不过头脑要清醒，要十分谨慎地利用。一切引进项目，都必须有专家参加，必须注意和考虑各方面专家的意见，必须集体商量，不能由一个人说了算。今后若干年，中央和地方财政在开支方面都要大大紧缩。调整不仅是要前进，而且还意味着某些方面要后退，退要退够；不要害怕这个清醒的健康的调整。这次调整不是耽误，如不调整才会造成大的耽误。
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李先念也作了重要讲话。邓小平说，他完全同意陈云同志的讲话。并指出，这个讲话在一系列问题上正确地总结了我国31年来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是我们今后长期的指导方针。李先念说，陈云同志关于过去经济建设方面的主体错误是“左”的错误的意见是非常深刻的，经济部门要认真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
12月中央工作会议，是全面打开经济调整局面的重要会议，是在经济工作中摆脱“左”的影响的转折点。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对确立进一步实行国民经济调整的正确方针，起了重大作用。会后，中央及国务院各部委派出大批干部深入基层，贯彻会议精神，调查了解情况，解决实际问题，全面落实1981年进一步调整国民经济的方案。由于全党思想统一了，调整工作取得了迅速进展，1981年的财政赤字由1980年的127亿元下降为25亿元。
这次经济调整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它一方面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经济的振兴打下了基础，另一方面也为经济体制改革的起步创造了比较宽松的经济环境。这一切是与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的历史作用分不开的。
宝钢要做出榜样来
宝钢始建于1977年，是中共中央决定建设的特大型项目。李先念是宝钢建设的主要决策者和领导人之一。这个大项目在孕育时期，就一直存在激烈的争论，最后主持国务院工作的李先念力排众议，同意了“三委一部一市”（国家经委、建委、计委、冶金部、上海市）的报告，决定在上海建设一个大型的现代化钢铁企业，并把厂址定在宝山，并于1978年12月23日隆重举行了动工典礼。
对于宝钢建设中出现的问题，党中央、国务院十分关心。1979年5月，陈云亲自到上海，对宝钢建设问题进行调查研究，详细倾听了有关部门和专家的各种不同意见。经过反复比较、权衡，陈云结合宝钢建设的现实情况，对比了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精辟指出了我国钢铁工业建设宝钢这样先进的大型钢铁厂是十分必要的。并明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和外国签字（指宝钢的合同），这一项目关系到国格。如果现在下马，损失太大了。
陈云取得第一手资料后回到北京，在6月与李先念等先后主持召开了四次中央财经委员会会议，专门讨论宝钢建设的问题。在第一次会议上，陈云就明确指出八点意见：“(一)干到底，举棋不定不好。（二）应该列上的项目不要漏掉，包括煤、电、运输、一机、码头、河道治沙等。（三）向国外买设备，同时也要买技术、专利。（四）要提前练兵。（五）由建委抓总。（六）对宝钢要有严格要求，甚至有点苛求。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七）冶金部有带动其他各部的责任，特别是壮大一机部的制造能力。（八）冶金部要组织全体干部对宝钢问题展开一次讨论，采纳有益意见。”
李先念赞成陈云的意见说：“宝钢要‘干到底’，这话是我讲的。‘勇往直前’我也讲过。为什么这样讲？就是因为听到同志们有议论。有些议论是对的。听到议论之后总要有个决心，表示个态度，于是讲了这样两句话。”同时，他也讲了四点意见：“第一，宝钢要总结经验教训。宝钢上马仓促，应当是我负责，因为我主持国务院工作。第二，我们搞经济工作的同志要谦虚一点，谨慎一点，陈云同志提出找一些人谈一谈，我看有好处。第三，赞成小平同志提出的成立技术管理委员会。第四，关于实现四化和提高生活的关系问题，我们历来主张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生活。”会后，各有关部门分别传达了陈云、李先念的意见。9月，李先念批准了国务院财经委和冶金部等单位关于宝钢建设问题的肯定性报告，华国锋、邓小平、胡耀邦均圈阅同意。宝钢建设在调整中继续前进。
1980年，以陈云为主任，李先念为副主任的国务院财经委员会被撤销，有关经济问题的重大决策和决定，由赵紫阳牵头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负责。9月，刚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并不了解宝钢问题的来龙去脉，却趁着批判“两个凡是”和调整经济之机，对宝钢的建设持否定态度。
赵紫阳“冷风”一吹，宝钢要“下马”的言论甚嚣尘上，陈云、李先念等坚持宝钢建设不能下马的同志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9月24日，李先念给赵紫阳等写信，指出：“看了反映宝钢问题的简报，真使人担心！宝钢是全国人民关注的重要项目，一定要建设好。但有些问题至今还没有很好解决，这就难怪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各方面人士议论纷纷。对于这些议论，不管如何，我们都应当热烈欢迎，并要认真吸取合理的意见，尽快改正。否则，我们就不够谨慎了，甚至还会继续犯错误。”显然李先念是不同意宝钢建设项目下马的。赵紫阳没有足够重视李先念、陈云等的意见，仍提出宝钢要“调整、退够、下好”，停建第二期工程。后经多次反复论证，1981年8月，恢复了宝钢一期工程的建设。
1983年冬，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李先念第二次来到宝钢工地视察。他对宝钢指挥部的领导同志重点讲了关于工人培训、经营管理和引进技术设备问题，希望宝钢的建设者们在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继续坚持科学态度，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按照国家的统一计划，把宝钢建设好，宝钢要做出榜样来！
宝钢从兴建至今，已成为具有年产2000万吨钢的生产能力的特大型现代化钢铁联合企业，并且创出了一条为国内外所公认的充满活力的、不断赢得竞争优势的发展道路。历史证明，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建设宝钢的决策是正确的，其中包含着陈云、李先念等老一辈革命家的精力和心血。
我们一直很注意特区建设
1979年1月13日，广东省向国务院提交了“在三五年内把宝安地区建成具有相当水平的工农业结合的商品生产基地和将宝安县改为深圳市，属省辖市建制的报告”。1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将深圳的蛇口辟为香港招商局蛇口工业区。3月5日，国务院批复同意广东省将宝安县改设为深圳市。4月5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第一次提出试办“出口特区”。深圳、珠海两地可以先行试办。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下达文件，提出在深圳、珠海、汕头三市试办“出口特区”。1980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决定：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正式宣布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置“经济特区”。深圳特区遂成为中国改革开放试验田。李先念是决定创立深圳特区的领导人之一。1979年元旦刚过，关于在深圳蛇口半岛开办工业区的报告，就呈到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主管经济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的手中。送此报告的就是时任交通部香港招商局董事局常务副董事长的袁庚。
不久，李先念召见袁庚。准备周全的袁庚在汇报的同时，呈上了一张地图。李先念显然非常清楚袁庚的用意，在听完汇报后，随即用铅笔在地图上南头半岛划了一条横线，笑着说：“给你们一块地可以，就给你们这个半岛吧。”
在以后的10年间，深圳人创造出了“深圳速度”、“深圳思维”和“深圳成就”，使一个原来的普通县，一跃成为拥有600万人口的现代化国际城市。深圳成为全国各地学习的榜样，为人们提供了对外开放、快速发展的经验。可是由于种种原因，李先念一直未能去过深圳。
陈云极为关注改革开放事业。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陈云就指出：改革还是要搞试点，总结经验，要摸着石头过河。改革没有现成的东西，先试点，取得经验。进行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就是要改革不合理的东西，使之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现在计划太死，包括的东西太多，结果必然出现缺少市场自动调节的部分。要实行开放政策，闭关自守是没有出路的。我们要改革，但步子要稳，不能要求过急，不要再折腾，必须避免反复和出现大的“马鞍形”。
陈云虽然没有到过深圳特区，但他支持特区建设，曾多次派秘书到深圳、珠海特区了解情况。当有人提出搞特区货币时，陈云明确指示：“货币发行权要集中到中央，如果各个特区都发货币，实际上就是两种货币并存。而两种货币并存，人民币的‘腿’会越来越短，特区货币的‘腿’会越来越长。因为‘优币驱赶劣币’，是货币的客观规律。”后来陈云还打算到经济特区看看，但终因身体原因而没有成行。
陈云非常欣赏李先念，两人在共同的事业中有许多共同的语言，结下了深厚的感情。1992年7月21日，在李先念逝世一个月后，陈云写下《悼念李先念同志》一文，7月23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文中指出：“1954年先念同志从湖北调到中央，参与领导全国财经工作。他是将军管理经济，但他能很快精通当时的经济工作，这是十分难得的。”“先念同志和我虽然都没有到过特区，但我们一直很注意特区建设，认为特区要办，必须不断总结经验，力求使特区办好。这几年，深圳特区经济已经初步从进口型转变成出口型，高层建筑拔地而起，发展确实很快。现在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规模比过去要大得多、复杂得多，过去行之有效的一些做法，在当前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很多已经不再适用。这就需要我们努力学习新的东西，不断探索和解决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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