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忠桂：帝俄末期斯托雷平政治改革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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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阿·斯托雷平(1862～1911)是沙皇俄国统治末期官僚贵族阶层中一位杰出的政治家、著名的改革家。1905年，沙俄在日俄战争中遭到惨败，受战争影响而放大的俄国国内社会、政治和经济矛盾激化，爆发了全国性的革命运动，此即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战争和革命严重冲击了腐朽、落后的沙皇专制统治，面对重重危机，上层精英阶层不得不寻求对策，斯托雷平改革应运而生。
　　史学界关于斯托雷平的研究侧重于他的土地改革，而事实上，斯托雷平的改革内容是全方位的，涉及到国家和社会的各个领域。历史学家V.S.迪亚金发现一份斯托雷平的文件，经档案学家考证，写于1907年初。文件阐述道：“革命时期必须改革，因为在很大程度上，革命是由于(国家)内部结构的缺陷所引起的。我们如果关注与革命作斗争，我们至多消除后果，而不是原因：我们将治好溃疡，但是受感染的坏血会产生新的溃疡。况且，已经顺利地宣布走改革的道路，建立了国家杜马，不可能回去了。(普鲁士、奥地利)镇压了革命，(在那些国家)，获得成功不仅仅是求助于暴力，而且还依靠前期制度改革力量的作用。一个政府把它所有创造性的力量投入警察措施——那是统治当局承认自己无能。”斯托雷平的改革意识是相当清醒和明确的，作为年富力强的贵族官僚，他对俄国社会有着深刻的体验。在亲自镇压革命运动的过程中，斯托雷平感受到了俄国国内积累的复杂而尖锐的矛盾，而所有矛盾的根源在于落后的沙皇专制制度难以适应日益复杂的国家和社会，以及封建官僚架构下俄国政府的极端腐朽和无能。必须对俄国国家结构和政治制度进行改革，否则专制政权难以为继。为此，斯托雷平付出了平生的精力，可能还包括他的身家性命。
　　斯托雷平当政后，指示各个部门制定改革提案，涉及国家内政的各个方面。1907年3月6日，斯托雷平参加杜马的第五次例会，这是他第一次到第二届杜马。在会议上，他提出了政府的全部目标，简述了计划项目的纲要。1907年11月16日，斯托雷平到第三届杜马发表他的第一次讲演，他纲要性地陈述了自己关于改革的立法计划。斯托雷平雄心勃勃地许诺了许多方面的改革，虽然没有全部得以推行，但是对于重要的改革，斯托雷平竭尽全力进行推动。在国家政治层面，主要推行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改革。
    一、地方政府重组
    1906年12月，斯托雷平在大臣会议上提出改革地方管理体制的设想。改革计划的最重要一点是设立地区总长，他将取代首席贵族和土地调解官的一部分职能，废除土地调解官。他由内务部任命。另外，由内务部任免的省督也将扩大职能。地区总长和省督成为地方最高权力代表。新的社区管理基本单位是由各阶层代表组成的自治局，地方自治局选举人的数量扩大，财产资格限制保留下来，并扩大犹太人的权利。
　　对于乡区一级，管理机构将代表该地区的财产所有者和公社农民；其主要的管理机构由乡民大会选举产生；在大的乡区管理事务可以以执行局(executive board)的形式让乡的长者协助；废除土地调解官，由新的附属于地区总长的官员代替，将按法律办事。
　　斯托雷平实际上是要把自治管理推行到乡村一级。他认识到了地方政府的现行体制完全陈旧，没有多大效用。这个结构中许多核心人物，即首席贵族，很少关心管理事务，把工作交给他人代理。他们经常长期离开他们所负责的地区，很少有人能在那里待三个月以上。结果，地方事务得不到持续的管理；来自于财政、司法、邮政、林产等各个部的民政官员我行我素，有时还互相牵掣。进行地方政府重组，斯托雷平一是要使地方政府合理化，理清其头绪，使其更有效率，职能更清晰；二是要扩大其政治基础，使其更具代表性。据1897年的人口调查，贵族已经只是社会的一个特殊的部分，它在分化而且有不同的政治倾向，而且一半贵族不是俄裔。
　　斯托雷平的改革提议将更改传统的地方管理体制，这就触及到地主贵族的现实地位和利益。在传统结构中，贵族在地方具有自治的地位，是乡村的管理者，通过贵族会议和自治局掌管着地方的民政和司法事务，具有特权和优势。而斯托雷平的改革则要削弱贵族会议的管理职权，扩大自治局的政治基础，从而要降低财产资格限制，这必将提高其他阶层的地位；而建立乡区自治，将乡村长者提升为政府官员，从而使政府与农民直接联系，这废除了地主作为农民与政府的中间人的角色，使贵族们丧失政治优势地位，直接削弱他们的特权。因此，贵族特别反对废除地方土地调解官，要求保留他并维持他的全面管理和司法权。
　　地方贵族会议与自治局有着广泛的影响力，早在1906年末，第二届贵族联席会议对首席大臣的改革趋向表示了强烈的反对，他们宣称，地主阶层的利益不同于政府的利益。1907年4月2日，第三届贵族联席会议通过了一个决议，明确表示不赞成改革。连斯托雷平妻兄A.B.纳德加特也攻击政府的政策，认为“贵族确实不是一个政党，从来也不是：它是俄罗斯帝国的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阶层。但是一旦这一阶层的根本利益被触及，我们就不仅有权利而且有义务表达我们的意见……我们爱俄国，我们要说，把贵族从地方生活中消除并不能消除任何社会阶层，而是消除俄国最珍贵的思想支柱——君主的支柱。”1908年3月，贵族联席会议第四届大会再次审议了地方政府改革计划，认为政府的计划是激进的，大会派代表向沙皇诉怨。在给君主的致辞中贵族们表示：“完全废除等级原则。轻视长久以来形成的制度，拆散具有历史根源的联合体……与维护君主原则相抵触，该原则在俄国人民心中如此亲切，与历史联系紧密。”
　　政府把提案呈交到第三届杜马讨论，杜马对其进行了很大的修改，将其改成一个按财产和纳税原则建立的职能全面的地方自治政府。各党团意见分歧很大。立宪民主党要求完全民主化，废除财产原则；而右翼则坚决不同意。政府也反对杜马的修改。1908年3月，来自于34个地方自治局和12个城市杜马的代表参加了斯托雷平召集的地方经济会议，地方保守贵族强烈反对他的改革建议。斯托雷平虽然最终在地方经济委员会中为他的提案取得多数支持，但是主要是因为有政府官员参加，而很大部分省自治机构的代表仍然反对。争议一直持续下去，到1911年10月末，议案才送交国务会议，此时斯托雷平已经不在人世。政府对该问题也不太感兴趣了。国务会议又为此争论不休，直至一战爆发而不了了之。
　　1906年司法部提出了乡区法院的议案，主要是废除传统乡村以习惯法为主的做法，代之以正规的司法管理。该提案也是直到第三届杜马才开始得到认真讨论。第四届贵族联席会议对此表达了反对意见，认为没有必要更改现有体制，而只须加以完善。1909年10月，杜马开始讨论议案，整个提案被各派的意见吞没。十月党主张司法完全独立，不同意政府提案中对新地方司法机构设置牵制的作法。右翼和民族主义分子完全反对改革。如东正教主教埃夫罗吉(Evlogy)不认为知识分子在决定农村实际法律问题上比农民更聪明，他说：“我们的农民确实仍然无知，没有教养，愚昧，不能理解微妙的法律概念，但他拥有一大天赋——就是俄国人认识环境的能力。根据经验，他非常熟悉我们的乡村生活及其形成的条件，他亲身体会到人们的心理……”
　　政府的乡区法院提案在杜马中经过激烈争论，遭到了全面的修改，最后勉强获通过，进入国务会议。这时政府已经对该改革失去了信心，一是斯托雷平政府的改革意图被修改扭曲；二是在经过海军参谋部案后，对右翼势力堡垒的国务会议丧失了信任，无法相信它能让议案通过。在国务会议司法委员会上，谢格洛维托夫代表政府为提案辩护，斯托雷平也参加了，他宣布他并不打算彻底废除现有的乡法院。这样，斯托雷平实际是放弃了政府的改革设想，取得胜利的右翼即刻把议案变为完善原有乡村法院体制的议案。
    二、中央政府重组
    斯托雷平一开始担任内务大臣，就积极施政，特别是被任命为首席大臣后，他认为内政是一个互相制约的系统，需要各个部门的相互配合。斯托雷平认为：“所有由首席大臣推荐的阁员都必须向主席负责。特别是大臣向君主做的所有报告都必须先得到主席的同意。”
　　首席大臣因为无权干涉外交而使内政受到外交方面的严重影响，而外交是君主的特权。斯托雷平主张国际社会的稳定与和平，因为大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会导致军事冲突。斯托雷平反对伊兹沃尔斯基在巴尔干问题上的主动政策，他指出：“在俄国一次新的动员将会推动革命，我们刚刚从里面走出来…在这样一个时刻，在国际事务上不能冒险，甚至不能表示主动。”
　　根本法对于权力的界定不是很明确，这就使得各权力机构之间产生矛盾或冲突，特别是在立法机构与宫廷，立法机构与政府之间。这也为双方各自解释根本法创造了条件。杜马中的左派竭力按他们的宪政理想来解释根本法，争取更多的权力；而以沙皇为首的右翼势力则坚决维护君主特权。政府则有时与杜马争议特别权力，有时越权处理君主特权范围内的事务。海军参谋本部案则是杜马和政府联合触犯君主特权的事件。
　　1908年5月，古契科夫在杜马接连抨击海军部，要求海军部进行改革，特别是在参谋本部方面，清除无能的大公亲王。斯托雷平持两种相互矛盾的立场，一方面维护沙皇，另一方面赞成杜马加强对军事决策的参与。1908年5月24日，海军部在杜马中介绍了参谋本部改革的两年计划，该计划获得通过。
　　杜马对海军部的批评和政府的海军参谋本部改革提案触犯了君主的军事特权。敏感的保守分子立即起来反对。极右翼分子普里什切维奇在杜马中回击古契科夫，不允许讨论俄国专制君主特权内的事情。海军参谋本部改革提案被呈交到国务会议。在国务会议财政委员会会议上，保守分子宣称该议案存在宪制缺陷，因为杜马不仅对它表决赞成，还自己制定新名单，这是违反根本法的，那种事务只由沙皇掌管。最后国务会议否决了该议案。
　　1908年末，政府重提议案，国务会议财政委员会在附加条件的基础上才同意通过，即要求不再有类似的违背根本法的事情。1909年3～4月，国务会议开始具体讨论提案。右翼分子在杜尔诺沃、维特和V.F.特列波夫的带领下，对斯托雷平进行了全面攻击。最后，在1909年3月19日，国务会议对该提案进行表决，结果对斯托雷平来说不是胜利。75个成员反对，87人赞成，但其中7个是内阁成员。斯托雷平非常惊讶，他立即进行反击，首先统一各大臣的意见，然后致书沙皇，否认关于政府削弱沙皇权力的指控，并指责国务会议成员中有人搞阴谋诡计。
　　提案最后提交给沙皇裁决，当时沙皇没有立即作出决断。在这期间，圣彼得堡政治气候极不明朗，保守势力竭尽全力影响宫廷的决策。1909年4月25日。沙皇终于作出了决定，他告诉斯托雷平他不能接受海军参谋本部议案。这样，首席大臣斯托雷平不得不禀承君主的意志，放弃了改革提案。
　　由上可见，斯托雷平想要建立内阁负责制。沙皇对此很敏感，认为这是在架空君主，因此对首席大臣持怀疑态度，特别是在西部地方自治问题提出后，对斯托雷平没有了好感。对于斯托雷平削减君主特权的做法，尼古拉二世曾经责备后任大臣会议主席科科夫采夫：“请不要学彼得·阿卡捷维奇的例子。他不知怎么总是试图把我遮蔽起来——他一直都是如此，他使我什么都不知道。”海军参谋本部案表明，右翼保皇分子坚决不允许对沙皇特权的些许侵犯，哪怕是利用根本法的模糊性。在这些方面，斯托雷平是有心无力的。
    三、西部地方自治
    早在科夫诺省的时候，斯托雷平就赞同在西部九省实行地方自治(在1901～1902年间。保守分子否决了当时内务部D.S.西皮亚根提交的相关方案)。斯托雷平要在西部九省建立自治机构，面临着复杂的情况。除了民族原因外，还有阶层等级问题。在科夫诺、维尔诺和格罗德诺三个省，俄罗斯地主的力量太小，斯托雷平并不希望给没有土地的俄罗斯农民以支配性的政治发言权，于是不得不从计划中放弃这三个省。1910年1月，斯托雷平向杜马递交了一份复杂的立法提案，即关于在西部六省设立地方自治机构的方案(两种选举团及其代表名额的分配，财产资格降低，限制农民数量，东正教教士的代表权，最后照旧以特别条款剥夺犹太人的选举权，虽然他们的人口都超过10％)。
　　1911年3月4日，国务会议表决，92票对68票否决了斯托雷平政府的提案，给斯托雷平一个出其不意的打击。然而，斯托雷平不知道，在3月4日前夕，沙皇告诉特列波夫，右翼人士应当按其自由意志投票，这是特列波夫惟一渴望传达给他的同僚的信息。这一信息使投票表决产生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因为往常，右翼分子一般会按照宫廷意旨支持政府，但是这一次沙皇没有明确表示对斯托雷平的支持。尼古拉二世不能够抛弃忠于和维护自己的右翼力量而跟着首席大臣走。
　　国务会议的阻碍使斯托雷平感受到极其巨大的压力。他认为自己处于危险当中，如果反动分子成功地阻断他的提案，就不会有可能去实现他的革新俄国的想法。1911年3月5日，斯托雷平向尼古拉二世递交了辞呈，并向沙皇指出了右翼反对派的阴谋行为。尼古拉二世没有批准斯托雷平的辞职请求，因为他认为一届政府在立法机构中失败没有义务辞职，只有沙皇能迫使大臣离职。斯托雷平向沙皇提出了自己的条件，即采取极端方式解决问题，暂时中止立法会议，政府根据根本法第87款颁布紧急措施法令，同时放逐国务会议中的阴谋者特列波夫和杜尔诺沃。
　　事情的解决非常富有戏剧性。1911年3月9日，皇太后召见斯托雷平，对他进行挽留。据斯托雷平的女儿记载，当他进入皇太后玛利亚·费多罗夫娜的书房门时，遇到了沙皇。沙皇的脸是红的，抽泣着，没有与斯托雷平互相致礼，他用手帕擦着眼泪，闪身过去了。皇太后热情接待了斯托雷平并告诉他，“我已经和我的儿子说过，我深信只有你有力量和能力，能拯救俄国并把它带回到正确的道路上。”3月10日，尼古拉二世答应了斯托雷平的留职条件。3月12日，政府公布了特别法令。3月15日，立法机构重开会议，杜马以174票对88票，国务会议以98票对52票否决了政府特别法令的合法性。面对立法机构的反对，如果再次提交西部地方自治提案到两院，肯定要失败，于是斯托雷平干脆决定让立法机构提前休会，用根本法第87款实施他的方案。
　　1911年春，沙皇与斯托雷平之间的关系受到严重的考验。皇太后干预政治，支持斯托雷平，使皇帝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这种逼宫的做法，遭到了政治上层全面的反对。右翼分子惊恐不已，他们把斯托雷平比作法国的庇隆。斯托雷平迫使权威来源——沙皇，惩处专制统治原则最狂热的支持者，严重触犯了尼古拉二世的自尊心。
　　A.I.古契科夫是自1906年以来斯托雷平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在给斯托雷平的私人信件中，古契科夫说道：“我认为我有义务请求你放弃这一做法。它的后果是不可估量的：它粗暴地违背了根本法的精神，将给国家带来极大的破坏。你知道我是你多么热心地和可靠地支持者……我也是如此痛恨你的敌人，特别支持你的西部自治提案。然而，我必须对你说：你要走的这一步是要命的一步，不仅是对你个人……也是对俄国，对你如此珍视的革新的俄国，以及对你付出如此之多的俄国。”古契科夫认为政府的极端做法是明显的违宪行为，让他难以接受，表示将辞去杜马主席的职位。古契科夫是一个强烈的爱国主义者，信奉君主立宪主义，深信“十月宣言”，接受渐进改革。后来他与斯托雷平拉开距离，因为他怀疑斯托雷平不是一个真正的法制主义者。十月党为此在杜马中向政府提出了质询案。十月党人进一步疏远了斯托雷平，十月党与政府的政治联盟破裂了。
　　总之，斯托雷平在这次事件中社会形象遭到严重破坏，人们对他的行为非常愤怒，质疑他的精神状态。正如当时的报纸所评述的：“在四年中为了在政府和人民代表之间建立信任关系，不知花了多少劳动和心血。这一艰巨工作的结果现在开始出现了，却被一下子给击毁了。这里重要的不是什么人对这个或那个问题的态度，而是相互信任的根本损害。”
　　斯托雷平严重动摇了自己的政治基础，使自己越来越陷于孤立，政治地位岌岌可危。1911年9月1日，斯托雷平在基辅市大剧院被人刺杀，几天后离开了人世。
    四、结语
    斯托雷平在政治上有比较全面的改革动议，但是都遭到了强硬的反对和阻碍。他关于地方政府、乡村权力和司法机构的改革是为了提高地方管理的效率，适应俄国农村日益复杂的形势，将大大加强政权的稳固性。但是，地主贵族不愿意改变既有的让他们获得特权和优势的管理体制，拒绝了本阶层有识之士的改革之举，等于是慢性自杀。
　　斯托雷平是在有限君主立宪制体制下当政的，执政过程中他领悟到建立责任内阁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有意无意地越权，甚至和立法机关合作夺取沙皇的专属特权，对中央政府进行管理和改革。斯托雷平的实践证明，从内部对专制皇权结构进行重组行不通。
　　在西部省份推行自治，其实也是一种地方管理改革，以改变西部少数民族省份管理混乱低效的局面。斯托雷平的改革提案已经充分照顾了东正教、俄罗斯族人和财产的问题，然而，东正教教会、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和右翼势力担心现状被打破，拒绝损害他们优势地位的改革。斯托雷平在西部六省实行地方自治虽然成功了，但是他的成功是一种失败的“成功”，因为他是采用蛮横的政治手段来获得成功的。这种做法的危害性非常直接，就是把自己搞得众叛亲离，成为孤家寡人，甚至威胁到自己的生命安全。
　　斯托雷平代表地主贵族的沙皇政权，在其他社会阶层觉醒和崛起的情况下，应对了现代化的挑战，进行了政治领域的改革，但是改革不是很成功，根本没有改变沙皇政权的面貌，改革随着斯托雷平本人的身亡而彻底失败。或者正如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列宁所述：“斯托雷平企图旧皮囊里装新酒，把旧的专制制度改造为资产阶级君主制，因此，斯托雷平政策的破产。也就是沙皇制度在最后这条路上，在沙皇制度最后可能走的这条路上的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