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邓亚萍们的封建官僚心态

近来多位官员在媒体上纷纷出现因言惹祸、愈纠愈错的“媒体不适症”现象。

　　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在内部会议讲话中要求下属警察对侵权记者“双起维权”，并且指出：“搞政治我们只有一半的主动权；进入法制轨道，我们就有了全部主动权；要把这事变成案子，他就是观众了。”

　　武汉市纪委书记车延高因被网友戏称为“羊羔体诗”的诗歌获鲁迅文学奖遭舆论质疑，他回应称：“大家对我这种身份与这次获奖有没有关系产生质疑，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腐败问题的仇视和对权钱交易的憎恨。”

　　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在微博发表“每一起拆迁维权的围观和声援，实际上都是在鼓励更多的对抗，这又必然会制造更多的鲜血和悲剧”言论，遭到媒体人李鸿文批评，他即宣告要起诉李鸿文；后又发微博声称：“最高领导让我以最大的宽容对待李鸿文对我的故意曲解。好吧，虽然我心有不甘，我放弃对李鸿文的起诉。……我是想告到底的。但食人之禄，事人以忠。”

　　而最近的一次是，《人民日报》副秘书长、人民搜索总裁邓亚萍表示，百度应该学习中国乒乓球队的养狼计划，让对手强大起来再去打败，“人民搜索本身代表的是国家，你不用打败我们，你应该多帮助我们，多给我们出主意。我们最重要的不是赚钱，而是履行国家职责。”

　　王立军指导下属警察“双起维权”并没有错，错在他对“双起”的附加说明把“司法”定义为“我们（警察）掌握全部主动权，他（记者）就是观众”。车延高为自己的获奖作辩护，也没有错，错在他将公众对其诗歌水平的不满推诿为社会问题，无谓地辩称他是替官员腐败现象“受过”。伍皓在微博上与网友交流自己对“拆迁”的看法是可嘉的，但他的言论明显表现出官本位意识，更严重的在于宣称“起诉”和放弃“起诉”批评者的一系列言论充分暴露了他对现代法律精神的曲解和深固的“忠权”意识。

　　然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身为“人民搜索”总裁的邓亚萍的言论。她一方面要求百度学习中国乒乓球队“养狼的计划”，“让对手（人民搜索）强大起来再去打败”，另一方面却又声称人民搜索“本身代表的是国家，不用打败”，“最重要的不是赚钱，而是履行国家职责”。

　　邓亚萍的话不仅前后逻辑矛盾———百度方面如要采纳，一定无所适从，而且一句“本身代表的是国家”就用政府办企业的特权架势压倒了对方。“人民搜索”是否是企业？企业是否就要参与公平竞争？属于纳税人的钱创办的人民搜索难道除了“履行国家职责”之外，就不需要对纳税人的钱负责了吗？一个国有新媒体企业的负责人说出这样的话来，实在离新媒体文化差得离谱了吧？

　　上述诸位官员的言论，都表现了严重的官本位意识，甚至让人看到在他们身上还烙印着封建官僚心态的阴影。这些言论，在过去以官为本，只讲权力、不讲民主的体制下，并无过错；在唯领导指示是从，上传下达、遵照执行的文化环境中，也不会产生问题。但是，在以网络为主体的新媒体文化时代，这些言论就成为表征官本位意识、甚至是“官主民仆”的封建意识的错误言论，就是“政治不过关”的言论，因而难逃公众和舆论的责难，如果应对不当，甚至可能导致恶性影响。

　　网络传播以其超时空、无定向的互动传播模式，为传播与接受提供了技术上的平等前提，从而改革了过去印刷文化从传播到接受定向的、灌输式的宣教模式。在欧洲，印刷机的发明，实现了宗教改革和自上而下的精英启蒙；而网络技术则把“文化民主”从人文主义的理想变为“自由交流的”文化现实。这个转变，不仅是传播手段的转变，也不仅是社会各阶层、各领域自我表达方式的转变，更根本的是，它导致并且要求文化精神的根本变革。具体讲，新媒体文化要求参与者的言论必须是以文明、民主、平等和理性为精神内涵的。

　　实际上，邓亚萍们并非不懂得新媒体文化对一个执政官员提出的“新技术”要求。作为一个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早就觉悟到“灌输式宣传已不适应新形势”，所以他成为最早主动公开以官员身份“试水”微博的官员。但是，从邓亚萍的实际表现来看，他们只意识到执政行为在表达方式上要转型———由“灌输”到“交流”，而并没有下真功夫认知“新形势”，实现自身文化精神的转型和提升。因此，邓亚萍们虽然在应对某些常规事件时可以在新媒体上“冲浪”，一展身手，但事件稍出意外，他们便气短口拙，张嘴就惹祸———暴露出旧有的官僚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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