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慕荣：雄霸广东多年的“南天王”陈济棠兴衰始末

“南天王”崛起
1890年2月12日的午夜，广东防城县（今属广西防城港市）河洲上峒望兴村农民陈金益的妻子，在经历了两天难产的煎熬后产下一名男婴，他就是后来的“南天王”陈济棠。1907年，17岁的陈济棠放弃在防城两等小学的学业，进入钦县警察讲习所学习。6个月的警察训练结束后，陈济堂却认为当警察没什么意思，立志要投身军旅，成就一番事业。于是两年后，陈济棠赶赴广州考取广东陆军小学。1912年秋，陈济棠与同学一道转入陆军速成学校继续深造。
民国肇始，本应气象更新，但中国和广东的现实都让当时还是热血青年的陈济棠失望不已。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大权在握后，先是暗杀宋教仁，接着又用铁血手段镇压了孙中山、黄兴等人领导的“二次革命”，迫使孙、黄流亡海外。陈济棠不满现实，但苦于身处革命低潮时期，无奈之下只好暂时投靠到琼崖督办陆荣廷的门下，在督办公署当中尉差遣员。因不满督办公署的腐败，陈济棠没干几天就辞掉了差遣员的职务，转入陆荣廷辖下苏汝森团任机枪连的排长，正式开始了他在军中的任职。
由于派系矛盾，陈济棠当排长没多久，苏汝森就被广东督办龙济光杀死，陈便以幼时乳名“何养”做名字，藏匿在广东海军“宝壁”舰大副丁守臣的家中。1914年，丁守臣出任广东中区司令，陈济棠借机捡了个副司令的职位，期间，他结识了著名革命派人物邹鲁，并参加了邹鲁等人策划的讨伐龙济光的起义。起义受挫后，陈济棠逃亡香港，后又辗转至肇庆加入桂军林虎部，从排长慢慢爬到了团副的位置。
1920年粤桂战争爆发，粤军一路势如破竹，陈济棠趁机脱离林虎部，联合陈铭枢、李昆岩等人在阳山宣布独立，并会同其他粤军坚守莲塘峡要隘，成功阻击了往西逃窜的桂军。陈济棠此举有力支援了历经数年困顿的国民党人，也为他赢得了一生发展的重大机遇。在陆军小学就读时的教官兼好友、时任粤闽军参谋长兼第一师师长邓铿的力荐下，陈济棠出任一师第一营营长。经过陈济棠的一番精心操持，一营在1921年7月4日于阳山城北大败老桂系沈鸿英部1个旅，迫其退回广西境内，扭转了粤北战局，陈济棠也因此扬名粤军，一举改变参军以来颇多坎坷的时运。
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陈济棠拥护孙中山，并接替陈铭枢担任第四团团长参加讨陈战斗，与邓演达、张发奎等配合滇桂军于1923年1月把陈炯明驱逐出了广州，为孙中山再次南下广州建立革命政权立下了战功。之后，升任粤军第一师第二旅旅长的陈济棠又率部在师长李济深的带领下，讨伐入侵广东的沈鸿英，为广州革命政府解了重围。1925年2月，陈济棠率部西征援桂，五战五捷，有力协助李宗仁、黄绍竑统一了广西。
1925年8月26日，新成立的广州国民政府对所属部队进行整编，陈济棠改任国民革命第四军第十一师师长。是年9月，陈济棠率部作为右翼纵队的主力部队，参加讨伐陈炯明叛军的第二次东征。10月21日，陈济棠部在双金与陈炯明老部下谢文炳指挥的5个团遭遇，经过两个小时的激战，予敌以重创，缴获退管炮1门、步枪数百支。此役即为二次东征中著名的双金之役。10月底，国民革命第一军第三师被陈炯明手下林虎部大败于罗经坝，一路溃退，林虎部甚至追击到了离总指挥蒋介石仅一二里的地方。情势万分危急，蒋介石都想到了自杀。这时，陈济棠率部以日行60公里的速度赶来增援，在双头地区将林虎部拦腰截下，为彻底歼灭陈炯明残余势力立下了汗马功劳。
东征的征尘还未洗净，陈济棠又奉命率部移师南征讨伐邓本殷。1926年1月，陈济棠的十一师与张发奎的十二师渡海登上海南岛，全歼了邓本殷的部队。第二次东征和南征的胜利，结束了广东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从此，广东局势稳定，为北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惊心动魄北伐战争中，陈济棠没有像张发奎、陈铭枢那样身居前线，而是被安排率部驻留广东。陈济棠原本打心眼里不接受“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但出于对孙中山的尊敬，他当时并没有明确表示反对。现在孙中山已逝世，他本人又得以兼任钦廉警备司令的身份负责维护地方治安，如何对付共产党便从陈济棠的思想层面转入运作层面。在钦廉地区，所有工农运动都属非法，共产党人乃至进步青年都一律不允许存在。不仅如此，陈济棠还于1927年初，采用污蔑、篡改、断章取义等恶劣手段，整理了一份所谓“共产党违背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报告书，请陈铭枢转呈蒋介石，请蒋即刻动手处置共产党。蒋介石的政治经验远比陈济棠老练，便以时机未到为由拒绝了陈济棠的建议，但这份报告无疑对3个月后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起到了催化作用。
由于胞兄陈维周非法敛财招致非议，自己“清党”的主张又未被采纳，陈济棠心中烦闷，一气之下，遂辞去十一师师长一职，以国民政府代表的名义赴苏联考察，声称要治商购买军火及训练飞行员等事宜。抵苏不久，蒋介石在上海向共产党人操起了屠刀，中苏关系急剧恶化。苏联政府一改先前对陈济棠考察团的友好态度，不仅终止了军火采购谈判，而且还阻止他们去西欧考察，这使得陈济棠对这个共产党国家愈加反感，反共仇苏的政治立场进一步确立。
1927年11月16日晚，张发奎、黄琪翔等利用李济深、汪精卫离开广州前往上海出席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议的时机，发动“张黄事变”，强行接管和改组了广州政治分会和广东省政府，夺取了广东的军政大权。由于是年初夏归国并恢复故职的陈济棠拥护李济深，便率部于东江上游与张发奎部作战，力挫张发奎，使广东的局势复归统一。陈济棠在“张黄事变”中力挽狂澜，为自己赢得了巨大声誉。与此同时，他则利用广东省局无主的机会，在潮州、梅州一带取得了财政收入和进行扩编军队的契机。1928年3月，广东军队整编为3个军，陈济棠就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统辖第十一、十二、二十五3个师，驻扎于广州。5月，陈济棠兼任囊括广州、四邑、西江等广东最富庶地方的西区善后委员，开始正式涉足政坛。
陈济棠自打参军后，不到10年的工夫，就从营长升迁至国民革命军的军长，有了自己的地盘；任西区善后委员后，他苦心经营自己的地盘，大力从事地方建设，修筑公路、发展航运、兴办学校，地位日趋巩固。来自军事、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合力，使得陈济棠逐步成为继李济深、陈铭枢之后一支强劲的实力派。陈还借李济深被蒋介石软禁于汤山之机，夺取了广东的军政大权。“天王之门”向陈济棠敞开了！
“南天王”独尊
李济深是广西人，在他执掌广东政权时，与新桂系的关系可谓亲密无间。而陈济棠上台后，首先把目标对准了有碍他独霸广东的新桂系。1929年5月，在蒋桂战争中失利的李宗仁、白崇禧等退回广西后，积极谋划进军西江攻占广东作为反蒋基地。桂军派出了主力黄旭初、伍廷飏、吕焕炎的3个师15个团的兵力攻粤，而且还同驻扎在东江惠州一带徐景唐的第五军秘约东西夹击广州。陈济棠正愁找不到借口，见新桂系主动打上来，精神极为亢奋，采取以保卫广州为中心的对策，广调精兵强将，派出了余汉谋的第一旅，依北江西岸守卫清远、香翰屏的第二旅，依北江东岸守卫芦包和三水、陈章甫的第三旅为机动总预备队。
桂军刚经大败，人困马乏，加之后方补给困难，根本不是陈济棠的对手。5月20日，陈济棠部在花县赤泥、白泥一带大败桂军，桂军急向广西方向逃窜。陈济棠又腾出手来将徐景唐部击垮，之后还联手蒋介石派来的李明瑞部和滇军龙云部，全力进击白崇禧、黄绍竑指挥的桂军残部。桂军偷鸡不成反蚀米，粤桂战争成了新桂系失败的继续，其军力一下子就从力盖半个中国的巅峰摔了下来，再也无力恢复昔日的威风。当年12月和次年6月，陈济棠两度击败张发奎与新桂系的联军，彻底断了他人染指广东的念头。
陈济棠打击新桂系的动作正中蒋介石的下怀，为了拢住陈，蒋把粤省和粤方所占广西地区的全部税收拨给广东留用，再加上广东原本就是中国的首富地区之一，陈济棠有了充足的财力、物力和人力实施扩军计划。在全国各路大军阀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蒋介石的打压时，陈济棠不仅毫发未伤，而且军事实力急剧扩张至15万人。陈济棠的15万人马兵精将良，装备又多是他偷偷从欧洲订购的，令其他地方实力派难望其项背。在扩充军力的同时，陈济棠还念念不忘对付与自己明争暗斗多年的广东省政府主席陈铭枢，他把陈铭枢嫡系的两个师北调山东，巧妙地斩断了陈铭枢的左膀右臂。站稳脚跟后的陈济棠，不仅不把一般的地方实力派放在眼里，就连蒋介石的命令也敢不怎么当回事。他的下一个目标，就是要独霸南方，与国民党南京政权相抗衡。而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同蒋介石的矛盾和斗争，为陈济棠登上“南天王”的宝座提供了绝好的机会。
1931年2月28日，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因“约法之争”被蒋介石解除立法院长之职并将其软禁于南京的汤山，史称“胡汉民事件”（也叫“胡案”或“汤山事件”）。这一事件很快就引起了国民党内部的大震荡，许多国民党上层人士或公开反对，或借故辞职，或消极对抗。胡派干将、先前以医治背痈为名返粤的古应芬当即辞去了国民政府文官长一职。接任立法院长的林森也不愿就职，弃职而走。就连与蒋私人关系极深的司法院长兼约法起草委员王宠惠，也撕毁蒋赠送的5万元支票，远游欧洲，以示不满。
蒋胡之争远在南京，照理与广东的陈济棠关系不大，可一向行事低调、不闻党争的陈济棠却“勇敢”地投入到了这场汹涌的政治风暴中。原来，同是广东人的胡汉民是陈济棠政治上的恩人，对陈屡有提携之恩。陈济棠入主广东后，更是将胡汉民和另一位广东籍前辈古应芬作为自己在中央的政治靠山。胡汉民身陷囹圄，陈济棠自然不能视而不见。更为重要的是，在“胡汉民事件”之前，陈济棠与蒋介石的矛盾已日趋尖锐。中原大战胜利后，蒋介石野心勃勃，一心要制服各方实力派，陈济棠拥兵一方，当然不能放过。作为前期讯号，蒋介石要陈裁减军队、削减军费上交中央财政。视地盘和军队如生命的陈济棠判断蒋介石对粤下手在即，与蒋的“姻缘”眼看就要到头，遂产生了与其到时被动，还不如趁早谋划的念头。情感和现实的因素，促使陈济棠成了反蒋倒蒋的急先锋。
3月4日，古应芬来见陈济棠劝他反蒋，陈济棠当场同意提供巨款支持古联络国民党各派反蒋势力。为了壮大反蒋阵容，武夫出身的陈济棠还拿出了职业政客的“大度”，打出了一张绝牌：派香翰屏去广西与上年还枪炮相见、水火不容的李宗仁谈判，要求结成粤桂反蒋联合战线。新桂系在粤军的围攻下正穷处一隅，处境艰难，陈济棠的提议犹如沙漠清泉一般令他们欣喜万分。很快，两广之间以及张发奎与陈济棠之间就变得“情好如初”，西南反蒋的军事支柱构建成功。
1931年4月30日，古应芬与萧佛成、邓泽如、林森等4名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联名发出《弹劾蒋中正提案》通电，5月3日陈济棠领衔粤军各将领发出响应通电，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蒋运动浮出水面。5月24日，汪精卫、孙科、许崇智、陈友仁、唐生智等各派军政领袖抵达广州，在陈济棠的私宅举行会议，商讨筹组新政府的问题。5月27日，作为此次反蒋联盟最高政治组织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非常会议”宣告成立。次日，广州“国民政府”宣告成立，陈济棠身兼“非常会议”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常委及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数职，地位十分显赫。
广州“非常会议”和“国民政府”的成立，使得中国出现了两个国民党“中央”和两个“国民政府”，政治分裂进入表面化时期，宁粤双方一方面互相攻击、唇枪舌剑，一方面竞相调兵遣将，战事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就在这时，事情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陈济棠在取得西南反蒋主导权之后，见自己的权力诉求已经实现，便摆出了盟主姿态，全然不把汪精卫、孙科等人放在眼里，“非常会议”一时间矛盾丛生、倾轧时起。为了保存手中的军事实力，陈济棠还使了个只反蒋不讨蒋的花招。桂军按原定计划准备出师讨蒋，陈济棠却故意延迟出动粤军，桂军担心孤军深入，只好停下来观望，气得汪精卫一怒之下去了香港。9月，粤桂联军击败蒋介石的顾祝同部，攻下衡阳。可仅过了一天，陈济棠就暗中下令粤军全部撤回粤境，迫使桂军也不得不从湖南永州退回广西全州。
陈济棠的拖延战略使得宁粤双方重新恢复最初的僵持对峙状态，这时“九一八”事变爆发，中国政局及宁粤政局均受到了重大影响。全国上下掀起了声势浩大抗日救亡运动，迫于全国人民的强烈呼声和强大压力，宁粤开始和解。由于对患得患失、一心保存实力的陈济棠失望透顶，广州“国民政府”中的元老人物纷纷趁机与南京政府和解，离开了广东。西南反蒋的最终战果仅是蒋介石于12月15日暂时下野、广州“非常会议”和“国民政府”宣布取消，无异于一场闹剧。而陈济棠却利用这一时机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自己的实权，先是逼走政敌陈铭枢，接着又重新分配各派权力，最后还强行收编了广东海、空军，将广东在政治、军事、经济等各个方面都保持了半独立状态。陈济棠一跃成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最有实力、最具影响的地方实力派，“南天王”横空出世！
“南天王”治粤
陈济棠与众多军阀一样，对封建迷信的说教情有独钟，是一个虔诚的宿命论者和忠实的迷信邪说信徒，其一生不知上演了多少无聊至极的迷信闹剧。他网罗一大批占卜术士为自己的特殊顾问，凡有关进退去留之大事，悉数要请这些顾问问及天意后方才行事。至今，民间还流传古应芬是用了两块刻有“永嘉世、天下凶、余广州、盛且丰；岁次辛未宜公王侯陈”和“永嘉世、天下荒、余广州、且平康；岁次辛未宜公王侯陈”的“晋代神砖”，说动陈济棠投身反蒋“大业”的。虽然此事已无从考证，但依陈之为人，古应芬在晓其以理的同时用这招来动其以“情”，也并非完全不可能。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把封建迷信引入政治斗争的地方实力派，却深谙靠战争起家、靠建设坐大的道理，因此，主政广东后的陈济棠抓住一切可利用的机会，大力发展经济、文化、教育事业，而这也成为了他一生中最为人所称道的“业绩”。
1933年，陈济棠仿照苏联颁行了以发展广东经济为中心的《广东三年施政计划》，这个经济发展计划以广州市为中心，沿珠江水网及粤汉、广九等铁路向全省延伸，东至潮汕、西至梧州、北到南岭、南至钦廉。陈济棠还听从省政府主席林云陔的建议，聘请岭南大学农科教授冯锐根据广东土壤、气候及市场等情况拟定了广东蔗糖业的3年计划书，在短短两年的时间内，就建成了顺德、番禺、东莞、惠阳、揭阳等6个制糖厂及附设酒精厂，日榨糖7000吨，开创了民国时期广东制糖业的最高记录。与此同时，陈济棠还筹集巨资从丹麦引进设备，建成了西村水泥厂，使该厂成为当时中国南方最具规模的现代化工厂。之后，陈济棠又兴办了一批获利较大的硫酸厂、化肥厂、饮料厂、纺织厂、造船厂等在广东乃至南中国较有名气和成功的工厂企业。在陈济棠的一番经营下，广东的“民营工业”从几百家发展到2000余家，总资本也从先前的654万元增至1500万元。与其他地方实力派有所不同，陈济棠热衷于教育事业到了令人惊讶的程度。从1932年至1934年，陈济棠连续筹措巨资完成了中山大学新校舍建设事宜。1933年，陈济棠又让省政府拨款200余万创办了以古应芬（已于1931年10月28日去世）字为名的“勷勤大学”，并于1934年7月1日正式招生开课。此外，陈济棠还以筹资、自捐等方式，先后创办了中山图书馆、广州音乐学院、广州国医学院及数十所省立、县立师范学校，并使全省的中小学数量分别上升了20%和46%。为推进他在广东的建设大业，陈济棠对各种专业人士，尤其是留学归来的科技人员，不仅委以重任，而且待遇优厚。他以月薪1000元大洋聘请建筑师刘大钧，以2000元大洋聘请研究军事化学的香港大学教授黄新彦。受陈济棠的礼贤重才感动来粤工作的著名人士还有邹韬奋、张东荪、张君劢、林砺儒等。
陈济棠主粤期间，广州的商业也取得了蓬勃发展。1933年，广州各行商店总数达22178间，平均50人就有一间，1934年上半年就新开张商店3646间，商业区惠爱路和上下九路以及西濠口等中心地带，扩大到了永汉路（今北京路）、一德路和东山等地。1933年，广州的商业银号（银行）有498家，每日开设早中晚3次银市，其交易的规模与繁荣超过了香港。陈济棠还通过举办展销会的时机，组织华侨到广东考察，以便进一步发展贸易，加快市场繁荣。
为了改变城市面貌，陈济棠下令拆除木屋、城垣，在沙河一带新建可容纳近10万户的平民住宅，整理、扩宽内巷街道1356条，新修马路50余条，使羊城面貌焕然一新。1934年开工、1937年落成的爱群大厦，成为“陈济棠时代”的大轴之作。广东的公路、铁路以及航运交通，也相继获得了巨大发展。陈济棠统治前的1928年，全省公路总长仅为4200多公里，至1935年增加到了17587公里，不论总长度还是地理密度都超过山东和江苏，跃居全国第一。1933年2月15日，横跨珠江两岸的第一座大桥——海珠桥建成通车，这无疑又是陈氏3年计划的一个标志性成就。为了表示对妻子莫秀英的爱意，陈济棠还在海口修建了“秀英港”，又在“秀英港”建了一座长桥码头，命名为“秀英码头”，这个名称一直沿用至今。
陈济棠发展广东地方经济，主观上自然是出于巩固自己统治的需要，以增强与蒋对抗的实力，同时便于自己聚敛私财，但客观上也确实促进了广东的建设事业。有学者称，陈济棠为“广东及其夫妻桑梓之地，带来了近代百年未曾有过的建设机遇”。以广州为例，1929—1935年物价平均每年下降2.53%，1934—1935年银元购买力平均每年比1926年上升12.12%。广州一举成为华南的“首善之区”，整个广东也跨进了民国年间的“黄金时代”。
1980年9月10日，邓小平在接见从美国回国参观的陈济棠第十子陈树柏教授时，曾说了一段颇令陈树柏意外和感动的话：“令尊治粤8年，确有建树，有些老一辈的广东人还在怀念他。”邓小平还亲笔书写鲁迅诗“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赠与陈树柏。
能得到中共高层的高度肯定，想必是陈济棠生前万万没有想到的。而邓小平之所以如此评价陈济棠，除了陈氏建设广东的成就，还缘于他对红军的一次特殊贡献。原来，蒋介石于1932年3月重新上台后不久，为了广聚反共力量，任命陈济棠为赣粤湘边区“剿匪”总司令，可陈在对付红军的问题上思想极为矛盾。一方面，他怕自己的力量为红军所削弱，另一方面又怕红军被赶跑后，蒋介石可以从江西直击广东。因此，陈济棠重新玩儿起了当年反蒋使的那一招，即不采取任何像样的进攻行动，而是围绕防堵中央红军和蒋介石军队入粤这个目标采取一些军事部署。1933年10月，蒋介石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由于“左”倾冒险主义者的错误领导，红军节节败退，战略转移势在必行。可红军长征要经过蒋介石设下的4道封锁线，其中第二道是以粤军为主构建的，以当时红军的力量与粤军相对抗难以胜算，红军的命运危在旦夕。恰在这时，陈济棠于1934年9月、10月间电约红军进行军事密谈。红军派出的谈判代表何长工和潘汉年，带着朱德的介绍信，经过三天三夜的谈判，与粤方达成了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互相通商、互相借道等5项协议。10月27日，红军开始突破第二道封锁线的军事行动，陈济棠履行了秘密协议，明令“敌不向我射击，不准开枪；敌不向我袭击，不准出击”，数万红军得以顺利通过陈济棠的辖区，向西踏上了万里长征的征途。当然，陈济棠此举并不意味着他政治立场的转变，红军通过粤北后，他派第二军张达部参加追击红军；红军入黔后，他还4次派部参加围堵。凭借这些“战功”，陈济棠于1935年2月被国民党当局授予一级陆军上将。
陈济棠“让路”的功绩，中国共产党人没有忘记，并经由邓小平之口婉转地表达了出来。
“南天王”垮台
陈济棠把广东变成自己的独立王国，轰轰烈烈地干“事业”，蒋介石自然不能视而不见，只是苦于胡汉民定居广州，有了当年“胡汉民事件”的教训，蒋只能等待更恰当的时机。而陈济棠虽然在地方建设上大笔如椽，但要长久地维持自己“南天王”的独霸局面却有点力不从心。蒋介石的步步紧逼，胡汉民等反蒋元老派的一再施压，方士们“机不可失”的乩语，迫使陈济棠在打破现状反蒋与维持现状之间痛苦地徘徊逡巡。他既不愿冒天下之不韪成为挑起内战的元凶，更不愿放弃“南天王”的宝座。然而，历史并没有给陈济棠留下太多回旋的余地。
1936年5月12日，胡汉民在广州与人下棋时突发脑溢血突然去世。蒋介石见陈济棠的挡风墙没有了，遂派居正、孙科等人以吊唁为名赴穗，要求两广当局交出军权，进一步加强全国的“精诚团结”，取消半独立的状态。陈济棠正为自己最后一块政治招牌的倾塌而伤心不已，没想到对手调整宁粤关系的速度竟如此神速，惊骇之余，他认定自己除了反蒋已别无选择。
陈济棠同前来吊唁的新桂系领袖李宗仁、白崇禧等人商议后，认为蒋的军事重点在消灭西北的中共武装力量，华北方面日军的侵略也日渐猖狂。此种情势下，南京政府是不会对两广用兵的，即使用兵也不会超过20万的兵力，对西南威胁不大，他们决定再度联手举兵反蒋。然而，陈济棠麾下的将领们赞同此举者寥寥无几，总参谋长缪培南、空军司令黄光锐、宪兵司令利树宗、第一军军长余汉谋等陈氏心腹干将更是明确表示反对。可惜的是，将领们的苦口婆心并没有打消陈济棠的念头。
1936年6月1日，陈济棠以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的名义通电全国，呼吁国民政府领导抗日。4日，以陈济棠、白崇禧为首的西南数十名军事将领，联名通电响应西南两机关，并于8日将两广部队向湖南方向开进。这场由陈济棠等人发动的反蒋运动，一出炉就引起了全国震动，成为中外人士都十分关注的重大政治事件，史称“两广事变”（亦称“六一事变”）。
蒋介石日夜盘算着端陈济棠的老窝，正苦于师出无名，没想到陈济棠自己跳出来当出头鸟，当即派出陈诚部进驻衡阳，断了两广军队攻长沙、陷武汉的通道，两广陷入出师不利的境地。陈济棠仗着自己手中有陆军5个军20万人、空军9个中队190余架飞机和海军数十艘军艇的强大实力，并没有把蒋的军事行动放在眼里，还于6月22日宣布成立所谓的军事委员会和抗日救国联军，摆出了一副志在必得的架势。然而，陈济棠的军事谋划并不能遮掩其政治谋略上的短视。他打着抗日的旗号反蒋，却只反蒋不抗日，自然得不到广泛的支持；另外，陈济棠似乎忘记了自己内部集团先前出现的不同声音，也忘记了不同的声音可以转化为不同的行动，而这恰恰给了他致命的一击。蒋介石在部署军事力量对抗陈济棠的同时，一直都没有放松过对陈氏集团的收买、分化和瓦解工作，而且收效相当明显。7月2日，广东空军驻广州白云机场第二队的3架飞机和驻从化机场第五队的4架飞机，载着飞行员、广东航校6期甲班的毕业生共40余人，北飞投蒋。空军人员倒戈的第二天，陆军部队的哗变事件接踵而至，第二军副军长（军长由陈济棠本人兼）兼东区绥靖委员李汉魂在汕头绥靖公署，效仿三国时关羽的举动，“封金挂印，奉还大命”，前往香港，宣布反陈。紧随李汉魂其后，余汉谋由驻地江西大庾飞往南京晋见蒋介石，并通电全国表示拥护中央。陆军哗变没几天，海军两艘鱼雷艇驶往香港，宣布拥护南京国民政府。
陆海空部队接二连三的反叛，令陈济棠手足无措，而军事上的分崩离析又引发了政治上的土崩瓦解，西南的政界要员陈融、刘芦隐等人纷纷离开广州，表示与陈决裂。南京的飞机还不时飞临广州上空散发传单，在市民中引起阵阵骚动。7月3日，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决议，免去陈济棠本兼各职，由余汉谋接任广东绥靖公署主任兼第四路军总司令。7月14日，余汉谋在大庾通电就职，限陈24小时之内离粤，并将所部由大庾开回韶关，着手进入广州的部署。同时，第二军另一位副军长陈达在广州通电表示服从中央，欢迎余来穗就职。7月18日，在黄光锐的带领下，广东空军全体投奔南京，浇灭了陈济棠翻本的最后一丝希望。昔日的南天一霸变成了地道的孤家寡人，陈济棠彻底绝望了。
1936年7月18日黄昏时分，陈济棠携带平日聚敛的2600万元白银，与陈维周及卫士10多人一道从黄埔鱼珠炮台登上“海虎”号军舰，悄悄离开了广州。21时许，陈济棠一行换乘英军“蛾”号军舰，踏上了逃亡香港的行程。这天，天气十分恶劣，海上风雨交加，军舰行进缓慢。陈济棠一个人呆坐在舰舱，沉默无语，黯然失神……陈济棠的“南天王”生涯骤然落幕。
广东问题解决后，广西的新桂系独木难支，9月14日，李宗仁、白崇禧通电表示归顺中央，“两广事变”就此平息。陈济棠垮台后，虽然一再对蒋表示忠心，可皆未问鼎要职，在农林部长（此职为蒋介石安置下野军阀的专用职位，东北的沈鸿烈、新疆的盛世才均担任过这一职务）、两广台湾宣慰使、海南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等虚职上短暂停留后，便一直赋闲无事。1954年11月3日，陈济棠因突发脑溢血在台北去世。
虽然和许多国民党要员一样，陈济棠生前并没能再回到家乡看一看，但在中国政府的支持和帮助下，上个世纪80年代，陈济棠的子孙把他的骨灰移回了湛江湖光岩，墓地与莫秀英（1948在广州因病去世）的墓地挨在一起。陈济棠与莫秀英终生情深爱笃，在军阀中已极为罕见，死后夫妇二人又能葬在一起，也算是一种福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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