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朝光：民国成立初期的西式民主政治实验及其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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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出任临时大总统。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中国也因此结束了历时数千年的帝制时期，开启了共和时代。历史似乎为近代中国的发展翻开了新的一页，但是，历史的进程却不似许多人当初的期望，中国的发展没能走上独立富强、民主自由之途，却开启了军阀争斗、武夫治国之径。其间之得失经纬，向为时人和后人关注与探究。
　　政党的勃兴
　　民国成立后，中央政府的实际权力，落入北洋系军事首领袁世凯手中。袁世凯以编练新军起家，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并有多年从政的政治经验、圆滑老到的政客手腕、遍及朝野的人脉关系。武昌起义爆发后，他吁衡形势，极尽权谋，逐渐掌控了情势发展。怀抱理想而又缺乏实际从政经验的革命党人及其领袖孙中山，从维持社会稳定、实现和平过渡的良好愿望出发，同意由袁接替孙出任大总统，新生的共和政府实际落到了北洋军系的武力控制下。
　　袁世凯当政之始，已经表现出明显的个人专制趋向，但此时革命的余波仍在荡漾，革命党人在中央和地方仍握有一定的权力，责任内阁制与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制度刚刚实行，舆论开放，思想活跃，袁世凯的权力受到各方牵制。在这种较为均衡的政治格局下，出现了蓬勃发展的西式民主景象，政党勃兴可谓其突出表现之一。
　　民国初年的党派数量众多，但这些党派提出的政纲多数趋同，其中提出最多者为“振兴实业”与“普及教育”。在这些党派中，组织与纲领比较健全，比较具有全国性影响的党派主要是代表革命派的同盟会及由其改组成立的国民党和代表前清立宪派、绅商、有产者利益的统一党、共和党、民主党及其后由上述三党合并而成的进步党。
　　1912年3月，同盟会宣布改组为政党，“以巩固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为宗旨”，革命色彩有所弱化，希望以和平合法的政治竞争掌握国家权力，以党派轮替角逐而使政治进入良性竞争。8月25日，同盟会又改组成为国民党，孙中山担任理事长，宋教仁主持党务。国民党以“巩固共和，实行平民政治”为宗旨，政治意义更为模糊，三民主义精神更趋淡薄，与其他党派的政治立场更为趋同。
　　国民党之外的其他主要政党，在1912年先后成立了统一党、共和党、民主党。三党党纲强调的是“统一”、“进步”、“和平”、“自由”，代表了民初的中间政治力量，政治倾向较为保守。在革命派与北洋派的矛盾斗争中，他们的政治立场趋向于袁世凯，甚而有御用党之嫌。1913年5月，三党在北京合组进步党，主张建设强善政府，拥护法赋自由，增进和平实利。进步党的成立，与国民党互为政治对手，在某种程度上使国会出现了两党政治之形式。但究其实质，进步党的成立主要是袁世凯和前清立宪派联手反对革命派之政治结盟的需要，未必有利于民主政治的实际。
　　民国初年的政党数量虽多，然其实际多半为利益之驱动，而非主义与信仰之结合。细究民初各党之政纲，几难以分别其间之差别，而且政纲表述虚化，语意含混，解释各异，难以付诸实践。更有许多党派全无政纲可言，而是追名逐利，而且党员重复跨党者甚众，“朝进党而暮脱党，暮进党又朝脱党，朝秦暮楚，一人一日数变，恬不为怪，党德政德荡然无存”。正因为民初党派自政纲政策到组成成分均与普通民众无甚关联，因此民众对这些党派的兴衰命运亦淡薄不问。当政治环境变化之后，在袁世凯政府的高压之下，这些党派毫无抵抗的能力，很快星散四方，销声匿迹。
　　条件不足，受挫或为必然
　　民国成立后，政府体制采行责任内阁制，这也是革命党人为了限制袁世凯的个人权力，防止北洋派独占政权而主动采取的举措。1912年4月，由唐绍仪担任总理的内阁成立。唐绍仪本为袁世凯的老部下，与袁保持着长期的关系，但他当政后，“事事咸恪遵约法。袁世凯以每有设施，辄为国务总理依据约法拒绝副署，致不能为所欲为，深滋不悦。”为此，袁世凯指使其亲信部下在内阁中不断发难，与唐绍仪为难，使唐的施政倍受掣肘。在此情况下，1912年6月唐绍仪被迫离任，同盟会阁员亦退出政府，北京政府内阁总理的职位很快落到了袁世凯的亲信赵秉钧手中。这不仅标志着革命派基本失去在北京中央政府的权力，同时也意味着传统文官体制在军人武力压迫下的退缩，袁世凯成为北京政府的主人。此后，“事实上国务院已成了总统府的秘书厅，所有的国务员，都惟总统之命是从，国务总理的有无，本已无关紧要，不过形式上还是非有这么一个装饰品不可。”于此亦暴露出宪政体制之约束在军事强人实力前之弱势。
　　民国初年，临时参议院颇为活跃，多数议员对袁世凯的个人专权趋向有一定的警惕，认为“参议院万不可为政府之傀儡”，并通过各项立法动议，对袁的个人专权形成了程度不等的牵制。不过，临时参议院的所作所为改变不了民初的实际政治格局，袁世凯也从来没有将参议院真正当回事。他对参议院的决议，或者是阳奉阴违，或者是置之不理，或者根本就不通过参议院而迳自行事。对于信奉以实力说话的袁世凯而言，三权分立的西式民主形式，不过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工具而已。
　　1912年8月，临时参议院通过《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参议院众议院议员选举法》等案。《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规定，国会采两院制，参议院议员由各省地方议会选举产生，众议院议员由地方普选产生。对于选举人的资格，除了一般性的年龄(21岁)和居住年限(在选区内住满2年)的限制外，还特别规定了对财产(有不动产500元以上)、教育程度(小学毕业)和性别(限男性)的要求。这样，首先是将占人口半数的女性排除在外，其次是将占男性人口多数的文盲排除在外，再次又将收入不多的城乡贫民阶层排除在外，使选举参与者的数量大大减少。据统计，选民人数大体为当时总人口的十分之一。总体而言，根据这样的规定进行的国会选举，有利于少数传统精英士绅阶层进入政治上升通道，而剥夺了多数普通民众的参选权。其后选出的国会议员多是“‘原清政府的官吏’(包括参加新政权的旧官吏)和‘士绅’出身的，与封建经济、政治、文化联系密切的议员”。而在选举进行的过程中，各党派运用各种手段，上下其手，操控选举，以获取更多选票，本为选举重头戏的政见之争反不显眼。选举中不可避免地出现各种舞弊行为，虚报选民、冒名投票的情况并不鲜见，金钱收买的情况比比皆是，更有以暴力胁迫投票者的情况。“综而言之，国会选举，批评不良者多于称道。不良的现象中，以贿选最为普遍，官僚的上下其手最为严重。”此亦表明民主政治实践非单凭理论和理想即可为，其实行需要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之诸多条件，然衡诸当时中国之实际，这些条件远非充足，引进民主政治体制之受挫或为必然。
　　民主理想以失败告终
　　1913年初，国会选举告成，国民党成为国会第一大党，因此招致袁世凯和北洋派之嫉恨。袁世凯早就声称，只有等他“退老山林，听诸君组织政党内阁可也。”而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获胜，为国民党组阁提供了可能性，袁世凯自然不能听之任之。3月20日，国民党主要领导人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准备乘车回京时突遭枪手袭击，救治无效，于22日去世。在国民党大选获胜和宋教仁大有可能出任阁揆的背景下，此案之政治指向甚为鲜明，无论袁世凯与此案关系如何，他都是此案最大的受益者，而北洋派压制乃至消灭革命派的图谋亦因此而浮出水面。对此，孙中山主张诉诸武力，但国民党内多数人认为，应求助法律正当解决。可是，1913年5月，上海地方审判厅开庭审理此案，被告赵秉钧等却不到庭，审理未开始即告搁置。亲历其事的国民党人邹鲁回忆说：“我向来抱着法律万能的观念，所以对于宋案，主张由司法解决，……到了现在，事实与理想完全相反，才晓得法律还没有到有效的地步。”
　　“法律解决”不成，革命派对于如何处理与袁世凯的关系尚在犹豫彷徨之中，而袁世凯在政治、军事、舆论等方面的一系列准备完成后，对革命派却采取了咄咄逼人的强硬态度。6月间，袁世凯下令免除国民党人担任的江西、广东、安徽都督职务，表明准备与革命派最后摊牌。此时，孙中山坚决主张起兵反袁，革命派内部经过沟通与协商，最终达成了起兵讨袁共识。1913年7月，革命派发起讨袁战争，也就是“二次革命”，但革命派未能争取到反对袁世凯的广泛社会支持，内部认识又不完全一致，处在孤立境地，不过两个月的时间即全面失利，孙中山等被迫流亡日本。
　　“二次革命”的失败，基本终结了自民国成立起始短暂的西式政党民主政治实验期，袁世凯以军事强人地位成为北京政府的主宰。1913年10月，袁世凯出任正式大总统，其后又通过改组政府、解散国会、制定约法等一系列动作，废弃了辛亥革命留下的政治遗产，完成了北洋军系对中央和地方政权的全面控制，实现其个人专权，1911年共和革命后的西式民主实验至此亦以失败而告终。
　　民主政治实验需要实力支撑
　　民国初年的西式民主实验，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特定情境下罕有之个案，为后人留下了非常值得研究总结之遗产。此次实验虽有其重要意义，如普及了民主观念，实践了民主操作，但最后的结局却并不成功，盖因当时的中国，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状况，还是民众素质与历史传统，均不具备实行西式民主之条件。民国的创立者以其美好理想而引入之西式民主，虽经短暂实验，而终因水土不服，不过一年有余即告夭折，个中缘由，实足令后人深长思之。撇开其他因素不论，革命派领导人与袁世凯之间不同的理想追求和行事风格亦为革命党人失败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民初革命派与北洋派的矛盾斗争中，虽然不少革命党人富于理想，但却缺乏实际的政治历练，对政治斗争的复杂性缺乏应有的认识，尤其是对北洋派和袁世凯独揽国家权力的图谋缺乏应有的警觉。他们中的不少人沉浸在革命成功的喜悦之中，主张以和平建设为本，对于如何保有革命成果、推动民主制度建设、不使其落入袁世凯及北洋派手中并无深切认识；而且还有不少人见利忘义，从个人利益出发，迎合袁世凯的主张，成为袁可以运用的工具。革命派众望所归的主要领导人孙中山，自临时大总统任上解职后，即以“提倡实业，实行民生主义”作为自己的“宗旨”与“素志”，在民国初年风尘仆仆，奔走于各地，宣扬其建国理念，投身于实业建设，表面上倒也轰轰烈烈，实际上却于事无补，反被袁世凯利用以对外展示其和平、统一、建设之门面。然而，就在孙中山满足于民国告成、沉浸于实业幻想之际，袁世凯却早就开始了与革命派对决的实际准备。从思想信仰、历史传承至政治权谋、行事方式，袁世凯与孙中山都有太多的区别，孙中山在民国初年所表现的理想主义精神与包容宽厚做派，实不敌袁世凯的心狠手辣与机变手腕。出于多年带兵的经历与实际政治经验，袁世凯信奉的是实力，尤其看重军队的重要性，这也是袁世凯敢与革命派争胜的最大本钱。其次，久经官场历练、富于机变权谋的袁世凯深谙合纵连横、纵横捭阖之道，在与革命派的斗争中更善应用战略与策略，战略上有计划有预谋地实行中央集权，拉拢中间势力，使革命派逐渐边缘化；手法上明示缓和，以“和平”、“统一”言辞和利益诱惑，争取有产阶级和社会舆论，同时暗作准备，加强武力。结果，袁世凯“以其数十年军界上之积威，政界上之阅历，外交上之信用，社会上之宗仰”，逐步掌控了北京政局，形成直逼革命派根本之势。
　　自辛亥革命告成、民国创立之后，革命派便以建立西式民主政治为理想目标，尽其所能，在组党、舆论、施政各方面均有所作为，但他们轻视了长期专制统治传统在中国社会所遗留的巨大影响，过于轻信民主政治的效用。更重要的是，清末以来即日渐凸显其重要性的实力政治原则，尤其是军队的重要性，被革命派基本忽视。他们主动裁减了自己的军队，也没有在控制地盘方面作太多的努力。及至“二次革命”发动，面对袁世凯的优势军队，革命派方才为时已晚地感受到掌握实力的重要。革命派及其领导人缺乏实际的政治历练，空有良好的民主政治理想，而缺少实现此一理想的实力支撑，战略战术缺乏规划，行事方式有欠周密，组织涣散，领导软弱，没有基本的依靠力量，又不善于争取政治盟友，内部动摇不定，最后的失败或为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