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伯城:一代文人有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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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伯城:一代文人有厄  
——一代文人有厄  
标签： 文化大革命 上海 出版界  
● 钱伯城   

    按：本文作者是著名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家，文革前任上海古籍出版社总编辑。主要著作有《辛弃疾传》、《唐宋古文运动》、《韩愈》、《袁宏道集笺校》、《观景楼杂著》等。本文作于1981年，选自《观景楼杂著》（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3月）一书中第三辑的第一篇，原题为“十年噩梦今似醒”，现标题是本刊另拟的。
     
    小 引
     
    十年浩劫，一场噩梦，中国人今日算是醒悟过来了。但是也还有几种不同的情况：有种人是真正醒了，痛感不能再让这类噩梦重现，而要做到这点，就必须下决心，用大力，根绝其产生的原因；具有这种认识的人，是民主和法治的坚决拥护者和实践者，中国若想真正实现“四化”，主要靠这种人。另有一种人是似醒未醒，开头曾经醒过一阵子，觉得照过去老样子下去不行，他们从亲身遭难经历，知道那样岂仅自身难保，连老婆、儿女也将不免；但是后来官复原职，一般且多加官晋爵，比前更为安富尊荣，又觉得还是原来一套办法行之得心应手，于是又迷糊了；当然，迷糊还不等于入梦，等到有所行不通时，可能再次清醒过来。还有一种人则是根本未醒，凡三十年的不倒翁和十年中的既得利益者，或“四人帮”垮台后的失去利益者都属此类，他们等待时机，以图有朝一日风云突变，重温“好梦”。这三种人遍布各界，情况大同小异。这篇文章专谈上海出版界，大致也有这样三种人，情况并无例外。题目不用“今始醒”，而用“今似醒”，似者，或然之辞，读者当能领略其意。
    说起出版，上海一向是全国文化、出版和印刷事业的中心。到文化大革命前，在上海市出版局领导下的各专业出版社，计有：上海人民、上海文艺、上海文化、上海人民美术、上海少年儿童、上海科技卫生、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辞海编辑所、朵云轩、上海出版文献编辑所等十家。这几个出版社，规模大小不等，但几乎网罗了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在上海从事出版工作的所有人员，其中许多且是知名之士，加上后来新参加的，形成一个庞大的知识分子队伍。自“反胡风斗争”后，历次运动都以知识分子为主要目标，上海各出版社被称为“藏龙卧虎”之地，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运动一来，自然首当其冲。如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运动”，上海各出版社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的就有近三百人之多，比例之高，占总人数的十分之一，超过其他各界。这批“右派”（即相当于斯大林时代“人民公敌”的称号），从此打人“另册”，受尽凌辱折磨。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出版界因过去向来是各次“运动”的重点，自然在劫难逃，知识分子受祸之烈，冤假错案之多而酷，真可谓血泪斑斑，几天几夜诉说不尽，足可写一本厚书而有余。古云“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里剪辑上海出版界十年噩梦中的几个镜头，不假虚饰，概从实录，如鲁迅所说“立此存照”，非求垂鉴于后世，庶几有望于来哲云尔。
     
    一代文人有厄
     
    《儒林外史》是一部专出封建社会知识分子“洋相”的小说，但是在它那板着面孔说笑话的讽刺外衣下，却隐藏着一个严肃的主题，这是为向来的读者和研究者所忽略了的。这个主题概括在书中开宗明义第一回的“楔子”这段描写内：
    王冕左手持杯，右手指着天上的星，向秦老道：“你看贯索犯文昌，一代文人有厄!”话犹未了，忽然起一阵怪风，刮的树木都飕飕的响，水面上的禽鸟，格格惊起了许多。王冕同秦老惊的将衣袖蒙了脸。少顷，风声略定，睁眼看时，只见天上纷纷有百十个小星，都坠向东南角去了。王冕道：“天可怜见，降下这一颗星君去维持文运，我们是不及见了!”
    原来《儒林外史》这部小说的作者吴敬梓，虽然把知识分子的众生相描写形容得淋漓尽致，而且尽情地嘲笑、揶揄他们一通，但是他充分体会到这些处在专制高压统治下的知识分子，其命运是多么可笑可悲可怜，这些他全称之为“厄”。王冕看到天象“贯索犯文昌”，贯索是牢狱星，文昌是文星，文人碰着牢头禁子，还有什么可说的？所以他发出了“一代文人有厄”的叹息。这才是《儒林外史》的真正的主题。
    说老实话，我看许多知识分子本来是不很可能了解这部小说的这个主题的，只有经过三十年的实际体会，结合他们自己的遭遇，又看到周围同类人的一系列遭遇，方才有可能逐步得到这个认识。特别是每当一个政治运动的开始和终了时，他们方有可能会想起《儒林外史》的这段描写，会感到不寒而栗；会钦佩吴敬梓真是了不起的预言家，他不仅看到同时代知识分子的可笑和悲惨的命运，而且他的预言还一直应验到二十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上!“贯索犯文昌，一代文人有厄!”不是完全适用于称之为“四人帮”的垮台前知识分子的境遇吗？
    自然，吴敬梓对未来是寄予希望的，这就是王冕说的，“天可怜见，降下这一颗星君去维持文运”，可惜就是“我们是不及见了”。今天的知识分子恐怕也有同感吧：经过三十年的折磨、凌辱以至摧残，岁月、精力消磨殆尽，这一代人是完了；但愿新一代的知识分子出来“维持文运”，不要再重复上一代人的苦难，虽然“我们是不及见了”。
    以上所谈，看似闲文，其实不然。这说明世上许多事物，必须亲身经历，方能领会它的真实意义。隔岸观火，虽然看到河那边起了火，但是火烧掉多少房屋器物，伤害多少人，必须亲自去现场看一看，方才知道。同时他的感受，又肯定没有身罹其灾者的沉痛深刻。本篇前两节所谈虽都是上海出版界十年劫难，但只及于党员领导干部，即所谓“走资派”，人数还是不多的；这一节要谈普通群众了，他们才是人数众多的真正的知识分子，即所谓“臭老九”，所有大小知识分子全在其内。如果说“一代文人”，所指应是这部分人；如果说“一代文人有厄”，所指即是这部分知识分子所受的深重苦难。引《儒林外史》这段描写作为本节的开场白，也算是一个小小的“楔子”吧。
    但是还需要再弹一支前奏曲，因为对知识分子的忌与整（这有个专门用语叫“批倒批臭”，换句直截了当的话就是“廉耻扫地，身败名裂”），文化大革命时期固然到达登峰造极，但也并非凭空而来，不妨说其渐久矣。较远的如《武训传》批判、思想改造、《红楼梦研究》批判等且不说，到一九五五年的反胡风，波及面就越来越大了（官方的数字是一万多人）；而一九五七年的反右，就扩大到了全国范围，官方公布的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的数字是四十五万人，实际当超过一倍以上。家属亲友受株连的，更不计其数，这些都是知识分子。在这两个运动中被戴上胡风分子和右派分子帽子的人，都属于所谓“敌我矛盾”性质。就是说，这么多的上百万人一下子都变成了像苏联大清洗的恐怖时期那样被官方宣布的“人民公敌”。
    上海出版界的知识分子，在这两个运动中都曾遭受严重的清洗、冲击。
    一九五五年的反胡风斗争，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即现在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前身）是一个重点。在分三批公布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中，新文艺出版社被点名的就有八人之多。有社长、总编辑、副社长、副总编辑和编辑等。这些人被认为是胡风集团的骨干分子，开头都被关押起来，有的监禁长达十年之久，等到放出来，妻子也死了，家也没有了，真是家破人亡。有的虽然审查半年一年放了出来，也都受到降职降薪的处分，而且永远带上一顶“胡风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每次政治运动都要揪出来当反革命分子批斗一番。有的人虽同胡风的关系不深，只是因为公布的材料“批语”中点了名，就被加重处分。还有吃冤枉官司的。新文艺出版社有个青年考取了厦门大学读书，这本是好事，他却请后来定为“胡风分子”的为他写两封介绍信。胡风案件发生后，他们写的介绍信就成了他的罪证，也被当做胡风分子关押，审查了半年方才释放，从此在他的档案袋里就装上了“胡风集团影响分子”的结论，他自己还蒙在鼓里。
    一九五七年开展的反右派斗争，在上海出版界称得上规模宏大，战果辉煌，“挖出”了近三百个右派分子。除少数善于保身者外，稍露头角的知识分子几一网打尽。这里且以上海文化出版社为例。这是一个以出通俗文学、艺术、音乐等为专业的出版社，是由几个私营出版社合并组成的。原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西风》杂志主编黄嘉音、上海《大公报》编辑主任许君远，都在这个出版社工作，都被打成右派。因编《现代作家书简》、鲁迅为之作序而出名的K君（某名作家亲戚），曾任某私营书店总编辑，也并进这个出版社，他素有“大炮”之称，原已被出版社的反右领导小组划成右派，报到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石西民则碍于名作家的情面，不予批准。但是这个出版社的社长兼总编辑W，出于私怨，非把K君打成右派不可，连续呈报三次。最后一次石西民发火了：“是你做部长，还是我做部长!是你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W方不敢做声，K得以免此一难。就是这个反右功臣W，一九五九年却被当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了别人的批斗，自己也尝到了挨整的滋味，从锦江饭店九层楼跳下来，一命呜呼。
    有一出版社有两个党员副总编辑和三个党员编辑，全被打成右派。一位“胡风分子”的夫人，自丈夫被捕后在这个出版社做个小职员，养活两个孩子，只因随便讲了两句话，也划入右派，受不住当时环境的残忍压力，投河自杀，丢下两个无父无母的孤儿。还有由于“爱人”即妻子“大义灭亲”，揭发丈夫许多枕边“私房话”，而成为右派。这种事例在几十年来纯以个人利害为转移的时代，并非少见。仅以一九五七年说，公开登在报上的，就有“大右派”储安平（《光明日报》总编辑）的儿子揭发父亲的新闻。至于妻子揭发丈夫的，报上登载更多了，当时都是极为时髦的革命行动。
    今天大家已经清醒知道，文化大革命是一点也不“完全必要”，但是从它以前历次政治运动的发展看，则是“非常及时”的，因为按照这种斗争哲学“与人斗争，其乐无穷”的规律走下来，其必然的结果，一定要来一次总其成的文化大革命，而且一定是以其彻底失败而告终。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和领导者一向声称，这是一场自下而上的革命，事实证明它同以前多次运动一样，纯然是一场自上而下生搬硬凑制造出来的。这只要看它所安排的步骤和节目就明白了：工作组，批判资反路线，清队，工、军宣队进驻，批《水浒》，批林批孔，儒法斗争，反击右倾翻案风……各界各单位，无一例外都依此安排进行，人们可以觉察到，这个表面混乱的十年里，每一步都有一只无形的巨手在有条不紊地调拨——很得意，但是每一步都在走向自身的毁灭。玩火者必自焚，不可一世的江青之流即是。
    上海出版界的文化大革命，也是这样一个接一个的高潮，从开始到结束的。文化大革命与过去多次运动最大的不同之处，它完全不是由原有的各级党组织来领导，而是由造反派——一般都是由狂热的青年党员和群众组成——来领导。各行各业都有一个或两个造反派司令部。上海出版界的造反派组织叫“上海出版系统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版司”。后来又出来一个“版联”与它抗衡，但势力及不上它。各个出版社的造反派，大体就归这两个司令部管。对所谓走资派和大批知识分子总称为牛鬼蛇神的专政、定罪等等，就是由这伙自称为“响当当的革命左派”的造反派，再加上工、军宣队干的。
    对知识分子实行大规模的残酷迫害，集中在清队（“清理阶级队伍”的简称）这个阶段，那是根据一九六七年底江青的一次谈话后开始的。在那以前，知识分子已经倒霉了，但程度还没有这么厉害。从清队开始，对知识分子的凌辱、管制、虐待、酷刑、诬陷，变本加厉，达到空前未有的程度。那一阵以上海来说，两个大报天天发表社论，督促对各种“分子”加紧清查，不许心慈手软。尤以其中某一大报最为猖狂，煽风点火，凶相毕露。此大报在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直接受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控制，等于是“中央文革”的机关报，“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些意图、部署常常由此报先行透露，地位甚至超过《人民日报》，而作恶尤甚。徐景贤任上海市委书记，专管文教，是张、姚一手提拔的一条忠实走狗，嗅觉灵敏，专会噬人，上海文化界受他之害最深。如一个在煤气公司工作的青年桑伟川，只是写了一篇对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有不同评价的文章，逆了徐景贤的意，就被他作为反革命，不仅在报上批，还押到各单位“游斗”，最后把他逼疯。在张春桥的示意下，此一大报把早已撤职调离的此一大报创办人兼总主笔的徐铸成，又从上海出版文献资料编辑所揪回来批斗，说他翻案，并在报上用头版头条新闻刊载“批斗老右派徐铸成”的新闻报道。以后只要是新闻界和出版界开什么批斗大会，徐铸成就要被拉上去陪斗，还被重新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原《国讯》（抗日战争期间黄炎培创办的刊物）主编S君，也是一九五七年打成右派的，与徐铸成一同贬在上海文献资料编辑所做个编辑，也被公开给以点名，称之“右派翻天”。此大报不点名，像S君也逃不了，但经它一点名，罪名就更见加重，苦头吃得更多。
    “牛棚”这个名词是文化大革命的一大创造，应该编入百科全书的条目，备后人查阅。曾被鲁迅称为“赵老爷”的上海复旦大学教授赵景深，有一次被单独反锁在一个房间内，这个房间就是牛棚。一个造反派不知里面关的谁，敲门问：“里面是哪个？”
    “牛!”老实的赵教授瓮声瓮气回答。
    “到底是谁？”造反派有点生气了。
    “真的是牛!”赵教授不敢谎报身份。
    这就是说，文化大革命中的牛棚，关的是被称为“牛”的一些人。“牛”，就是牛鬼蛇神的简称。此外还有所谓“羊棚”，比牛棚稍高一级，圈在里面的一般算是问题不很严重的人，待遇比牛棚为优，不实行专政，不参加劳役，可以同革命群众一道开会等。牛棚中人对某些人能身处羊棚是很歆羡的。
    牛棚大小不一，上海几个出版社，大概每一个牛棚关二、三十人左右。牛棚的日常课程：每天一早，提前上班，打扫办公室、走廊、楼梯和厕所；向毛主席像请示，朗读《毛选》中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三呼“毛主席万岁”；接着由造反派主持开会，互相批斗；“牛”与“牛”之间，“同是天涯沦落人”，原应相濡以沫才是，但在造反派监视下，只能相互残杀，抓住对方一点，咬住不放。如不开批斗会，就是无穷尽地学习《毛选》，每人正襟危坐，目不邪视，眼睛盯住《毛选》，做出专心一志的样子。经常造反派来叫某个人的名字，就是这个人被单独提审；审些什么，吃了些什么苦头，回来一声不敢响，别人也不敢问。好容易挨到晚间，要等造反派来宣布可以走了，再排队站在毛主席像前，这叫“晚汇报”，同样要朗读《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以表示已到“山穷水尽”地步，然后三呼“毛主席万岁”，一个个像囚犯出狱那样，急匆匆地赶回家去，家里妻子儿女正提心吊胆地等着他呢!日复一日，古人说“度日如年”，该如何解释，牛棚中人算是实地领会到了。
    　　有一位写过一本流行小说的作者Q君，是上海文化出版社的编辑，以德国法西斯特务的罪名（四十年代，他曾在德国驻华大使馆任职）关在牛棚里。他每天面对《毛选》，实在厌了，竞异想天开，向老友L君借了一部《西游记》，放在《毛选》下面，等造反派不注意，就翻过来偷偷地看。他旁边一条“牛”发现了，为了邀功，向造反派告密。这一下子Q君罪上加罪，批斗不必说，《西游记》没收，还要他交代这部“大毒草”的书是哪里来的。他胆小害怕，只得老实说出老友的名字。等到批斗结束，回到家里，心里万分不安，怕造反派去找老友麻烦，对不起他。妻子也怪他不该实说，连累他人，于是夫妻叫儿女连夜去关照老友，告知此事，叫他有所防备。老友却是古道热肠，随女孩子一同来Q君家，不仅不怪他，反安慰不要担心，造反派若来查问，他会自己承担责任。Q君感激涕零，想不到今日世上还有如此厚道的朋友，悲从中来，抱住老友大哭一场。
    　　这当然还算不上卖友求荣，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卖友求荣的事例，到处可闻。名画家丰子恺，担了一个上海画院院长的虚衔，因为画过几幅讽刺社会相的漫画，便成了上海最大的“反动学术权威”之一，被牵来牵去加以批斗。造反派写的大字报、大标语（“打倒反动分子丰子恺”、“打倒黑画家丰子恺”之类），贴满他住家的大门口。造反派还勒令他自己抄写这些大字报，自己张贴。过路的人们常常可以看到，一个蓄着三绺长须的白发老头儿和一个小脚老太，拎着一桶浆糊，搬着一条长凳，吃力地往墙上张贴大字报。这就是丰子恺夫妇。有一次，丰老正站在长凳上，双手举着一张打倒自己的大字报，准备往墙上贴去，一个重心不稳，连凳翻倒在地，折断了一条腿骨，只好卧床不起。这倒是因祸得福，可以不拉出去批斗了。但是好景不常，他的一个学生（也是书画名家），交代出了丰子恺写给他的“反动诗”，于是丰子恺又被作为“黑线回潮”、“翻案妖风”的代表，重又揪出来批斗，一直到死。丰子恺是弘一法师的弟子，虔信佛教，中年以后即茹素，戒杀生。佛以慈悲为怀，他临死前当已宽恕他的那个使他增加灾难的学生。当时告密之风盛行，人与人不敢交往，更不敢倾吐心里话，连至亲好友也互不相信。也确有需要戒备的人，有一个老干部，为“四人帮”在上海的爪牙马天水、徐景贤所看中，选他做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党委书记。他不免受宠若惊，竭力想要报答知遇之恩，便密告自己的儿女亲家（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党委书记）有“反动言行”，使这个亲家一直以反革命的罪行关押受审。此人密报有功，接连升官，做到上海市革委会“文教办”（文化教育办公室）主任，掌握上海文教界生杀大权。一声霹雳，北京抓起了“四人帮”，上海人民群情激昂，奋起追查“四人帮”余党。最初并没有查到他身上，在揭批“四人帮”大会上，还让他坐主席台。但他自己心里有鬼，坐立不安，心惊胆战，回到家，写了绝命书，说“无脸见人”，跳楼死了。当然没有人可怜他。
    据粗略统计，上海出版界在文化大革命中，死于非命的（不包括像做爪牙的这种人），达到五六十人之多。这些都是冤死的。
    原任新文艺出版社副社长俞鸿模，反胡风斗争时被作为胡风分子关禁过，因为他原是海燕书店老板，海燕书店曾经在解放前出版过一些胡风的书，因此俞鸿模也成了胡风分子。俞鸿模是一个梗直的老实人，气不过，在监禁中吞大头针自杀，幸而发现早，救活转来。这次文化大革命，又算他老账，把他关押起来，隔离审查。他又气不过，愤极，再次用自杀表示抗议。他这次用的是上吊，果真死了。一死，造反派立即刷出大标语，声讨他“畏罪自杀，罪该万死!”
    有一个青年编辑，平时喜欢收辑鲁迅的佚文遗稿。文化大革命中流传出来很多毛泽东未发表过的讲话、文章、诗词，他就像收集鲁迅遗稿那样，大事收集毛的作品，而且用多种文本加以校订、增补。越做兴趣越大，简直成了“毛著迷”。照说这是忠于伟大领袖的表现，谁知使他几乎丧生。毛写的文章，根据各个时期的政治需要，前后常有大幅度修改，最忌人们看出他的前后不一致的地方。工宣队认定他收集毛未发表过的著作，居心不良，是“整毛主席的黑材料”，这就是滔天大罪了。这个青年编辑被逼得连续自杀四次，其中一次求死心切，竟跳进了五七干校的大粪坑，幸未灭顶，被人捞了上来。他虽然四次自杀没有成功，但也死去活来，折磨得不成人样了。
    上海出版文献资料编辑所的办公室主任，是党员，解放前参加上海学生运动，但这时却也成了罪名，说他有叛徒嫌疑，拘押审查。每次提审，凌辱不堪。他愤不欲生，在一次提审之后，从设在楼上的囚室窗口跃下，立时殒命。有一阵各出版社跳楼成了风尚，有一个出版社竟先后发生四人跳楼自杀事件。
    自杀是人生至不易的事。人非到绝境，走投无路，是不会轻易采取这一下策的。但是也有人从一开始就预见到这个运动来势不善，宁求义不受辱，或过去受过辱，这次义不再辱，尽早采取自杀这个极端办法，一死了之。如名翻译家傅雷，是有名的硬骨头，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他不承认；一九六二年要摘掉他的右派帽子，他也不接受。他的儿子傅聪，是有名的钢琴家，在波兰留学，出于无奈，逃往英国避难，成为叛国分子，傅雷也不在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傅雷就决定不能再受侮辱了，夫妻二人双双服毒而死。还有著名的历史学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李平心，受上海某大报的骗，名为约稿，实是“钓鱼”，也叫“引蛇出洞”，平心还真以为是学术讨论，写了关于清官问题的文章，被文痞姚文元化名劲松，在此大报上指为“自动跳出来的反革命小丑”。平心是个性格刚烈的书呆子，一生除了读书写作，研究学问，连生活也不知自理，其实是不懂什么政治的。他虽然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很有汗马之功，但全国解放后也只是让他在大学教教书，并未受到多大重视。一九五一年思想改造运动时，他受不住那种任意诬陷的批评帮助（现在有个名词叫“无限上纲”），气得用根木棒打头，把自己击昏，虽未死去，从此得了头痛毛病。思想改造运动时，上海文化界有副对联：“刘大杰跳黄浦，李平心捶脑袋”，指的就是此事。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斗争，他幸免于难，但是到文化大革命这一大关过不去了。某大报上公开点了他的名字；上海市委书记曹荻秋在全市万人大会上把他列为全市六大“反动学术权威”之一，罪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即“三反分子”；他任教的华东师范大学贴满了揭发他的大字报，声言要揪他去公开批斗。平心一笑，对保姆（女佣）说：“我不会让他们称心的!”保姆不解他什么意思。当夜，平心一人独处的时候，开煤气自杀了。第二天发觉，送医院抢救。上海市委指示，这是“黑帮分子”，一定要救活，否则批斗就少了一个活靶子。但是中毒已深，无法救活，果然没有能使这些革命左派们“称心”。保姆方才懂得了平心说那句话的意思。
    处在专制淫威下的知识分子，手无寸铁，他们所能对抗暴政的惟一武器，就是摧毁自己的生命。写《燕山夜话》的邓拓，在论到明末的东林党人时，有两句诗道：“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岂止东林，何代不然!邓拓本人就是一个证明。从东林到傅雷、平心、邓拓……千千万万的中国知识分子，遭受着同样的命运，可悲也夫!
    文化大革命中对知名的知识分子公然开杀戒，也是上海开的先例。这就是上海乐团的名指挥陆洪恩。陆洪恩在遭受批斗、侮辱至忍无可忍时，喊了一句“打倒”的口号，立即被作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抓起，并在全市公审大会上宣判死刑，押赴刑场枪毙。还有一个上海著名西医梁俊青，他是以同济医学院第一届毕业生第一名留德的，对中国文学也很有修养。一九五七年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随同几十个高级右派一起，被发遣下乡改造。独他最受农民爱戴，因他免费尽心为农民看病，几十里外的农民都闻讯赶来求他医病。农民都赞他是“好人”。就是这样一个农民称为“好人”的人，忽然被造反派发现写有“反诗”，于是也像陆洪恩那样作为现行反革命分子逮捕，并且已经内定枪毙。但是这些杀人犯，虽然嗜血成性，却想把杀人的责任推给老百姓，发明了一种叫“群众定案”的方法，就是把陆洪恩、梁俊青这种政治犯性质的案件，混在一些抢劫犯、强奸犯等一起，四五十人一批，写成“反革命案例”，印发给全市各行各业，组织群众讨论，根据案例情节，提出判刑轻重。群众根本不知内情底细，讨论时一窝蜂地“胡调”，管你什么轻的重的，一概“枪毙，枪毙!”这就叫做“群众定案”。梁俊青连囚衣也已换好，将要绑赴法场了，就像京戏里忽然降下一道“刀下留人”的圣旨一样，忽然有道命令下来不枪毙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据说这全靠“千古相业唯一人”（赵朴初诗）的周恩来总理的干预，是他获悉了陆洪恩枪毙的事，感到这个杀戒开不得，这些高级知识分子多少还能派点用场吧，杀光了不像韭菜那样还能再长出来，因此赶紧下令制止。梁俊青因此得逃一命。
    最近三四年来，许多追悼会的悼词、报刊发表的怀念文章、关于平反冤假错案的新闻报道等，凡是提到某人“含冤而死”，那就是指这个人是自杀或受迫而死的了。
    上海出版界的轰动一时的惨案，是J君活活被打死的事件。J君是某一出版社的女编辑，关于她有一件花木兰式的传奇故事。她是云南人，在全国解放前夕，女扮男装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在湖南的游击队。她嗓子粗，走路跨大步，又抽烟，又喝酒，很像个男子，所以无人识破。她后来不愿干了，要求离队，临走时要求队长发支勃朗宁手枪，作为参加游击队的纪念。队长没有给。她到上海参加文化工作，派到出版社做文学编辑，始终还是男装，以男子自居，别人也不怀疑。她同一个老编辑合住一间宿舍，有两三年之久，那个老头子对她的性别竞懵然无知，说明她的伪装是很成功的。
    一九五五年，上海出版社开展反胡风运动，她因同“胡风分子”交好，怕受连累，向党组织坦白交代了自己的历史和性别，也谈了那支手枪的事。党组织代她保密，不在群众中宣布，所以她继续还是男装。直到有一次，她被汽车撞伤，抬到医院去，接受检查，这次无法保密了，只得泄露了女扮男装的真相。所有认识她的人，无不感到惊奇，但也感到有趣，称她为现代的花木兰。这以后她恢复了女装，但是扮演男的时间久了，所以形态、走路还带着扮男子时的痕迹。关于那支手枪的事，党组织暗中派了人事科一个干事去湖南调查，找到那个游击队长，证明她所说是实：她要过手枪，但并未给她。人事干事回来写了报告，归入档案，此事已了。
    可是就是这个人事干事，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互相贴大字报揭发的阶段，贴出大字报说这位花木兰私藏手枪未交。群众不知底细，以为管人事讲的话总是可信的。J君根据事实反驳。文化大革命的第二个阶段叫“批资反路线”，资反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指一些当权派制造混乱，挑动群众斗群众，以便自己脱身。这个人事干事也是受批判者之一。J君在批资反路线大会上站起来责问这个人事干事为什么抛材料，整群众？人事干事低头不语，这件事也就过去了。
    到了清队的阶段，J君因为曾女扮男装，又有手枪的事，这个故事离奇曲折，因此是清查对象。这个人事干事怀恨J君当众责问过他，使他难以下台，便向造反派头目密报，说她确私藏手枪。他是人事干事，掌握档案材料，人们不能不信。于是对J君严加拷问。J君有只箱子寄藏在一个中学女校长家中，二人是好友。这事又只有人事干事知道，他便又向造反派提供线索，说手枪可能就藏在这只寄存的箱子里面。这里应对私藏枪支问题的严重性有所说明。私藏枪支在资本主义社会不算什么，但在社会主义社会却是严重的犯罪行为，是属于反革命的罪行。因此由一个简单的推论得出的结论，便是：只有反革命分子才会私藏枪支，所以凡私藏枪支的便是反革命分子。历次政治运动都附带有一个号召，交出私藏枪支，鼓励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受赏。J君既有人事干事作证，但她又矢口否认，便成了非追查不可的大案。出版社造反派的三个头目，会同那所中学的红卫兵，把J君押解到那所中学女校长家，一面抄家，一面讯问，两样都无结果，便把J君和女校长酷刑拷打，自夜间到清晨，活活把两个无辜的女人打死了。可想而知，打法是极为惨毒的。同时还有三个中学党员教员，平时因和J君有来往，也被拷打重伤，成为残废。在那段疯狂恐怖的日子，造反派、红卫兵打死人是无罪的。江青讲过：“坏人打好人，反革命；好人打坏人，活该!”她这话广为宣传，奉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使得一批以“好人”自命的狂热分子有恃无恐，而受打者却不敢有丝毫的反抗。J君等人虽然死的死，伤的伤，自然不在这些造反派、红卫兵的心上，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而且动手拷打的人那么多，大家都有份，怕什么？打完了，兽性得到了满足，这伙造反派、红卫兵一哄而散，扬长而去。这样大的死亡案件，发生后数年之久竟无人过问。凶手逍遥法外，有的心安理得地恋爱，结婚，还生了大胖儿子，建立起美满幸福的小家庭。
    直到这批凶手的靠山“四人帮”覆灭后，J君的惨死案方才得到审理，凶手方才得到了惩罚，但是也还经过一段周折。起先凶手们出于“义气”，互不认罪，也不供认作案的经过。法院仅判三个参与其事的造反派头目很轻的徒刑，并且一律缓刑，就是说只在名义上给他们一点刑罚，至于他们的工作、生活和自由受不到什么影响。还有那个抛材料的幕后肇事者人事干事，被他们这帮“小兄弟”保护起来，根本没有触及。群众当然不满，议论纷纷。法院第二次审理了这个案件。三个造反派头目迫于形势，交代了案情经过，把那个一直躲在幕后的诬陷犯人事干事也咬出来了。法院经过查证，根据所犯罪行的轻重，分别判处这三个造反派头目以二十年、十年和三年的徒刑，不再缓刑。那个人事干事以诬陷罪判处两年徒刑，但是缓刑两年。在查问案件的经过时，那个人事干事方才装出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说：“我今天才知道，想不到我一句话造成了这个案件!”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何其如此之多，大家从这个挟嫌诬告、陷人致死的凶犯如此轻飘、无耻的话语里，或许可以知其原因的大概了。
    上海出版界另一件大冤案，是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的“六人反革命集团案”。这个案件完全是由造反派“逼供”逼出来的，堪称得上造反派制造冤案的一大杰作。所以案件制造成功以后，别的单位的造反派都来“取经”；本单位的造反派也派人出去作报告，传授“深挖反革命”的经验；还写成文章，登在造反报上。造反派一片欢呼，然而，知识分子惨矣!当时有句名言，说是“革命群众开心之日，乃反革命分子难过之时”，造反派的开心就是这样来的。
    这个反革命集团案件是这样制造出来的：造反派猜测某几个中老年编辑，平时闲谈，可能会有涉及“中央首长”——特别是关于江青的闲话，先“各个击破”，分别找他们个别谈话，给以恐吓性的警告，譬如说：“我们已经掌握材料（其实根本没有），你有诬蔑中央首长的言论（不说哪一个首长，也不指出说过哪些话），已经有人交代（根本没有），现在就看你了（以虚套实，使对方心慌意乱）。罪行是客观存在（一口咬定实有其罪），就看你的态度如何（这句话是历次政治运动中都用过见效的，不过文化大革命时用得更为广泛），是不是老实交代（不坐实罪名）。党的政策你是懂的（其实谁也不懂），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骗人的诱饵）。现在给你时间，你去好好考虑吧（暂放一马，使对方寝食不安，神疲力尽，胡乱承认）!”
    除此之外，这个出版社的造反派更有新的创造，在出版社内安置了高音喇叭，对准牛棚，每隔几分钟喊话一次，或是宣读《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对这些嫌疑犯进行心理战、神经战，使他们时刻处在心惊肉跳、坐立不安的紧张境地。最后，就在某一天夜间，不许这些人回家，把他们集合在一起，面对一座毛泽东的大塑像，每人一张课桌，纸笔俱全，命令他们交代罪行。整整一夜，许多人受不住这种使人心胆俱裂的恐怖气氛，只得从实写下所谓“罪状”：自己对某人讲过，或是某人同自己讲过，诸如江青原名蓝苹、拍过电影、在杭州六和塔同唐纳结婚等一些话。有一个人交代，他曾将江青拍电影的照片，给某人看过。就是这样一些今天看来普通之极的“言论”，造反派如获至宝，公安局也据此定为“现行反革命罪行”，一共定了六个人的罪，将其中二人判刑逮捕（一个十年，一个七年）；一人戴反革命分子帽子，管制三年；三人戴反革命分子帽子，在原单位监督劳动。这六个人中，有一个是名学者，出版社的社外编辑，是清末某军机大臣的幼子，少年时即有才名，曾任华北政府时的国史馆馆长。他被判十年徒刑，被捕时已年过七十，后因病保外就医，未满刑期就死了。还有一个在判刑前神经已陷崩溃，跳楼自杀，脚骨折断，也未能幸免，照样把他抬到宣判大会上，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后来稍能起立，就勒令到五七干校养猪。一个被判七年刑期，坐满了七年牢狱，原应释放回家，但因他的家是在大马路上，时有外宾车队经过，按照公安控制条例，沿街不能有刑满分子居住，于是把他放逐到安徽劳改农场去，在那里又关押了三年。造反派和公安局都认为反正是反革命分子，多判几年是无所谓的。当时的办案原则是：没有错抓，没有错判，也没有错关。
    一代文人有厄！
     
    (原文载于网上刊物《记忆》2010年11月15日20期总第6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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