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陈炯明：悲伤的乌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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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采夫

历史学家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课本里的陈炯明，是以一个乱臣贼子的面目出现的，作为反动孙中山的可耻下场，来教育一代代天真的小孩。无论国民党史还是共产党史，都将陈炯明描绘成一个军阀，一个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背叛者，一个炮轰总统府的刽子手，他的所谓贡献，总是被一笔草草带过。

    不过，折戟沉沙铁未销，时间总能磨洗出一些真相，将近一百年过去了，随着史料的发现，以及意识形态的松动，陈炯明对辛亥革命的巨大功绩，他的自治理想与实验，他与孙中山的恩怨是非，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人们才发现，这是又一位被湮没的辛亥元勋。

   1925年，孙中山逝世的时候，陈炯明曾手撰一副挽联：“惟英雄能活人杀人，功罪是非，自有千秋青史在；与故交曾一战再战，公仇私谊，全凭一寸赤心知。 ”在知己相惜的情怀之下，似诉英雄心中不平事。可以看出，在这两位大人物之间，发生了太多的故事。”

    鲁迅去世的时候，徐懋庸曾写过一副对联挽鲁迅，“敌乎友乎，余惟自问；知我罪我，公已无言”。敌，友，知，罪，倒是这两位陈炯明与孙中山两位辛亥元勋一生关系的写照。

    1933年9月，陈炯明去世之时，香港《工商日报》评价道：“国民党死了一个敌人，中国死了一个好人。

   自治理想

   陈炯明于1878年生于广东海丰，原名捷，字赞之，又字竞存。陈炯明出生的当天，恰逢其父陈曦庭乡试中榜的捷报亦到，父亲遂为儿子起名为陈捷。

   陈炯明3岁，自幼顽劣异常，但少年时期性情大变，发奋苦学，且温文有礼，20岁的时候中了清朝的秀才，成为一个书生。但当时的大清朝气运已尽，帝国的大厦正在倾覆之中，维新思想、革命风潮在广东正在流行。受新思潮的影响，1906年，28岁的陈炯明到了广州，求学于广东法政学堂，成为第一届学院，两年后以“最优等生”的成绩毕业。

    1909年毕业以后，陈炯明任广东谘议局议员，提出了《革除衙署积弊案》、《废除就地正法案》、《筹办城镇乡地方自治案》、《禁绝一切赌博案》等提案。这些提案显示出了陈炯明深受乌托邦思想的影响，“自治”也成为一生追求并践行的理想。

   1909年，陈炯明加入了中国同盟会，1911年3月，他参加了黄花岗起义。 1913年，陈炯明参加二次革命失败，陈炯明流亡到新加坡，当时孙中山重组中华革命党，并且要求党员画押宣誓效忠孙中山个人，陈炯明第一次表现出了他对孙中山的不从，拒绝宣誓效忠参加中华革命党。

    1916年，陈炯明回到广东发动起义，参加讨袁的护法运动，任闽粤军总司令，占领了闽西南的漳州、汀州等地，正式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在这个不大的地盘上，陈炯明开始了他自治实验，那是中国一百年来最重要的乌托邦中的一个。

漳州新政

   黄花岗起义失败后，陈炯明流亡香港，结识了比自己小6岁的精神导师，就是信仰安那其主义的刘师复。安那其主义就是无政府主义， 宗旨是无政府、无宗教、无家庭，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老有所养、幼有所依，百姓互助合作，没有贫穷，也没有剥削。刘师复的描绘，和陈炯明的自治理念不谋而合，也成为漳州新政的根本思想。

    在那位刘师复的影响下，陈炯明构筑了他的“自治”“联省”“联邦”三大步骤，他以后的政治生涯，都是围绕这三大步骤紧密相关，他与孙中山的决裂，也源于“自治还是革命”这一路线的冲突。

在闽南二十六县这个小小的“闽南护法区”，陈炯明究竟做了些什么呢？

   这方面的资料太少了，2008年的《国家历史》杂志比较集中地整理了陈炯明的施政内容，抄录如下：他建设了第一座钢筋水泥桥梁、第一条四车道石板马路、第一个现代公园、第一片城乡公路网、第一家银行，还建设了贫民工艺厂、迎宾大旅馆，在公园的门口，竖着高大的石碑，四面分别篆刻着“博爱、自有、平等、互助。”

    陈炯明的一个大手笔，是在农村设立现代学堂，做到“一乡一校”。他禁绝了私塾，设立师范学校、普通中学、工读学校、平民夜校、妇女家政讲习所。1920年又增办了女子师范讲习所、女子工读学校，当年就设立半夜学校90余所。

    报纸杂志也纷纷涌现，《闽星》半周刊和《闽星日刊》出现了，《闽南新报》、《闽锋周刊》、《军事日报》、《云中周刊》也先后创办，陈炯明在《闽星》发刊词里写，“思想一变就会打破旧生活、旧组织，直向进化线上，一起大努力，创造新生活、新组织，达到无国界、无种界、无人我界的境地……”

   陈炯明还大力延揽全国人才，帮他一起办教育，并在筹办大学。

   1920年，美国驻厦门领事发给华盛顿的一份报告中，称“陈氏……施行各种市政改革，他用的手段，近乎革命；但成效极佳，结果人民都感满意。这令中国人看到，事可办成，不必需要过度辛劳和重税。”他还特别提到了漳州宽广的道路，良好的治安，公园、公共菜市场、屠宰场、河堤以及漳厦公路。

   在陈炯明卓绝的努力之下，漳州成了全国的首善之区，闽南26县成为“模范小中国”，被时人誉为“闽南的苏俄”。陈炯明也声名远播，成为中国的政治明星，也成为广东百姓的翘首盼望的救星。因此，陈炯明才能以弱胜强，一举荡平广东全境。

  广州沉浮

   陈炯明走出漳州，进入广州，他的自治路线图到了第二步——“联省”，更大的蓝图已经展开，只待陈炯明大手描绘，但他遇到了孙中山。
   陈炯明在全省92个县推行自治，到了1921年，全省各县推行民选县长、县议员完成，广东省议会通过《广东省宪法草案》，声明“人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陈炯明还邀请陈独秀到广东主持教育全局，创立公办教育，实行免费教育，私立教育也大为发展。1921年，陈炯明创立中国城市史上第一个建制市——广州市，并设了财政、公安、工务、教育、公用和卫生局长。广州还开始筹办市政纪念图书馆、第一公园、公共儿童游戏场、公共体育场、美术学校，举行体育运动会，美术展览，安装马路电灯，还建筑了新式住宅小区。每天有上千名清道夫打扫街道，疏通沟渠，还挨家挨户派发宣传卫生的小册子。

    广东全省总商会成立了，广东经济调查局成立，股票交易所成立。陈炯明还颁布了禁烟令，让广州数十年的烟、赌大害绝迹。

    让人目不暇给的新政，让广东成为全国最开放、最民主的省份，陈炯明的治理天才，得到了全国的承认。当时的人甚至将陈独秀、胡适、陈炯明并称为新文化运动的三大领袖，陈炯明以他的健行，将新文化运动的成果化为了现实。

直到孙中山进入广东。

    孙中山进广州之前，先对陈炯明承诺，“粤事由陈君主持，中山回粤不过回复前日被逐之颜面。”结果，到广州不久，孙中山就宣布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选举非常大总统。醉心于地方自治的陈炯明，遇上了最顽强也最偏执的职业革命家，崇尚改良的士绅，遇上了暴力革命的鼻祖，安于一方的广东百姓又开始被折腾。

    孙陈决裂的根本原因，在于孙主张集权，要武力北伐，统一中国，而陈炯明主张联省自治，以南北和平的手段来谋求统一。这个矛盾无法调和，于是重重疑案产生，陈炯明的战友邓铿之死，成为第一个疑案，历史学家汪荣祖认定，邓铿是被孙中山谋害。而陈炯明的造反，也是因为孙中山欲除掉陈炯明。

    最大的谜案是陈炯明“炮轰总统府”，这个事件的真相正在浮现，所谓“炮轰观音山总统府”，实际上粤军只虚开了三炮吓唬守军，而且事前通知了孙中山离开，反倒孙中山以海军大炮向广州城内乱轰，炸死无辜平民过百。

   后来，孙中山贿赂地方军阀攻打广州，陈炯明避战而走。从此，按照学者叶曙明新著《中国1927——谁主沉浮》中记载，广州百姓因军阀驻军，被盘剥重税，并因罢市抗议被火烧商埠，大批商人被屠杀，孙中山治下的广州，竟然百姓哀号，遭到全国舆论的讨伐。

    历史的真相往往令人唏嘘，再回首，云遮断归途，这才一百年的功夫，已经有太多的历史被遮蔽，被歪曲，多少杰出的人物被忽略，被遗忘，被丑化。历史总是对失败者过分刻薄，人民总是忘记对自己最好的人，而品德较高的人往往成为失败者。逢此遭遇者，千古以下，又岂独陈炯明一个人呢。

     陈炯明颇有诗才，他曾写过一首白话诗，至今读之，依然心潮澎湃，拍案再三：“地中海的风浪平了，大西洋的风浪又起，起时无数平民哭声高，落时几个帝王卷入波涛去。这场祸水，正惊魂甫定了，谁知道汪汪的太平洋，耐不住波平如砥，东边的大陆，中间的岛国，望着潮头，说是早晚必至……”

远眺云海

期待多元文化和文化的开放可以还历史本来面目。

闻所欲闻

嗨，近代史、当代史许多地方比古代史还要隐讳。
从不知陈炯明还有这段历史。

jianmin

1927年前后的革命与宪政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1月08日 00:08  经济观察报
　　张耀杰

　　叶曙明著 《中国1927·谁主沉浮》（广东出版集团花城出版社，2010年11月），是近年来同类著作中信息量最为丰富也最具可读性的一部作品。该书叙述了发生在1927年前后的一场改变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革命风暴。书中既活灵活现地展现了鲍罗廷、孙文、蒋介石、冯玉祥、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陈独秀、毛泽东等一系列历史人物的精神面貌，又给广大读者提供了解读反思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新思维和新观念。

　　斯大林的柠檬与孙文的稻草

　　阅读 《中国1927·谁主沉浮》一书，印象最为深刻的是这样一段话：斯大林不想与蒋介石马上决裂，是觉得蒋介石目前还有利用价值，是一只“还没有完全拧干的柠檬”，斯大林自信地说，对蒋介石“应该利用到底。从他们身上能榨多少就榨多少，然后才将他们像榨干了的柠檬一样扔掉”。

　　在谈到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的清党政变时，书中另有一段借题发挥：仅仅在事变发生前几天，斯大林还在莫斯科机关积极分子会议上，称赞蒋介石虽然没有自称社会主义者，却比许多社会主义者都高明，他在事实上领导着中国的反帝战争。然而，话音未落，蒋介石这只柠檬竟一鸣惊人，把榨汁机打得七零八落。

　　查阅相关的文献资料，斯大林的《在联共（布）莫斯科机关积极分子会议上关于中国大革命形势的讲话》，发生在1927年4月6日的克里姆林宫。他的原话是这样的：“目前，我们需要右派。右派中有可用之人，他们正指挥着军队，率领军队反对帝国主义。蒋介石也许不同情革命，但他领导着军队，而且除了率领这支军队反对帝国主义之外，他还不会干别的。……当这些右派被利用完了之后，就将他们像一个柠檬一样挤碎，然后扔掉。”与斯大林把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国民党右派人士当作可以挤碎扔掉的柠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孙文1923年1月26日与苏联外交委员会副委员长越飞签署 《孙文越飞宣言》之际，对于党内元老的坦诚表白：

　　“中华民国就像我的孩子，他现在有淹死的危险。我要设法使他不沉下去，而我们在河中被急流冲走。我向英国和美国求救，他们站在岸上嘲笑我。这时候漂来苏俄这根稻草。因为要淹死了，我只好抓住它。英国和美国在岸上向我大喊，千万不要抓那根稻草，但是他们不帮助我。他们自己只顾着嘲笑，却又叫我不要抓苏俄这根稻草。我知道那是一根稻草，但是总比什么都没有好。”

　　事实上，苏联方面送给孙文及其国民党的，并不仅仅是救命稻草，伴随着苏联政府总顾问鲍罗廷及其 “驻广东代表团”陆续调配到位的，是巨量的现金和大批的军火。正是依靠苏联方面源源不断的慷慨援助，一度陷入绝境的孙文把新一轮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革命事业，经营得蒸蒸日上、轰轰烈烈。作为回报，孙文任命鲍罗廷为国民党组织训练员，采用苏联共产党的方法重新改造中国国民党，从而引出了书中重点讨论的 “法统谢幕，党统登场”。

　　1927年前后的革命与宪政

　　关于“法统”，该书介绍说，中国数千年的政治，为宗法专制。求治之本，在于君明臣良，故人存而政举，人亡而政息。直到晚清，由于受西方列强影响，始有效法自强的立宪运动。辛亥革命后，确立“主权属于全体国民”的共和政制，公布“约法”，成立国会，制订宪法草案。人们终于看到中国向以代议、宪政、法治为立国之本的现代国家转型的一线曙光。接下来，书中强调说，在共和国家，任何个人与政党，都无权随意改变游戏规则，哪怕是以人民利益、国家利益之类的道德名义。修改游戏规则，须循合法程序，不能以一个更大的非法去纠正另一个非法，否则，民主的游戏就玩不下去了。

　　事实上，在初步实现宪政制度的中华民国，第一个采用制度框架和法律程序之外的革命暴力来改变游戏规则的，正是此前主持制定“临时约法”的前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孙文。1913年3月20日，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上海沪宁火车站遭到暗杀。命案发生后，孙文不是在由他自己主持制订的宪政框架内寻求解决方案，反而利用这桩命案所提供的道德借口，把整个中华民国绑架在“二次革命”的战车之上。继“二次革命”之后，持续不断地以一个更大的非法去纠正另一个非法，几乎成为孙文革命事业的主要内容。关于这一点，书中评论说：胡汉民从1905年就追随孙文，走南闯北，可算知根知底，他用了三个字，活灵活现地归纳出孙文的性格特点：“狼、大、快”——狼即粤语形容敢于冒险，大即心头很高，快即斩钉截铁不犹豫。孙文的那套“革命经验”，用来造反颇奏奇效，但是用来建设宪政民主的现代国家，就行不通了。

　　为了印证上述观点，书中引用了足够多的文献证据。首先是1923年9月20日香港《华字日报》的这样一段话：“北京政府非法而尚有法；南方政府护法而实无法。凡到过北京的人，大概总要承认。即未到过的，只看北京报纸的言论新闻，何等自由。昨日骂黎菩萨（即总统黎元洪——引注），今日骂高凌蔚（财政总长——引注），其余批评政府，和监督政府，更触目皆然。可怜广州的言论界，战战兢兢，不敢出一大气，报馆则时常被封停版，记者则常怕枪毙和监禁。茶楼酒馆，高标‘莫谈时事’，稍一不慎，就加以逆党的名号，不死于明诛，必死于私剑，用种种的暴力来钳制民口，使人民敢怒而不敢言，道路侧目，约法上言论自由的条文哪里去了？”

　　其次是当年中共方面的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谭平山、毛泽东等人，写给孙文的一封批评信：“南方诸省的将领们扩张军队、压迫人民而犯下的罪恶并不比北方军阀稍逊。即令我们把这些人烧掉，在他们的骨灰里也找不到丝毫的革命民主的痕迹。”

　　再其次是孙文的亲密助手汪精卫，于1924年的事实陈述：“数年以来，三千万（广东）人民受病甚矣，痛哉不忍言也。”

　　孙文早在1921年以护法名义在广州组织军政府并且就任非常大总统的时候，已经意识到“护法断断不能解决根本问题”。1923年10月，鲍罗廷等人既给孙文送来了他所急需的现金军火，又附加了一整套以党治替代法治、以党统替代法统的革命理念。用鲍罗廷的话说，他到中国的主要任务，就是要 “加速国民党不可避免的分裂”，最终把国民党 “这具僵尸”改造成为“驯服地接受我们的指示和共产国际的决议”的革命政党。用孙文的话说，“观之俄国，吾人殊有愧色！俄国革命六年，其成绩既如此伟大；吾国革命十二年，成绩无甚可述。故此后欲以党治国，应效法俄人。”

　　“效法俄人”的孙文，并不愿意接受被苏联方面悬为理想的共产主义，而是致力于用他自己发明的三民主义来统一思想、驯服民众，“到了全国人民的心理都被本党统一了，本党自然可以统一全国”。尽管如此，随着鲍罗廷的指导训练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参与改组，国民党由宋教仁主持缔造的现代议会政党，完全转型为一个只允许主动而不允许反动、只允许革命而不允许反革命的苏联式的革命政党。对于这种革命政党的神奇魅力，蒋介石感叹说，自从共产党发明了左派、右派、新右派这些名词之后，“任意加于本党同志之上。受之者如被符魇，立即瘫痪而退。”

　　另一个国民党人王季文，在《中国国民党革命理论之研究》中，对此还有更加精彩的经典描述：“自从共产党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动辄拿‘革命’和‘反革命’字样劫持中国国民党，强使接受共产党所定的一切口号。一般党员为力避‘反革命’嫌疑计，不论何种问题，总要以最革命自居，而以‘反革命’为大戒。”

　　王季文所说的一般党员，是包括一度表现得极端左倾的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的。用蒋介石当年的话说，“古人云：‘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余更续数语曰：‘不为信徒，便为叛逆。’更进一言曰：‘不为同志，便为寇仇’。”为了赢得苏联方面的信任，蒋介石甚至不惜把唯一的亲生儿子蒋经国送到苏联的孙逸仙大学，名为留学实为人质。

　　广东商民的惨重代价

　　该书作者叶曙明对广东地方史料极为熟悉，被誉为广东文化的代言人。书中最为真切翔实也最为真挚感人的章节，所涉及的恰恰是广东商民为孙文领导的革命事业付出的惨重代价。

　　1922年6月16日，极力主张革命北伐的非常大总统孙文，与坚持联省自治的广东省长陈炯明公开决裂。6月21日，真正能够代表地方民意的广州市省议会、报业公会、各慈善机关、法团代表举行大会，通过三项决议：一、孙文为粤人，且曾经担任大总统，应给予一个热烈的送行仪式；二、广东全省人民须发表宣言，支持全国统一；三、设法令两方军队在广州停火，如不从命，将指为公敌。明显丧失民意支持并且被隐约指认为人民公敌的孙文，只好于8月9日带着蒋介石、陈策、黄惠龙等人，乘坐英国炮舰前往上海。

　　1923年2月21日，孙文途经香港再一次回到广州，在取消非常大总统名义的同时恢复行使大元帅职权。在此之前，他以广东全省税收作抵押，向港商借债90多万元，用来收买来自云南、广西的客军联合讨伐陈炯明。陈炯明为了避免祸害本省民众的一场内战，主动选择从广州退回东江老家。没有了陈炯明的广州城区，立即陷入赌禁大开、烟禁大开，以至于当街杀人、民不聊生的悲惨境地。为筹措军费，孙文领导下的军政当局千方百计在商民身上打主意，“创设筵席鲜鱼品茗三鸟靴鞋火柴，乃至冥糨棺木横水渡坟墓苦力等苛细杂捐，名目繁多，至为百余种，百行失业，相继罢市”。广州城区内保存完好的各种古代建筑文物，也成为贱价拍卖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广州商民只好到陈廉伯领导的广东商团那里寻求庇护。陈廉伯连同拥有地方武装的广东商团，因此被推到所谓“反革命”的最前沿。

　　1924年8月，广东商团在事先缴纳五万元购买合法护照的情况下，从香港订购一批枪械。8月9日，孙文突然下令海关加以截留，并交蒋介石运往黄埔军校。商团方面一再组织罢市以示抗议。10月10日，广州部分民众举行国庆纪念游行，工团与商团在混乱中发生冲突，为孙文采取武装镇压提供了借口。10月15日凌晨，李福林的福军、吴铁城的警卫军、许崇智的粤军，兵分三路攻入商业最为繁华的西关城区大肆焚烧掠夺，致使大小30多条街道被焚，1000多家商户被抢，2000多人死伤。商团事件的爆发，为广东乃到全国更大规模也更加激烈的群众运动，进行了预演和铺垫。

　　商团事件爆发之前的9月10日，孙文在《告广东民众书》中，实际上已经承认官逼民反的官方责任：“军事既殷，军需自繁，罗掘多方，犹不能给，于是病民之诸捐杂税，繁然并起，……广东人民身受痛苦，对于革命政府渐形失望，而在商民尤然。”在写给蒋介石的私人信件中，孙文更加急切地表示说：“惟广东一地，……不能一刻再居，所以宜速舍去一切，另谋出路。”

　　下转47版

　　上接46版

　　事后返回苏联的鲍罗廷，也在一次内部会议上承认说：“广东老百姓对国民党以至对孙逸仙本人都很敌视，因为孙以自己的威望庇护了一些军阀和国民党人，……孙本人很清楚自己的处境，一直试图或者彻底离开广东，或者把一些军阀聚集在自己周围，借助于他们进行所谓的北伐。”

　　1924年10月，直系方面的陆军检阅使冯玉祥收取奉系军阀张作霖的120万现银，在北京城内发动倒戈政变，一边软禁直系总统曹锟，一边邀请孙文共商国是。11月13日，重病在身的孙文启程北上，永远离开了令他彻底绝望的广东故乡。1925年3月12日，孙文在北京去世。经过反复曲折的斗争较量，国民党内部最终胜出的，是被斯大林当作“柠檬”加以利用的浙江人蒋介石，而不是已经为孙文的革命事业付出惨重代价的广东人。随着蒋介石等人领导的北伐战争逐步胜利，中国革命进入国共两党争夺政权的新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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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炯明儿子陈定炎（已故）致惠州有关部门的一封信：

敬启者：

        家父陈公竞存，字炯明之墓，多年前惠州政府在附近因建道路而使墓地受到严重破坏，家母及家兄之墓原葬在两侧，亦已荡然无存，守墓者之屋，亦因文化大革命时期遭到破毁，已不翼而飞，令我们后辈见之不胜心酸。

        如今道路与墓碑已无距离，无空位可作扫墓之用，极不合理。家父为中国现代历史人物，他执政广东省时，的确建立了一个最廉洁及法治政府，而且以身作则，从他死后无长物便可证明所言非虚。前北大校长胡适有言：“孙陈之争，乃政见之争”才是客观之评语。前著名国学大师章太炎对家父也极之推崇，所以，始为他写墓志铭。

        家父参加过辛亥革命和黄花岗起义。一九一七年帮助孙中山打响护法战争，在军事上支持和帮助孙在广东的发展，等于打平天下让他来做皇帝。后因对“北伐”意见分歧而决裂。一九二五年家父避难来港，仍关心国事，时已生活拮据凄凉，常有三餐不继。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二日逝世，得年五十九。当时所收各方挽联达三千多幅，陈立夫、邹鲁、章太炎、吴佩孚、段祺瑞、居正、尤列、张东荪、张君励、朱庆澜、曹亚伯、徐傅霖、黄绍雄、陈铭枢、黄素居、徐景唐、黄三德、褚辅成、马育航、黄季陆、谢炳文等人均有挽联哀悼。其中以吴敬恒和刘白的挽联最引人注意，如吴的挽联为：“一身外竟无长物，青史流传，足见英雄有价；十年前所索悔过书，黄泉送达，定邀师弟如初。”刘白的挽联为：“不爱钱，不爱命，不爱虚荣，遗绩满南天，赫赫勋名，环顾谁与京也；又能文，又能武，又能刻苦，英灵遽西去，区区涕泪，岂独人之云亡。”

       家父去世后，有提议为他实行国葬，遭国（民）党反对。也有公葬之议，但终因葬地未定，且身后萧条，无资予茔，灵柩暂寄于香港东华义庄。第二年四月，家父故旧部下发起在惠州西湖举行公葬，因葬费无着落，徐傅霖发起募捐，并撰写和散发捐启。得到社会各界的回应，汪精卫捐五百元，陈济棠捐一千五百元，海外侨胞也有捐款汇寄。

       蒋介石以孙钦定的法统接班人自居，又曾登永丰舰护孙，成为他后来发家的重要政治资本。另一方面，蒋与陈有刀兵之“血拼交往”，所以蒋不可能对家父之丧，施舍一个字的挽诔。但家父之廉正洁身使蒋颇为感念，晚景又使蒋几多同情，故而，蒋捐三千元赙仪金。由此可见家父操守感动政敌之一斑。上述史料可向中大、北大或社科院查核。

       本人年迈，现已届八十三岁高龄，三年前跌伤，现在四肢瘫痪，无法再亲来惠州处理此大事，今后只好委托好友李龙镳先生全权代为办理。并恳切请惠州政府有关部门，从速修复家父墓园原状，并加以保护为盼，作为历史名人之旅游胜点，则不胜感激之至！

       此致

惠州市政府办公室
惠州市委办公室
惠州市统战部
惠州市侨联
台照
　　　　                                                                       陈定炎   敬上　　　　　　　　　　　　　　　　　　　　　　　　　　　　　                                                                                     2006年9月6日

李大苗

陈炯明的政治根基是广州的商士，追求的是地方自治和自由经济，反对国家垄断和国家所有制。

而孙氏的北伐，别的暂且不论，首先就是要竭广东之民生以震全国，这本身就是广东不堪承受之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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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hi.baidu.com/xianyang1981 ... fe5dfee1fe0b12.html
为陈炯明翻案——不以成败论英雄--转自胡文辉--支持老派军阀
2010年01月21日 星期四 下午 02:50
    为陈炯明翻案的文章。

　　陈的旧案,其实轮不到、也不必等我来翻。海外康白石(高宗鲁)的《陈炯明传》(香港文艺书屋1978年版),已大体写出陈炯明的本来面目；陈定炎(陈炯明之子)与高宗鲁合著的《一宗现代史实大翻案——陈炯明与孙中山、蒋介石的恩怨真相》(香港吴兴记书报社1997年版),更在史料和见解上有力地重新树立起陈炯明的正面形象。大陆段云章、倪俊明和沈晓敏编辑的《陈炯明集》、《孙文与陈炯明史事编年》、《历有争议的陈炯明》,也已提供了坚实的文献基础。

　　翻陈炯明的案,可以说是一件既简单又复杂的工作。在情理上,在纯学术层面,是简单的；而在政治上,在意识形态层面,却是复杂的。因为重评陈炯明,无法绕开孙中山,对陈多肯定一分,就必然要对孙多否定一分。而长期以来,在国民党的正统史学中,孙中山是“国父”,是革命开山,反孙即反党,叛党即叛国(当年声讨陈的传记就名为《陈炯明叛国史》)。因此,在党化史学盛行的时候,在孙中山政治神话的笼罩下,陈炯明的政治形象就长期被遮蔽,被歪曲,被抹杀,就被定型为“总理叛徒”,就难以被历史宣告无罪。

　　正是出于这一背景,《一宗现代史实大翻案》就不仅是一份陈炯明的辩护辞。阅读此书,最可见孙、陈政治毁誉的形成,最可见政治势力对历史编写的扭曲,也最可见“胜则为王,败则为寇”这句话的精辟。考虑到一般读者难得见到此书,故以下略述我的读后感,并以此表达我对这位近代岭南志士的敬意。

　　孙、陈的政见冲突

　　1922年陈炯明与孙中山决裂,并有所谓“炮轰总统府”事件,是民国史上的大关节,促使孙中山此后转向联苏容共的政策,由此更改变了二十世纪中国的政治走向。

　　大体说来,孙、陈之争起于政见的冲突,在北方隔岸观火的胡适当时即明白指出:“孙文与陈炯明的冲突是一种主张上的冲突。陈氏主张广东自治,造成一个模范的新广东；孙氏主张用广东作根据,做到统一的中华民国。这两个主张都是可以成立的。但孙氏使他的主张,迷了他的眼光,不惜倒行逆施以求达他的目的。于是有八年联安福部的政策,于是有十一年联张作霖的政策。远处失了全国的人心,近处失了广东的人心,孙氏还要依赖海军,用炮击广州城的话来威吓广州的人民……”(《这一周》之十)。

　　孙、陈之间,孰是孰非?陈的意图,是立足于“联省自治”,再进而通过和平制宪,“仿照美国联邦制度,成立中华合众国”(据《历有争议的陈炯明》,页484)；这与孙的“武力统一”,并模仿苏俄政治和军事制度的做法,正成强烈的对照。至少,陈的路线代表了二十年代中国政治的另一种选择,代表了现代史上一条未走的路。其中是非得失,这里不拟细论。至于他们交恶的始末,也按下不表。我只想交代陈炯明政治生涯中的几个片断:

　　1920年陈在闽南时,列宁密使波特波夫曾访问他,表示苏俄可将储存在海参崴的军械供给粤军使用,陈以为革命不应依赖外力,遂婉拒之(《大翻案》,页193-194)。当时苏联更属意的合作对象是陈炯明,假使他积极争取,还轮得到孙中山吗?而国民党后来正是依赖苏联的军援,才得以击溃陈炯明部,并北伐成功的啊。

　　1922年底至1923年初,孙中山联络西南军阀,沿西江而下进攻陈炯明主政的广州。其时广州方面财源枯竭,军心动摇,前方将领多要求开禁驰赌,以赌税维系经济(《史事编年》,页715-716),而陈断然表示:“粤军可倒,赌不可开!”(陈演生编著、黄居素增订《陈竞存先生年谱》)假如陈不执意坚持他一贯的禁赌政策,其部属又何至于穷极哗变,致为外敌所乘呢?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方面欲联络中国各系势力以求合作,日人影佐与陈商谈多次,陈以归还东北为先决条件,日方表示:“君但肯出面,一切均可商谈,归还东三省亦不成问题!”陈要求日方出具书面文件,终以日方不能应诺而作罢。以后影佐以个人身份赠与支票八万元,陈面辞不获,事后就在支票上画叉勾销,命手下送还影佐(康白石《陈炯明传》,页99)。如果他稍假以辞色,就算不能藉日本之力东山再起,临终前也不至于生计潦倒啊。

　　由此可见,陈的旧属称他“宁牺牲其凭藉军事力量,而不背其对民众夙昔之诺言,虽顾目的,更择手段”(陈演生《陈竞存先生年谱·编后语》),亦不尽是阿私之言吧。

　　孙视“政治为一种技术”

　　我们且对照孙中山的行事:

　　为了扳倒袁世凯,孙中山1914年致函日本首相大隈重信,希望日本帮助中国革新,“可开放中国全国之市场,以惠日本之工商,日本不啻独占贸易上之利益,日本制造品销入中国者免税,中国原料输入日本者亦免税。”次年更致函日本外务省政务局长小池张造,提出中日合作盟约十一条。

　　为了筹集北伐军费,孙1921年与美商乔治香克签订合同:香克在美为孙政府发行公债一亿金元(约合当时中国币二亿元),而未来由香克所组织开发的中国工业,生产纯利的三分之一、购买材料款项的百分之二十五皆归其所有。这实际上将使香克垄断中国的商务让予权。

　　还是为了北伐,孙1922年与“日华林矿工业公司”签约:日方供给新式长枪二万枝、子弹五百万发及野炮若干,并资助五百万日元,而赢得海南岛及广东沿海岛屿的开发权,以及厦门以南的捕鱼权。

　　孙与日、美之间的这些密约,因故都未实现(以上参《大翻案》,页293-294、页389-401),但他不惜作“浮士德式的交易”,不惜牺牲一国利益以谋求一党利益的动机,是显而易见的。孙1922年下令舰队炮轰广州城区,1924年火烧西关血洗商团,更使广州人民遭受苦难(参《大翻案》,页377-389)。

　　跟孙中山相比,陈炯明太拘泥原则；跟陈炯明相比,孙中山太不择手段。对于孙的这一点,吴佩孚曾有言:“余信政治之要谛在于道德,而孙先生似认为政治为一种技术。”

　　孙去世后,梁启超有更清晰的批评:“我对于孙君所最不满的一件事,是‘为目的而不择手段’。孟子说:‘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也。’这句话也许有人觉得迂阔不切事情,但我始终认为政治家道德所必要的。因为不择手段的理论一倡,人人都藉口于‘一时过渡的手段’,结果可以把目的扔向一边,所谓‘本来目的’倒反变成装饰品了。”(《孙文之价值》)陈之所以英雄末路,也就在于他太讲原则吧。

　　陈炯明等的政治原则

　　在此,还要另外补说一点:当时坚持不与外国势力合作的实力派军阀,并不仅陈炯明一人。

　　吴佩孚1922年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得胜,势力盛极一时,苏联特使越飞在南下会见孙中山以前,实际上更希望跟吴合作,但为吴所拒绝；吴1924年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兵败,日本领事劝他抛弃旧主曹锟,与段祺瑞修好,吴却表示:“关于个人一时之成败,本不在念中,此为我不能擅背曹而结段之原因,故宁为玉碎不为望瓦全也。”等到他为国民党所败,退避蜀中,日本要人仍专程拜访他,愿提供一百万元、十万步枪、两千机关枪及五百钢炮,以支持他重出江湖,但他回答:“过去我曾有枪不止十万,有钱不止百万,可见成败并非枪炮与金钱。我如愿引外援借外债,何必待到今日!中国的事应该由中国人自了。”(参李洁《茫茫烟蔓寻何处——吴佩孚遗址考》；郭世佑、邓文初《民族主义的裂变——以孙中山与苏俄关系为中心的分析》)可知吴与陈皆始胜终败,而且皆败于苏联支持下的国民党,实与他们恪守原则大有干系。

　　郭松龄1925年起兵反奉,欲推倒张作霖,日本方面事前曾与郭接洽,表示可助其一臂之力,条件是满足日本在南满的特权,但为郭断然拒绝。结果,正由于日军介入,郭功亏一篑,而张作霖才得以挽狂澜于既倒(参何柱国《郭松龄反奉失败原因之我见》)。

　　即使是凭藉日本势力起家的张作霖,行事也仍有他的底线。据说在他统治东北时期,大事不糊涂,与日人虚与委蛇,始终未缔结损害国家主权的正式协议；1928年日本警告他不得返回东北,但他决意离京返奉,才被炸死在皇姑屯车站(参沈云龙《有关张作霖的史料》)。

　　吴、郭、张诸人所行,可算陈炯明的翻版。何以旧军阀尚能遵守相当的政治原则,而革命党反而在手段上肆无忌惮呢?我想,孙中山那样的革命家,或自信他的目标更远大、理想更崇高,自以为非常之人,可行非常之事,故更勇于投机,乃至为陈炯明所不肯为。越是以政治理想自负者,其不择手段的勇气也越大,“中原代有英雄出,各苦生民数十年”,此之谓欤!

　　陈炯明非一介武夫

　　陈炯明并不是一介武夫。他跟吴佩孚一样是秀才出身,又就读新式的广东法政学堂,以最优等生毕业,比之吴佩孚更多了新知识的洗礼。他后来以文人治军,仍有其独立思想,此其所以终不能盲从孙总统也。

　　国民党元老吴稚晖素来敬重陈炯明,孙、陈分裂后,他写了一封万言长信给陈,举孙、陈、汪(精卫)为当世党人三大领袖,希望陈与孙能和好如初。陈复函有谓:“……共和建国,主权在民。民之能力,直接间接不能为组织国家之分子,则主权不能行使。由小数黠者久假不归,虽百年以往,无真正共和之可言。……老百姓不出,如民治何?假托武力,愈革愈糟,前车可鉴……”这不仅说中了孙中山的要害,说中了国民党的要害,不也说中了百年以来的历史吗?

　　稍后陈炯明彻底失势下台,避居香江,1927年完成《中国统一刍议》,系统提出其建国方略,虽已无济于实际,但仍不失为光明正大之论。

　　他批评国民党的政治路线:“夫既曰国民,不应为一党之包办,不应仰苏俄之接济,尤不应受第三国际之指挥。否则冒国民之名,行党人私通外国之实,民国虽可欺,决不为之负责。”这既是指责当时的国民党,也是指责过去的孙中山。

　　针对一党专制则说:“夫一党专政,实与民主政治根本不能相容……若震惊苏俄专政之成功,则历史帝王之专政,何尝非绝大成功。今必欲尤而效之,则革君主而为民主,日以民权强聒吾民者,殊为多事也。”这是说,如因为新专制有效率就效法新专制,那又何必推翻同样有效率的旧专制呢!

　　又说:“即以革命党论,亦无一党独尊之必要。盖革命目的,原非排斥异己,独霸一时。如有异党之为革命,或非革命,而其行动不为本党之破坏者,何妨并行而不悖。若必以狭隘之态度处之,一若版权所有,不准翻印,未免示人以不广；且谁为真赝,尚待条件证明。”以垄断版权比拟国民党的一党独大,是很可玩味的形容。

　　陈炯明又批评党化教育:“中国向无宗教束缚,方幸为欧美所不及,国民党何故违背真理,以一党之信仰,作宗教式之宣传,尚为未足；并此教育独立之机关,亦必入寇而摧残之,是亦何为者!”

　　以上这些批判,正与胡适为首的“新月派”对国民党独裁的批评遥相呼应,而且,在写作时间上还比胡适为早呢。

　　陈炯明1933年病逝于香港,各方哀挽无数,其中有这样两副挽联:

　　“好权不好利,好俭不好奢,叔世才难,如公有几；叛情不叛理,叛党不叛国,谤满天下,名亦随之。”

　　“天下事岂有定乎,成则为王,败则为寇；大丈夫当如是耳,孙不能屈,袁不能降。”

　　所谓“叛情不叛理,叛党不叛国”,所谓“大丈夫当如是耳,孙不能屈,袁不能降”,我以为最能见其人的意气和光彩。

　　总体而言,陈炯明在政治上终归于失败,但不失为荣誉的失败。他以革命功臣而终成国民党的叛徒,恰可比十九世纪日本西乡隆盛,以维新元勋,而终成明治政府的乱党。当时为逆为寇,然倏忽百年,尘埃渐落,功罪重论,他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失败的英雄。

　　曾看到一篇台湾陈文茜的访谈,题为《只问历史的人》,在她心目中,民进党早期的领袖许信良是真正的政治英雄,而后来的民进党已丧失了理想精神,“这个年代,已经太缺少不计自己利害、不论自己位子,只问历史的人。”其实,不计利害,只问是非,不计地位,只问历史,这样的政治人物在任何时代都是稀有的,若求之于近世,陈炯明庶几近之乎?

　　如果说,孙中山是一位不择手段的成功者,那么陈炯明就是一位坚持原则的失败者。也许,坚持原则者总是容易输给不择手段者,道德主义者总是容易输给功利主义者,理想主义者总是容易输给机会主义者。

　　陈炯明读法政学堂时,因为严译《天演论》的影响,“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流行一时,故他取字“竞存”,正与胡适名“适”字“适之”的用意不约而同。可是,就像胡的自由主义终究不合时宜一样,陈的政治道德也不能让他立足于弱肉强食的政治世界。胡适不“适”,竞存不“存”,这是现代中国的悲剧；但在那个泥沙俱下、群魔乱舞的时代,也是无可避免的悲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