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文：宋朝的夜市：这才开始了全日制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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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文：宋朝的夜市：这才开始了全日制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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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国文

《太平广记》的《李娃传》中有这样一个情节，荥阳公之子自打见了李娃一面后，念念不忘，经打听，知道这位女郎乃倡家，遂携重金造访。小婢急告李娃，说上次假装丢失马鞭，故意逗留不走的公子上门来了。李娃亦钟情于这位来京应试的举子，可想而知，这对青年男女的见面，该是多么情投意合，心心相印。谈笑间不觉“天色日暮”而街坊“鼓声四动”——所谓“禁夜”的时辰已到。李娃之母曰：“鼓已发矣，当速归，无犯禁。”生曰：“幸接欢笑，不知日之云夕。道里辽阔，城内又无亲戚，将若之何？”李娃也愿意他留下来，说：“不见责僻陋，方将居之，宿何害焉。”生数目姥，姥曰：“唯唯。”于是，男子得以留宿。     在唐朝首都长安，每晚“执金吾”（类似警察或城管的执法人员）以鼓声周知百姓，便代表“禁夜”即将开始；次日晨，钟楼响钟，代表禁夜结束。唐代韦述的《西都杂记》称：“西都禁城街衢，有执金吾晓暝传呼，以禁夜行，惟正月十五夜敕许驰禁前后各一日，谓之放夜。”试想，一年中只有3天不“禁夜”，其余362天的夜间，民众不得在所居住的坊里以外从事任何活动，当代人读至此，大概无不一身冷汗。     据说北京前门大街的宵禁，晚清还在断续施行，直到辛亥革命成功才彻底去除。可见禁夜令在中国，至少有3000年历史。犯夜的处罚，据《大清律例?夜禁》称：“凡京城夜禁，一更三点，钟声已静之后，五更三点，钟声未动之前，犯者，笞三十。二更、三更、四更，犯者，笞五十。外郡城镇，各减一等。”在《太平广记》的《温庭筠》中，这位晚唐知名诗人就曾因“醉而犯夜，为虞侯所系，败面折齿”。     说“禁夜”乃第一恶政，实不为过，以治安为名，冠冕堂皇地限制人身自由，它是封建统治者最乐用，也是最常用的专制手段。为何会有“禁夜令”？至今尚未有人考证出来。我认为，这种精神折磨的始作俑者几乎是御用文人无疑，因为文人巴结上统治者后，为了得以在权力的盛宴中啖到一点残羹剩饭，马上会从“帮闲”的说嘴阶段过渡到“帮凶”的动手阶段，以半个主子自居。先是琢磨出一个“牧”字，来描写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以讨好统治者，麻醉被统治者。何谓“牧”？牧牛牧羊之牧也，于是帝王也好，官员也好，便堂而皇之地按照牧养牲畜的办法，白天赶出去自行觅食，晚上撵回来关进圈舍，以统治百姓。     法国启蒙主义者卢梭说过：“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他有思想，有人格，有灵魂，有尊严。被剥夺了自由——哪怕只是一天的1/2或1/3，哪怕只是呆在自己家里，也与坐牢无异。所以，对老百姓的残害似乎不大的禁夜，其束缚手脚、桎梏心灵、钳制精神的副作用不可谓不小。     在中国历史上，实施禁夜令最坚决的莫过于唐朝，取消禁夜令最彻底的莫过于宋朝。一般而言，对唐朝，人必称盛唐；对宋朝，人必称弱宋。唐朝之盛，盛在其武功雄伟，军威将强，征服藩属，拓土开疆的光荣上；宋朝之弱，弱在其国土仄狭，强邻压境，纳贡求存，苟且偷活的猥琐上。盛唐，是收保护费的，弱宋，则是交保护费的。不过，从治和乱的角度来评价，唐朝的乱世之长，治世之短，适与宋朝的治世之长，乱世之短相反。“凡唐之世治如此其少，乱日如彼其多。其治安之久者，不过数十年”，“唐自高宗以后，非弑械起于宫闱，则叛臣讧于肘腋，自开元二十余年粗安而外，皆乱日也”。所以，唐诗人元稹的《行宫》诗，才有“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的憧憬太平往事之语。而宋朝“自景德以来，四方无事，百姓康乐，户口蕃麻，田野日辟”。当神宗朝发动对西夏的战事，大宋臣民已过了百十年的和平岁月，根本不知兵戈为何物。     北宋的首都开封，人口过百万，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唐朝的首都长安，占地面积大于开封，人口也过百万，但“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坊和市分开，实施封闭式管理。日暮鼓动，坊市禁闭，路人绝迹，唯有逻卒。宋朝的首都开封和杭州，则是不夜之城，由于坊市合一，没有营业时间和营业地点的限制，夜市未了，早市开场，间有鬼市，甚至还有跳蚤市场。人来客往，买卖兴旺。“处处各有茶坊、酒肆、面店、果子、彩帛、绒线、香烛、油酱、食米 、下饭鱼肉鲞腊等铺。盖经纪市井之家，往往多于店舍，旋买见成饮食，此为快便耳”。在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你看不到唐时长安那堂皇气派的王者风范，但市民之忙忙碌碌，力夫之竞竞营营，店铺之财源滚滚，车马之喧嚣过市，仕女之丰彩都丽，文士之风流神韵，建筑之鳞次栉比，街衢之热闹非凡，绝对是唐朝的长安、洛阳见不到的繁荣发达景象。     两相比较，宋朝经济之繁荣，物资之丰富，商业之发达，远超唐朝。禁夜和不禁夜带来了天壤之别——后者可说是开启了全日制的中国。一个实施禁夜令的朝代，就等于给精神带上了枷锁，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无从谈起。大宋王朝之所以能以突飞猛进的姿态，创造出比其前朝和后代都要巨大的财富，应该说是取消禁夜令，把夜晚还给老百姓的结果。某种程度上，这有点类似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不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调动了中国人前所未有的能量而出现的改革奇迹一样。人心齐，泰山移。人的能动性要是激发出来，确实具有不可思议的力量。难怪日本历史学家内滕虎次郎的“唐宋变革论”认为，唐朝是中世纪的结束，宋朝是近世的开始。     因此，宋朝绝非是积贫积弱、耻辱蒙羞的王朝。积弱是事实，耻辱蒙羞也是事实，北宋最后两个皇帝被敌国捉走当了俘虏，死在异国他乡；南宋第一个皇帝被打败只能逃到海上存身，倒数第三个皇帝被元人抓走，最后一个皇帝逃到海上，也不得不被大臣背负着跳海。在中国封建王朝中，再没有比两宋王朝更让人泄气的了。然而在强敌压境，战乱频仍，俯首服低，花钱买和平的三百年间，宋朝人却创造出经济上的极大丰足，文化上的极度辉煌，这是他朝难以望其项背的。中国四大发明中的三个——罗盘、火药、印刷术，就是这个王朝对历史作出的伟大贡献。人称盛唐的李氏王朝，却在这方面交了白卷。美国历史学家墨菲说：“在很多方面，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令人激动的年代。后来的世世代代历史学家批评它，是因为它未能顶住异族入侵，而终于被他们痛恨的蒙古人打垮。但宋朝却从960年存在到1279年，长于三百年的平均朝代寿命。”他认为宋朝“完全称得上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生产力最高和最发达的国家”。     日本学者加藤繁在《宋代都市的发展》中也谈到：唐代“坊”的制度“就是用墙把坊围起来，除了特定的高官以外，不许向街路开门的制度——到了北宋末年已经完全崩溃，庶人也可以任意面街造屋开门了”。加藤繁所说的“北宋末年”，准确地说应为唐朝末年，直至五代，禁夜令流于形式，渐渐式微，民众也不太在乎了。《花间集》中张泌那首《浣溪纱》就是一个例证，其首句“晚逐香车进凤城”，明显犯了夜禁。同为晚唐诗人的张泌，要比温庭筠幸运得多，究竟小30岁，加之又逢乱世，显然已不大坚持夜禁，他这才敢放心大胆地寻欢作乐，不必担心受到“败面折齿”的笞责。     从前人的一些记录中，我们可以约略领略北宋鼎盛时期的汴京夜晚。如孟元老所著《东京梦华录》，时已南宋，对于他曾生活了二十多年的汴京盛况还是魂牵梦萦：“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灯宵月夕，雪际花时，乞巧登高，教池游苑。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朱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花光满路，何限春游，箫鼓喧空，几家夜宴？伎巧则惊人耳目，侈奢则长人精神。”据宋代吴自牧的《梦粱录》和周密的《武林旧事》记载，南宋的都城临安，其城郭之美，物品之丰，人烟之盛，商贾之富，娱乐之盛，并不亚于汴京。而“杭城大街买卖昼夜不绝，夜交三四鼓，游人始稀，五更钟鸣，卖早市者又开店矣”的夜市规模，也远超开封。汴京鼎盛时拥有100万人口，而杭州的常驻人口为150万，加上流动人口和不断从北方逃奔故国的遗民，当超过此数，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固然，林升的那首《题临安邸》：“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讽刺了醉生梦死的杭城人，但生于斯死于斯的百姓，却用双手和智慧，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     然而，这个好的开端，却被身后的辽、金、元，以及西夏、党项等强邻扼杀。正如古希腊亡于古罗马，古罗马亡于日耳曼一样，文明永远屈服于野蛮。满腹诗书，体单力薄的文弱书生，打不过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赳赳武夫。这也是汉化得多一点的辽国，败于汉化得少一点的金国；而汉化得少一点的女真人，却败于完全没有汉化的蒙古人的道理。但生活在这个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的宋人，却可以一天掌握自己的24小时，不视人眼色、不仰人鼻息、不受人制约。陈寅恪所言：“华夏民族文化历千年之演变，造极于赵宋之世。”然而，宋朝的意义远不止此，严复曾说过：“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宋人所造就十八九。”这才是我们认识宋朝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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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山仁者

仁者从网络上搜集了一些资料，不注明出处了。清作者见谅。
「执金吾」,原为汉代徼循京城之官,负有昼巡夜察之责.在《周礼》一书所型构的理想职官体系里,即有「掌夜时」的「司寤」一官,职司「御晨行者,禁宵行者,夜游者」.《大明律》以及内容相沿的《大清律》对京城及外郡城镇的「夜禁」皆有具体的规定:
凡京城夜禁,一更三点,钟声已静之後,五更三点,钟声未动之前,犯者笞三十.二更,三更,四更,犯者笞五十.外郡城镇各减一等,其公务急速,疾病,生产,死丧不在禁限.其暮钟未静,晓钟已动,巡夜人等故将行人拘留,诬执犯夜者,抵罪.若犯夜拒捕及打夺者,杖一百;因而殴人至折伤以上者绞,死者斩.
顺治初年更针对京城的夜间巡逻,详细规定如下:京城内,起更後闭栅栏,王以下官民人等不许任意行走.步军尉负责分定街道界址,轮班直宿,而步军协尉则往来廵逻.至於夜行之人,除非有奉旨差遣及各部院差遣,或是「丧事,生产,问疾,请医,祭祀,嫁娶,燕会」等特别状况,直宿的官兵须详细询问事故,记录其旗分,佐领,姓名,住址,才可以开栅放行.

老木匠

李国文既然提到了加藤繁，就应该说明，这位日本的经济史学者早在1931年就有专门的论文《宋代都市发展》，《唐宋的市》、《关于唐宋的草市》等系列论文，汉译本（吴杰翻译）收于1959年商务出的《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一卷。李国文自己的文章几乎所有的资料和观点——除了放大到N倍的所谓的“真谛”——都来自于加藤繁的那第一篇。

呆瓜

木匠师傅说得是，主贴作者明显是看过加藤繁的那组系列论文的，竟然对自己的主要观点来自加藤繁只字不提，这在抄袭学已经成为“显学”的当口，只能说是又一浓笔。

showcraft

李国文的散文好作断语，他之前写文人非正常死亡有些就写得很莫名。
比如这里，中国四大发明中的三个——罗盘、火药、印刷术，就是这个王朝对历史作出的伟大贡献。人称盛唐的李氏王朝，却在这方面交了白卷。
这样的纵向比较两个有传承的王朝，我看着还挺新鲜的。

老木匠

百度一下，原来是位红色作家，那也就是了：

李国文：中国作家协会专业作家

　　男 ，原籍江苏省盐城市，1930年8月24日生于上海。汉族，中共党员。1949年毕业于南京戏剧专科学校理论编剧专业。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理事。

生平简介
　　1947年入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攻读理论编剧专业，  1949年投奔革命到北京，进华北革命大学学习。 　　1950年至1953年间先后任天津铁路文工团和入朝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部文工团创作组长。 　　1954年到中国铁路总工会宣传部任文艺编辑。 　　1957年7月在《人民文学》上发表反对官僚主义的短篇小说《改选》，引起一定反响。但不久就被打成“右派”，下放到铁路工地参加劳动，此后长期搁笔。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之后重新提笔写作，发表了《车到分水岭》、《空谷幽兰》等有影响的短篇小说。 　　1978年调到中国铁路文工团任创作员。发表在1980年3月号《人民文学》上的《月食》，获当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1981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冬天里的春天》于1982年获首届茅盾文学奖。 　　198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出版短篇小说集《第一杯苦酒》。  

李国文代表作
　　198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危楼纪事》获1984 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1986年调到中国作家协会，担任《小说选刊》主编，至1989年底该刊停刊。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专业作家。以及随笔散文集：《骂人的艺术》、《淡之美》、《大雅村言》、《楼外谈红》、《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中国文人的活法》、《唐朝的天空》等，作品多次获奖。并著有《评点《三国演义》、《莎士比亚传》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