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中国的文艺复兴：不以言论治罪的宋朝是骄傲

西瓜

中国的文艺复兴：不以言论治罪的宋朝是骄傲   2009年08月11日 10:49   凤凰网历史综合【大 中 小】 【打印】 共有评论182条   

现在有很多人，说到中国历史的耻辱就是宋朝。

为什么呢？因为宋朝被少数民族欺负，被蒙古灭亡？其实在当时的世界历史，被蒙古灭亡的又何止宋朝。连最强大的阿拉伯(花喇子模等部)，波斯都被蒙古灭亡。

而世界强国仅仅几个月就被灭亡，而宋朝抵抗了半个世纪。

宋朝为什么值得国人骄傲？有一位外国著名学者说过，宋朝就是中国的文艺复兴。

宋代科学技术无疑居于当时世界的最前列。两宋时代在科学技术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之大、之高，在中国历史上是罕有的。震惊世界的三大发明——火药、活字印刷和指南针，就诞生于这一时期。正如国内外许多著名史家指出的，这三大发明改变了整个世界文明的发展进程。

除此之外，中国人在许多方面也取得了成功，兴修水利，实施水稻的双季栽植；茶叶种植面积扩大；棉花成为普及性农作物；算盘开始应用，从此成为东亚商人的主要计算工具；火药的发明又推动了火箭、突火枪、火炮、地雷、火毬等兵器的革命。总之，没有两宋社会良好的科技氛围，活字印刷的发明是很难降生的。可能活字印刷的发明是偶然的，但它确实又寓于两宋社会尊重科技、重视科技氛围的必然之中。

在天文领域，宋代也取得了辉煌成就。北宋中期，杨忠辅制定《统天历》，以365。2425日为一年，这个数字与西方1582年颁布公历时的数据完全相同，比现代天文学所测数值只差26秒。由此可见，宋代天文学发展水平之高。

在生物学和医学领域，宋代也是成就卓著。在经济文化全面发展的背景下，宋朝政府十分重视与广大民众卫生健康息息相关的医学事业，不仅政府出面编辑刻印了很多医学典籍，而且要求各州县加以推广应用。其中《太平圣惠方》100卷，收录中药处方16834个，《圣济录》200卷，是医学上的一部百科全书，收集了诊断、处方、审脉、用药、针灸等各方面的理论和实践成果。《政和本草》共介绍各种药材1558种，其中新增加628种新药，可以说是一部完备的药物学著作。南宋时期的宋慈收录并总结了前人的法医知识，创作出《洗冤集录》一书，其中涉及验伤、验尸、血型鉴定、死伤鉴别、检骨等多方面的理论和实践，同时对毒药和医治服毒的方法也进行了总结，这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法医学著作。上述仅仅是介绍了宋代医学领域很小部分的成就而已，于此亦可以看出两宋时期科学技术发展水平之一斑了。

除上所述之外，宋代另外两项重要成就有必要单独提一下:其一，宋代的绘画艺术。末代皇帝赵佶虽然做皇帝不行，但他对中国绘画艺术的巨大贡献却不可否认。首先，他是一

位天赋极深的绘画爱好者，又是造诣很深的画家。其次，他又是宋代绘画领域的组织者和主要资助者。由于这一渊源，在宋代宫庭之内，集中了一大批杰出的画家。黄筌的花卉，李公麟的人物，米芾及子友仁的山水，徽宗本人的花鸟，皆卓绝于世。即使以现在的眼光审视他们的艺术水平，也可以说前无古人，至于是否有来者，则要看未来的艺术家是否能够超越前人了。其二，宋代还有一最辉煌的美术工艺，为历朝所不及者，就是磁器。功底深厚的宋代文化，统治者的自身的文化素养及价值取向，使凝聚在宋瓷上的文化艺术更是空前绝后的。以宋官窑代表典型的供御用瓷，其釉色平淡含蓄，素雅之中表现着内心的意蕴。从美学角度，它的艺术格调是高雅的，特别受到西方人的倾赖。

细密的冰片，隐约间闪烁着钻石的光芒，仿佛是宋代艺人无意间冰镐敲击的严冰穿过时空来到了我们面前、温润而细腻。后世把宋代五大明窑称为“千古绝唱”。那是与历代仿制不成，差别巨大是有一定原因的。宋瓷是最精美艺术与精确工艺完美的结合。因为各地名窑瓷器大量地生产，不仅供皇家贵族使用，还为官员学者们、及市民阶级所珍爱、使用，所以让所有见着的人都赞叹不已。宋瓷许多的工艺都已失传，宋瓷许多的工艺水平即使现代都难达到。宋朝的瓷器是如此的精美，可以说宋朝遗留下的官办瓷器几乎都价值连城。自宋代以后，历代文人墨客及古玩爱好者对宋代官窑津津乐道，撰文著书者众多，但历史上能够亲眼目睹并真正鉴赏宋代官窑真面目的人少之又少。有关宋代官窑的论述变地扑朔迷离，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样，便给人们留下了发挥自由想像的空间。对宋官窑的研究也就成了中国古陶瓷学述研究中最为热门的课题之一。科技就不再多说，宋朝最让人惊叹的就是，不以言论治罪。

宋朝的文人政治最彻底，文人出任国防部长（枢密院）是近代西方才出现的新鲜事，但在宋朝，这可是一个常例。军队的改革是军无常帅，帅无常军，这也是现代国家统帅军队的基本制度。据史载，太祖立国之后，曾在太庙里刻下祖训，此训只有皇帝本人在祭祀太庙时，由一个不识字的太监引导到太祖誓碑前背诵。开封城破之日，有好奇者跑到太庙时方知上面的内容（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应不朽的名言）:“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行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难能可贵的是，宋代历朝皇帝都还算听话。让太祖的这几条中国历史上迄今最为开明的政策，得到了切实的执行，达三百

年之久，可以说这是有宋一朝三百多年的大宪章，也是同时代世界各国中最开明的大宪章，它从根本的制度上确保了宋朝所以成为中国文明的最高峰。宋代是真正的士大夫时代，也即是文人口中称道而身行之的时代。庙堂之上，君臣争论不已；江湖之中，书生指点江山。试问哪朝哪代，文人有这等身份和地位？朝堂之上，包拯吐沫横飞，仁宗皇帝不得不以绢试脸，而老包却只当不见，仍然在慷慨陈词；江湖之上，范仲淹妙笔生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一段说宋的评价是:“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有宋一代，是中国知识分子活得最滋润的时期。也是中国知识分子政治上有理想、文化上有创新、道德上有追求、生活上有保障的社会。我们不否认宋代有政治斗争，但政治斗争往往只是政见的不同，虽然有党同伐异，但没有从肉体上消灭。最多是贬谪。王安石、欧阳修、司马光、苏轼虽然政见上不同，但私谊却还不算。欧阳修死后，给予欧阳修评价最高的，不是他的党内同志，而是政敌王安石。可见那是一个君子时代。中国历史上有那么多的名人都出现仁宗朝（唐宋八大家有六大家在同时出现），绝非偶然，是适宜的政治政治环境孕育的果实。中国历史上的比较成熟的政党政治，就是这一时期典型的政治现象。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党和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党轮流执政近百年，这在世界历史上都是一个奇迹。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我这里提出的是政党，而不是历史上人们常常批评的朋党。中国历史有很多朝代，都存在大臣之间拉帮结伙，互相倾扎，为祸国家社稷的情况。欧阳修对此有过论述:“君子同道，小人同利”，历史上的朋党，往往纯粹为了利益而相互勾结，互为依托。政党则不一样，虽然他们之间存在利益，但重要的，是他们有理想、有诉求，并希望有机会实现这种道义。套用现在的话，就是政党首先必须有远大的理想，具体而现实的目标，有纲领、有组织、有领袖。这些现实时髦的东西，早在仁宗时代就实施了，虽然效果不好，最后未能挽救北宗的败亡，但其作为政治制度的先进性，却不能忽视，更不能抹煞。

纵观宋以前的各主要朝代，各有弊端。汉自始至终，未脱离过外戚之祸，这个王朝的一开始就没有开个限头，吕后当权，差点干掉刘氏江山。最终，它还是亡在外戚上。除了外戚之外，汉还搞了诸王分封，结果也差点坏了大事，汉以后的西晋，就毁在诸王分封上。八王之乱，结束了西晋的统治，也开始了中原地区的首次外族治权。唐朝似乎重武轻文，地方官员都委以军政大权，人权、财权、治权都在各藩镇，结果尾大不掉。为了扩张，重用北方蛮族，类同于罗马帝国用蛮人当兵替自家打仗，可结果如何？与罗马帝国的下场很相似。

在极盛期就发生了安史之乱，蛮人攻占了两京，并且丢失了所有扩张的版图，西域、蒙古、自家的河西走廊，甚至河北（河北在唐中后期发生了逆向的蛮族化），首都几次被攻陷，完全是一个分裂的局面。自唐德宗后，中央政府已经名存实亡，很象春秋时代的周王，地方诸侯想到你了，就给点，想利用你了，就送点。由于唐朝中央政府没有对各地进行有效地管治，造成军阀混战。中原地区的经济与军事实力空前削弱。北方蛮族趁机侵入中原，并不断蚕食领土。到朱温代唐时，中原已经成了汉族与蛮族杂居的严重现实。契丹人及其它蛮族趁机成了自己的国家，建立了类似儒家文化的政权。可以说，藩镇之乱，造成唐朝的灭亡，并直接形成了以后五代十国这一中国自先秦以来最为严重的大分裂。这次分裂对中华文明的危害之深，只有今天才可能有比较清楚的认识。

这就是东胡系（鲜卑、契丹、女真、蒙古）蛮族有机会从游牧民族逐渐地转变为依靠农业与儒家文化的文明民族。而这一点成了稍后宋朝统一的主要障碍。宋立国之后，当政者需要面对的问题就是建立怎样的政治架构才能克服自秦以降各朝各代的弊端。以科举制建立人才选拔与任用机制，既打破门阀托大的政治格局，又很好地解决官僚世袭制的弊端。虽然自隋代就开始了科举制度，但这一制度作为人才选拔的基本制度还是建立在宋代，准入条件的降低，选拔人数的增加（唐代录取进士，每次不过二、三十人，少则几人、十几人。宋代每次录取多达二、三百人，甚至五、六百人），科举制度作为国家开科取士的手段实施，使宋代很快进入了士大夫时代。不过后人每每诟病宋之武弱。宋的对外悲剧前面有专述，本节不再解释。这里引用明朝一位学者的话来作一个总结:“或谓宋之弱由削节镇之权故，夫节镇之强，非宋强也，强干弱枝，自是立国大体。二百年弊穴，谈笑革之，终宋无强臣之患，岂非转天移日大手段。”诸般作法均有流弊，两害之中权其轻，两利之间权其重，不亦合乎？

宋代是我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巅峰时代。哲学、伦理、教育、科学、文学、艺术、医学、工艺可谓是百花齐放，并且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武人出身的宋太祖，对文化的重视超过其它所有的开国皇帝。帝尝读《尧典》，叹曰:“尧、舜之世，四凶之罪，止从投窜，何近代宪纲之密邪！”赵匡胤于是制定了法律。法律规定不能在朝庭上鞭打大臣。不准对公卿辱骂。臣下除了谋反和叛逆外，不得杀戮。又专门建立了言官制度。开国宰相赵普曾言:“臣半部论语治天下。”太祖曾言“宰相须用读书人！”这君臣两位对儒家、对读书人的态度决定了宋朝对文化的基本政策。从此宋朝成为中国历史上自春秋战国以来第二个学术自由的时期。

宋代学校教育异常发达，京师设有国子学，太学等等，另外有专业性很强的武学、律学、算学、画学、书学、医学。宋仁宗以后，鼓励各州县兴办学校，至宋徽宗时期，全国由官府负担食宿的州县学生人数达到十五、六万人，这种情况在当时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除了官办学校而外，私人讲学授徒亦蔚然成风，其中以书院的兴盛最为引人注目，闻名全国的有所谓四大书院，即石鼓、岳麓、白鹿洞、应天书院，据史书记载，至南宋时期，很多州都建有书院，如绍兴、徽州、苏州、桂州、合州，等等。书院与官办的州县学不同，通常是由士大夫所建，因而学校环境较为宽松，除了正统的儒家学说而外，其它各种学术均可以讲授，不同的思想可以相互交流、切磋、辩难，如朱熹、陆九渊的“鹅湖之会”，朱熹陈亮之间的“王霸义利之辩”等等，从而活跃了师生的思想，推动了学术的繁荣和进步。教育的普及既是宋代文化高度发展的重要标志，也是宋代文化之所以取得重大成就的重要原因。

具体说来，宋代文化在哲学、史学、文学、艺术等各方面均取得了独具特色的成就。就哲学、伦理而言，宋代是继春秋战国之后最富成果的时期。以周敦颐、程颢、程颐为代表，以儒家经典《易传》和《中庸》为核心，同时吸收道家、道教、佛教等思想，建立起一套较为完整的把宇宙本原、万物演化以及人性善恶等理论体系，成为宋代理学的开创者，最终形成了以理学为代表的新儒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至北宋中期，运用“天理”这一范畴，将本体论、认识论、人性论等有机联系在一起，“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是永恒存在的、宇宙万物的本源。它不仅是自然界的最高法则，也是人类社会的最高原则。二程还较为系统地确立了宋明理学的基本范畴，可以说是两宋理学的奠基人。至南宋时期，朱熹又以二程思想为核心，吸收揉和北宋以来各派儒家学说，包括周敦颐、张载等人，建立起一个庞大而系统的思想体系，他以“天理”和“人欲”为主轴，将人类的自然观、认识论、人性论、道德修养等有机地集合起来，从而完成了建立新儒学理论体系的艰巨任务，因而，朱熹是两宋理学的集大成者，也是孔子、孟子以后影响最大的儒学者，在中国历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然而，理学在宋代并非一统天下，不论是南宋，还是北宋，思想界都非常活跃，同时存在其它种种不同的思潮。与朱熹学术存在差异的陆九渊吸取禅宗理论提出了“心即理”的命题，二者之间经过激烈争论，最后不了了之，可知当时学术空气相当自由，学术环境也是非常宽松的。再如史学领域，在编纂体例方面，除了继承传统的编年、记传体之外，还新创立纪事本末体，对此后史学的发展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通常而言，当代史存在不少忌讳，因而宋朝政府开放私人修史的限制，无疑会大大促进史学的繁荣和发展。正因为如此，宋代史学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其中以司马光等人所著《资治通鉴》最为著名，作为一部编年体通史巨著，其史学价值和政治价值足以和《史记》相媲美。在文学方面，宋诗不仅继承了唐诗的辉煌，而且还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宋体。艺术成就和唐诗并峙的就是宋词，在宋代，这一艺术形式的成就达到顶峰。以欧阳修为代表的一批散文大家使这一文学形式也达到前无古人的高度。应该说，宋代在文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非常卓著，很多领域都达到了古代文明的最高峰，也给后代文化的发展带来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如明清时期的小说便是直接导源于宋代说书人所用的话本，等等。最后再来看宋朝的经济，当时占世界的60%。工商业极度繁华

在许多人看来宋朝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最糟糕的王朝之一了，“弱宋”二字似乎是把这个统治中国大部或半部300多年之久的朝代给盖棺定了论。的确，按中国传统对王朝的评价标准来看宋朝也确实挺丢人的。首先，要有强大的中央集权——这一点宋朝似乎还过得去；其次，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西域还不够，顶好是把莫斯科也弄来——这方面宋朝就差劲了，南宋偏安一隅就不必提了，诸如“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之类的讽刺诗句大把的有，就是北宋，真正把东部的国境线推到长城一线的时间也不过是一瞬间而已，西北就更不用说；最后就是要扬国威于域外——“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最好是每年封一次狼居胥。天可汗算什么？要宇宙可汗才爽——这宋朝就更加糟糕了，什么长驱漠北，直捣黄龙就别提了，连自己都保不住，每年不断的送钱，叫叔叫伯的还老是挨揍。两个皇帝作了俘虏，两次在大陆上待不住要跑到海上去——这些都堪称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光辉事迹。

有一个数字是很引人注目的——宋朝年财政收入最高曾达到16000万贯文，北宋中后期的一般年份也可达8000-9000万贯文，即使是失去了半壁江山的南宋，财政收入也高达10000万贯文。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我们用其他的数字比较一下就知道了。明隆庆5年（1571）国家岁入白银250万两。张居正改革之后的万历28年（1600），岁入400万两（虽然张居正死后人亡政息，但相对在财政上的改革被破坏得较少，而且此时距张去世仅十几年，估计这个数目比张居正当国时期的岁入也少不到哪里去）。明末天下大乱，在后金和农民起义的两面夹击下，明政府先后增加了辽饷，剿饷和练饷的征收，即著名的“三饷加派”，结果弄得民怨沸腾，烽烟四起。

那么这种为时人评为“饮鸩止渴”的做法为国家带来了多少收入呢？大概每年1000万两左右。也就是说此时明朝一年的财政总收入大约是1500万两白银左右。如果我们认为银钱的一般兑换率为1两白银=1贯铜钱的话，那么此时明朝的财政收入仅仅是北宋的不到1/10，南宋的不到1/6，尽管这已经是南宋灭亡的300多年之后，尽管明朝的国土要远远大于宋朝。清朝的财政状况比明朝要好一些，国家初定的顺治7年（1650）岁入1485万两。咸丰年间（1850前后），岁入约为3000-4000万两。数量仍然远远小于600年前的宋朝，而此时中国的人口已经超过3亿，估计为宋朝人口的2-3倍以上。直到清朝末年，国家岁入才达到了宋朝的水平。（由于兑换率折色率等方面原因，可能会对宋朝的岁入有所高估，但即使如此，宋朝的岁入远远大于其他任何一个封建王朝依然是一个无疑的事实）宋朝的财政收入如此之巨大，是不是意味着人民的负担也极其巨大呢？当然，从人均财政收入上来看肯定是这样。但是，要知道，宋朝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两个没有爆发过全国性的农民起义的大型王朝之一。仅有的几次较大规模的起义，如李顺王小波起义，宋江起义，方腊起义，钟相杨幺起义等都不曾超过一省的范围。有这样良好记录的另一个朝代是西晋，而西晋之所以能够如此，恐怕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它的寿命实在太短了，根本来不及爆发起义。

可见，宋代的老百姓生活的并不坏。我们之所以认为宋代老百姓苦不堪言，恐怕很大程度上是受“水浒传”的影响。姑且不提这里面虚构的成分，其实就是从“水浒传”里来看，那些被逼上梁山的好汉落草的主要原因或者是受人迫害，或者是犯了罪，或者是被擒被骗上梁山的，真正没有饭吃，活不下去上梁山的极少。

那么那庞大的财政收入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看一下下面一组数字就知道了。熙宁10年（1077）北宋税赋总收入共7070万贯，其中农业的两税2162万贯，占30%，工商税4911万贯（这个数字究竟有多大，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明朝著名的财迷皇帝明神宗（万历）以“矿税”的名目，用杀鸡取卵的方式压榨工商业者，8年间总共搜刮到了200万两白银，不足宋朝的一个零头），占70%。这个数字说明，构成国家财政收入主体的，已经不再是农业，而是工商业了，农业社会已经在开始向工业社会悄悄迈进了。宋朝获得庞大的财政收入并不是靠加重对农民的剥削，而是国民经济飞速发展，工商业极度繁荣，生产力水平提高的结果。

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对大量小自耕农直接征收农业税一向是国家统治的基础，像宋朝这样的情况实在是绝无仅有，直到清朝末年，工商业收入才再一次超过了农业税。由于大量独立的小自耕农不再是国家生存的根本，宋朝得以采取了与其他王朝迥然不同的土地政策——“不抑兼并”。数千年来，中国传统上一向将土地兼并视作国家大害，千方百计加以抑制。以至于形成了这样一个循环——朝代开国时重新分配土地，造就出数百万个小自耕农；经过上百年日积月累，土地向少数人手中集中，国家丧失税源，一些失去土地的农民挺而走险；大规模农民起义爆发，政府崩溃，新王朝建立，重新分配土地。这种做法完全是一种自然经济的产物，它固然可以保证大多数农民都能有一些土地耕种，但另一方面，这种做法也限制了分工，限制了集约经济的发展，限制了工商业的兴起，将中国社会牢牢的捆在自然经济之中。而且，这并不能完全阻止土地集中的趋势，必须每隔一段时间就重新分配一次土地，而每一次对土地的重新分配几乎都要伴随着大规模的战争与破坏。

宋朝的做法却使它得以成功的跳出了这一循环。一方面不抑兼并，使土地能够集约化的经营，并腾出大量剩余劳动力（据估算，当时不足1%的人口占有了全国土地的70%，而每年进入流通市场的土地占全国总面积的20%）；另一方面成功的发展了工商业，不仅仅吸收了大量农村劳动力（仅信州铅山的一个铜铅矿就常雇有十余万矿工，日夜开采），更重要的是促进了社会经济，生产力的飞速提高。这不禁让人联想起英国产业革命初期“羊吃人”的现象，社会经济的发展方向是何等相似，不同的只是宋朝的规模要比英国大许多倍，时间比英国早几百年，而人民因此受到的苦难比英国少得多。

呆瓜

今天讨论宋之灭亡，可以动不动就说蛮族入侵，合着清灭明就不是蛮族入侵了？把上一王朝推翻的王朝的制度拿出来发扬光大，这就是改朝换代之后，当朝制度的常见现象，所以本瓜一直瞎说着：民国用明制，当朝用清制，用孔夫子的老古董来说，就是举逸民，继绝世。所以，本朝绝对要避讳清朝那根辫子，绝对不能说清朝是蛮族。所以也就没有为明亡于清的跌足悲叹了。

呆瓜

哼，有瓜不笨手笨脚哦，搬得到蛮快滴！

蚂蚁兵团

宋朝有钱、有人，却亡于蛮族。究竟是制度腐烂，还是元人野蛮。内因外因的关系，大家都知道的。

李大苗

宋代的经济是发达的但也是混乱的，尤其是到了南宋，铜矿之地不是丢失就是沦为战区，导致铁钱、会子、交子泛滥，用八百年后的话来说，也就是国民经济处于崩溃之中。

南宋时代与南洋和西洋的贸易发达起来，相当数量的白银进来，但整个国民经济体系尚未能稳定建立基于白银的货币。所谓南宋的经济发达，其实主要是和东南沿海的远洋贸易的发展密切相关，大量的丝绸、瓷器等出口，为社会提供了众多的就业岗位，为地狭人多的江南提供了劳动力从农业转向工商业，从农村转入都市造就了有效条件。

而这远洋贸易，着实与国人无关，绝大多数是阿拉伯人经营，同时也为南宋带来了高超的造船术和航海术。这个过程从唐代后期就开始了，但在宋代达到了一个高潮。

老木匠

两宋的城市经济如何如何，我总是抱着怀疑的态度的

几乎同时，欧洲的城市也在迅速的发展中

至少，现在还能找到大量那个时代欧洲城市的建筑物，可以清晰的分辨它的建筑技术及建筑艺术演进过程

可是两宋时期留下的现在还在地面上的建筑，少得可怜

看看那条南宋的船南海一号，和北欧海盗的船水平相当而已

老李北海鱼

6# 老木匠 看出土的两宋留下的铜钱就知道了，建筑中国是木构，不易保存的。中国从东汉末年到隋之前都是个经济不景气时期，所铸造铜钱很少，布帛杂行，两宋铸币是历史首屈一指的。

老李北海鱼

6# 老木匠 北欧海盗造船确实有过人之处，很多技术和指标当时在欧洲也是独步的，不因为他们是海盗蛮夷就一定事事不如别人，这样简单地说很容易让人以为南宋文明程度不如欧洲的化外蛮邦。海盗经常乘船沿内河逆流而上，攻打巴黎、伦敦甚至内地等城市，打到西欧人招架不住。现在挪威的造船业也是极其有竞争力的。

蚂蚁兵团

南宋当时是金的属国，这个事实懂历史的都知道，愿意说的却不多。确切的说，中国应该有个金朝的。地处江南，现在看江南繁花似锦，当时虽不能说是蛮荒之地，说其偏隅一方总不算过的。
金朝被蒙古人灭了，对于蒙古人来说，南方的军事威胁已经不存在了。灭宋，早五十年，晚五十年都不急的。加上南方不适合蒙军作战，等大局已定以后，再灭宋朝，只能说明宋朝的无能。
被元朝灭的晚这事，最值得骄傲的是日本，和宋朝没关系。

说宋朝开明的人，都忘了一个最简单是事实，岳飞，民间传说罪名“莫须有”。不能说不杀文人就算开明了，宋朝赵家最明白。

蚂蚁兵团

“不以言论治罪”也不成立的
和苏东坡有关的“乌台诗案”，只是没有什么名人被杀头，被治罪的可不少。
类似案件，宋朝并不少，只是守着底线不杀头。这事，毛泽东也学的，文革中对文化人都是改造，失踪，也不直接判死刑的。

showcraft

主要是高宗，文人杀过陈东与欧阳澈。

蚂蚁兵团

再说说文艺复兴这事。
文艺复兴肯定和时局开明关系不大，恰恰相反，文艺复兴一定是最黑暗后的黎明。文艺复兴注重的个性的解放，文化生活中人性的东西走上坡路，神权、君权走下坡路。反观宋朝，“先忧后乐”、朱程理学，都是在做去人性化工作。中国文人逐渐失去个性，君权上升势头刚刚起步的阶段。如果说文艺复兴是黎明，宋朝正是走向黑暗的黄昏。看似相似，却有着本质区别。

这种文章本来就是看过一笑的事。作者的学识、见识都很一般。但我木匠师傅布置作业，不可不抽。

蚂蚁兵团

最好笑的是两党轮流执政的说法。
执政的“执”是个多意字。有“掌握”的意思，还有“执行”的意思。如果让小学生理解“执政”，查了字典后，可能有两种理解，A：掌握政权、B：执行政策。
作为一个中国人，只要有高中水平，也不会在这个问题上出现理解错误的。
当然作者可能揣着明白装糊涂，这就不好说了。

李大兴

把宋朝说成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是很荒唐的！

论史最忌这种“语不惊人死不休”心态，绝大多数会越来越不靠谱。

老木匠

http://xiangyata.net/data/articles/a01/867.html

三学生、京学生与宋朝政治

王曾瑜

原载《燕京学报》新第29期，2010年11月；蒙王曾瑜先生提供，象牙塔网络发布

　　宋朝的学生运动确是在中华古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论述不少。如台湾学者王建秋先生撰有《宋代太学与太学生》[1]的专著，较近者如汪圣铎先生著有《南宋学生参政析论》。[2]但是，古代的太学和太学生也与一切社会现象一样，不可能是单纯的光彩夺目的金色，而必然混杂着各种各样的色彩。本文力图从多种角度论述宋朝的太学生。此外，随着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单纯谈论太学生，也是不够的，首先就必须对宋朝的所谓“三学”和“京学”，作一考证。

一、宋朝三学和京学考

　　宋初看来并无“三学”之称，武学与太学或称“文、武两学”，[3]更多的则称“三学”。大致始自宋神宗时，正式设立武学和律学。《宋史》卷164《职官志》大医局称北宋的“三学生”为“太学、律学、武学生”。《宋朝诸臣奏议》卷79程颐《上哲宗三学看详条制》相同，这已是北宋后期的概念。《宋史》卷157《选举志》说，医学“常以春试，三学生愿与者听”，即是指此三学。南宋初，抗金名臣宗泽辞世，开封城的“三学之士千馀人为文以哭”，也应是指此三学。[4]

　　绍兴时恢复的学校，主要是文、武两学。绍兴末期，“太学录刘甄夫、武学谕叶怀忠等以皇太后新年八十，率两学生上表称贺”。[5]“中书舎人洪遵等言：‘太学、武学、临安府学诸生以皇太后圣寿八十，上表称贺，文理可采。’诏两学大职事十六人并永免文解，两学小职事四十五人，府学正、录三人并免解一次。”[6]可知当时已无“三学”之称。尽管绍兴十四年（公元1144年），已重建宗学，[7]但宗学并未取得也太学和武学平列的地位。临安另有“府学”，也称“京学”，[8]但似被宋人视为地方的学校，与中央的学校不同。

　　宋宁宗嘉定时，出现了太学生、宗学生和武学生，即“三学”论政的情况，这与北宋的“三学”有异。[9]宋理宗后期，冯去非“召为宗学谕。丁大全为左谏议大夫，三学诸生叩阍，言不可。帝为下诏禁戒，诏立石三学，去非独不肯书名碑之下方”。由此可知，三学应为太学、武学和宗学。[10]但在崇尚文治的前提下，武学的地位显然不能与太学比肩。《左史谏草·左史吕公家传》亦称“太、宗、武学诸生”。《梦粱录》卷4《解闱》载“三学生员”为“太、宗、武学士人”。《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卷35宝祐四年十一月乙巳所载，三学亦为太学、武学和宗学。《隐居通议》卷31《前朝科诏》记录南宋末期咸淳七年科考，有“二月十八日，引试三学泛免一场。二月十九日，引试京学频申一场。二月二十日，引试京学零分一场”。可知京学不与三学相提并论。故程公许说：“京学养士，其法本与三学不侔。”[11]但有时也合并称“四学”。[12]

二、“无官御史台”

　　从今存史料看来，太学生糠秕时政，褒贬政要，大致始于宋神宗时。据《林希野史》说，苏颂之子苏嘉“在太学”，撰写策文，针对变法，“非毁时政”，激怒王安石，罢免一批学官。[13]宋神宗说：“太学生好雌黄人物，虽执政官亦畏其口。”宋人认为，“‘无官御史台’之号恐自此始”。[14]当时处分了一批与太学有关的官员。沈季长“坐受太学生竹簟、陶器，升补内舍生不公”。[15]官员王沇之“坐受太学生章公弼赂，补上舍不以实，罪当徒二年”。余中“坐受太学生陈度赂，罪当杖”。范峒“坐为封弥官，漏字号”。[16]但到宋哲宗元祐时，左正言丁騭奏：“太学之狱至于六、七，而沈季长、叶涛、王沇之、叶唐懿、余中、沈铢、孙谔、龚原、周常等无辜被罪，太学生非理而死者不可胜数。”[17]宋神宗时“太学之狱至于六、七”，固然多少反映太学中的腐败，但镇压异论，亦无可疑者，故“太学生非理而死者不可胜数”，当是事实。

　　宋徽宗崇宁时，四川太学生雍孝闻在殿试中“力诋”蔡京兄弟“及时政未便者”，被流放而死于海南岛。[18]大观时，太学生陈朝老上书说：“蔡京奸雄悍戾，诡诈不情，徒以?#123;才大器自处，务于镇压天下”。“厥今官爵冗而非才杂进，财用竭而妄费无已，恩泽滥而侥倖成风，科配苛而农民重困，释老盛而寺观兴，修造多而土木耗，宦竖纵横而权移小人，学校纷更而士失所业，谀佞成俗而上不闻知，恩宠上分而人多侮法，钱与法俱重而无术以平之。推其弊之所在，良由士出其门，人无所守，各怀私恩，而不知国家之公议，几成风俗。且爵禄名位，天下之公器，权臣盗之，以植私党，最国家之大患。况蔡京尤能深结陛下左右近习之人，故此曹为之隐蔽，是以公肆诞谩，莫敢谁何”。他又上书议政说：“陛下即位于兹，凡五命相矣。有若韩忠彦之庸懦，曾布之赃污，赵挺之之蠢愚，蔡京之跋扈，今复相何执中，是犹以蚊负山也。”[19]《宋史》卷351《何执中传》和卷472《蔡京传》也记载了陈朝老上书指斥蔡京与何执中，在此不备录。《万姓统谱》卷18说，“陈朝老，字廷臣，（福建路建州）政和（县）人。元符末，为太学生，论事剀切，台谏受蔡京风旨，例以狂妄目之。”另有“太学生张寅亮应诏论事，得罪屏斥”。[20]政和初，张商英罢相，“太学诸生诵商英之寃”。[21]太学生朱梦说屡次上书，指责“入仕之源太浊，不急之务太繁，宦寺之权太盛”，被“编管池州”。[22]另一太学生邓肃“上十诗，备述花石之扰”，其中有“但愿君王安万姓，圃中何日不东风”之句，“诏屏逐之”。[23]

　　北宋末，爆发了著名的太学生陈东领导的伏阙上书爱国群众运动，这其实是一场自发的运动，事先根本没有严密的组织。但从另一方面看，也是太学生由个别人的活动升格为集体性的运动，在宋代确是开了先例。当时参加此次运动的太学生沈长卿说，陈东原先只是“率士数百，伏阙上书”，这是有组织的。“京城百姓群聚阙廷，不约而来者几数万人，仰天椎心，祈哀请命，莫不欲李纲之相，邦彦之罢也”。“其後乘时恃众，殴击内侍，盖缘平居细民受虐之深，积怨之久，〔以至於是〕”。“举数万之众，不烦召而群聚帝阍，若出一家，曾无异意者，岂陈东一布衣寒士所能驱率哉”？[24]群众的激烈行为失控，陈东“止之虽甚力，众怒哗不听”。[25]陈东随即离别开封。南宋初，他又应召到行在南京应天府，正好得知李纲罢相，又上书言事，说皇帝不当即位，建议留李纲为相，而罢免奸臣黄潜善和汪伯彦。宋高宗恼羞成怒，亲下御批，杀害陈东与另一文士欧阳澈。[26]陈东是宋代太学生中最杰出、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和英烈。

　　北宋末到南宋初，在一场空前的浩劫中，不少太学生表现了爱国气节。太学生杨诲上书宋钦宗，反对对金割地乞和。[27]当金军第二次攻开封城时，太学生丁特起针对“朝廷犹冀和好可成”，“上书论列，以谓金人有三可灭之理，而用兵有五不可缓之说，书奏，不报”。[28]开封城破之後，宋钦宗去金营求和，“太学诸生数百人泣诣南薫门，上书于大金元帅，言办金银事，乞车驾还内。朝廷大臣阴以兵拦截，又厉声云：‘诸生不可，恐致生事。’”徐揆“以书抵二酋，请车驾还阙”，他到金营，“厉声抗论”，而被杀害。[29]另有太学生黄时偁也单独上书金帅完颜粘罕。[30]前述朱梦说被宋钦宗重新召入太学，参加了吴革领导的抗金斗争。[31]

　　南宋建炎时，有太学生魏祐“论黄潜善、汪伯彦误国十罪”，宋高宗“不报”。[32]宋高宗在南京应天府即位後，不断南逃。但开封府作为京城，仍保留所谓“三学”，由民族英雄宗泽任东京留守。魏祐显然尚在开封城里。宗泽不幸辞世，如前所述，“三学之士千馀人为文以哭”，其祭文尚存。祭文最後说：

　　“语及二圣，号呼拊膺，愿身督战，以济中兴。属纩之际，犹未忘情。世谓金石，浸烁不侵，公之忠诚，逾石与金。谗人何辜，訿议日寻，皇天后土，实鉴此心。呜呼哀哉！人之无禄，丧我元老，天为雨泣，霣汝中道。稚子庸夫，罢市相吊，悍将骄卒，投兵痛悼。某等受恩甚渥，大庇久依，天子谁忍，弃子如遗。九原可作，繄谁与归？兴言及此，涕血交颐。”[33]

这是宋代首次出现“三学之士”的联合行动，表明律学与武学生也登上政治舞台。祭文除了对宗泽予以高度评价外，也指斥了小朝廷的“谗人”，表明他们对朝政的昏暗有足够的了解。随着开封的沦陷，北宋留下的三学也不复存在。

　　极其屈辱的绍兴和议後，宋高宗在临安府“首开学校，教养多士，以遂忠良”，秦桧为太学作石刻题记说：“孔圣以儒道设教，弟子皆无邪杂背违于儒道者。今缙绅之习或未纯乎儒术，顾驰狙诈权谲之说，以侥幸于功利。”[34]所谓“以遂忠良”，就是要学生们服贴地接受皇帝的降金苟安政策，如果主张抗金，就是“未纯乎儒术”，“狙诈权谲”。他们一方面是须要以学校装饰偃武修文的门面，另一方面，又害怕学生闹事，禁止“两学”“上书言事”，此项禁令沿袭到宋孝宗时。[35]《水心别集》卷１3《学校》说：“朝廷以为倡乱动众者，无如太学之士。及秦桧为相，务使诸生为无亷耻以媚己，而以小利啖之，阴以拒塞言者。士人靡然成风，献颂拜表，希望恩泽，一有不及，谤议喧然。故至于今日太学尤弊，遂为姑息之地。”但到秦桧死後，又有太学生黄作、詹渊等人企图突破禁令，上书议政，宋高宗当即“诏作、渊皆送五百里外州编管”，[36]以为镇压。王十朋“与冯方、胡宪、查籥、李浩相继论事，太学生为《五贤诗》述其事”。[37]当金海陵王再次兴兵南侵时，太学生程宏图和宋芑也分别突破法禁，上书要求为岳飞等人平反。[38]

　　宋孝宗隆兴时，面对宰相汤思退的投降卖国行为，张观（张觐？）等太学生们置个人祸福生死于度外，顶住“黄榜”的巨大压力，为挽回国运，毅然决然上书言事，发表一代公论，伸张正气，还是产生了强大的政治威力，对拯救时局起了重大作用。这无疑是继北宋末陈东领导的学生运动之后的又一辉煌篇章。由于另有专文，[39]在此不作详述。

　　此後，太学以至三学，无论如何已成为最重要的民间舆论力量，影响着时政。

　　宋光宗时，太学生余古上书抨击时政的不少腐败状况，“送秀州听读”。[40]所谓“听读”，还是继承秦桧当政时的一项发明，“虽为听读，当职官亦挂意防守。必送之厢司，与编管人无异”。[41]“太学生乔嚞、朱有成等移书”谏官何澹，责备他不为继母守丧，何澹只能离官丁忧。[42]宋光宗与太上皇发生矛盾，不去朝拜重华宫，又有太学生汪安仁等二百馀人上书，“而龚日章等百馀人以投匦上书为缓，必欲伏阙”。[43]宋光宗得精神病後，“太学生程肖说等以帝未朝，移书大臣，事闻”，宋光宗决定“以癸丑日朝”。[44]上述情况说明太学生的舆论力量，甚至连皇帝也须有所听纳。

　　宋宁宗庆元时，韩侂冑与赵汝愚政争，太學生杨宏中、周端朝、张衟、林仲麟、蒋傅、徐範等“伏阙”言事，为赵汝愚辩护，“悉送五百里外羁管”。尽管如此，他们“遂得六君子之名”，後称“庆元六君子”。[45]华岳是武学生，有相当军事造诣，著有《翠微先生北征录》，这是宋代一部重要的军事著作。开禧时，他上书反对韩侂冑仓促北伐，“复入学登第，为殿前司官属”，嘉定时，“谋去丞相史弥远”，遇害。[46]《说郛》○47《古杭杂记》：“开禧韩侂胄开边隙，至函其首以乞和，太学有诗云：‘晁错既诛终叛汉，于期已入竟亡燕。’”

　　嘉定三年（公元1210年），发生太、武“两学”生与临安府尹赵师睪冲突的事件。最初是“府民有因讼行赇者，事连武学生柯子冲、卢德宣，府命付理院械系之”。赵师睪判案，造成“士论哗然”。武学生周源等投牒，指斥赵师睪“本权臣（韩侂冑）之死党，奴事苏（师旦）、周（筠），贿结贪相（陈自强）”云云。太学生也参加投牒。实际上应是当政的史弥远讨厌赵师睪，将他罢免。[47]在事隔七百年後，此事的曲直是非只怕就难以判断。但有两条可以肯定，一是当时上政治舞台者还仅是“两学”，没有包括宗学。二是以太学为首的“两学”已经成为影响时政的重要舆论力量，能使临安府尹下台。

　　嘉定六年（公元1213年），真德秀使金，得知蒙古攻金，半途而返，主张断绝对金岁币。当政的史弥远自然犹豫不决。但“朝绅、三学主真议甚多”。乔行简时任淮南转运判官、兼提点刑狱、提举常平，[48]他上书史弥远，主张“宜姑与币，使得拒鞑”。于是“太学诸生黄自然、黄洪、周大同、家○（木寅）、徐士龙等，同伏丽正门，请斩行简，以谢天下”。[49]此次伏阙上书，虽仅是太学生出面，但自绍兴以来，今存史料中初次提及了“三学”。如前所述，这与建炎时的“三学”中有律学不同。

　　《说郛》○（半个“弱”字）38《白獭髓》载：“嘉定间，外患交攻，廷臣有以和、战、守三策为言者，谓战为上策，守为中策，和为下策。是时，胡榘侍郎专主和议，会入朝时，四明袁燮侍郎与胡公廷争，专主战守议，仍以笏击胡公额。遂下侍从、台諌集议。後袁君以此辞归，太学诸生三百五十四人作诗以送袁君曰：‘天眷频年惜挂冠，谁令今日远长安。举幡莫遂诸生愿，祖帐应多行路难。去草岂知因害稼，弹乌何事却惊鸾。韩非、老子还同传，凭仗时人品藻看。’”此处所说，应是嘉定十二年（公元1219年）的事。当年又有“太学生伏阙上书”，“何处恬等论工部尚书胡榘欲和金人，请诛之，以谢天下”。[50]“胡榘既论罢，九华叶寘作《三学义举颂》，其序曰：‘嘉定十二年五月五日己亥，太学生何处恬等二百七十三人相率上书，言工部尚书胡榘及其兄槻，中外相挺，引董居谊、聂子述、许俊、刘琸，误军败国。奏闻未报，宗学生公玘（记？）等十二人，武学生郭用中等七十二人又相继伏阙，极言其事。”这是自建炎以来，三学生首次联合行动。史弥远是个工于内斗、怯于外战的小人，他面对学生运动，“乃召太学博士楼昉至赐第，俾谕诸生，以学校为伸公论对为体，朝廷庙堂未尝加喜愠”，以示安抚，又悛使谏官不分青红皂白，“论榘及礼部侍郎袁燮俱罢”。[51]但太学生显然有自己的判断，于是就有“太学诸生三百五十四人作诗以送袁君”。其实，从嘉定十年（公元1217年）始，宋金已重新开战。居然还有人“专主和议”，这当然是史弥远当政下才能出现的荒唐。

　　作为南宋第三个权臣，史弥远表面上不像秦桧与韩侂冑那么张牙舞爪，“外示涵洪，而阴掩其迹；内用牢笼，而微见其机”。[52]正是在他专权之际，三学生议政的份量大为加重。史弥远表面上“未尝加喜愠”，某种程度上助长了三学生的议政之风。但史弥远对三学生议政实际上有个限度，就是不能触及他本人的专权。“胡卫、卢祖皋在翰苑，草明堂赦文云：‘江淮尽扫於胡尘。’太学诸生嘲之曰：‘胡尘已被江淮扫，却道江淮尽扫於。’又曰：‘传语胡、卢两学士，不如依样画胡卢。’”[53]用以讥剌其用人，但史弥远也能容忍。
　　宋宁宗病死，史弥远使用阴谋手段，废黜原定的皇储济王赵竑，另立宋理宗。接着发生霅川之变。《说郛》○（半个“弱”字）49《三朝野史》记载：“潘丙、潘壬，太学生也，就湖州册立济王为帝，事败。”不少臣僚抗论，为济王遇害喊冤。史弥远打算逐走真德秀和魏了翁，“朝士莫有任责，梁成大独欣然愿当之。遂除察院（监察御史），击搏无遗力。当时太学诸生曰：‘大字傍宜添一点，曰梁成犬。’”[54]大理评事胡梦昱也因此流窜岭南象州，太学生胡炎赠诗送行：“一封朝奏大明宫，嘘起庐陵古直风。言路从来天样阔，蛮荒谁使径旁通。朝中竞送长沙傅，岭表争迎小澹翁。学馆诸生空饱饭，临分忧国意何穷。”[55]到史弥远病死，宋理宗亲政後，喜熙元年（公元1237年）发生火灾，“三学生员上书，谓火起新房廊，乃故王旧邸之所”，这当然是一种迷信的因果报应之说。殿中侍御史蒋岘为皇帝开说，认为不必为赵竑平反。“于是太、武学生刘实甫等二百馀人相率上书，力攻之，岘遂罢言职”。[56]

　　《癸辛杂识》後集《三学之横》，“三学之横，盛于景定、淳祐之际，凡其所欲出者，虽宰相、台谏，亦直攻之，使必去权，乃与人主抗衡。或少见施行，则必借秦为谕，动以坑儒恶声加之，时君、时相略不敢过而问焉”。“一时权相如史嵩之、丁大全不恤，行之亦未如之何也”。

　　淳祐四年（公元1244年），史弥远的族侄史嵩之“遭父䘮，起复右丞相、兼枢密使”。“于是太学生黄恺伯、金九万、孙翼凤等百四十四人，武学生翁日善等六十七人，京学生刘时举、王元野、黄道等九十四人，宗学生与寰等三十四人，建昌军学教授卢钺皆上书，论嵩之不当起复”。[57]其上书的内容可见《宋季三朝政要》卷2，《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卷33，“太学斋廊榜云；‘丞相朝入，诸生夕出；诸生夕出，丞相〔朝〕[58]入。’”可知“四学”与史嵩之对立的严重。次年，直言的侍御史刘汉弼死，太学生蔡徳润等一百七十三人“伏阙上书，以为暴卒”。[59]接着，又有宰相杜範死，工部侍郎徐元杰“暴卒”。“物论沸腾，直谓数公皆中毒死。徐则遍体青黑，朝野为之惊骇”，[60]“人皆疑嵩之致毒”。[61]“六馆诸生叩阍吁告”，[62]宋理宗下令调查，结果是史嵩之致仕，但三人暴死的调查却不了了之。

　　奸相丁大全是在宝祐四年（公元1256年）升执政官签书枢密院事，宝祐六年（公元1258年）任相，才一年有馀，到开庆元年（公元1257年）罢相。《齐东野语》卷20《庆元开庆六士》：“开庆间，丁大全用事，以法绳多士。陈宜中与权、刘黼声伯、黄镛器之、林则祖兴周、曽唯师孔、陈宗正学亦以上书得谪，号六君子。”与前“庆元六君子”并名。刘黼在《宋史》卷405有传，但叙事有颠倒。“侍御史陈垓诬劾程公许，右正言蔡荥诬劾黄之纯”，刘黼“率诸生上书”，是在淳祐十一年（公元1251年），郑清之任相，徐清叟任同知枢密院事时，[63]而《宋史·刘黼传》将此事系于“及大全贬，黼还太学”之後，系误。《宋史》卷44《理宗纪》宝祐四年十一月载：“以监察御史吴衍、翁应弼劾太学、武学生刘黻等八人不率，诏拘管江西、湖南州军，宗学生与○（亻匈）等七人并削籍，拘管外宗正司。”《宋季三朝政要》卷2记事说：“太学生陈宜中等上书攻丁大全。大全怒，取旨，陈宜中、黄镛、林则祖、曽唯、刘黼并削籍、编置，下临安府，押出国门。祭酒司业率二十斋学生冠带送出圜桥府。大全愈怒，立碑三学，戒励诸生，毋得诪张噪吻，妄议国政。又令今後诸生上书，须前廊学官看详，牒报检院，方许闻奏。”[64]但随着丁大全的倒台，此项禁令便成废纸。

　　贾似道是南宋最後一个权臣。《癸辛杂识》後集《三学之横》说：“贾似道作相，度其不可以力胜，遂以术笼络。毎重其恩数，丰其馈给，增拨学田，种种加厚，于是诸生啖其利而畏其威。虽目击似道之罪，而噤不敢发一语。及贾要君去国，则上书赞美，极意挽留，今日曰‘师相’，明日曰‘元老’，今日曰‘周公’，明日曰‘魏公’，无一人敢少指其非。至鲁港溃师之後，始声其罪，无乃晚乎！”《贾相制外戚抑北司戢学校》说：“学舍在当时最为横议，而啖其厚饵，方且讼盛德、赞元功之不暇，前庑一得罪，则黥决不少贷，莫敢非之。”看来，贾似道对付学生，是有他一套办法。《齐东野语》卷20《庆元开庆六士》记载：“至景定初。時相（贾似道）欲收士譽，悉上春官，并擢?#123;第。”用“高第”进行利诱。然而在他上台之初，推行公田，景定五年（公元1264年）出现彗星，按照古代迷信习俗，宋理宗“下诏责己，求直言”，“三学、京庠”之士还是纷纷上书。待到彗星过後，贾似道“以京学士人萧规、唐隶、叶李、吕宙之、姚必得、陈子美、钱焴、赵从龙、胡友开等不合谤讪生事，送临安府追捕勘证，议罪施行各有差，自是中外结舌焉”。[65]直到襄樊和郢州失守，贾似道仍“欲优学舎以邀誉，乃以校尉告身、钱帛等，俾京庠拟试”。“有无名子作诗，揭之试所云：‘鼙鼓惊天动地来，九州岛赤子哭哀哀。庙堂不问平戎策，多把金钱媚秀才。”[66]

　　贾似道倒台，南宋已接近亡国，但左相王爚和右相陈宜中还互相攻击，据说王爚之子“乃嗾京学生伏阙上书，数宜中过失数十事”，[67]这是由临安府学生单独出现，而三学生并不参与。值得提出的，应是徐应镳。《宋史》卷451《徐应镳传》载，“徐应镳字巨翁，衢之江山人，世为衢望族。咸淳末，试补太学生。德祐二年，宋亡，瀛国公入燕，三学生百馀人皆从行。应镳不欲从，乃与其子琦、崧、女元娘誓共焚。子女皆喜，从之。太学故岳飞第，有飞祠，应镳具酒肉祀飞”，然後自焚而死。故元人将他编入《忠义传》，成为宋代太学最终的悲壮谢幕。

　　“无官御史台”一词准确地反映了太学生或三学生参与政治的基本特征。依今天的观点看，就是民间舆论对权势的监督，这是宋代专制社会的一抹绚丽的民主色彩。特别是在国难当头之际的爱国救亡运动，更表现了一种崇高的正气。“民主与专制政体的主要分野大致有三。一是马克思主义特别强调的普选，即直接选举制。中国大致自夏代进入阶级社会後，就取消了原始社会的选举传统。二是对最高权力能否实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三是舆论监督权力，而不是权力监控舆论。《孟子·告子下》说：‘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前一句话译成现代语，如无‘法家拂士’主持正论，以舆论监督和制约君主的权力，国家总须灭亡。古代开明的台谏政治多少体现了後两条精神，堪称是在专制政体下的一点民主因素，值得今人继承和发扬”。[68]如果说古代的（御史）台官和谏官是官员，而太学生或三学生的身份恰好是无官位。与历朝历代比较，宋代的学生运动是相当突出的。特别是靖康与隆兴时两次伏阙上书爱国群众运动，无疑是中国古代学生运动史上最辉煌的篇章。

三、鱼龙混杂

　　在宋时的阶级社会及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等级授职制的大环境下，各级官学不可能不成为腐败的官僚机构。太学以至三学不可能成为圣洁的学术殿堂，各种各样的腐恶现象，如考试作弊、行贿索赂、嫖娼狎妓等，也势不可免。前述宋神宗时的一些太学案件，就多少反映了此类情况。罗大经《鹤林玉露》丙编卷2《无官御史》说：

　　“《太学》古〔诗〕[69]云：‘有髪头陀寺，无官御史台。’言其清苦而鲠亮也。宋嘉定间，余在太学，闻长上同舍言，乾淳间，斋舍质素，饮器止陶瓦，栋宇无设饰。近时诸斋，亭榭、帘幕，竞为靡丽，每一会饮，黄白错落，非头陀寺比矣。国有大事，鲠论间发，言侍从之所不敢言，攻台谏之所不敢攻，由昔迄今，伟节相望。近世以来，非无直言，或阳为矫激，或阴有附丽，亦未能纯然如古之真御史矣。余谓必甘清苦如老头陀。乃能摅鲠亮如真御史。”

此处引用的大约是一首题名“太学”的五言古诗。事实上，中国大致自秦汉以降，“纯然如古之真御史”的比例颇小，又如何以此要求宋代的太学生或三学生呢？太学生们还自己创作若干警语，如“有色者，其累重，既知食美而服亦美；好色者，其费重，当知业穷而身亦穷”。又有“破《乞丐官人》云：‘欲求其利，必重其名。’”[70]然而在所谓“有髪头陀寺”里，也不乏六根不净的、纵欲的花和尚。《癸辛杂识》後集《三学之横》说，“三学之横，盛于景定、淳祐之际”，“其所以招权受赂，豪夺庇奸，动摇国法，作为无名之谤，扣阍上书，经台投卷，人畏之如狼虎。若市井商贾，无不被害，而无所赴诉”。当三学生成为一股政治势力之後，他们各种各样的为非作歹也必然应运而生。宝祐三年（公元1255年），洪天锡出任监察御史，这是南宋最後一位著名的正直御史。由于弹击宦官董宋臣、卢允升和权贵，被调离御史台。有太学生池元坚上书，“既而三学亦皆有书”。但被弹击者“复厚赂太学率履斋上舍生林自养”，“力诋”洪天锡。“于是学舍鸣鼓攻之，且上书以声自养之罪”。[71]学舍内的混战，正是反映了其中的鱼龙混杂。如前所述，在贾似道的利诱和威逼之下，三学生的负面作用就更加突出。

　　宋朝有的宰相原是太学生，无独有偶，其中正好有北宋末的李邦彦和南宋末的陈宜中两人。李邦彦“美风姿，为文敏而工。然生长闾闫，习猥鄙事，应对便捷，善讴谑，能蹴鞠，每缀街市俚语为词曲”。[72]他和王黼、蔡攸其实都是宋徽宗的优伶，甚至在内宫涂抹粉墨、“淫言媟语”，“自言：‘赏尽天下花，踢尽天下球，做尽天下官。’而都人亦呼邦彦为浪子宰相”。[73]但李邦彦是拥护太子，即後来的宋钦宗，而王黼和蔡攸则拥护郓王赵楷，企图废太子。故宋钦宗称帝後，就将李邦彦由少宰（次相）升为太宰（首相）。李邦彦面对金军进攻，不但束手无策，并且全力主和，排挤李纲，故被陈东领导的群众运动轰下台。如前所述，太学生陈宜中最初反对奸相丁大全，时称“六君子”之一。但本人任相後表现并不好，“多术数”，在宋末危亡之际，“实无经纶”，屡次逃遁，最终又自占城逃往暹国。[74]这与文天祥的不避危难，最终死节，形成鲜明对照。开庆六君子中的林则祖和陈宗已经辞世。[75]丁忧中的刘黼，则赴流亡宋廷之召，中途病死。“其配林氏举家蹈海”，实际上是成全夫志。[76]剩下的黄镛和曾唯，却“相继卖降”。故人称“开庆六君子，至元三搭头”。[77]

　　北宋亡国时，“金人索太学生博通经术者三十人”。“太学生皆求生附势，投状愿归金国者百馀人。元募八十人，而投状者一百人，皆过元数。其乡贯多系四川、两浙、福建，今在京师者。比至军前，金人胁而诱之曰：‘金国不要汝等作大义策论，各要汝等陈乡土方略利害。’诸生有川人、闽、浙人者，各争持纸笔，陈山川险易，古今攻战据取之由以献。又妄指娼女为妻，要取诣军前。後金人觉其无能苟贱，复退者六十馀人”。金人将他们“髡之”，待到金军撤退，也有“至中路，裸体逃归”者。[78]《癸辛杂识》续集下《入燕士人》：“丙子岁（景炎元年，公元1276年）春，三学归附士子入燕者共九十九人，至至元十五年（公元1278年），所存者止一十八人，各与路学教授。太学生一十四人，〔宗〕学二人，武学二人。”并且开列了十八人的名单，其中宗学有南宋宗室两人。两次亡国中的卑贱苟活者，又与陈东、徐揆、徐应镳等烈士，形成鲜明对照。

　　记得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北京大学里或自豪地称北京太学。的确，北京大学在中国近代对祖国作出了特殊贡献，作为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提出了民主和科学的著名新爱国主义口号。但是，如今民主和科学已经成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应当排除那种狭隘的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式的古代传家宝的思维；北大的人们固然理应继承和发扬此种光荣传统，难道其他大学的人们就不应当，或是没有权利继承和发扬此种光荣传统？

　　事实上，北大人未必都能继承和发扬民主和科学的光荣传统。例如著名的力拓事件，侵吞自己祖国的巨额财富，就是北大毕业生。即使以北大历史系而论，不是也有毕业生甘当所谓“盛世修史”的伪科学炮制者，不是也有毕业生居然为汉奸洪承畴评功摆好，说他降清是弃暗投明。我的回答是弃暗投暗，清朝是罪恶的、残酷的胜利者，[79]借用王春瑜先生的话，这是抗战时期标准的汉奸理论。在科学和学术剧烈竞争的时代，北京大学不可能，也做不到门门学科领先。在我们学生时代，绝大多数的北京大学学生是用功的，但也有个别例外。时值21世纪，不是也有北大师生在学问和学业上不求上进，与此相关者，是有的老师对学生极不负责，只想凭借名牌招摇混世吗？原来太学和大学殿堂的本来面目就是万花筒，不可能追求一律和完美，古今一揆。但人们理应强调和继承其积极的、正面的、催人奋进的传统。听到一些反映，说北大的人出来很傲，但时间久了，未必令人佩服。更有人说，北大的光荣传统被成功地改造了。我不免感觉痛心。北大人不能靠名牌混饭吃，应当多想一下，在爱国、民主和科学的传统面前，在马寅初校长和林昭烈士的光辉榜样面前，自己是否有羞愧感？是否应当效学他们之万一？

（原载《燕京学报》新第29期，2010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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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65年。
[2]载《宋代社会生活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年。
[3]《燕翼诒谋录》卷2：“此与书学、画学、算学、律学并列于文、武两学者异矣。”
[4]《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後简称《要录》，卷16建炎二年七月癸未朔，《宗忠简公集》卷7《遗事》。
[5]《要录》卷180绍兴二十八年十二月丁未。
[6]《要录》卷183绍兴二十九年八月壬申。
[7]《要录》卷151绍兴十四年二月丙午。
[8]《宋史》卷156《选举志》。
[9]《四朝闻见录》甲集《请斩乔相》，《吹剑四录》。
[10]《宋史》卷425《冯去非传》。
[11]《宋史》卷415《程公许传》。
[12]《宋季三朝政要》卷2淳祐四年。
[13]《续资治通鉴长编》，以後简称《长编》，卷226熙宁四年八月己卯注，卷228熙宁四年十一月戊申，卷299元丰二年七月癸巳，八月丙辰。
[14]《苕溪渔隐丛话》後集卷35引《上庠录》。《鹤林玉露》丙编卷2《无官御史》称“太学，古〔诗〕云：‘有髪头陀寺，无官御史台。’”
[15]《长编》卷300元丰二年十月戊申。
[16]《长编》卷301元丰二年十一月庚午。
[17]《长编》卷409元祐三年三月癸亥。
[18]《挥麈前录》卷2，《玉照新志》卷1，《万姓统谱》卷2说他是阆州人。
[19]《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2，《三朝北盟会编》，以後简称《会编》，卷50。
[20]《宋史》卷355《上官均传》。
[21]《宋史》卷351《张商英传》。
[22]《会编》卷159，卷160，《宋史》卷22《徽宗纪》。
[23]《挥麈後录》卷2，邓肃《栟榈文集》卷1《花石诗十一章并序》文字略异。另见《宋史》卷375《邓肃传》，《吹剑四录》。
[24]《会编》卷41，以《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3校。
[25]《陈少阳集》卷7陈东行状。
[26]参见拙作《陈东和欧阳澈之死》，载《岳飞和南宋前期政治与军事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2005年。此文的主旨，就是针对南宋不少记载曲意掩饰皇帝的罪恶和元凶地位，考订宋高宗是杀害陈东和欧阳澈的元凶。
[27]《会编》卷36。
[28]《会编》卷66。
[29]《会编》卷74，卷76，《宋史》卷447《徐揆传》，《挥麈後录》卷4。
[30]《会编》卷78，《挥麈後录》卷4。
[31]关于朱梦说，参见拙作《尽忠报国——岳飞新传》附录四岳飞的部将和幕僚，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2007年。他後来担任岳飞制置使司的干办公事，因指斥朝政，宋高宗迫令岳飞辞退。
[32]《会编》卷115，《要录》卷12建炎二年正月癸丑。
[33]《宗忠简公集》卷7。
[34]《金石萃编》卷149《李龙眠画宣圣及七十二弟子像赞高宗御制并书》。
[35]《四朝闻见录》乙集《钱唐》。
[36]《要录》卷172绍兴二十六年三月己未，《宋史》卷385《周癸传》。
[37]《要录》卷186绍兴三十年九月壬寅，《宋史》卷387《王十朋传》，卷459《胡宪传》。
[38]《会编》卷236，卷237，《要录》卷190绍兴三十一年五月戊戌。
[39]详见拙作《汤思退与隆兴和议》，载《丝毫编》，河北大学出版社，2009年。
[40]《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卷2绍熙二年五月。
[41]《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6。
[42]《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卷2绍熙二年秋，《宋史》卷394《何澹传》。
[43]《宋史》卷400《杨大全传》，《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卷2绍熙三年正月。
[44]《宋史》卷36《光宗纪》绍熙五年四月。
[45]《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卷4庆元元年四月庚申，《宋史》卷392《赵汝愚传》，《四朝闻见录》甲集《庆元六君子》，《齐东野语》卷20《庆元开庆六士》。
[46]《宋史》卷455《华岳传》。
[47]《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卷12嘉定三年十二月丙寅，《宋史》卷247《赵师睪传》，《吹剑四录》。
[48]乔行简官衔据《宋史》卷417《乔行简传》。
[49]《四朝闻见录》甲集《请斩乔相》。
[50]《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卷15嘉定十二年五月己亥。
[51]《吹剑四录》。
[52]《宋史》卷401《柴中行传》，他虽是议论“朝廷用人”，其实正是反映史弥远的特点。
[53]《鹤林玉露》甲编卷4《词科》。
[54]《鹤林玉露》丙编卷2《大字成犬》。
[55]《鹤林玉露》甲编卷6《象郡送行诗》，《齐东野语》卷14《巴陵本末》文字稍异。
[56]《齐东野语》卷14《巴陵本末》。
[57]《宋史》卷414《史嵩之传》。
[58]“朝”原作“夕”，据《宋史纪事本末》卷96《史嵩之起复》校。
[59]《宋史》卷406《刘汉弼传》。
[60]《钱塘遗事》卷3《嵩之起复》，《宋史》卷415《程公许传》。
[61]《宋史》卷413《赵与懽传》。
[62]《宋史》卷415《程公许传》。
[63]参见《宋史》卷214《宰辅年表》，卷415《程公许传》。
[64]《宋季三朝政要》卷2将此事系于宝祐四年。《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卷35宝祐四年十一月“戊子朔，以丁大全为左谏议大夫，吴衍、翁应弼并除监察御史。癸巳，太学诸生复叩阍上书”。“乙巳，以监察御史吴衍、翁应弼言，太、武学生刘黻等八人拘管江西、湖南州军，宗学生与伯等七人并削籍，拘管外宗司”。其时间似都有差误。
[65]《齐东野语》卷17《景定彗星》。
[66]《齐东野语》卷17《咸淳三事》。
[67]《宋史》卷418《王爚传》，《陈宜中传》。
[68]拙作《中国古代台谏政治的一些借鉴》，载《丝毫编》，河北大学出版社，2009年。
[69]“诗”，原作“语”，据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改。
[70]《湖海新闻夷坚续志》前集卷1《俗谑试题》。
[71]《齐东野语》卷7《洪君畴》。
[72]《宋史》卷352《李邦彦传》。
[73]《会编》卷28《幼老春秋》，卷41沈长卿上书。
[74]《宋史》卷418《陈宜中传》，《文山先生全集》卷16《相陈宜中第十六》，《至福安第六十二》。
[75]《齐东野语》卷20《庆元开庆六士》
[76]《宋史》卷405《刘黼传》。
[77]《癸辛杂识》续集上《开庆六士》。
[78]《会编》卷81。
[79]参见拙作《试论国史上的所谓“盛世”》，《南宋初年的抗金斗争》载《丝毫编》第27—28页，187—188页，河北大学出版社，2009年。

夏加坤

钱穆：宋代兵役制度与国防弱点 2010年11月02日 13:39 凤凰网历史 【大 中 小】 【打印】 共有评论14条
文章摘自《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作者：钱穆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宋代军队分两种，一称禁军，一称厢军。宋代兵制算是中国历史上最坏的兵制了，然而也有其因缘来历，我们仍不能过分来责备宋人。在唐末五代时，藩镇骄横，兵乱频仍，当时社会几乎大家都当兵，读书人像要没有了。开头军队还像样，以后都变成了老弱残兵。军队不能上阵打仗，便把来像罪犯般当劳役用。其时凡当兵的，都要面上刺花字，称为配军，防他逃跑。如《水浒传》里的宋江武松一类人，脸上刺了字，送到某地方军营中当兵做苦工，人家骂他贼配军，这是远从五代起，直到宋朝，没有能彻底改。这样的军队，当然没有用。其实这些军队，在汉是更役，在唐则是庸。而宋代之所谓役，在汉代却是地方自治之代表。此种转变，极不合理。只因积重难返，宋太祖也只能在这种军队中挑选一批精壮的，另外编队，就叫禁军。禁军的挑选，身长体重都有规定，起先用一个活的兵样，后来用木头做成一人样子，送到各地方各队伍，合这标准的，就送中央当禁军。因此禁军比较像样。不合这标准的，留在地方作厢军。厢是城厢之义，厢军是指驻在各地方城厢的。这些兵，并不要他们上阵打仗，只在地方当杂差。地方政府有什么力役，就叫他们做。照理，宋代开国第一件该做的事，便是裁兵复员，而宋代却只照上面所说的这样裁，至于复员则始终复不了。这也因宋代得天下，并未能真个统一了全国，他们的大敌辽国，已经先宋立国有了五十多年的历史。所谓燕云十六州，早被石敬瑭割赠辽人。当时察哈尔、热河、辽宁乃及山西、河北的一部分疆土，都在辽人手里。北方藩篱尽撤，而宋代又建都开封，开封是一片平地，豁露在黄河边。太行山以东尽是个大平原，骑兵从北南下，三几天就可到黄河边。一渡黄河，即达开封城门下。所以宋代立国时没有国防的。倘使能建都洛阳，敌人从北平下来，渡了河，由现在的陇海线向西，还需越过郑州一带所谓京索之山，勉强还有险可守。若从山西边塞南下，五台山雁门关是那里的内险，可算得第二道国防线。要一气冲到黄河边，还不容易。所以建都洛阳还比较好。若能恢复汉唐规模，更向西建都西安，那当然更好。但宋太祖为何不建都洛阳西安，而偏要建都开封呢？这也有他的苦衷。因为当时国防线早经残破，燕云失地未复，他不得不养兵。养兵要粮食，而当时的军粮，也已经要全靠长江流域给养。古代所谓大河中原地带，早在唐末五代残破不堪，经济全赖南方支持。由扬州往北有一条运河，这不是元以后的运河，而是从扬州往北沿今陇海线西达开封的，这是隋炀帝以来的所谓通济渠。米粮到了开封，若要再往洛阳运，那时汴渠已坏。若靠陆路运输，更艰难，要浪费许多人力物力。宋代开国，承接五代一般长期混乱黑暗残破的局面，没有力量把军粮再运洛阳去，长安一片荒凉，更不用提。为要节省一点粮运费用，所以迁就建都在开封。宋太祖当时也讲过，将来国家太平，国都还是要西迁的。

在当时本有两个国策，一是先打黄河北岸，把北汉及辽打平了，长江流域就可不打自下。这个政策是积极进取的，不过也很危险。假使打了败仗，连退路都没有。一个是先平长江流域，统一了南方，再打北方，这个政策比较持重稳健。宋太祖采了第二策，先平南方，却留着艰难的事给后人做。所以宋太祖临死，听他母亲话，传位他弟弟赵匡义，这是宋太宗。太宗即位，曾两次对辽亲征，但都打了败仗。一次是在今北平西直门外直去西山颐和园的那条高粱河边上交战，这一仗打败，他自己中了箭，回来因创死了。在历史上，这种事是隐讳不讲的。只因宋代开国形势如此，以后就不能裁兵，不能复员，而同时也不敢和辽国再打仗。因为要打就只能胜，不能败。败了一退就到黄河边，国本就动摇。在这种情形下，宋代就变成养兵而不能打仗，明知不能打仗而又不得不养兵。更奇怪的，养了兵又不看重他们，却来竭力提倡文治。这也未可厚非，宋代就因刻意提倡文治，才把晚唐五代一段中国历史的逆流扭转过来了。在宋人只想把这些兵队来抵御外患，一面提倡文治，重文轻武，好渐渐裁抑军人跋扈，不再蹈唐末五代覆辙。因此上养兵而愈不得兵之用，以后就愈养愈多。《水浒传》说林冲是八十三万禁军教头，实际上太祖开国时只有二十万军队，太宗时有六十六万，到仁宗时已经有了一百二十五万。所以王荆公变法行新政，便要着手裁兵。裁兵的步骤，是想恢复古代民兵制度，来代替当时的佣兵。但民兵制度，急切未易推行到全国，遂有所谓保甲制，先在黄河流域一带试行。保甲就是把农民就地训练，希望临时需要，可以编成军队，而又可免除养兵之费。

论到募兵制，本来也非全要不得。在某种地方某种情形下，募兵也很有用。但须有一确定的敌人做目标，而且非打不可，在几年内，定要把敌人解决，在这种情形下，募兵可以刻意训练，及锋而试，或许比全国皆兵制还好些。东晋的北府兵便是募兵，也曾建了奇功。但宋代的国防精神是防御性的，不敢主动攻击，用意始终在防守。把募兵制度与长期的防守政策相配合，这却差误了。一个士兵募了来，轻易不脱行伍，直养到六十岁，还在军队里，其间只有二十岁到三十岁这十年可用。三十岁到六十岁这三十年，他已老了。而且在军伍十年，精神也疲了。这样的军队，有名无实，于是只有再招新的。因此军队愈养愈多，纪律又不好。队伍多了，虽不易捍御外侮，却很能引起内乱。宋人最怕唐末五代以来的骄兵悍卒，但宋代依然是兵骄卒悍。国家不能不给他们待遇，而且须时时加优，否则就要叛变。政府无奈何，加意崇奖文人，把文官地位提高，武官地位抑低。节度使闲来没事做，困住在京城，每年冬天送几百斤薪炭，如是种种，把他们养着就算。养了武的又要养文的，文官数目也就逐渐增多，待遇亦逐渐提高。弄得一方面是冗兵，一方面是冗吏，国家负担一年重过一年，弱了转贫，贫了更转弱，宋代政府再也扭不转这形势来。

在宋太祖时，因防兵卒骄惰，又规定禁军分番戍守之制。地方兵厢军是摆着无用的，各边防守，全须派中央禁军去。但亦不让其久戍，譬如今年戍河北的，隔一年调中央，又隔些时再调到山西。这又与汉唐戍兵退役不同。宋代是没有退役的，不在边防，即在中央，仍是在行伍中。如是则一番调防，在军人只感是一番劳动，因此又要多送他们钱。因此宋代虽连年不打仗，而经费上则等于年年动员，年年打仗。军队老是在路上跑，并且又把将官和军队分开了，军队一批批调防，将官还是在那里不动。如是则兵不习将，将不习兵。这也是怕军人拥兵自重，然而缓急之际，兵将不相习，也难运用。所以整个宋代，都是不得不用兵，而又看不起兵，如何叫武人立功？宋代武将最有名的如狄青，因其是行伍出身，所以得军心，受一般兵卒之崇拜，但朝廷又要提防他要做宋太祖第二，又要黄袍加身，于是立了大功也不重用，结果宋代成为一个因养兵而亡国的朝代。

然而宋代开国时，中国社会承袭唐末五代，已饱受军人之祸了，所以宋代自开国起就知尚文轻武。宋太祖临死有遗嘱告诉他后人说：你们子孙相传，绝对不能杀一个读书人。他们牢守此家训，都知尊重文臣士大夫。直到南宋，还是守着不杀士大夫的遗训。岂止不杀，宋王室实在是懂得优奖文人的。因此过了百十年，能从唐末五代如此混乱黑暗的局面下，文化又慢慢地复兴。后代所谓宋学——又称理学，就是在宋兴后百年内奠定基础的。这一辈文人，都提倡尊王攘夷，明夷夏之分，又提倡历史传统，所以中国还能维持，开辟出自宋以下的下半部中国史，一直到现在。正因宋代人那样尚文轻武，所以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话头，也就从那时传下来。我们今天从历史上平心评论，只能说宋代人为了补救唐代人的毛病，而并没有完全把毛病纠正过来，我们却不能请怪宋人。须知有许多毛病，还该怪唐代人。唐代穷兵黩武，到唐玄宗时，正像近代所谓的帝国主义，这是要不得的。我们只能说罗马人因为推行帝国主义而亡国，并且从此不再有罗马。而中国在唐代穷兵黩武之后仍没有垮台，中国的历史文化依然持续，这还是宋代人的功劳。我们不能因他太贫太弱，遂把这些艰苦一并抹杀。

再说到国防资源问题，这也是宋代一个最大的缺憾。中国的地理形势，到了黄河流域，就是大平原。一出长城，更是大平原。所以在北方作战，一定得要骑兵。而中国之对付北方塞外敌人，更非骑兵不可。而骑兵所需的马匹，在中国只有两个地方出产。一在东北，一在西北。一是所谓蓟北之野，即今热察一带。一是甘凉河套一带。一定要高寒之地，才能养好马。养马又不能一匹一匹分散养，要在长山大谷，有美草，有甘泉，有旷地，才能成群养，才能为骑兵出塞长途追击之用。而这两个出马地方，在宋初开国时，正好一个被辽拿去，一个被西夏拿去，都不在中国手里。与马相关联的尚有铁，精良的铁矿，亦都在东北塞外，这也是宋代弱征之一。王荆公行新法，一面想训练保甲，一面又注意到养马。但在中国内地养马不方便，据当时人估计，养一匹马所需的土地，拿来种田，可以养活二十五个人，这是在农业社会里要准备战争一大缺点。王荆公不得已，定出保马政策，让民间到政府领马养。把马寄养在私家，一匹一匹分散养，平时民间可以利用领养之马，遇到战争需要，在临时集合。这种事，民间当然情愿做，领一匹马来，平时作牲口用，却不晓得马在温湿地带饲养不易，很容易生病死亡。但马死了要赔钱，于是农民把养马看作苦事。政府却要挨派，于是保马变成一秕政。其实这一方法，纵使推行有效，遇到战事，一群羸弱之马，也未必真有用。在这一制度上，也可告诉我们宋代国防上所遭遇的大难题。

再说当时长城内险，自居庸关到山海关一带，都已在辽人手里，辽人倘向南冲来，又怎样办呢？真宗时澶渊之盟，即由此形势下逼成。自宋辽两国讲和以后，宋朝的国防形势是很可怜的。两国既不正式开战，中国人也不好正式布置边防。只奖励民间种水田，多开渠道，于渠旁多植榆杨。万一打仗，可以做障碍，稍稍抵御辽人之大队骑兵。这可说是无法中的办法。这真是极顶可怜的办法。但这办法纵可怜，辽人也懂得，还是时时不许中国开沟渠，种水田。又在冬令时，放队四出小掠，把中国边境农村烧杀破残了，让中国永久不能有沿边的防御线，他们可以随时入侵，如是威胁着中国只好保持和议。算只有山西一面，太原向北，还有一道雁门关内险，这就是杨家将杨老令公杨六郎等守御的一条线。不过这是次要的一线，主要的还是在河北。此线无险可守，主要的国防线算是拒马河，亦在涿州附近，这是宋代中国不得已的一条可怜的国防线。由此一退下来，就直扣首都开封之国门。再退始是淮南北丘陵地带，渐渐和黄河流域中原大平原不同。至于过了长江，形势更不同。所以南宋还能守江淮。这是宋代国防上的先天弱点，我们也不能一一怪宋人。自然，宋代弱能出一个大有为之主，就国防根本条件论，只有主动地以攻为守，先要大大地向外攻击，获得胜利，才能立国，才能再讲其他制度。现在是以防御来保国家，而且是一种劣势的防御，迟早总要失败，再迁就这一形势来决定其他制度，自该无一是处了。其实中国自古立国，也没有不以战斗攻势立国的。秦始皇帝的万里长城，东起大同江，西到甘肃兰州黄河铁桥，较之宋代这一条拒马河，怎好相提并论呢？况且纵使是万里长城，也该采用攻势防御。所以终于逼出汉武帝的开塞出击。宋代军队又完全用在消极性的防御上，这固然是受了唐代的教训深，才矫枉过正至于如此。进不可攻，退不可守，兵无用而不能不要兵，始终在国防无办法状态下支撑。幸而还是宋代人特别重视读书人，军队虽未整理好，而文治方面仍能复兴，以此内部也还没有出什么大毛病。其大体得失如是。

闲人一名

钱先生的文章好。谢谢小夏的转帖。

夏加坤

17# 闲人一名
不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