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历史系讲师张仲民：谁来给革命下定义？

亚平

王奇生教授的《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虽然是一本论文集，但作者着力描绘的和尽量凸显的是“革命与反革命”这个主题，并特别指明：“革命不是孤立发生的，革命史也不应该孤立地研究和书写。20世纪的中国革命应该放回20世纪中国历史的大背景下考察，放在社会文化的大视野下考察，不仅要研究‘革命’，同时也要研究‘不革命’和‘反革命’。”事实上，标题“革命与反革命”，并不能完全体现书之全部内容，但这没有影响书的质量，反倒会增加其销量，很多读者和评论者都是冲着“革命与反革命”而来。毕竟，对于深受革命文化熏陶的人们来说，望“文”生义，自当别具慧心。
    然而，在传统的政治史研究视野里，一般关注的都是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轻忽和漠视中国青年党及其国家主义思潮的存在和影响”，更忽略了当时关于革命的政治文化是如何建构的，“革命”的合法性是怎么确立的，当时之人、不同集团对于“革命”的各种表述和争夺，尤其是均被国共两党定义为“反革命”的青年党，居然标榜自己为“新革命党”，以与国民党进行区隔。之后，青年党同国民党、共产党之间的互动、对抗、论战，都是中国近代政治史、革命文化史上饶富兴味的话题。如作者在书中指出的，某种程度上，三党虽皆可被视为以“革命”为共同诉求的民族主义政党，“它们相互之间其实是争多而合少”，各自根据其政治利益与意识形态立场来诠释和实践“革命”，为此甚或不择手段，其间的斗争非常残酷与激烈，一个原因是肇端于对“革命”符号的定义和竞逐，因为革命其时已经“被建构为一种最高的道德和使命实践的正当性”，拥有了“革命”的正统性、权威性，就拥有了最大的象征权力。相反相承，“反革命”则被视为一种莫大的罪恶，于是，“反革命罪”的发明也就水到渠成，初遭此罪审判的则是国共联合北伐的对象之一吴佩孚手下大将陈嘉谟和刘玉春。尽管“革命”光荣同“反革命罪”之区别，并无明显的楚河汉界，其划分往往因人而异、因时而变，但这正是严酷的斗争现实与策略需要，模糊的界限和可以随机定义的标准，恰能赋予自己打击对手的最大效力。有意思的是，在“革命”被日趋神圣化、正义化、符号化的同时，其专断性、随意性及虚伪性也随之而来，在很多情况下都沦为一种排斥异己、派系斗争的“诛心术”，不可避免导致了“多少罪恶假汝以行”的结果。
    “革命”及革命文化的建构与实践离不开政治力量的动员，对于力主“革命”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在长期的艰苦斗争实践中，其人员构成、动员效果与物质配合远比历史教科书及革命史、党史书写中所呈现的那样复杂。因相关资料保存较好，作者分别以上海都市中的地下党和广东乡村社会中的地下党为例，关注其地方性和差异性，考察中共地下党在城市与乡村中呈现的不同面向，讨论其人员构成变化及活动特色。通过研究，作者发现，“四·一二”之前上海的地下党，“号称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基础，其实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传统的帮会组织之上，两者的调适并非易事，所谓无产阶级政党的纯洁性、组织的有效性更难保障”。这致使很多的动员活动与政治斗争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更不必说“党团之争”所造成的阻碍。而“大革命”失败之后的广东地下党，与以都市为主要活动场域的上海地下党明显不同，其党员构成的农民特征明显，此种情形跟中共的盲目扩大、农民对中共的不了解，以及部分人的投机和“靠党谋生”观念有关，“一大批低层农民是在不知党和革命为何物，亦不明党的主义和政策的情况下被卷入革命队伍的；另一些处于社会边缘的失业者、流氓无产者出于生存的需要才投身革命行列”。这必然导致广东地下党组织涣散、党员素质不高容易叛变、严重依赖上级拨款、难以有效动员等现象的出现。
    作为中共和青年党的对手方国民党，其高层政治和基层运作、以及对大学校园的渗透等情况，限于篇幅和兴趣，笔者不再引介。其实，相比对民国政治问题的重点讨论，笔者最欣赏的还是该书第一篇文章——《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
    这或许是一篇经典研究。王先生指出：《新青年》之所以从初期寂寂无闻到后来影响广大，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青年》同人“运动”出来的，跟《新青年》作者队伍的改变、思想主张的激进化以及社会时代环境之变动，特别是五四运动的发生有关，也跟陈独秀等人对媒体传播技巧的娴熟运用大有关系。王先生从传播学的角度注意到陈独秀与《新青年》采用的传播策略之重要，为我们揭示了“中心”知识分子陈独秀及《新青年》同人的“运动”策略之于五四新文化所以成为“运动”的意义，洵属导夫先路之见(当然也有杨琥等学者对此有异议)。不过，从本质上讲，传播媒体作为一种权力运作方式，旨在影响或改变受众，它必须首先对其承载的信息进行筛选和分门别类，然后再有选择性地对某些信息进行放大、缩小或遮蔽，达到影响或改变受众的意图。换言之，传播媒体本身即具有可操控性、欺骗性、片面性和利益导向性，像陈独秀等利用传播媒体进行的“炒作”，实际为五四时期许多知识分子惯用。恰似杜亚泉的批评，“近今言论家，惩于国民之奄忽无生气，故其立论惯取刺激之口吻。亡国灭种，视为常谈；奴隶牛马，时发警告。甚或一平常之事，而亦推类至尽，谓其结果必将如何如何。”
    最后要谈的是，在大陆的民国史研究中，包括党史、革命史在内的政治史研究，一直居于独大地位，但近年来却不免越走越窄，太过依赖新材料的发现和使用——或藉此希望能有惊天大秘密发现，还有一些学者被迫转而去从事次等选题的研究，却不愿意在解读材料和方法论上“别求新声”。由是，很多学者不但无力对很多老问题提出新看法，也无法从旧材料中读出新意义，只能用新材料说明老问题，或墨守成规，去开发似新实旧的老课题。王奇生教授这本书，难能可贵的，就是从很常见的“旧材料”中读出了新意义、新发现，弥补了一些研究缺陷，大大改变和增加了我们对过去一些老问题的认知。就此而言，的确不负他“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悬鹄。只是，对于不少读者而言，可能意犹未尽，还会对王先生提出更高的要求，因为通观全书，我们能明显感觉出作者对于民国政治背后的社会文化考察，在许多地方都落实得还不够，谈政治本身的比较多，对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更深入关联、对于政治文化议题的更深入开展，都显薄弱，特别是我们将其放入新文化史脉络中的政治文化史研究背景下，同西方学者的政治文化史研究议题及方法论进行对比之时，此种反差就愈趋显著。反躬自省，无疑，无论是在方法论，或是在研究议题上，我们都还需要进一步地同欧美主流史家进行对话与接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