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 叶曙明《中国1927·谁主沉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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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data.book.163.com/book/home/009200250003/000BBFSR.html 中国1927·谁主沉浮（再现国共两党恩恩怨怨的前世今生）
1920年代，一场震撼中国的大革命风暴，彻底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 当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被辛亥革命推翻后，中国的未来，曾经有过无限的可能性。全体中国人都在黑暗中探索与奋斗。这是一出无剧本、无导演、无监制，亦无固定演员的历史大戏。直到大革命的星星之火，在国共两党合作之下，以燎原之势，在短短几年内席卷长江以南，波及全国，最终摧毁了北洋官僚集团的统治，使国民党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打破了以往只有北方统一南方，没有南方统一北方的历史神话，从而使中国迈入了一个新纪元。 尽管这场革命只是昙花一现，最终以国共两党流血分裂告终，但它的影子，却一直徘徊于中国的政治生活当中。它所形成的一系列思想理论以及具体的政治方式，包括社会动员模式、革命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一直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在回顾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历史，从井冈山到北京城，从土地革命到文化大革命，我们都不难找到1920年代那场大革命的遗传基因。
作者: 叶曙明	出版: 花城出版社	类型: 连载
性质: 免费阅读	定价: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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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革命，到南方去

“革命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列宁的这句名言，曾经令无数革命者激情澎湃，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波澜壮阔的时代中去。金戈铁马、流血牺牲，前赴后继，奋斗不息，写下了一页页惊天地、泣鬼神的篇章。

大革命，对于生活在21世纪的人来说，已是一个十分陌生的名词了。人们几乎已经淡忘，在距今八十多年前，在距离北京三千多公里的中国南部，在南海之滨、五岭之阳的广东，曾经成为一场震撼中国历史的大革命中心。这场革命，彻底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在国共两党合作之下，在短短几年时间里，由星星之火，发展成燎原之势，席卷长江以南，波及全国，最终摧毁了北洋官僚集团的统治，使国民党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打破了以往只有北方统一南方，没有南方统一北方的历史神话。

尽管这场革命只是昙花一现，最终以国共两党流血分裂告终，但它的影子，却一直徘徊于中国的政治生活当中。它所形成的一系列思想理论以及具体的政治方式，包括社会动员模式、革命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一直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在回顾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历史，从井冈山到北京城，从土地革命到文化大革命，我们都不难找到1920年代那场大革命的遗传基因。

这场影响中国几十年的大革命，为什么不发生在天子脚下的北方，不发生在黄土高原，不发生在西方势力强盛的东部沿海，却发生在广东呢？

自古以来广东就不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它的地理特点，对内相对封闭（有五岭阻隔），对外则完全开放，它拥有中国最大的一片海洋国土 南海，有八千多公里长的海岸线，从汉代起就是海上丝路的始发地。虽僻在南版，然门户四达。当中国处在一个封闭的大陆农业社会时，广东被视为偏远的蛮荒之地；但当世界进入海洋时代以后，广东便成为中国面对世界的最前沿了。

历代王朝对广东的控制，本来就有鞭长莫及之感，在经历了太平天国动乱之后，国家机器已严重破损失灵，对南方的管治，更趋于松弛。在近代史上，第一波从南向北的革命，是太平天国；第二波，是同盟会的反清革命；第三波，就是1920年代的大革命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其发源地都在广东（太平天国虽然起于广西，但一班领袖大多为广东人），这就绝不是偶然的了。

中国有句老话：“王气在北方，民气在南方”。早在鸦片战争时，林则徐就觉得广东有一股强悍的“民气”，可与洋人决一雌雄，他向朝廷请战时说：“民气可用。”民气固然可用，却不是人人会用。善用者，可以做出惊天动地的大事，叫高山低头，河水让路，甚至创造历史、改写历史。

广东离“王气”最远，民气最盛。这恰恰是它成为近代政治文化试验区的最有利条件。从“五四运动”开始，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民主主义、人本主义、安那其主义、民粹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各种学说，在北方蓬勃兴起，百家争鸣，处士横议。但要把这些新思想化作改造社会的行动，则广东是一块首选的实验田。孙文搞三民主义要到广东来，陈炯明搞地方自治也要到广东来，共产党搞共产主义革命，也要到广东来。

昔日黄埔军校门口有一著名对联：“升官发财请走他路，贪生畏死莫入斯门”，横批“革命者来”。这也是1920年代广东在全国热血青年心中的形象。大批有理想、有智慧、有行动能力的社会精英，便如怒潮排壑一般投奔革命而来了。

1895年，孙文第一次发现日本报纸把他称作革命党时，十分吃惊。他的同伙陈少白说：“做皇帝才革命，我们哪里是革命？我们只是造反罢了。”时间仅仅过去25年，在中国再没有哪个词比“革命”更时髦，更响亮了。

《易经》云：“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据后人解释，“革命”的“革”字，上为“廿”，下为“十”，含有“三十年为一世而道更”之意；而“命”则代表天命。中国人用“革命”对应英文的“revolution”，不无道理，在英文中，revolution既有大变革的意思，亦含有天体循环运行之意。似乎革命无论无论在中国还是外国，总是和周期性的改朝换代联系起来，而被赋予“天道”的内涵。

辛亥革命本身就是一次改朝换代，但不仅仅是天子易姓，而是以符合天道的“民主共和”，取代无道的“皇权专制”。然二者如何在价值上对接，便成了令人傍徨与头痛的事情。直到“五四运动”，中国基本上处于一个政治权威的真空期。皇帝打倒了，传统的伦理道德、纲常秩序、价值信仰，失去了皇权的靠山，便再无往日的法力了。民国第一、二任总统，都是匆匆上台，又匆匆被自己的手下逐去。孙文在西南护法，亦复如是，使政治权威的失落，达到崩溃的边缘。

台上幕落暗场，幕后在忙忙碌碌地更换布景，而幕前的观众，却已经不耐烦地跳将起来，他们发现，这是一出无剧本、无导演、无监制，亦无固定演员的戏。中原逐鹿，捷足先得。于是纷纷登台，各显身手。思想的自由度、学术的自由度，反而空前大增。

知识分子肩负起在传统价值的废墟上，重新建构价值的任务。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从第二卷起改名为《新青年》），它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启程炮。《新青年》面世之初，标榜“不谈政治”，以写“两个蝴蝶，双双飞上天”（胡适诗）一类白话诗为时髦，凸现了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色彩，而不是一场社会改革运动。这一时期的陈独秀，也是激情澎湃的启蒙思想家，而非社会革命家。

陈独秀，安徽怀宁人，前清秀才出身。1917年，北大校长蔡元培把陈独秀延揽入校，掌文科学长。新文化运动达至高潮，民主、科学高唱入云，白话文大行其道，掀起文学革命的大潮。

俄国十月革命成功，促使陈独秀迅速向左转。他断定非得以阶级斗争为手段，对社会从根本上加以改造，无法彻底解决中国积弊。他与李大钊共同创办了“专谈政治”的《每周评论》，便是改弦易辙的产物。

李大钊是河北乐亭人，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一位不遗余力的政治革命“吹鼓手”，与陈独秀并称“南陈北李”，是有名的美男子，生平除了革命，最大的嗜好就是抽烟，一天可以抽上三罐纸烟。1918年底李大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一文；1919年初又写了为俄国革命欢呼的《Bolshevism的胜利》，热情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陈独秀之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受李大钊影响，也许更甚于受俄国革命的直接影响。

那个时代的学者名流，人人奢谈主义，但李大钊是第一个清楚地领悟到“主义”的政治动员作用，也是有意识把提出鲜明的政治口号，作为鼓动民众手段的第一人。尽管当初孙文搞同盟会，也提出过“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但那只是内部的盟誓，并没有成为社会流行语，威力已相当惊人。李大钊率先喊出了“打倒全世界资本的阶级”的激烈口号，足以把天掀塌了一半。

1918年7月25日，苏俄政府发表对华宣言，“凡从前与日本、中国及协约国所订的密约，一律取消”；“凡从前俄罗斯帝国政府时代，在中国满洲以及别处用侵略的手段而取得的土地，一律放弃。”

这个宣言的背景，是苏维埃政府刚刚成立，面对协约国军事干涉和白俄兴波作浪，在国际上十分孤立，政权岌岌可危，所以要博取一个同样受帝国主义欺凌的邻国同情。果然，一纸宣言，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对于中国人来说，简直是寒冬里的一把火，把所有人都烧得暖烘烘的。一时间，人人眼中噙泪，攘臂欢呼，亲俄成了知识界的新潮流，大学争相开设俄文班、俄文系；共产主义小组、社会主义研究社、马克主义研究会一类社团，在大江南北纷纷冒出，形成百川赴海之势。

陈独秀出狱后，带着《新青年》离开了北京，到上海筹组共产党。1920年3月，共产国际派了一个代表到中国，名叫维经斯基（又译为魏金斯基、威金斯基等，中国名字叫吴廷康），时任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主席团委员，由李大钊介绍，在上海和陈独秀会面，探讨在中国成立共产党组织的可能性。

维经斯基还肩负着在上海成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的任务。书记处的其中一项工作是：在中国进行共产党的组建工作。陈独秀本来就早有打算，双方一拍即合。5月成立了共产党的临时中央，并开始在全国各地建立共产党的基层组织。维经斯基做梦也没想到，原以为十分艰难的任务，竟如此轻而易举就完成了。

当时，广东省长、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在广东推行自治，建设模范省，盛情邀请陈独秀到广东办教育。陈独秀向陈炯明约法三章：一、教育独立，不受行政干涉；二、以广东全省收入十分之一拨充教育经费；三、行政措施与教育所提倡的学说保持一致。陈炯明满口应承。1920年12月25日，陈独秀来到了文化界、思想界皆一片死寂的广州。在推进广东教育事业之余，还计划在南方筹备组织共产主义组织。

1921年2月14日，广东省政府公布由陈独秀主持起草的《全省教育委员会组织法》，实行以合议制的委员会代替旧制的省教育厅。3月8日，教育委员会正式成立，政务委员八人，另有若干名事务委员。政务委员中，四人由省长委任，四人由全省大学校长、各专门学校、师范学校校长及大学教授互选产生。委员长由全会委员互选产生。委员及委员长均任期一年，可以连任，委员长必须兼任大学校长。第一任委员长由省长聘请陈独秀担任（兼大学预科校长），以后按组织法选举产生。

《新青年》杂志也随着陈独秀南迁。4月1日出版了在广州的第一期（即八卷六号）。在《新青年》南迁之前，由陈公博、谭平山、谭植棠等人主编的《广东群报》，是陈独秀发表言论的主要阵地。陈独秀与南方的无政府主义者展开了激烈论战。陈氏不仅四处演讲，而且在报纸上，连篇累牍，发表言论，大力宣传社会主义和教育改革主张，半年内，在《广东群报》、《新青年》、《民国日报》、《曙光》杂志上，一口气发表了四十多篇尖锐激烈的文章，广东的一潭死水，终于掀起千层巨浪。

从3月中旬开始，一批顽固守旧人士，以陈独秀主张“讨父”、“仇孝”、“公妻”、“妇女国有”为由，呼吁把他逐出广东。上海广肇公所发表讨陈檄文，声称：“上海各报记载广东教育行政委员陈独秀四处演说，主张百善以淫为首，万恶以孝为先。陈独秀身为教育行政委员，敢倡此等邪说，留毒社会。贻害青年，非率人类为禽兽不止。诸公爱乡念切，谅不坐视。务望主持公论，驱逐枭獍，勿使尔迹吾粤，不胜盼切之至。”他们把陈独秀称为“陈毒兽”。3月16日，陈炯明在报纸上为陈独秀公开辩护：“陈独秀先生当代教育大家，道德高尚。现在改良粤省教育，倚畀方殷。沪报所载，系属谣传，请勿轻信为盼。”

陈独秀对谣言倒并不太在意，他的精力，都放在筹建广东共产党的事情上了。3、4月间，广东共产党组织成立，初由陈独秀任书记，后由谭平山继任。谭植棠任宣传委员，陈公博任组织委员，以《广东群报》为机关报，着手重建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通过青年团作外围组织，吸收党员。陈独秀还利用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职权，创办了“宣传员养成所”，以陈公博为所长。

当时，上海的共产党临时中央提出，要么陈独秀回上海主持工作，要么把中央机关迁到广州。陈独秀反对中央南迁，他说广州到处都是无政府主义者，地理上也不适中，不同意党的机关搬广州。他并提醒大家，革命要靠自己的力量尽力而为，我们不要第三国际的钱。拿人家的钱，就要跟人家走。到了5月，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日子渐近，上海方面，频频催促陈氏和广东代表，即赴上海参加中共“一大”。陈独秀遂向陈炯明提出辞呈。陈炯明一再挽留。

6月底，陈炯明出师援桂，不在广州，陈独秀再以“染恙”为由，提出辞职，9月11日离粤返沪。陈炯明在军旅之中，闻讯急电挽留，劝陈独秀：“仍望以教育为重，当风独立，我做我事，不萌退志为要。至于一切障碍，我当能为委员会扫除之。” 同时派人回广州挽留，但可惜，他的代表到达广州时，陈独秀已经在前往香港的轮船上了。

1921年6月，又一位对中国革命起重要作用的人物出场了。根据列宁的推荐，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被派到中国。当时苏俄已打败了白俄势力，远东共和国也成立了，苏维埃政权在整个远东地区终于站稳了脚跟。这时，苏俄的着眼点，已不再是如何争取中国的同情，而是如何向中国输出革命了。

马林是荷兰人，共产国际的执行委员。通过维经斯基介绍，他结识了李大钊。李大钊让张国焘陪马林去上海。当时陈独秀不在上海。7月，在马林主持下，来自全国各地的13名代表，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组织。缺席的陈独秀当选为党的最高负责人 中央局书记。

马林是共产党成立的见证人，但他本人却并不看好这个组织，甚至觉得是维经斯基一手搞出来的“早产儿”，本不该这么早降生的。 他反而更看好孙文的国民党。但也有人认为，把共产党这个“早产儿”催生出来的，其实正是马林自己，而不是维经斯基。中共创始人之一的包惠僧即持此种看法，他说：“如果不是他（马林）来，我们党的 一大 会议可能要推迟一两年，或更多一点酝酿时间。”

这时中共组织还很弱小，只有五六十名党员，大部分是知识分子，而且是个不能公开活动的秘密政党，国民党则是一个在全国有影响力的大党，革命历史悠久，有两广的地盘、近10万军队，而且得到工人和市民的支持 这主要得归功于陈炯明卓有成效的地方自治运动 这些都是中共在短期内难望项背的。

因此，马林瞧不起中共，陈独秀也不喜欢马林。陈独秀甚至不让中共加入第三国际。有一回张太雷在陈独秀面前谈到共产国际，话还没说完，陈独秀就猛拍桌子，大发雷霆：“我们有多大的能力干多大的事，决不能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我可以不干这个书记，但中国共产党决不能戴第三国际这顶大帽子。”

按张国焘的预算，中共中央的活动经费，每月大约一千多元，马林答应这笔钱由共产国际出，据包惠僧说，陈独秀坚决不准中共领取共产国际的经费，以免影响中共的独立自主。他要求革命者都应无报酬地为党服务，领了钱就等于雇佣革命。

然而，中共是否真的没有从共产国际领钱呢？有一段时间，陈独秀与马林二人频频争吵，竟闹到互不见面。马林怒气冲冲地责备，“一年来第三国际在中国用了二十余万而成绩如此，中国同志未免太不努力”。 陈独秀反唇相讥：“我们哪里用了这样多？半数是第三国际代表自己拿去住洋房吃面包，如何诬赖别人！”这番对话似乎也证明了，中共并没有拒绝国际的资助。

1921年10月4日，陈独秀、杨明斋、包惠僧等人，在上海法租界渔阳里2号的陈宅里被捕。马林立即展开营救行动，据包惠僧说：“马林使尽了气力，请了一名法国律师名巴和，承办这个案子。马林花了很多钱，费了很多力，才打通了会审公堂的各个关节。”这并不是马林自己的钱，而是共产国际的经费。这样一来，就算陈独秀真的不想要国际的钱也不行了，而且是用在自己身上。虽然他性格倔强，也无话可说了。出狱后，陈独秀对马林的态度，便完全改变了。

陈独秀与马林和谐地会谈了两次，一切问题都得到了适当的解决：1、全世界共运总部设在莫斯科，各国共产党都是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2、赤色职工国际与中共劳动组合书记部，是有经济联系的组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计划及预算，每年都要赤色国际批准施行。3、中共中央不受第三国际的经济支援，如有必要的开支，由劳动组合书记部调拨。

这种戏剧性的转变，以后几年里，在陈独秀身上，还发生过好几次。

根据陈、马达成的协议，名义上，中共还是不接受共产国际的金钱，但实际上只不过是从赤色职工国际、劳动组合书记部绕了一个圈而已。1922年6月，在陈独秀一份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列明中共自1921年10月起至1922年6月止的收入与开支情况，其中收入部分，自行募捐1000元，国际协款为16655元。 到1923年召开中共三大时，连赤色职工国际的圈也不再绕了，中共的经费，几乎全部直接来自共产国际。陈独秀在三大上说：“今年（1923年6月之前）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约有1.5万，其中1600用在这次代表会议上。经费是分发给各个小组的，同时还用在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上，用在联络上和用在出版周刊上。”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共产党成立，一转眼就五个月了，似乎没有什么大动作，与其说是一个革命党，还不如说更像一个学术团体。马林静极思动，想到南方实地视察一番。于是，在翻译张太雷陪同下，化名“西蒙博士”，风尘仆仆，赶到两广，分别拜会护法政府非常大总统孙文和省长陈炯明。此时国民党正在积极准备北伐，热闹的政治气氛，令马林眼前一亮。

马林在桂林和孙文两度晤谈，建议国民党在与苏俄合作的前提下，“一、改组国民党，与社会各阶层，尤其与农民、劳工大众联合；二、创办军官学校，建立革命军的基础；三、谋求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

孙文，广东香山县人，生于1866年，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一位坚定不移的革命党领袖，自称“生平酷爱革命”，不仅要用革命来创造国家，还要用革命来改造国家。对苏俄的建议，他的反应不冷不热，他不太相信苏俄能够搞成社会主义，这个朋友是否交得过，视乎他能提供多少军事和物资援助。他略带敷衍地说，他要等到北伐之后，才能和苏俄公开结盟，到时俄中两国可以一起解放亚洲，但如果过早公开联俄，会引起列强的干预。

何况孙文正和亲日的奉系、皖系结盟，对付直系。众所周知，日、俄两国是不共戴天的世仇，孙文到底如何取舍，颇费周章。孙文对马林说：如果他不联俄，就能在不受列强干涉的情况下，把中国的事情办好。

马林在广州也和陈炯明长谈三次，他发现，俄国革命刚成功时，陈炯明曾一度“完全站在俄国革命一边”，确实，1920年陈炯明在漳州时还写信给列宁说：“余深信布尔什维克主义将对人类带来欢乐，余愿为此一主义彻底实现而奋斗”，可是“俄国的发展又使他向右转”。究竟是什么样的发展令他转得这么快？为什么当“十月革命”的效应，在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中还是持续高温时，他已经迅速冷却下来？这一点很值得历史学家研究。马林说陈炯明向他表示“对党的专政不感兴趣”， 或可部分反映出，当时陈炯明的思想。

尽管没有得到实质性的东西，但此行却令马林对国民党的观感，锦上添花，再加几分。他在广州目睹了香港海员在国民党指导下举行大罢工，亲见几千工人在黄花岗烈士墓前听国民党人宣讲反帝道理，又听说广州、香港、汕头有1.2万海员加入了国民党。这种群众场面，足以令任何一个职业革命家热血沸腾。于是马林认定国民党是一个倾向于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革命政党。

但有意无意间，马林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广州、汕头都是陈炯明的地盘，真正在广州支持办工人夜校、资助机器总会、调解劳资冲突的是省长陈炯明；香港海员工人罢工后，十几万罢工工人回到广州，也是陈炯明接待他们，不仅同意工人在广州设立办事处，作为罢工的总指挥部，而且在财政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拨出10万元给工人做罢工经费。但马林却把这一切都笼统地归之于孙文的国民党政策，从而为他的“国共合作”计划，提供有力的依据。

当时孙文全副心思都在北伐上，哪里顾得上工人罢工这类事情？马林把上海的共产党与南方的国民党作了一个比较：“关于中国的运动及其前途，上海给了我一个悲观的印象。到了南方我体验到，有可能进行有益的工作，而且工作定会卓有成效。” 以至于一回到上海，他就迫切地要求共产党加入到国民党里去。

但陈独秀对国民党的观感，却远没有马林这么美好。他觉得国民党“有很多毛病，如注重上层，勾结土匪，投机取巧，易于妥协，内部分子复杂，明争暗斗等”。 因此，对马林的建议，碍难采纳，而且广东、北京、上海、长沙、武昌各区的中共党人，也都强烈表示了“绝对不赞成，在事实上亦已无加入（国民党）之可能” 的态度。

马林被当头泼了一盆冷水。

揆诸事实，马林与陈独秀对国民党的评价，其实都没有大错。只不过双方的立足点不同，视角不同，得出来的结论，便一个说它是牛，一个说它是马，各取所需了。

马林在中国的工作，进展似乎不大，直到1922年4月他离开中国时，还没能说服中共加入国民党，胸中积郁难舒，闷闷不乐。当他登上前往新加坡的客轮时，只见一轮夕阳冉冉西沉，暝色浮天，夜潮骤起，这位荷兰革命家不禁平添了一腔旅人的愁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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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神容易送神难

孙文终于回到了广东，委任胡汉民为广东省长，廖仲恺为财政厅长，而他本人则统领陆海两军，重整旧山河。表面上，赶走了陈炯明，又获得了一块地盘。但老百姓的太平日子，却望断桃源无寻处。孙文要实践在上海发的大宏愿，建立一个三民主义的革命政府，统一国家，拯黎民于水火，依然是海市蜃楼。事实上，这块地盘还不是完全属于他的。他所面临的困局，甚至比和陈炯明破裂前，还要复杂得多。本来，驱逐了陈炯明，是革命的一大胜利，但现实往往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陈炯明的粤军占据着粤东大片地区，虎视眈眈。而广州城则被各怀鬼胎的滇桂联军霸占着，他们根本不把大元帅放在眼里，玩忽命令，坐地索饷，包烟包赌，无所不为。滇军第二师在西关，第三师在长堤和城内，第四师在佛山、石围塘，画地为牢，各开番摊、彩票、山铺票、白鸽票、字花、麻雀，招商承办，截留饷项。

当时的香港报纸写道：“草木皆兵之广州城，竟一旦尽变赌国，十色五光，应有尽有，已属绝对大观。且强占商店以做赌场，划分防地以截赌饷。赌国光复，灿烂极矣。”陈炯明治粤时代，赌博悬为厉禁，无人敢犯，现在斯人一去，赌禁大开，比禁赌前有过之而不及，香港报纸挖苦说：陈炯明是贼，但“贼”不肯、不忍开赌，而“讨贼”的人却大赌特赌，“真令吾侪小百姓欲哭无泪。”

不仅赌禁大开，烟禁也大开。灯馆开满城厢，街头巷尾，烟帜招摇。军队为了抢烟，经常在城里爆发枪战，子弹横飞，伤毙无辜。可怜的草民，既无处逃避，也无可申冤。军队强拉夫役、杂赌公开、鸦片公卖，甚至在光天化日之下，当街杀人、掳人勒赎的事情，竟然无日无之。广州市民岂止侧目而视，简直是目眦尽裂了。然而，尽管孙文把父老乡亲都得罪了，但军队却并不领他的情。北京政府任命沈鸿英督理广东军务，沈鸿英便立即翻脸，在广州发动叛乱，向孙文宣战。

孙文压抑不住怨气，斥责这些军人：“你们都是戴着我的帽子，来蹂躏我的家乡！我是革命党人，牺牲是不惜的，如果于国家有益，我就约同广东的父老兄弟一齐牺牲，也都是愿意的。可惜你们把我的家乡这样蹂躏，而于国事是毫无益处的，那我就不能再和各位一块办事，不得不和你们离开，我要回香山山去了！”

这些胡作非为的军队，没有一个是真心服膺孙文的，虽然他们都是孙文真金白银请回来的，但请神容易送神难，事到如今，这个黑锅他不想背也得背。孙文面对军队时，斥责他们蹂躏广东，但面对广东百姓时，又为军队开赌辩解：是因为广东人不肯“稍尽地主之责任”，出钱供养这十几万的大军，致使军队伙食无着，“为一时权宜计，藉赌饷以挹注目前。若军饷有着，则禁赌易如反掌。” 这样的解释，显然不能让广东人释怀。这些土匪军队并不是广东人召回来的，谁说广东人有供养他们的“责任”呢？

孙文向港商借钱时，承诺以全省税收为抵押，但现在所有征入机关，一切税收，悉入联军口袋；东江税收则归粤军所有。廖仲恺早年在日本留学是学经济的，但他也不懂得怎么才能无中生有，变钱出来。在这么一块面积不大的小地盘里，罗掘俱穷，来源断绝，不能兑现承诺，港商怨声载道，孙文也无如之何，他纵然有心革命，也难为无米之炊。报纸甚至哄传孙文将以海南岛为抵押，向日本借款，引起舆论大哗。孙文不得不出面否认。

然而，政府今天要讨伐陈炯明，明天要讨伐沈鸿英，后天要讨伐吴佩孚，未来的仗还有得打哩。三军未动，粮草先行。廖仲恺经常对马林诉苦，“钱的问题是他最大的忧虑，几乎唯一的忧虑，他一筹莫展。” 为了筹措军费，政府只好从老百姓身上打主意。“创设筵席鲜鱼品茗三鸟靴鞋火柴，乃至冥糨棺木横水渡坟墓苦力等苛细杂捐，名目繁多，至为百余种，百行失业，相继罢市”； 又对全市官产、公产进行大贱卖。

所谓官产与公产，官产是指官地上的产业，比如珠江河面的冲积地、前清八旗兵驻地、旗人聚居地和西门口外宜民市。凡是拿不出房地产契证明的，都属官产。公产是指公共财产的建筑，如寺观、庵堂、庙宇、会馆、乡约公所等。

广东商界老前辈梁永说：“由于公产开投，一批古建筑文物被改建或拆建了，十分可惜。如第十甫的文昌庙，开投后改建为西南酒家（现广州酒家），部分开马路（文昌庙）被拆；下九路的湄州会馆，改建为文贤酒家；越秀山脚的应元宫改建为现在的市二中”；云南会馆被置业公司改建为商铺。 一时间名迹荡尽，如疾风吹箨。《申报》揭露：“以官产、市产为名，纷纷没收庵堂寺观，继之而没收寺产、庵产，甚至学校公地、议会公款，亦被提去变卖”。

拍卖潮一开，许多私产也被当作公产拍卖。前清时代，广州的满族人都领有右都统衙门发给“右司执照”，在城内的旗下街居住，政府突然宣布“右司执照”失效，要么缴价赎买，要么马上卷铺盖迁出，其房屋在一夜之间成为官产，予以没收拍卖。“然变卖之款，其归公用者固多，而中饱自亦不免”。 全省绅商、行帮、外省商帮、宗教社团、知识界，乃至升斗小民，忍无可忍，纷纷发起抗议，风潮一起再起。

政府为了筹钱，又向商界开征营业牌照税。1923年8月，广州各银行、土丝各大行商开秘密会议，一致反对政府新增办的营业牌照税，拒绝申报，但大本营旋即发布命令，指商界拒绝申报营业牌照税，就是“附逆”行为。这个罪名可谓大矣，一旦成立，所有商家财产，皆可列为“逆产”，予取予夺，则师出有名了。前不久政府向新宁铁路索款三十万元，遭拒绝后，于7月中旬下令征收该路为军用。前车之鉴，商界被吓得魂不附体，立即软化下来，同意申报服从。

这是什么三民主义革命政府？广东的民权、民生，可以说比陈炯明时代还糟，比桂系统治时还糟，比袁世凯时代还糟，甚至和腐败的大清末年也无法相提并论。香港《华字日报》得出一个让人悲叹的结论：“南方政府坏在暴徒手；而北方政府则坏在官僚手。”

对孙文治下的广东现状，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谭平山、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也深为不满，他们联名致函孙文，提出严厉批评：“南方诸省的将领们扩张军队、压迫人民而犯下的罪恶并不比北方军阀稍逊。即令我们把这些人烧掉，在他们的骨灰里也找不到丝毫的革命民主的痕迹。” 可惜，后来被烧掉的，不是这些军人，而是广州的老百姓。即便是孙文最坚定的支持者，汪精卫在1924年也不得不承认：“数年以来，三千万（广东）人民受病甚矣，痛哉不忍言也。”

如此江山堪一恸。令人窒息的低气压笼罩着广东，山雨欲来，人心思乱，整个社会已全线亮起红灯，就像一个等待爆炸的火药库，只要一点点小火星，就会轰然冲天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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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俄容共政策的启动

对于职业革命家来说，“天下大乱”永远是一曲激动人心的交响乐。当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前后，大批肩负特殊使命的共产国际和苏俄代表，水陆兼程，纷至沓来。1922年8月，苏联人民外交委员会副委员长越飞在马林的陪同下，到访中国，一面以外交官身份与北洋政府周旋，一面以革命家身份与孙文联系。

就在越飞莅临之日，正是陈炯明与孙文公开决裂，分道扬镳之时。孙文北伐受挫，被迫离开广州，流寓上海。南方局势更加陷入颠倒纵横，混乱诡异的状态。《申报》发出无奈的感叹：“中山离粤，西南从此无政府矣。此后中华民国，究有合法统一政府与否？是诚一问题耳！”

越飞认为北洋政府虽存犹亡，不值得打交道，在他的政治蓝图中，中国未来的“合法统一政府”，须由南方的孙文与北方的吴佩孚共同组建，一个当政治领袖，一个当军事领袖。强强联手，庶可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越飞的“孙吴联盟”构想，也得到中共一部分人的附和，据工运领袖邓中夏说，陈独秀与李大钊，都是赞成搞这个联盟的。

于是，越飞信心十足，甚至想当然地给孙、吴二人预留了“总统”和“总司令”的位置，并在11月就迫不及待地宣称，孙文已经接受他的建议，答应和吴佩孚谈判了。其实并无此事。以“龙泉剑斩血汪洋，千里直趋黄河黄；大禹神功何其大，洛阳一气贯扶桑”自许的吴佩孚，时任两湖巡阅使，虎踞洛阳，顾盼自雄，大有秦帝按剑，诸侯西驰的气慨，区区南陲边地，并不放在眼里。而孙文正联合奉、皖，共同讨直，势在必行，且孙文怀疑陈炯明的叛变，得到吴佩孚支持，对直系可谓旧账未清，又添新债，除非吴佩孚肯信仰三民主义，否则，就算越飞舌灿莲花，也无法令冰炭同炉。

结果，越飞在北京、洛阳、上海之间，往返折冲，空忙一阵，到1922年底，他已经明白，一厢情愿的拉郎配，恐怕是水中捞月一场空。他写信给马林，承认自己过去对吴佩孚的言论，只是一时“戏言”，他愿意“结束我们过去的争论”。他强调“我当然把孙博士看作一个真正的革命家，把吴大帅看作利欲熏心的军阀。”

但孙文对苏联的政治制度，殊无好感，无论越飞劝他做什么，他只关心一点：“现在南方迫切需要财政援助”。有钱万事有商量。越飞向孙文提出三项条件：一、立即公开承认苏维埃为俄国的合法政府；二、与苏俄政府公开签订盟约；三、答应不禁止在中国进行布尔什维克宣传。那么，苏俄政府将给予国民党以道义和财政的援助。孙文说，第一、二条可以考虑，但第三条不行。

如果苏联能提供援助，孙文愿意对国民党进行改组，愿意派代表到莫斯科，愿意与苏联合作，同意中东路维持现状（即中东路北满段继续由苏联管理）和苏联军队继续占据外蒙。但如果没有援助，则一切免谈，他宁愿与德国合作。而越飞的态度同样强硬：“如果不进行党的改组，就不能给予援助”。

双方讨价还价，直到1923年1月26日，孙文和越飞终于发表联合宣言，第一条就是针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 既然共产组织不能引用于中国，那中共还有存在的必要吗？这一条无疑很伤中共的心，似乎意味着，连苏联也不把中共的工作当回事。

陈独秀后来有一段回顾，就直截了当地说，孙文的联俄，是为了苏联的物质援助：“他（苏联顾问鲍罗廷）的皮包夹有苏俄对国民党巨量物质的帮助，于是国民党始有1924年的改组及联俄政策。”

关于联俄容共政策，国民党内，众议纷纭。孙文召集胡汉民、廖仲恺、汪精卫这三大才子，各抒己见，陈说利害，以期集思广益。对于联俄问题，众无分歧，而对于容共，则莫衷一是。汪精卫强烈反对，他打了个很著名的比喻：“共产党羼入本党，本党的生命定要危险。譬如《西游记》上说，孙行者跳入猪精的腹内打跟斗，使金箍棒，猪精如何受得了。”

而廖仲恺则相反，大表赞成：“世界各国和中国都不能联络，我们在国际上正缺少朋友，现在俄国既诚心和我们联络，我们便不应该拒绝它的党徒。”

胡汉民介乎二者之间，依违两可：“凡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本党的，如果真正信仰本党的主义，共同努力于国民革命的，才可以收容。收容以后，如果随时发现了他们有旁的作用，或有旁的行动，足以危害本党的，我们应该随时加以淘汰。”

孙文兼听则明，但主意已决，说：“这一点也在乎我们自己，假使严密了我们的组织，严明了我们的纪律，昌明了我们的主义，任何分子加进来合作，我们都不怕的。”

于是，容共之事，就这样决定下来了。

越飞随后离开中国，前往日本热海养病。孙文派廖仲恺陪往，继续商讨“联俄容共”的各项细节。曾经加入过中共，不久又退了党的陈公博，在日本遇见越飞，两人间有一段颇堪玩味的对话。

越飞指出：“中国只有实行孙先生的三民主义，绝不能行共产主义。”

陈公博问：“苏俄希望共产主义何时在俄实行？”

越飞摇头不答。

陈问：“六十年共产主义在俄会实现吗？”

越飞说：“还是一个疑问。”

廖仲恺笑着说：“我们要做革命党也要做现在的革命党，不要作一百年后的革命党。”

在当时人看来，六十年是非常遥远的将来，但历史长河，一泻千里，从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到1991年苏联解体，七十四年转瞬即逝，共产主义仍然没有能够在苏俄成功。越飞是有真知灼见的。

关于越飞，最后还有一段小余波，几年后，胡汉民在政治斗争中倒了霉，被送到苏联避风头，又遇见了越飞。胡汉民问他：“民国十二年你在上海所发的宣言里，说过些什么话，你现在还记得，还承认么？”

越飞老老实实地回答：“我承认，我是有过那些意思的。”并且表示，他也很不以斯大林为然。果然君子无戏言，胡汉民听了以后，满意地说，像越飞的议论与行动，总还算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