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雷颐：歌功颂德也危险——两枚闲章引发的灾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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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颐：歌功颂德也危险——两枚闲章引发的灾祸

标签： 柳亚子

● 雷颐 （进入专栏）

出生于1887年的柳亚子早年投身辛亥革命，是同盟会会员，为著名反清诗社“南社”的创始人之一，并多年主持社务。如今，大多数南社社员早不为世人所知，但柳亚子却一直广为人知，主要原因是他与毛泽东多年的诗词交往，反复唱和。文革时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诗词不多，但唱和柳亚子的就有两首。毛泽东诗词当时人人要背，“柳亚子”遂为“亿万军民”所知。文革后公开的毛泽东诗词更多，当然与他的“唱和”也更多。           一           柳与毛交往甚早，现在有史可考的是二人相识于1926年5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届二中全会上，当时毛泽东是以共产党员的身份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柳亚子则是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与毛泽东相识甚早的人并不少，而柳亚子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恐怕是第一个写诗歌颂毛泽东的人。1929年，国共已分途两年，彼此残酷厮杀，毛泽东在井冈山坚持“武装斗争”，居住在上海的柳亚子写下了《存殁口号五首》，第一首就高度赞扬毛泽东：“神烈峰头墓草青，湘南赤帜正纵横。人间毁誉原休问，并世支那两列宁。”这“两列宁”诗末自注为“孙中山、毛润之”。当时，共产党只是“星星之火”，毛泽东还不是共产党的领袖，甚至连政治局成员都不是，柳亚子却将其与“国父”孙中山并列，并赞为“中国的列宁”这一若干年后中共党内才有的誉称。其中，可能有诗人写诗时的诗情与夸张，但此时能如此“器重”毛泽东，确实少见，慧眼独具。     1932年，井冈山几次“反围剿”大胜，柳亚子写下《怀人四截》，其中第一首写到：“平原门下亦寻常，脱颖如何竟处囊。十万大军凭掌握，登坛旗鼓看毛郎。”诗中“毛郎”，诗人自注“毛润芝”。以平原君和毛遂自荐的典故，讴歌毛泽东的敬仰之情。1945年夏初，柳又赋诗一首寄给毛泽东，诗题目是《延安一首，正月二十六日赋寄润芝》，登在《新华日报》上：“工农康乐新天地，革命功成万众和。世界光明两灯塔，延安遥接莫斯科。”不知柳氏对中共、对延安整风、对毛泽东政治理想和抱负究竟有多少了解，当时，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全世界共产党，都尊奉莫斯科为领导，一直到50年代中期，起码在公开场合和文献中，中共仍尊奉苏联为“老大哥”。而他此时就将“延安”与“莫斯科”并列，称为“世界革命两灯塔”，或许其中仍可能有诗人写诗时的诗情与夸张，但此句无疑恰中毛泽东之“下怀”。因为毛泽东一直对莫斯科颇有不满，“延安整风”的目的之一就是消除中共党内来自莫斯科的“国际派”的权力与影响，到50年代后期终于公开与“莫斯科”分裂、斗争。柳氏在1945年就将中苏两党并列，不能不再说一遍“确实少见，慧眼独具”。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来到重庆与国民党“和谈”。第三天，毛泽东就在重庆桂园寓所宴请柳亚子、沈钧儒等人。柳亚子激动不已，又赋诗一首，9月2日的《新华日报》以《赠毛润之老友》为题发表：“阔别羊城十九秋，重逢握手喜渝州。弥天大勇诚能格，遍地劳民战尚休。霖雨苍生新建国，云雷青史旧同舟。中山卡尔双源合，一笑昆仑顶上头。”赞扬毛“弥天大勇”、融合了孙中山和卡尔·马克思的学说，如登昆仑之巅。几天后，毛泽东又与柳亚子等人分析局势，柳亚子写《润之招谈于红岩嘴办事处》一诗：“得坐光风霁月中，矜平躁释百忧空。与君一席肺肝语，胜我十年萤雪功。”     毛泽东在重庆时，柳亚子还邀请画家尹瘦石为毛泽东画像，并为画像题诗一首：“恩马堂堂斯列健，人间又见此头颅。龙翔凤翥君堪喜，骥附骖随我敢吁。岳峙渊亭真磊落，天心民意要同符。双江会合巴渝地，听取欢虞万众呼。”毛泽东轰动一时的《沁园春·雪》也是因柳索诗而公开发表。柳亚子在跋语中赞叹道：“展读之余，叹为中国有词以来第一作手，虽苏、辛犹未能抗手，况余子乎!”他也和词一首，自谦“附润之骥尾”。在紧张的谈判期间，毛泽东听说柳亚子妻因病住院，专门写信给柳亚子询问病情以示关心，柳亚子又作诗两首呈送毛泽东表示感谢。收到柳诗，毛泽东在回信中赞扬说：毛泽东又致信柳亚子，赞扬柳亚子诗写得慷慨豪壮：“先生诗慨当以慷，卑视陆游陈亮，读之使人兴起。可惜我只是能读不能作。但是千万读者中多我一个读者，也不算辱没先生，我又引以自豪了。”得到毛泽东如此评价，柳亚子自然激动，又作诗回谢：“瑜亮同时君与我，几时煮酒论英雄。陆游陈亮宁卑视，卡尔中山愿略同。已见人民昌陕北，何当子弟起江东。冠裳玉帛葵丘会，骥尾追随倘许从。”表达希望追随毛泽东从陕北开始建立新中国之志。     1949年2月，柳亚子与许多民主人士一起，应毛泽东邀请北上参加筹备新政协，共商建国大计，令柳亚子格外激动兴奋的是，毛泽东专门给他单发了一封电报。接电后，他赋诗以示纪念，后又作《拟民谣二首》，其一曰：“太阳出来满地红，我们有个毛泽东。人民受苦三千载，今日翻身乐无穷。”南社诗人也学会这种“民谣”，足见世风、文风变化之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柳亚子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1950年10月初，中共中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盛大歌舞晚会，庆祝建国一周年。柳亚子连日观剧，诗兴大发，又作几首短调《浣溪沙》与毛泽东反复唱和，其中一首曰：“白鸽连翩奋舞前，工农大众力无边。推翻原子更金圆。战贩集团仇美帝，和平堡垒拥苏联。天安门上万红妍。”甚得毛泽东好评。之后，柳亚子仍时有歌颂毛泽东的诗词，如其中之一写道：“棋局虬髯输一着，太原公子信英雄。平生兀傲今低首，第一人才毛泽东。”另有一首写道：“大道能行天下公，中山此语死犹雄。虬髯不王扶馀岛，拥护湘潭毛泽东。”这两首诗都用了唐代传奇小说《虬髯客传》的典故歌颂毛泽东。据说在隋末大乱之时，群雄争霸，虬髯客本有争夺天下之志，但见“太原公子”李世民神气不凡，自知不能匹敌，遂倾其家财资助名将李靖，使其辅佐李世民成就功业，统一中原，而表示自己只能到海外的“扶馀岛”去称王，后来果真如此。柳氏第一诗用此典表示众人像虬髯客信服李世民强于自己那样信服毛泽东，而第二诗更进一步，连虬髯客都不愿到“扶馀岛”称王而拥毛，寓意普天下都“拥护湘潭毛泽东”。     柳亚子在北京迁新居后，因他早年在上海的报纸上开有“上天下地”专栏，1945年在重庆和毛泽东《沁园春·雪》词的结尾处有“君与我，要上天下地，把握今朝”之句，专门请毛泽东题写了“上天下地之庐”匾额，高悬客厅，以为无尚光荣。     柳亚子在1954年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1958年6月21日在北京病逝，首都各界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毛泽东送了花圈，刘少奇和周恩来等主祭并执绋送葬。           二           1963年春，为1966年纪念孙中山诞辰100周年做准备，周恩来总理指示中国革命博物馆要大力收集孙中山和同盟会元老、国民党左派廖仲恺、朱执信、何香凝、柳亚子等人的文物，并特派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到柳家,动员柳的氏后人捐赠遗物。柳亚子家人将他遗留的文献资料、诗文手稿及其他文物共6000余件捐献给博物馆。这些“革命文物”，还包括柳亚子的许多印章。作为传统文人，柳亚子甚好印章，据说他一生使用过的印章达160多枚，其中，自有许多闲章。没想到，其中两枚闲章，不久竟酿成一场大灾祸。     这两枚闲章，说来话长。1945年秋，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时，柳亚子请当时只有25岁的青年篆刻家曹立庵为毛泽东治印两枚，一为阴文“毛泽东印”，一为阳文的“润之”，毛见后甚为喜爱，立即钤在为柳亚子手书《沁园春·雪》词幅，以后还常用。柳亚子还请曹为自己刻了两枚闲章，其中一枚的印文是：“兄事斯大林，弟畜毛泽东”，另一枚印文是：“前身祢正平，后身王尔德；大儿斯大林，小儿毛泽东”。第一方文中的“兄事”、“弟畜”典出《史记·季布栾布列传》“长事袁丝，弟畜灌夫”，意为西汉名将季布的弟弟季心为人仗义，因避祸逃到吴国，躲在吴国丞相袁丝家里，他像待兄长一样尊敬袁丝，又像待弟辈一样友爱灌夫等人。柳亚子在1922年曾自称为“李（列）宁私淑弟子”，又与比自己小十余岁的毛泽东早就十分熟稔，故在闲章中以与“列宁学生”自比的斯大林、毛泽东“称兄道弟”来表示尊重爱护、追随其事业，对他来说，至少在1945年亦属自然。第二方印文中的“大儿”、“小儿”典出《后汉书·祢衡传》。祢衡字正平，为东汉末年才子，他在群贤荟萃的京城中只看得起孔融和杨修两人，常说：“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余子碌碌，莫足数也。”因孔融比祢正平大20岁，杨修比他小几岁，所以分称“大儿”、“小儿”。这里的“大儿”、“小儿”是“男儿”之意，是对自己钦佩的人物的尊敬。辛亥革命前的革命宣传家邹容，在其影响巨大的《革命军》中也曾使用“大儿华盛顿,小儿拿破仑”的说法,表示对美国和法国革命时期这两位领袖人物的尊崇。王尔德是19世纪末英国唯美主义作家，晚年赞成以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柳亚子似乎早有所感，怕引起误解，还特请曹在一枚闲章上刻边款云：“予倩立庵治印，援正平例，有大小儿语。北海齿德，远在祢上，正平德祖，亦生死肝胆交，绝无不敬之意，斯语特表示热爱耳。虑昧者不察，更乞立庵泐此，以溯其朔，并缀跋如左。1945年。亚子。”（曹立庵：《“亚子先生今不朽”：兼斥康生制造的“反动印章案”》，《柳亚子纪念文集》，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294页）他以狂士祢正平自称，但还是特地指出孔融孔北海的年龄、德行都超过“自己”，自己与杨修杨德祖是生死肝胆之交，所以“绝无不敬之意”、“特表热爱”。总之，这期间柳亚非常兴奋，还写了《短歌行，为曹立厂（即曹立庵）赋，十一月廿六日》，诗中有句曰：“列宁逝后斯君来，中山衣钵毛郎才”；“斯君屹立寰球重，毛郎大智兼神勇”。“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自非祢正平，狂语谁敢吐。大儿斯大林，小儿毛泽东。我狂胜祢生，斯毛真英雄。”表示自己比祢正平还要狂，但还是承认斯大林、毛泽东是真英雄。     对柳亚子文物，革命博物馆照例要整理、清点、编目造册，当时在“革博”保馆部工作、亲历此事的周永珍女士在《我所知和柳亚子两枚闲章被毁实况》（《世纪》，2001年第6期）一文中详述了当时的情况。印章清理由周永珍具体负责，馆方先用印泥打成印谱，然后请同一楼内北半部历史博物馆的文物鉴定权威史树青帮忙认字。史树青边认字边讲解，周永珍用铅笔将印文记在印谱该印旁边。清点到两枚闲章时，她记下字来，却对内容十分不解，一脸茫然。史树青见她完全不解，于是向她略讲典故，解释说这两枚印章都表达了柳亚子对革命的向往和对领袖的崇拜。由于时间紧张，周并未详问典故内容，于是按规定编辑目录、拍照、写草卡、打印目录卡片等，办完一系列手续，于1964年正式入藏。     然而，1966年春，这时“文革”大幕已经拉开，“阶级斗争”的“火药味”已经很浓，中共中央某单位的一位工作人员受命到中国革命博物馆查阅文物目录卡片，看到这两张贴着照片的印章卡片，认为印文是对领袖的不敬，有政治问题。有关领导大为紧张，革命博物馆馆长兼党委书记李兆炳也不敢做主，将卡片送交康生。不久，康生将卡片送回“革博”，并用红铅笔在卡片上批示：“反动之极”，是“反革命的”。康生还质问：“是个革命博物馆，还是个反革命博物馆？”并“彻底销毁”。根据康生旨意，这两枚印章被定性为“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反动印章”，康生权倾一时，令人“谈康色变”，李兆炳只好按康生指令，指示保管部执行，将两章销毁。销毁时由文化部负责人、革博保管部主任亲自监督，由复制组老师傅先将印章文字磨平，再敲碎成几段。按照有关规定，文物销毁，但账、卡要存档备查，于是将卡片封存。康生还说：“革命博物馆竟然接受和保存这样反革命的东西，令人十分惊异。”他对文化部做出批示此事要“彻底追查”。以“为革命研究历史”成名的戚本禹一夜之间红得发紫，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实掌文化部大权，派人来到革博，召开全馆群众大会，又将封存的卡片、文物照片和底版取出当众销毁。（柳亚子研究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王晶垚先生在《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2期发表的《纪念南社和柳亚子》一文，根据中国革命博物馆所存抄件，首次披露了康生在中国革命博物馆两张革命文物入藏卡片上的批示、1966年7月2日给文化部副部长批示的主要内容。）     “革博”为了更生动地反映革命历史，在收集“革命文物”的同时也要收集一些“非革命文物”及“反革命、反动文物”。但康生对此表示“惊异”、认为“革命博物馆”只能收集“革命文物”，收集其他文物就是“藏污纳垢”，所以对“革博”收藏范围进行“大批判”，对所藏文物进行清理，对有关人员进行批判。保管部主任夏立平首当其冲被“揪斗”，她的长女曾学白对笔者回忆了其母的遭遇：夏立平原名黄亦进，1944年19岁在北京贝满女中上高中时加入中共地下党，后一直在中共“北平城工部”领导下做地下工作。“文革”中她的罪状之一是在“清查”文物时，发现她在有关人物的文物归档编目时按姓名编目，这样，“革命人物”、“革命领袖”就与一些“反动人物”、甚至“反革命人物”按姓氏笔划编排在一起，这本是文物编目的通行规则，却被认为是“罪大恶极”。她被剃“阴阳头”，在“革博”大楼内一次次游斗，一次次被“革命群众”拳打脚踢，有次被斗昏死过去。“革博”馆长李兆炳是经历过长征的老红，此时也在劫难逃。他1932年参加红军、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被授少将军衔，1961年从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任上调到“革博”当馆长兼党委书记。他受到的迫害更残酷，被戴上手铐脚镣关入“牛棚”，多次被施以“踩杠子”酷刑，他的双脚祼骨被压断，后来手臂也被压断。数次刑讯下来，李兆炳的手脚全部残废，直到去世再未能站立起来。（晓农：《由柳亚子印章引发的冤案》，《世纪》，2001年第4期），为柳治印的曹立庵也被视为“黑书画家”、“反动资本家”和“老反革命”而长期被批斗。     “文革”结束，“柳案”平反，李、黄、曹才被“平反”。     此冤案的造成，康生无疑是关键人物。康生素以精通文史、金石、文物鉴定著称，不会不知道“大儿”、“小儿”、“兄事”、“弟畜”的典故，为何一定要将这两枚闲章定为“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反动印章”？柳亚子并非平常人物，他与毛泽东的长期交往、特殊关系尽人皆知，而康生长期深受毛泽东信任，这种信任在“文革”中达到顶点，为何执意要、而且敢将柳章定为“反动”？现在多数文章观点认为，他知道此事与周恩来有关，藉此“打周”。难道1966年就有“倒周”的想法？当然，也可能是“文化革命”是从“文化”开刀，文化部早就受到毛泽东严厉批评，深知此点的康生正在费尽心机首先要在“文化”系统寻找一个个“突破口”，而“文博”属“文化系统”、柳亚子文物又是文化部副部长亲自上门动员收集而来，正好为其提制造“罪状”提供了把柄。     种种分析各有道理，但真实原因究竟是什么，只能任人猜测了。不过，此事倒是提醒人们，“歌功颂德”其实也有风险，有时，风险还不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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