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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楼
发表于 2011-1-26 1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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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 队 散 记 叶文宪 养鸡 常常听说农民抱怨下乡插队的知识青年为了打牙祭改善伙食会干一些偷农民鸡鸭的勾当。可是我们在生产队里插队的那么多年里却不仅没有偷过农民的鸡，反而自己养鸡来改善生活。
那是下乡插队的第二年，开春时分看到农民纷纷赶集去买小鸡来喂养，我们也学着去买了十只小鸡。小鸡毛绒绒的，有黄有黑，煞是可爱。老乡告诉我们，要把小鸡放在篓子里，这样它们长大后就会认篓子为家，晚上归巢会自己进去的。我们从来也没有喂过小鸡，就言听计从地去买了一只用芦苇编成的鸡篓，把小鸡放在里面。刚刚买来的小鸡十分娇嫩，只能喂小米，我们就把自己分到的几斤小米拿来放在石臼里舂去壳来喂小鸡。平时就把小鸡放在篓子里，下田干活的时候就用一件旧衣服盖住鸡篓，小鸡以为天黑就安静下来了。收工回家一开门，小鸡见到光亮就唧唧喳喳叫个不停，给冷清清的屋里增添了几分生气。
一窝小鸡给平静的插队生活带来了一点点欢乐，可是好景不长，第三天午休我象前两天一样回来喂小鸡，推开房门却是鸦雀无声，一点动静也没有。“今天小鸡怎么啦？难道都睡觉啦？”我带着满腹疑惑掀开盖在鸡篓上的衣服，只见一只黑色的小鸡在里面团团打转，还没看清楚是怎么回事，它就窜出篓子逃出去了，原来不是小鸡而是一只老鼠，再定睛一看，鸡篓里面的十只小鸡已经都被老鼠咬死或拱死了。第一次喂小鸡就这样以失败而告终。
过两天又逢集了，我又去买了十只小鸡。这次接受上次的教训，下田出工时用绳子把鸡篓上的衣服扎住，这样老鼠就进不去了。在我们的悉心照料下第二窝小鸡渐渐长大了，先是翅膀上长出了几根硬毛，接着又长出了几根尾羽，慢慢地羽毛丰满了，十只鸡挤在鸡篓里已经住不下了。我就向农民要了几块旧土坯，用碎麦草和了一些泥巴在门旁的屋檐下给小鸡搭了一座小屋，还是两层楼的，底下是鸡舍，上面一层留给母鸡生蛋。到了中秋节，童子鸡长成了，我们就把几只小公鸡杀了吃了。那时的鸡都是真正的土鸡，那个味道比现在的鸡不知要好吃多少。
第二年开春小母鸡开始生蛋了，我按照老乡教的办法，每天早晨把鸡放出来的时候一只一只地摸母鸡的屁眼，发现有蛋的就把它堵在二楼里，等到生完蛋再放它出去，几次以后母鸡就学会自己跳到二楼去生蛋了，这样我就不必再每天挨个摸鸡屁眼了。那时的土鸡不象现在的洋鸡那样会生蛋，只能隔天生一个，但是五六只母鸡每天也能为我们生二三只蛋，生活马上就改善了。到了冬天我甚至还攒了几十个鸡蛋，就买了一只陶罐，泡上一罐盐水，把鸡蛋浸在里面，等到咸蛋吃完，陶罐也被盐腐蚀得酥碎了。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现在回想起当年的这一幕幕生活，还是觉得很有意思的。
喂猪 我们插队的淮北是个穷地方，一个工分只值几分钱，干一天活有十个工分只值几毛钱，辛辛苦苦一年下来也就挣个百把元。好在生产队也没有什么东西分给大家，主要就是粮食，一个人一年的口粮七七八八加在一起不过三、四百斤，作价也很便宜，总共就折合几十元，这样倒也还有几十元结余。我们的生活要求比农民高，这几十元钱当然是不够的。农民的生活水平尽管比我们要低得多，这区区几十元也是不够的。他们过日子，一靠多生孩子，人多口粮就分得多，到集市上卖粮食的价格是生产队分配时作价的十倍以上，这就等于赚钱了；二靠自留地，淮北人少地多，我们队里每人就可以分到半亩地，而且自留地都是精耕细种，产量是大田的好几倍，自留地是按人分的，人多地就多，这又赚钱了；三靠喂猪，平时养鸡生蛋卖钱毕竟只能换个油盐酱醋，一年喂一两头猪，过年、嫁女就都靠它了。喂猪对于农民来说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可以变废为宝。在生活和生产中总会产生一些菜皮麸糠之类的废料，用这些废料喂猪，可以聚沙成塔，还可以积肥，到年底一头二百来斤的大肥猪可以卖百十元钱，这对贫穷的农民来说实在是一笔非常可观的大钱啊。
我们的“家庭”是由两个男知青组成的，虽然没有多少余粮，但是也总有一些剩菜剩饭麸皮，平时就倒给邻居喂猪。于是我就想为什么我们自己不喂头猪呢？这样到过年回家时每人也能分几十元呢。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队长，队长把头摇得象拨浪鼓似的，连声说“不行，不行。”可是我坚持要试试，于是队长说苗猪你们喂不了，要末去买头半大的猪喂喂吧。第二天赶集，队长帮我们买了一头四十多斤的猪赶回来了。
在淮北喂猪比养鸡还简单，一般都在露天，连猪舍都不必盖，只要在地上楔一个木橛，把猪拴在木橛上就可以了。虽然喂猪不需要设备，但是猪吃得比鸡多得多了，好在我们每年要分千把斤山芋，每天煮一锅山芋，人挑好的吃一点，剩下来的就全给猪吃了。以前煮山芋时都要把两头削掉，现在就都留着，好让猪多吃一口。可是随着猪一天天长大，胃口也越来越大，好像天天都吃不饱似的，于是每天下田干活休息时我就去薅猪菜，可是一把猪菜丢下去，转眼就没有了。这样一直维持到秋天，猪长到百把斤时就再也不长了。农民劝我们把猪卖了吧，我们看看装山芋干的囤子越来越低，想想费时费力用粮食换猪肉也不合算，就决心把它卖了。
因为猪肉的价格比粮食要高得多，所以农民在卖猪之前都要象填鸭一样拼命地让猪多吃食，我们当然也不能免俗。卖猪的那天早晨我先煮了一锅山芋，让猪吃了个饱。过了个把小时又擀了一锅面条，猪从来也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居然又全吃下去了，把肚子吃得圆鼓鼓的。要知道这吃下去的山芋和面条都能卖出肉价钱呀，我们也越看越高兴。卖猪都要用车拉的，一则因为猪吃得太饱走不动了，二则防止它一路走一路拉屎，卖猪人都恨不得把猪的肛门也塞住，因为拉掉的屎都和肉一样贵啊。我向队里借了一辆平板车，把猪拉到了生猪站。谁知一过磅，猪才刚刚超过一百斤，还不够宰杀的标准，公家不收，就只能卖给私人，让人家继续去喂了。
辛辛苦苦忙活了大半年，买猪时花了二三十元，卖猪时得了四五十元，除去吃掉的粮食，细算下来也没有赚到什么钱。是苦？是乐？就算是体验了一把喂猪的生活吧。
种菜 我们插队的淮北地多人少，我们刚到队里，生产队就分给我们每人半亩自留地，两个人有八分田和两分菜园。因为是春天给的地，田里就只能种高粱了，那么菜园里种什么呢？我们一点经验也没有。俗话说“傻子过年看隔壁，别人咋过我咋过”，看着农民种什么菜、怎么种菜，我们也依样画葫芦地种。我们向农民要些菜种，到集市上买些菜秧，居然也把菜园种满了。
淮北农村比江南农村要穷得多，生活也要简单得多，就说这蔬菜吧，主要也就是萝卜和大白菜两样，连我们平时常吃的青菜都没有，更不要说别的花式菜了。农民家家户户都要种一大片辣椒，到秋后摘下来晒干，串起来挂在屋檐下，这一串红辣椒是他们常年要食用的，可是这不合我们的口味，而我们喜欢吃的圆圆的菜椒当地根本就没有。我想，如果把上海的蔬菜带到到淮北来种，不是可以改变这里的生活方式吗？
我的外公住在太仓，回上海过年时我去看望外公，就从太仓买了各种各样的菜种带回队里，第二年种在自己的菜园里，把菜园种得琳琅满目，引得农民都跑来看新鲜。
我不种当地的尖辣椒，改种上海的圆菜椒。菜椒和辣椒长的样子差不多，只是植株更粗壮，叶片颜色更深，可是等到第一批菜椒结出来以后它就停止生长，也不再结辣椒了，不象当地农民种的辣椒那样长得很高大，还上上下下挂满了辣椒。农民告诉我们那是因为缺肥的缘故，我想有道理，于是就学着农民的样子也用高粱杆围了一个茅厕，以便肥水不流外人田。我从上海带来了莴苣和蚕豆，这些蔬菜在当地都没有的，可是发现莴苣一长大以后就缺棵了，一问老乡，原来是给小孩子偷去当水果吃了。还有番茄也老是挂不住果。番茄当地倒是有的，但是青番茄长成后老是不肯红，等呀等呀，还没等到番茄红呢，就给小孩子偷摘去吃了。在农民们看来，偷这种好吃的东西不算偷，再说小孩子也都是同姓本家的，又不是外来的小偷，种了而不能保证收成，这就是他们不种这些可以生吃的蔬菜的原因。于是我们就只能在青番茄长成个以后就摘下来，结果那一年吃的番茄都是青涩的。自己种菜自己吃，也是别有一番乐趣。种菜吃与买菜吃不一样，我们平时炒菜都喜欢用两样搭配在一起烧，比如毛豆子炒咸菜、番茄冬瓜汤等等，可是自己种，那些菜却不是一起成熟的，有毛豆的时候咸菜还没腌，有番茄的时候冬瓜还没长成，所以这些菜都只能单独烧来吃。说到种冬瓜，那是我们种得最成功的蔬菜了。我在菜园周围搭了一个篱笆，在篱笆每边栽两棵冬瓜秧，让它搭在篱笆上长，平时根本都不要管。等到小冬瓜长成个了，就摘下来，一只冬瓜可以吃几天。八棵冬瓜此起彼伏，那年从夏天到秋天我们几乎天天吃冬瓜，炒菜也是冬瓜、烧汤也是冬瓜，连擀面条都切点冬瓜片下在面汤里，因为冬瓜切开后容易烂，所以只能拼命吃。到冬天我还留了两个老冬瓜切碎了放在腌的酱豆子里。也许因为那一年冬瓜吃得太多了，所以现在看见冬瓜就兴趣索然了。
住在生产队里的时候我年年都种菜，我觉得种菜比种花有意思得多，种花只能看，而种菜还能吃。在乡下时我总是幻想着将来回到城里如果有一片园子，我一定种菜而不种花，等回到城里后我住在二楼，种不成菜了，可是我还常常梦见自己回到乡下去种菜了，还每每在梦中为耽误季节而犯愁。也许种菜已经深深地印入了我的脑海，成为一段挥之不去的情结。
植棉 我们刚到农村的时候，淮北的农业生产技术还很落后，就说种棉花吧，他们是前面用牛拉犁穿一条沟，跟在后面的人就往沟里稀稀落落地丢棉种，第三个人用脚把泥土盖上就算完事了。等到棉苗出土以后去匀一次苗，长大一点耪地锄草的时候再间掉一些，棉花长得稀稀拉拉的，既不打杈掐头，也不施肥喷药，棉株长得只比膝盖高一点，一年亩产只有二三十斤。
虽然我从来没有种过田，但是也看得出来这样种法实在是太粗放了。正好那一年公社农技站要培训农民植棉技术，生产队长说我们知青有文化，就派我去了。在学校读书的时候我并不喜欢生物学，我的强项是数理化，但是文革以后所有的自然科学都被冷落了，那些年里我们一直在胡闹，革文化的命，写一些自以为是的大批判文章，现在能有机会学学植物、配配农药，也很不错。要知道在那个年头，生产队里除了老牛拉犁以外就没有什么像样的农业机械了，就象赵本山的手电筒是唯一的家用电器一样，手压式喷雾器也算是生产队里唯一的农用机械了，所以每当我们背着喷雾器在田里打农药的时候，农民们都会投来羡慕的眼光，我们心里也感到特别自豪。
通过学习我才知道原来种棉花也有那么多的学问，我还让家里买了一些关于种棉花的书寄来。这倒不是纸上谈兵，而是知识青年种田与老农种田的不同。第二年生产队让我和几位村里的年轻人组成一个植棉专业组，专门负责管理棉花。我们根据书上的要求进行合理密植，按时进行整枝打杈、喷洒农药、掐头去尖，当年棉花的长势就超过了往年。到秋天摘棉花的时候是全队人一起去的，看着齐胸高的棉花，大家都说从来也没见过棉花长得那么好，当年亩产就达到了七八十斤。第二年我从队里买了几斤棉花，弹了一条棉被，盖在身上特别暖和，倒不是因为棉花是自己种的，而是因为以前在上海买的棉被都是用次级的棉花弹的，高级的棉花都拿去纺纱织布了，而我们是拿最好的棉花弹的棉被，质量当然就好了。
后来公社把我们几十个知青集中起来办了一个知青农场，我还是负责种棉花。知青农场的条件比生产队好，自己有拖拉机耕田，化肥也比生产队更充足，所以我们种的棉花长得比人还高，象青纱帐一样，在田里打药时都见不到人，可是等到结了棉桃以后却接二连三地掉，那是因为疯长了，结果每亩只收了一百多斤，没能创造出新的记录。
从1969年1月下乡插队到1978年1月考上大学回到上海，我在淮北农村整整呆了9年。不管是在生产队还是在知青农场，我一直在种田，除了没有学过使牛耕地耙地以外，什么农活都干过，不要说打场扬场，连用耩耧播种也能来两下子。虽然论体力活我们干不过农民，但是我们比他们有文化，在科学种田方面我们可以做得比他们更强。1973年我父亲的工资恢复了，家里的生活条件有所改善，我就让他买些有关农业技术的书寄来，他把新华书店里能买到的种粮食的、种棉花的、种各种各样蔬菜的、看云识天气等等的书都寄来了。当我考上华东师大历史系回上海时就把这些书都送给了队里的年轻人，竟然装了几个纸板箱呢。
挖河 有一年冬天县里规划要在符离集那边挖一条很大的河，任务摊派到流域内每个生产队，我们生产队也摊到了一段。我从来也没有参加过挖河，就准备不回家过年，留下来跟着队里的农民一起去挖河。老乡们劝我别去，说那活太累，你们上海知青吃不消的。可是我想这正是一次难得的体验生活的机会，就坚持要去，最后队里终于同意我作为输送给养的后补队员参加后半程的挖河。
我们的生产队位于宿县的东边，离城有60多里，挖河工地在宿县的北边，也有几十里路，我们七八个人拉着板车，满载着工具、材料、行李、粮食、柴禾沿小路从斜刺里直穿过去，也走了整整一天半才到达工地。到了挖河工地，老乡们忙着卸车搭建住宿用的庵棚，我插不上手，就怀着极大的好奇心跑到大堤上面去看已经初具规模的挖河工地。
在上海的时候见过黄浦江、苏州河，那些自然形成的河流都是弯弯曲曲的，而眼前这条河却是笔直笔直的，联想到去崇明农场的同学那里玩的时候，在海滩上看到被潮水冲刷出来的水沟也都是弯弯曲曲的，我恍然大悟，原来那些直来直去的河道都是人工开凿的。眼前的这条人工河是一条主干河道，河底宽就将近百米，两边是一比三的斜坡，从平地到河底至少也有两层楼那么深。因为河很大，而挖河的土方又是按人头分配的，所以每个生产队分摊到的河段只有几米宽。这几米宽的河道就是各个生产队的作业面，大家的任务就是把自己摊到的河段里的泥用独轮车运上来，堆到河口外二三十米远的地方，堆成一道堤坝，堤坝内的河岸就成了河滩。我到工地的时候河道已经成形，从我的脚下向东西两边延伸出去，极目远望，哪边都见不到头。河筒子里是密密麻麻的一队队的人，井然有序地把自己作业面上的泥土往堤坝上面运。有时候在两个队之间会留着一道矮墙，那是他们的边界，等着技术员来测量，决定应该属于谁挖。要知道把每一立方土从河底运到岸上都要付出艰巨的劳动，所以谁也不愿意多干。看着河道里热火朝天的场面，我脑子里突然出现了一幅古代战场的景象，我想古代打仗的时候两军厮杀一定也是这样的，只不过今天是两队人马分别把土往两岸运，而当年应该是大家都往中间冲吧。
堤坝外面就是挖河民工的住地。其实那里原来也是农田，平整一下用粗木棍搭成人字形的支架，铺上秫秸，苫上麦秸，就成了断面为三角形的庵棚。因为挖河民工太多，附近的村庄根本无法接待那么多的人，所以大家都是自带建材搭庵棚露宿野外。好在北方的冬天不大下雨，只要能遮挡一下露水就行了。这种庵棚还没有一个人高，要低着头才能进去，底部的宽度不到两米，正够一个人横躺，在地上垫一层秫秸，上面再铺些麦草，人就睡在上面。看到这种庵棚，我立刻就想起在苏联油画里见到过的列宁被流放到拉兹里夫湖畔时住的那个窝棚，可惜当时相机是一种奢侈品，也没有摄影的雅兴，现在只能从网上下载一张列宁在拉兹里夫湖畔的图片，好让今天的年轻人想象一下当年我们挖河时的生活。
因为每个生产队的作业面只有几米宽，所以住地也只有几米宽窄窄的一条，大的生产队可以在上面搭两排庵棚，小的生产队只能搭一排。从堤坝上望下去，一排排庵棚鳞次栉比，虽然简陋土气，但是集聚在一起倒也十分壮观。这一场景又使我想到了古代的军营，那时军营里的帐篷一座接一座肯定也是这样的。一个庵棚里能住七八个人，一个生产队要搭好几个庵棚，最里边靠近堤坝的一个庵棚是厨房，离开最外边庵棚几十米远处是用秫秸围起来的临时厕所，几十个人个把月也能积不少肥呢。等到挖完河回家的时候，带来的粮食吃完了、柴禾也烧光了，板车腾出来的地方正好把肥料运回去。
挖河是桩苦活，那年头也没有什么机械，全部靠人力挖、用独轮车推，一比三的坡并不算陡，但是一个人已经无法把泥从下面运上来了，这就要由两三个人一起来拉，挖到河底深处坡度就陡了，连拉也不行了，就要用滑轮由人往下拽才能把车拉上来。掌车把推独轮车是技术活，我还不会，就只能干这拉绳拽车的活。挖河用的是拼体力的人海战术，早晨天不亮就出工，晚上一直要干到断黑才收工，叫做两头不见太阳。我第一次那么长时间干那么重的活，累得一停下来坐到地上就睡着了。尽管如此，大家还是拼命的干，因为谁都想早一天干完活回家，没有人愿意在工地上多待一天。
其实农民并不都想逃避挖河这份苦差事，很多人是乐意干这个活的，因为一来挖河挣的工分高，二来挖河吃的是公家饭，可以省下自己的口粮，何乐而不为呢？至于苦和累，农民们早就习惯了。但是挖河对于生产队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因为要准备几十个壮劳力的口粮。尽管要保证挖河的民工吃饱，但是全部吃细粮还是办不倒。我们吃的馍都是用一半麦面一半山芋粉或高粱面搀合在一起做成的，蒸熟以后是浅棕色的，不过还是比在家吃的全部用山芋粉或高粱面做成的深棕色的饼子要好吃得多。民工干活累胃口大，所以伙夫就把三个刀切馒头粘在一起，蒸出来的馍象一个小枕头似的，我平时最多吃两个刀切馒头了，可是现在转眼就能吃掉一个小枕头。淮北农民炒菜不用油而用水，等到蔬菜煮熟了再淋一点麻油，所以炒出来的菜都没有什么油水。汤里倒是有点油水，但是都漂在面上，经过先盛的几个人一撇，剩下来的就是清汤了。我挖了大概半个月，我们的任务完成了。竣工后为了犒劳大家，队长特地让厨房去买了几只猪头，烧了一锅猪头肉，为了做到绝对公平，切碎以后用秤称，每人七两。我以前从来不吃猪头肉，可是这一次吃得特别香，七两猪头肉一下子就吃完了，要知道干了半个月那么重的活，这还是第一次吃到荤腥呢。可是有的农民只尝了几片肉解解馋，就用报纸把剩下的肉包好藏了起来，准备带回去与家人分享。人虽然很穷，但是舐犊之情却是一样的高尚。
我白天和农民一起挖河，晚上和农民一起睡在庵棚里，大家挤在一起，倒也不冷。白天干活累了，晚上倒头就睡，什么也感觉不到，可是等到挖完河回到家里，却老是觉得身上痒，仔细一检查，吓了我一大跳，原来棉毛衫棉毛裤的每一条衣缝里都挤满了密密麻麻的虱子。我赶紧在锅里烧了一大锅开水，把全部内衣都放在锅里煮了一个透，这才放心。
后来合并到知青农场后又遇到了一次挖河，但是公社没有分配给知青农场挖河任务，不需要我们去了，但是领导我们知青农场的场长是位老农民，他看到了其中的“商机”，就组织我们男知青到挖河工地去拾粪。于是我们每天一早就背着粪箕到工地外围去转悠，见到有人蹲着拉屎，就如获至宝地远远候着，等他一走开，就马上上去把还冒着热气的大便扒回来。“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农业生产离不开肥料，老场长让我们这么做当然是不错的，但是他有没有让我们通过拾粪来改造思想的想法，我就不得而知了。
读经 我虽然出生在资产阶级家庭，但是从小学到中学却一直是接受无产阶级的教育。在共产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熏陶下，我以为自己已经背叛了自己的家庭，于是在1965年读高二的时候加入了共青团。
1966年盛夏，学校组织我们一批男生到松江农村参加支援夏收、夏种、夏管的三夏劳动，突然有一天广播里传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贴大字报的消息，又听说毛泽东也贴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我们有点按捺不住了。那年8月的天气特别热，即使不干活的时候我们也光着膀子，但还是热得汗流浃背。北京爆发的革命正好成为我们返城的理由，于是我们坚决要求回学校参加文化大革命，就提前结束三夏劳动回到了上海。
以后发生的事情是人所共知的。说句老实话，开始的时候我真的是抱着十分虔诚的信念投入到这场运动中去的，真的以为这么做可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当社会上开始轰轰烈烈破四旧的时候，我就和姑妈在家里把存放在一个柜子里的国画和对联全部取出来撕掉烧了。虽然这些字画都是一些祖先的遗容肖像和客人们赠送的贺表寿幛，但是如果留到今天的话也都是近代文物。然而自我革命并不能免除被抄家的厄运，接下来是全家被扫地出门。我家五口人只给了17平方米的房子，一直住到80年代修高架路拆迁为止。我妈妈是一位普通的中学教师，她供职的上海培明中学只是一所初级中学，哪里有什么学术权威？但是不知道她得罪了谁，结果被推出来当作替罪羊，被剃阴阳头，衣服上经常被泼墨水，成了无知的初中生的批判对象。虽然我无法接受这种事实，更无法理解这种侮辱人格、剥夺人权的“大革命”，但是我和当时大多数人一样仍然崇拜着红太阳。为了解除自己的迷茫，在大串联的浪潮中我独自一人混上火车到了北京，在各所大学里晃悠了一个月，收集了一大堆传单和资料，但是并没有找到真理，所见到的只有混乱。
串联结束回到学校，学校里已经停课闹革命了，后来又复课闹革命，反正停也好、复也罢，一直都在闹，课是上不下去了，就这样一直闹到1968年底，老三届该毕业了。先是66届，再是我们67届和68届，积压了三年的中学毕业生一批一批地被打发到工厂、农场、建设兵团、街道生产组去了，还有更多这些地方容纳不下的人就被安排到农村去插队落户。
当时极少有人自觉自愿到农村去插队，但我是这极少数中的一个。倒不是我的思想比别人好，而是因为我有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方面，尽管我并不理解这三年来所发生的一切，但我还是相信毛泽东所说的知识青年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是正确的；另一方面，我希望自己下乡插队可以让妹妹和弟弟毕业后留在了上海，后来果然如愿以偿。所以如果以家庭为单位计算，我一个人去插队还是合算的。
到安徽宿县大店公社插队以后我观察农村、了解农民，学习农活、模仿农民的生活。为了和农民打成一片，我买了一匹老乡织的老粗布，做了一身土布衣服。我学习当地的方言，没过几年就能说一口可以乱真的淮北话，和农民在一起的时候也和他们一样满口的俚语和粗话。然而几年下来我深深地感到现实的农村、农民、农业和我在报纸上看到的、在课堂上听到的、在书本上见到的并不一样，于是我陷入了从未有过的困惑。为了摆脱文革的迷茫和现实的困惑，我开始认真地去读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著，希望从中能够找到答案。我模仿列宁的《哲学笔记》大段大段地抄录原文，并在旁边写下自己的体会和想法，这样的笔记我总共记了两本。从这些笔记的旁批中可以看出，在农村的几年我的思想已经从坚信渐渐地转变为怀疑了。
1971年在没有任何前兆的情况下突然发生了“9·13”事件，已经被中共九大确立为副统帅和接班人的林彪居然叛逃了。听到这个消息，如同五雷轰顶，以前建立起来的神圣光环全部化为了泡影，曾经以为是坚定不移的理想信仰顷刻之间烟消云散、灰飞烟灭。我终于明白了，我们以前一直痴迷的红太阳上面原来是有许许多多黑子的，平时之所以看不见黑子是因为它们被太阳的光辉掩盖了。当黑子集中爆发的时候会引起强磁暴，它会把我们的生活搅得一团糟，而当太阳被月亮挡住的时候天空又会漆黑一片，就像夜晚一样什么都看不见。文化大革命就是一场政治上的日全食，而在此之前强磁暴是经常不断的。想通了这个道理，我顿时有了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从此以后我学会了独立思考，遇到如何事情我都一定要用自己的脑子思考，再也不轻信盲从任何自命不凡的伟人了。
后来有人把我们这一代人称做是“信仰崩溃的一代”，其实崩溃的只是别人灌输给我们的那一套并不正确的信仰，而在清除了旧信仰的同时我们又重新建立了一套新的属于自己的信仰。其实马克思早就把“怀疑一切”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怀疑一切”是指不要迷信一切权威。在乡下插队的时候我还只是怀疑旧信仰，新的信仰还不是十分清晰。文革结束后我考上了大学，看到了马列经典以外的许许多多新的著作，眼界大开，我又明白了，原来解放后那么多年我们竟然一直拜倒在马列的脚下再也没有向前进过。
前几年一位大学的同学送我一对印章，印文是“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典出于陈寅恪先生为王国维写的墓碑。不管人们对王国维先生的评价如何，“自由之思想”和“独立之精神”永远是不错的，所以我十分钟爱这对印章。
上书 林彪之死给中国造成了极大的震惊，喧嚣的社会渐渐沉寂下来，人们在默默地反思：这些年来我们究竟干了些什么？一股“文化大革命失败了”的思潮悄悄地在社会上蔓延，于是1973年下半年从上到下掀起了一场把林彪和孔子联系在一起的批林批孔运动。当时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刊登大块文章，有批判林彪的，有批判孔子的，有批判周公的，有批判儒家颂扬法家的，还有把一部中国史说成是儒法斗争史的。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文化就成了革命的对象。自古以来人们都一致谴责秦始皇焚书坑儒，而文化大革命却比焚书坑儒有过之而无不及。尽管书是焚不完的，儒也坑不绝，但是在那个年代的确是很难看到书了，图书馆都关门了，新华书店里除了毛泽东著作就是大批判资料，自然科学的书因为和反动学术权威扯在一起，几乎没有了，文学艺术的书更是认为毒草丛生而被拔得干干净净。上高中的时候我是一名偏科的学生，数理化的成绩特别好，每次考试都是120分，因为附加题我都做得出来，可是语文成绩却很差，每学期做八次作文，偶尔有一次4分，其余的都是3分——刚刚及格而已。文化大革命爆发以后数理化是一点用也没有了，而小说又找不到，于是我就只能从亲戚那里找一些哲学、逻辑、历史之类的书来读，我的社会科学知识的基础就是这样奠定的。从1966年以来已经八年了，八年里我们只能看到八部样板戏，精神世界本来就极端空虚，现在一下子冒出来那么多讲历史的文章，我就拿来一篇篇地阅读，聊补无米之炊。
有一天在《红旗》杂志上看到一篇《论秦汉之际的阶级斗争》的文章，看完以后总觉得对这一段历史不应该是这样评价的，于是就心血来潮地写了一篇与其商榷的文章《也论秦汉之际的阶级斗争及其它》。我这个作文从来只得3分的人第一次出手居然写的就是史学论文，难道这是我后来走上研究历史之路的先兆？
《论秦汉之际的阶级斗争》的作者是罗思鼎。罗思鼎是当时上海市委写作班子的笔名，可是我在安徽乡下插队，孤陋寡闻又不知道。把批驳罗思鼎的文章修改两遍后就兴冲冲地投寄给了上海的《文汇报》。
当时的《文汇报》已经成了四人帮的喉舌，我把稿件寄给它等于是自投罗网，发表当然是不可能的，事情还被反馈到了公社，公社领导找我去谈话，我就如实地谈了自己的看法。大概他们看我并不属于团伙犯罪，也没有什么反革命企图，只不过是书呆子气太足，也就没有难为我。只是从此以后我总觉得别人看到我的时候投来的目光有点异样。偶尔听到传言，说我们公社出了一个小右派云云，我想这应该就是指我。那时我到农村种田已经六年了，招工招生（推荐工农兵大学生）都没有我的份，民办教师赤脚医生我又不想去当，反正已经掉在社会最底层了，又不想咸鱼翻身，所以我丝毫不为所动，倒也心情坦然。
还好这样的日子并不长，1976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周恩来、朱德、毛泽东三个伟人相继去世，唐山发生大地震，而更大的震动莫过于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全国人民欣喜若狂。这时我已经知道罗思鼎是何许人了，消息传来，我一下子如释重负，心想应该到公社去要求平反，可是人家又没有给我戴上反革命的帽子，只不过是打入另册、另眼看你罢了，我又不能拉一顶右派的帽子给自己戴上，平反又从何谈起呢？不过这时再看别人投来的眼光已经完全不一样了，自己也觉得腰杆子一下子挺直了许多，一种翻身的感觉从心底油然而生。第二年，县里专管知青事务的五七办公室居然调我去临时帮忙，我想一定是这篇文章在起作用了。在县里度过了一段临时秘书的生活，突然传来中央决定恢复高考的消息，于是我就辞去工作开始复习功课准备参加考试了。
赶考 1977年8月中央关于恢复高考的会议足足开了45天才结束，10月22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就今年高等学校招生问题教育部负责人答记者问》的报道，正式宣布恢复高考，考试的时间定在12月份举行。期间复习备考的时间只有两个月。
十年文化大革命把文化的命都革掉了，一下子恢复高考，连教科书也找不到。文革期间中学倒还继续在办，可是那些教材就象是大批判资料，实在没有什么用处，更不要说什么参考书、习题集、AB卷了，于是我就只能翻箱倒柜找出一切有关的书来看，再回上海找当中学老师的亲戚临时恶补，除此之外就实在没有什么办法了。
十年了，没有碰过一本教科书，要复习的内容那么多，时间又那么紧，所以只能是把以前学过的东西拿来再看两遍而已，连做习题的时间也没有。这时我突然发现当年在学校里学过的知识居然还没有完全淡忘，一复习就全记起来了，后来考试的时候大多数题目都做出来了，数学考试成绩肯定在80分以上。应该感谢中学的老师为我打下的基础，也证明我在中学里并没有死读书、读死书，而是练就了一身扎实的基本功。数理化我不怕，我的软肋是语文。于是我就按写景、写事、写人、抒情、议论等不同的要求拟了几个题目，做了几篇作文记熟，既是练习，又可以供不时之需，所以考语文写作文的时候也很顺利。当年考场里坐在我邻桌的是我们公社的一位本地知青，考完试走出考场后他问我：“你怎么从头到尾一直在写？”这时我才想起来，他老早就在那里抓耳挠腮咬笔杆子了。
读大学是我梦寐以求的愿望，可是这个愿望已经熄灭了十年，当死灰复燃的时候我已经30岁了。按照我的兴趣与特长，如果不是被文化大革命耽误，肯定要考理工科的，可是现在填报志愿，理工科都有年龄的限制，30岁的大龄学生虽然可以参加高考，但是有一个附带条件——要有特长。我有什么特长呢？我实在一无所长。记得粉碎四人帮以后公社知青办主任大概想要起用我来干点事情，也问过我有什么特长，我歪着头想了想回答他一个字：“想”，把他笑得弯了腰：“‘想’算什么特长呢？”可是我是认真的，因为我真的说不出自己有什么其他的特长，但是这十年来我的思想始终没有停止过，我一直在思考、在探索各种各样的问题，而且越是难的问题我越来劲。我的座右铭就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我从小喜欢看科学幻想小说，儒勒·凡尔纳的科幻小说每本我都看过，而最爱看的是《科学家谈21世纪》，所以我的脑子里充满了对未来的美好幻想。长大以后又有许多奇思妙想、胡思乱想、开天异想、联想与狂想，总之我相信自己的脑子比别人灵。直到现在我还是思如泉涌，眼睛一睁脑子就在动，眼睛一闭马上就睡着。现在考大学报志愿要有特长，“想”当然是不行的，我突然想起前两年写的那篇批判罗思鼎的文章，虽然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再次投给《历史研究》人家仍然没有用，但是现在却可以拿出来派派用场了。于是我就以此为证说自己在历史方面有特长，就报考了历史系。结果果然考取了华东师大历史系，从此我就走上了研究历史的不归路。我们历史系77级一共有93位同学，毕业后许多人都改行了，在大学和中学里教历史的最多只有10个人。所以老同学聚会时那些早就跳槽的同学常常和我开玩笑说：“你还掉在屎（史）坑里没跳出来啊？”我就和他们打哈哈说：“是啊，我这一辈子就吊死在历史这棵树上了。”
1977年全国参加高考的有570万人，录取了27万本专科生，录取率还不到5％，和今天的录取率高达60％不可同日而语。当年我们公社参加高考的大约有几十人，总共只考上了两个，一个是我，另一个女生也是上海知青，考上了安徽师范大学阜阳分校（现在的阜阳师范学院）美术系，毕业后她成了我的夫人，也算是插队九年的一段佳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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