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陈云：财经战线的“神来之笔”

亚平

熊亮华



    为党谋财上海滩
    陈云为党谋财的经历，最早可以追溯到上海地下工作时期。1925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转入地下斗争。1929年8月，他到江苏省委工作。除了领导江苏和上海的工农运动，陈云还担当了一项重要职责——审查党内的财务。
    在白色恐怖下战斗，革命者除了时刻要提防敌人的搜捕，还需要操心生计。当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能够从共产国际得到一些资助，但数量非常有限，必须想方设法自筹资金。但党处于地下状态，经费来源极其困难。很多党员是抛家舍业来参加革命的，根本就没有收入，不但交不起党费，还需要党组织帮助其维持生计。有的党内掌握经费的动摇分子甚至卷款潜逃。
    经费不足，对开展党的活动产生严重影响。当时，中共江苏省委成立了以陈云为首的“五人小组”，负责审查帐目，按月结算，并要签字为据。而且规定，十元以上的开支，必须由省委常委来核定。
    1931年4月和6月，党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和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先后被捕叛变，给党中央特科的工作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顾顺章熟知的许多秘密机关、人员、方法不能够再用了，工作一度陷入停顿。陈云在这种非常时刻，主持党中央特科工作。
    陈云处变不惊。他在上海活动多年，认识他的人很多。其中一些人叛变后，整天带着特务搜捕认识的共产党员，陈云的处境极其危险。但他沉着应付，以过人的机敏坚持了下来。主持特科后，调整内部组织，安顿中央机关，惩处叛徒，重建情报关系，迅速使特科重新发挥了令敌人胆寒的威力。除了做好保卫中央的工作，陈云还兼顾着党的经费工作。
    向忠发叛变后，不但供出陈云是顾顺章叛变后的中央特科负责人，还供述说：“赤区接济者：在赤区中所没收或抢掠的财物，统统都换成现金，再由在芜湖开设金铺子的同志张人亚兑换成现洋及钞票，交来上海给中央，前后由我经手有两次：第一次，一九三○年六月由闽西运来七百两，第二次一九三○年底，由赣西南运来两千零七两，由这两批款内提出八百元组织商业机关，派陈绍禹作老板——现由廖成云负责支付，此外尚有许多大批现金由赤区运来，但都不是我经手的。”当时，苏区成为党中央经费的一个重要来源。向忠发向敌人出卖了这个重要渠道，并不能难住陈云。他改变了经费收支和周转渠道，派章秋阳打入金融界。
    章秋阳是陈云的老战友，原名章郁庵，1922年进入商务印书馆发行所，与当时同在商务印书馆的陈云相识，并一同领导商务印书馆的工人运动，一同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章秋阳通过其二哥，著名金融家、浙江实业银行襄理、营业部主任章乃器在金融界的关系，以上海交易所经纪人的身份，成为商界一个活跃人物。章秋阳到特科工作后，除搜集经济方面的重要情报外，还多次把中央苏区运来的金银，共产国际由国外转来的外币，交由章乃器通过银行换成国民党统治区的货币。由于章乃器的社会地位和章秋阳的谨慎，这些活动从未有过失误。
    此外，陈云还精打细算，用有限的资金开铺子做买卖，既便于以合法身份掩护秘密工作，又能为党增加收入。其中裕大南货店是负责党的地下活动经费的收入和支出的重要掩护机关。裕大南货店开张时，陈云估计到会有一批流氓来讨所谓的“喜钱”（开门钱），如果不打发他们，那么在开张的头三天里，大小流氓就会强赊硬买，买下东西不付钱。熟谙“十里洋场”内幕的陈云，想了一个巧妙的主意。他花了40元钱，买通了捕房的“包打听”。结果开张那天，大“包打听”派了两个小“包探”，带着手枪在店门口“保护”了两天。大小流氓一看这架势，都以为这家老板有“后台”，一个也没敢上门。陈云花了这40元钱，不仅使南货店顺利开张，而且对以后开展工作，也提供了一定的便利。共产国际的代表对陈云的机智赞叹有加，说：“这个人花了几千元，搞了二三十个铺子，证明这个人不简单。”
    当时，中央特科的代号是“新新公司”。陈云是“公司”的“书记”，代号是“先生”，他公开的身份是一个煤铺的帐房先生。谁会想到，一个其貌不扬、总在一角拨拉着算盘的帐房先生，竟是令敌人闻风丧胆的中共中央特科的负责人呢！
    “偷梁换柱”稳定边币
    1944年3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任命陈云为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主持日常工作，统管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财政经济。此前，边区处在国民党顽固派和日伪的严密封锁下，经济十分困难。又由于工作失误，发生了严重的金融波动。先是边币发行失控，币值大跌，物价猛涨。为了压制物价，边区银行停止边币发行，这样虽然一时扭转了金融物价形势，但市场萧条，生产大受影响，经济陷于“休克”状态。陈云得知自己要去管财经后，从1943年底开始，作了几个月的调查研究，摸清了情况。他认为，问题的焦点集中在边币币值的稳定上。边币稳定了，重新占领流通市场，市场才能稳定，边区生产、流通和群众生活、党政军供给才能得到保障。为整顿金融，重建边币信用，他主要做了两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是确立银行企业性质，使其摆脱财政出纳的地位，以利控制财政发行。
    1943年5月15日，西北财经办事处决定边区银行由边区财政厅管理，边区银行所属各县办事处撤销，具有商业性质的光华商店交由物资局领导。这一决定，使边区金融、贸易在领导体制上全部隶属于财政。
    过去，由于错误地确定边区银行是财政的出纳，片面强调金融支持财政预算，结果财政发行失控；物资局成了供给部，各机关单位，特别是大单位，需要什么东西，就直接找领导批示，东西拿走不给钱，只记笔帐；企业管理松懈了，经营出现亏损。
    陈云上任后，1944年5月12日，西北财经办事处作出《关于银行资金、放款等几个问题的决定》，规定汇款要收汇费，放款要收利息，建立有借有还的正规信用制度。5月14日，陈云同贺龙致信边区银行负责人，通知他们今后银行增加发行必须经过财经办事处书面批示。
    财政再不能像过去那样，随便对银行予取予求，从银行借款后到期必须还。这就彻底根治了财政发行无度的弊端，使财经办事处能够根据市场需要控制边币发行量，稳定边币币值。
    第二件大事是正确处理边币与国民党政府的法币的关系，整理边币，使其重占流通市场。
    边区处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包围之中。虽然边区政府早在1941年就明令禁止法币在边区流通，但法币实际上并没有退出边区，反而一直在同边币争夺边区流通市场。
    由于边币一度发行过快过猛，信用受到严重损害，银行当时已不得不采取严厉措施紧缩边币。这样虽然有利于控制物价，但事实上等于拱手将市场让给了法币，以短期利益牺牲了长远利益和财经大局。陈云很快意识到这一点。5月4日，陈云同朱德、贾拓夫、黄亚光等人谈稳定金融问题，指出：目前既不提高边币牌价又不发行边币是不行的，这样下去边币流通量会一天天缩小。
    但是，要想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必须弄清边币与法币的关系。而在当时复杂的政治、经济形势下，边币与法币的关系并不容易摸清楚，边区历史上就为此争论不休。有的人认为边币不可能高于法币，边区内买卖要使用法币。有的人认为边区经济有了发畏，财经部门又掌握有必要物资，发票子也不要紧，面对法币进攻只要固守边币汇率就行。由于没有弄清边币与法币的关系，边区财经部门在工作中吃了很多苦头。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还批评了“经济学教授不能解释边币和法币”的现象。
    陈云认真总结了几年来金融工作中的经验教训，经过深入思考和分析，缕清了边币与法币的关系，找到了解开边币死结的金钥匙。
    他认为：边区有独立的币制，同时与法币发生贸易上的关系，这种金融情况决定了法币在边区的意义很大，只有多争取法币才能保护边币。从边币与法币的关系出发，陈云得出的结论是：（一）边币的发行要有法币准备金。（二）边币币值的稳定也不是完全建立在法币之上，必须相应地掌握影响物价的重要物资。（三）边币币值暂时只能稳定在与法币比价上，而不能稳定在物价上。如果稳定在物价上，必然拉动边币牌价，使公家的法币被搞光，这是不聪明的。后来，陈云还把边币与法币这种又独立又服从的关系，称为“七分服从，三分独立”。
    缕清边币与法币的关系后，陈云很快就找出了解决边币发行问题的办法。5月10日，陈云在西北财经办事处第四次会议上，提出了一个他说是“偷梁换柱”的解决办法。
    陈云考虑到，既要使边币与法币的比价达到一比一，又要使市面金融不停顿。但由于通货膨胀，边币的信用受损，如果发行新票子，政治上会有不良影响。公开允许边币和法币同时流通，由于法币流通范围广，还会继续出现法币挤压边币的现象。因此他建议?可以考虑在边区内发行一种既可使边币与法币比价提高到一比一，达到驱逐法币效果，又不至于扰乱市面金融的商业流通券。
    5月23日，陈云出席西北财经办事处第五次会议，这次会议决定发行边区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由于有足够的法币准备金，并辅以相当数量的重要物资，商业流通券发行后稳定了金融。1944年7月到1945年8月，边区的金融物价再也没有发生大的波动。
    消除通货膨胀的“中国奇迹”
    抗战胜利后，陈云赴东北，领导了建立东北根据地的斗争。三大战役胜利后，全国解放在即。1949年5月5日，周恩来起草中共中央致东北局高岗、陈云电，严令正主持东北财经工作的陈云“得电后立即动身来平，不容再延”！
    周恩来如此急迫地要陈云来北平，是因为急需他主持全国财经工作以收拾国民党留下来的经济“烂摊子”，迫在眉睫的问题就是对付通货膨胀引起的市场剧烈动荡。
    陈云对通货膨胀也是痛恨的，但他认为解决这个问题要看条件成熟不成熟。2月1日，北平和平解放的第二天，陈云从沈阳赶赴北平，与身处前线的东北野战军和华北方面领导人商议后勤供应等问题。周恩来派中央财政经济部秘书长薛暮桥赴北平，找陈云请教货币发行方针。陈云认为，货币发行应当首先保证解放战争的需要，其次才是稳定物价。战争将向全国展开，军费开支浩大，要准备发大面额钞票，物价应按每月上涨20%计算，甚至有可能达到30%。
    2月9日，陈云同罗荣桓等顶风冒雪，从北平坐吉普车来到中共中央驻地——河北平山西柏坡，周恩来当面就人民币发行问题征求陈云意见。陈云还是坚持自己的主张，说：现在还是要大量发行钞票，以扩大军队，支援战争，占领地盘，等全国解放后再来稳定物价。
    周恩来若有所思，说：这里面大有文章啊！显然周恩来对陈云的主张是赞成的。毛泽东等已经在筹划成立新中国的人民政权，周恩来推荐调陈云主持全国财经工作，得到毛泽东首肯。
    在长期革命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内将星云集，而财经人才相对缺少。陈云曾经在陕甘宁边区和东北根据地主持财经工作，崭露头角，因而备受周恩来倚重。陈云受命后，迅即返回东北，安排有关工作。这一忙，时间又过去了3个月。在这期间，由于市场持续波动引起群众恐慌、工商业叫苦，军队后勤保障又是千头万绪、急如星火，各地都向中央告急。周恩来多次致电陈云，催他速来。
    中央机关在七届二中全会后离开西柏坡，于3月25日进驻北平。5月13日，陈云急赴北平，就任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主持全国财经工作。
    摆在陈云前面的，并不是一副轻松的担子。财经战线上的挑战，其艰险程度并不亚于战场上的枪淋弹雨。由于人民币发行量猛增，货币迅速贬值。投机资本有了可趁之机，先后在1949年4月、7月、10月和1950年2月掀起4次物价风波，使人们对新生的人民政权能不能稳住局势产生怀疑，有人甚至说：“共产党军事100分，政治80分，经济打0分。”
    陈云是在投机资本掀起的物价风波中走马上任的。1949年4月，一场大范围的物价波动席卷华北、西北，波及山东、苏北等地，平津震动。5月中旬，物价涨风平息下来。
    5月27日，全国经济中心城市上海解放。投机分子利用长期通货膨胀下人们对纸币的不信任心理，哄抬金银、外币特别是银元的价格，排挤人民币，导致物价猛涨。上海市军管会抛售10万银元也没能稳住局势。6月7日他们报告中央，决定武力查封投机活动的老窝上海证券大楼，毛泽东亲自回电话表示赞同。6月8日，由陈云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打击银元使人民币占领阵地的指示》发出。《指示》明令：铁路交通事业及市政公用事业一律收人民币；税收一律征收人民币；发行实物公债?通令私人银行查验资金?开放解放区汇兑，以老区为坚强阵地支持人民币占领新区市场。6月10日，上海市军管会派部队查封了上海证券大楼，逮捕200多名银元投机操纵者，并以经济手段相配合，稳住了金融物价形势。这场战斗，人们称为“银元之战”。
    但投机资本势力强大，他们很快又将投机活动从金融领域转向商品流通领域，掀起了新一轮物价猛涨浪潮。为了应对不利局势，7月27日至8月15日，陈云在上海主持召开财经会议。他安排了全国各地对上海“两白一黑（粮食、棉花和煤炭）”的供应。与会代表认为，物价上涨原因在于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是因为财经困难，不得不依赖财政发行。这在当时条件下，似乎是一个无法解开的死结。作为新上任的财经当家人，陈云能给大家交出一份什么样的答卷呢？
    陈云表示，票子还得发，物价还得涨。现在决定一切的是部队打胜仗，需要发的票子很多，物价也将上涨。既然开支不能减，想少发票子，主意只能打到增收上。陈云想了两个办法：第一个办法是发公债，第二个办法是抓紧收公粮和收税。
    上海会议后的8月和9月，全国物价相对比较平稳，但陈云没有被这种表面的现象迷惑。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北京天安门隆重举行，陈云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经委员会主任。3日，他就向中央报警：在大量增发货币的情况下，物价有发生“剧烈跳跃之可能”。
    10月15日，物价猛涨，此后每天涨幅达10%到30%。中央人民政府开会的时候，有的政府委员惊呼物价如此涨下去，人民币将很快同国民党的金圆券一样！面对严峻形势，陈云并没有惊慌失措。物价涨风起来之后，陈云注意到：上海投机者主要囤积纱布，华北投机势力集中冲击粮食。为了避免两面受敌，他决定首先抓住粮食，稳定北方地区。
    10月20日，陈云和薄一波急电东北，要求紧急调拨一批粮食支持华北市场。为求万无一失，陈云派中财委计划局副局长曹菊如赶赴东北，坐镇沈阳，保证东北每天发一个列车的粮食到北京。粮食运来后，在天坛打席囤存粮，每天增加存粮席囤。同时，北京还逮捕和严惩了16家投机粮商。这些手段震慑了投机者，安定了民心。
    在京津腾出手来之后，陈云开始全力对付上海的投机势力。上海的形势不容乐观。物价风波起来后，他们用对付7月物价波动的老办法，在市场上连续大量抛售平价粮食和纱布等物资，试图将物价拉回原位。但此举对遏制物价猛涨没起多大作用，最后被迫让牌价服从市价上涨，保存实力。
    11月8日，华东局致电中央并中财委，认为现在这样各自为战、拖住物价不行，建议在中央统一指挥之下，主动将物价放到有把握稳住的水平，再组织各地国有物资力量，齐头抛售。陈云领导中财委一直密切注意各地的动态和反映，华东局的来电与他们的想法是一致的。
    13日，陈云为中财委起草电报，分析形势，部署战略。电报分析了这次物价猛涨的原因，指出根本原因是纸币发行量大增，国家没有回笼或抵消巨大数量货币的物资。在物价涨了两倍的情况下，货币发行量与流通中需要的货币量已能适应，物价有了稳住的可能，各地均应以全力稳住。电报中指示，在全国范围调动粮食、纱布，11月25日前集结到位，待机统一抛售；对于投机商人，这次要给以适当教训。目前抢购风盛时，应乘机将冷货呆货抛给投机商，但不要给其主要物资，等到收缩银根、物价平衡，商人吐出主要物资时，应乘机买进。
    周恩来看完后，当即在电报上批示“如主席未睡，请即送阅。如睡，望先发，发后送阅。”毛泽东看后批示：“即刻发”，“发后再送刘、朱”！这种争分夺秒的势头，丝毫不亚于一次大战役。电波载着中央的重要部署飞向全国各地。一场全国范围内稳定物价，打击投机势力的战斗拉开了帷幕。
    11月20日，各地国营商业逐步提高贸易公司商品牌价，到24日使其与黑市价格持平。投机分子果然中计，还在不顾死活地继续吃进，资金不足的，甚至不惜借高利贷。
    11月25日，全国采取统一步骤大量抛售纱布，而且一边抛售，一边降低牌价。投机分子一看大事不妙，也赶紧抛售，但他们抛得越多，市场行情跌得越快，上海的纱布价格，一天之内下降了一半。投机分子叫苦不迭。
    陈云指挥的这场战斗，干净、利索，使投机资本受到了沉重地打击。这场战斗，人们称为“米棉之战”。
    1950年春节前后，投机资本利用“红盘看涨”的心理和国民党飞机轰炸上海造成的恐慌心理，在粮食和纱布上掀起风波，但陈云周密组织了纱布生产和粮食的全国大调运。到3月份，全国物价涨风停止，上海、天津等6大城市物价3月份比2月份下降15%，投机资本受到毁灭性打击。陈云指挥中财委，只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干净利索地解决了这次涨价。这次斗争，也被称作“红盘之战”。
    经过物价四波四稳的较量，人民政权终于击退了投机资本的挑战，在财经没有完全统一、财政收支还有较大赤字的情况下，掌握了市场主导权，遏制了物价猛涨势头。
    这时，除西藏外，中国大陆全部解放，军事费用这项最大、最难以控制的财政负担得到极大缓解。工农业生产也迅速恢复。1950年3月，陈云为政务院起草了《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统一全国财政收支、物资调度和现金管理。4月，全国财政收支接近平衡，结束了长达12年的恶性通货膨胀局面。新中国创造了消除通货膨胀的“中国奇迹”。
    “文革”后期建议买黄金、搞期货
    “文化大革命”中，陈云受到冲击，仅保留了中央委员职务，被“下放”江西，到工厂“蹲点”。1972年4月，林彪折戟沉沙蒙古温都尔汗半年多以后，陈云才得以回到北京。7月21日，他致信毛泽东，请求中央给他分配力所能及的工作，毛泽东次日即批示同意。不久，陈云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协助周恩来考虑经济特别是外贸方面的一些重大方针、政策问题。
    虽然自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陈云在政治上屡遭打击，但他并不将个人沉浮荣辱放在心上，而是百倍珍惜重新工作的机会，以对党和人民高度的责任感，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抵制“左”倾错误、打开对外经贸新局面的工作中。
    1971年8月15日，美国尼克松政府实行“新经济政策”，宣布停止对外履行美元兑换黄金的义务。陈云认为，今后货币大概不会再同金子联系在一起了。他设想，将来世界货币可能会用一种像我们解放初期那种“折实单位”来计算。虽然美元与黄金脱钩了，但黄金作为世界货币的功能并未丧失，陈云非常看好黄金的升值潜力。这年6月，陈云经过全面的了解和慎重的思考，提出应该把中国当时存在瑞士银行的一批外汇拿出来买黄金保值。7月，陈云在听香港五丰行汇报时说明了自己的判断：今后金价仍会看涨，美元还要继续“烂”下去。我们外汇储备较多，存银行要吃亏，除进口一部分生产所需物资外，可考虑买进黄金。当黄金价格升至每盎司80美元时，陈云明确建议银行用外汇买进黄金保值。当银行认为利息损失大，不合算时，陈云仍没有放弃自己的意见。他对李先念说，与其把外汇存在银行里天天贬值，不如拿来买一批黄金保值增值。李先念接受了这个建议，指示有关部门动用存在外国银行的外汇买入大量黄金。仅这一招，不但增加了国家的黄金储备，在美元狂跌中保证了外汇储备的安全，还为以后对外开放提供了可靠的金融支持。
    1973年4月，外贸部领导的由香港华润公司管理的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总公司在香港的派出机构五丰行，接到在年内购买原糖47万吨的任务。五丰行没有像过去那样直接出面到国际市场大量采购，而是委托香港商人出面，先在伦敦和纽约砂糖交易所购买期货26万吨，平均价格每吨82英镑左右。然后立即向巴西、澳洲、伦敦、泰国、多米尼加、阿根廷购买现货41万多吨，平均价格每吨89英镑左右。果然，市场一看中国购入大量砂糖，立即作出强烈反应。从5月20日开始国际市场开始传出中国大采购消息，纽约、伦敦砂糖市场现货、期货立即应声大幅度涨价。到5月22日涨至每吨105英镑。五丰行因为购买砂糖现货任务已完成，从5月22日起至6月5日将期货售出。除中间商应得费用和利润60万英镑外，五丰行还赚240万英镑。
    既完成了采购任务，又赚了大钱，这样的事情办得再漂亮不过了。但五丰行的干部却轻松不起来，甚至像犯了错误一样忐忑不安。因为这件事在当时看来有三大问题：一是交易所，那可是老祖宗讲过的剩余价值分配的场所，就像我们今天讲到赌场一样声名狼藉；二是期货，买空卖空，低价买高价卖，那不就是搞投机嘛?三是通过中间商，找资本主义商人来为社会主义企业投机赚钱，这更会让一些政治敏感的人觉得一点“社会主义”的味也没有。
    7月14日，当五丰行总经理惴惴不安地向陈云汇报了通过私商在交易所利用期货购买部分原糖的情况后，陈云不但没有责备，反而大加赞赏，说：过去有时只顾完成任务，价格越涨越买，吃了亏还不知道，这是不行的。我们既要完成任务，又要争取有利价格?使自己少吃亏或不吃亏。陈云为了给五丰行撑腰，打开利用交易所的大门，经外贸部核心小组讨论后，10月10日，陈云代外贸部起草了《关于进口工作中利用商品交易所问题的请示报告》，报送国务院。
    在这份报告中，陈云简要报告了五丰行经中间商在交易所利用期货购买原糖的情况。随后建议?利用交易所做买卖。有一定风险，但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试做。在陈云的大力支持下，中国外贸工作中的期货开展起来了。陈云格外重视，外贸部开始做期货和进行出口商品价格调整时，每周开会，陈云每次都到会，和大家认真讨论研究方案。
    陈云的这两项建议给国家带来了巨大利益。1973年，仅通过黄金买卖和开展期货交易，外贸部门很快就赚回了30亿美元，比上一年出口总额26．4亿美元还多近4亿美元。这在当时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云亲自为过去多次在“冒进”中被批为“右倾”的金融等部门“恢复名誉”，强调：“消息灵通、反映灵敏的是：财政、金融、商业部门。在这些部门中可以看出大局。”这个观点，充分体现了他对财经工作的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