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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楼
发表于 2011-2-1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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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的根本毛病在那里？
■龙应台的根本毛病，当然不止这一项。
□龙应台的另一个根本毛病，在她没资格谈问题却又喜欢谈问题。结果书一本一本出、笑话一本一本闹。谈问题，要有训练才成，尤其谈历史问题，更得先有“史学训练”才成，并且这种训练，也不能跟眼前这些学术班子接龙，因为这些学术班子也不及格。儘管他们有中央研究院、各大学、“联合报”、“中国时报”专栏报纸吹捧炒作，但这都属于龙应台“现象”的衍生部分。不管这批学阀如何巧立名目，美化自己、美化蒋介石，说什么他们写的是“大历史”。那个历史不大呀，蒋介石的御用学者黄仁宇真臭狗屎。
■臭狗屎？
□看看给大汉奸舐痔之作──“陶希圣先生九秩荣庆祝寿论文集”“国史释论”吧（执行编辑可有杜正胜呢），看看那篇黄仁宇马屁的“蒋介石的历史地位”，通篇肉麻已极，说它是臭狗屎，不是骂这票国民党文人，而是据实陈述。
■你说吃臭狗屎，会不会太愤世嫉俗了？
□何必闪躲呢？我们一直在吃臭狗屎。几十年前是老K牌臭狗屎，几十年后在吃老K徒子徒孙牌臭狗屎。具体的说，几十年前我们吃的是蒋介石臭狗屎，几十年后我们吃的是换了精美包装的，不论包装纸上是“野火”，还是“大江大海”，都一样。
■一般人看了龙应台的书，没想到竟是这样分级的。
□那是因为一般人程度不够。读国民党领导人的“遗教”“遗训”，像吃臭狗屎；读龙应台的“大江大海”，像吃从臭狗屎堆中捡起来的烂苹果。烂苹果的特色之一是，你无法吃下它，转来转去，你找不到下口的地方。它浑身不对劲，对了，毛病就出在它浑身不对劲，少了什么又多了什么。换句话说，龙应台即使写“现象”，也出了问题，因为她程度不够，对“现象”只是瞎子摸象，摸到了一条腿，就说象是那个样子。
■你用“现象”的现象拆穿龙应台，看法真是一针见血。
□谈到“现象”，可有得瞧了。龙应台最拿手的是写“现象”，龙应台最蹩脚的是只会写“现象”──瞎子摸象式的“现象”。她不会解读“原因”，也不会阐扬正义，她还喜欢说风凉话，怪“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其实有良知的中国人早被这个洋人弃妇气死了。龙应台只会写“现象”，不会写“原因”，因为她不知道“原因”。更严重的是，把“残山剩水”看成“大江大海”，这就连“现象”都看走眼了。明明是“残山剩水”，又何来“大江大海”？可见连“现象”她都观察有误。因为她太盲目了，在瞎子摸象。
只会写“现象”，不会写“原因”
□南宋画家“四大家”之一的马远，画的特色多是“半边一角”的构图，小中见大、以偏概全，外号“马一角”，虽然从画法上，马远是从中轴线构图、十分线构图、演化到对角线构图，但却衍生出一种解读，就是这位“马一角”，用心深处，就在点出“残山剩水”才是画题所在。既然局面根本就是“残山剩水”，你偏美化成“大江大海”，不是美化臭狗屎、加上新包装吗？你龙应台美化了假的“现象”、抹杀了真的“现象”，岂不太可恶了吗？还作为书名呢，真是其书可诛啊。但是绝对不可以查禁它，因为它是一个好样板，证明某年某月某一天，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多么乌龙过，他们竟被“角隅法”骗了。
■你说她“只会写『现象』，不会写『原因』”，“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这本书如此吗？
□她的著作谈到史实的部分，不幸统统如此。她的历史训练太差了、思想训练也太差了，好奇怪，这位女士却最喜欢谈历史、谈思想，真要命。历史何辜啊、思想何辜啊。龙应台大胆侈谈“一九四九”，如果真的对“一九四九”的“现象”有及格的了解，从而肆其偏见，我们可以原谅她，因为她在“基本功”上面做过功课，糟糕的是，她在“一九四九”的“现象”上太不及格了，因此她的抽样，既不能通过历史学、也不能通过统计学，一塌胡涂。大都一知半解，比照“马一角”的反讽，可叫“龙半截”，因为对“现象”，龙应台只知道一半。并且，一半之中还有假的。
■莫非是少了真的“现象”，多了假的“现象”？
□你搔到痒处了。
■从“现象”上检定，龙应台写“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从书名上就大错特错了。
□并且，由于这本书，可以测量出它的读者的水平程度。有什么样的作者，有什么样的读者。
■她的书可卖了几万本呢。
□几万本又怎样？美国恐怖小说家的书，卖了一亿七千万本呢，能证明读者是一代圣贤或恐怖分子吗？
龙苑长春之一
■你从理论上论定龙应台，已经很清楚了。举个例吧。例如，龙应台用很大篇幅，写国共内战，写到长春围城：
长春围城，应该从一九四八年四平街被解放军攻下因而切断了长春外援的三月十五日算起。到五月二十三日，连小飞机都无法在长春降落，一直被封锁到十月十九日。这个半年中，长春饿死了多少人？
围城开始时，长春市的市民人口说是有五十万，但是城里头有无数外地涌进来的难民乡亲，总人数也可能是八十到一百二十万。围城结束时，共军的统计说，剩下十七万人。
你说那么多“蒸发”的人，怎么了？
饿死的人数，从十万到六十五万，取其中，就是三十万人，刚好是南京大屠杀被引用的数字。
一百多公里的封锁线，每五十米就有一个卫士拿枪守著，不让难民出关卡。被国军放出城的大批难民啊，卡在国军守城线和解放军的围城线之间的腰带地段上，进退不得。尸体横七竖八地倒在野地里，一望过去好几千具。
十一月三日，中共中央发出对共军前线官兵的贺电……在这场战役“伟大胜利”的叙述中，长春围城的惨烈死难，完全不被提及。“胜利”走进新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代代传授，被称为“兵不血刃”的光荣解放。
事实这么简单吗？龙应台提出笨问题，为什么长春不像南京大屠杀那样被关注？为什么长春不像列宁格勒那样被重视？龙应台仍是老套，她只写“现象”，不找“原因”。你谈谈原因吧。
□这是根本不可以类比的。南京、列宁格勒是外国人侵略，长春是本国人因革命而内战，“原因”根本不同。问共產党为什么围城，为什么不问国民党为什么造成被围城的局面？第一、你造成“反革命”的政府；第二、你造成“死守孤城”的兵家大忌；第三、你裹胁人民于先，又驱使人民于后，以“飢民战”恶整敌人；第四、你最后还不是投降了，与其如此，何必当初？要投降早投啊，为什么饿死成千上万的人民以后才投降？一方面投降了，他方面难道不是“光荣解放”吗？一方面放下武器了，他方面难道不是“兵不血刃”吗？
龙苑长春之二
龙应台完全不知道，最后的“现象”根本不是单纯的飢民问题，而是国民党蓄谋发起的“飢民战”。我立刻亮证据给你看。根据“长春文史资料”一九八八年第二辑的调查：
长春守军为减轻城内粮食奇缺的压力，还採取了残忍的“杀民养兵”和“逐民出城”的政策。他们规定一个警察要赶走八人，一个保长要赶走八家，将市内飢民、乞丐和开释之犯人，均大批地驱赶出城外。
在共產党这边，一下子冒出“飢民战”，不得不妥为应付，也需要时间解决。我们看看共產党这边当事人的回忆：
敌人驱使大量市民出城，造成十餘万市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仅在我师正面就涌出数万难民。兵团指示，立刻把难民收容，转运到解放区就近安置。我师方向的卡哨是难民出口之一。我民运部门协同双阳、伊通、怀德等县委、县政府，转运疏散，经过十几个昼夜，才把难民疏散安置下来。
从“杀民养军”到“逐民出城”
可见情况是国民党方面造的因，即“杀民养军”、“逐民出城”，弄出个烂摊子让你收。国民党抢粮食，经过如下：
颁布了“战时长春粮时管制办法”，其中规定市民只准自留三个月的口粮，其餘的粮食按议价卖给市政府，“以供军需”。居民中如有抗拒不交或隐匿不卖者，一经查获，除没收粮食外，还要按军法惩处。于是，城内居民的粮食被“管制”起来，统一分配，搜括殆尽。
悲剧发生，总要找“原因”，据当时国民党第一军头郑洞国的回忆：
〔蒋介石〕在电报中除了用好言抚慰我们以外，仍是要我们无论如何要坚守住长春，等待他派大军前来救援。在给我本人的电报中，蒋先生还特别命令我将长春城内人民的一切物资粮食完全收归公有，不许私人买卖，然后由政府计口授粮，按人分配，以期渡过眼前难关。
结果呢？蒋介石一筹莫展，根本派不出救兵来。一旦“杀民养军”的戏码用到尽头，“逐民出城”的戏码就出来了，最后的悲剧证实了两点：第一、你蒋介石根本不该守长春孤城；第二、你蒋介石根本无力救长春孤城。是你决策的错误，责任攸归，一清二楚。“原因”在此，可是我们无知的龙应台不知道，她只会看“现象”。“现象”就是共產党不对，这就是“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这部书的方法架构，这么头脑不清的人，居然还要写书呢。
■长春非死守之地，根本不该守，结果造成围城惨剧。
□这当然怪蒋介石的头脑不清。死守孤城的作用只为了面子、一时的面子。
■国民党文宣作品，有“蒋总统在军事上的丰功伟业”这类主题呢。
□在军事上，守长春是笑话，懂军事的人都知道是战史中的笑柄。并且，从战史中，我们还可领教“飢民战”的伎俩。凯撒（Caesar）书中记录：公元前五十二年，蛮族守阿勒西亚（Alesia）城，即驱出城中老弱，到罗马军前，乞求一饱。凯撒拒绝收容飢民，因为他看出了这是敌人搞出来的“飢民战”。
“一九四九”的兵败山倒
■“李宗仁回忆录”中指出蒋介石虽为军人，实不知兵，最后导致兵败山倒。歌颂蒋介石丰功伟业的人，很难想像蒋介石在军事上多么外行。至于所谓北伐成功统一中原云云，成的并非军功，而是收买之功、情报之功，实际上，蒋介石并不会打仗。
□黄埔六期的盛文将军，他是胡宗南的参谋长，打下延安的就是他。他晚年在“盛文先生访问纪录”中回忆，就变相指出蒋介石不知兵，只会用死守耗尽兵力：
我可以大胆地说，徐蚌会战是不应该打的，这是政略的错误。许多地方我们不应该打而打，应该放弃的地方到处死守。这样攻占一个地方就多背一身的包袱，最后使自己一点气力都没有。关于这一点共党就不一样，他就不愿背多餘无益的包袱，随时保全著实力。到处都要死守，等于和敌人同归于尽。成都最后是我守的，我当时就反对守成都，守它只有同归于尽而已。
该看“萧劲光回忆录”
还有共產党那边的，也要看。据“萧劲光回忆录”，特别指出国民党的难民战术：
他们将骨瘦如柴的长春市民，成群结队地驱赶出来。这对我部队压力很大。我们既要执行封锁任务，又要维护人民群众利益，既要粉碎敌人恶毒的阴谋，又不能让成千上万的百姓饿死。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政策问题。
共產党设立了一个“难民处理委员会”：
在前沿和后方设置了大大小小的难民收容所数十个，有计画地收容难民、疏散难民。开始，我们工作缺乏经验，给饿苦了的群众吃饭没有限制，结果有些群众在久饿之后突然进食过多，胃肠负担不了，胀死了。接受教训，以后收容的难民就先吃两天稀饭，逐渐增加饮食，避免了类似情况的发生。对收容的难民，及时的疏散到各地去，有的单位还利用难民回去做侦察或瓦解敌军的工作。围城期间，难民委员会共发放了四千吨救济粮，六亿元救济金及五百斤食盐。为了救济长春市的难民，减轻当地解放区群众的负担，我们的战士迅速自觉地开展每人每月节约一斤粮的运动。
像萧劲光这些资料，所在多有，龙应台一概不看或不知道看，不明真相与原因、不知道共產党怎样抢救难民，就谴责起来了，这种落笔方式，又从何真知“一九四九”呢？胡涂包龙图龙包图，把国民党、共產党各打五十大板，这叫公正吗？龙应台的程度太差了，在文献上，她看得太少太少、根本跟不上有关文献，她谈长春，谈得太贫乏了。
东北人的苦难见证
■龙应台喜欢用人证，她做访问“以实其说”呢。
□谁没人证呢？我的三叔、我的六叔，都是那时死里逃生的长春难民。我的老同学吴文立，也是一个。在台中一中，我同吴文立放学走在一起，他讲述这一悲剧，他那时十二岁，同母亲被赶出长春，国共双方还在交火，流弹打中他母亲，当场毙命。奇怪的是，母亲身上都饿得乾扁了，都流不出什么血来了。侈谈“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龙应台，你知道多少？
■吴文立是东北人？东北人见证历史见证得最多？
□是，他爸爸吴广怀是国民党国大代表，是我父亲学生。东北人见证中国本土上的苦难，早在一九○四年日俄战争就开始了。两个王八蛋国家打仗，战场竟在中国领土上，多可恶啊。到了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东北人更首当其衝，开始抗日。可是，蒋介石的国民党的历史不这么算，抗战竟从“七七事变”算起，“九一八事变”后的六年都不算了。尤其在蒋介石的国民党媚日的时候，不准你抗日。我爸爸因为抗日抗得早、抗得拍子与国民党不对，自然有被国民党诬为“汉奸”的危险。我爸爸的遭遇，画出了一幅謔画，就是：作为一个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人，不爱国当然不对，但是爱国不爱在嘴上，而要言行合一，可不是好玩的。──要爱国，必须得跟著国民党永远在一起才行，你要单独去爱，不论你多少功劳、做多少“地下工作”，结果不用“汉奸”办你，就是党恩浩荡了。我爸爸痛苦的得到这一教训。因此，在日本走了、共產党来了的时候，他学乖了，他知道这回一定得抓住国民党、跟国民党永不分离才成，再被国民党所弃、再做国民党的“弃民”，国民党再回来，他一定又是“汉奸”了。于是，他决心抢登巴士，先期逃难，追随国民党到天涯、到海角，再也不分离。最后，天外有天、海外有海，他跟到了台湾，就这样的，我们全家到了台湾。那时我十四岁，无决定之权，一切爸爸决定。我爸爸来台湾的目的，的确没别人那么雄壮，一切救国救民反共抗俄的大道理，他全都跟不上。他来台湾，只是怕国民党又说他是“汉奸”而已。我爸爸的“汉奸恐惧症”，是我们一家来台湾的根本原因：别人都是怕共產党而来台湾，我们却是怕国民党而来台湾，天下令人哭笑不得之事，无过于此了。龙应台侈谈“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好像遍访民隐，她不该不访到这个有特色的故事吧？漏掉这种有特色的小故事，又何以真知“一九四九”呢？
■这个故事太特殊了。
李敖的爸爸
□当九一八事变以后，马占山将军的东北义勇军，是中国第一个以行动抗日的团体。在这个团体以行动抗日的时候，其他团体还在亲日、媚日或观望之中，我爸爸当时就是马占山将军的秘密盟员。马占山将军是武人，他有一位替他拿主意的军师，就是吴焕章。吴焕章是爸爸最好的朋友，他叫我爸爸做二哥。为人风趣、热情而细心。吴焕章一九三五年起做立法委员、一九四四年做三民主义青年团黑龙江省支团代表、一九四五年做国大代表、兴安省主席，到台湾后做光復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台中研究区主任的閒职。九一八事变后，他和我爸爸展开抗日工作；卢沟桥事变后，我爸爸留在北京，吴焕章“同意由李同志参加敌偽组织内，做掩护与策动各工作”。由东北挺进军总司令马占山将军秘密任命。所谓“同志”，是同马占山将军抗日志愿的有志一同，并非国民党。我爸爸在沦陷区背“汉奸”之名、做地下工作，抗战胜利后，吴焕章签署了一封他证明我爸爸清白的密件，是写给当时国民党特务头子郭紫峻的，吴焕章这封密件，最后使我爸爸总算免掉了牢狱之灾。至于抗日的功劳、做地下工作的功劳，当然是没有奖励的，不坐牢就是奖励，──这就是国民党的酬庸与宽大啊！
■吴焕章虽然一直跟国民党有关係，到台湾后，也沦为閒职了，东北人忠党爱国下场，也不过乃尔。一九四九年后，大家流亡到台湾，他们这一代报销了，有赖下一代了。
□下一代该算“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完结篇吧？龙应台也该抽样式带到吧？像吴焕章的儿子吴丁凯，学成回台，做了辜振甫公司的总教头。吴丁凯最后婚姻破碎，太太改嫁给张忠谋。乱世的悲欢离合，有的也颇足醒世。古人写“醒世姻缘”，“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带来的，光从姻缘切入观察、反向追踪，就思过半矣。
■这种两代故事，站在第一线的东北人，他们的故事，才真能使人们知道“一九四九”吧？龙应台知道得太少了吧？她不访问访问吗？
□选出访问对象，也要眼光呢。
■谈一九四九，六十多年前了，很多当事人都死光了吧？
□有没死的，为什么不访问访问？
■东北人吗？
□就东北人吧，像关中。
关中玩马桶
其实啊，有文字资料可循的，不一定要访问。关中对我敬而远之，我们从不来往，只不巧吃过一次饭，但我很知道他，在餐桌上，我藐著他，想到他的玩马桶故事。
根据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号“中国男人”的报导：关中的父亲是已故资深立委关大成，在抗战时是地下工作人员。关中四岁那年，关大成被日本特务逮捕，全家人跟著入狱，当时关中年纪还小，但有些际遇片断却使他终生难忘。关中回忆说，他们原先住在平津一带，为了逃避日本人追缉，便搬到父亲的老家安东暂住，安东是荒僻的地方，但日本人还是找到了。他们打他母亲，由屋子这头一巴掌打得滚到屋子那头去，再一巴掌打回来，场面的惨烈，几乎把年幼的关中吓死了。关进监狱后，关中至今仍能回忆的景象就是冷冰冰的四壁，家人蜷缩在角落，耳边听到的，是犯人脚上铁鍊的拖曳声和被拷打时的哀嚎声。当时他的玩具是囚房内每天拿进拿出的马桶，那么脏的东西，他却常去把玩，因此总是被母亲喝斥，甚至挨打。他与小他两岁的妹妹同时在狱中出麻疹，妹妹未能熬过，死在狱中了，母亲哭得死去活来的景象，至今仍是关中难以磨灭的回忆。抗战胜利后，关中的父亲由地下工作人员成为东北的接收大员，但没几年东北局势逆转，全家又随著军队撤退。关中说他记得军车抵达四平街时，刚刚结束战斗，到处是死尸，吓得直哭，连晚饭都不敢吃，总觉得家人分给他的馒头可能是人肉做的，感到噁心。清除战场的卡车停靠路边，尸体一具一具往车上扔，水沟内全是血，关中终于见识到什么是血流成河。
关中小我六岁，生在一九四○，到台湾时才八岁。他在台湾长大，他走的，是国民党当权派的路，留学归来，历任国民党中央青工会副主任、政策会副秘书长、台北市党部主任委员、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行政院青辅会主任委员、国民党中央组工会主任、副秘书长、中广公司董事长、立法委员、銓叙部部长、考试院副院长、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内政组召集人、世界龙冈亲义总会主席、国民党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国民党副主席、考试院院长。他一辈子追随国民党，最后在残山剩水的小朝廷里做了大官。他一辈子对我敬而远之，只是不幸与我同桌一次，我看他低头吃饭，一定想不到我这样近距离的观察他远距离的历史。他很勤奋，做了大官，仍然不忘记研究和写书，检讨国民党的历史。我遗憾他始终达不到检讨的深度──国民党祸国殃民那一深度。但他比小他十二岁的乳臭龙应台可有深度得太多了，他见识过什么是牢狱、酷刑、和战乱。他在这方面有身历与深度，而龙应台呢，只是一层皮。英谚说“美貌只是一层皮”（Beauty but skin deep.）。龙应台长得像个不修边幅的弃妇，没有美貌可言，但她的历史知识，的确只是一层皮，她不自量力，大谈“一九四九”，连关中都要“皮笑肉不笑了”。
可以这样“二二八”吗？
■我们可以从许多角度来看“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在这个范畴下，“二二八”太重要了。龙应台明明在闪躲这个大题目。
□不止于闪躲，而在扭曲。龙应台不断闪出一种氛围，就是台湾的文化处处高于大陆的，搬出高高在上的学术名词，要你说服她。她把“二二八”定位成“两个文化的剧烈衝突”、“两个现代化进程的剧烈衝突”，说得太玄了吧？“二二八”是多么“一九四九”的题目，“二二八”后两年就是“一九四九”，龙应台显然闪躲了这个大题目，如果全部闪躲，也就罢了，她特别根据彭明敏的“记得”，来了彭爸的一段往事：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台湾全岛动乱，爆发剧烈的流血衝突。彭清靠是高雄参议会的议长，自觉有义务去和负责“秩序”的国军沟通，两个文化的剧烈衝突──你要说两个现代化进程的剧烈衝突，我想也可以，终于以悲剧上演。
彭清靠和其他仕绅代表踏进司令部后，就被五花大绑。其中一个叫涂光明的代表，脾气耿直，立即破口大骂蒋介石和陈仪。他马上被带走隔离，“军法审判”后，涂光明被枪杀。
彭明敏记得自己的父亲，回到家里，筋疲力尽，两天吃不下饭。整个世界，都粉碎了，父亲从此不参与政治，也不再理会任何公共事务：
……他所尝到的是一个被出卖的理想主义者的悲痛。到了这个地步，他甚至扬言为身上的华人血统感到可耻，希望子孙与外国人通婚，直到后代再也不能宣称自己是华人。
带著“受伤”记忆的台湾人，不是只有彭明敏。
龙应台不画龙，却点出血淋淋的眼睛，是什么意思呢，既然说是“流血衝突”，“衝突”总有双方面吧，为什么看来只是单方面的呢？
■这就是龙应台的手法，她只掏出一段血淋淋切片，别的都不管了，这叫什么“文化”啊？这不是在恶意挑拨吗？谈“二二八”，只谈外省人杀本省人，不谈本省人杀外省人，单方面挑起本省人的仇恨，这是什么意思呢？龙应台谈“二二八”，只根据彭明敏的“文化”，谈到的本省人暴行只是打了菸酒公卖局职员，“职员被痛打”、“几个公卖局职员被殴打重伤而致死亡”。事实上，这么简单吗？这么仁慈吗？
“台湾菁英”怎样奸杀外省女人
□根据唐贤龙“台湾事变内幕记”（又名“台湾事变面面观”）第九十一页、九十二页、九十五页：
一、二十八日早上十一时许，在台北新公园中，除了打死十几个外省人，殴伤二十几个公务员外，更有一个年轻的少妇，搀了她底一个三岁的小孩子，正想由偏僻的小道中跑回家时，却被几个流氓们拦住了，他们对她尽情的调戏后，便一刀将她的嘴巴剖开，一直割裂到耳朵边，后将她的衣服剥得精光，横加殴打，打得半死半活时，便将她的手脚捆起来，拋到阴溼的水沟中，该妇人惨叫良久后即身死。当该小孩正在旁边哭喊妈妈时，另一残暴的台湾人，便用手抓住该小孩之头，用力一扭，即将该小孩之头倒转背后，登时气绝。
二、又在万华附近，一小孩被民众将双脚捆起，将头倒置地上，用力猛击，直至脑浆流出时方将其拋于路旁。
三、又在台北桥附近有两个小学生，路遇民众，因逃跑不及，即被民众捉住，民众一手执一学生，将他们两个人的头猛力互撞，等到该两小学生撞得脑血横流时，旁观之民众犹拍手叫好。
四、又当天下午，在台北太平町，有一开旅馆之孕妇，被民众将其衣服剥光，迫令其赤裸裸地游街示众，该孕妇羞愤无已，坚不答允，便被一手持日本军刀之台湾人，从头部一刀下去，将该孕妇暨一即将临盆之婴孩，劈为两段，血流如注，当场身死。
五、又在台湾银行门前，有一个小职员，当他刚从办公室里走出来，即被一个台湾人当头一棒，打得他脑浆迸流，随即殞命。
六、这时，适有一对青年夫妇路过此地，又被群众围住，吆喝喊打，吓得他们跪在地上求饶，时有很多台湾的小学生挤进人丛中，一看原来是“阿山”，便连忙你一脚、他一脚，将他们两人踢在地上滚成一团，这时民众更拳脚交加，棍棒齐挥，不一会，他们便被打得血肉模糊，成了两具破烂的孤魂。
七、在新竹县政府的桃园，被羈囚于大庙、警察局官舍与忠烈祠后山三地之外省人，内有五个女眷被台湾一群流氓浪人强行奸污后，那五位女眷于羞辱之餘，均愤极自縊殉难。
八、而该县大溪镇国民小学女教员林兆熙被流氓吕春松等轮奸后，衣服尽被剥去，裸体彻夜，冻得要死，后被高山族女县参议员李月娇救护始脱险。
若说以上唐贤龙的书不可信，那么李登辉主持的“『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为何一再引证？该报告全书中，在这一章有註释五百九十七个，其中光唐贤龙的书就引了十九个，可见倚之甚殷，只是奸杀外省人之事，一概不引，其他行凶，加上但书而已，如“打杀”“砍杀”就要给加上“据闻”并予以消音？这是什么意思？什么学术？把同一作者、同一书予以前言不对后语，这是什么唐贤龙？
龙应台的奸杀文化论
■龙应台口口声声把“二二八”定位在台湾人与大陆人的文化高低上，有一条史料，倒跟龙应台不谋而合。据“台湾警察”第二卷第十、十一期转载“台湾『二二八』事件”（一九四七年四月一日）：
当二十八日下午开始焚燬专卖局时，全市各街巷到处皆有暴徒集团寻找来自国内之外省人施以殴打，名之曰“阿山”，是以“阿山”若为彼辈所瞥见，皆不能逃过“打”的劫数，重时毙命，轻亦在残废之列，虽妇孺孕妇亦无一幸免，据记者所知：一数岁之儿童随其母出街，途遇暴徒，用刀将其母之嘴割裂至耳，復将衣服剥光痛殴垂毙拋之于水沟，其子被用力扭转面部倒置背后即时气绝毙命；又一小孩被其双足扠起倒吊，将头部猛向地上碰击，至头破血流而甘心；又一将两小孩之头互为相碰，至脑血横流，而引为快事；又一孕妇亦被暴徒用日本之武士刀对腹部插入，即时两命呜呼。此种狠毒手段，不胜枚举，惨绝人寰之事，不意竟发生在此号为文化水准高于国内任何一省之台湾，闻者毛骨悚然，何况目睹其状者。
这是唐贤龙“台湾事变内幕记”以外的另一报导，其中特别提到“文化水准高于国内任何一省之台湾”，不正是龙应台文化优劣论的先驱吗？从残杀小孩到奸杀妇女，重重暴行，岂能以“文化”一笔带过吗？有这些残暴行径的人，还有什么“文化”？
台俄奸杀大比赛
□什么例子能跟“二二八”时的“文化”高于外省人的“台湾菁英”相比？奇怪的是，居然在龙应台的书里，可以找到“文化”的答案。“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书中绝口不提“台湾菁英”强奸、轮奸又残杀外省妇女的事，但却看见俄国大兵强奸、轮奸又残杀中国妇女的事，在她书中，特别有这么一大段：
那一年冬天，二十一岁的台北人许长卿到瀋阳火车站送别朋友，一转身就看到了这一幕：
瀋阳车站前一个很大的广场，和我们现在的（台北）总统府前面的广场差不多。我要回去时，看见广场上有一个妇女，手牵两个孩子，背上再背一个，还有一个比较大的，拿一件草蓆，共五个人。有七、八个苏联兵把他们围起来，不顾众目睽睽之下，先将母亲强暴，然后再对小孩施暴。那妇女背上的小孩被解下来，正在嚎啕大哭。苏联兵把他们欺负完后，叫他们躺整列，用机关枪扫射打死他们。
龙应台的视野，到了中国东北，但我奇怪，她为什么到不了台湾？就在“那一年冬天”后的两三个月里，“二二八”的场面岂不出现了俄国大兵的暴行，光天化日、强奸轮暴、杀死妇孺，试问那一样少了？龙应台为什么提都不提？当然俄国人的暴行要振笔直书，可是，台湾人的呢？今天自李筱峰以次，都把“二二八”的台湾人供成“台湾菁英”，但怎么掩饰那有俄国大兵行径的“菁英”呢？他们不是“台湾人”吗？
龙应台只写俄国大兵在强奸
■他们当然是台湾人，尤其是手执武士刀的台湾人。但在“二二八”时候，与俄国人有什么不同呢？
□俄国人是白种人、台湾人是黄种人。并且，俄国人暴行的对象是外国人，大陆人对台湾人说来，是外国人吗？
■他们是台独分子吧？当然把大陆人看成外国人。
□台独分子吗？先成立“台湾独立国”再说吧。民进党执政了八年，连个所谓“中华民国国歌”都不敢改，还吹牛什么台湾独立呢？
■他们说改国歌要修宪，有困难。
□他们胡扯。所谓“中华民国宪法”中，根本没有国歌条款，改国歌，一道命令就改了。可是当政八年的民进党政府命令都不敢下，谁相信他们真搞台独啊。
■别扯远了吧，还是比较比较“台湾菁英”与俄国大兵吧。
□看了龙应台的文字，对照起“二二八”时“台湾菁英”轮奸外省人的记录，一何酷似啊，我们能无惊心的对比吗？“台湾菁英”奸杀中国人，与俄国大兵奸杀中国人，大同小异之处，该是俄国兵在残忍上，恐怕甘拜下风呢！试看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台湾省『二二八』事变记事”（一九四七年）中记录：“其最残忍者，为将妇女裸体殴打，甚至以刀刺其腹，以石塞其阴户，令其行走，拒者即刺杀之。”看来俄国兵还干不出“以石塞其阴户”吧？再看曾今可“台湾别记”（一九四七年五月十六日）的记录：“还有些妇孺是被暴徒把双脚拉开拉死的！”看来俄国兵还干不出把“妇孺双脚拉开拉死”吧？
何须走一趟才知道
■结论呼之欲出了，“台俄奸杀大比赛”，裁判结果，台湾人胜了老毛子。龙应台去了一趟长春，回来写出了俄国大兵，又引伸写道：
你听说过索忍尼辛这个人吗？
没听过？没关係，他是一九七○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透过他，这个世界比较清楚地了解了苏联劳改营的内幕，可是在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七岁的索忍尼辛是苏联红军一个砲兵连上尉，跟著部队进军攻打德军控制的东普鲁士。红军一路对德国平民的暴行，他写在一首一千四百行的“普鲁士之夜”里：
小小女孩儿躺在床上，
多少人上过她──一个排？一个连？
小小女孩突然变成女人，
然后女人变成尸体……
这首诗其实写得满烂的，但是，它的价值在于，索忍尼辛是个现场目击者。
可是你说，你从来就没听说过苏联红军对战败德国的“暴行”；学校里不教，媒体上不谈。
你做出很“老江湖”的样子，说，还是要回到德国人的“集体赎罪心理学”来理解啊，因为施暴者自认没权利谈自己的被施暴。
我到长春，其实是想搞懂一件事。
我好奇怪，一比较就知道的事、一翻查就知道的事，对龙应台说来，为什么要那么麻烦？
□一九九○年，吕秀莲去了一趟大陆，回来说：她发现，大陆十一亿人口对“台湾是我们的”的观念，加上军事力量，对台湾是相当大的威胁，而独派人士若不能摆脱闭门造车的作法，非常可能刺激中共，若因此造成对我方人民利益的伤害，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行为。吕秀莲的觉悟，自然令人高兴。不过，我总觉得，作为第一流的知识分子，了解一个地区，若一定得靠“走一趟”为必要条件，才知道什么、才觉悟什么、才猛醒什么，似乎又未免太直接了、太浪费了、太迟钝了。第一流的知识分子，应该有本领像中国大哲学家老子那样“不出户，知天下”，才算功夫。对大陆对台湾的态度、对台独绝不可行的认知，还需要靠“走一趟”才清醒吗？这样子的求知方式，太笨了一点吧？
龙应台去了一趟长春，令我想起吕秀莲。不过，龙应台还不如笨蛋吕秀莲。龙应台说她“到长春其实是想搞懂一件事”，僕僕风尘的，她回来了，其实她连这件事也没搞懂。哎呀，她还是做点文艺批评吧，国家大事、思想趋向，不是她搞得懂的。
是谁引来俄国大兵？
■龙应台大谈俄国大兵在东方的暴行，并比照他们在西方的，同样是只谈“现象”，不谈“原因”。记录上说，一个俄国大兵强奸了德国女人，从女人身上爬起来，说：“你们的德国大兵在我们苏联，就这样。”嫁到德国的龙应台，从来不谈这一因果。不是说被强奸的是应该的，而是说“原因”也该同时摊出来，并且要区分出来。德国对苏联是侵略者、苏联对中国却是加害者，中国还是战胜国耶，战胜国的女人还要被强奸、被奸杀，这是什么道理？要问谁啊？
□要问蒋介石啊、要问蒋经国啊、要问王世杰啊。是谁引来俄国大兵，看看记录吧。一般说法是“雅尔达会议”上美国总统罗斯福（FDR）逼中国承认外蒙古独立。但从“顾维钧回忆录”里，明明看到：不论从美国总统的回信里，还是从英国外相、美国国务卿的谈话里，还是从中国老外交家的失望里，都证实出在外蒙问题上，蒋介石及蒋经国、王世杰之流做了不该做出的让步。──美国主子要你蒋介石卖国，没有错，但没要你卖那么多！事实上，可以不卖那么多！可以不卖那么多却要卖那么多，这就是怪事了。“要五毛，给一块”式的加码卖国，也是美国逼你的吗？
在蒋经国的回忆中，我们得到了答案：
史大林问我：“你们对外蒙古为什么坚持不让它『独立』？”我说：“你应当谅解，我们中国七年抗战，就是为了要把失土收復回来，今天日本还没有赶走，东北台湾还没有收回，一切失地，都在敌人手中；反而把这样大的一块土地割让出去，岂不失却了抗战的本意？我们的国民一定不会原谅我们，会说我们『出卖了国土』；在这样情形之下，国民一定会起来反对政府，那我们就无法支持抗战；所以，我们不能同意外蒙古归併给俄国。”我说完了之后，史大林就接著说：“你这段话很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不过，你要晓得，今天并不是我要你来帮忙，而是你要我来帮忙；倘使你本国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
写得多清楚啊，因为是“你要我来帮忙”，所以我才要你的外蒙古。不过，所谓要苏联帮忙，不论人家盟国的目的也好、自己卖国的目的也罢，都在使苏联出兵、请苏联“来帮忙”。但是，八月八日苏联外长莫洛托夫（Molotov）向王世杰的宣布，证实中苏关係尚未达成协议前，它已出兵了，那么国还要不要卖，就该从长计议才是。但是，妙的是，这些卖国者，却仍要照卖不误，这不是贱种吗？更妙的，八月十四日日本都投降了，八月十五日蒋介石以下卖国者还向苏联签约大卖。王世杰八月十五日日记上说：
中俄文约稿书写需时，签字手续直至今晨六时始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但苏联已于数小时前广播，谓已签字。盖日本接受投降条件之答覆适于今晨二时到达此间也。
为什么苏联方面要捏造签字时间，提前“数小时”呢？因为日本已在“今晨二时”投降了，连苏联都不好意思在日本投降后向战胜国要土地了，只好捏造说外蒙古是在日本还没投降前就独立了。多气人啊！日本投了降，战胜国的中国还要签约卖国。蒋介石、蒋经国、王世杰之流多莫名其妙啊！
引来俄国大兵以后
按照卖国者与苏联订的“中苏友好条约”，明明是“在日本投降以后，苏俄军队当于三星期内开始撤退”的、明明是“最多三个月足为完全撤退之时期”的，但是，日本投降后三个月又三个月又三个月，老毛子犹在东北奸淫掳掠中。到了第二年（一九四六）三月六日，“王世杰日记”写著：
中苏交涉，如利用民众反苏游行，及本党公开之攻击，纵能促使苏联早日撤兵，但不免阻（促）其与东北共產党及其他反政府武力勾结，造成更不利于国家之形势。予不主张与苏联公开决裂者，大半以此。今日午后予以外交部部长名义，致正式照会于苏联大使，促苏联即行撤兵。蒋先生尚拟缓发此照会。予因恐未来局势或使我政府不能诉诸国际会议，故断然决定发出，但仍未在报纸发表。晚间予面向蒋先生辞外交部长职，蒋先生不允。
看到了吧，俄国大兵不撤退，一方面固是苏联原因，另一方面，却是蒋介石挽留，“尚拟缓发”“照会”呢。
当时在东北第一线与苏联打交道的董彦平将军，写了一本“苏俄据东北”送给我，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一日，在他家里，我与他长谈，我彷彿知道了什么，蒋介石被斯大林（Stalin）耍成白痴，最后还要求俄国大兵帮他在东北防共產党呢！
蒋介石引来俄国大兵，下面才是龙应台片段又断片的故事。龙应台照旧只写“现象”，她不写“原因”、不写俄国大兵奸杀中国女人的“原因”，她开脱了美国人罗斯福、开脱了中国人蒋介石、也开脱了苏联人斯大林，她的视野只是一根管子，管中窥见了豹斑。龙应台的读者跟她窥见了豹斑：
一九四九年三月，“中山大街”又有了新的名字：“斯大林大街”。
长春人就在这“斯大林大街”上行走了将近半个世纪。
一九九六年，“斯大林大街”才改称“人民大街”。
但是，对长春街上的“原因”，龙应台永远闭目以窥豹斑。
蒋夫人还慰劳俄军呢！
■龙应台在字里行间，明示斯大林如何如何、感谢俄军如何如何，在在均为共產党杰作，在她笔下，引狼入室的祸首国民党是不见媚骨的。事实上，真的如此吗？
□看看刘毅夫少将的回忆吧。刘毅夫在“我亲历国军拒绝收编偽军的一幕──随侍蒋夫人赴长春慰劳俄军的回忆”（“传记文学”第六十七卷第一期）中说：
蒋夫人到长春的第二天，就立即前往俄国军营拜会马林诺夫斯基。当时天寒地冻，遍地冰雪，蒋夫人仍然豪气干云的昂然进入俄国兵营，当时由会讲俄语的经国先生在前领路，我与孔二小姐紧随夫人身后，以防不测。当时看了蒋夫人的神情，心中无限钦佩，同时想到了历史上郭子仪独踏番营的英勇故事。
夫人进入俄国军营时，首先检阅了列队欢迎的俄军。当夫人走过之后，俄军都对神采飞扬的蒋夫人，万分钦仰，有些人小声说：“马达姆倭钦克拉细微”（俄语：夫人好漂亮），我听了之后，立即回头用俄语小声说：“不要乱讲！”当时我穿的是国军将官制服，他们听了我的话，便不再讲了。
夫人见了马林诺夫斯基时，晓以大义，俄军乃于夫人离去之后，立即撤离长春。
事实上，这位女郭子仪不论“施以顏色”或“晓以大义”，都无助于苏联撤军。对照一下董彦平书中写的吧：
苏俄军部自一月十日美国马歇尔特使来华调处共匪纠纷，成立军事调处执行部，发布停战命令以还，态度突转恶化。对我方接收表示不能协力，二月一日第二次撤兵之约，显亦无意履行。主席夫人适于此时冒恶劣天候，在零下二十度之严冬，万里冰天中飞蒞长春，代表国家劳问苏军，存眷父老；并向苏军阐明中苏友好同盟之真諦，获致热烈反响。但苏方并未因此改变其预定计画。
龙应台为什么不想想呢？中央政府第一夫人蒋宋美龄可是“代表国家劳问苏军”呢，长春市政府一条“斯大林大街”又算老几啊！“长春各界人士”的一座“战机、坦克纪念碑”又算老几啊！
被人强奸也是“国家利益”？
■看来龙应台谈了半天“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却谈不出大事。蒋介石卖国签下“中苏友好条约”是何等攸关“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大事，龙应台侈谈“大江大海”、侈谈“一九四九”，却对大事隻字不提。只提俄国大兵在瀋阳强奸中国女人，为什么不追究谁是引狼入室的祸首呢？
□从头目言，是罗斯福与蒋介石，从细部作业言，是王世杰与蒋经国。最后，龙应台的“一九四九”到了，蒋介石王世杰之流给赶出大陆了，退守到只有外蒙古四十四分之一大的台湾岛上了。一九五二年十月十三日，蒋介石在中国国民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发表“对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秘密归属了责任所在。他说签约是“我个人的决策”、“是我的责任，亦是我的罪愆”、要“负其全责”。他在签约七年后，自己承认当年签约放弃外蒙古，“实在是一个幼稚的幻想，绝非谋国之道。”但是，王世杰这边呢，却仍旧一言不发，但却不断放出风声，他是“为国家利益”，以致如此。我在“蒋介石研究四集”有“蒋介石、王世杰卖国”一文，收有张九如影印给我的一封王世杰一九六六年二月二十二日致他的信，谈到“中苏谈判”之事，“惟为国家利益，世杰守口如瓶已二十年于兹，即令会聚，弟我亦病不能自由发表耳。”
■什么“国家利益”呢，让人强奸也是吗？
□“王世杰日记”在王世杰死后出版了，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日如下：
有李敖者，日前在文星书店所刊“蒋廷黻选集”，对余被免总统府秘书长（民国四十二年十二月）与签订中苏条约两事，做侮辱性抨击。中央党部〔秘书长〕谷凤翔等促余向法院控诉其诬毁。余殊不愿给此等人以出锋头之机会。惟余对此两事为避免牵涉他人过失之故，迄未发布文字，抑或是余之过。
“他人之过”的“他人”是谁呢？龙应台到美国看蒋介石日记，忘了找这一段了吧？在日记里、在“国家利益”之下，应该看到一个名字吧？
“蒙古去，而中华民国亦随之去矣！”
王世杰听命于蒋介石，签了“中苏友好条约”，卖了国。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三日，他向党中央报告，日记中说：
……外蒙，不能不承认其独立，但战争结束后三个月内苏联依约不能不自东三省撤退！……东三省之主权可以收回……蒋先生请大家起立表决，结果全体一致起立。
由此可见，国民党不但主事者是卖国贼，它的团体也是卖国集团。在蒋介石面前，对卖国成果，无人敢于拒绝“起立通过”！
讽刺的对比是，一九一二年，戴传贤主持上海“民权报”，就警告“蒙古去，而中华民国亦随之去矣！”一九一九年，“军阀”徐树錚收回了动摇中的外蒙。谁想得到，二十六年后，外蒙却在国民党手中失去。一九四九年，在“中华民国”亡国前夜，戴传贤自杀了，真应了一九一二年的预言：“蒙古去，而中华民国亦随之去矣！”
戴传贤死在“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二日。他二十一岁办“天鐸报”，惹出文字狱。二十二岁亡命日本，革起命来。二十三岁辛亥革命成功后，做孙文机要秘书。此后青云直上，二十八岁做大元帅府法制委员会委员，又兼帅府秘书长、外交部次长。三十五岁做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政治委员、宣传部长。三十七岁做中山大学委员长后改为校长。三十九岁做考试院长，长达二十年。最后做的是国史馆馆长和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以这种显赫的履历，可知他在国民党中的地位，是炙手可热的。但这个炙手可热的党国元老，却随“中华民国”之将亡，自己先死了。
龙应台书中写了一个小军官的殉死，但那一死，只是鸿毛之轻，象徵的意义有限；戴传贤却不然，他的自杀，有太多象徵的意义。他的一生，随“中华民国”而兴、随“中华民国”而亡。但他在国民党中，是少有的颇有“纯纯的信仰”的一位，他关怀国民党的前途，总是真诚的、情见乎辞的。一九四四年，他在重庆曾家岩发豪语：“周朝的天下是八百年，国民党至少要掌握政权一千年。”这种“纯纯的信仰”，在国民党中，又有谁比得上呢？结果呢，“一九四九”到了，一千年的豪语，遭到挑战，戴传贤五十九岁，一死了之。象徵一个时代的结束、也象徵一个信仰的结束。多么可爱的“一九四九”，卖国的“中华民国”统治者，使“中华民国”沦为死尸；而统治者呢，却沦为守灵人，戴传贤死了，他留下了一个孽种，“过继”给蒋介石，孽种不是别人，就是“蒋纬国”。
龙应台只见一彭
“原因”越来越大了、头绪越来越多了。解答龙应台没搞懂的一件事，好奇怪，答案原来不在东北，却在台湾。还是回头从“二二八”来追踪吧。
□这叫环环相扣。一九四六在东北的事，竟从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得到索隐。还是回头看看“二二八”。
■龙应台只引彭明敏的“二二八”，是不是犯了孤证的毛病？
□当然是。据“高雄市『二二八』事件报告书”：“……有案可据者，计伤公教人员三十一人，死八人，暴徒除拘获正法者外，死亡七人，民众伤五四人，死八六人，其餘不详身分者，死二四人，合计死一二五人，伤八五人。”足证外省人有死亡；再据陈桐“杀戮起源蓄意煽动”（“自由时报”，一九九一年二月二十七日）：“……（暴徒流氓）甚至挟持外省人集体软禁在高雄中学内，每天只供给一粒饭糰，境遇也相当凄惨……”足证外省人有被拘禁。可见彭明敏所述，是一面之词，他置外省人在高雄被杀被关于不闻，只记彭孟缉怎样怎样，其实，照彭孟缉“台湾省『二二八』事件回忆录”、“彭孟缉访问纪录”，是会议席上涂光明先掏枪。彭孟缉固非善类，但此彭非彼彭，也别有说词，龙应台也该知道。至于龙应台引彭明敏“『军法审判』后，涂光明被枪杀”云云，简直替彭孟缉搽胭脂抹粉了，那来“审判”啊？兵荒马乱之际，彭孟缉这种恶棍还给你“审判”吗？
■看来龙应台扯出“二二八”，是上了彭明敏的当。
□她自己太不用功，才会上当；彭明敏他们太偏执，才会只看单方面的历史。其实这是一种“弱者的偏执狂”。谈“二二八”，众口一声，把悲剧定位在外省人的不是上，说破了，这就是“弱者的偏执狂”。人一变成“偏执狂”，则虽遭苦难，不能反省。“二二八”事件，在本省人眼中，百分之百全怪外省人。但我怀疑，到底有没有一个小数点──百分之百怪外省人中的一个小数点，本省人也不妨反省反省呢？例如事件之起，是缉私人员惊慌中开枪误杀了一名看热闹者，这种缉私人员应予严办，是对的，但群众包围警察局，要求立刻“就地正法”，这种不懂事的要求，任何官员都做不到。做不到就起暴动，把外省人中的无辜者予以打、砸、抢、杀，妇女予以强奸、婴儿予以摔死，这种行为，不该反省反省吗？由这种暴民滥杀行为招致来的暴君派部队登陆滥杀，能够百分之百全怪外省人吗？我绝对不是说国民党政府惹起民变、处理民变是对的，但相对方面，本省人的肆虐与招祸反应，也不无反省之处。但是，直到六十四年后的今天，又有几位反省了呢？
事件之起，陈仪答应“惩凶赔款”、“不秋后算帐”，本已息事宁人、本已屈服，但是，本省人价码节节升高，答应了三十二条，又来了四十二条，不懂事的要求，使任何官员都做不到，最后只好兵戎相见，进一步造成悲剧。这种没有底价似的讨价还价，活像**天安门前的学生，最后乱开价，逼得对方忍无可忍，只好动粗。如今一家哭引发一路哭、一路哭引发全岛哭，说不该动粗，你看你把我打成这样子，动粗的确不该，但不动粗，又该怎么做才能平息四处蜂起的暴乱呢？六十四年了，谁又假设假设，如果你设身处地，你怎么想？如果你是二十一师的抗战老兵，老子跟日本鬼子打了八年仗，光復了台湾，台湾人居然戴起日本人军帽、唱起日本人军歌、拿起日本人军刀军枪，沿街打杀外省人，这种亡国奴习性，老子还不教训教训你吗？──如果你是那种老兵，你会有更理性的表现吗？
来源: 台湾中国时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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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2-1 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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