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古今》：汪伪文人的声音

邱晓云

作者：李相银
　　《古今》是上海沦陷后创办最早的文学期刊，也是最有争议的文学期刊。就政治层面而言，《古今》创办人朱朴曾任汪伪政府高官，其作者也多为汪伪政权要人与落水文人，因而是一份名副其实的“汉奸”杂志。就文学期刊而言，《古今》与汪伪的政治宣传刊物并不等同，“文字是软性的”1为其一大特色。细品《古今》，发现在《古今》上活跃的汪伪要员也好，学者文人也好，虽多与政治有涉，却大都未脱文人性情。《古今》上的文字多为考据、随笔、小品之类，而少政见宏文，流露出的是文人式的感时伤世之情而非政要式的指点江山之态。可以说，《古今》实际上是在传达汪伪文人的声音。

　　本文无意对《古今》作全方位评述，只想从细节入手，指出《古今》复杂面貌形成的可能性因素，并重新审视《古今》的文化身份。



一

　　《古今》杂志创刊于1942年3月，终刊于1944年10月，共出57期。《古今》为16开本，1至8期为月刊，每期40页左右，第9期起改为半月刊，每期32页。初由古今月刊社编辑发行，第12期起由古今出版社发行，创办人朱朴任社长，周黎庵、陶亢德先后任编辑。《古今》被认为是一份具有鲜明政治色彩的文学期刊，朱朴的政治身份无疑是主要判断依据之一。

　　朱朴与汪伪集团的主要成员均由良好的私人关系。他从20年代末便开始追随汪精卫，并由汪介绍认识陈公博。1939年8月汪伪“六大”，朱朴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复担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1940年3月“国府还都”后，朱朴被任命为交通部政务次长，后还担任过组织部副部长。朱朴的这些政治履历是他政治立场的最好说明，似已无需再论。但有一个细节常被忽略：创办《古今》时，朱朴已先后辞去组织部副部长、交通部政务次长，仅担任经济委员会委员等闲职。这一细节说明：创办《古今》时，朱朴虽还是个官，却已无昔日权势。

　　朱朴为什么在辞官后创办《古今》？其动机是什么？办刊的经费从何处来？探究这些在研究中常常被忽略的问题有助于我们理解《古今》的复杂立场。

　　在《古今》创刊后不久的一篇文章中，朱朴谈到了创办《古今》时的心境及创办缘由，他说：

　　对于自己的前途，抱有万事俱休，只欠一死之慨。因此寄居沪滨，终日徘徊，自己不知怎样才能遣此无聊的余生。有一天，忽然阔别多年的陶亢德兄来访，谈及目前国内出版界之冷寂，怂恿我出来放一声大炮。自维平生一无所长，只有对出版事业略有些微经验，且正值精神一无所托之际，遂不加考虑，立即答应，计筹备之期，不到两月，《古今》创刊号，遂于今年三月二十五号出世。2

　　看来，寻求精神寄托是朱朴创办《古今》的重要原因，在此后的多篇文章中他一再强调这一动机。《古今》创刊一周年时，他说：“爱儿丧亡之后，我因中心哀痛，不能自已，遂决定试办这一小小刊物想勉强作为精神的排遣。”3《古今》创刊两周年时，他重复了上述意思。甚至在给恋人的信中他也这样写到：“两三年来，我受尽了人间所有的灾难和苦痛，若非涵养有素看破一切的话，早该跳海自尽或者披发入山了。我因精神无所寄托遂创办《古今》以强自排遣。”4《古今》停刊时，他又一次强调：“《古今》出版的动机不过为我个人遣愁寄痛之托，绝无其他作用。”5

《古今》从创办到停刊，两年又七个月，朱朴“祥林嫂”式的反复诉说当不是为博人同情，若说有政治动机也不见得是事实。言为心声，情满于胸而泄于笔墨，中国文人自古就有悼亡之传统，朱朴虽未专写悼亡赋，但其情真意切之言辞充分表明了他对妻儿的追思与怀念。家庭的遭遇（也许还因为其仕途并不如意，交通部政务次长本是闲职）淡化了他的从政情结，强化了他的文人气质。朱朴虽从政有年，但一直从事笔墨工作，抗战前他曾先后编辑过《东方杂志》（上海）、《南华评论》（香港）、《蔚蓝画报》（北平）、《国际通讯》（香港）等杂志，1938年底汪精卫“艳电”发表后，朱朴被汪精卫派往上海从事秘密宣传工作，后任汪伪机关报《中华日报》主笔，并出版《时代文选》，1939年10月又创办《时代晚报》。因而他在《古今·创刊词》中说“同人等都是些一介书生”，并非做作之词，而这亦可视为他对《古今》同人身份的重新定位。其意图十分明显：他（们）只是以文人身份来创办《古今》，而非官员身份。“官员”在沦陷区语境中自然有“汉奸”嫌疑，朱朴强调自己的文人身份实际上也是在淡化自己的政治身份，这里面隐含着他对政治的价值判断，说明他并没有完全丧失道德感与羞耻之心。故而他从办刊初期就一直强调《古今》的独立品性，他说：《古今》“完全是一个私人刊物，是一个百分之百的个人意志的刊物。”6后又特地刊登启示，强调：“梨枣之资，均出私家；涓滴之微，未由公府。”7然而，当时读者并不买账，苏青曾提到时人的看法：“有人说：《古今》是本官杂志——主办的人是官，写文章的人是官。”苏青对这种简单的判断很不以为然。8作为编辑，周黎庵对读者误解《古今》也颇为不满：“大家看了《古今》上许多名人的文字，以为《古今》是什么什么的杂志，因之不免‘另眼相待’，其实不然。”《古今》创刊时“不独无所谓社址，连听差书记都没有一个”。“《古今》因为完全是私人经营，不受任何方面公费的补助，所以经济方面的困难，非可言喻。”9

　　《古今》另一重要知情人金性尧（文载道）在60多年后的回忆文章中透露：朱朴与周黎庵合办《古今》时，是没有金钱和权势的，但因投靠了周佛海，经济上也有了保证，成为周门的一个高级清客。10金性尧所提供的信息并非是《古今》经费来源的新发现，朱朴当年并未隐瞒周佛海对《古今》在精神上、物质上以及经济上的帮助。朱朴曾再三表示对周佛海的感激之情：“挚友周佛海先生在精神上友谊上给我的帮助甚大，其功不可没。”11《古今》创办一周年时，朱朴将《古今》的成功首先归因于周佛海的帮助，一年后，他又一次感谢了周佛海的“精神及物质的帮助”。12周佛海在经济上曾帮助《古今》应是事实，问题在于周佛海是公费补助还是私人赞助？朱朴一再声明《古今》乃私人经营，不受任何公费补助，又一再说周佛海曾给予经济支持，如果周佛海是以汪伪政府的名义资助《古今》，朱朴此举岂非自相矛盾且主动授人以柄？我以为，周佛海以私人名义资助《古今》是比较符合实际的。当然这其中不排除周佛海会假公济私，因为他与《古今》之间还有明显的商业行为。期刊杂志的主要收入来源：一是广告，二是发行量。《古今》发行量不大，故收入主要靠广告。《古今》创刊号发行1500本，每册成本两元，售价仅一元，每期广告收入约1500元，收支大约持平。《古今》所刊广告不多，却多与周佛海有关。《古今》从第一期起就开始长期刊登“中央储备银行”以及《中报》、《平报》的广告，后来长期刊登“华兴商业银行”与《往矣集》广告。周佛海是中央储备银行总裁、《中报》、《平报》的后台老板，华兴商业银行则是其私人所办，《往矣集》则是周佛海在沦陷时期的畅销书。广告费显然是周佛海赞助《古今》的常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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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赞助是出于友情，商业交往背后不见得有明确的政治动机，这也许是朱朴理直气壮说话的基本前提。既然不是奉命办刊，也就不必非奉汪伪政府的文艺指令不可，只要不违背汪伪政府的文艺统制政策，《古今》是可以按照朱朴的“个人意志”办刊的。《古今》上的文字证明了这一点：周佛海曾盛赞《古今》创刊的意义，朱朴则谦逊地表示，“《古今》之所以能尚有成绩者，乃是全有私人办理，故能以最少的资力，而发挥最大的力。若经官办，便很难弄得好了。”当周佛海建议《古今》应加一些翻译文章时，朱朴则认为这样会破坏《古今》已成的风格。13尽管古今社后来办了《东西》杂志专事翻译，但主要由陶亢德主编，朱朴并不太过问。

　　文艺是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领域之一，如果说汪伪政权无视文艺在社会整体运作和维护政权统治方面的作用，并不符合实际。从“和平文学”到“大东亚文学”，汪伪政权有自己的文艺政策与文学诉求，他们也创办了一些报纸副刊并举办过征文活动，企图借助文学宣传他们的政治理念，粉饰沦陷区的太平，但多是“报销刊物”，几乎无人问津，更谈不上影响。而《古今》的销路不错，且主办人及其他作者也多为亲汪派，无疑是汪伪官方意识形态与文艺思想的最佳宣传媒介，但汪伪政权并未将《古今》培养或改造成自己文艺政策的代言人，这一方面是汪伪为创造文化繁荣局面而有意“宽容”的结果，而另一方面，朱朴办刊时的文人心态也不可小视。这在主、客观上为《古今》多少提供了言说的自由：《古今》上没有美化日军侵略、颂扬大东亚战争的文字，也无“和平亲善八股”，甚至还主动批评“和平亲善八股”之风14，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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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尽管朱朴想以文人身份办刊，但他毕竟混迹于官场多年，结识的朋友也多为政府官员，当他相继约这些朋友为《古今》撰稿时，《古今》的政治色彩就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

　　《古今》曾在1943年7月出版的夏季特大号的封面上登出75人的名单，基本反映出了《古今》作者群的面貌：一类是汪伪政府官员，如汪精卫、周佛海、陈公博、梁鸿志、江康瓠、赵叔雍、诸青来、金雄白等；另一类是亲汪伪的学者或文人，多为大学教授或报刊杂志编辑（有些人身兼伪职），如周作人、瞿兑之、谢刚主、谢兴尧、徐凌霄、徐一士、沈启无、纪果庵、周越然、龙沐勋、文载道、柳雨生、予且、苏青、陶亢德、周黎庵等。此外，还有一些作者，如袁殊，被时人视为“汉奸”，而实际是身负特殊使命的中共党员，还有像鲁昔达（黄裳），则是纯为谋生而写作的青年人。除去这些特殊情况之外，《古今》作者群的政治倾向基本一致：期待以和平方式解决中日战事，而不赞成重庆国民政府的抗战。

　　盼望和平并没有什么错，关键是如何取得和平。汪精卫等人与虎谋皮换来的只是一个傀儡政权，一切受命于主子，汪伪政权的大小官员事实上成了一帮为日本人卖命的奴才。事事仰人鼻息，唯唯诺诺，哪有尊严可言？文人向来注重名节，讲究道德操守，如今腆颜事敌，大节已亏，岂能问心无愧？迷失于政治而从文学中寻求超脱，成为汪伪政权中众多文人的一种选择，文学可以让他们暂时放下精神重负，在文学中他们多少还能找到自己的价值。但在为文时，各人心态不一。

　　《古今》创刊号上载有梁鸿志《爰居阁坐谈·网巾》一文，谈及文人气节，颇耐人寻味。文中讲述清军入关后，严薙发之令，有一人违令不从，被捕后失网巾，于是令二仆为其画网巾于头上。及至就戮，刑者问其名，曰：吾忠未能报国，留姓名则辱国。智未能保家，留姓名则辱家。危不即致身，留姓名则辱身。有人劝曰：天下事已定，吾本明朝总兵，徒以识时变、知天命，吾今日不失富贵。若一匹夫，倔强死何益？义死虽亦佳，何执之坚也？答曰：吾负吾君耳，一筹莫效，而束手就擒，与婢妾何异？遂就戮。时人感其言行，名之画网巾先生。如若人文比照，此时的梁鸿志与文中的总兵无异，总兵赤裸裸的汉奸言论与梁鸿志附敌时的心态当无二致。梁文虽未直接臧否人物，然其意在批评清廷薙发之令，他对画网巾先生与总兵的一褒一贬态度却也明朗。这应该不是其虚伪的表现，文人的尴尬往往在于“心向往之而实不能至”：虽也敬佩恪守气节之士，无奈自身做不到。梁鸿志乃民国时期著名诗人，其《爰居阁诗集》时为海内外传颂，八·一三后在日本人怂恿下组织伪维新政府，接着又加入汪伪政权，尽管从政多年，但其本质上还是文人，多少有些羞耻之心，还不至于公然讲述汉奸之道。其在《古今》上发文多篇，内容基本上是与政治无涉的文史小品及考据一类文字。

　　与梁鸿志只谈文史不论政治，只谈古人不论今人相比，郑秉珊则不仅借古讽今而且直言政治了，他在谈及钱谦益时说：“失节两个字，注定了钱氏的人格，使他永不得翻身，即如现在的报纸上，还时常有抄撮前人揶揄钱氏的文字，……做励节正心的工作，真不可解。”他认为“据十五世纪马凯维里的政治学说而论，政治学应该和伦理宗教分离，才切合现实，我们读《史记》，觉得春秋战国秦汉时代，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纵横捭阖，朝秦暮楚，变化无穷，东林墨守儒家迂腐之间，欲求得胜利，何异缘木求鱼呢？”15钱谦益是明末清初著名诗人兼学者，其降清一事向为文人诟病，郑文为之鸣冤显然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企图为自己的“附逆”行为辩解开脱，他不仅从理论上找来了依据，还从古人言行中找来了历史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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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附逆行为寻找合理性是汪伪文人最关心的问题，有着官员身份的更是如此。周佛海一副“忍辱负重”的气概，他说：

　　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正是周公恐惧流言，王莽谦恭下士的时候，是非未定，功罪难分……‘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争说蔡中郎’，但是个人的是非固然不必计较，国家的厉害，却不能不考虑。自古孤臣孽子的用心，不再求谅于当时及后世，乃在使个人的苦心，努力与牺牲，实际有益于君父。所以现在据我们企求的目的虽然还道路崎岖，关山险阻，但是救倾扶危的目的一日不达到，就是我们的责任一日未解除。16

　　朱朴对周佛海的“苦心孤诣”表示理解，认为：“他的文字完全是他人格之表现，至性至情，决无半点虚饰。尤其是最近数年来周先生的孤臣孽子之心，决非一般普通人所能知道及了解的。不佞忝在交末，深知其处境之艰，用心之苦，因而益坚其敬爱之心。”17周佛海是汪伪时期撰写散文最多的要员，曾在《古今》上撰写自传性质的文章十余篇，后结集为《而已集》，轰动一时，在沦陷区销行十二版，可见其文字的受欢迎程度。周黎庵曾在《往矣集第十二版跋》中评价说：“作者只是想到几个题目，随意挥洒的写成几篇文章，然无意中却把他半生的经历都写了出来，既没有体裁的拘束，又不似写自传的人一本正经，意在传之后世，所以下笔时的自由和笔调之亲切，实驾一切传记文字之上。”时人认为此乃逢迎周佛海之语，但刘心皇认为周黎庵此说并不过誉18，比较符合事实。周佛海文中所谓“君父”乃汪精卫。他将自己的行为比作中国古代文人的“忠君”之举，只要“君道”是正途，其行为也就无可厚非，因而他刻意将汪精卫的行为“神圣化”。他说：

　　先生的为国之忠，用心之苦，治事之勤，起义之勇，任难之毅，使我得了不少的熏陶和感召。自从发动和平运动以后，出生入死，追随左右，至今将近五年。其中所经的危难困苦，不是笔墨所能形容，而先生安之若素，应之以定，丝毫没有因为危难而稍馁其气……这样的功业，其根本的动力，全在先生‘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慈悲而勇毅的精神。19

　　辛亥革命前，汪精卫的“引刀成一快，从容作楚囚”燕市悲歌曾经传诵一时。作为国民党元老之一，他深受孙中山器重，孙中山去世后，他一度被视为国民党最高领袖。其沦为汉奸与权力的旁落有很大关系，但根本上是其民族失败主义，亲日投降思想所致。汪精卫在时人心目中曾享有一定声望，加之他提倡的“和平运动”具有很大的迷惑性，自然引得一班人趋之若骛。周作人甚至将汪精卫所为与佛经中的菩萨投身饲饿虎之事相提并论，他说：“汪先生蒙难不止庚戌，民国以后，乙亥之在南京，乙卯之在河内，两遭狙击，幸而得免，此皆投身饲饿虎，所舍不只生命，且及声名，持此以观庚戌之役，益可知其伟大，称之为菩萨行世无不可也。”20如果说周作人是因为不了解政治而高估了汪精卫行为的意义，周佛海则是有意假文字为自己的政治投机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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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其他文人大多着眼于为个人的“附逆”行为寻找合理性的话，周佛海则是竭力为汪伪政权寻求“合法化”，这是他的“高明”之处，也是从政出身的文人与从文出身的官员之间的最大不同。《古今》作者虽多有官员身份，但他们为文时大多表明自己的文人姿态，只谈文史，不触及政治与现实，这反映他们不沾惹政治的基本文学理念。周佛海虽也有文人性情，但毕竟是汪伪政治理念的倡导者与坚持者。其文章难以尽去政治倾向，在事实上增强了《古今》的政治色彩，也是《古今》无法疏离政治的一个要素。《古今》最终还是处在了政治与文学的纠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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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古今》创刊时，正值上海文坛空前的荒芜时期。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对上海新文化业造成了巨大打击：新文学作家或相继离开上海、或隐于市野缄默无语，新文学书店与报刊先后被日伪当局取缔查禁，上海文坛只剩下“和平八股”之声与鸳蝴派的通俗文艺。《古今》于此时崛起，“扫除滥调，独创新格，故能得大多数之同情爱护，而为士林之精神食粮”，21着实轰动了沉寂的上海文坛。《古今》创刊号“销路却出奇的好，一销便完了，各方的舆论也非常之好，认为是事变以来第一流刊物。”22《古今》创刊号共刊载14篇文章，朱朴、周黎庵、陶亢德包办了八篇，他们有多年的编辑经验与写作经验，文章自然不俗。汪精卫、梁鸿志、罗振玉都曾以诗文名世，其文当为大手笔。黄裳虽是大学生，但在《宇宙风》时代就曾发过多篇文章，其读书之多、文笔之好，连周黎庵也自愧不如。《古今》创刊号的稿源并不充足，但其能在一问世便吸引读者的眼球，不能不归因于其独标一格的文学理念。

　　朱朴在创刊之初便表示：《古今》“宁缺毋滥”，重“质”而不重“量”，坚守素志而绝不迁就时俗。23其《发刊词》写到：

　　我们这个刊物的宗旨，顾名思义，极为明显。自古及今，不论英雄豪杰也好，名士佳人也好甚至贩夫走卒也好，只要其生平事迹有异乎寻常不很平凡之处，我们都极愿尽量搜罗献诸于今日几日后的读者之前。我们的目的在乎彰事实，明是非，求真理。所以不独人物一门而已，他如天文地理，禽兽草木，金石书画，诗词歌赋诸类，凡是有其特殊的价值可以记述的，本刊也将兼收并蓄，乐为刊登。总之，本刊是包罗万象，无所不容的。

　　《古今》对“天文地理，禽兽草木，金石书画，诗词歌赋”的“兼收并蓄”，使其一开始便具有了精英化、贵族化倾向，显示了高雅的文化意趣。而如何达到并保持《古今》的独特性与高水准，周黎庵认为除了每期刊登几篇北方名家的作品外，《古今》刊登的一些珍贵史料与大江南北无与抗手的书画也是重要因素。24周黎庵为我们考察古今的文化意义指点了路径，循着他的思路我们可以探究以下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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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古今》——京、沪、宁三地文人交流的中介

　　汪伪政权对华北的“统治”仅是形式上的，沪宁方面与北京方面的文学（文化）交流也大多有名无实。除了共同鼓吹“和平文艺”外，南北两地的文学并无直接交流。对于沪宁读者而言，北京文人的作品已多时不见，如能刊发一些北方名家的稿件，必然会激发南方读者的阅读兴趣，促进《古今》销量。《古今》编者显然敏锐地把握住了这个信息。作为上海沦陷后创办最早的文学期刊，《古今》与北京文人的交流显然占有天时地利，但尚欠人和。朱朴与北京文人并无交情，周黎庵虽曾编过《宇宙风乙刊》，但当时并不得意。故《古今》最初的约稿对象有限，多为沪宁两地官员或文人，发行地也主要是上海与南京。第四期至第六期虽然连续刊登周作人的三篇文章，但《古今》与北京文人的交流尚未形成。这个局面在陶亢德参与编辑《古今》前后有了变化。陶亢德曾长期编辑《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杂志，与北京文人有很好的交情，《古今》第八期《编辑后记》特地登出陶亢德出任《古今》编辑的广告。随后徐一士、谢兴尧、谢刚主、瞿兑之、沈启无、徐凌霄等北京文人陆续出现于《古今》，并成为比较稳定的一群作者与读者。《古今》作为南北文坛交流的意义也开始呈现：北京文人的加盟提升了《古今》的文学品位，促进了《古今》的成功，而《古今》则为北京的这些“遗老”、“遗少”提供了“怀古伤今、纵谈文史”的场所，渐成南北“同声相应”的局面。《古今》本就是高雅读物，期待它对北京文坛产生全面或重大影响未免太理想化。所谓“物以类聚”，《古今》为这些喜谈文史掌故、风土人物的文人雅士提供了园地，而他们则共同营造了四十年代初上海文坛的雅文化空间。

　　二、《古今》的封面

　　封面是期刊杂志的门面，也是能够显示刊物风格与品位的一个窗口。“一个刊物的封面与设计，却是很要紧的，使人在欣赏之外，别有摩挲之趣，而且特别是文学刊物。”25《古今》同人是明白这个道理的，其封面设计显示了与其文学品位相一致的风格。

　　与上海沦陷时期的其他文学期刊相比，《古今》的封面既非香艳美人，也非鸳鸯蝴蝶，而是多为古诗配一幅山水画，显得书卷气十足。画面素朴雅洁，诗意隽永深长，表现出了典型的文人情趣。《古今》创刊号封面下半部隐约见一棵苍虬古松，左上则是两个竖写的隶书大字“古今”，右上则是宋末名士郑菊山的一篇诗，为仿宋体小字，诗曰：“久欲谋归力不任，浮云踪迹谩巢林。功名未入屠龙手，贫贱常怀买鹤心。月下开门微雨过，楼头闻笛二更深。时间万事俱陈迹，空倚西风阅古今。”功名未就却已怀归隐之心，诗意萧然凄凉，虚无感伤，颇合朱朴心绪，刊名由此而得，《古今》同人的心态可想而知：在入世与出世之间应当何去何从，也许，在沦陷之地归隐是最好的选择，然而选择却并非那么容易。毫无疑问，《古今》封面在独标一格的同时，正成为传达其意旨的一个途径。

　　此后多期封面与创刊号相类：一幅文人山水画配一首律诗或只配一二诗句，其中必有一句含“古今”二字。第二期封面画不变，诗为陆机的《猛虎行》：“……急弦无懦响，亮节难为音。人生诚未易，曷云开此衿。眷我耿介怀，俯仰愧古今。”陆机此诗是抒发自己正直独立的怀抱不得实现的感慨。他认为自己本来是很慎于行世的，但由于时命却不能选择，结果是功不成名不就，深负平生之志。《古今》编者援引此诗，当也是“借他人之酒杯，浇心中之块垒”。“江南第一画师”吴湖帆为《古今》设计了两幅封面：一是绘刘后村诗意“静向窗前阅古今”图，一是崔曙诗意“涧水流年月，山云变古今”图。这些封面多为诗画相谐之作，颇具文人雅趣，很好地传达了《古今》的名士风情，体现了其清隽脱俗的文化品位。微言说从《古今》的封面便可知其为“名士性的刊物”，26可见《古今》封面已经具有文化符号的意义。无庸讳言，《古今》还有一部分封面是汪精卫题写的对联、集句，如：“恢弘雅量涵高远，领略清言见古今”、“寺鼓钟楼催昏晓，墟落烟云自古今”、“快雪均夷险，危松定古今”、“袖问今古泪，心上往来潮”、“不通古今不师圣贤则鄙夫耳，古人言古今我言今亦何伤乎”等。撇开汪精卫的政治身份不论，这些诗句也多为古朴典雅之语，与《古今》的整体风貌相契合。

　　三、《古今》散文的风格及意义

　　《古今》是散文专刊，其内容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作者自述与见闻录，如周佛海的《我的奋斗》、《苦学记》、《盛衰阅尽话沧桑》、《自反录》，陈公博的《上海的市长》、《我与共产党》，朱朴的《四十自述》、罗振玉的遗作《雪堂自传》、赵叔雍的《人往风微录》、纪果庵的《白门买书记》、冒鹤亭的《疚斋日记》等。另一类是文史掌故与笔记小品，如梁鸿志的《爰居阁坐谈》系列、周作人的《我与杂学》与《女人的文章》、瞿兑之的《辛酉热河史料钩沉》、纪果庵的《清史世家略记》与《两都赋》、冒鹤亭的《<孽海花>人名索引表》与《<孽海花>闲话》、徐一士的《状元与美人》与《太炎琐话》、柳雨生的《秣陵十日》、文载道的《关于风土人情》与《谈画小记》、黄裳的《蠹鱼篇》、予且的《妻财子禄》、苏青的《论离婚》与《送礼》等。此外还有一些序跋、书评、旧体诗等。

　　《古今》上的文章虽然内容有别，但风格基本一致：隽永冲淡，侧重融知识性、趣味性与学术性，是名副其实的“言志”散文。《古今》的这种散文路数有其历史源流，读者也自然地将《古今》与同类期刊相联：郑秉珊说《古今》的风格与《宇宙风》最为相似，纪果庵觉得阅读《古今》时“好像又回到六七年前看《宇宙风》的心情。”徐一士则认为《古今》对《论语》、《人间世》、《宇宙风》、《逸经》等刊之长处，“类皆有所采取，更自有其特色。”27这些言论大多切中肯綮，准确地把握住了《古今》的精神传承。从《语丝》到《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现代“言志”散文一路逶迤而下，虽有递嬗，却已形成传统，而《古今》的存在则延续了这一传统。

　　四十年代初的上海文坛，通俗文艺甚嚣尘上，而《古今》“格调高古、掷地作金石之声”28。其“高雅”姿态自然受到了批评：有读者说《古今》水准太高，不够通俗。《古今》的编辑承认了这一事实，但指出：通俗未必便是好文章，因而不会改革“固有方针”，29强调了《古今》特立独行的品格。《古今》对于四十年代初上海文学的意义于此得以彰显：作为一份严肃而高雅的读物，《古今》是上海沦陷时期唯一不与通俗文学合流的期刊，其表现出的“高蹈”姿态，使其成为一种独异的存在。《古今》对于五四“言志派”散文观念的承继，则使其成为新文学在四十年代初上海沦陷区的重要血脉。

　　作为一份文学期刊，《古今》传达出了汪伪派文人的声音。当然，这种声音是多声部的：位于高音区的是他们追求的高雅而严肃的文学趣味，位于低音区的是他们时而吐露出的政治理念，而处于两者交汇地带的中音区的则是他们犹疑不安的灵魂与欲盖弥彰的心态。

　　无论就政治倾向还是文学品位而言，《古今》都是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最为特别的一种期刊，因而简单化的、印象式的、道德化的评价容易造成对其文学意义的忽视。《古今》在上海沦陷区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战争与政治尽管会对文学产生巨大影响，但它割不断文学的内在精神，文学也不必然随波逐流，丧失独立品性。

邱晓云

【注释】

　　1 周佛海《苦学记》，《古今》第3期，P2。

　　2 朱朴《满城风雨话古今》《古今》第9期，P32。

　　3 朱朴《<古今>一年》，《古今》第19期，P24。

　　4 朱朴《朴园短简》，《古今》第40期，P4。

　　5 朱朴《小休辞》，《古今》第57期，P1。

　　6 朱朴《满城风雨话古今》《古今》第9期，P32。

　　7 朱朴《朱朴启事》，《古今》第18期，封二。

　　8 苏青《<古今>的印象》《古今》第19期，P55。

　　9 周黎庵《一年来的编辑杂记》，《古今》第19期，P64。

　　10 金性尧《悼黎庵》，《万象》第六卷第一期（2004.1），p66 。

　　11 朱朴《满城风雨话古今》《古今》第9期，P32。

　　12 朱朴《<古今>两年》，《古今》第43期，P46。

　　13 书生《纵论文化记——访周佛海先生一席谈》，《古今》第11期，P5。

　　14 谢兴尧《<逸经>与<古今>》，《古今》第19期，P29。

　　15 陈寥士《关于钱牧斋》，《古今》第18期，P13-15。

　　16 周佛海《盛衰阅尽话沧桑》，《古今》第13期，P17-18。

　　17 朱朴《往矣集·序》，《古今》第15期，P14。

　　18 刘心皇 《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1980年5月版，P49。

　　19 周佛海《<汪精卫先生行实录>序》，《古今》第18期，P3。

　　20 周作人《汪精卫先生庚戌蒙难实录序》，《古今》第4期，P2。

　　21 谢兴尧《<逸经>与<古今>》，《古今》第19期，P29。

　　22 周黎庵《一年来的编辑杂记》，《古今》第19期，P62。

　　23 朴之《漫谈<古今>——代编辑后记》，《古今》第2期，P40。

　　24 周黎庵《古今两年》，《古今》第43期，P48。

　　25 文载道《借古话今》，《古今》第19期，P41。

　　26 微言《周年的话》，《古今》第19期，P53。

　　27 郑秉珊的《<古今>一年写作一年》、纪果庵《<古今>与我》、徐一士的《<古今>一周纪念赘言》，《古今》第19期。

　　28 柳雨生：《谈<古今>丛书》，《中华副刊》，1942.12.31。

　　29 周黎庵《编辑后记》，《古今》第7期，P38。

铁骑横夺

《古今》创刊号封面下半部隐约见一棵苍虬古松，左上则是两个竖写的隶书大字“古今”，右上则是宋末名士郑菊山的一篇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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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本还时末也非，曾无地瘦与天肥。
梅花花里思思肖，和尚如何如采薇。

而今吾老矣，无力收鼻涕。
非惟不成文，抑且写错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