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 钮先钟《中国历史中的决定性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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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中的决定性会战

钮先钟 [中国]

[出自《中国历史中的决定性会战》] 2000

自序

导言

第一章　涿鹿之战

第二章　牧野之战

第三章　城濮之战

第四章　长平之战

第五章　垓下之战

第六章　赤壁之战

第七章　淝水之战

第八章　萨尔浒之战

第九章　澎湖海战

第十章　黄海海战

地图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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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涿鹿之战
钮先钟 [中国]  
[出自《中国历史中的决定性会战》] 2000
第一节　引言
第二节　中国人的祖先
第三节　石器时代
　一、旧石器时代  
　二、中石器时代  
　三、新石器时代  
第四节　新石器革命
第五节　炎黄二帝
第六节　争夺中原的战争
　一、阪泉之战  
　二、涿鹿之战  
　三、地理疑问  
第七节　决定性会战
第八节　结论






第一节　引言  
　　大家从读小学时开始，就知道我国有五千年历史，我们都是炎黄子孙。这是从古到今历代相传的知识，在所有中国人心中形成的一种根深蒂固的认知。  
　　我国真有五千年历史吗?黄帝真是我国开国之君吗?我们大家都是炎黄子孙吗?这些问题对于小学生而言，答案当然都是完全正确，但对于研究历史的学者而言，则可能很难作答。  
　　 “五千年”是根据汉武帝时司马迁所著《史记》一书中，有关黄帝记载推算得来的大约数字 [ 注：杜正胜主编，《中国文化史》(台北：三民书局，1995年8月)，25页。 ] 。司马迁虽曾为政府中史官，但他又是以私人地位著书，而其所著《史记》又被后世视为二十四史之首，并成为第一部“正史”。因此，我国历史长达五千年，和我国历史以黄帝为起点的观念遂获得后世普遍承认 [ 注：司马迁因李陵降匈奴为其辩护，被汉武帝处以宫刑，于是愤而著书。他希望其书能“藏诸名山，传之其人”。所以《史记》并不代表政府观点，而仅代表其个人观点。在其所著《太史公自序》及《报任少卿书》中均有详细说明。此二文都已收入《古文观止》书中，读者可自行参阅。 ] 。  
　　《史记》记事既以黄帝为起点，自然显示黄帝在我国历史中是一座重要里程碑。从黄帝开国，其子孙一直繁殖下去，终于形成今天人口占世界总数百分之二十的大中华民族。所以，我们中国人以黄帝子孙自居实为事理之常。又因为炎帝在传说中被视为黄帝的兄弟，于是大家遂又成为“炎黄子孙”。  
　　司马迁的《史记》以《五帝本纪》为记事之首(第一)。其对于黄帝的记载全文并不长，现在就将原文抄录如下，来作为进一步检讨的基础。  
　　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官”去“宀”）(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上艹下执）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左犭右区）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以下从略)

　　司马迁可以算是我国第一位史学家(不是史官)，他的书也是我国正史之首(第一部史书)。在西方可以找到一位与他相当的人，那就是被尊称为西方第一位史学家的希罗多德(Herodotus)。希罗多德治学态度并不十分严谨，他曾这样说：“我的责任只是报导人们所说过的事情，但我并不一定要相信它，” [ 注：关于希罗多德及其治学态度，可参阅钮先钟著，《历史与战略》(台北：麦田出版公司，1997年5月11日)，170页。 ] 从《史记》一书内容看来，至少在有关古代的记载方面，司马迁的态度似乎与希罗多德非常相似。他曾经到很多地方采访，听取长老谈话，并将其记录，但并不曾加以认真考证，因此，其内容的真伪令人颇有疑问。司马迁本人对于此一事实在《五帝本纪》最后段曾坦白说明 [ 注：《五帝本纪》这一段曾载于《古文现止》书中，题为《五帝本纪赞》(卷五，汉文)，读者可自行参阅。 ] 。  
　　从《五帝本纪》记载的原文来看，司马迁对于黄帝所提供资料不仅相当有限，而且内容也实在模糊不清。我们所能知道的似乎只限于下述四点：  
　　 (1)黄帝为少典之子，姓公孙名轩辕。  
　　 (2)黄帝曾与炎帝战于阪泉，三战，然后得其志。  
　　 (3)黄帝曾与蚩尤战于涿鹿，擒杀蚩尤。  
　　 (4)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  
　　司马迁对于上述四点都只是点到为止，并未作任何详细说明，所以我们要想真正了解黄帝的故事，则必须另起炉灶作较深入分析。而且必须如此，然后才能说明“涿鹿之战”为我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决定性会战。  


第二节　中国人的祖先  
　　要想了解黄帝的故事，首先必须了解中国人的祖先究竟是从哪里来。更进一步，还应该了解人类是如何出现在地球上的。想要了解起源的问题，神学家的思考和解释要比哲学家的简单省事，而哲学家的又比科学家的简单省事。但时至今日，我们只能求之于科学家的思考和解释。而科学家所能告诉我们的，就是人类是由猿类直接进化而来。根据地质学、人类学、古生物学的研究，可以断定人类兽形祖先的出现，可能上溯到一亿(万万)年前，而人类人形祖先的出现可能上溯到一千九百万年前 [ 注：徐亮之，《中国史前史话》(台北：亚洲出版社，1955年9月18日再版)，1－10页。 ] 。  
　　原始的人类又是如何在中国大陆上出现?按照中国古书上的传说，是自从盘古开天辟地之后就有所谓“三皇”，然后才有“五帝”。这固然近似神话，但也可以表明古人已经知道历史是经过长久发展的，而且在历史开始之前还有史前时代的存在。  
　　司马迁在《史记》中虽曾提到三皇，但并无三皇本纪，可以表明他认为那是代表史前时代 [ 注：《史记》在《秦始皇本纪》中曾记载王绾、冯劫、李斯三人认为“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遂建议秦始皇上尊号为泰皇。但《史记》书中并无三皇本纪而以五帝本纪为首。以后唐代司马贞著《三皇本纪》以作为对史记之补充。该文已收入清代武英殿本《史记》作为附录。 ] 。其他古书谈到三皇者颇多，而且对于三皇人选也有不同的列举 [ 注：所谓三皇的人选，在不同古书中有不同排列。兹选择五种列举如下：(1)天皇，地皇，人皇(见《春秋命历序》)；(2)燧人，伏羲，神农(见《尚书大传》)；(3)伏羲，女娲，神农(见《春秋运斗枢》)；(4)伏羲，神农，祝融(见《礼号溢记》)；(5)伏羲，神农，黄帝(见《世本》)；此外还有其他排列，不再赘述。；以上资料引自徐亮之，《中国史前史话》，73页。 ] 。从现代史学家的观点来看，似乎应以有巢、燧人、神农为三皇最为合理。  
　　最早的人类就像其他动物一样，毫无掩蔽地生活在地面上，非常不安全。于是有人突然想到可以构木为巢，以避禽兽虫蛇之害，从此使人类生活获得前所未有的安全保障。这个人当然成为大家的领袖，并被尊为三皇之首，即所谓有巢氏。  
　　以后又有人发现钻燧可以取火，这是人类最早也是最伟大的发明。人类从此放弃茹毛饮血的生活，采取与兽类不同的饮食方式。火是文明的象征，火的发明者当然成为大家的领袖，并被尊为三皇第二位，即所谓燧人氏。  
　　最后，又有人斫木为耙，揉木为耒，教民稼穑。简言之，即教会人类从渔猎生活进步到农业生活。这当然是非常重大的进步。这个人也就应该被尊为三皇中的第三位，即所谓神农氏。  
　　不管三皇是否真有其人，对这些传说似可不必多作研究，但此种观念还是有其深意的，表示即使在远古时代，社会发展也是分成几个不同阶段。不过，三皇的传说还只是神话，中国有载历史虽已达五千年之久，但人类起源的奥秘一直不曾揭开。  
　　 1926年，法国人师丹斯基(O．Zdansky)在北京西南四十八公里处的周口店发现所谓“北京人”(北京猿人)遗迹，最初只发现两颗牙齿。1927年步林(B．Bohnlin)又发现一颗牙齿，经步达生(Davidsom Black)的研究，定名为“中国猿人北京种”，但并未获世界人类学家承认。直到1929年才发现一个完整头骨，人类学界大为震动。1930年发现北京人能制造石器，1932年又发现北京人可控制火种，世界史前史学家才刮目相看。1936年又发现三个头骨；1938年再发现若干体骨。从此北京人开始在世人面前呈现出完整形象，扩大了中国历史的范围，粉碎了中国人种外来和中国没有石器时代人类的谬论 [ 注：有关北京人的资料引自徐亮之，《中国史前史话》，24页。 ] 。  
　　北京人大致是距今七十万年到二十万年前的原始人类。但北京人是否就是中国大陆上最远古的人类?1964年，考古学家在陕西蓝田公主岭发现所谓“蓝田原人”，其时代距今可能有一百万年之久。换言之，那比北京人要古老得多。1967年，又在云南元谋盆地发现所谓“元谋原人”，到80年代又发现所谓“东方人”，这些考古研究虽尚无定论，但大致说来，已经把中国人的史前时代先后向上推到一百七十万年及二百五十万年之前 [ 注：有关比北京人更古老的原人资料引自郭伯南、刘福元，《中华五千年史话》(台北：书林出版公司，1992年2月)，1页；以及杨胜勇，《中国远古及三代军事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4月)，6页。 ] 。  


第三节　石器时代  
　　远古人类的史前史，若依照其所使用工具情况来分段，则大致可以分为旧石器时代、中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三大阶段。  


一、旧石器时代  
　　中国远古人类自从在地球上出现后，大致经历了两三百万年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家又将所谓旧石器时代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所遗留下来的遗物，在我国大陆上有东方、元谋、北京、蓝田等原(猿)人骸骨、工具。当时人类虽已使用非常粗糙的石器，但生产力极低，并经常面临自然灾难、凶猛野兽的威胁。所以，原人为求生存，必须结成群体，过着“聚生群处”的生活。从留遗物来看，原人已会用火，并且能够制造用于砍伐树木、割削兽皮的锐利石器。于是人类逐渐放弃茹毛饮血的饮食习惯，并提高了其抵抗自然及其他动物侵害的能力。  
　　经过漫长时间，大约在距今一、二十万年之前，中国原人进入旧石器时代中期。考古学家称这一时期的人类为“古人”。在我国大陆上所发现的“古人”有长阳人、丁村人等。他们体格较原人进步，尤其是所用石器更大有进步。在山西汾河岸边的丁村遗物中还有石球，据推测，那是用来制造狩猎工具“飞石索”的 [ 注：飞石索是一种狩猎工具。其方法是用两个石球分包在两个小皮囊中，然后使用皮绳把它们系住。猎人手握一球，在头上旋转，看准动物向其抛出，皮绳由于石球的旋力作用，即可把动物的脚或颈紧缠住，使其易于捕捉。以上资料引自《中华五千年史话》(注9)，3页。 ] 。  
　　几十万年悠久岁月又已过去，在北京西南周口店的龙骨山上，又出现了一群比较进步的人类。他们住在山顶洞穴内，所以被称为山顶洞人。他们体格形态比北京人、丁村人等都大有进步，几乎像现代人一样，他们生活的年代已属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大约一万八千年。除山顶洞人外，中国大陆还发现资阳人、柳江人、河套人等属于同期的人类，考古学家将他们统称为“新人”，以示与“古人”有别。“新人”与现代人更接近，智力大大提高，从山顶洞人的复原像来看，其面貌与现代华北居民几乎很少差异。因此似可断言，山顶洞人乃中华民族直系祖先。  


二、中石器时代  
　　经过长期的劳动和斗争，人类的体质不断增强，智力不断提高，工具日益增多和改良，所以人类的前进步伐似乎日益加速。于是大约距今一万年前，我国史前人类进入中石器时代。所谓中石器时代为介于新旧石器时代之间的过渡阶段。在我国大陆上发现属于这一时代的古人类文化遗存有灵井遗址及沙苑文化。当时的经济生活以渔猎采集为主，所制造及使用的工具仍以石器为主。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已经有人发明弓矢，使狩猎效率获得新的提高。  


三、新石器时代  
　　大约又经历了几千年，中国史前史开始进入新石器时代。这一时代又可分为早、中、晚三期。概括言之，距今一万多年前仍为旧石器时代，但大约在距今一万年到四千年之间即为新石器时代。  
　　新石器时代早中期为母系氏族繁荣期，亦即氏族制全盛期，主要特征为同一氏族共同居住和生产，女性成为氏族首领。母系氏族繁荣期出现新的社会组织，婚姻情况逐渐演变为对偶婚，并自然产生父子关系新因素，而这又对母系氏族制构成直接冲击。  
　　到新石器时代晚期，由于农业发展，男性劳动力在经济生活中日益重要，女性社会地位遂相对降低，并最终导致父系氏族制取代母系氏族制。大约距今五千年左右，我国黄河、长江流域的母系氏族先后进入父系氏族阶段。  
　　把大陆考古成绩作一比较：对于经历了一百六七十万年的旧石器时代，所发现原始人类遗址，目前仅有三百多处，而对于只经历几千年的新石器时代，所发现遗址多达六千余处。所以，不言而喻，人类文化在新石器时代已有重大发展 [ 注：大陆考古成绩比较见《中华五千年史话》，3页。 ] 。  
　　 1921年，在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发现一种原始文化。其中最引人注意的遗物为画有花纹的彩色陶器。依照考古学惯例，以最先发现遗址地点命名，所以称为“仰韶文化”。这是中国古老文化之一，从距今八千年前起，一直延续到距今五千年前，共历时二三千年。此种文化地理分布甚广，以黄河中游为中心，西至甘肃，北至内蒙古河套，东至河北东部，南至湖北省西北部，可以说是中国古老文化摇篮之一。  
　　河南省新郑县裴李岗所发现的遗址，距今约八千年，为较早的新石器文化遗址，约晚千余年的陕西省西安市附近的半坡遗址，则在1954年出土上万件遗物，使人们不仅对仰韶文化获得深入了解，而且大开眼界。遗物中有许多石斧、石镰，还有窖藏的粟，可以让考古学家重建原始农村的基本形态。  
　　概括地说，至少在七八千年前，黄河流域已有村落式社会组织。到新石器时代后期，农业愈进步，渔猎所占比重则逐渐减轻。仰韶文化以彩陶为特色，半坡出土陶器上的纹饰暗示半坡人已懂得计数，并已有等边三角形和平行四边形的知识。此外，半坡彩陶上还刻有三十二种文字符号，似乎即为中国方块字的雏形，使文字学家感觉到中国汉字可能已有六千多年历史 [ 注：同前注，5页。 ] 。  


第四节　新石器革命  
　　新石器时代晚期是人类文明的第一次大跃进，所以称为“新石器革命”。私有制度开始形成，“天下为公”的原始社会宣告解体。人类不再平等，天下不再太平，战争从此伴随着人类，一直到今天仍无巳时。  
　　 1959年在山东省大汶河两岸发现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因而得名为大汶口文化。大汶口文化大约开始于五六千年以前，延续到距今四千余年前为止，大汶口文化已经是父系社会，人与人之间已经时常斗争，所以可以说中国古代战争起源于大汶口文化时期。  
　　大汶口文化时期已出现指挥战争的首领，以及战俘和兵器的遗物，可表示现代观念的战争已经萌芽。此外，1928年在山东省所发现的龙山文化遗物中，也显示已有战争防御设施(城堡)出现。  
　　战争是从原始社会进化到农业社会时所必须经历的过程。虽然战争是残酷行为，但也是人类文明发展不可或缺的主要动力。战争追求有效的武器，促使提高生产技术和产量。弱者在对抗强者时，会联合成为集团，最后遂导致国家制度的建立。  
　　综上所述，我们似乎可以作如下结论：在距今四五千年的时候，中华大地上氏族遍布，部落林立，他们开始农业生活，并组成原始国家。他们为生存和发展，彼此不断发生冲突，并终于达到所谓战争的标准。因此，确如本书《导言》中所云，战争的起源是在历史之前，对于史前的人类，战争早已是一种行为常态。  
　　对于中国人祖先来源的分析就到此为止，现在再回到黄帝的问题。究竟黄帝是谁，他是中华民族的始祖吗?他是中国人吗?中国古人似乎并不能提供确切的答案，然则西方学者就能够吗?  
　　 20世纪初，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J．G．Anderson)在河南省渑池县的仰韶文化遗址发现彩陶，引起世界考古学界的注意。在此之前，彩陶曾出现于中亚，分布颇广。当时西方学界盛行文化传播论，仰韶村所发现的彩陶属于彩陶文化的晚期，以后安特生又在甘肃一带发现更为原始但较中亚进步的彩陶，于是仰韶彩陶文化乃从西方传来之理论似乎已获证明。  
　　中国文化西来说在20世纪10年代(民国初年)颇为流行，当时考古学在中国几乎还只是刚刚萌芽，当然无力对抗西方学者。等到后来中国考古学家成绩日有进步，西来说遂被推翻，大家开始相信中国文化发源于本土。不过又有一个新问题出来：中国文化的起源是一元还是多元?  
　　最近，考古学家大致认为中国早期文化可分为六大区，各区各有其传统，也彼此互相影响，所以，中国文化起源多元说在目前应该是为多数人所接受的观点。  
　　彩陶文化是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农业文化，而其代表者即为黄帝。从中国古书中的各种传说来看，神农乃公认的中国农业创始者。彩陶最早发现在仰韶，故仰韶文化亦称彩陶文化，但在仰韶村所掘出的遗物中，彩陶仅为精品，而红陶居多数，所以似乎应称“红陶文化”才更合理。  
　　由于黄帝被认为是彩陶的创始者，遂又产生“黄帝西来说”。主张此说最力者为法国人拉克伯里(Terrien de Lacoperie)。不过，近年来中国考古学家已推翻此说，黄帝并非从西方而来，而是中国西部土著人氏，所以中国彩陶乃中国西部文化产品。黄帝的先祖可能在旧石器时代就已居住在塔里木盆地，因此可以断言：黄帝是中国西部人，绝对不是西方外国人 [ 注：徐亮之，《中国史前史话》，226页。 ] 。  


第五节　炎黄二帝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断言黄帝是中国人，是中华民族的祖先。但他又并非是唯一的祖先，也不是中国远古文化的唯一代表。中国文化有其多元来源，黄帝只是其中一个而已。假使彩陶是黄帝所创造，则在仰韶所发现的陶器中，居多数的红陶似乎并非黄帝所创造而另有其他创造者。这位创造者是谁?根据古代各种传说，神农氏乃公认的中国农业创始者，他在中国历史的时段上要比黄帝早，并被尊为三皇之一，所以他可能为红陶的创造者。  
　　因此，仰韶文化既是红陶文化，也是神农文化。我国古书常称神农氏为“炎帝”或“赤帝”或“烈山氏”，表示神农之族乃一尚红(赤)的种族，红色正是火的象征 [ 注：同前注，179页。 ] ，含有对火崇拜的意味。所以，所制陶器也就以红为主。基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黄帝与炎帝并非兄弟，而是两位同时存在的部落领袖，代表不同的文化，但都属于华夏民族(中国人)。炎帝的祖先应该是神农氏，黄帝则另有其祖先，《史记》记载只说他为少典之子姓公孙。神农氏的后代(号称炎帝)早已生活在中国中原北部，从事农业生产。黄帝的祖先则生活在距离中原较远的西北地区，以游牧为生，之后方逐渐向中原迁徙，于是两种不同生活方式的中国人遂开始由接触而冲突，并终于发生司马迁所记载的第一次战争(阪泉之战)。假使说《史记》是中国正史之首，则此次战争也可以说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战争。  
　　此次战争发生于炎帝与黄帝之间，司马迁在其书中虽曾提到“神农氏”和“炎帝”，但并未说明炎黄二帝之间的关系。照中国其他古书记载，炎黄二帝应确有其人，而且是同父母的亲兄弟，但古书传说往往以象征手法隐喻真实历史，不能只依照文字解释。所谓炎黄二帝似乎只是代表同一种族中两个部落的领袖。所以，他们之间的战争可以说是华夏种族的一场内战，所谓兄弟者也只是暗示“兄弟阋墙”的意义 [ 注：杜正胜主编，《中国文化史》，26页。 ] 。  
　　不管是炎帝还是黄帝，他们都是属于同一族系，但中国文化有其多元来源，除中原以外，中国大陆东、西、南、北各地区又都有其他族系存在，他们经常移动其地理位置，并且彼此互相冲突，更企图入侵中原心腹之地。此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中已成常见典型，甚至于在史前时代即已如此。  
　　黄帝击败炎帝，入主中原之后，第二步重要考虑即为如何应付从其他地区前来的异族威胁。此种威胁几乎时常出现在东、西、南、北各个方向上，而其中又以东方威胁最为强烈。构成威胁的主力为所谓“九黎”种族，而其首领则为蚩尤 [ 注：杨胜勇，《中国远古及三代军事史》，18页。 ] 。  
　　黄帝经过周详准备，严密部署，终能团结中原各族力量，与企图入侵的东夷决一死战。这也是司马迁所记载的第二次战争(涿鹿之战)。在这次战争中，华夏族系的各部落莫不踊跃效命，而在阪泉之战中为黄帝所击败之炎帝也加入战争，成为黄帝重要同盟者。经过激烈战斗，黄帝的中原联军终于击败强敌，擒杀其领袖，获得完全胜利。  
　　战后，黄帝威望大振，遂获得各部落(诸侯)拥戴，尊为天子，是为黄帝。总结言之，涿鹿之战是华夏集团与东夷集团之间的一场战争。此次战争决定了华夏民族的命运，也可以说是中国历史的开国战争。  


第六节　争夺中原的战争  
　　司马迁在《五帝本纪》中所记载的两次战争，其一为阪泉之战，其二为涿鹿之战，概括地说，可以总称为争夺中原的战争。因为中原即为那个时代的天下，所以谁能赢得争夺中原的战争，当然也就应该尊为天子，成为天下共主，统治整个天下。  


一、阪泉之战  
　　轩辕在整个战争中采取先内后外，逐步完成其计划的大战略。他之所以能够终获成功，完成统一大业，战略构想的卓越应该是主要原因，  
　　自从轩辕族系由西北逐渐向东南迁徙以来，遂与神农氏后代杂居在中原地区之内。神农氏在中原享有统治地位，故称炎帝(赤帝)，轩辕所代表的只是许多部落中的一个，即所谓诸侯，在此又应说明司马迁对于这一事实有所了解，他在记述阪泉之战时，所用人名是轩辕而不是黄帝，足以证明当时轩辕尚未称帝，而其对方则为已称炎帝的神农氏后代。直到轩辕击败炎帝后，才取得与炎帝平等的地位。于是司马迁在记述涿鹿之战时才改用黄帝名称。  
　　司马迁对于阪泉之战有较详细的叙述，足够让后世读者对此次战争有相当完整的认知。概括言之，可以分为下述四点：  
　　 (1)战前，神农氏早已衰颓，不能维持中原内部秩序，以至于各部落互相斗争却不能加以制止。此为战争发生之远因。  
　　 (2)炎帝非但不能维持适当统治，反而向其他部落发动侵略，遂使诸侯不满，并愿接受轩辕领导。此为战争发生之近因。  
　　 (3)轩辕遂开始准备发动战争，司马迁对于战争的准备有相当详细的叙述，其中也有近似神话不易了解的部分。  
　　 (4)用现代名词和语言来解释，《史记》原文意义似乎可以列举如下：  
　　 ①修德振兵：首先在部落内部作心理准备，获致内部团结，然后再作军事准备，编组训练部队。  
　　 ②治五气，（艹执）五种：要分开解释。战争与气候有微妙关系，尤其在古代更是如此。所谓“治五气”并无任何神秘意味，而是轩辕发动战争之前首先考虑气候可能产生的影响，并研究如何利用气候因素以帮助进行战争。所谓“（艹执）五种”则是发动战争之前首先考虑粮食问题。战争需要动用人力，必然会影响原来用于农业生产的人力，而减少粮食供应。同时部队投入战争之后也需要粮食，所以首先要增产和储积粮食，实为战争准备的必要部分。总结言之，轩辕在战前对于经济和后勤问题都已做了较详的准备。  
　　 ③抚万民，度四方：在开战之前先团结内部，安抚人民，此之谓“抚万民”。至于“度四方”则为预防中原东、西、南、北各方面可能发生外来威胁，以免进行战争时，受到意外奇袭，陷于腹背受敌的困境。  
　　 ④教熊罴貔貅抠虎：是唯一近似神话的记述，而且不合理，轩辕并非马戏团驯兽师，自然不可能教猛兽来替他作战，司马迁作这样叙述，可能只是道听途说而未加以考证。不过，按最近大陆学者想法，又还是有一种解释：所谓。熊罴貔貅抠虎”并非真正的猛兽，而是分别以六种猛兽为图腾的部落。他们接受轩辕领导，参加阪泉之战 [ 注：同前注，19－20页。 ] 。  
　　 ⑤轩辕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司马迁的叙述很明白，并无任何错误，但可能使后世读者怀疑，“三战然后得其志”的意义是否说轩辕与炎帝之间所打的战争不止一次，而有三次之多?正确解释应该是这次战争中共有三次会战，轩辕先后赢得三次会战，遂终于击败炎帝 [ 注：有关于战争与会战的意义以及其间的关系，可参看本书《导言》。 ] 。  
　　 ⑥阪泉之战是华夏族系的一场内战。经过三次会战之后，轩辕遂获得最后胜利。于是他取代炎帝而成为中原最高领袖，所有各部落都服从其所建立的新秩序。关于阪泉之战，根据司马迁记载，加上现代的解释，应该已经能使读者获得相当完整的认识。所剩下只有一个问题尚未解答：战争的主要战场(阪泉)在今天地图上究竟位置在何处?这一问题从古到今已有很多讨论，所获答案也各有不同，现在暂时保留，等到涿鹿之战讨论完毕之后，再一并提出。  


二、涿鹿之战  
　　涿鹿之战在时间上要比阪泉之战较晚，乃华夏集团与东夷集团之间的一场战争，也是中原争夺战中最后一战。司马迁对于此次战争所作叙述非常简单：  
　　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禽杀蚩尤。

　　从以上原文中可以归纳出来的认识仅为下述四点：  
　　 (1)蚩尤首先作乱，不听帝命。此乃战争发生主因。司马迁在文中只用一个帝字，并不曾说明此帝为何人，是炎帝还是黄帝。  
　　 (2)黄帝乃征师诸侯，显示黄帝所使用兵力是中原各部落所共同提供的联军。  
　　 (3)战于涿鹿之野，明确说明此战的主战场为涿鹿之野。  
　　 (4)擒杀蚩尤，此乃战争最后结果，显示黄帝赢得完全胜利。  
　　此外在叙述阪泉之战之前，司马迁又曾说到“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足以显示蚩尤的东夷集团很久即已不断侵扰中原，而过去无人能够应付。直到轩辕击败炎帝，取而代之以后，才集中华夏集团的全力，来与蚩尤决一死战。  
　　此次战争究竟怎样进行，司马迁完全不曾说明。后世读《史记》时除能够知道主要战场在涿鹿，和战争结局为擒杀蚩尤两点事实以外，对于所谓涿鹿之战则无其他所知。不过对于这一战争，我国其他古书上还有若干传说，不过均为东鳞西爪，毫无体系可言，而且真实性更大有疑问。  
　　《山海经·大荒北经》上有一段叙述如下：  
　　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

　　这当然是神话。但用现代眼光来看，此种神话还是可以解释，而且足以暗示重要意义。  
　　这一传说反映战争极为激烈，黄帝部队可能曾在河流上游筑坝蓄水，以阻九黎族进攻。战争开始后，连日风雨交加，无法交战。直到雨过天晴，才将九黎族打败，并于冀州之野擒杀蚩尤。此种解释是否正确，固然无法判断，但至少代表对古代战争的一种推测 [ 注：杨胜勇，《中国远古及三代军事史》，10页。 ] 。  
　　另有一种传说为《逸周书·尝麦》所提供，其内容为东夷集团首先与炎帝发生冲突，双方“争于涿鹿之间，九隅无遗”。由于蚩尤善作兵器，且有兄弟八十一人(即氏族数)，炎帝遂不敌战败，乃向黄帝求援，于是黄帝乃集合中原华夏民族全部力量，与入侵之东夷集团大战，并终于击败后者，解除中原所受外来威胁 [ 注：同前注。 ] 。  
　　此说是否正确，当然无法考证，不过从司马迁在《五帝本纪》中所云“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一语看来，又似乎足以暗示蚩尤是先与炎帝冲突，由于炎帝不能对抗(莫能伐)，遂使中原危在旦夕，感受极大威胁。幸亏黄帝挺身而出，努力奋战，才使中原转危为安。  
　　涿鹿之战胜利结束后，“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也就成为必然后果。对于涿鹿之战讨论到此应可结束，不过还有一个疑问应该提出，即阪泉和涿鹿的地理位置究竟在何处?  


三、地理疑问  
　　以《史记》为根据，可以确定争夺中原的战争有两次重要会战，其一为阪泉之战，其二为涿鹿之战，此乃已获国人公认的观念，应殊少疑问。但阪泉与涿鹿两个战场位置究竟在何处，则仍然是重要疑问。  
　　从古到今，对于这一问题已有很多学者在其著作提出其所认定的答案，真是五花八门，不胜枚举。当然各自有其理由，但又均无确证，不能获得普遍认同。  
　　本书篇幅有限，对于古人意见自不可能照单全收，而且亦无此必要。现在仅将几位现代名家之意见分别列举如下：  
　　 (1)钱穆在所著《国史大纲》中认为阪泉与涿鹿均在山西省解县盐池上源。  
　　 (2)张其昀在所著《中华五千年史》中表示同意钱穆看法。  
　　 (3)徐培根在所主编《中国历代战争史》中认同涿鹿即涿县之说。  
　　 (4)傅乐成在所著《中国通史》中认为涿鹿即河北省涿鹿县，亦即宣化鸡鸣山(古称涿鹿山) [ 注：各现代名家的意见引自李九瑞著《中国军事思想史》(台北：顺光出版公司，1978年9月再版)，31页。 ] 。  
　　上述各种意见当然各有所本，但又均无确实证据。不过认为阪泉与涿鹿是同一地点，或彼此极为接近，可能性似乎非常有限。两次会战对手不同，彼此相隔有一段时间，当然不太可能会以同一地点为战场。  
　　若照常识判断，阪泉之战发生于炎黄二帝之间，为华夏集团内战，其战场应在两个族系彼此接触的地方，换言之应在中原内部。涿鹿之战发生于华夏集团与东夷集团之间，为华夏集团对外战争，其战场应在异族入侵中原的地方，换言之应在中原的边缘地带。照如此判断，可以知道阪泉与涿鹿绝非一地，而涿鹿也绝非河北省的涿鹿县。至于这两地究竟在何处，真正答案谁也不知道。不过另有一点似可断言，因为黄帝族系是从西北向东南而来，其敌人无论为炎帝或蚩尤，则均在其东南面。所以，整个中原争夺战争的方向都应具有从西北向东南之趋势。  


第七节　决定性会战  
　　华夏集团与东夷集团之间的战争进行了多久时间，究竟在何处进行，根据《史记》记述，对于这些问题均不能获得正确答案。我国其他古籍所提供的各种传说更是疑点颇多，不足取信。所以研究中国古代战争的学者只能根据现代西方战史学家所用的方法，以做出判断。  
　　无论双方争夺中原的战争详细过程怎样，但有一点可以断定，而且已被古今学者所公认，即在此次战争中有一次决定性会战。此次会战即为史家所称之“涿鹿之战”。为何这一会战为决定性会战?所谓决定性会战，其正确意义又为何?必须加以精密分析，然后才能正确认知。  
　　何谓决定性会战?本书《导言》中已有相当详尽说明，读者应已阅读并已能了解其内容。在此只须略作提示以作为讨论基础。  
　　所谓决定性会战有两个层面意义：最初只具有军事层面意义，即这一会战结果足以决定整个战争成败。然后到现代遂又开始具有历史层面意义，即这一会战结果足以决定历史未来演变方向及趋势。前者决定性较浅，而后者决定性则远且较深入。  
　　一次战争过程中，可能有多次会战，例如轩辕与炎帝之间的战争中一共有三次会战，此三次会战并非均具有决定性。其中只有一次具有决定性，即为“阪泉之战”，至于其他两次会战，轩辕虽也赢得胜利，但对于战争成败并不具有决定性影响。由于轩辕能赢得“阪泉之战”，遂终于能击败炎帝。换言之，“阪泉之战”是一次军事层面的决定性会战，对于整个战争的成败具有决定性影响。但“阪泉之战”并不具有历史层面的决定意义，因为并不足以决定历史的未来演变。  
　　较后发生的黄帝与蚩尤之间的战争，其过程可能比炎黄内战更复杂，经过时间也可能较长。因此，在这一战争中应有多次会战，不过其中又应只有一次会战具有决定性。但《史记》对此并未作任何详细叙述，而仅说明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禽杀蚩尤”，以及“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根据此种叙述，即能获得下述三点认知：  
　　 (1)“涿鹿之战”应为这一战争的决定性会战。  
　　 (2)这一会战具有军事层面的决定性，即足以决定战争的成败。  
　　 (3)这一会战又具有历史层面的决定性，即足以决定历史的演变趋势。  
　　非常明显，“涿鹿之战”的结果为黄帝擒杀了蚩尤。蚩尤为对方的领袖，蚩尤既被擒杀，则战争自然胜利结束。所以，这一会战具有军事层面的决定性，应无任何疑问。  
　　更进一步说，在战争结束后，轩辕遂被尊为天子，成为中原共主，所以这一会战遂又间接具有历史层面的决定性，亦应无任何疑问。  
　　简言之，在“涿鹿之战”以后，中华民族即成为中原的主人，而其他异族的威胁都宣告解除。从这一观点来看，“涿鹿之战”确为能够影响历史演变趋势的决定性会战。若无此战，又或蚩尤赢得此次会战，则中国历史一定会改写。  
　　尽管司马迁在《史记》中对于“涿鹿之战”不曾作较详细的叙述，后世也始终不能确定涿鹿的地理位置。但研究战争史的学者，仍能确认这一会战为影响我国历史演进方向的决定性会战，而不仅只是影响一场战争的成败。  
　　司马迁将《五帝本纪》列为其所著《史记》第一篇(卷一)，而所记述的黄帝又为五帝之首，所以司马迁自然认定黄帝乃我国历史中开国之君，换言之，也就是我国历史起点。据推算，黄帝时代距今约五千年，所谓我国有五千年历史的说法，即以此为根据 [ 注：董作宾所著《中国年历总谱》第1页认定黄帝即位为公元前2674年丁亥。 ] 。  
　　但据考古学者的意见，距今五千年的时代还是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严格说来，仍应算是史前阶段。换言之，黄帝应该还是生活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其时代似乎介于有史与史前两阶段之间。因此，古书所云黄帝妻子螺祖教人养蚕吐丝，制衣裳，黄帝的臣仓颉发明文字等等，都不免颇有疑问。  
　　至少《五帝本纪》中所云“轩辕乃习用干戈”的“干戈”并非金属制品，而只是石器。从历年来在大陆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石器来看，其中可用于战斗的原始兵器数量不少，种类繁多，例如石戈、石矛、石刀、石弹、石球、石斧、石铲，以及石质或骨质标枪头和矢镞等。此外，木质棍棒、标枪、戈矛杆等也均被使用。传说蚩尤善作兵器，当然所作兵器也应为石器。  
　　因此，如果作为我国历史中第一次决定性会战即为“涿鹿之战”，助黄帝与蚩尤在此战中所使用之兵器应均为石质兵器。所以，其所代表之文化(文明)当然比大家所想象的较原始化。  
　　尽管如此，并不影响此次会战在我国历史中所具有的决定性意义。因为此战之后，黄帝所领导的华夏族系就一直为中原(国)的主人，延续数千年之久，并无任何改变。其间虽偶有异族入侵并建立政权，但均不能完全统治中国。直到13世纪，才有蒙古人第一次入主中原，建立元朝，不久仍被推翻。以后女真人再度以异族入主中原，建立清朝，但最后仍被推翻。总结言之，中国直到今天仍为中国人之天下。此种历史演进趋势实始于涿鹿之战，因此可断言此一会战实乃我国历史中第一次决定性会战。  
　　徐培根在其所著《中国国防思想史》中曾指出：黄帝与蚩尤涿鹿之战与其战后宏伟的建国，乃是中国历史上关系到国家民族存亡的一件大事，也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中国(华)民族之所以能繁衍，中国文化之所以能弘扬，都是由于他(黄帝)的努力与奋斗树植其根基。但是数千年来，许多史学家从不加以探求，亦无一位史学家曾作有系统叙述。只有史学前辈夏曾佑先生曾说过，其大意是：“涿鹿之战关于中国大矣!此战黄帝如不胜，则中华民族将西徙葱岭度其游牧生活。而中国历史将尽为蚩尤之历史矣。”  
　　徐培根在其书中又声明，夏氏之语见其所著《中国古代史》首篇，现无此书可查，仅就记忆所及而写 [ 注：此说引自徐培根著《中国国防思想史》(台北，“中央”文物供应杜，1983年6月)，235页附注一。 ] 。  
　　徐氏之书与夏氏之语，均足以对于认为“涿鹿之战”乃我国历史中第一次决定性会战之判断，产生加强作用。  


第八节　结论  
　　 “涿鹿之战”为我国历史中第一次决定性会战，中华民族之所以能继续成长，并一直踞东亚大陆上这一块领土，归根溯源，均乃此一会战所赐。不管司马迁在《史记》上之记载是否正确，不管其他古书中神话传说是否确有其事，不管炎黄二帝是否确有其人，不管战场地理位置是在何处，此次会战所具有的历史决定性仍可确定，而不至于有任何疑问。  
　　距今约五千年的时代仍为新石器时代晚期，换言之，黄帝所代表之文化应比古书所记述、后世所认定的原始化，不过人与人之间的斗争早已存在，甚至于也早已具有战争的雏形。战争是有组织的行动，必然有其领导者，即为近代军语中所谓指挥官，和《孙子》经之“以五事”中的“将”。因此，无论黄帝为何人，其与炎帝有何种关系，但其领导华夏族群击败入侵异族，确保中原主权，则为不争之事实，并能获后世一致公认。  
　　《孙子十三篇》的成书大致在春秋晚期，书中《行军篇》有一句为“凡此四军之利，黄帝之所以胜四帝也”。可以显示孙子不仅承认黄帝之存在，而且更认为黄帝曾战胜四帝。所谓四帝，其意义即为黄帝曾击败来自东、西、南、北各方面的异族入侵，其中当然包括蚩尤在内。  
　　在银雀山所掘出的残存竹简中有若干孙子遗著，一般判断认为可能为《汉书·艺文志》中“吴孙子兵法八十二卷，图九卷”之部分，残简中发现有《黄帝伐赤帝》篇名，而其内文又有“黄帝南伐赤帝”、“东伐口帝”、“北伐黑帝”、“西伐白帝”等语。足以显示赤(炎)帝之战向南，口帝(蚩尤)之战向东，而时间则在赤帝之战以后。此外，黄帝又北伐及西伐，足以显示企图入侵中原之异族并非仅为东夷，在其他方面亦有异族采取类似行动，但均被黄帝所击败。此种记述是否真实自不无疑问，但至少显示在汉墓出土的竹简上已有如此记述。  
　　孙子是一位治学态度相当严谨的思想家，不会随便发言，所以基于上述分析，可以断定黄帝应确有其人，并曾领导华夏族系击败异族入侵。  
　　综合言之，由于黄帝所领导的华夏集团一战而击败异族，才能对未来历史演进产生决定性影响。所以此次号称“涿鹿之战”的会战遂成为我国历史中第一次决定性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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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牧野之战
钮先钟 [中国]  
[出自《中国历史中的决定性会战》] 2000
第一节　引言
第二节　夏商二代
第三节　周代的起源
第四节　实始翦商
第五节　牧野之战
第六节　太公
第七节　周公
第八节　结论






第一节　引言  
　　 “涿鹿之战”为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决定性会战，中华民族所以能继续成长，一直保有东亚大陆领土，归根溯源，均乃此一战所赐。司马迁著之《史记》把《五帝本纪》作为第一篇，尊黄帝为五帝之首，足以表示黄帝为我国开国之君，“涿鹿之战”乃开国之战。因此，无论黄帝为何人，其领导华夏族群击败异族，确保中原乃不争之事实，并获后世一致公认。  
　　黄帝为五帝之首，其后尚有四帝，据《五帝本纪》记载，此四帝均为黄帝后代，其名称分别为颛顼、帝喾、帝尧、帝舜，与黄帝合称五帝。五帝之间的亲属关系可以图表如下 [ 注：李九瑞，《中国军事思想史》，17页。 ] 。  

图2－1
　　黄帝之后，四帝仍继续与异族斗争，并同时与异族进行文化交流，使中华文化逐渐扩展其范围。华夏族群称四周异族为东夷、西羌、南蛮、北狄，其中以东夷势力最大，也与中原关系最为密切。依据古书中传说，颛顼曾与共工交战并将其击败，共工氏可能即为东夷 [ 注：《淮南子·天文训》曾记载：“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 ] 。  
　　中原民族与东夷不断斗争与交往，终于达成文化融合。东夷有相当高水准的文明，据说早已有历法，夷夏文化融合可谓相得益彰，并使中华文化发扬光大。所以，颛顼与帝喾实为和平统一夷夏之伟人 [ 注：徐亮之，《中国史前史话》，259页。 ] 。  
　　尧舜二帝为五帝中最后两帝，仍然继承祖先功业，对华夏势力作进一步扩张。尧舜时代，最大外敌为三苗，似乎显示东夷之患减轻后，起而代之者为南蛮。华夏族群对三苗的战争在帝尧时揭开序幕，继续发展直到五帝时代结束后才告终。古书中传说：“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舜却苗民，更易其俗。” [ 注：《吕氏春秋·召类》。 ]  
　　舜继尧后，虽有“舜伐三苗”之传说，但似乎已开始采取和平交往行动 [ 注：《战国策·秦策》。 ] 。有关舜的传说在湖南特别丰富，而《史记·五帝本纪》亦云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似乎可以暗示舜曾经深入南方，推广华夏文化，尽管三苗仍继续顽抗。  
　　直到五帝时代终了，夏代开始时，华夏对南蛮的战争才告结束，禹伐三苗，经过激烈战斗，造成惨烈毁灭，才将三苗彻底击败。《国语·周语下》载有周灵王(公元前571－公元前545年)太于谏灵王之语，其中提到历史教训时，追溯到“黎苗之王”被灭亡之结果为：“人夷其宗庙而火焚其彝器，子孙为隶，不夷于民。”显示禹征服三苗后，将其完全毁灭，俘其人民为奴隶。事实上，在彼时代乃常见现象，不足为怪。  
　　我国历史传承中，五帝之后即为夏、商、周三代，在此阶段中华民族有更辉煌表现，中华文化也更发扬光大，虽然《史记》将五帝列入历史，但严格说，实是介于有史与史前之间。当时尚未有国家组织，所谓帝者只是部落首领互推一人为其共主。五帝中最后二帝尧舜有禅让故事，传为历史美谈。实际上只是一种君位推选，经后世传达遂成理想化继承制度。  
　　尧舜禅让，表示五帝时代君主皆是及身而止，当然不能创立朝代，直到政权移转到禹手中，权力转移开始制度化(父传子)，于是所谓夏代王朝正式建立。夏代为三代之首，到此历史进入一个新阶段。  


第二节　夏商二代  
　　夏、商、周合称三代，讨论周代历史之前，应先明了其起源，所以必须对于周代以前之夏商二代作简明扼要的说明。  
　　根据考古学家的意见，夏代似乎相当于新石器时代将过渡到铜器时代之二里头文化(公元前1970一公元前1600年)。此一文化分布甚广，其中心在豫西伊洛颖汝四河流域，边缘所及，西到陕东，南到鄂东，东到皖西。从掘出遗物来推测，二里头文化已有与甲骨文相似的文字。有大型宫殿，足以显示其已有相当强大的政治组织，能动员大量的人力，的确符合国家初起、文明肇始之情况 [ 注：许倬云，《西周史》(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10月)，14页。 ] 。  
　　《史记·夏本纪》曾记载夏代帝(王)名及系次，自禹起至履癸(桀)止，共十七人，但未说明所经历时间。钱穆对此曾作下述检讨：  
　　《史记》仅谓自禹至桀十七君十四世，刘歆《三统历》则谓夏四百三十二年。《竹书纪年》谓夏四百七十二年，今按《史记·商本纪》所载商代帝王已有殷墟所得甲文为证，知其不虚。《商本纪》诸帝王可信，《夏本纪》诸帝王即不必不可信。以三十年一世计之，则十四世十七君四百七十余年，亦略近似《孟子》云：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 [ 注：钱穆，《国史大纲》上册，9页。 ] 。

　　二里头文化分布范围，与传说之夏代疆域颇为符合。利用碳十四所测定的时间为公元前2080至公元前1620年，共为四百六十年，与上述估计四百七十年非常接近。过去有人以二里头文化为早商时代，最近考古资料显示，二里头文化晚期才呈现商文化特征，所以遂有人以为二里头文化晚期正是夏商交接之际，而中期以前应为夏朝时代 [ 注：许倬云，《西周史》，14页。 ] 。  
　　虽然从夏代开始有国家雏形，但有国家并不意味中国已经统一于一个政治体系之下，甚至还不在一个单纯文化体系之下。夏所控制范围并不太大，大约仅为黄河中下游，其他地区还是由不同部族分别控制。  
　　概括言之，在五帝时代，中原族系之大敌最初似为东夷，以后则为南蛮，到夏禹建国时，这些外患大致都已减弱，不过并未完全消灭。将考古学资料与古书所记载传说加以综合研判，可以知道在夏代中国显然还是一个多元小世界，其中每一地区文化仍代表一个独立族群。夏人虽在中原建立了优势地位，但实际上仅是若干部族中较强大的一个。古书中对于夏代若干故事的记述，似乎可以暗示夏政权尚未建立强固统一的国家。  
　　商在取代夏以前，其文化(即所谓先商文化)发展水平似乎稍逊于以二里头为代表的夏文化。不过自商代继夏代成为中原主要政治权力之后，继承了不少前代文化，内容日益丰富，创造出灿烂的青铜时代，已完全超越新石器文化。  
　　夏王朝建筑在黄河上游，为高地居民所建之王朝，商王朝则建筑在黄河下游，为低地居民所建之王朝。由于从安阳殷墟发现甲骨文，才获得关于商代的直接史料，就我国古代史研究而言，实乃非常重大贡献。甲骨上的卜辞显示《史记·殷本纪》对于商代帝王名字世次的记载完全正确。  
　　《史记·殷本纪》记述：自契(商之始祖)至汤十四世，汤至纣三十一帝(除太丁为三十帝)，十七世。司马迁虽未说明年历，大致推算，殷商一代全部时间应在五百年左右 [ 注：钱穆，《国史大纲》上册，16页。 ] 。  
　　商代政治制度、社会生活，可从卜辞中获知不少细节。依照传统说法，商朝王位继承是父子相承，而以兄弟相继济其穷，卜辞证明此说大致正确。社会生活方面，根据甲骨文及古书记载，大致可归纳为下述四点：  
　　 (1)商人尊敬鬼神，迷信很深，无论任何事都先占卜，然后行动。  
　　 (2)商人时常迁徙，从契到汤共迁八次，汤以后也常迁徙，可能是由于游牧或逃避水之故。  
　　 (3)商人爱好狩猎，显示农业尚未充分发展。  
　　 (4)商人非常喜欢饮酒，沉醉在聚众群饮的恶习中，酒成为祭神和待客的食品。由于认为商人酗酒以致亡国，所以周代商后采取严厉禁酒措施，以防重蹈覆辙。  
　　商朝国都在早期时常迁移，自十九代盘庚迁殷(安阳)后即不再迁都(公元前1384年)，似可显示其王权已相当稳定。在国都之外的附近地区成为政府直辖属地，其范围相当有限，在号称“外服”地区之外，即为其他族群所控制区域，即所谓“方国”，与商处于敌对地位。当商势力强大时，若干方国可能降服或和平相处，否则侵犯商之田邑，甚至发生战争亦为常事。卜辞中常见“危方”、“鬼方”等名称。鬼方可能为商之劲敌。《周易·既济》有云：“高宗(武丁)伐鬼方，三年克之。”足以证明商人付出重大成本才将其征服。大致来说，商代南方无劲敌，北方则常有边患。以后周代也有类似现象。  
　　商代国家权力在五百年间自然有其特殊演变过程。由卜辞资料看来，晚商政府组织已相当复杂，军队已有正常编制，武器更有进步，包括铜戈、铜刀、铜箭镞等。商人继承夏人中原政权之后，曾扩大其领域，改进其组织，并过着较进步的生活。  
　　总结言之，夏商两代已把华夏族系的权力扩张到我国历史上所谓中原的主要地区，拥有较进步的组织与较丰富的资源。凡此一切均能凝聚较大文化潜力，而使中国文化得到更积极发展。以上所云即为周代兴起之前，古代中国地区已有的条件。周代即在此基础上继续发扬光大，来创建新的历史典型。  


第三节　周代的起源  
　　周代祖先后稷(弃)，据《史记·周本纪》是与尧舜禹同时。稷是否真有其人，抑或只是一个时代的象征，虽不可考，但至少周人自己承认的始祖则总算有根据。因此，在我国古代诸种部族中即已有周人之存在。从后稷时代到周文王时，周人已经历经一千两百年迁徙，其足迹所至以及其与其他部族之关系，自然是一个很难研究的问题。  
　　依据《竹书纪年》及《后汉书·西羌传》记载，殷王武乙(二十七君)与周人古公亶父同期，公刘至谈古公有十一代。公刘应相当于盘庚迁殷的前夕。由于商人正在大变乱之中，公刘时代的周族所受殷商压力可能较小，才有可自行发展之余地。  
　　周人祖先的活动也许可以分为三阶段：(1)后稷时代周人已发展农业；(2)不窋以后周人奔于戎狄；(3)公刘以后又以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根据考古学资料，农业在中原早在七八千年前即已萌芽，周人若在后稷时始有农业，在新石器文化中应算是后进。不窋之后又有数百年不务农，可以显示周人农业文化尚不稳定。从后稷到古公迁至岐下，周人似乎只是徘徊于农业文化圈边缘上之一个集团。  
　　周人发源之地，根据学者研究，大致都以为周人先世迁徙范围是在泾渭两河之间。只有钱穆提出周人始源于晋南的理论。钱氏理论虽有人认为尚待证实，但至少是重要意见 [ 注：钱穆，《周初地理考》，《燕京学报》第十期(1931年)。由许倬云《西周史》中引述。 ] 。  
　　先周文化曾受商文化强烈影响，已是高度发展之青铜文化。周人祖先曾奔窜于戎独之间，到古公亶父时，戎狄压力又迫使周人南迁避难。由此可知，周人与西北异族必然接触频繁。周人自认为夏之后人，始终不忘其与山西古族夏人之渊源，似乎可以显示钱穆理论不无理由。  
　　周人祖先在晋陕山地奔走数百年，才进入渭河流域，获得较稳定生活。在此之前，从不窋到季历，周人与西北方戎狄不断斗争。自进入渭河流域后，遂与姜姓部族结合，并彼此发生婚姻关系。姬姜两姓结合给周人带来新的生气和活力。周人过去似乎是由族长领导的武装移民集团，到此时始有安居乐业的生活，其政治组织开始发展，其国家权力也随之增大。  
　　商代武丁后，周人臣服于商，居于商人属邦地位(有时称为周侯)，当然也接受了较高级商文化，不过双方关系又非完全和好，彼此间常发生武装冲突。同时，周人与戎狄仍处于敌对状况，而且尤异于替商人看守边疆。半独立之周人在不断战争中逐渐增强其军事实力，尤其是逐步取回其所自认为老家(山西)的控制权。因为在地理形势上，以山西为基地可以攻击殷商之背面，遂使日益强盛之周变成商之最大威胁，并终于导致灭商后果。  


第四节　实始翦商  
　　周能灭商，其原因安在?在中国战争史上这似乎是一个很难解释的问题。商王国雄踞中原，拥有相当势力范围；东至海，北至河北藁城，南至湖北盘龙城。可谓地大、物博、人众。周人仅占有泾渭流域狭窄谷地，其人力与资源实不足与商人相比。商人早已有相当强大的军事能力，其兵力有固定编制，作战单位名称为“旅” [ 注：甲骨文卜辞中有“登妇好三千，登旅万”之语。卜辞中又有“王作三旅，右中左”之语，显示“旅”为商代军队正常编制。见许进雄，《中国古代社会》(台北：商务印书馆，1995年)，532页。 ] 。商人武器都是铜制，在当时可谓非常精良。商人也早已有战车。对比着说，周人武器装备、军事组织，最多能与商人立于平等地位，但以数量而言则自然居于劣势。  
　　所以，周以蕞尔小国而能克商，既非由于拥有强大资源，又非由于拥有精锐兵力，然则其所以能以弱胜强、以寡击众，原因何在?的确值得深思。此一历史谜底也许即为战略。战略意义即为深谋远虑，周之所以终能灭商，真正原因必须从战略思考中去寻找。  
　　《诗经》中《鲁颂·（门必）宫》是鲁人追求祖德之宗庙诗，诗中有云：“后稷之孙，实维大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可以显示从周人子孙眼中看来，古公亶父立国歧下时，即为周人准备与商人作长期斗争之起点。诗句中“翦商”二字特别值得注意。以当时周人实力，自不可能企图一举而击毁商朝，所以必须采取长期斗争战略，逐渐削弱商人势力，此即所谓“翦商”。此种战略实可谓深谋远虑，经过长时间运作，终于达到“克商”的最后目标 [ 注：许倬云，《西周史》，71页。 ] 。  
　　大王之世，周还是小国，实力远逊于商，正面冲突势所不能，所以必须先择抵抗力最小而又与殷商无关系之边缘地区开始经营。等到文王继承太王和王季事业时，号为西伯，俨然已成西方霸主。张荫麟认为周自强盛以来，即以东向发展为一贯国策，古公(太王)和季历(王季)之雄图虽于史无考，但西伯昌(文王)之远略尚可窥见一斑。逝世前九年，自称接受天命，元纪年。此后六年间，至少已灭四个商朝诸侯国：  
　　 (1)密——今甘肃灵台县西；  
　　 (2)黎——今山西黎城县东北；  
　　 (3)邗——今河南怀庆县西北；  
　　 (4)崇——今河南嵩县附近。  
　　此外商诸侯不待征伐而归附者亦复不少。后来周人说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若以商朝势力范围为天下，则可说大致已成事实 [ 注：张荫麟，《中国上古史纲》(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出版，1956年)，17页。 ] 。  
　　文王伐崇侯虎，是周人扩展史上一件大事。崇可能是商朝监视周人之最后据点，而且位置已在今河南嵩县附近，周人将崇征服，则已从陕西进入河南，于是商朝权力中心已直接暴露在周人东进长远战略威胁之下。到此时“翦商”目标可谓已完全达到。伐崇之次年，文王去世，于是进一步“克商”目标遂留给其子武王去完成。  


第五节　牧野之战  
　　武王继位后即开始积极准备进行克商工作，其行动最高潮即为“牧野之战”。《史记》对“涿鹿之战”记述非常简略，其原因可能由于史料缺乏之故。“牧野之战”之时代比“涿鹿之战”晚一两千年，已经留下相当多史料，司马迁对此一会战之记述自然比较详细。因此，后世研究“牧野之战”时可以有比较确实之根据。  
　　武王即位不久即观兵盟(孟)津，所谓“观兵”用现代名词来表达，即为校阅或演习。很明显是一种战力测验和动员演练。《史记，周本纪》载：  
　　是时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诸侯皆曰纣可伐矣。武王曰女(汝)未知天命未可也，乃还师。

　　上述记载“八百诸侯”，数字近似夸大，周之同盟国即使颇多，也不可能多到八百，以后参战同盟国只有八个，更可显示八百之数不可信。  
　　又过两年，武王根据情报得知商王纣有很多罪行，遂认为已到可以用兵之有利时机。于是遍告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毕伐。”“牧野之战”就此揭开序幕。  
　　周与其同盟国(庸、蜀、羌、髳、微、（纟盧）、彭、濮人)兵力到达商郊牧野之后，武王即举行誓师典礼。《史记》及其他古书对于誓词(即所谓“牧誓”)都有记述，内容大致可分两点：(1)痛斥殷王纣的罪行，以唤起同仇敌忾意识；(2)严申纪律，要求部队奋勇作战，不得退缩，否则将处以死刑。誓师之后，周军即展开行动。《史记》对“牧野之战”有比较详细记述，现在将重要原文引述如下：  
　　乃遵文王，遂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

　　此为周本身兵力之种类和数字，应该正确可信。  
　　誓已，诸侯兵会者四千乘，陈师牧野。帝纣闻武王来，亦发兵七十万人距武王。

　　此乃周同盟国与殷纣之兵力概况。不仅较简略，也有疑问。周为主力只有车三百乘，而八个同盟国有车四千乘，显然不合理。纣之兵力可能居于优势，但不可能多到七十万人，过去有人认为可能为十七万人，不过正确数字仍是疑问。照理说，攻击主力为周军，同盟国兵力仅作象征性参战，数量自然不会太大。纣之兵力虽然占有数量优势，但其组织素质都无记述，所以很难作正确判断。  
　　至于“牧野之战”如何进行，《史记》记述如下，此乃唯一资料，亦为已获公认之记述。  
　　武王使师尚父与百夫致师，以大卒驰帝纣师。纣师虽众皆无战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武王驰之，纣兵皆崩畔纣。纣走反，入登于鹿台之上，蒙衣其珠玉，自燔于火而死。

　　以《史记》记述为基础来作现代化分析，对于战况可获得三点认知，同时可发现若干疑问：  
　　 (1)首先自然是周军发动攻击。领导攻击者是师尚父(姜尚)。其攻击战术是亲率百夫致师，以大卒驰入敌阵。  
　　 (2)纣军虽多，但无战志，并希望周军速胜。所以都倒兵以战，以替周军开路。周军当然追击(驰之)，纣军全面崩溃。  
　　 (3)纣逃离战场，回到鹿台之上，带着珠玉，自焚而死，结束这场会战。  
　　基于以上认知，对会战过程应能了解。不过在《史记》记述中又还是有若干词句，颇有疑问，而且颇难解释，并曾引起争论：  
　　 (1)“师尚父与百夫致师，以大卒驰帝纣师。”此句中有三点疑问：  
　　 ①“百夫”是否即为少量精锐部队?  
　　 ②“致师”是否即为突击?其目的是否为对敌产生心理震撼?  
　　 ③“大卒”是否即为戎车?既然能驰入敌军，似乎应该是。但有人认卒在西周以前的意义是穿甲胄之高级军官 [ 注：许进雄，《中国古代社会》，530页。 ] 。  
　　 (2)所谓“倒兵以战”，通常解释即所谓“倒戈”。但其意义亦有疑问。实际上应该不是将兵器(戈)倒置，而是改变使用兵器方向，即向后而不向前，如此始能替武王开路。于是“武王驰之”纣军始崩溃。在此第二次用“驰”字，似可显示周军的确曾使用戎车。  
　　不过根据近人研究，对于“车”之用途又有新看法。当时马车不是作战主力，而是指挥官之活动指挥台 [ 注：同前注，528页。 ] 。如果真是如此，则武王似乎没有率戎车三百乘之必要。另外，古代战车在作战上究竟有多少用处，亦颇有疑问 [ 注：许倬云，《西周史》，76页。 ] ，尤其令人不解者是殷军一定也有战车，为何《史记》对此一字不提，好像战车是周人独有之新武器，因此才有人认为战车是周人战胜主要原因(关于此点下文中还有更进一步的讨论)。  
　　《史记》对会战中双方死伤情形未作任何报导，但其他古书则有若干记述。《尚书·武成篇》有云：  
　　甲子昧爽，受(帝纣之名)率其旅若林，会于牧野，罔有敌于我师，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杵。

　　这显然夸大不实，即使死伤惨重，亦不可能“血流漂杵”，何况商军自动崩溃，周军乘胜前进，照理自然不应造成重大死伤。所以无怪乎孟子会批评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 [ 注：《孟子·尽心章下》。 ]  
　　《诗经·大雅·大明篇》对于师尚父之战绩和戎车之威风，更有戏剧化描述：  
　　殷商之旅，其会如林，矢于牧野，维予侯兴。……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马原）彭彭，惟师尚父，时维鹰扬。

　　假使《诗经》描写真实，则对于战车之使用似乎又可获另一证据。  
　　 “牧野之战”是历史中一场重要决战，亦是我国古代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此一会战过程大致已有相当详细的记述，至少比“涿鹿之战”详细得多。现在所剩下来还需要讨论之问题似乎仅有下述四项：(1)会战地点；(2)会战时间；(3)商军为何战败?(4)周军为何战胜?  
　　 (1)战场为牧野乃世所公认，毫无疑问，问题为牧野地理位置在何处。《史记》记载为“商郊”，即商朝都城郊外。此时商都朝歌，牧野应在其西南方，即今河南省汲县北面。古代战争与会战实不可分，而会战必须有相当宽广的平原，然后始能展开兵力，阵而后战。牧野可能为一片本用于放牧之场地，所以适合作为会战战场。  
　　 (2)牧野会战之时间，《史记》记载为“二月甲子”，但未说明在何年。所以武王克商之年遂成为历史中一个谜。许倬云在《西周史》上曾经表列各家对于西周年代之不同意见。根据该表可以发现武王克商之年可能为：公元前1111、公元前1122、公元前1050、公元前1066、公元前1030、公元的1027、公元前1055、公元前1018、公元前1082、公元前1025年。在这许多数字中实在很难断定何者正确。不过概括言之，古书中所列的数字以1122最多，而近人所作的推测则以1027最多 [ 注：许倬云，《西周史》，18页。 ] 。  
　　 (3)照《史记》及其他古书所记载，可以确认商军保有数量优势，虽然双方数量差异有多大很难断定。但无论如何，商军未经任何激烈战斗即已溃败，让对方获得迅速而轻松之胜利，则为公认的事实。商军为何会如此缺乏战斗力，甚至于希望周军速胜，并倒戈为周军开路，这实为战争史上少见之怪现象。其原因何在?值得研究。  
　　过去解释大致均认为商纣罪行使其人民产生极大怨恨，所以众叛亲离，希望其政权赶紧崩溃：此即商军战败主因。事实上，商纣是否如此罪大恶极，颇有疑问，可能均出于周方宣传，因为唯一证据即为《尚书》中之《泰誓》与《牧誓》，均为周人所写。甚至于还可以说纣之罪行即使真如周人所指控，亦不足以产生如此重大后果。因此商军溃败原因必须另寻解释。  
　　许倬云认为：也许在商纣注意西面时，东方的夷族起而叛变。纣在东方的战争可能相当激烈，商虽然战胜，征服东夷，抚有夷众，但新服的夷人，口服心不服 [ 注：同前注，87页。 ] 。  
　　古代战争常用被征服的异族为奴隶并驱其参战。异族当然不会效死，甚至于希望对方胜利。杨胜勇在其书中有下列描述：  
　　面对联军进攻，纣王毫无准备，时商军主力仍在东线与东夷作战，为抵抗联军，不得不临时武装大批奴隶，仓卒应战 [ 注：杨胜勇，《中国远古及三代军事史》，103页。 ] 。

　　假使上述推测属实，则似乎可以对商军不战而溃找到相当合理的解释。  
　　 (4)战争是一种相对现象，战争成败并非由一方面决定，而是由双方行动所产生的相互作用来决定。所以，不能仅只研究商军战败理由，而必须同时研究周军战胜理由。两者合而观之，然后才能对于胜负之机获得正确结论。要了解周军之所以能大获全胜，必须另起炉灶，从头说起，因此遂进入本章第六节。  


第六节　太公  
　　 “牧野之战”周军大获全胜，武王顺利达到克商目的，其原因何在?从周方观点来看，主要原因即为战略，简言之，周军是胜在战略上。战略是心灵产品，智慧结晶，伟大战略家即为战略思想之源头。武王有一位伟大战略家提供战略指导，实为周能克商的主要原因。  
　　此一战略家是谁?即为姜(吕)尚，字子牙，武王尊其为师尚父，以后封齐太公。在我国历史中是言行可考的第一位军事战略家。其故事在古书中有很多记载，有些也掺杂不少神话，并不完全可信。不过司马迁在《史记》中有两段话值得引述：  
　　(武王克商)迁九鼎，修周政，与天下更始，师尚父谋居多。

　　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 [ 注：《史记》卷三十二，《齐太公世家》。 ]  

　　从上述记载可获得两点认知：(1)太公对周朝开国最大贡献为“谋”，其意义即为战略；(2)太公战略思想对后世研究战略及谋略学者是一重要基础，有其深远影响。“阴权”之意义即孙子所谓“诡道”，英文为“stratagems”，现代语为“谋略”。  
　　作为战略家，太公对周朝开国战争有两大贡献：其一为情报，其二为计划。这是制胜主因。  
　　战略基础即为情报，《孙子十三篇》以《计篇》为首而以《用间篇》为尾，从首到尾构成完整体系，即足以表示孙子有此认识。孙子在《用间篇》中指出：  
　　故名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

　　昔者殷之兴也，伊挚在夏，周之兴也，吕牙在殷。故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军之所恃而动也。

　　孙子之言曾引起误解，有人认为将伊、吕视为间谍，似拟之不伦，未免失言。事实上，“间”字应作广义解释，即指整个情报工作而言。孙子只是强调情报工作的重要，并主张应由第一流人才来负责。  
　　孙子认为伊尹、吕尚都曾从事情报工作，所以才能动而胜人，以成大功。伊尹由于时代较远，其事已不可考，至于太公则有较多史料，或至少有较多传说。可能为我们历史中第一位参谋总长(军师)，其所负责工作为计划、准备、指导。但此三项工作又不能在真空中进行，所以知敌之情，尤其是先知，实为首要条件。太公曾在商朝政府中任职，至少曾在朝歌生活达相当长时间。此一事实虽有不同记载，大致应属可信。因此，可以断言太公之所以能为周之谋主，终于帮助武王赢得“牧野之战”，其主要原因是先知敌情。从此一点来说，太公在战略思想领域中，似乎可算是孙子的先驱。  
　　现在再分析第二点。所谓战略可以分为三阶段，简言之，战略是一种思想，一种计划，一种行动。战略起点为思想，终点为行动。如何使思想转变为行动，则有赖于计划，所以计划实为思与行之间的桥梁，整个战略体系之核心。史书一再强调太公之谋，此一谋字应照《孙子》第二篇标题“谋攻”之谋字解释。孙子所谓“谋攻”，即为攻势战略士计划之拟定，此为太公对周朝开国战争之第二大贡献。  
　　太公最先辅佐周文王，在文王时代周人完成其“翦商”工作，其一切行动均有计划，而此种战略计划大致都是太公所提供，尤其有时还要使用谋略(阴权)以欺敌。文王死后，太公继续为武王服务，武王对他非常尊重，称之为“师尚父”，所有一切行动计划当然又都由他拟定。  
　　概括言之，太公之计划是采用奇袭战术使敌军产生重大心理震撼，于是敌军遂可能不听指挥，士无斗志，并终于自动崩溃。上文中早已说过战争是相对现象。由于纣方奴隶大军本有不愿接受指挥之趋势，于是双方配合遂更使周军赢得轻松而完全之胜利。总结言之，武王之能“克商”，归根溯源又必须归功于太公之谋。  
　　至于在实际行动时，所使用是何种兵力及武器，《史记·周本纪》有记述，亦有若干疑问，已见前述，尤其是车的问题更是争论颇多。  
　　徐培根认为太公最大成就是能够获致现代军语中所谓“兵器技术的突破”，亦可称为“兵器上的奇袭”。徐氏又认为太公在准备阶段曾制造合于战场之用的戎车，并一再修整改良，外加防盾与车盖(史书上称为大橹)。此种戎车制造工程非常缓慢，起初每年只能造成数辆，以后每年可造二十辆。经十六七年时间始造成大型戎车(史书上称大扶胥)三百二十辆，小型戎车一百六十余辆(史书上称轻车扶胥) [ 注：徐培根，《中国国防思想史》，185页。 ] 。  
　　徐氏虽言之凿凿，但其认为太公曾花十余年时间造成戎车数百辆似乎大有疑问，而徐氏在其书中也并未说明其所根据之史料为何。至于他在附注中所谓“史书上称为……”，实际上并非史书，而是《六韬·虎韬》中之“军用”篇。《六韬》为后世假托太公之名所作伪书，早已众所周知，自不能称之为“史书”。  
　　不过尽管徐氏之言疑问颇多，而戎车在此战中所扮演角色也仍有争论，但凡此一切并不影响太公作为伟大战略家的地位，尤其是其对于周武王克商之重要贡献。  


第七节　周公  
　　除太公外，西周开国时还有另一位伟大人物，即为周公。武王是文王次子名发，周公是文王四子名旦，为帮助武王建国最重要助手。周公是我国古代伟大政治家，为人所共知，但若说他也是伟大战略家，则可能有人表示异议，甚至于认为未免牵强附会。事实上，认为周公是战略家确有理由，要解释此种理由则又必须先了解战略之意涵。所谓战略有狭义与广义，即可分成两个层面：狭义为军事层面，广义为超军事层面。前者称军事战略，又常简称战略；后者称大战略(Grand Strategy)，亦可称国家战略或总体战略。根据如此分层，则周公虽不一定是军事战略家，但有充分证据足以显示他确为“大战略家”(Grand Strategist)。  
　　大战略超越军事战略而又将军事战略包含在内。其所考虑之问题不仅限于战争及军事，而更延伸到和平的境界。概括言之，大战略中心课题即为如何使国家长治久安。诚然，凡立国者莫不希望长治久安，但事实上，真正能长治久安者则又少之又少。然则如何始能长治久安，其先决条件即为深谋远虑。换言之，立国之初若有远大眼光，采取必要措施，则也许能使某种体制或形势维持相当长久时间。  
　　若以此种标准来衡量周公，则其对于大战略家尊称应可当之无愧。由于周公深谋远虑，周朝始能建立一种新政治制度(也可说是大战略体系)，而实现长治久安理想。此即所谓“封建”，对于此种政治制度，当代名家莫不予以高度评价。  
　　萨孟武指出：  
　　周有天下之后，国家的形态又进步了，即由原始国家进化为封建国家。 [ 注：萨孟武，《中国社会政治史》第一册，18页。 ]  

　　张荫麟指出：  
　　武王所肇创、周公所奠定的“封建帝国”维持了约莫七百年(公元前十二世纪初至前五世纪末)。 [ 注：张荫麟，《中国上古史纲》，29页。 ]  

　　钱穆指出：  
　　武王灭商，把黄河东西两部紧密的绾合起来，造成中国古史上更灿烂伟大的王朝。 [ 注：钱穆，《国史大纲》上册，23页。 ]  

　　有关封建制论著颇多，但概括言之，能注意到其战略含义者则不多。本章将特别强调其所具有之大战略含义和价值。  
　　钱穆认为：“西周三百年历史，最重要的为封建政体之创兴。”又认为：“周人封建亦由当时形势之实际需要逐步逼拶而成。同时也是周民族对于政治组织富于一种伟大气魄之表现。” [ 注：同前注，25页。 ]  
　　但所谓封建又不仅只是一种政治组织，而也是一种军事组织和计划，同时在经济方面又有“井田”，社会方面又有“宗法”来配合，所以综合看来，的确足一种大战略，能把军事和非军事因素融合成一完整体系。  
　　周朝封建可分两期。第一期封建在武王克商之后，其目的为重建战后秩序，巩固新王朝统治。规模比较有限，地区也比较狭小，似乎只是权宜措施，尚无永久性计划。殷商虽已败亡，商人残余势力仍相当巨大，因此封纣子武庚(禄父)于殷以为安抚。同时又将管叔、蔡叔、霍叔(均为武王兄弟)分封在附近地区，执行监视任务，即所谓“三监”。此外，又分封若干先圣王之后及同姓子弟、功臣等。前者是收拾人心，后者是巩固王权。这些诸侯，如鲁、燕、齐等，其始封地皆在成周(洛邑)之南。钱穆认为：  
　　大概周人势力逐步东侵分为两线：由丰镐向东南经营汉水上流，渐近准城，此文王已开其基；由丰镐向东北，经营河洛，及于殷商，则为武王之新猷。周初封建即为此两线展扩之初步成绩也。 [ 注：同前注，26页。 ]  

　　武王克殷两年后即崩殂，对于新建王朝实乃危急存亡之秋。身为宰相之周公遂不得不奉孺子(成王)摄政，以应付所面临的危局。不料引起其兄管叔(文王三子)不满，遂与蔡叔、霍叔，联合武庚造反，其他异族，诸如淮夷、徐戎等也都纷纷参加。于是整个东方旧殷王朝地区全部沦陷，情势岌岌可危。周公遂在成王三年发动东征，经过三年苦战始将叛乱完全平定。从此不仅转危为安，而且国威大振，地方势力亦不敢再向中央政府挑战。  
　　周公遂乘此种时机开始进行第二次封建。此次封建不仅规模比第一次大，而且每一封国位置均含有微妙战略用意。如此有远大眼光之战略部署，在古今中外历史中均可说难得一见。现在择要分述如下：  
　　 (1)周公子伯禽封于鲁，太公子丁公(此时太公已死)封于齐。自有齐鲁新封之后，周人势力始越过殷人旧域而向东达到海滨。从历史观点来看，此乃一件大事，因为是华族首次与海洋接触。  
　　 (2)封康叔(武王弟)于卫，使商朝自盘庚以来历时约三百年之河北根据地从此受到周人统治；但同时又封微子启于宋，以对商遗民示怀柔之意。宋自汤以来即是商国故土，可以表示周人无意灭商。  
　　 (3)封唐叔(成王弟)子晋，其地为夏墟，其目的为沟通周人自大河北岸直通殷墟(即新建之卫国)之要道。自远程观之，晋国之封建更有其重大历史意义，因为晋国以后成为春秋时代最重要的华夏权力中心。  
　　 (4)第二次封建时，鲁齐诸国皆伸展东移，燕亦移于河北，大约在齐卫之间。镐京与鲁曲阜恰似椭圆之两端，洛邑与宋则为其两中心。周人从东北东南伸其长臂扼殷宋于肘腋之间。周公又营洛邑为东都，天子常自临驻以震慑东方，并与新建诸邦相联络 [ 注：同前注，27页。(以上分析大致以钱穆意见为依据。) ] 。  
　　周公所设计之封建制不仅为政区划分，而更具有武装移民和军事扩张意义。周公利用东征余威，将周室宗亲散布在当时整个中国领土之内。新封国插在原有异族之间，自成单位去自求发展。最初有王室支持，才能维持生存。不久各封国分别成长而成为周室屏藩。此种内外互赖、共存共荣的安排实代表高度战略智慧。  
　　虽然短期内尚不能发挥效力，但等到平王东迁，周室衰颓后，封建政策即开始产生重大功效。春秋时之齐桓、晋文都是周公当年所撒播之种子。挡住夷狄交侵，使中华文化得以传留至今。孔子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管仲尊王攘夷之功已获后世公认，则首创封建制之周公对民族文化延续，其功之大自可想见。  
　　封建不仅有政治军事意义，而还有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意义。前者为井田，后者为宗法。把政治、军事、经济、社会四方面合而观之，其总体性更为明显。  
　　井田制虽有很多争论，但在人口稀少、土地广大情况下，将一部分土地划为公田，似乎并非不可行。蒋百里认为井田是一种可以种田吃饭，又可以出兵打仗之国防制度。换言之，即为寓兵于农或兵农合一。此说未尝没有道理 [ 注：《蒋百里选集》(壬寅出版社，1976年)中之《从历史上解释国防经济之基本原则》一文，54页。 ] 。  
　　为使宗亲诸侯保持亲密关系，周公又创立宗法。天子与诸侯都用嫡长继承制。天子为天下之“大宗”，亦称“宗周”。各国诸侯对天下则为”小宗”，而对其封地则为大宗。诸侯所封兄弟子侄又为诸侯之小宗。大宗百世不移，小宗五世而迁。小宗从大宗，大宗从宗周。天子遂为天下一家之大家长，天下真成为一个家庭。此种制度向民间延伸而形成一种普遍民族文化，数千年来成为重要社会约束力，足以增强民族团结，社会安定。  
　　如此宏伟理想，复杂体制，居然是三千年前古人所创建，实在令人佩服。封建制之创建证明周公实为伟大战略家，并向后世提供两点重要启示：  
　　 (1)大战略目的为长治久安，不仅要赢得战争，还要赢得和平。  
　　 (2)如何能长治久安，则又必须有赖于深谋远虑。能深谋远虑始足以言大战略。  


第八节　结论  
　　武王终能克商，完成其祖其父的遗志，当然是周军能赢得“牧野之战”之后果，所以，此一会战具有军事决定性，自然毫无疑问。但周人又不仅赢得战争，而且更能赢得和平。由于“牧野之战”胜利，周人遂能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帝国。此一帝国寿命差不多长达八百年之久，作者幼年时读过《三字经》，书中有云：“周武王，始诛纣，八百载，最长久。”正是上述事实之缩写。  
　　封建帝国之创建，不仅容许周王朝有长达将近八百载寿命(至少就名义上而言是如此)，而且更使此种制度之影响甚至于到今天还有若干遗留，简言之，封建对于我国历史演变趋势具有非常重要影响，而其起源则又为“牧野之战”，所以，此一会战不仅具有军事决定性，而更确实具有历史决定性。  
　　在封建帝国统治之下，以周人为领袖的华夏民族遂能自逐渐扩大其生活圈，发扬其文化。同时更能拒抗各个异族入侵，并将其同化。因此，华夏民族在东亚大陆上之权力地位更加提高，对于未来世局演进有其更强大的决定作用。

showcraft

第三章　城濮之战
钮先钟 [中国]  
[出自《中国历史中的决定性会战》] 2000
第一节　引言
第二节　楚之兴起
第三节　尊王攘夷
第四节　晋楚争霸
第五节　城濮之战
第六节　会战分析
第七节　结论






第一节　引言  
　　自周平王东迁(公元前770年)开始，中国历史进入一个新阶段，即所谓东周。东周又分为两段：前者称为春秋，后者称为战国。孔子所作《春秋》为我国第一部完整编年史，后世称其所记时期为春秋时期。但《春秋》记事始于鲁隐公元年(周平王四十九年)，终于鲁哀公十四年(周敬王三十九年)，前距平王东迁晚四十八年，后距三家分晋早七十七年，两头均不衔接，所以后世史家遂对春秋时期作较广义界定，即起于平王东迁，终于三家分晋(即为战国时期起点)。三家分晋实际上在公元前453年，但周室给予合法承认则在公元前403年，因此，所谓春秋时期应起于周平王元年(公元前770年)，终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前后共为367年。  
　　此三百多年历史，就其主要政治特色而言，可称为霸政时期。所谓霸政时期，依照钱穆意见，又可分为三阶段：  
　　 (1)霸前阶段：约长八十五年。  
　　 (2)霸政阶段：约长一百二十七年。  
　　 (3)霸后阶段：约长一百五十五年。  
　　第一阶段起自周平王东迁到齐桓公开始建立霸业。第二阶段为霸政中心阶段，其主角为齐晋两国。第三阶段霸政由盛而衰终于结束。照钱穆计算共为九十一年，算到周贞定王元年。但若以三家分晋为终点，则应为一百五十五年 [ 注：钱穆，《国史大纲}上册，34页。 ] 。  
　　平王东迁所产生后果即为王室开始衰微。周公所苦心建立之封建制度发生根本动摇。封建目的为长治久安，治即秩序，安即平衡。秩序与平衡之维持则有赖于王室权威。若王纲不振，王命不行，则必然导致秩序丧失，平衡破坏，最终天下大乱。  
　　在无王权制裁之下，所引起第一种乱象即为列国内乱。宗室之间互相残杀，篡乱之变，史不绝书。第二种乱象则为诸侯兼并。在封建制度之下，国不分大小均可共存共荣，现在变成强侵弱，大吃小。据顾栋高《春秋大事年表》：“楚并国四十一，晋十八，齐十，鲁九，宋六，其他不具举。” [ 注：同前注，36页。 ] 可以想见诸侯之间彼此攻伐之频繁。其结果为小国逐渐变成大国附庸，而大国则日益强大，造成各霸一方的态势。  
　　列国内乱，诸侯兼并，使华夏民族自顾不暇，于是对异族遂自然丧失对抗能力，其后果即为戎狄交侵，形成严重外患，外患又与内乱相呼应，遂使民族生存受到严重威胁。  
　　当时虽大外患为地方千里，已具大国规模之南方楚人，其次则为以黄河北岸太行山脉为基地之北狄(亦称山戎)。所以，《公羊传》有云：“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 [ 注：同前注，39页。 ] 在此长约八十五年之霸前时期真乃历史上一段黑暗期：刀兵四起，民不聊生。若非齐桓晋文相继称霸，则历史很可能改写。  


第二节　楚之兴起  
　　楚人祖先在周朝尚未建成时即已与周人发生关系，当西周实施第二阶段封建时，楚人祖先熊绎曾受封。《史记》记载为：  
　　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 [ 注：《史记》卷四十，《楚世家第十》。 ]  

　　可以证明楚人乃半开化野蛮民族，其所受封爵位颇低，与周室关系疏远，实际上处于半独立状况。  
　　今湖南省与湖北省之间，洞庭湖，一片汪洋，气象万千，即为荆楚民族之故乡。此一地区附近并无其他强国，周室封建虽在汉水下游建立若干小国，但并不能对楚人构成威胁，反而成为其蚕食对象。江汉平原土壤肥美，水旱稀少，人口密度较低，使楚人享有富裕生活，所以楚人地理环境极为良好，并同时享有军事与经济安全。  
　　楚人有其特殊文化，甚至于语言与诸夏亦有相当差异。到战国时，北方人仍谓楚人为“南蛮（鸟决）舌之人”。不过在西周时楚人即已使用华夏文字，并逐渐接受中原文明 [ 注：张荫麟，《中国上古史纲}，65－67贝。 ] 。  
　　四周昭王曾南征荆楚，结果死在南方未北归，《史记》记载如下：  
　　昭王之时，王道微缺，昭王南巡不返，卒于江上，其卒不赴告，讳之也 [ 注：《史记》卷四，《周本纪第四》。 ] 。

　　显示西周初期楚人即已与王室敌对。昭王曾一再南征，终于死在江上，死因不明，因此不发讣告，乃有所忌讳之故。  
　　以后齐桓公伐楚，曾举出“昭王南征不复”事实，要求楚人解答。楚人态度相当强硬，回答：“昭王之不复，其问诸水滨。”足以证明昭王南征不复确为事实，但楚人并不承认与此有任何关联 [ 注：《左传》僖公四年。 ] 。  
　　昭王之后，楚人仍继续向其周边地区扩张，而周室对其无可奈何，直到宜王即位，周室中兴时，始再出兵南征，楚人战败，遂暂时收敛，于是有一段时间相安无事 [ 注：昭王为西周第四代君主，宣王为第十一代君主，其间有穆王、共王、懿王、夷王、厉王、孝王共为六代。 ] 。  
　　平王东迁，历史进入春秋初期，虽严重外患为戎狄交侵，中原注意力首先放在北面，遂使楚人获得兴起机会。比较言之，楚远较戎独威胁严重，因为北方民族缺乏统一组织，无长远战略，楚人则不然，不仅有较高文化水平，且早已是统一国家，并采取长远扩张战略。自周夷王时(公元前897－公元前894年)楚君即已自动称王，换言之，即已脱离周室独立。由于其周围均为小国及部落，楚国相当容易扩张，不过数十年即已控制整个汉水流域与长江中游，成为南方唯一巨强。  
　　楚武王即位于周平王三十一年，此后，楚国历史转入一新阶段。三次侵随，合巴师围郾伐郧、伐绞、伐罗，无役不胜，又灭权国。其子为楚文王，始都于郢(今湖北江陵)。文王以前，楚已将汉水沿岸诸姬姓国家翦灭殆尽。文王更将屏藩中原三大重镇，申国、邓国、息国全部毁灭(息、邓皆河南今县，申即南阳)，奠定楚国经略中原基础。中原中枢为郑国，自从楚武王末年，郑人对楚已惴惴不安。文王终于进兵侵犯郑国，但未能得志于郑即死。死后二十年楚国仍再接再厉四次伐郑。但此时齐国已兴起，成为阻止楚人北进第一个敌手 [ 注：张荫麟，《中国上古史纲》，62页。 ] 。  


第三节　尊王攘夷  
　　春秋时期霸政由齐国创始，齐桓公为历史中第一位霸主，亦为五霸之首。所谓霸政实乃封建之延续。霸主代替过去王室成为权力中心。在此种权力运作之下，华夏诸邦可以内保和平，外抗夷狄。对于国计民生均可算小康阶段。  
　　霸主欲行霸政，则又必须有其思想基础；不仅为政治号召，而更是长远战略。自管仲相桓公，霸诸侯开始，霸主即提出“尊王攘夷”号召。此为目的亦为手段。尊王所以重建国际国内秩序，攘夷所以解除外患威胁，确保华夏民族生存空间。此种思想简单明了，自能获得华夏诸邦拥护。  
　　不过，欲将理想化为现实，则又必须采取行动。自从齐桓公开始，霸主用来实现尊王攘夷理想之行动即为结盟。华夏诸邦在霸(盟)主号召之下，组成大同盟，即能形成强大力量足以安内攘外。当然同盟国不能坐享加盟利益，而不付出任何代价。简言之，同盟国有其应尽义务，在盟主领导之下，共同执行同盟政策，甚至于必要时，应出兵参加同盟军事行动。  
　　霸政始于齐又自有其历史地理背景，西周第二次执行封建政策时，太公封于齐具有重要战略意义。齐国成为华夏民族在东方最远据点，拥有强大实力。齐国位于山东半岛，三面环海，既无外敌威胁，复有渔盐之利。军事经济地位均非他国所能及。所以，太公之后世能首创霸业，似有其深远理由。  
　　齐桓公虽为第一霸主，但春秋霸政真正创始者应为管仲，将尊王攘夷理想付之实施，管仲为第一人。孔子虽鄙其为人，认为不知礼，并且批评：“管仲之器小哉!”但对于管仲功劳又仍予以高度肯定。孔子曾指出：“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甚至于还说：  
　　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 注：孔子批评管仲之语见《论语》卷之二，《八佾第三》；赞扬之语见《论语》卷之七，《宪问第十四》。 ]  

　　管仲逝于周襄王七年(公元前645年)，与孔子时代(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年)相距约一百五十年，而孔子仍云，“民到于今受其赐”，可以证明管仲政策在历史上具有重大而深远影响。  
　　管仲所执行之霸政，用现代名词表达，即所谓“同盟战略”。但管仲执行此战略时又有一特点，即几乎完全依赖外交手段，至于武力则尽量备而不用，最多只作有限度使用。孔子云“不以兵车”，足以证明其不主张使用武力。《史记》：“兵车之会三，乘车之会六”，可以显示在九合诸侯时，大部分均为和平揖让之高峰会议 [ 注：《史记》卷三十二，《齐太公世家第二》。 ] 。  
　　《史记》又云：“管仲既任齐相，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 [ 注：《史记》卷六十二，《管晏列传第二》。 ] ，简言之，管仲善用弹性外交，态度绝不僵化，且知适可而止。“召陵之盟”(公元前656年)乃齐桓霸业最高成就，《左传》记述充分显示此次外交胜利得来如何不易。而且更足以显示管仲外交运用如何软硬兼施，恰到好处 [ 注：《左传}鲁僖公四年。 ] 。  
　　由于管仲之外交运用，加上桓公所领同盟国兵力居于数量优势，使楚人深感压力，于是楚人遂同意加入齐国所领导之同盟组织，此即历史所谓“召陵之盟” [ 注：桓公所率领为齐、鲁、宋、陈、卫、郑、曹、许八国兵力，可谓八国联军。 ] 。  
　　楚人愿意加盟，表示放弃与华夏民族敌对意图，对于中原(国)自为一大喜事。其原因有二：(1)此乃尊王攘夷政策获得成功之事实证明；(2)本来南夷北狄使中国腹背受敌，难于应付，现在楚人同意和平共存，遂使中国可集中全力消除狄患，所以《公羊传》有云；“喜服楚也!” [ 注：《公羊传》卷十，鲁僖公四年。 ]  
　　但可惜“召陵之盟”即为齐桓霸业最高潮，十余年后管仲及桓公先后逝世，于是齐国霸权随之没落。桓公死后，情况立即改变，中原诸侯缺乏领导，不再能联合对抗外侮。而此时楚成王以子文为相(令尹)，修明政治，发展经济，整军经武，国势大振。子文为春秋时代伟大政治家之一，对楚国有极大贡献。但可惜推荐子玉为其继承人，实乃一大败笔，并终于使楚国受到一次严重失败(详见下文)。  
　　中原方面则有自不量力之宋襄公，企图继承齐桓霸业，但其失败实乃必然。原因有三：(1)宋小国也，权力基础薄弱；(2)其本人头脑顽固，不识时务；(3)宋乃殷商后代，非周室宗亲，缺乏号召力。结果在泓(水)之战(公元前638年)宋军为楚军击败，宋襄公身负重伤，从此一蹶不振。将其列入五霸名单，实乃历史讽刺。  
　　宋襄公称霸不成，楚人北进几乎已无任何阻力，若非晋文公兴起，则周室之亡实可指日而待。由于晋国不仅能继齐国霸业，并能维持较久时间，于是此后将近九十年之历史遂以晋楚争霸为焦点。  


第四节　晋楚争霸  
　　晋国始祖为周成王幼弟，受封时间较晚，中原土地早已分配完毕，所以仅获得接近戎狄之边远地区，即大致为今之山西省南部。此一地区虽距中原核心较远，但有发展空间，此乃晋国后代能建立霸业之远因。  
　　晋国自周惠王、襄王时(公元前676－公元前617年)即已逐渐发展为北部大国。其领土已不仅限于山西南部，而更由北延伸，同时又向南进占今晋、陕、豫三者之间重要三角地带。于是就战略形势而言，进可攻而退可守。晋国土壤肥沃，水利良好，人口适度，经济潜力颇大，简言之，具有足够称霸之权力基础。  
　　晋文公之父献公颇能发愤图强，后因宠骊姬之故，废杀世子申生，导致内乱达十五年之久，文公名重耳，为献公次子，于周患王二十二年(公元前655年)逃亡出国，在外流亡十九年，到周襄王十六年(公元前636年)始由秦穆公派兵护送返国接管政权。  
　　文公返国即位后，即励精图治，增强国力，成就非常惊人，仅四年时间即能击败楚军，建立霸业，真可谓历史奇迹。《国语》对于晋国进步神速曾作详尽描述：  
　　公属百官，赋职甘功。弃贡薄敛，施舍分寡，救乏振滞，匡困资无……昭旧族，爱亲戚，明贤良，尊贵宠，赏功劳，事孝老，礼宾客，支故旧……政平民阜，财用不匮。 [ 注：《国语》卷十，《晋语四》。 ]  

　　简言之，文公不仅重视经济成长，同时又注意社会福利，所以始能“政平民阜”，建立富强基础。  
　　在修明内政同时，文公又展开外交活动，即位次年出兵讨伐王子带，将周襄王送回都城(洛邑)，借以结好王室，此为“尊王”政策第一次试用。  
　　同年秋季，文公出兵协助秦国攻都(国名)，此乃一石二鸟战略：一方面导致秦国向南发展，使其不在中原成为晋国之竞争者；另一方面利用秦之南进以牵制楚国，减小后者向中原北进之潜力。  
　　同年冬季，晋又出兵围原(小国)，为一次炫耀武力之外交行动。文公命持三日粮，到时原不降遂命去之。谍报：“原将降矣!”军吏请待之，文公曰：“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所亡滋多。”于是退一舍(一宿距离)而原降。上三次行动可算晋国争取霸权之前热身运动，主要目的为完成心理准备。《左传》对此有精辟解释：  
　　晋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义，末安其居。”于是乎出定襄王，入务利民，民怀生矣。将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于是乎伐原以示其信。民易资者，不求丰焉，明征其辞。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礼，未生其共。”于是乎大搜以示之礼，作执秩以正其官，民听不惑而后用之。出谷戌，释宋围，一战而霸，文之教也。” [ 注：《左传》鲁僖公二十七年。 ]  

　　诚如西方战略家所共识，战争准备比战争进行更重要。而在战争准备时，精神似又重于物质。必须人民知义、知信、知礼，然后始可一战。  
　　战争为两面问题，说明晋国情况之后，必须转而说明楚国情况。当晋国发愤图强之时，楚国国势如日中天，可谓盛况空前。周襄王三十九年(公元前655年)，楚将围宋，使子文治兵(演习)于暌(此时子文已非令尹)，终朝而毕不戮一人。不久子玉(时任令尹)复治兵于（艹为），终日而毕，鞭七人贯三人耳。国老皆贺子文(认为子文举荐得人)。子文饮之酒，子（艹为）贾尚幼，后至不贺。子文问之，对曰：“不知所贺。子之传政于子玉，曰以靖国也，靖诸内而败之外，所获几何?子玉之败，子之举也。举以败国，将何贺焉?子玉刚而无礼，不可以治民，过三百乘，不能人矣(战败不能回国)，苟人而贺，何后之有?”（艹为）贾第一位预测子玉必败之人，真可谓有先见之明 [ 注：本章凡所引述均以《左传》为主，以下均不再列入注释。 ] 。  
　　自宋襄公称霸不成后，末即已与楚结盟，实际已成其附庸。周襄王十八年(公元前634年)，宋成公又叛楚通晋，因此，楚成王决定次年出兵伐宋。此一行动引起一连串连锁反应，终于触发春秋时代决定性会战——城濮之战(城濮在今山东鄄城县临濮集)。  


第五节　城濮之战  
　　宋成公叛楚通晋，自然使晋国感到莫大鼓舞，而对楚国则为重大外交失败。楚成王为维持盟主威信，遂于周襄王十九年(公元前633年)冬季亲率楚、陈、蔡、郑、许五国联军围攻宋都，讨伐其背盟通敌之罪。宋国当然派人向晋告急。先轸遂向文公建议：“报施救患，取威定霸，于是乎在矣。”文公采纳其意见，决定出兵救宋。救宋必须通过曹、卫两国，而两国均为楚之盟国，势必将构成障碍。  
　　狐偃(子犯)遂又建议：“楚始得曹而新昏于卫，若伐曹卫，楚必救之，则齐宋免矣。”(前年楚使申侯戍谷以逼齐。)此乃反客为主之计。晋军若越过曹卫而救宋，则不仅必须顾虑交通线安全，而更是劳师伐远。楚军则可以逸待劳。反而言之，若先攻曹卫迫使楚军北上，则不仅可解宋围，而更能主客易势。因此，晋文公欣然采纳狐偃建议。  
　　晋文公立即搜于被卢(动员)，作三军(决定战斗序列)，谋元帅(选择指挥官)。战斗序列分为上、中、下三军，以中军为主力，中军将兼元帅(全军总指挥)。每军均有将、佐各一人，分别指挥一半兵力，而并非共同指挥一军。文公向群臣征询元帅人选意见，赵衰对曰：  
　　郤谷可。臣亟闻其言矣：说(悦)礼乐而敦诗书。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德义利之本也。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君其试之。

　　蒋百里认为《左传》到现在还是世界上最好的一部模范战史，并认为赵衰之言颇有深意。因为当时贵族会打仗并不稀奇，但“说礼乐，敦诗书”的人却极少，所以应该请他出任元帅 [ 注：蒋百里，《从历史上解释国防经济学之基本原则》，载《蒋百里选集》(壬寅出版杜，1967年)，55页。 ] 。  
　　至于其他将领又如何选择?《国语》对此有相当详细记载：  
　　公使赵衰为卿(将)，辞曰：“栾枝贞慎，先轸有谋，胥臣多闻，皆可以为辅佐，臣弗如也。”乃使栾枝将下军，先轸佐之……公使原季(赵衰)为卿，辞日：“夫三德者偃之出也，以德纪民，其章大矣，不可废也。”使狐偃为卿，辞曰：“毛之智贤于臣，其齿又长，毛也不在位，不敢闻命。”乃使狐毛将上军，狐偃佐之…… [ 注：《国语》卷十，《晋语四》。 ]  

　　从古书记述可以获得两项印象：(1)晋国贵族政治相当民主化，群臣勇于发言，君主更能察纳雅言；(2)晋国精英分子均有谦谦君子之风，尤其赵衰、狐偃(子犯)均为文公亲信，在流亡期间曾共患难，而能如此谦让，将重要位置让与过去不曾追随文公之人，更属难能可贵，对晋军精诚团结有重大贡献。  
　　最后，晋文公所决定之战斗序列如下所示：  
　　上军：狐毛(将)　　狐偃(佐)  
　　中军：郤谷(将)　　郤溱(佐)  
　　下军：栾枝(将)　　先轸(佐)  
　　次年一月郤谷在军中逝世，人事遂再调整。先轸以下军佐跃升中军将(元帅)。《左传》评语为“上德也”(以德行被选)。其下军佐之缺由胥臣接任。此后直到城濮会战时均再无改变。  
　　周襄王二十年(公元前636年)正月，晋军开始行动，以曹、卫两国为攻击目标。卫国内部发生政变，晋军顺利进入该国。曹国则作强烈抵抗，晋军费时三日始将其攻占。晋军进攻曹、卫，其目的为引诱楚军北上，但楚军不为所动，仍继续围攻宋国。宋国遂又遣使向晋军寻求紧急援助。文公本欲立即前进，但同盟国(齐秦二国)不表同意而受到牵制，因此感到左右为难。于是先轸献计如下：  
　　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则绝，告楚不许，我欲战矣，齐秦未可，若之何?”先轸曰：“使宋告我而赂齐秦，藉以告楚。我执曹君而分曹卫之田，以赐宋人。楚爱曹卫必不许也。喜赂怒顽，能无战乎?”

　　此段古文不易了解，应略加解释如下；先轸建议一方面命宋向齐秦两国行贿，请两国代向楚国求情解围；另一方面晋军拘禁曹君，并将曹卫之田分赐宋人，以激怒楚国，使其必然拒绝齐秦两国向其所提出为宋求情要求。于是齐秦两国既喜宋之贿赂，又怒楚之顽固，遂一定同意晋军前进。从此事件看来，可知在国际关系中，同盟有时反而有害，并构成一种包袱。  
　　晋国方面暂时说到此处为止，现在再说楚国方面。楚成王一向敬佩晋文公，当文公流亡过楚时，曾给与礼遇，并拒绝子玉想杀害文公之建议。二人惺惺相惜，还曾留一段“退避三舍”佳话。当晋军破曹时，楚成王即决定撤兵回国，不与晋军冲突，实乃明智决定。成王本人首先回国(人居于申)，并令申叔去谷，子玉去宋，并且特别告诫子玉曰：  
　　无从晋师。晋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晋国，险阻艰难备尝之矣，民之情伪尽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废乎?《军志》曰；“允当则归”，又曰：“知难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敌”，此三志者，晋之谓矣。

　　从楚成王之语可以发现其对于晋国与晋文公均深有了解，而且还引述古代兵书《军志》以作解释，更足以显示其对华夏文化已有深入认识。  
　　子玉冥顽不灵，反使伯芬(人名)向成王请战：“非敢必有功也，愿间执谗匿之口。”成王非常不悦但又无可奈何，仅同意给与少许增援，包括“西广、东宫与若敖之六卒”在内(均为楚国部队名称与中原不同)。于是子玉遂命宛春向晋文公提出要求：“请复卫侯二封曹，臣亦解宋之困。”子犯认为：“子玉无礼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机)矣。”先轸则有较高明见解：  
　　子与之。定人之谓礼，楚一言而定三国，我一言而亡之，我则无礼，何以战乎？不许楚言是弃宋也，救而弃之，谓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仇已多，将何以战？不如私许复曹卫以携之，执宛春以怒楚，既战而后图之。

　　于是晋文公遂拘留楚使，并私许曹卫复国。两国随之宣布与楚绝交。子玉大怒，开始求战(从晋师)。晋师退避，军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师老矣，何故退？”子犯立即作合理解释：  
　　师直为壮，师曲为老，岂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避之，所以报也。背惠食言，以亢其仇，我曲楚直，其众素饱，不可谓老，我退而楚还，我将何求？若其不还，君退臣犯，曲在彼矣。

　　晋师退避三舍以报楚惠之后，楚方全军均认为应适可而止，但子玉继续前进，于是晋楚之战遂无可避免。  
　　夏四月，戊辰日，即会战前夕，晋侯(文公正式封号)、宋公、齐(大夫)国归父及崔夭、秦(大夫)小子懋，次于城濮。  
　　楚师背酅(丘陵地名)而舍，因为楚人居高临下，使文公颇感忧虑。以后又听到舆人之诵，更感疑惑。简言之，到此时文公对于与楚一战尚未下决心。子犯遂劝其当机立断：“战也！战而捷必得诸侯，若其不捷，表里山河必无害也。”简言之，胜则为诸侯盟主，由于晋国表里山河，占有利地理形势，败亦可自守，并无大害。  
　　文公又问：“若楚惠何？”栾枝遂晓以大义：“汉阳诸姬，楚实尽之，思小惠而忘大耻，不如战也！”文公夜间又作一恶梦，子犯又设法解释，使文公情绪恢复稳定。以上各种记录均足以显示决策者心情如何沉重。不读历史则不易了解此种心情。  
　　子玉使斗勃(人名)请战，此乃一种礼节，但其措词则非常轻浮无礼：“请与君之士戏，君冯(凭)轼而观之，得臣(子玉名)与寓目焉。”晋文公遣栾枝作答，措词庄重得体，不愧大国霸主风度：  
　　寡君闻命矣。楚君之惠不敢忘，是以在此为大夫退，其敢当君乎？既不获命矣，敢烦大夫谓二三子，戒尔车乘，敬尔君事，诘朝将见。

　　于是晋军作战前最后一次演习，足以显示其准备之认真。晋军七百乘，韅(背甲)、靷(胸甲)、鞅(腹甲)、靽(后甲)，装备齐全。文公登有莘之墟(今山东曹县西北)，对全军作一次校阅，感到相当满意，然后讲评：“少长有礼，其可用也。”到此时，文公始放心决定一战。  


第六节　会战分析  
　　对于此次会战，《左传》有完整记述，其全文可抄录如下：  
　　己巳晋师陈(阵)于莘北。胥臣以下军之佐当陈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将中军曰：“今日必无晋矣！”子西将左，子上将右。胥臣蒙马以虎皮，先犯陈蔡，陈蔡奔，楚右师溃。狐毛设二旆而退之，栾枝使舆曳柴而伪遁，楚师驰之，原(先)轸郤溱以中军公族横击之，狐毛狐偃以上军夹攻子西，楚左师溃。楚师败绩。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败。

　　《左传》记述似颇简略，在后世曾引起若干疑问与争论。事实上，若与其他史书比较，《左传》可谓相当详尽扼要。蒋百里之评语并不过分。《左传》原文可以分析如下：  
　　 (1)对于晋楚两军战斗序列(阵)《左传》叙述似显示：楚军照传统常规分为二军。子西将左，子上将右，子玉则自将中军。至于晋军则并未照传统方式列阵，所采用序列颇似西方18世纪菲特烈大帝(Frederik the Great)所采取之斜行序列(oblique order)，即将兵力集中在某一翼上。于是形成右重左轻之兵力分配。此为晋军能战胜主要原因。  
　　 (2)晋军在左翼方面，只用下军佐胥臣指挥其下军中之一半，面对楚方子上所将之右翼。为何如此部署，其原因为楚方右翼乃由陈、蔡两国部队所组成，陈、蔡为楚之附庸，其部队战斗力自然不如楚军强劲。所以，胥臣以晋方六分之一兵力即能将其击溃。胥臣之所以能轻取胜利，又由于采取一项诡计，蒙马以虎皮直冲陈蔡部队，后者受到奇袭，立即四散奔逃，于是楚右师遂首先崩溃。  
　　 (3)晋军右翼方面，战斗情形则远较复杂。首先是将本应位置在左翼之下军将栾枝兵力调到右翼方面，于是右翼兵力增强到晋军总兵力之一半，即全部兵力分配比例为：右三、中二、左一。战斗过程分为六阶段：  
　　 ①狐毛设二旆而退之(移动两面军旗，显示上军全部均在退却)。  
　　 ②栾枝使舆曳柴而伪遁(用车辆拖曳木柴伪遁，扬起大量尘土，使楚方相信晋军右翼已全面退却)。  
　　 ③楚师驰之(楚师立即发动追击，冲入晋军阵中)。  
　　 ④先轸、郤溱，以中军公族横击之。  
　　 ⑤狐毛、狐偃以上军夹攻子西。  
　　 ⑥楚左师溃。楚师败绩。  
　　 (4)楚军左师溃败后，子玉收其卒而止，即控制其中尚未投入战斗的中军兵力，退出会战。所以尚不至于全军覆没(故不败)。  
　　以上为对于《左传》记述原文所作分析，应能使现代读者对于其内容获致明确了解。不过若从现代战争研究观点来评论《左传》，则又仍可发现尚有若干缺点及疑问值得作进一步讨论。  
　　 (1)首先应提出之问题即为晋楚双方兵力数量与编制。《左传》对此未能作精确说明，而且尚有若干疑问，如何能对兵力获得可靠数字，本是研究古代战史时最大难题，所以不应对于左氏有所苛责。此一问题又可分为三个小问题：①齐秦宋三国兵力曾否参加战斗；②晋军兵力及编制；③楚军兵力及编制。现在分论如下：  
　　 ①《春秋》经文记载：“夏四月己巳，晋侯、齐师、宋师、秦师及楚人战于城濮。”但《左传》对会战经过叙述完全不曾提到同盟军，似与孔子经文所云不符，应如何解释？所谓同盟军数量非常有限，只具有象征性意义，并不能给与晋军任何援助，而晋军亦不需要其援助。所以，少数同盟军可能仅作“壁上观”，并未投入会战。此在古代乃常见现象，不足为怪。然则孔子认为齐师、宋师、秦师战于城濮是否错误？事实上，孔子并无错误，因为“战”字有广狭二义，参加战争并不一定必须投入战斗。  
　　 ②晋军有多少兵力，其编制如何？《左传》所提供唯一数字即为“七百乘”。一乘兵车配多少人员在当时应人尽皆知，因此左氏自不必再作说明。但此种省略遂使后世研究战史者感到极大困难。虽然，一乘兵车配置多少步(徒)兵已有多种不同考据及计算，但是否正确又仍难断定。若作概略估计，一乘最多可能配兵员一百人，包括车士与步兵均在内。若真乃如此，则晋军投入会战的人数最多可达七万。在古代已是相当巨大数量。  
　　晋军共有三军，似可假定上下两军各两万人，中军三万人，因为中军尚包括“公族”(保护君主之禁军)在内，假定其人数较多似亦合理。兵车之分配亦可能照此比例。晋军每军均设将佐各一人，但并非共同指挥全军，而是分别指挥其兵力一部分(可能为一半)。换言之，每军分为两个战斗集团，由将佐各自指挥。公族则另成一战斗集团。若真乃如此，则每一集团应为官兵一万人，车一百乘。照理说应为一个可由一人指挥的有效单位。此仅为合理推测，《左传》叙述中并无确证。也许七万人估计仍未免过高，比较保守估计应在五万到七万之间。  
　　 ③楚军兵力则更难估计，其原因有三：  
　　 (a)《左传》对于楚军兵力未提供任何资料。  
　　 (b)楚军单位名称与中原诸国不尽相同，其组织亦缺乏资料。  
　　 (c)楚军中有同盟(附庸)兵力混合在内，真正楚军数量有多少可能无人知道。  
　　不过概括言之，楚国在当时乃天下莫强焉，其兵力雄厚应无疑问。不过城濮之战并非楚王所欲进行，楚国事先亦无计划，更未准备倾全国之力来与晋国争霸。因此楚方所用兵力仅为其全部中之一部分。  
　　子玉所率领前往围宋之兵力，其中包括五国同盟部队，所以楚军所占比例自不太高。宋国为弱国，楚国使用此种杂牌部队来围攻，似已绰绰有余，自然毋需动用其主力。以后子玉向楚王请战，楚王仅给予少量增援，不过其中又包括若干精兵在内，尤其所谓“若敖之六卒”一定为享誉国际之精锐部队，所以《左传》才一再特别提出。不过楚方究竟对于会战曾投入多少兵力，则缺乏资料可作估算基础而仅能推测。  
　　楚军(包括陈蔡)总数应不少于晋军，甚至于略占优势，否则子玉不可能狂妄自信“今日必无晋矣！”至于素质，楚军本身应不弱于晋军，但陈蔡部队则必然较弱，因此遂构成楚方致命伤。楚军共有多少兵车，照推测似应与晋军大致相等。至于步兵甚至于可能比晋方较多。  
　　 (2)关于兵力问题，讨论到此为止，再进一步指出《左传》叙述中尚有若干疑问应加以讨论：  
　　 ①胥臣蒙马以虎皮。春秋时代尚无编成战斗单位之骑兵，马仅用于拖车。胥臣如何蒙马以虎皮，《左传》未作任何说明，由此引起后世读者疑问。马上是否有骑士，马后是否拖有战车？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照理推测，两种想象似均不可能。胥臣应是将拖车之马解下再蒙以虎皮，然后驱赶一群马向楚方右帅(陈蔡部队)冲去。陈蔡部队素质纪律较差，突然看见一群老虎冲来，立即惊恐万分，遂自然溃散，落荒而逃，于是楚方整个右翼兵力不战而溃，胥臣因而轻松赢得胜利。  
　　 ②狐毛设二旆而退之。狐毛移动两面军旗并同时退却，以引诱楚军前进，但《左传》并未说明狐毛向何方退却。此乃第二个必须解答之疑问。照理推测，狐毛与狐偃率领晋方上军全部并非向后方退却，而是向右侧面退却。为何必须如此？又与下述第三疑问有关。  
　　 ③栾枝使舆曳柴而伪遁。栾枝向何方伪遁？其在开战时之位置在何处？后世对此二疑问，有颇多争论，实际上并不难解答。第一，晋方右翼(面对楚方左翼)开战时部署三个战斗集团，即上军全部(狐毛、狐偃)另加自左翼调来由栾枝所指挥之下军一半兵力。此三个集团作梯次部署(《左传》并未说明)，依照会战过程(《左传》有明白说明)研判，栾枝应位置在最前线，孤毛、狐偃则位置在第二及第三线，又由于狐毛为上军将，狐偃为上军佐，故前者应在第二线，后者应在第三线。晋军开战时全部兵力部署可参看附图3－1，即可明了。依照此种部署，孤毛、狐偃必须将上军向西侧回移动，始能使正面显出一空洞，好让位置在第一线之栾枝可以曳柴向后方伪遁，以引诱对方(子两)确认晋军右翼已全部退却，于是立即向所留下空洞(缺口)追击(楚师驰之)。  

图3－1　会战初动

图3－2　两军争战

图3－3　击败楚军
　　 ④先轸、郤溱以中军公族横击之，狐毛、狐偃以上军夹攻子西，楚左师溃。《左传》叙述已够明白，不用再解释。不过根据《左传》即可知上军必然是向西侧移动，否则不可能与中军两面夹攻，使子西溃败。到此还有一小疑问可提出：栾枝是否参加战斗？如果栾枝反转过来参加战斗，则楚师将陷入三面包围之中。不过由于栾枝兵车均已曳柴，应一时不易解脱，所以似乎不可能立即投入战斗。  
　　全部会战过程可用附图作扼要说明：图3－1为会战开始时晋楚双方兵力部署概况，图3－2为会战已在进行时情况：胥臣首先发动攻击，狐毛、狐偃、栾枝正在诱敌(子西)前进；图3－3(图取自《历史与战略》第一章28页(麦田))晋军击败楚军时情况：子上已被逐出战场，子西正受两面夹攻，开始溃败，子玉仍按兵不动。  


第七节　结论  
　　晋军在城濮之战中能击败楚军，赢得胜利，绝非由于侥幸。晋军之所以能胜，其原因实在太多，诚如《孙子》所云：“胜兵先胜而后求战。”晋军可算是胜兵，楚军则为败兵。楚军对战争毫无胜算，只能侥幸以战求胜。  
　　晋军何以为胜兵？可以列举其理由如下：  
　　 (1)晋文公对战争有充分准备，志在必胜。楚成王则根本不想进行此次战争，无意倾全力与晋争霸。  
　　 (2)晋国领导阶层能通诚合作，尤其人才辈出，智谋非凡，令人羡慕。  
　　 (3)战争永远有正反两面，楚方之败因即为晋方之胜因，子玉刚而无礼实乃导致晋军战胜主因之一。其实子玉不应求战，《孙子》有云：“将不可愠而致战。”子玉甚至于视战争为戏，真乃荒谬已极。  
　　 (4)会战前，晋国外交手段之运用，相当灵活而有弹性，足以增加会战获胜机会。  
　　 (5)晋军对于会战有周密计划，能采用不合传统的兵力部署。对于奇袭、欺敌、集中等战争原则均能作巧妙运用。以当时军事学术水平而论，应算是超时代成就。  
　　 (6)最后，晋方对楚方情况似如《孙子》所云，能够先知，所以始能谋而后动。因此，晋军应有极佳情报来源。但《左传》对此并无记载。  
　　以上六点为晋军之胜绝非侥幸之理由。关于最后一点，本书作者曾在《国语》中找到证据，实为前人所未发现。引述如下：  
　　昔令尹子元之难，或谐王孙启于成王，王弗是，王孙启奔晋，晋人用之。及城濮之役，晋将遁焉。王孙启与于军事，谓先轸曰：“是师也，唯子玉欲之，与王心违，故东宫与西广室来。诸侯之从者叛者半矣，若敖氏离矣，楚师必败，何故去之？”先转从之，大败楚师，则王孙启之为也。 [ 注：《国语》卷十七，《楚语上》。 ]  

　　此乃令尹子木论“楚材晋用”时之语，应信而有征。由此可知《孙子》所云完全正确。“先知者……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因为能有正确情报来源，始能先知，而战略运用遂能无往而不利。此可能即为城濮之战最重要教训。  
　　城濮之战乃真正决定性会战，虽然楚军损失不大，对其国力之减弱亦属有限，但精神(心理)效果远超过物质。在此之前，楚国威望可谓无与伦比，楚军从未战败，虽以齐桓之强，均不敢撄其锋。齐桓死后，宋襄称霸不成，楚国之扩张遂再不受任何围堵。鲁、卫、郑、曹、陈、蔡、许、宋等国均已成其附庸。中原大部分均已成其势力范围。正当中原命运命悬一线之际，城濮之战居然带来意想不到之转机。  
　　晋军击败楚军，当时所造成巨大心理震撼，实不难想象。一方面，楚军常胜神话已粉碎；另一方面，中原诸国团结御侮信心又再度复活。以后晋楚虽继续争霸，互有胜负，但中原同盟在晋国领导之下，始终能抵抗外侮，稳定平衡近百年之久，使华夏文化发扬光大。简言之，此一战使历史潮流方向继续不变，使周公所建立之封建制度继续延长，使周王朝全长将近八百年之久。因此，城濮之战乃具有历史意义的决定性会战实毫无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