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周来：国共两党四次“货币战争”

亚平

61年前，国民党败退大陆，回过头来看，胜负绝不仅仅是军事领域的对峙使然，甚至也不仅仅是人心向背。两党在金融领域的间接或直接较量——今人谓之“货币战争”，对于1949年之大格局形成亦有贡献。
    共产党的四次胜利
    在国共两党的“货币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人在4次历史关键时刻打了胜仗。
    第一次是共产党最早发行货币时。据记载，目前所知共产党最早的货币发行是在1927年的红色苏区。东固是江西吉安县一个小镇，也是一个小革命根据地。为了打破当时国民党的经济封锁，活跃苏区商品流通，当时中共东固区委组建了“东固平民银行”，并且决定发行纸币。银行创办之初，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就知道，要发行纸币，建立起信用至关重要，否则人们根本不会认可一个当时算是“非法政权”发行的什么货币。于是，平民银行千方百计筹集硬通货作为发行纸币的基础，共筹集银元3千余元。有了硬通货作为基础，平民银行发行了6千余元纸币；到1929年春，平民银行共筹集银元8000余元，印发货币2万余元。
    由于有充裕的硬通货作支撑，平民银行保证纸币随时可以与硬通货进行兑换，这个红色小银行发行的纸币很快在苏区流通开来，并扩及兴国、永丰等地。最有意思的是，在某些非苏区，因为老百姓听说平民银行纸币信用好，还特地带硬币跑上几十里甚至上百里路，来东固兑换平民银行的“红币”；在民间红白喜事上，老百姓特别喜欢用这种“红币”作为礼钱，用“红币”作礼钱甚至成为一种时尚。可以说，红色政权建立初期在金融上的信用，似乎已经预兆其未来呈燎原之势的光明前途。
    第二次是在延安时期共产党边币与国民政府法定货币及伪政权伪币之间的较量。据记载，鉴于根据地的财政困难，更由于当时在晋察冀边区货币流通的混乱，延安政权于1938年3月成立了“边区银行”，并发行“边币”。但“边币”发行之初，就面临与当时法定的法定货币之间以及与伪满蒙政权发行的“伪币”之间的较量的问题。尽管这一较量过程较为复杂与漫长，但最迟到1942年底，边币彻底战胜了法币和伪币。
    要说起边币为何在货币战争中胜出，原因也并不复杂：仍然是建立信用的问题。边区银行为边币保持着高达75%的准备金与30%的保证金，任何时候都保证边币与主要工农业产品之间的合理比价兑换。
    晋察冀边区银行的成功，使得从1945年始，共产党治下的各解放区都纷纷效仿。但当时根据地处于初分割状态，各解放区自立门户并没有关系，但随着战争推进，各解放区连成一片，统一金融问题就成了共产党政权的当务之急。《国是春秋》曾发表魏碧海等人署名文章，回忆了“人民币”产生过程。董必武带着夫人和孩子从陕北到山西参加解放区财经会议，在路上发现，山西人认晋察冀边币，不认他拿的陕甘宁边币。孩子饿急了，董必武的夫人只好以物易物，用一块新布料换了两个烧饼。会后董就向毛泽东痛陈统一货币的重要性，并得到毛公支持。1948年10月就有了统一的“人民币”。以后，在南下的解放军队伍后，必有数十辆专门运载“人民币”的大卡车跟进——共产党实现了武装占据到哪里，“人民币”就发行到哪里。“成功发行人民币”是共产党在金融领域的又一胜仗。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经济秩序十分混乱。最大的问题就是国民党政府留下的恶性通货膨胀。在新生政权强有力的干预下，到了1950年中期，持续了12年的恶性通货膨胀被制止住了，稳定物价的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陈云当时很兴奋，认为这是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这是第四次货币战争的胜利。
    国民党节节败退
    与共产党在金融领域当年的节节胜利相比较，蒋介石治下的国民政府可以说在金融领域是节节败退。按我现在的看法，国民政府在金融领域最大的问题，是在取消银本位后，一味把货币发行作为解决财政困难的手段，而不重视货币本身的信用。
    国民政府是在1935年发行纸币并回收与禁用银元的。而之所以取消银元发行纸币，本身就是为了解决当时的财政困难，结果导致纸币过量发行，至抗战结束，法币贬值数千倍；而1948年发行“金圆券”，又是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当年8月的一天，蒋介石召集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召开紧集会议，讨论发行“金圆券”问题。当时的财政部长王云五认为，财政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内外交困，不可终日，要求改革币制，发行“金圆券”，并且说因为时间紧迫，只好用早已印好的非孙中山图像而是蒋介石头像的币面，请会议通过。与会的大多数委员认为，如无实体经济或硬通货作为基础支撑，光在票面上改革，并不能解决财政危机。有委员更直言：“关金券就是前车之鉴。新街口叮叮当当敲银元，说明民众对纸币已失去了信任。”但蒋介石最后却发话：“目前财政上的困难，王部长已作了报告，这次改革币制，已同外国朋友商量好了。”然后站起来，双手徐徐托起说：“大家起立，表示表示赞成。”于是，第二天“金圆卷”出笼。但很快，没有任何支撑的“金圆卷”暴跌。一捆“金圆券”换不回相同重量的大米！上海等地不少商家干脆拒收这种没有任何信用的纸币，国统区内经济秩序一片混乱。
    《巴蜀述闻》里曾记载了一个故事。1930年四川宜宾县为修建自来水厂筹集银元13万余，后工程因故未上马，银元以自来水工程专款名义存入银行。1935年，国民政府改革币制，发行纸币即法定纸币，以它回收银元并禁用银元。按当时兑换，13万银元换成200万法定纸币再存入银行。孰料这种纸币自抗战以来一路贬值，至1948年国民政府再度进行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规定“以金圆券一元折合法币三百万比价回收法币”，此时存在宜宾银行中的当年用13万银元换回的两百多万纸币连本带息只换回了不到一元“金圆券”。而随着“金圆券”暴跌，1949年6月，国民政府宣布停止金圆券，“银元与银元券并行于世，并以银元一元折合金圆券5亿元的比率回收金圆券”，算是回到“银本位”。但此时，宜宾当年的13万银元自来水专款换回的纸币，此时再“兑换”成一元金圆券后，最后彻底化为乌有！
    据原国民政府秘书长陈诚一位下属回忆，1939年春，为挽救日益底迷的法币（法定货币）之命运，以孔祥熙为首的国民政府财政部出台新规，决定切断法币与一切外币之间的联系，严禁法币兑换外币。但在此规出台之前几天，他自己及其家庭与亲信，都大量紧急购进外汇。当时，为拉拢讨好国民政府秘书长陈诚，孔让其夫人宋霭龄给陈诚夫人打电话，拉其入股做外汇生意。陈诚闻之大怒，吩咐此手下：“给委座写封信，就说党内党外对我财政当局表示不满，居然要接我老婆做外汇生意了。”
    是时，正好全国经济学家年会在重庆北碚召开，讨论的就是“战时物价问题”。时任经济学年会会长的马寅初先生当场对孔氏发难。马老在开幕式发言时讥讽说：“我们经济学会有点会金，朋友们劝我应该把这些钱换成外汇，以免贬值。我回答说，我们绝对不做这种缺德事。可是有的当权者，他们决定切断法币与英镑联系，使法币成为不能兑换的纸币的前几天，却密令他们的心腹，大量购进外汇，这一下他们发了横财，他们子子孙孙的金棺材都准备好了，可是人民总有一天要和他们算账的。”当时财政部长孔祥熙与财政部司长卫挺生就坐在前排，卫挺生当即上台进行辩解，被听众嘘下台去了。马先生后来被国民政府软禁上歌乐山，其中就有当面让孔下不了台之故。
    知道货币信用的重要性，却迫于财政压力不重视它，甚至为了家族或个人私利而损坏货币信用！国民政府在与共产党的货币战争中哪有不败的道理？
    胜负成因
    从国共两党的货币战争中，还可以总结出许多道理。
    我们反过来想想：如果当年宜宾自来水专款一直以银元形式存储，而不兑换成纸币，肯定不会落得这样的结果！这也再次证明，金银才是真正的储备，而通货膨胀与金融危机只是纸币现象！共产党懂得这一道理并应用了这一道理，国民党也懂，但却用于为私人家族或集团谋利益。
    共产党之所以胜了货币战争，就在于每次都能成功维持币值稳定；而国民党之所以败，恰在于纸币贬值至一文不值。通货膨胀最大的危险不是经济性而是政治性的；由于通货膨胀能够摧毁现有社会结构、财产分配、生产体系，使全社会进入一种心态的亢奋状态，因此通货膨胀能使发生通货膨胀区域的人民全部成为政治上的反对派，也就是说，通货膨胀尤其是恶性通货膨胀几乎会宣判执政政府的政治死刑。这是被历史所证明了的：正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德国的恶性通货膨胀摧毁了德国人民对威玛共和国的信任，从而为宣称能够带领德国人民治理通货膨胀的希特勒上台开辟了道路。而中国革命的胜利，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对手蒋介石集团无法有效的管理当时脱离了白银本位的中国货币金融制度，在国民党统治的区域制造了当时世界上最严重的恶性通货膨胀，从而失掉了统治的合法性。

老木匠

卢周来，男，1970年生，安徽安庆人，著名经济学家，任教于国防大学，并兼任当代中国(北京)发展战略与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国际合作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国防经济研究中心理事等职。专业擅长经济思想史与防务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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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木匠

七问卢周来《文革七问》
　　
　　 杨大庆
　　
　　在天益读到一篇署名卢周来的《文革七问》，象是在某个座谈会上的发言，不知标题是否为转贴者所加。卢的学问文章素来为我佩服，其关注弱势群体的情怀更是为我敬重，往日读他的著述均获益良多，但此文则不敢领教。故依样画葫芦，来一个七问《七问》，不知能有回应否。
　　
　　一、“谁更有资格评价文化革命？”
　　卢周来答：“年轻的一代更具备评价文革的资格”“后人更有资格评价文革”，因为“那么一段切近历史摆在那里，而且我们亲身经历过，所以每个人都不免回首前尘，但谁看得更透，人与人之间不一样，至今仍有‘文革情结’的人是做不到‘看透’的。”
　　结论来得如此直截了当斩钉截铁，以致他貌似辨证游蛇似地在这一方面那一方面之间的游走和拉来的助战克罗齐那一帮子人实属多余。
　　但是，不知卢周来如此按自己思路快意飙车是否能看请车窗外掠过的景物？他知不知
　　道这一路狂奔将意味着对二战隔岸观火、毫无“二战情结”的当代波斯人比奥斯威辛集中营劫后余生的犹太人更有资格评价二战，意味着战后出生的日本右翼史学家比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更有资格评价大东亚共荣圈，意味着苏维埃运动后期备受打压的毛泽东没有资格批判王明路线，意味着彭德怀就庐山会议的结论提出申诉就是刮翻案风。
　　不错，目前不少讨论文革的文字是过于情绪化，偏激、走极端、纠缠历史旧账、深陷
　　个人恩怨者不在少数。但是，他们是冷静的历史家或理智的哲学家吗？他们是在严肃地评价那段沉重的历史吗？他们的凡胎肉眼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具有历史眼光，他们的血肉之躯决定了他们不可能象圣人般对每一次外界刺激做出正确反应；可是，不正是他们对自己文革中所遭受苦难或自认为遭受苦难的控诉呈现了文革的原生态吗？舍此，后人仅凭“资格”就能对文革做出正确评价？况且，所有的文革参加者中就真没有能跳出个人经历对文革作出客观理智评价的明白人？卢周来凭什么一蒿打翻满船人？难道只有被某些后文革学人奉若神明的几位与国际共运、中国革命根本不搭界的西方“左派”教授饱吸文革鸦片后吐出的烟圈才是那十年中国的真相？或是如某位本土新锐那样异想天开地“以董事会和经理班子的分歧帮助理解毛刘分歧和文革的发动”才算是“看透”了文革？退一步说，即算经历了文革的一代没有评价文革的“资格”，他们在当今的舆论环境下揭示文革真相的努力总不该被一笔抹杀吧？他们凭朴素的常识对某些文革事件作出是非判断的权利总不该被剥夺吧？当有人说老舍、傅雷之死是普通自杀，无世无之；大兴杀人、道县惨案是偶发的群体性恶性事件，中外皆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应该肯定，特别是因为几位有知青经历的佼佼者登台阁、入中枢，这代人更是该“青春无悔”；不考试而凭推荐上大学的制度也该恢复，因为这更能体现社会公正时，除了说一句让他们“也经历经历文革，就知道文革是怎么回事了”，还有什么办法。
　　
　　二、“文化革命中，中国的知识分子扮演了什么角色？”
　　卢周来说知识分子在文革中有“极不光彩的记录”，如“梁效”“石一歌”、如第一张大字报、如废除高考、如提出“两个估计”和“再教育”，所以他们不能被单纯定位为“受迫害者”。而且因为他们是“社会的良心”，所以更应该忏悔。
　　把“梁效”“石一歌”、第一张大字报揪出来示众不冤；把“两个估计”、“再教育”出台算成知识分子的责任也不冤，因为主持其事的迟群毕竟是读过几句书的；甚至把废除高考的帐算成知识分子的也不冤，因为发出此倡议的北京四中、长沙一中都是升学率极高的名校，本来就是知识分子的后备军。不过卢周来的话头还可以延伸一下：发动文革的毛泽东是大大知识分子，参与策划的陈、康、张、姚、王、关、戚是大知识分子，连清华、北航、地院、师大的小知识分子都争先恐后地火上加油，这知识分子岂是一句忏悔就可滑过去？但毛泽东不是在1967年2月就指出“原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培养几个接班人，现在看来很不理想”吗？不是1968年夏天就“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了吗？“老三届”上山下乡、“老五届”风流云散、“五大领袖”进学习班、“臭老九”去“五七干校”，而此时文革列车才走了五分之一的旅程，往后替火车头添水加煤的又是谁？
　　至于说到“社会良心”，自1951年的思想改造运动特别是1957年“事情正在起变化”之后，谁还把知识分子看作“良心”？知识分子又何曾将自己视为“良心”？靠这颗二十余年后补发的“良心”，知识分子如何承担得起文革的全部罪责？文革是一场全民参与的政治马拉松，所有的社会阶级、阶层都无法免责，不独知识分子。“一月革命”之后工人就成为文革的主力军，成立革命委员会时论功行赏，带头造反的学生大多只能当常委，而工人大都是副主任；进入九届、十届中共中央委员会的“新生力量”也以工人居多，工人阶级该当何责？支左部队先是挟“军委八条”之威搞“二月镇反”，开枪杀人，用武力激化人民内部矛盾，造成腥风血雨，全面内战；后又武夫治国，绛灌无文、胡乱行政，如在滇池搞围湖造田，在铜陵搞“以血换铜”，在长沙市内搞沼气工程（这为笔者所亲历）------弄得一塌糊涂。而“全国人民学解放军”更为严重的后果是，原封闭于军内建立于等级制上的特权和特权观念流入社会，以“首长子弟”随意参军为起点迅速冲垮了地方原本相对清廉的吏治（特别是在直接暴露于群众眼前的基层），自此“走后门”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荡起了引发今日腐败大规模泛滥的第一股浊流，他们又该当何责？
　　卢周来对据说官方与民间知识分子在彻底否定文革上“空前的一致性”是颇有微词的，但他如此强调知识分子对文革的责任是否与把造成天下大乱的责任一股脑栽在“中央文革”、首都三司、北航红旗头上有“空前的一致性”？
　　
　　三、“在彻底否定文化革命问题上，为什么官方与民间知识分子具有空前的一至性？”
　　卢周来不是来自外星，想必知道中国所有的媒体都是由官方掌控而非由民间知识分子主持的，其摆在首位的是党性，对党中央作出的结论，媒体上能不显示出与官方“空前的一致性吗？”而这种建立在“宜粗不宜细”的流沙上的“空前的一致性吗”到底是根基不牢的纸糊高楼还是根深叶茂的参天大树卢周来真的看不明白吗？卢周来是看不惯那些自诩是以“什么‘自由主义的理念’”来否定文革的“民间知识分子”的，可这些“民间知识分子”与“官方”“具有空前的一致 性”吗？如果“一致”，为什么会“文革在中国，文革学在西方”？为什么大陆学人有分量的文革研究著作和文革亲历者的回忆录纷纷到境外去出版？为什么巴金先生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倡议近三十年来从无任何官方响应？
　　
　　四、“毛泽东究竟是理想主义还是暴君角色？”
　　即使在网络上，卢周来的这一问也足以使不少准备严肃回答这个问题的人在“四项基本原则”前闭嘴。好在毛泽东本人心地坦荡，他似乎并不讳言这个问题。
　　“百代均行秦政制”“坑焚大业要商量”，毛泽东欣赏的是秦始皇。不仅欣赏，毛泽东还认为自己超过了秦始皇，因为秦始皇只坑了四百多位儒生。但是，这并不妨碍毛泽东成为理想主义者。试问，若没有理想主义精神的支撑，作为一个多情的浪漫诗人，他能“在命运的迎头痛击下头破血流，也决不回头”吗？他能毁家纾难，为中国革命献出六位家人的生命吗？试问，若没有理想主义旗帜的高扬，他能在自己周围聚集起一代精英，并带领他们通过艰苦卓绝的奋斗，实现国家统一、民族独立这一数代先进中国人未竟的目标吗？然而，与所有曾对历史进程有巨大影响的伟人一样，毛泽东也面临历史进步与道德责任之间的两难选择。我感谢卢周来提供的黑格尔的这句话：“伟大的人物走过的地方，难免会践踏一些花草。”今天，峥嵘岁月已化作蜿蜒的群山，伟人的身影已凝成巍峨的丰碑，我们该顾惜一下那些无辜的花草了。因为历史的进步不是一切，道德才是绝对命令。否则，马克思为什么会在肯定资本主义是巨大的历史进步时会对助推这一进步的原始积累倾泻出愤怒的控诉：“资本来到世间，就是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否则，人类又怎能不断地完善自己，在野蛮——蒙昧——文明的无尽阶梯上永无止境地向上攀登？
　　而卢周来以文革中除了“他（指毛泽东——引者）一人之外，人民想批谁就可以批谁”来为毛辩护，只怕会成为俄罗斯寓言中的“熊的服务”。其实，文革中除了“他一人之外”，无产阶级司令部成员也是随便批不得的。“9•13”前半年海南岛枪毙了一位女医生官明华，罪名是“反林副主席”；1967年夏季北京揭露了一个反周总理的小团体“5•16”，数年后发展成株连无数人（有研究称超过千万）的大冤案；反陈伯达的周泉缨坐了牢，反康生的陈荣金、邱黎明也坐了牢；反张春桥的上海“红革会”被镇压，反吴、李、邱为首的三军新党委的军艺“星火燎原”等军内“冲派”也被镇压。即使并非司令部成员的封疆大吏，也不是人人批得的，如 广西坚持批韦国清的“4•22”、桂林“老多”，就是被冲锋枪给“突突”下去的。——当然也有例外，联动当着江青的面唱“我失骄杨君失柳------”就没事。可是别忘了，人家“血统高贵”，是“我们自己的子弟”。
　　至于说“毛本人的初衷是思想与文化领域的革命”，“文化革命充满血腥味”是因为“最后的局面发展到了他无法控制的地步”，后一点大体不差，前一点暴露出的则是卢周来太没有“文革情结”。卢是读过毛泽东文革中与斯诺的谈话的，他是对毛泽东1965年1月就下定板倒刘少奇的决心是视而不见还是认为这是“思想与文化领域的革命”？他是不是把《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把《5•16通知》中的“党里政府里军队里------”、把《十六条》里“这次运动的重点”、把“国共两党长期内战的继续”、把“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都看成“思想与文化领域的革命”？
　　
　　
　　五、“到底是什么因素使得许多文化革命过来人尤其是普通百姓怀念文化革命？”
　　看来文革过来人无资格评价却有资格怀念。有理无理且不去管它，赶紧读正文。
　　卢周来说：“尤其是中西部农民和下岗职工”“都怀念文化革命”。我没有作过调查，不知道为什么独有“中西部农民”而不是全体农民怀念文化革命？但“下岗职工”怀念文革则是确切无疑的。在工人的生活水平相对下降和社会地位绝对下降的今天，他们有理由“留恋那原始的丰富”（马克思）和建立于其上的平等。
　　但如此被动的“怀念”似乎低估了革命群众的觉悟水平。卢周来认为，是因为“尽管改革开放使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有一些事情老百姓都有判断力”，所以他们怀念的是当年莺歌燕舞的大好形势。“比如科技成绩，建国以来我国有重大影响的科技成就，都是在文化革命时期搞出来的”。可是，“文化革命时期搞出来的”就是“文化革命搞出来的”吗？文革期间取得的最值得中国人民自豪的科技成就是“两弹一星”，可它是在1950年代中期一批科学家自海外归来就开始起步，苏联背信弃义撤走专家后又经过广大科技工作者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终于在1964年10月水到渠成、瓜熟蒂落进入收获期的：当月原子弹试爆成功，1967年6月氢弹试爆成功，1970年4月卫星发射成功。除非能证明是大批判开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一月革命、清队、一打三反才使中国从零开始以一年时间造出了氢弹，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造出了卫星，这“两弹一星”又何能算在文革的帐上？
　　还有一项与卢周来持相同观点者津津乐道的是杂交水稻，这是1964年就开始的研究课题。袁院士曾多次公开说过他决心从事这项研究的直接动因：三年困难时期路有饿殍的惨象和自己饿肚子的经历。而它能在文革中逃脱被腰斩的厄运实属万辛，一是试验田虽被摧毁居然有若干秧苗奇迹般辛存，使试验得以继续；二是袁先生是个不问政治的逍遥派。若他也象我等蠢物一样响应老人家的号召拿起笔作刀枪炮打司令部天翻地覆慨而慷，以他的家庭出身，轻则将被不止一次请进学习班先查“阶级烙印”后徒耗时日“说清楚”；重则将被捉去坐牢，然后平反，然后再坐牢，哪有闲心搞那劳什子杂交稻，哪轮得到1975年才在南方十三省大面积推广的杂交稻来给文革贴金？烧高香吧！更危险的是，若别有用心之徒将卢周来的逻辑推而广之，当年替中国人挣脸面的杨振宁岂不要归功于万恶的蒋匪美帝的培养，今日某明星村的掌门人造永动机的愚行岂不是要由“光辉思想”和什么“化道路”负责？
　　也许是为了证明“中西部农民”“都怀念文化革命”，卢周来还举了一个例子，“毛在文化革命时期搞的教育革命，尽管不无乌托邦色彩，但今天中国稍年纪大的一些人识字脱盲，正是从那时开始”。这就很难不再说一句卢先生太缺“文革情结”。每一个有点国史常识的人都知道，中国大规模的扫盲运动是与农业合作化相始终，1953年11月当时的政务院发出关于扫盲的《通知》，1956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就此联合作出《决定》，规划以五至七年的时间基本扫除文盲；而在此前后对《农业四十条》的讨论及“反冒进”、反整风鸣放中，扫盲都是引起热议的话题。当一回事后诸葛亮，完全可以假定如果没有“三面红旗”和随之而来的“三年困难”，中国农村的扫盲可能在文革前多少年就完成了。不排除文革期间局部地区有过自发的扫盲活动，但这与教育革命没有关系。从总体上看，十年文革是旧文盲未尽新文盲又起，甚至在城市都有新文盲和半文盲出现。不然，文革结束后那几年各单位为什么要普遍开设职工文化夜校甚至组织脱产文化补习？
　　
　　六、“为什么知识分子和普通百姓在对于文化革命的认识等诸多问题上存在这样大的差距？”
　　卢周来的回答是某些知识分子持有“自由主义”立场。
　　我历来惧怕搅入“新左派”与“新自由主义”之间无休无止的拉锯；我也不明白凭什么他们之中有人认为自己比对方更具有对文革的话语权，因为他们内部对文革的认识就未必一致；我更不明白卢周来在这里为什么要拿九八洪水说事，是不是自由主义者若参加了抗洪就消除了“和普通百姓在对于文化革命的认识等诸多问题上存在这样大的差距”？我更更不明白他十分欣赏的“为中国农民说过话的”梁漱溟先生“和普通百姓在对于文化革命的认识等诸多问题上”是否“存在这样大的差距？”我看明白了只有这句警告：“处理不好，完全可能再发生一次文化革命”。可是，文化革命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吗？世上已无毛泽东，谁有魄力和能力再“发动”（不是“发生”）一次文化革命？
　　
　　七、“文化革命留下的最大遗产是什么？”
　　卢周来“以为最主要的是权力的架构问题”因为“毛大众民主的悲剧恰在于没有探索出一套适当的权力架构；而后来者却连同‘大众民主’的现代性政治内容也一起否定掉了。”
　　可是，将毛泽东的民主定义为“大众民主”似乎并不准确。毛泽东在文革中要实行的是巴黎公社式民主，即与资产阶级“代议民主”对立的“直接民主”，其核心是所有官员均由直接选举产生并可随时撤换、立行合一、全民武装取代常备军。这种民主可由文革经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上溯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是地道的马克思主义正宗。可再往前推，就是雅各宾专政时期的法国国民公会和共和罗马及城邦雅典的原始民主了。它确实是比现代西方“三权分立”的资产阶级“假民主”高尚万倍的民主形式，但可惜它同罗伯斯庇尔一起走上断头台后就没有复生过，文革只不过是在其失败史上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罢了。我同意卢周来把权力架构问题视为文化革命留下的最大遗产，但我不会把“现代性政治内容”的花环献给一场远非悲壮的窝囊失败。同时，我也不会把将“民主墙”偷偷摸摸搬进中山公园作为解决权力架构问题的捷径。共和国的宪法不是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吗？我们为什么不能堂堂正正地解决文革未能解决的“权力的架构问题”？
　　

夏加坤

太长了，瞄了眼。

半醉汉

gongchandang从来不屑货币，更谈不上货币战争。
他们依靠的杀富诱贫。
最后，富人被杀，穷人还是穷人，他们自己富起来了。

Goal

卢周来的成名作是《穷人经济学》，据说惊动了总理。
我慕名找来看，结果看到大约第三页就看不下去了。
原因是，他在解释弗里德曼的“负所得税”时说，你们看这人多坏，穷人的收入达不到纳税标准他还要收人家的税。
这就是所谓“著名经济学家”。

亚平

卢周来，男，1970年生，安徽安庆人，著名经济学家，任教于国防大学，并兼任当代中国(北京)发展战略与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国际合作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国防经济研究中心理事等职。专业擅长经济思 ...
老木匠 发表于 2011-2-9 20:30

略作补充：
国防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经济学教研室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承担邓小平理论、现代西方经济学、国防经济学教学与科研工作。

邱晓云

抗战时期延安物价总指数（1937年上半年平均=100）
37年105.2
38年143.2
39年237.3
40年500.6
41年2228.9
42年9904.0
43年124 078.4
44年616 487.4
45年1 591 495.4

（资料出自中华民国实录 文献统计五卷下）

邱晓云

也就是延安物价45年为37年的一万五千九百多倍，而国统区，1945年时的物价为1936年的1631.6倍。

老木匠

老邱的资料节棍格！

陕甘宁边区这么厉害的通货膨胀大概是既定政策，以高物价吸引国统区及日占区物资流入？

经济没有搞垮，大概是因为各敌后根据地的“进贡”，以及和日战区的“特货”交易是帐外流动，足以维持军政开销吧

李大苗

老邱的资料节棍格！

陕甘宁边区这么厉害的通货膨胀大概是既定政策，以高物价吸引国统区及日占区物资流入？

经济没有搞垮，大概是因为各敌后根据地的“进贡”，以及和日战区的“特货”交易是帐外流动，足以维持军政开销吧
老木匠 发表于 2011-2-10 11:14

没有货币，或者巨型通胀条件下，经济依靠易货贸易仍会存在，但效率会极为低下，整体呈萎缩状。

”皖南事变“前，”边区“政府的财政主要靠重庆的财政拨款，一是按照商定的军费和治安费，二是以守护黄河不泛滥为由，强索得到的护河费。两者相加，大约能满足边区财政支出的70%以上。另部分的来源主要就靠边境设卡征收贸易税。这时期，土地税征收甚少，主要沿袭既往的惯例征收厘金。因西北商品度极低，收入也很有限。

”皖南事变“后，占领了盐池县，盐税成了财政的新来源。再有就是”特货“了，占财政收入40%左右，有时会更高。

1936年就开始发行自己的货币——”光华币“，以”辅币“不足为由来发行的。但由于重庆拨款和跨境贸易都是法币，所以，法币压制住了”光华币“。

光华币兑法币，最初发行时为1:1；1941年光华币退出时，边区按20比1收回。也就是说，比照法币，光华币至少贬值了20倍，若考虑法币本身也在贬值，所以可有百倍之巨。

废除”光华币“，1941年2月开始发行”边币“，一元边币定价为一法币。然，贬值速度远甚于”光华币“；发行三个月后，绥德、关中、陇东、三边等边区属地就拒绝流通，直接使用法币。之后，法币又在边区内有限流通。

至1944年中，边区又改发行”商业流通券“，即不终止发行”边币“，但又也不同期收回边币。任其自行涨落，直至1950年才宣布废止。”商业流通券“发行时规定是，一”流通券“兑两”法币“，兑15”边币“；但发行当月升值至20比1，原因是，”流通券“的准备金是法币。

发行”商业流通券“但不以此替代自己发行”边币“，是货币史的异象，这也是后来”外汇券“的雏形或先驱。用于进口商品在”国有“商业流通的结算和流通，不支持民间的商业交易，价格与法币绑定。其实的真正用意，就是用”商业流通券“购买境内的存留的和流入的法币，以到国统区购买物品。

亚平

前几天我转贴过一篇文章：《陕甘宁边区货币发行初期的通货膨胀与治理》

http://www.yantan.cc/bbs/thread-103230-1-1.html

老木匠

前几天我转贴过一篇文章：《陕甘宁边区货币发行初期的通货膨胀与治理》

http://www.yantan.cc/bbs/thread-103230-1-1.html
亚平 发表于 2011-2-10 16:06

那贴和这贴胡说程度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