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于仁秋：往事追忆与历史构建——史景迁笔下的史学家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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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文景》2009年9月号）　　

　　

　　
　　史景迁的近作《重归龙山：一个晚明人的回忆》（Return to Dragon Mountain：Memories of a Late Ming Man，New York，Viking，2007），是一部雅俗共赏的佳作，更是一部别具风格的上乘历史著作。史景迁是建树甚多的历史学家（曾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和国际知名的汉学家。他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明、清和近现代；他对中外文化交流史亦有强烈的兴趣。他曾写过《利玛窦的记忆宫殿》（The Memory Palace of Matteo Ricci，1983）、《胡若望的疑问》（The Question of Hu，1988）。1998年，史景迁出版《可汗的伟大国土：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The Chan’s Great Continent：China in the Western Mind），将西方对中国的理解和想象，从马可波罗到卡夫卡，作了一全景式的综合概述。史景迁在这部书中写道，从马可波罗开始，在西方人心目中，中国是一个能激起好奇、敬畏、和种种神秘怪异想象的国家。马可波罗的游记，既有准确的记述，也有荒诞不经的想象：这种包含部分真实却又同时混杂自以为是的神秘想象的写作，成为马可波罗之后数百年间“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的主要想象和认知资源，其遗风余韵，时下仍可在西方通俗文化中见到。我读《重归龙山》，赞叹史景迁大史笔之余，想起他的《可汗的伟大国土》写的是“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觉得不妨将《重归龙山》视为史景迁笔下的“一个中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值得细细品味。
　　
　　史景迁在《重归龙山》中描述、分析张岱（1597-1680）的人生经验和内心世界，用的几乎全是张岱自己的著作：《陶庵梦忆》、《家传》、《附传》、《五异人传》、《琅环文集》以及《石匮书》和《石匮书后集》。初看仿佛只是一本使用平常著作的平淡之作，细品则知这是一个一流史家的匠心独运：史景迁将张岱文字中的散金碎玉细心筛检，串织成篇，呈现了一个栩栩如生的张岱形象和他极其丰富复杂的精神世界，以及张岱笔下心中的晚明中国和种种中国人。史景迁文笔流畅，译笔优雅，大体上将张岱文字的气韵表达出来了。读了《重归龙山》，读者不仅对晚明、清初的历史有了从张岱的眼光去看的理解，也会对张岱写作风格有所认识，或许会被激发起阅读张岱原著的兴趣和欲望。
　　
　　史景迁所依据的张岱著作，大多是回忆文章，他的书副标题便是“一个晚明人的回忆”。史景迁接受中外学者的考证，认为《陶庵梦忆》（张岱对晚明社会生活的回忆）写成于1649年，《家传》、《附传》、《五异人传》（张岱为其家族诸人所写的传记）写成于1651年。（张岱的历史著作《石匮书》）始写于1628年，完成于1655年；《石匮书后集》写于1650-1660年代。）因此，张岱的这几部著作，都是在明亡（1644年）、清兵渡江（1645年）之后数年间完成的，可以说张岱是在痛未定而思痛的时间和状态中，写下了自己对晚明社会的无限眷恋和对明朝亡国的沉痛检讨。也许有人会问：这样带有强烈主观色彩的回忆文字，可以用来重建历史吗？它们在何种程度上反映了历史真实？史景迁在他的叙述中，穿插了张岱的历史写作经验和史学眼光的形成，说明张岱在写这些回忆文字时，年逾半百，饱经沧桑，已是独具风格的散文大家和具有成熟眼光和丰富写作经验的历史学家，因此他的回忆对我们理解晚明社会人物有特殊的历史价值。张岱写《家传》、《附传》、《五异人传》和《陶庵梦忆》，是欲使家史和国史共存，将明亡的教训通过个人回忆与个人传记传诸后世。史景迁欣赏张岱的史学眼光、写作技巧，理解张岱写家史以彰补国史的写作抱负，充分体会张岱的深刻和奥妙堪称张岱的知音。
　　
　　史景迁指出，张岱最佩服司马迁（史景迁也最佩服司马迁，他的中文名字便是“景[仰][司马]迁”）。作为一个史学家，张岱首先追求的是“事必求真”，而他最佩服司马迁那种“颊上三毫”、“睛中一画”的传神史笔。（史景迁在《重归龙山》中对司马迁《史记》的体裁、特点，以及它对中国历史写作的巨大影响，有要言不烦的介绍。）张岱这种史学眼光和品味的形成，首先是受家族的影响。他祖上数代喜爱历史，家中藏书极多。张岱的曾祖张元汴（1538年-1588年）是有著作传世的史学家，撰有《绍兴府志》、《会稽县志》等书。张岱自幼得到祖父张汝霖（1558年-1625年）的指点薰陶，酷爱历史，二十多岁时便写作《古今义烈传》（1618年-1628年），三十岁出头开始写《石匮书》，志在以司马迁为楷模，写出一部存真传神的明朝断代史。史景迁引张岱在《史阙序》中的议论，让张岱自己现身说法，谈他对“存真传神”的体会以及达到“存真传神”境界的各种写作技巧的理解。
　　
　　张岱在《史阙序》中说，史书中多有遗缺，或是因为有疑问而不得不遗缺之。遗缺多，则使人难得真实全貌之解。于是张岱“恨史之不赅也为之上下古今，收集异书，每于正史世纪之外，拾遗补阙。得一语焉，则全传为之生动；得一事焉，则全史为之活现。”张岱特举一例，说明这种“生动”、“活现”的史笔：“余又尝读正史，太宗之敬礼魏征，备极行至。使后世之拙笔为之，累千百言不能尽者，只以‘鹞死怀中’四字尽之，则是千百言阙，而四字不阙也。读史者由此四字求之，则书隙中有全史在焉，奚阙哉？”[《重归龙山》，第171-173页；原文见《张岱诗文集》（夏咸淳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04页。]
　　
　　史景迁将张岱视为历史学家时，不像其他学者只谈《石匮书》、《石匮书后集》，忽略他的《家传》、《附传》、《五异人传》和《陶庵梦忆》，而是把这几部薄薄的小说、回忆和《石匮书》、《石匮书后集》同等看待，确实有独到的眼光，是《重归龙山》不同凡响之处。如果我们稍微推敲，便会发现，史景迁从《石匮书》（约二百五十万字）和《石匮书后集》（约五十万字）这两大册厚重史书中，是繁中取简，只引张岱最基本的历史评价，绘成一幅总括晚明历史脉络的大写意；而从极简略的三《传》一《梦忆》中，史景迁则差不多把所有的故事细节和人物形象特写都翻译使用了，从而将张岱家人一个一个各具特色的个人小传组合成一部形神丰满的家族史，一层层地见微知著，将晚明世态人情以工笔细细描绘。史景迁对《家传》等书的处理运用提醒我们，具有强烈主观色彩的回忆文字，只要处理得当，不仅可以帮助重建历史，而且会有所谓纯客观文字所表达不到的强烈效果。
　　
　　跟着史景迁，将张岱所写的家史和国史放在一起读，便会读到不少有趣而沉痛的类比。比如说，张岱在《石匮书》中对明末政治腐败有大量的记述和分析，而他在《五异人传》中几乎是不动声色地描述他三叔张炳芳在京城长袖善舞、巧取贿赂的故事，传神地显示明帝国末期中央政府内普遍的“不诚实”。再比如，张岱在《石匮书后集》中指出，崇祯帝不会理财、不会用人，是明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崇祯主观上“焦于求治”，但他没有远见，没有定力， “三翻四覆，夕改朝更”；特别是在用人政策上反复无常，“黑白屡变，捷如弈棋”。（原文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影印本《石匮书、石匮书后集》卷三，第445页）祟祯统治的十七年中，推行了无数变革，没有一项是成功的。《五异人传》中另一位异人是他的堂弟张萼（燕客）。此君自幼聪敏异常，读书过目不忘，晚明士人的文化、娱乐活动，无所不精：“故凡诗词歌赋、书画琴棋、笙箫弦管、蹴鞠弹棋、博陆斗牌、使枪弄辊、射箭走马、挝鼓唱曲、傅粉登场、说书谐谑、拨阮投壶，  一切游戏撮弄之事，匠意为之，无不工巧入神。”（《张岱诗文集》，第277页）可张萼是独子，从小被溺爱，养成一种“躁暴鳖拗”的坏脾气，虐待仆婢，极为残忍；家中古董钱财，大肆挥霍，随意送人。张岱记述，张萼在自家住宅旁，先是雇数百人开掘，得一大石壁；旋听人言，在大石壁下凿一深潭，跟着又遁寻各类树木，植于潭旁。由于性急要早日看树木“蓊郁可爱”，找来的都是些“极高极大”的树，移植数日后就死掉了。又觉得石壁太新，遂命门客中能画者往上涂抹些颜料，看上去仿佛是“苔藓”。大雨冲刷掉这些“苔藓”，则命画客再涂抹一遍。（《张岱诗文集》，第277-280页）张岱评道，张萼一生行事，务求“速成”，结果反而是“速朽”。对照着看，崇祯帝的理财、用人政策，用意也是“速成”，结果也是“速朽”。
　　
　　遵循“存真传神”的史学原则，张岱对张萼和崇祯皇帝的评价虽简略却全面。张岱记述，张萼在明末参与抗清活动，最后以身殉明。在张岱笔下，张萼的两种形象——败家的纨绔子弟和视死如归的抗清志士，都同样传神。在张岱评论崇祯皇帝的文字中，亦有“亡国之君”这样的事实陈述和“中兴之主”这种可能性的讨论交互出现。张岱固然直书崇祯的种种荒唐不是，同时又称赞他临终有骨气自杀，比汉、唐、宋的末代之君要死得壮烈。细读这些文字，我们可以体会，张岱虽然在理智上能够清醒冷静地分析他的亲人的性格缺陷、他的君主崇祯皇帝的政策失误，而在感情上，他对这些和他在血缘上、文化上一脉相连的人，一往情深，有种种欲言而不忍言、不忍言而不得不言的浓烈情怀，因而他的著作中，既有理性的刚直，又有感情的深沉；虽然张岱的文字简峭朗洁，却独有一种苍凉雄郁的气韵，十分耐读。
　　
　　史景迁对张岱在明亡后的复杂写作心境细加揣摩体会，专门拈出张岱所引《庄子》中的“厉人”寓言，加以解说。张岱在《家传》中说，他为高祖、曾祖、祖父、父亲作传，心情和庄子寓言中的“厉人”相似。按庄子所述，厉人（麻风病人）半夜产子，立即取火视之，生怕长得像自己。张岱说：“岱之高曾祖考。幸而不为厉之人，而岱之传而不能酷肖吾高曾祖考，则夜半取火而视之，惟恐其似己，与惟恐其不似己，其心则一也。”（《张岱诗文集，第244页。）史景迁特别留意张岱所取厉人心态的寓意，在征引张岱这段话后，紧接着说， “一千二百年前，陶渊明也曾写过这样的诗句： ‘厉夜生子，遽而求火；凡百有心，奚特于我？’”（陶渊明（命子》：《重归龙山》，第236页。）
　　
　　这样，在纵的方面，即文化的延续方面，史景迁仅引一寓言，便将张岱与庄子、陶渊明联系起来，加上前述司马迁，使人知道张岱原是一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文化传统培育熏陶出来的，他有极其丰富的精神资源。明亡以后，张岱失去一切，贫困潦倒，年过半百仍要担粪舂米，为糊口而终日辛劳，但他心中有庄子，有司马迁，有陶渊明，所以他仍能凝神致志，写成三《传》二《梦》（《陶庵梦忆》、《西湖梦寻》）和《石匮》二书，临终前以八十高龄还在编写《有明于越三不朽图赞》，他是何等的顽韧坚强！张岱亲身经历了一个朝代的灭亡，有锥心之痛，觉得自己有责任和义务，记述这一历史过程、分析明亡的原因。但明代灭亡这一事实，并未使他对中国文化的延续失去信心，他笔下对明代社会人物的那种无限眷恋，便是这种信心的体现。
　　
　　另一方面。史景迁在2005年美国历史学会年会上的“主席演讲”中，一开始便提到，张岱生活在蒙田的时代。蒙田是法国大散文家、文体家，对人性、人生、社会、历史有深刻的认识，并能以自己独特的语言和风格，呈现他的种种深刻认识。数百年来，蒙田的渊博睿智和独特文体，在法国以至欧洲，不知有多少人衷心佩服，赞叹模仿。史景迁在讨论张岱时，从与他同时代的欧洲作家中单单挑出蒙田，闲闲一语，自有其向知道蒙田是谁的读者“金针度人”的一番用意。在这篇“主席演讲”的结尾，史景迁则认为，张岱写历史时的那种“惟恐其似己，与惟恐其不似己”的心结，超越时空，对任何地区、任何历史学家而言，都“其心一也”。这便在横的方面。将张岱的精神活动扩展到全人类的范围中来审视鉴赏。这大概是异质文化交流中，“了解的同情”的最高层次的表现。
　　
　　“了解的同情”，按陈寅恪先生的解释，是必须了解古人所处的环境背景，以求对古人立说之用意及对象，有“真了解”。陈先生说：“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史景迁的《重归龙山》对张岱写家史以补国史的企图有清明的体认，对张岱的心境有真了解，所以说是一本“一个中国人心中的中国”的书。在《序言》里，史景迁说，张岱是一个平常人，又不是一个平常人，因为他眼光非凡，有见于常人见不到的人性及历史的深处和黑暗面。史景迁研究张岱多年，仍说不知道自己是否已经全部领会张岱的渊博和深奥。他还说，“我们不知道他所告诉我们的一切是否都是真的，但我们确知，他要后人知道他笔下和我们所分享的这些事情”。这是一个老派学者的谦虚，也是一个勤勉认真的历史学家的自信。
　　 　　
　　　　2009.6.20
　　
　　附记：
　　
　　一、史景迁在2005年美国历史学会年会上的主席演讲。见Jonathan Spence，Presidential Address，“Cliffhanger Days：A Chinese Family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110，No.1，February 2005.
　　
　　二、宇文所安有一长文评《重归龙山》，见Stephen Owen，“The Theater of History，”A Review，The New Republic，October 25，2007。宇文所安是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卓有成就的专家，但他这篇书评显然对史景迁力图将张岱丰富深刻的精神生活以及传统中国士大夫文化加以全面呈现的企图和成就缺乏认识和体会，只重复了他自己二十多年前在《追忆》中对张岱的一些议论，不免令人遗憾。
　　
　　三、《重归龙山》的一种中译本《前朝梦忆》，许多地方译笔太马虎；如能读英文，最好直接读英文原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