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从理想体系到真实世界——一个局外人眼中的奥地利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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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钦/文（原载《文景》2009年第三期）
　　
　　一、什么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
　　
　　什么是奥地利学派？这是一个萦绕在我脑海中许久的问题，却从未真正找到过令自己满意的答案。依稀记得大约四年前，我曾经有过一项思想史研究计划。然而在花费了数月时间搜集、翻阅资料之后，这项计划便宣告夭折，以至于留存在记忆中的这项研究计划只剩下一个名词——奥地利学派。
　　
　　或许当年有许多原因迫使我终止这项思想史研究计划，但其中一个最为关键的原因或许是由于我无法回答一个最“简单”的问题：究竟什么是奥地利学派？
　　
　　
　　
　　因此，当我翻开沃恩（Karen I. Vaughn）教授所著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在美国》，读到该书的前言时，便油然而生一种特别熟悉的感觉。那些似曾相识的疑问唤起了我对于数年前那些困惑的回忆——“到底什么是奥地利经济学”，“奥地利经济学是否就是所有奥地利人写的相关作品的总和”，“奥地利学派是否是挑战主流经济学的一套特殊理论”。正是在这种感觉的驱使下，让我读完全书。与某些作为奥地利学派拥趸的读者失望甚至恼怒的心情相比，当我合上这本书时，竟然些微感到某种欣慰乃至愉悦，尽管这不能代表我同意作者在本书中写下的每一句话。
　　
　　关于那个困扰本书作者长达二十年之久的问题，沃恩教授在前言就给出了回答，“从观点表达充分、与新古典主义模式相区分、有着重要不同特征的经济学理论这个意义上来说，我承认迄今为止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奥地利经济学’”（沃恩著，朱全红等译，《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在美国——一个传统的迁入》，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10月版，第3页，以下仅标页码）。毫无疑问，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这是一种相当“激进”的论断。
　　
　　我们知道，当提及“学派”的时候，很多情况下我们是从一种思想史的角度出发去审视问题的，例如经济思想史上著名的“重农学派”、“历史学派”、“洛桑学派”、“剑桥学派”以及“供给学派”等等。对于这些通常情况是持续数十年后便消失了的学派，我们是在一种“过去时态”的情景下讨论的。所以“某某学派”的称呼有时候只不过仅仅是一个分类标签，其流传至今的思想往往也只具有知识考古的价值而已。
　　
　　因而从思想史的角度而言，“随着1974年纪念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哈耶克（Friedrich A. von Hayek）于1991年的逝世，‘奥地利经济学派’基本上已成了的一个历史名称”。因为毕竟连哈耶克自己也承认，“自立门户的奥地利学派虽已不存在，但我相信仍然存在着一种独特的奥地利传统，我们可以期待这一传统有朝一日会为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做出许多贡献”。
　　
　　然而沃恩的断言显然走得更远，她根本不承认有过这样一个“学派”的存在。如此的观点当然会触怒那些至今仍然视自己为奥地利学派一员的经济学家们，翻阅当代奥地利学派的官方网站——“米塞斯研究院”——上对该书的评论，即使不是严厉指责至少也是颇有微词。Ekelund的结论代表了许多人的心声，“即便如此本书也毫无新意可言，她提供的解释是对虚无主义的召唤”。
　　
　　在当代许多学者眼中，“奥地利学派”绝对没有沦落为思想史的分类标签，其不是一种“历史意义”上的学术传统，更不是仅供知识考古而用的僵死的“思想化石”。相反，奥地利学派的生命仍然延续着，她是一个绵延一百三十多年并且仍在发展中的思想团体，代表着一种生机勃勃、充满革命精神的思潮，是一场与主流经济学的错误道路不断抗争的运动。
　　
　　显然，认为不存在所谓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是对上述观点的全然否定。然而，如果我们翻到本书的最后，便会发现沃恩教授的论断与其说是一种诋毁，不如说是一种希冀。尽管她“始终不将自己称作‘奥地利’学派的人”（第2页），但她仍然是以一个奥地利学派同情者的身份来写作本书的。所以当她在写下如此论断时，她所持有的实际上是拉赫曼（Ludwig Lachmann）一派的观点，“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未来在于它必须对其经济理论的结构原则进行彻底的重建”（第11页）。因为，“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开始逐渐相信在奥地利经济学派提出的那些问题以及他们对当代经济学的批判中就孕育着真正科学革命的种子”（第5页）。对一位诚挚追求真理的奥地利学派学者而言，这恐怕是最真诚的赞誉了。
　　
　　那么，作为局外人的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沃恩教授这种似乎两相矛盾的观点呢？或者更为本质的问题是，奥地利学派，这一持续百年却又始终游离于主流经济学边缘的学术传统其价值究竟是什么呢？要真正理解奥地利学派，或许最好的方法依然是沃恩在书中提出的方式，回溯奥地利学派思想的源头。
　　
　　二、无可争议的奠基者：卡尔·门格尔
　　
　　无论在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内外对各类经济理论存在什么样的异见，有一点恐怕是无可争议的，那就是门格尔（Carl Menger）在奥地利学派中的地位和价值。“如果说在过去六十年间，奥地利学派在经济科学发展中几乎占据了独一无二的位置，那么，这完全要归功于门格尔所奠定的基础”，哈耶克当年在门格尔的经典之作《国民经济学原理》重印本导言中所作的这段评价可以说代表了一种共识。用“奥地利学派”的官方介绍来说，“在某种程度上，每一个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都将自己视为门格尔的学生”。
　　
　　且不说奥地利学派学者的观点，即便单从主流的思想史视角来评价，门格尔亦是毋庸置疑的大师级人物。1871年，《国民经济学原理》出版的那一年，被认为是古典经济学的终结之年。由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瓦尔拉斯（Léon Walras）和门格尔三人以不同方式独立解决古典经济学的“价值悖论”，从而开启了“边际革命”的序幕。其中，门格尔的影响在有些学者看来显得特别重要，例如维克塞尔（Knut Wicksell）盛赞《国民经济学原理》，“他将因这本著作而流芳百世，因为人们可以很有把握地说自从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出版以来，还没有其他书像门格尔的《原理》那样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过如此重大的影响，甚至连杰文斯的那本出众的（更确切地说是语句如格言般隽永的）以及瓦尔拉斯命运不佳、令人费解的著作也不例外”。
　　
　　维克塞尔是对的。如今当我们再度翻开那本出版于百年前《国民经济学原理》，我们仍然会被这位先贤简洁、明确、坚定的论断所震撼。该书是门格尔计划中的一部系统经济学论著的第一部分，正如沃恩所发现的，其开篇便迥异于普通的经济学教科书，“理论经济学是不应研究经济行为的实际建议的；理论经济学所应研究的，只是人类为满足其欲望而展开预筹活动的条件”。如此一来，这本献给历史学派的奠基者罗雪尔（Wilhelm G. F. Roscher）的著作，却从一开始便拒绝了德国历史学派最根本的经验归纳方法：经济学研究所强调的，是“财货与人类欲望满足之间的因果关系”。
　　
　　从个人的主观欲望出发，研究外在世界客观物与个人欲望满足之间的因果关系，以此为前提门格尔建立起了他独特的经济学体系：依据个人的欲望来定义“财货”（good）的性质，再由此定义主观价值（效用），从而来对消费品与生产要素领域进行界定，进而确定交换、价格、商品与货币起源，最终建立起以个人为中心、内在统一的经济体。
　　
　　无论门格尔努力创建的这套体系在当时的学术环境中看起来多么地特立独行，以当代主流经济学的标准来看，门格尔的思想中最具价值的部分——例如主观价值论、“边际效用递减”等，经过后人的阐释，已经完全被新古典理论吸收了。因此在思想史的教科书中，我们常常见到他被摆在新古典经济学革命者的位置上。
　　
　　这一评价当然不会获得正统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的赞同，在他们看来将门格尔视为一位新古典经济学家是误解了门格尔。新古典理论仅仅从门格尔在《国民经济学原理》中所作的三大贡献——主观价值理论、原子式分析方法以及货币理论——中继承了部分不完整的内容，并走上了错误的道路。门格尔的贡献远非只是发现了“边际效用”，而在于发展出了一套关于人类行为的一般理论，从中提供的种种经济学洞识为后人开辟了无限的研究可能性。
　　
　　在此，我们可以看到两个不同的门格尔：作为新古典经济学奠基人的门格尔与作为挑战新古典经济学的学派创始人的门格尔。就其深邃复杂的思想而言，这并不构成什么矛盾。从门格尔独树一帜的理论中，当代学者总能够解读出种种不同的观点。我们甚至可以从门格尔的货币产生理论中找到苏格兰传统思想的精确表述——“人类行为的结果，而不是人类设计的产物”，“货币的产生过程既不是有意的设计，也不可预测。经过这个过程产生的制度绝非人类刻意追求的结果，而是各个个体有意识的经济行为所导致的无意图结果”（第34页）。然而我们也知道，除了哈耶克的“自发秩序”外，刻上苏格兰传统标记的制度理论并没有受到其他奥地利学派学者特别钟爱。
　　
　　不过我们仍然可以认为，奥地利学派传统的延续在很大程度上源自对门格尔思想不断地重新解读。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和哈耶克在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计算的争论中重新发现了门格尔的主题；希克斯爵士（J. R. Hicks）所编辑《卡尔·门格尔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拉赫曼所著短文《门格尔及边际主义革命》以及其他学者的文献陆续发表，带来了奥地利学派在美国的复兴。
　　
　　“门格尔的方法的本质当然是，始终以个人的理性行为为基础，以此建立起复杂的市场结构的模式”，这奠定了奥地利学派的核心内容：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分析理路。然而这还不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全部。
　　
　　对于个人主观能力的强调让后世的学者注意到了门格尔体系中长久以来被忽视的内容：知识和时间。门格尔不同意斯密（Adam Smith）的观点——财富的增加来源于分工，“……人类所能支配的享乐资料的不断增加，并不只是分工的结果”，人类所能支配的享乐资料的数量，受到“人类对于这些物的因果关系的理解能力的限制，以及也受到人类对于这些物所能支配的权力范围的限制”。所以知识在人类经济进步中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另一方面，人的欲望满足表达为“行动”，而行动与时间不可分，“在高级财货一阶段一阶段地转化为低级财货，以至最后达到人类欲望之满足状态的变形过程中，时间就成为我们进行考察的一个本质要素”。以个人有意图的行动为中心，通过知识与时间理解市场过程的本质，这构成了二战以后奥地利学派发展的显著特征。
　　
　　三、理想体系的建构：米塞斯
　　
　　门格尔奠定了奥地利学派的基础，但终其一生却仍未能完成经济学体系的构建计划。他的两位直系传人——维塞尔（Friedrich von Wieser）与庞巴维克（Eugen von Bhm-Bawerk），各自从价值理论和资本理论扩展了门格尔的思想，但他们并没有构建宏大完整的独立经济学系统的野心。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真正成熟归功于米塞斯的努力。
　　
　　在米塞斯众多的学术成就中，最重要的莫过于最终完成了奥地利经济学体系。他首先在《货币与信用理论》一书中完成了门格尔未尽的任务——货币理论；然后建构起了完整的“人类行为学”体系。
　　
　　《国民经济学原理》中门格尔虽然解释了货币的起源，但货币价值理论一直是其没有完成的空白领域。米塞斯承袭了门格尔晚年的思想，将奥地利学派彻底的主观主义应用到了货币理论之中，运用边际效用理论分析货币及其购买力问题。从而，“经济学终于实现了圆满，成为基于个体行动的完整的分析体系”。然而米塞斯的贡献不仅于此，在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计算的论战中，米塞斯开始思考为由门格尔首创的经济学方法论打造某种坚实的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一套完整的经济学体系。这一努力的结果便是《人的行动》。这是一部在主流经济学家看来感到非常困惑的综合性著作，从方法论到市场、价格与货币，再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它囊括了太多的一般经济学家所熟悉的资料，但又采用人们不熟悉的表述方式”（第77页）。然而，在米塞斯的崇拜者眼中，《人的行动》是“经济学的极致”，“这本书呈现给我们的，是一套我们有些人曾经梦寐以求、但却觉得永远难以企及的经济学思想体系”。
　　
　　也许如沃恩所言，米塞斯并没有打算将《人的行为》撰写为奥地利学派的标准教科书，也许他本人“从未认为存在着一种与其他经济学不同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第77页）。但是显然米塞斯也并没有意图通过本书与主流经济学融合，从而将门格尔的分析方法与新古典价格理论相一致。米塞斯比任何人都更热衷于奥地利学派方法论基础的构建，并且最终他完成了奥地利学派特有的经济学体系，这使得米塞斯当之无愧地成为了当代奥地利学派的领袖。
　　
　　就像Gordon所指出的，沃恩在本书中严重误解了米塞斯的思想，她和许多经济学家一样把米塞斯当作了极端先验论者。恰恰相反，依照罗斯巴德（Murray N. Rothbard）的阐述，米塞斯的方法论不仅不是先验主义的，而且是极端经验的，“远比现代哲学中占统治地位的后休谟经验主义更经验主义”。
　　
　　米塞斯的体系之基础是一个异常简单的公理：作为个人的人的行动。这里，所谓米塞斯的“先验论”仅在于关于“行动”的概念上，米塞斯是以康德（Immanuel Kant）的认识论来解释行动概念的，即对于“行动”本身的认识是先验的，是“人的大脑的逻辑结构的基本和必然性质”的一部分。除此之外，所有由基本公理出发的演绎推导和辅助公理均来自现实世界的经验。人从事有目的的行为；选择特定的手段，去达成目标；手段是稀缺的；选择受到知识的约束；行动需要时间；未来是不确定的；等等。通过文字演绎的方式，米塞斯仅凭借极少的基本公理推导出了从个人选择到商业周期的整个微观、宏观经济学体系。
　　
　　“人类行为学”的体系是完美的，完美得以至于其至今仍然和主流经济学如此地格格不入。米塞斯在美国的经历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他当时所遭遇的孤立。当其他奥地利同行，诸如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哈伯勒（Gottfried Haberler）、马克卢普（Fritz Machlup）以及摩根斯坦（Oskar Morgenstern）等人已迅速地融入美国学术圈，并在重点大学拥有显赫地位的时候。作为将奥地利学派思想引入美国的领军人物，米塞斯却被排除在了主流学术界之外，成为经济学边缘人物。沃恩教授解释了造成这种状况的诸多现实原因，然而一个重要的理论上的原因也许是：米塞斯的体系拒绝任何修改或者扩展的可能性。既然作为出发点的公理是如此简单且不证自明，那么如果演绎逻辑推导不存在任何问题，所有的结论就是自然而然成立并应当为人们普遍接受。不需要再做任何过多的解释和证明，不存在证实或者证伪的问题，更不需要任何实证的检验。所以数学语言被排斥了，经济计量更是一种错误的实证方法。米塞斯构建了一个理想的体系，并且将其演绎逻辑闭合了。这样，在拒绝其他经济学理论的同时，无论是米塞斯个人还是他的理论均被排斥于主流经济理论之外。
　　
　　四、新奥地利学派：理想体系的分裂
　　
　　但是也许正是因为人类行为学对主流经济学的全然拒绝，才使人们认识到“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存在。终于，在几十年的坚持之后，这支围绕在米塞斯周围、以纽约曼哈顿下区一个地下室中的研讨班为活动中心的小团体，开始赢得越来越多人的注意。
　　
　　布坎南（James Buchanan）宣布了奥地利学派最终赢得关于社会主义计算争论的胜利；沙克尔（G. L. S. Shackle）对奥地利学派的主观主义充满敬意；希克斯认识到奥地利学派资本理论中被遗忘的时间维度。当哈耶克于197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时候，“复兴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时机已经成熟”（第115页）。
　　
　　沃恩把奥地利学派在美国的复兴时间定在了1974年，定在了那次长达一周时间的南罗约敦会议。然而，从沃恩充满感情色彩的叙述中，从那次会议文章结集而成的《现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基础》一书中，重生的新奥地利学派却不复再有当年米塞斯殚精竭虑所构建的统一体系。
　　
　　事实上无需沃恩的叙述，只消翻开《现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基础》，我们便可知道谁代表着新奥地利学派。全书十四篇文章中十二篇都是由三人所著，他们是南罗约敦会议的主导者，他们的声音代表了新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发展方向。
　　
　　首当其冲的当然是罗斯巴德，米塞斯思想最坚定的继承者，美国奥地利学派的中流砥柱。他的丰富而高产的成果在很大程度是对“人类行为学”体系的补充与再阐释。他运用米塞斯的“商业周期”理论来解释1929年的“大萧条”，他把“人的行动”运用到政治、历史乃至哲学等现象的分析，他通过亲自对历史经验的再分析来论证在拒绝了经济学实证检验之后如何证明人类行为学体系的正确性。毫无疑问，罗斯巴德用其犀利的语言更清楚地解释了米塞斯的思想，但是他从来没有跳出过“人类行为学”的框架。因此，尽管在一些学者看来罗斯巴德或许代表着最正统的奥地利学派，但是“他那个品牌的经济学仍然被学术界认为是落伍时代的错误”（第105页）。
　　
　　与罗斯巴德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科兹纳（Israel Kirzner），米塞斯在纽约大学的研讨班中另一位杰出弟子。他也许没有前者那种宽泛的研究思路，他更注重那些主流经济学所关注的细节性命题，从而“尝试在主流学术圈语境内继续米塞斯的学术研究工作”（第111页）。从科兹纳的作品中，我们可以发现他并没有对主流经济学那么强烈的抵制情绪，相反他的所有研究都可以视为是将奥地利学派的某些洞见融入到主流经济学中去的努力。就如同他本人所言，经济学解释有两个任务——探索行动的无意后果和用人的行动来解释我们周围的世界，而奥地利学派的洞见就是“人的行动有目的”，“人的偏好、预期和知识是固有地不确定和不可预测”。如何以奥地利学派的洞见来完成经济学解释的任务，这是经济学家应当关心的内容。由此可见，科兹纳并不过分强调奥地利学派体系的独特性，而是专注于经济研究的共通性。因此在他的著作中不存在对于完美的人类行为学体系的坚持，他更为关心真实世界中的经济活动，以及如何运用奥地利学派的观点来更好地解释这些经济现象。用沃恩的话来说，科兹纳所代表的奥地利学派不是试图对抗新古典经济学，而是用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视角来对传统经济学作出贡献。无论他的努力是否成功，或者是否为他那些奥地利学派同行所接受。
　　
　　第三股思潮则来自于拉赫曼，新奥地利学派中一位非直接师承自米塞斯，也不属于奥地利学派美国圈的人物。与罗斯巴德和科兹纳相比，拉赫曼的思想或许更天马行空。罗斯巴德关注的始终是“米塞斯说了些什么”；科兹纳则在相信米塞斯理论的正确性同时，更强调如何去解释真实世界。而拉赫曼一方面相信存在一个挑战主流传统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另一方面他并不认为人类行为学体系就足以代表他心目中那独一无二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拉赫曼把奥地利学派理论定位于“市场过程理论”。拉赫曼的“市场过程”是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概念，或者用沙克尔的比喻来说，“万花筒般的世界”。这是对“均衡”概念的反讽，是对“知识”和“时间”的无限强调，“市场过程是永不停息的知识流的表现。……在社会中，知识的模式总是不停地变化着，是一个难以描述的过程。知识很难被当作‘资料’，或在时间和空间上可确认的东西”。于是乎，拉赫曼继承了米塞斯体系的一部分内容——支配市场过程的人的因素之重要性，但是他又完全打破了米塞斯的体系，转而尝试用经济学以外的理论来分析市场过程的本质。所以在拉赫曼看来，奥地利学派的理论建构远远没有完成，还有大量工作可以展开。
　　
　　很明显，奥地利学派的复兴带来的是由米塞斯构建的奥地利学派理想体系的分裂。罗斯巴德、科兹纳和拉赫曼，他们至少代表着奥地利学派三种截然不同的方向。在新奥地利学派中，“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成为了一个更让人困惑的概念。
　　
　　五、回归真实世界的经济学
　　
　　马克卢普曾经尝试以一些共同的信念结构来界定二战以前的奥地利学派，他提出包括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主观主义、边际主义、偏好理论、机会成本以及生产的迂回性在内的六项原则，然而，正如包括马克卢普自己在内的许多学者所认识到的那样，这些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原则早已非奥地利学派所独有，而是成为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组成内容。所以马克卢普又加上了两条“极易引起争议”的原则——消费者主权和政治个人主义，作为区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的关键（第224页）。但这似乎并不那么令人满意。因此科兹纳在为《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撰写“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词条的时候，在马克卢普的前六条原则基础上，加上了新奥地利学派所特别强调的另两大原则——市场过程与不确定性。然而即便如此，以现今的经济学标准来看，这后两项原则也早已成为行为经济学、实验经济学以及博弈论制度分析等经济学前沿领域的研究主题，不再是奥地利学派的专利。
　　
　　因此另一些奥地利学派学者更偏好从方法论的角度来定义“奥地利学派范式”。就像多兰（Edwin G. Dolan）所作的那样，把奥地利学派归结为一门“非常规科学范式”，其包含三项方法论原则：经济理论的基础是人有目的的行动；拒绝把确定经济量之间的数量关系包括在合理的经济问题范围之内；通过文字演绎推理少数几个基本公理的逻辑含义。
　　
　　但是如果说所谓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指的仅仅是一种方法论，那么其就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些学者所希望的那种与主流经济学分庭抗礼的思想传统。通过回顾奥地利学派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从奥地利学派诞生至今，也许只有米塞斯的“人类行为学”能够作为奥地利学派最完满的经济学系统，但是其遭到排斥的结果也是有目共睹。新奥地利学派的复兴打破了人类行为学的理想体系，回归到了真实世界的经济分析之中。
　　
　　毫无疑问，这种努力的方向是不明确的。沃恩教授最终将叙述的重点放在了“时间与无知的经济学”，这是奥得利斯库（Gerald P. O’Driscoll）和里佐（Mario J. Rizzo）那本著作的书名。也许如一些学者所称这只是对奥地利学派当今发展的肤浅认识；也许科兹纳最终未能解决不确定性问题，拉赫曼始终没有重建奥地利学派理论的结构，意味着他们的失败；也许加里森（Roger W. Garrison）和怀特（Lawrence White）等人在主流经济学领域取得的成功是对奥地利学派传统的一种背弃。但是在一位局外人眼中看来，这种“对虚无主义的召唤”可能才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未来。
　　
　　无论罗斯巴德的赞誉是否有夸大之嫌，我们必须承认人类行为学体系所具有的思想价值。举例来说，米塞斯-罗斯巴德有关商业周期的解释——由于政府和中央银行推动的信贷扩张引起的投资过剩与需求相对不足所造成的繁荣与萧条交替出现，对于认识我们当前的金融危机依然有着深刻的借鉴意义；以边际效用为基础的货币理论更为贴近当前货币与金融资产界限日益模糊的现实。然而过分执着于体系的完美只能意味一种孤立的姿态。姑且不论是否仅凭理论逻辑自身的无瑕疵就能够彻底排除经验数据的检验，单就政策建议层面而言，无论是米塞斯的金本位观点还是罗斯巴德更为激进的废除中央银行建议，在当前的经济现实下都没有任何可行性。
　　
　　在撇除了恪守体系的窠臼之后，人类行为学或许才体现了奥地利学派最为关键的意义：她始终如一地将注意力集中于人本身，坚持彻底的主观主义立场。现实中我们每个人都是在一系列约束条件下行为的，但是我们的意图并不是预算约束下“最大化”我们的效用，而是追求在约束条件下尽可能地满足我们的欲求。满足欲望的过程才是经济学家应当关注的中心。如果行为人能够以某种方式突破当前限制条件而在更大程度上满足欲求，每一个人都有如此行动的激励。市场扩展过程中无数的制度发明、金融衍生产品创造，正是个人有意图地突破约束条件而尽可能满足欲望的行为。这种非设计的行为后果会造就市场繁荣，也会促使经济灾难。无论如何，这正是我们现实经济世界运行机制。
　　
　　由此可见，奥地利学派的优势不在于挑战主流经济学，不在于构造完美的理论体系，而在于其提供的理论洞见始终面向对于真实世界的理解。因此，奥地利学派未来的发展方向不应是执着于一套完美的理论体系的构建，而是回归真实世界的经济分析。
　　
　　认识主观经验下的客观世界，这正是当今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趋势所向。拉赫曼当年力图描述的纯经济理论——“主观意义-合成体的客观意义-合成体”，如今已成为经济研究前沿所努力的方向。这样回归真实世界就意味着奥地利学派应当仅仅以一种独特的经济学视角形式参与到共同的经济分析领域中去。所以沃恩教授最后的结论又回到了当年在南罗约敦会议上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那句惹恼众人的论断上，“没有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只有优秀的经济学和糟糕的经济学”（第199页）。
　　
　　消失了的奥地利学派也许才是最好的奥地利学派。就如当年哈耶克所言，“一个学派，当其消失而不再单独存在时，就取得了最大的成功，因为它的主要观念已经成为主流一般学说的组成部分了。维也纳学派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得了这样的成功”（第223页）。所以我们说奥地利学派的未来应当是一套开放而非封闭的系统。
　　
　　对于那些坚持奥地利学派“正统”而批评主流的经济学家们，或许主流经济学确实总是做得不够好，但是让我们再度回忆当年瓦尔拉斯在《政治经济学与正义》中的那段话：“……从她的诞生到荣耀的顶峰，一点一点地成长，遵循着她的道路，坚持着她的传统。政治经济学并不存在于最新的冠之以‘指导’或‘手册’的工作之中，而是存在于以她的名字命名的真理集合之中，存在于从其诞生直至今日仍忠实地遵从的传统之中。正是在那里她存在着，因曾经的失败和最终的凯旋而骄傲”。“伟大的传统”是一个开放的体系，正是由于批评、自省与包容，主流经济学才成为“主流”。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亦应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