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走读晋南:从文化摇篮到文化熔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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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读晋南:从文化摇篮到文化熔炉发布: 2011-1-05 12:54 |  作者: 庄秋水 |   查看: 59次
看历史主笔 | 庄秋水


黄河东面,晋、陕、豫交界的地带,是黄河三角洲,被称作河东。先秦以前,这里是华夏族的核心区域。宋元以后,在中原沦陷时,这里保存了大量的人口和原生态的汉文化。成为中原的孤岛,正是从这种人口和文化的积淀,为日后的大移民奠定了基础。



20101128日,我们抵达西阴村时,暮色早已笼罩了大地。一位搭车的本地人,顺道把我们带到了村子西北方的一个地方。星星闪耀,丛草茂密。我们跳过路边沟渠,扒开黑魆魆的野草,借助微弱的电筒光线,看到了立在一面低矮的土岭下的石碑。是的,这里就是西阴遗址

19261015日,时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人类学专任讲师的李济,和中国地质调查所的地质学家袁复礼,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在此挖掘出西阴史前遗址,这是中国人独立主持的首次田野考古发掘。

上世纪二十年代前后,瑞典人安特生在中国北方进行了一系列的考古活动,揭开了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序幕。安特生发现了仰韶文化等前所未知的早期中国文化,这和传统的中国文化有何关系,引起了大量推测。正在从人类学向考古学转型的李济认为,要完全明了这文化的来源以及它与历史期间中国关系,必须全面考察中国的史前遗址,方可以找到答案。

1926年年初,李济和袁复礼在山西南部沿着汾河流域进行了一次考察,想从考古学的角度实地考察山西晋南传说中的尧帝陵舜帝陵夏后氏陵,以探究华夏文明的起源。

324日,当他们穿过夏县西阴村时,突然出现了意想不到的事,李济说,当我们穿过西阴村后,突然间一大块到处都是史前陶片的场所出现在眼前。第一个看到它的是袁先生。这个遗址占了好几亩地,比我们在交头河发现的遗址要大得多……”

201011月底,我们跟随着李济和袁复礼的脚步在晋南进行了一次旅行,虽非亦步亦趋,路线则基本相似。这将是一场朝圣之旅。我们的目的是将明代洪洞怎样从华夏古文明的发祥地,一步步地演变成民族融合的混杂居所,又如何在元末明初之时,变成各地移民往复来去的大本营。

大移民放在更深远的区域文化背景中去考察,看一看黄河拐弯处的这块土地,怎样从华夏古文明的发祥地,一步步地演变成民族融合的混杂居所,又如何在元末明初之时,变成各地移民往复来去的大本营。点击定购《看历史》20111月刊


寻找尧的足迹
192625日,李济和袁复礼从北京动身,两日后他们到了太原,一路向南。

225日,他们抵达了临汾县。李济兴奋地写道,临汾县(平阳府),这是一个勾引起人们的历史遐想的城市——尧帝的古都!但是当时的临汾县城是由带枪眼的城墙包围起来的,城西一哩就是汾河,要想看到尧的都城的原貌自然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如今临汾是一个地级市,管辖着汾西县、吉县、安泽县、大宁县、浮山县、古县、隰县、襄汾县、翼城县、永和县、乡宁县、曲沃县、洪洞县、蒲县和新设立的尧都区。对临汾的古名平阳,估计大部分中国人所知甚少。临汾更出名的是它的重度污染。当我们从临汾市区向西北方向的魏村前行,一路上灰霾蔽日,远处景物楼宇恍若海市蜃楼。过了汾河,又走了一段,不可思议之事突然发生──车子犹如穿过了一道幕墙,烟雾飘散了,天变蓝了,西侧的九龙山山峰清晰可见,连阳光都清亮起来。

毫无疑问,李济当年呼吸的空气必定好得多。

31日晚,李济和袁复礼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觉得应当部分地以历史遗址、部分地以可能的史前定居点作为前进的路标。于是,次日上午十点,他们便动身前去传说中的尧陵。

《史记》记载,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说的是上古的英雄们在汾河下游创业的历史。《尚书》第一篇第一句话说的便是尧的事迹:昔在帝尧,聪明文思,光宅天下。将逊于位,让于虞舜,作《尧典》。李济猜想,当尧,这位上古部落的君王,年老退休后,他不大可能离开家,死在远方的国土。在前往临汾东北方向的尧陵路上,这位考古学家告诉自己,既然临汾(平阳)是传说中尧的都城,他的陵墓应该不会很远。

我们前往尧陵。一路上经过土崖环峙的丘陵地带,几万年来冲刷而成的万千沟壑极为壮观。如今,尧陵正大兴土木。蜿蜒的神道两侧,动物和人的石像一片簇新,也许是甫从某个工匠的手里复活。从2007年开始,对尧陵的修复开发便如火如荼地进行,二期祭祀大殿工程正在进行中。

经过新建的汉白玉牌坊,穿过空旷巨大的广场,我们终于看到了尧陵山门。进入尧陵的大门,右侧放着一张放大数十倍的旧照片,下面注解是昔日尧陵。在这幅摄于数十年前的照片上,可以依稀看出那时尧陵的样子——低矮的石头围墙,伴着几间看似即将垮塌的孤庙,仿佛在荒野中被废弃的一样。

这,应该和李济当年所见相差无几。192632日,李济到达了尧陵,我们到达那里天色很晚了,发现四周都是围墙,里面是座简朴的屋宇——一座深山中的孤庙。

当晚,李济和袁复礼夜宿于此。第二天,他们看到的是一座呈金字塔形的陵墓,一半濒临着溪水。这座陵墓湮没已久,只到明代才有人根据庙中的碑文将它重新发现出来。

但对于它是否真的是尧的陵墓,则无从证实。今天,我们在尧陵看到的仍然是那座金字塔式的土堆。80多年过去了,关于尧陵真伪的争论依然没有一个清晰的答案。但这并不妨碍当地政府利用它的文化价值的雄心,在尧陵的印制的一本16开的册子,这里将要建成集吃、住、行、游、购、娱六大服务功能的尧陵风情区!

离开尧陵,李济和袁复礼向东南方的浮山县进发。而我们,则稍稍偏离了他们当年的路线,去往了西南方的襄汾县陶寺村。

山西在石器时代一直是一个重要的文化中心。旧石器时代有芮城匼河遗址、襄汾丁村遗址和阳高许家窑文化遗址等150处;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遗址更是遍布全省。这个河(黄河)汾(汾河)文明圈保留了7000年前到2000余年前的文化传统,考古学家苏秉琦称,这里是中华民族总根系中的直根点击定购《看历史》20111月刊



■ “尧王之都
李济在1949年那个关键的转折年,选择去了台湾,从此再也没有踏上故土。也就是他离开大陆的几年之后,在距离尧陵40多公里处的襄汾陶寺村,考古学家们发现了一处史前遗址。这个遗址直到1978—1984年才展开第一轮大规模地发掘。

1984年,学者王文清从陶寺文化遗存的地望、年代、埋葬习惯、彩绘蟠龙纹陶盘以及其它出土遗物诸方面,比照文献记载的帝尧陶唐氏的事迹,首先提出陶寺文化很可能就是陶唐氏(即帝尧)文化遗存。

突破性进展在2002年。考古学家们通过发掘,正式确认陶寺遗址是我国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史前最大的城址。据碳十四测年估计,在公元前2300-2150年之间。不少考古学家认为,这座城址那便是传说中的尧都平阳

在陶寺村的一块大坡地上,我们看到了考古学者冯九生带领着工作人员正在进行发掘,在清理出土的陶片上,有不少附着黑色灰烬。他告诉我们,目前发掘的位置所在,正是城址的东北方位的宫殿区,有一万多平米大。陶寺遗址已经探明有宫殿区、祭祀区、作坊区、农业区和墓葬区,说明此时礼乐制度、阶级差别已经形成,国家形态亦已萌生或出现。

我们迫不及待地请教,从坡顶下来经过的那些柱状建筑是否就是传说中的观象台。2003年,考古队在陶寺中期小城内祭祀区发现了大型圆体夯土台基。发掘者推测,这与观天象和祭祀有关。文献记载,尧观天授时,测定了一年的天数和二十四节令。

次日当我们拜访山西省考古所研究员田建文时,他说,尽管有人质疑陶寺文化遗存作为尧都的证据不足,但作为发掘者之一,他坚信这里便是历史传说中的尧都平阳,早期遗存应该在公元前2350年。

如今,考古学家们模拟了这个4000多年前的天文台,它由一系列柱缝系统和一个观测点构成。13根柱子自北向南编号1—13号,每相邻两根柱子形成的观察缝由南到北依次编号1—12号,用于观测不同季节的日出。考古学家们连续观察,每年的春分、夏至、秋分和冬至这个四个节气最为准确。

身为襄汾人,田建文也给出了语言学上的证据──至今陶寺乡附近的人,仍把太阳叫做尧王。上古中国,人们已经掌握观日出来定节气,于是,有了历法,浩瀚的星空、苍茫的大地、悠悠的逝水年华,不再是一团混沌,而是变得轮廓分明,井然有序,从此天有分野,地有经纬,历史有编年,天文、地理和人伦应时而生

《史记·五帝本纪》刘熙集解说: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陶寺正是那时候的一个大城市,城邦联盟的核心,是最早的中国。其时,是地球的温暖时期, 洪水滔滔,临汾盆地有宽阔的河谷地,谷地两侧的黄土高台,是宜居之地。晋南正是大洪水时代的诺亚方舟,田建文用一个比喻做了总结。点击定购《看历史》20111月刊



舜禹遗迹
离开尧陵的李济,下一个目标是寻找舜和禹的相关遗迹。他把目光投向了中条山──关于舜帝和夏代的一些古老传说都集中在这座山脉四周。他用了四天功夫往复穿行这座山脉,但没有什么发现。他们立即转向了中条山北边的安邑和运城。

运城古称河东,西、南两面背靠黄河,是连接山西和中原的要冲。这里自古便是产盐区。传说舜曾经在运城盐池弹着五弦琴,唱《南风歌》,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可能已经意识到东南风能源的蒸发作用。宋代这里像耕田一般种盐。具体方法是把盐池旁的土地像垦田一样,在二月耕为垅畦,四月的时候将池中卤水引入田畦浇灌,利用季风和日晒,蒸发成盐。

在运城,李济考察了舜陵──又一个无法证实的传说。舜陵在运城市以北10公里鸣条岗,庙建于唐开元26年(公元738年),不过现存建筑是元明清历代建筑。

离开舜陵,李济一行前往夏县,传说中,大禹的王都安邑就在那里。

20101128日,薄暮来临时,我们登上了夏县禹王乡的一座青台。禹王城的守护者史松龄告诉我们,这就是曾经的禹王城的一隅。

但对于1926年的李济来说,重要的是怎样让这些久远的传说找到科学的根据。他寻访了所有传说中禹王的遗迹,以及大禹的后裔和许多著名大臣的陵墓,不过说实在的,从外表上判断,我根本无法肯定这些是或不是真正的陵墓。它们看起来像是普通坟冢,只是稍大一点。

李济并没有记述自己此时的心情。但他当时离开禹王台时,一定是带着一种遗憾之情。原本期待中的尧、舜、禹的遗迹,现在看上去都那么的可疑,难道传说只是一种毫无根据的附会?

实际上,这个答案要到数十年之后才慢慢有所揭晓。1975年,考古工作者在夏县东下冯村发现了夏代城堡遗址,年代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类似的建筑遗迹,在北起临汾,南至黄河的山西南部,有35处之多,正契合了古人所说大夏夏墟

而在1926年以后的考古挖掘不断地提供新的论据证明,山西在石器时代一直是一个重要的文化中心。旧石器时代有芮城匼河遗址、襄汾丁村遗址和阳高许家窑文化遗址等150处;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遗址更是遍布全省。这个河(黄河)汾(汾河)文明圈保留了7000年前到2000余年前的文化传统,考古学家苏秉琦称,这里是中华民族总根系中的直根

当然,这都是后话。在1926324日那个早春的日子里,离开禹王台的李济不会想到,自己接下来的发现将开启一扇大门。而日后的中国人,正是通过这扇门去认知自己早已湮没的上古文明和文化。

就在离禹王台不远的西阴村,当他们正穿村而过时,一大块到处都是史前陶片的场所出现在眼前。袁复礼首先注意到,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四日那一天,当着我们第一次往山西南部考古的时候,我们发现了这个遗址……这遗址俗名灰土岭;大部分现在都化为耕地。

他们随意捡拾了一些暴露在地表的碎陶片,立即判断出这个地方的重要性。但闻风而来的村民们让他们不得不停止工作,暂行离开了这里 。

6个月后,他们再次来到西阴村,进行了中国人主持的首次科学的田野考古发掘。发掘结果显示,西阴是一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这次挖掘出土了陶片17372块,其中彩陶片有1356块。遗迹有窖穴,另有石锤、石斧、石刀、石箭头、石杵、石臼、石球、骨锥、骨簪,骨针、骨环。更特别的是,出土了半个人工切割下来的蚕茧标本。

李济发掘出的那半个蚕茧,被送到华盛顿史密森研究院让博物家们鉴定,正是家蚕的老祖先。尽管如此,李济仍十分谨慎,不便以此断定中国养蚕业的开始。而西阴村,正是传说中黄帝之妻嫘祖的家乡,她被视为教民养蚕的始祖。

1927年,李济根据西阴遗址的考古发现撰写了《西阴村史前遗存》一书。这也是中国人发表的第一本考古报告。李济推翻了安特生关于彩陶起源于西方的说法,他认为无论是中亚还是近东出土的彩陶都难比得上仰韶文化,而中国文化也自有其发源传承的脉络,中国在有文字之史前已有文化,为固有文化

我们刚刚采访过的考古学者田建文,则是1994年西阴遗址第二次发掘的参与者。他认为,西阴文化沿着汾河往北,与红山文化结合,又占据了关中、陇西,可以说是史前社会的第一次文化大统一。点击定购《看历史》20111月刊



融合之所
发现了西阴村遗址后,李济又花了两天时间看各处的造像碑,在稷山县兴化寺看完元代壁画后,他折返北京。

追寻晋南地区的金元遗迹,本来也是我们行程的一部分。但我们并没有像李济那样折返向北去往稷山,而是一路向南,到了永济。

去永济,一是因为那里古称蒲坂,传说舜建都于此。第二则是因为那里有始建于隋唐时代的普救寺。金章宗时期,董解元创作了《西厢记诸宫调》,就将故事的背景放在了这里,而董西厢则成为了北曲之祖

在永济蒲州镇,我们确实看到了一些残留的古蒲州城墙,但那不过是明清城墙的遗迹。蒲坂的字,本是得名于自峨眉岭向西,直下黄河岸边,长约十里,落差百米的坡台。历代以来,这里都被认为是舜的活动中心。

传说中舜都的遗迹,毫无踪影。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仔细观察这个黄河河畔的巨大坡地。实际上,只要不必太在意传说,将这片坡地放在整个晋南地理的大环境之下,就能发现它的独特地位。

这里依山靠河,连接秦豫,正处在黄河转弯的黄金三角之内。以此向西向南,即是关中平原和豫东平原。以此向东向北,则是运城盆地,而运城盆地之北则是临汾盆地。正是在晋南的这两块盆地,在上古时期,水源充足、气候温润,土地肥沃,成为华夏族活动最为核心的区域。

华夏族将自己所居之地称为中国,认为是大地的中央。而毗邻居住的其他民族为戎狄蛮夷。华夷之间,征战融合。传说三代的圣君夏禹,便是一位羌族人。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说,整个夏朝的主要活动范围,就是如今的山西南部和河南西部。

晋南的重要性,直到商取代夏才有所下降。而春秋时代晋国的崛起,则又在这里建立了黄河流域最强大的国家。华夏和戎狄不断通婚,强大的晋文公便有一位戎狄族母亲。三家分晋之后,韩赵魏逐渐离开山西移向河北、河南平原之地。

此后数千年的时间里,汉族政权的政治中心多在秦豫两地,而北部游牧民族不断南下,山西正去往两地的天然通道,至金元之际,山西早已成为胡汉杂居,民族融合的熔炉。

实际上,在1926年李济的那次考察中,他们曾在太原南部的介休对新兵和警察进行了人体测量。他正是这种安定的生活,吸引了大量从中原因灾荒、战乱而来的民众,加之漠北众多南迁而来的部族,晋南地区的人口一度暴涨。

们很像是异种系的人。我看到的一些人,他们的连鬓胡堪于一般的亚美尼亚人相媲美;我也看到一些长着纯黄色胡髭的人。这个测量,不过是对山西为民族融合之所的再一次确证而已。

普救寺,现在除了一座13层的四面锥形砖塔是明朝故物,其他的建筑都是当代人的复建之作。但这并不妨碍因《西厢记》而给它带来的巨大名声。

戏曲正是金代山西经济文化繁盛的一个例证。考古学家们在晋南许多地方,发掘出不少雕砖墓葬。那些热爱戏曲的古人们视死如生,把戏台搬到了黄泉,乐队,戏俑一个都不能少。而我们途径临汾时,去探访过的魏村牛王庙古戏台,便是建于元初,是国内发现最早有确切纪年的古代戏台。

另外的一个例子是印刷业。在洪洞广胜寺,我们曾听过《赵城金藏》的故事──这部佛教大藏经如何在抗日战争中保全的传奇。这部经文正是在金熙宗至金世宗期间雕刻而成的。平阳府是当时黄河以北的刻印中心,除了官方刻书,私家刻书也冠绝一时。传统文化藉此得以保存和恢复。

一个世纪后,蒙元取代了金,山西再次首当其冲,在短暂的停顿之后,经济很快恢复。平阳地区成了文化最盛之地,宜杂剧家至多,是大都之外的一个文化中心。

庙宇、佛经、戏曲、戏台……听上去,生活在这一时期的晋南,其世俗的精神生活是多么的丰富多彩!实际上,正是这种安定的生活,吸引了大量从中原因灾荒、战乱而来的民众,加之漠北众多南迁而来的部族,晋南地区的人口一度暴涨。

而这,也正为明初那场规模宏大的大移民拉开了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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