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刘起釪的凄凉悲惨境遇

自觉的梦游人

原题：SOS,中国“最后一位史学大师”的境遇



在仍弥漫过年的喜悦，准备欢度元宵佳节的气氛下，此刻，我停下手中急于要做的事情，来写这篇博文，转编一下《金陵晚报》2月13日的一篇报道，题目叫《SOS,一代宗师垂垂衰竭的史学生命》。


因为报道没有上网，我转此，是希望更多的有良知有能力的个人和组织看到，来做点什么。做此报道是与我相熟的两位同行，一位是金陵晚报副总编辑、著名记者丁邦杰先生，一位是做文化报道的于峰先生。报道中的主角是——国学大师顾颉刚的弟子、中国先秦史学泰斗、“二十世纪最后一位史学大师”刘起釪老先生。



老先生今年95岁。做为一名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名誉学部委员、享受国务特殊津贴者，现在竟然困居于南京一家“托老所”里，和另一重病老人孤独相伴。生活出奇地糟糕，深陷窘困之中——



老先生穿的裤子很旧，前面的拉链都没有了，一双宽口布鞋底都断了。老人祖籍湖南嗜辣，有一次无人的时候伸手去拿床头柜上的辣椒酱，结果失手掉在地上，瓶碎了，他就用手抓地上的酱吃，邻床的人看不下去有时给他点吃的……甚至不惜撕下尊严，向人借钱，“X老师：请您借人民币100元给我一用。非常感谢!学生刘起釪敬请。”



刘先生有单位——中国社会科学；有组织——九三学社；有以博爱自豪的城市——南京；还有女儿……随便是哪一方伸出手来，一位史学泰斗也不至于沦到这种窘境！不要说是学术大家了，就是普通的目不认丁的95岁农村老人，也应该得到很好的生活和照顾，有尊严地活着！


下面是金陵晚报的报道（内容太长，两个整版，有删减和文字上的调整）——




2011年古城南京，除夕之夜，爆竹与烟花齐飞，霓虹共灯影一色。欢声笑语的男女老少，或团聚在家宴之中，或围坐欣赏央视春晚，或涌入秦淮灯会比肩接腫的人海……而城郭东南隅挂着某康复中心招牌的“托老所”104室内，一位耄耋老人却孑孓悬坐在单人床边。接近2000个日日夜夜屈居于此，从未走出过大院，他已经不知道外面的世界，一碗水饺和一盘大白菜肉片，提示着今天大概是个什么节日。老人用颤抖的右手夹起颤抖的左手碗中的水饺，慢慢吞吞地咀嚼着孤寂和辛酸……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官网公布的首批荣誉学部委员中，刘起釪老先生是唯一一位先秦史研究专家，九十年代初就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该院历史所古代思想史研究员吴锐介绍说，中国几百年才出一位博通古史经籍学的大家顾颉刚，1980年顾辞世之后，就只有刘起釪可以领军。



我国历史地理学奠基人谭其骧先生称他为“顾门传人，兄为翘楚矣!”“刘先生毕生研究的经学、上古史、历史地理，特别是他专攻的中国最早一部古史(尚书》的校、释、译、论，早已成为‘绝学’!”



吴锐解释其“绝”一是学问太深，连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都叹之为“诘屈聱牙”。2004年刘起釪的有关专著在中华书局出版之前，电脑录入的时候有多达2000个汉字因字库中无法找到而只得找人造字；二是确实后继无人，偌大华夏至今还找不到一个可以完全传承刘先生的未竟事业者。



70年来，刘起釪先生在史学研究的征途上筚路蓝缕，苦心孤诣，令人难望其项背。他主要研究上古史，专攻<尚书)，兼治《左传》、《周礼》。撰写论文100余篇，专著11部。步入60岁花甲之年，刘起釪听力失聪，可他却用20年时间，写出了《顾颉刚先生学述》、《尚书学史》估史续辨》、《尚书校释译论》等200多万字要著。其中，《尚书学史》获三次全国性一等奖，《古史续辨》被选为精品图书编入《社科学术文库》一辑8种中，142万字的《尚书校释译论》入选“九五”国家重点图书。



学界专家为此惊叹：在无声的世界，刘先生创作了惊心动魄的鸿篇巨制，可与贝多芬失聪后创作《第九交响曲》媲美!


图：刘起釪（左，站立者）与老师顾颉刚合影



有关文献中还特地介绍，刘起釪50年代在中科院南京史料整理处编写的近十个专题史料汇编，就多达3000多万字。这一篇篇叠加起来，足有3米多高。



谈到刘起釪的治学历程，吴锐给记者娓娓道来：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毛主席就指示：要把《尚书》整理翻译出来，否则读不懂，不好利用。1954年中科院党组成员刘大年奉周恩来总理之命专程赴上海，请顾颉刚到该院历史研究所。但是顾到任接受《尚书》整理任务不久，“年龄渐老精力顿衰”等各种缘故，有力不从心之感，遂提出要刘起釪来京助他一臂之力。直到1962年在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周扬的亲自协调干预下，刘起釪才从南京调进北京中华书局，后又在院长胡绳的帮助下，正式调入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



此后就在北京三里河南沙沟顾颉刚家中住宿、上班、同攻《尚书》，一直到顾1980年去世。从此，刘起釪就独擎大旗，将中国先秦史学研究再推高峰。刘两次赴日，在东京、京都、早稻田等六所大学讲学；又赴香港中文大学、台湾台大、台师大等四所大学及其他处讲学。应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编《五行说探源》之约，撰《五行原始意义及其纷歧蜕变大要》。



日本《尚书》学大师池田末利称赞刘先生的《尚书》研究为“通中、日、西，无逾先生之右者矣”；1992年日本18所大学20位教授组成的“邀请刘起釪教授访日委员会”，称他的《史记》研究“著称中外”……刘起釪的“绝学”虽说皓首穷经高深莫测，但也并非象牙之塔中的老学究凿井之学。



在刘起釪的独生女儿家，记者听她和丈夫介绍：2004年金秋十月，刘起舒阔别京城回到了南京女儿家定居。此时他已年届87岁高龄，因为常犯腿脚老病加上几场急性肺炎，后又遇上族内一场法律纠纷，老父亲产生了叶落归根依靠子女的想法。那一次仅仅运回的古籍书札，就租用了一个1O吨重的集装箱。



当时刻起纡还壮志未泯，临行前在京对史学界声言：“想在有生之年完成《两周战国职宫考》、《春秋左传学研究辩证》、《禹贡地理丛考》等三部大部头著述，还要将几十年的日记、诗稿整理发表……”不料北京房子卖掉不久，刘起釪的女儿就身患较重高血压、糖尿病，加上后来女婿也得了重症肌无力，亟需全国各地求医问药并需照料。于是，刘起釪就被送到现在这所老年康复中心入住，这“托老所”一托就是5年……


图：刘老先生的借条、给北京高层的救援信等



2007年3月8日，正是南京梅花绽放、春归大地之时。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党委书记刘荣军带领有关工作人员踏着北方的残雪，驱车来宁一路寻访到城东南的这家老年康复中心，为刘起釪先生祝90大寿，鲜花礼品中夹带的是组织的关怀和同事们的殷殷牵挂。



此时的刘老虽然高寿，耳聋多年只能靠写字对话，但身体健康，思维清晰，自己还能在屋外散步。刘书记转达了社科院老千部局和历史所领导及其同事对刘老的问候，并询问他吃住、起居生活等情况，同时将慰问金交给了老人家……



刘起釪回谢之余老泪盈眶，竟然激动地从单人床枕头下，取出日前所作的《九十抒怀二首》诗，老声放歌朗诵起来——



“谓谓松风来，溶溶月华至，浩唱飞葛天，低吟怀百氏。五情怅悲欢，离合尤情挚，达者伤歧致。击枕一长叹，不生付销蚀，十月入床下，有虫来啜泣，吁嗟频短歌，草间空唧唧。”



其情其境，颇有刘邦晚年诵颂《大风歌》之惆怅。



老先生虽然没了几十年沉醉书屋的环境，但“仍念兹在兹自己的《尚书》研究事业”。他千叮咛万嘱咐从女儿家要来自己一生最重要的著作《尚书校释泽论》四卷，日夜捧掖在身须臾不肯离开。字里行间，还留下老先生现今在“托老所”对自己著述的许多修正和批注。可是不知何年何月，这部仅有的学术书籍也不知去向了。



老人曾经翻床倒柜苦苦找寻，终不见踪影。于是，坐床面壁就成了刘起釪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达摩之功”，这更加重了他的老年痴呆症。本报记者今年春节前曾经5度前往探望，仅有一次看到刘老阅读，走近细看方知他手中捧读的，还是一页3年多前的残破《金陵晚报》。



刘起釪的护工毛志芳在他的床头柜中抽取一件换洗衣服时，无意中抽出压在最底层的几张旧纸，竟然露出刘先生偷偷给北京高层写下的求援信稿。由于老身早已难以跨出大院之门，他的这些信札草稿显然都还没有寄出。记者观其言辞恳切、吁自腑内，竟也忍不住潸然泪下——



“……起舒虽有心于向学，而才器两歉。然毕生靖恭勤恳，未敢稍懈……故切望不废所学。期有所献纳于祖国学术重业。然居此间，学术资料及应有之图书无一册在手。而孤身处于此亦无展布浅学之机遇。每依枕愁思，不尽怅惘之至!因此，恳切仰盼有力之长者，俯赐援舒于困境之中……”



另有一封信云——



“小小浅才薄学之小小读书人刘生起舒，只最向明公尊前简单敬献一乞求之语，那就是不知明公能俯赐一援手否?目前全国熟研古学如浅才者，确实恐怕只有几个人。那么敬待一援手切盼之至!钎待覆示。专此奉肯，切盼德音!”



“备经交困玉汝于成”——刘起釪颤巍着枯手给记者写下一串信念。兔年春节前5次拜见刘起釪，本报记者已经为老先生的生存和精神状态彻底打动了心。但是，最让我们震惊的是，有一次刘起釪误把记者当做是北京过来时人。他突然翻身下床倾扑过来，紧紧抓住记者的双手高声尖叫：“带我回北京!带我回北京啊!”


图：有记者来采访，老人很开心



在刘起釪老态龙钟的内心世界里，北京是一个怎样的天堂令他如此向往、如此眷恋呢?尽管老先生在记者采访中已经通过笔谈口述，留下了许多苍老的文字，还有如潮的话语。可所有这些都不能直接解读95岁高龄的他，急切想回北京的真实动机。



记者还是找到吴锐，因为在最了解最熟悉刘起釪学术生涯及思想的人中，他是至关重要者。刘起釪曾经先后给吴锐写过几士封多达数万字的信件，他们之间早成了忘年莫逆之交。2007年中国社科院出版《学问有道——学部委员访谈录》，刘起釪一章由于老先生“年事已高不便接受访谈”，院历史所指定吴锐主写刘先生的治学之道。



吴锐拿出一封刘先生离开北京前写来的14页近20000字的长信，内中苦言自己在阴暗的楼房底层60多平方米陋室，深陷于顶天立地的古籍图书包围之中——连想“把拖把盆改装成可坐着洗澡的小浴盆”都不成……“我的七八部著作和百余篇论文都在这拮据的环境中写成……就此终老有书足以传世，也就无憾了!”



刘先生在京甘于过平淡简朴的生活，倾注全部精力投入到《尚书》研究中去，几十年如一日。生活艰难不要紧，最关键的是史学研究可以撑着言及于此，记者才想到为何每见刘起釪的窘况，都没听老先生叫屈，总说女儿女婿身患重病也不容易，也说一些老年康复中心医护人员和护工的好话。



再就是先生那些未寄出的给北京领导写的求援信，也无片言讲自己的生活起居如何艰难，耳闻目睹全都是他对专业的孜孜以求。可他的现实生活又确实深陷窘困之中。



记者现场拍下一张借条，上书：“夏老师：请您借人民币100元给我一用。非常感谢!学生刘起舒敬请。”落款时间只写200，最后一位数字空着。





图：2011年春节，刘老先生吃的年夜饭：水饺和大白菜肉片



南京大学胡阿祥教授去年来探望的那次，看到老先生穿的裤子很旧，前面的拉链都没有了，一双宽口布鞋底都断了。护工说：我夫妻俩要护理照顾重2个老人，不能时时呆在老刘身边。



他祖籍湖南嗜辣，有一次无人的时候伸手去拿床头柜上的辣椒酱，结果失手掉在地上，瓶碎了，他就用手抓地上的酱吃。生活极其困难，邻床的人看不下去有时给他点吃的……当时，随胡阿祥来的摄像吴鹏飞难过得想哭。



此后，一些素不相识前来探望的人们，先后给老先生带来了秦淮酥糖、湖南辣酱、苹果香蕉、床单枕巾、内衣内裤、尿不湿、毛毯、电动剃须刀等各式各样的慰问品，社会暖风徐徐吹拂着老人的心田。



曾经遍访过中国所有存世的两院院士和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荣誉学部委员的著名摄影家侯艺兵，今年1月底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时候回忆：2007年7月我专程飞往南京这家养老院采访，看到刘起釪的生活状态很差十分震惊，可以说在我见到的1000多位中国学术大师中是罕见的，太不可思议了!但我没听到老先生的任何抱怨，只说谢谢组织上派人来，讲起史学，他就来劲了……



刘起釪是九三学社的一员。在九三学社中央官网上刊登着其中宣部一篇题为《窥史先秦穷经诸学》的署名文章，文里称刘起釪是“二十世纪史学界最后一位大师”。



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已经高达397983亿元，位列世界第二。我们这个对精神追求更高的社会，绝不能看着眼前这位最后的大师，怀揣他的“绝学”在“备经交困”中撒手人寰!



以上金陵晚报的报道。



我转此报道还有一个原因，金陵晚报能注意一事，缘于社科院历史所吴锐先生。2010年8月，我与同仁在苏州举办三国文化全国高层论坛（提出曹操墓造假的学术共识），吴锐先生应邀出席。吴先生与黄震云先生、林奎成先生先到南京转苏州，吴先生向我提出要去看看他的老同事、顾颉刚弟子刘起釪老先生。我当时事务缠身，未能陪同，请李路平先生开车带他去。吴先生看过告诉我，刘老先生也没有人问事，已不认识他这个同事了，很是感慨。就在前不久，金陵晚报找我要吴锐先生的联系方式，我当时也未多问。直至上个星期，我与本报道记者之一的于峰及《五十三个暴走族引起的战争》一书作者王浩，一起喝茶时，才知道找吴锐是为报道刘老先生。



真的希望，大家都来SOS一下这名老学者——中国“二十世纪史学界最后一位大师”。



另闻，刘老先生的事情已引起了南京市市长的注意，已派民政官员送去了5000元现金。真为刘老先生高兴，希望下面能真正解决刘老先生的问题，希望刘老生的梦想——“带我回北京啊!”能实现。

心中有刀

看了主帖，相信刘先生资格很老，但以前真没听说过这位学者，也从未听说他写的什么书对中国史学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说他是史学大师，言过其实了吧？

自觉的梦游人

他是当今中国尚书研究的最好的，主贴把他提到到最后一位史学大师的高度，确实过了点，但是说他是史学大师，还是可以的，至少可以说是一个经史学大师。隔行如隔山，刘先生在尚书研究方面，的确堪称大师，他不仅是顾门独传，还因为他在古文字方面强过顾颉刚先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发扬光大了顾学。

自觉的梦游人

令人心痛的是，看了主贴，我觉得好像刘先生得了老年病中最可怕的那一种病，……

平平

寿则多辱，觉得以前的师徒关系更为可贵，如果有亲传弟子，也许不会这么凄凉。

心中有刀

他是当今中国尚书研究的最好的，主贴把他提到到最后一位史学大师的高度，确实过了点，但是说他是史学大师，还是可以的，至少可以说是一个经史学大师。隔行如隔山，刘先生在尚书研究方面，的确堪称大师，他不仅是顾门 ...
自觉的梦游人 发表于 2011-2-21 08:52

谢梦兄指点。俺记下刘先生的名字了。

邱晓云

“谓谓松风来，溶溶月华至，浩唱飞葛天，低吟怀百氏。五情怅悲欢，离合尤情挚，达者伤歧致。击枕一长叹，不生付销蚀，十月入床下，有虫来啜泣，吁嗟频短歌，草间空唧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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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者伤歧致,之前似乎漏了一句.

ironland

没看明白。

以他的退休金、特殊津贴什么的，不能单独雇个护工么？

水笺

他没有孙子辈的亲人么？唉。。。

杜雅萍

90多岁，钱估计不是大问题，问题是没人帮他张罗这些事情。

老程

长寿未必是福啊。

杜雅萍

刘起釪的两次调动与《尚书》学研究
2011-02-25 18:57:11 来自: 星条旗永不落(春心莫共花爭發)
在中国古代，《尚书》为“五经”之一，乃“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 　　
　　可以说，自1959年开始，“文革”前中华书局的支持与合作，对顾先生的《尚书》整理研究意义重大。刘起釪第一次调动能够成功，除了周扬自上层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外，金灿然先生也付出了极大的心血和劳动。扬子居先生曾于 “文革”前中华书局人事组档案中，商调刘起釪先生进京协助顾颉刚先生从事《尚书》整理的旧档，并根据旧档撰成《〈尚书校释译论〉引出的尘封旧事》一文。扬子居所见旧档中“除存有顾颉刚先生、刘起釪先生的书信外，更多的是中华书局及金灿然先生向周扬、齐燕铭等领导人以及中宣部、文化部、中国科学院近代史所南京史料整理处等部门请调、商调的往返文书”。据他所说，1960年刘起釪的入京因原单位不同意而失败之后，大约在1961年上半年，金灿然与南京史料整理处主任王可风面谈，同年12月1日致函文化部干部司请调刘起釪，并附“请调干部登记表”一份，表中“拟调至何单位任何职务”一栏所填为“中华书局作社外编辑顾颉刚先生的助手”。 1962年1月，文化部干部司同意刘起釪调京，同时批示中说：“按徐部长批示，今后应积极处理精简人员，一般不再从部外调进人员，更不能从外地调进人。请你局严格掌握。”
　　从顾颉刚与刘起釪通信中看，刘起釪于5月12日接到了获准调京的通知，他在这一天写给顾先生的信中说：
　　生渥蒙师门关怀，俛赐提挈，于本日得组织上正式通知，谓调往北京中华书局服务，并谓目前业已将生家庭人口情况函告书局，接洽迁移户口诸问题。一得覆音，即可成行。多年来至盼能随侍师门，问学请业，一旦获尝其愿，快幸何似。一俟组织通知成行日期，当即襆被入都，以亲教诲。但在临行以前，生至盼能明了有关具体情况，是否生入京后即随吾师从事《尚书》整理工作，而非在书局担任一般编辑工作？是否生即随侍左右而不必随局中同仁进退？生私愿固在长侍帐侧以整理古籍终其身，无他宏愿矣。（转引自扬子居《〈尚书校释译论〉引出的尘封旧事》）
　　顾颉刚5月15日收到此信后，在日记中写道：“得刘起釪书，渠已由领导通知，转职中华书局，助我整理《尚书》，此真可喜事也。”
　　5月27日，刘起釪再次写信给顾先生：
　　拜奉教言，知生来京后当可侍帐侧，佐《尚书》整理之役，快幸之至。一俟师门将其具体问题与领导方面商妥后，生当即耑行入京。立雪匪遥，至感欢忭。……生所不知者，是否所有本人需用行李书籍均需随带？生置有图书七八架，是否目前即需携之备用？中华藏书故当不少，是否取用方便？敢请便中赐告。现不论情况如何，生已决心入京，待命即行，以能服弟子之劳，得问学之益，分师门宵旰之勤，为至大乐幸也。
　　师生二人的欢喜之情溢于言表。刘起釪的信中，所询问的主要是两个问题：一是入京后是否“即随吾师从事《尚书》整理工作”，二是自己是否需要带书，中华书局藏书取用是否方便。至于职称、待遇、住房诸问题，竟然都不关心。然而由于当时正严格控制入京人口，因刘起釪的户口等问题，调动又起波澜。
　　据扬子居先生所见，6月11日，金灿然再次致函文化部齐燕铭、徐光霄二位副部长：
　　我们考虑到顾著述丰富，为他物色助手，颇不容易，且他近几年来体弱多病，确实十分迫切需要助手帮助他工作。又考虑到顾在国内外有相当影响，他的助手问题似仍不能不加考虑。因此重申前请，请考虑在目前可否将刘调来。　　
1962年6月13日，顾颉刚为此事给周扬写了一封长信，当天的日记中，他记录了此事：
　　前日得刘起釪来信，谓中华事迟迟不定，事恐中变。昨与项平通电话后，晚得张百辰电话，知北京报进户口极难。今日因与周扬同志函，请由文化部与北京人委洽办，又连带说黄永年、王煦华两人。
　　6月25日顾先生致函金先生，信中谈到户口问题的解决：“彼意，如京中户口一时困难，个人可先行入京，以临时户口进行工作；眷属北行，将来再办。”
　　金灿然在接到顾先生信以及周扬办公室转来的顾先生的长信后，“于7月8日致信齐燕铭同志，转述了周扬同志的意见：‘周扬同志意见，顾的助手无论如何要解决，调不来，可以借。’7月18日，顾先生赴中宣部开会，以7月12日刘起釪来信面呈康生。康办7月20日转交齐燕铭，齐燕铭8月1日在康办函件上批示： ‘此事已解决，各信送中华存。’”（扬子居《〈尚书校释译论〉引出的尘封旧事》）
　　刘起釪的第一次调动，虽然前后历时四个年头，一波三折，但由于顾颉刚、金灿然的共同努力，以及刘起釪本人不计待遇、户口的决心，最终算是顺利完成。1962年11月21日，刘起釪到京。此时，顾先生尚不足70岁，而刘先生45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由1962年至1965年，成为顾颉刚与刘起釪合作进行《尚书》研究的黄金时段。
　　1965年，刘起釪到河南林县从事“四清”工作， 1969年9月，又被下放至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劳动。顾颉刚这方面，从1966年8月之后，研究工作也完全停顿。直到1971年4月，顾颉刚因奉命总校二十四史而恢复了学术活动。
　　顾颉刚第二次奉命整理《尚书》，已是《尚书》整理工作被迫停顿将近十年之后的1975年了。此次所奉之命有了明确的出处，那就是毛泽东。顾颉刚1975年9月20日的日记说：
　　起釪言，中华书局所拟出版计画，本定四年，送至毛主席处审阅，主席言：中华专出古书，而古书有极难解者，如《尚书》非有十年时间不可。因令重拟。为此，这个工作又将落到我身上。
　　据顾颉刚日记，1975年10月21日，顾颉刚改刘起釪《尚书今译》计划书，自此顾颉刚与刘起釪的《尚书》研究工作，开始逐渐恢复。此时，顾先生年迈体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有一个学术团队来支持他的学术研究。他在9月20号的日记中，就第二次受命整理《尚书》一事写到：“但我体已衰，只能帮起釪找些资料，由他作主干，而训练工农兵青年，使作辅佐耳。”在这样的情况下，刘起釪对于顾先生《尚书》整理的作用，就更加重要。然而，顾先生隶属于中国科学院历史所，刘起釪却列名为中华书局的职工，由中华书局为历史所的人提供助手，这样的人事关系，显然不利于刘起釪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尚书》整理工作中，于是便有了刘起釪的第二次调动，时间上始于1975年10月，目标是由中华书局调至中国科学院历史所。
　　这次调动无需考虑户口问题，然而却因种种原因，比第一次调动显得更加困难，也给时年82岁的顾先生和年近60岁的刘先生带来了更大的焦灼与痛苦。
　　此时，萧项平与金灿然都已在“文革”中受到迫害，分别于1970年和1972年因病辞世。在白寿彝先生的建议下，顾先生就刘起釪调动事向胡绳求助，命刘起釪代拟致胡绳函。但顾先生对刘起釪代拟致胡绳函不太满意，1975年11月5日的日记对此又有记录：
　　予因彼（指刘起釪）所作函专述自己事，而《尚书》研究实为我事，不当反客为主，因口授洪儿，嘱其代草，并由她送至寿彝处，征其同意。
　　顾颉刚对自己口授、顾洪改作的信函还是不满意，于是又自己动手，1975年11月6号的日记中记：
　　洪儿所草函嫌空虚，未将予之《尚书》工作作详细说明，因自己动手，约二千字。久不为文，自己觉得竭蹶了！
　　顾颉刚、白寿彝与刘起釪、顾洪的共同努力很快就有了成效，据顾颉刚日记，1975年11月28日，刘起釪告诉顾颉刚：“学部已派人到中华书局商调回起釪事，但尚待总经理金沙考虑。”
　　要知道，此时的顾先生已是82岁高龄的老人，身体又长期为各种疾痛所困扰，他太急于在自己辞世之前，将学问所得尽可能多地留存后世，不仅是《尚书》研究，还有他那数量浩瀚的读书笔记，都急需要助手来帮助他整理。此后，“助手”问题与学术规划、思想改造，几乎成为顾先生日记的三条主旋律。
　　看到谭其骧、郭绍虞等人在上海都有自己的学术团队，他十分羡慕，羡慕之余对自己的处境越发感伤和郁郁。1977年12月19日，因翻阅郭绍虞新著，他又在日记中发出如下感叹：
　　绍虞在沪，有助手八人，故能大干，其所作《语法修辞》一书，有四册之多。近又为《历代文论选》，亦大书也。惟足已不良于行，手亦颤与予同。厚宣有助手十人，故能编《甲骨文合编》。季龙有一班绘地理人员，故能编《中国历史地图》。思泊有助手五人，故能编《古文字总汇》。绍虞有助手八人，故能编这编那。余乃仅有一起釪，两三年来用尽全力，自乔木任院长乃办成，此皆尹达釪龁我二十余年之所致也。推其主因，固由郑振铎、陶孟和、罗常培之诋毁，亦缘于范文澜之倾轧……
　　甚至在梦中，顾先生也因没有得力的助手而郁郁寡欢。1975年11月24日的日记中记录：
　　今晨梦中得诗云：“燕子不来春寂寞，梅花未放夜凄凉。”似觉萧瑟，然如有助我工作者可成若干总结性之著作，则甚有其积极性存焉。
　　顾颉刚对于学术研究的急迫心情，使他的脾气越来越急躁，在1976年3月15日的日记中，他开始抱怨：
　　刘起釪到南京去，说十天，到今二十天迄未来。这个人好松懈也，如何能帮我工作？想起来真使我伤心，我可如何得到一个好帮手？
　　第二天，刘起釪还没回来，令他更加生气：
　　为起釪事，愈想愈气，愈气愈紧张，他哪里能帮我整理《尚书》！因此，《元曲选》看不下了。
　　3月17日，刘起釪来到顾家，也是这一天的日记中，顾颉刚记：“起釪已暂入历史所，在甲骨组工作。”刘起釪至甲骨组，似与胡厚宣的帮助有关系。1976年6月6日的顾颉刚日记中记：
　　起釪告予，胡厚宣欲来看我，商量同事《尚书》工作。彼肯相助，自是佳事。又言起釪住所内，可由他办。
　　然而，刘起釪至历史所只是“借调”，工资依然要从中华书局领取，位置还是尴尬。因此，顾颉刚又拼着病体，勉力为刘起釪事向各级领导写信求助。1977年7月4日，顾颉刚在日记里对于此事，已有凄苦之意：
　　静秋、湲儿坚欲予写向所领导信，予不堪紧张，心脏病又发，服硝酸甘油二次，并吸氧气，至三时许起床。……予已甚衰老，经不得紧张，而家人不谅解，因起釪重托，必欲予写信，致旧病重发。此心摇摇，恐不能久于世矣。
　　虽然因为刘起釪事向所领导写信而紧张致旧病重发，仅仅事隔四天，1977年7月8日，顾先生再次为刘起釪向学部写信求助，他当天的日记也记下了自己的焦灼状态：
　　起釪本科学院工作人员，调至北京，助予整理《尚书》。乃尹达以私心令入中华，遂为书局编辑。年来予累函学部，请将其组织关系调至学部，然仅办到“借调”，工资仍由中华拨给，此真“名不正”也。予今日正为作函，请领导办此事，而静秋看我函稿，横加干涉，使我一紧张，冠心病又作，只得输氧气及服硝酸甘油矣。
　　偏巧此时“中国科学院”改组，历史所隶属新建之“中国社会科学院”，而新任院长究竟为何人尚无法确定，因此顾先生为刘起釪所写之信，没有得到任何答复。这一阶段，顾先生也因为助手问题得不到解决，变得越来越焦虑。他在1977年9月5日的日记中自省：
　　魏大夫谓予向来乐观，今日为何一变常态，入于焦躁。盖一则予老年慢性病太多，体不能任，再则以整理笔记事急，而迄无一得力之助手。倘今年找不到人，则《史林杂识》明年即不能出第二册矣。予命尚有几年，安能轻易放过。是则予性情急躁之总原因也。
　　“予命尚有几年，安能轻易放过”，这便是顾颉刚晚年最激扬的心声，也是他性情急躁的根本原因。他变得越来越爱生气了。1977年9月24日，“整理一生笔记册，孰意皆为起釪翻乱，幸每册首批明甲乙，尚易理耳。终因此生气不止”。 9月26日，又因为刘起釪将所借书散失而不悦：
　　起釪十余年来随手取余书作参考，然不负责任还书，经文化大革命，遂至散失。问之则茫然。
　　即使别人对刘起釪的夸奖，也并不能令顾先生感到开心了。1977年9月29日日记：
　　程文杰甚称道刘起釪用功，此亦衬出社会科学院用功人之不多也。
　　刘起釪由南京调至北京后，我们只大略了解他的学术工作，在此期间的生活状况，他自己从未在任何回忆文字中有所流露，我们可以找到的文字资料十分少。只是从刘起釪关于书籍散失一事所写给顾先生的信中，约略可以窥知，他在北京缺少一个固定的住所，因此所用书籍只能到处散放，甚至有部分书籍不得不存放到儿子岳父家的厨房里，由此住处之窘迫，便可推想刘起釪生活之艰苦。由这一点生活景况的蛛丝马迹，我们便可以更加理解1978年时，已经61岁而仍然过着“漂泊” 生活的刘起釪，为何忽然对于调动、对于固定的住处，如此的焦虑了。
1977年11月，刘起釪的调动由于社会科学院刚成立而得不到答复，因“予命尚有几年，安能轻易放过”而万分焦急的顾先生，11月14日给中央高层写信，请调王煦华先生来做自己的助手。
　　与刘起釪先生的二次调动相比，王煦华先生的调动相对顺利得多，12月2日，历史所政工科即有人向刘起釪了解王煦华的情况。由王煦华的调动上，刘起釪又看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领导班子下自己正式调入的希望。12月4日，刘起釪写信请顾先生帮助：
　　已经向群众正式传达了中央文件，任命胡乔木同志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于光远、邓立群同志任副院长。
　　星期五日历史所政工组的同志来找我，问顾先生要调的姓王的同志的情况，说准备去调。我回答只知道这件事，不知道王本人情形，可以回去问问顾先生。那位同志就说，我直接打电话去问。大概后来他给您打了电话。
　　就这件事可看出：1. 新的院领导办事抓得很紧，要办就办。2. 对吾师的意见非常尊重，不会不支持。因此我的调院问题，吾师也须趁此抓紧办才好。师意以为何如？
　　据顾颉刚日记，12月24日王毓铨先生至顾先生家，劝刘起釪先生“《尚书》工作须赶快做，因为顾先生年龄究竟大了”，“又说我十年前发表的文字，如《大诰》、《世俘》、《史林杂识》等均非常切实，能解决问题”。12月29日，顾先生又在日记中记录：“中华书局要收回起釪任编辑，《尚书》工作势将停顿。此皆尹达之厉阶也。予必当争之。”可能跟王毓铨先生的劝解与中华书局的态度有关，12月31日，在如往常一样的汇报进度之后，刘起釪在信中对工作缓慢的原因作了解释，再次急迫地提到调动，以及与调动密切相关的房子问题：“希望吾师抓紧替我办调职的事，稍纵即逝，这一批房子分完，又赶不上分房子了。”
　　大约1977年底或1978年初，刘起釪在给顾先生所留纸条中又写到：
　　这件事要抓紧进行才行。我看再给院部写信是没有用的，因为中华书局不买院部的账。给“中华”的上级写也将没有用，因为他只能站在中华立场考虑问题。他不支持他的下属也不好办。我的意思是只能向上面请求，上次您给国务院关于上海王同志的信，我就想您一道请求，一道办妥。现在看样子只能再向国务院请求一次才行。
　　大约因为是便条，所以比写信要随意一些，因为随意，可以看到刘起釪先生的急迫心情。在刘先生的请求下，顾先生再次向上级请示，请求将刘起釪由中华书局正式调入历史所：
　　我前已几次请于学部领导，将刘的编制调来历史所，……可是听说“中华”拒不允调，还说因工作需要，希望他回去，这是完全没有理由的。……调出他而及时写好《尚书》，正所以完成书局规划，不让调出，反而不能完成规划，这是非常明显的事。……他在“中华”工作不受重视，生活不受照顾，表现为可有可无的人。（生活不给应有的照顾这一点最为突出。刘在科学院南京史料处时受高研究人员待遇，但在中华书局除了没法减低他的工资外，所有待遇都取消了。让他和几个出版事务人员挤在五层楼上四个人一个套间的很小的集体宿舍里，曾经长期五个人挤着住。不仅他在北京的亲属［儿子、孙子等］不能住在一起照顾他的生活，更主要的是他有十几箱书，一直堆在他儿子岳家即一退休老工人的小平房拾盖的破厨房里面，没法展开使用，影响他的研究业务很大。而“中华”组织上明确对他讲过： “将来到了有多房子的时候也不分配给你，到时你不能提出请求要房子”。我看他实在不方便，只好叫他到我家来，挤出一个铺位给他住。但由于他每天在所里工作夜深才回来，因我家是大杂院，叫门不开，往往又只好跑回“中华”爬到五楼上睡。）以此种种来看，更非调离“中华”不可。
　　从顾先生这封请示上级的信中，我们对刘起釪当时的生活状况了解得更多一些。——他为了《尚书》研究而由南京史料处调至中华书局，不仅原来享受的高级研究员待遇被取消，而且曾经长期五个人挤住在一间很小的集体宿舍中，人没有固定住所，书也只能寄居别人家里，这对于一个需要随时查阅大量书籍才能得以进行的《尚书》整理研究者来说，的确是极不方便。同时，这种居无定所的生活，对一个２０岁左右的单身青年可能还算不了什么，但刘起釪先生此时已61岁，也算得上是老人了。
1978年1月7日，刘起釪先生致信顾先生，再次谈到调动工作的进展：
　　这周五天时间里，花了两天写致中华党委的报告，用一天时间去找中华找了陈原同志面交了报告，提出了我的看法，请求根据客观实际同意我调历史所，然后又去找了白先生，请他找陈原同志说说。
　　1月15日刘起釪在给顾颉刚写信汇报《尚书•盘庚》“校释”的进度时，在信的末尾又提到“调编制的事仍有待抓紧办”，1月22日在汇报《尚书•盘庚》“附论”部分的进度时，信的末尾又说：“调编制的事尚无进展，令人着急。”
　　由顾先生此一阶段的日记中，刘起釪与王煦华的调动，也是他最挂心的事情。1978年1月22日，日记中记“起釪来，为组织关系事，为写陈原信”。 1978年3月16日的日记中又记：“与起釪谈。予上月写陈原信，说明起釪调京，原为助我整理《尚书》工作，与中华书局本不发生关系，乃不得覆，仍要他前往审稿，此真无理取闹矣。起釪欲予致周扬一函，以彼时周任文化部副部长，中华属彼管辖，当能发生作用也。”
　　六十多岁还过着居无定所的漂泊生活，以及历时四年而无结果的艰苦调动，如果不能令人发狂，至少也可以令一个正常人郁郁不乐。1978年8月，很可能王煦华先生由上海至北京的调动，对于刘起釪先生也是一个很大的触动。我们看到1978年8月6日的顾先生日记中，记有“与刘起釪谈，劝之”一语，8月17日，顾夫人派人整理西屋，以迎接王煦华先生20日左右的到来，而8月19日，在王煦华先生约定到来的前一天，顾先生的日记中，记录了刘起釪先生与顾夫人之间的冲突：
　　静秋因起釪说她“欺负人”，大生气，肝胃炎突发，大吐，入阜外医院，两天后出。我为起釪事生气，为静秋病着急，终夜服安眠药五次无效，耿耿到晓，湲儿量予热，为三八度。
　　在顾先生的坚持下，在刘起釪先生与顾先生乃至顾先生的家人经历了种种心酸与波折后，刘先生最终还是得以正式调入历史所。然而就在刘起釪先生正式调入后两年多，顾先生便长辞人世，自此，“古史辨”的旗帜，只能交给刘起釪、王煦华两位先生，以及顾先生的女儿顾潮、顾洪两位女士了。
陶行知曾有诗云：“人生天地间，各自有禀赋。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如果说顾颉刚的一生是为开创新史学而来，则刘起釪的一生，则是为新史学研究的重镇——《尚书》学研究而来。《尚书校释译论》的出版，凝聚着顾、刘之间最深挚的师生情谊。顾颉刚在日记中曾数次自省，因爱才惜才而又待人先宽后严，得罪了很多人，社会变迁与政治风波，更可以使原本友爱的师生感情隔阂，甚至分道扬镳。政治上的风风雨雨，却童话般地未使顾颉刚与刘起釪之间生出嫌隙，他们之间的感情与合作，竟然奇迹般地未受任何侵染。政治运动来了，顾颉刚要写检查、接受调查，刘起釪要去干校劳动，没有做研究的间隙，研究就停下来，一有可供研究的安静时间，他们又可以立即投入工作。《尚书》、《尚书》，仿佛一切都是为了《尚书》。人作为有限的存在，总不会如神般完美，然而《尚书》研究，却将人性的弱点以及因人的缺点而生的矛盾和枝节净化，从而益发呈现出人之精神与品德的光辉。

ys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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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俺又要来乱说一番了。
    责在家人。
    理由是：刘先生的工资、津贴到那里去了？
    女儿可能年纪也不小了，但是，她的后代呢？
    以刘先生的工资、津贴，如果都用在刘先生身上，生活不至于这般苦吧？用这些钱，专门请一个护工难道办不到？
    不过，也还有另一可能，就是刘先生已患了老痴之症，许多事已不是常理可度的了。

    这类事，应该是家务事，因为刘先生还有家人在。政府、九三之责在于关心、督促不够。
    俺甚至以为，南京市长那五千元钱，也要看情况来议——如刘先生的退休工资、津贴完全可以维持他一个人的吃用开支和请一个护工的支出（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那市长之责就是应该查这些钱到那里去了？

ys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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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南京市长的建议：
    1、 拨出专款给南京市图书馆，用于收购刘老那一集装箱的古籍图书。
        很明显，这些图书如其不管，即将散佚。
    2、 将刘先生“出售”图书的款项及他的退休工资、津贴，专项保管开支。
    3、 将刘先生移到高级的养老院里，一人一室，并聘用专人负责护理。
    4、 刘先生的医药保健、衣食住行费用，就在专项经费里开支（应该有富余的）。
    5、 专项经费，请刘先生现在立下嘱咐，百年后如有结余，如何处理，应按刘先生意愿解决。

去意无边

看情形刘先生有可能得了老痴症。得此病的老年人好象越来越多了，这是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不知道有没有攻克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