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森：25万亿广义货币是如何创生出来的？

亚平

自2010年下半年以来，面对CPI上涨的势头，中国央行开始实施了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到目前已经提了8次提高商业银行准备金率和3次加息了。尽管国家统计局昨日公布的2011年1月份的CPI涨幅低于预期，同比增加4.9个百分点，使人们好像松了一口气，但目前看来，中国政府决策层可能还会继续收紧货币政策。
　　为什么数月来中国政府决策层采取了一紧再紧的货币政策？显然是怕2011年中国通货膨胀失控。到目前为止，中国经济体内的广义货币已达73万亿元，已是中国GDP总量的1.82倍。在许多人眼中，这巨量的货币流动性，好像是过去中国经济快速市场化过程中积累下来的一个巨大“堰塞湖”，并相信它正悬在中国经济的上游，迟早会把下游的大小河道溢满，并把PPI和CPI不断推高，因而管住这巨量流动性，不让它从银行储蓄的坝中溢流出来，是央行的当务之急。这一逻辑是否成立？这一宏观经济管理思路是否对头？
　　弄清这些问题，显然是非常复杂的任务，需要深入的理论和现实思考，甚至需要用新的理论视角来观察中国经济与社会。作为一名宏观经济学和货币经济学的外行，笔者谨根据自己最近所关注的一些文献，谈点自己的粗浅的直观认识，以抛砖引玉，引起更多的内行人来探究中国经济的未来走势问题。首先，让我们来回顾一下近两三年中国宏观经济的演变动态，理清这巨量货币流动性是如何积累起来的，然后看能否慢慢从中理出个头绪来。
　　反观一下这几年中国政府宏观政策的变动轨迹，就会发现，从2007年下半年到2008年第二季度，为了遏制当时已抬头的CPI上涨势头，央行就采取过最近这样一紧再紧的货币政策。从2007年7月到2008年6月底，央行曾6次升息和12次提高银行准备金率，甚至到最后动用了银行信贷控制的“窗口指导”。然而，到了2008年下半年，面对当时世界经济衰退和中国外贸出口急剧下滑的严峻形势，决策层来了一个180度的宏观政策大转向，推出了所谓的“4万亿的刺激经济计划”，同时又促使央行采取了极其宽松的货币政策。2008年第三季度之后，银行信贷就开始超常增长。2009年1月到3月份，每月的银行贷款都超过1万亿元，3月份竟达到贷款峰值1.89万亿。随之，中国的M1和M2都有快速增长。2009年全年，中国的M1竟增幅高达32.25%，M1总量从2008年12月的16.62万亿增加到2009年年底的22万亿。2010年，中国的M1继续攀高，到12月底，已增加到26.66万亿，在2009年的基础上又增加了21.19%，两年净增了10万亿。同一时期，M2也快速增加，到2009年年底，从2008年12月份的47.52万亿增加到2009年年底的60.62万亿，净增了13万亿多，增幅也高达27.58%。2010年，中国的M2继续快速增加。到2010年12月，M2存量达到72.58万亿，两年净增了25.1万亿。今天有点令人不解的是，在2009年全年银行信贷极其宽松的情况下，中国的基础货币并没有增加多少，在上半年数个月中都是负增长，甚至在8月份和10月份增长也是负的。这一期间，M0也没有增加多少，只是从2008年底的3.42万亿元增加到2009年12月底的3.82万元，全年仅增长了4,000亿元。在M0没有大幅增长的情况，在2009年5.38万亿的M1和13.1万亿的M2是如何创生出来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近两年的中国政府为应付世界经济衰退和中国宏观经济增速下滑，最多只是推出了一个所谓的4万亿的刺激经济计划，怎么一下子就从一个叫“央行”的魔瓶中怎么释放了出来这25万亿的广义货币？
　　当今中国经济社会中出现的这类问题，好像从传统的宏观经济学教科书和经典的货币主义理论中难能找到现成答案。目前看来，也许只能从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明斯基（Hyman P. Minsky）、戴维森（Paul Davison）、卡尔多（Nicholas Kaldor）以及后凯恩斯主义（the Post-Keynesianism）经济学家摩尔（Basil Moore）等为代表的内生货币（endogenous money）理论中去寻找一些理论解释工具。因为按照这一凯恩斯主义流派的观点，货币主要不是央行外生供给的，而是“产生于为投资而融资和资本资产头寸融资的过程之中”（见明斯基《稳定不稳定的经济》中译本第106页）。按照这种内生货币说，在现代的信用货币体系中，不是央行增发了货币而导致商品的物价上涨，而是资本资产头寸的增加，以及名义工资和其他收入的增加，导致广义货币在经济体内部“内生地”创生出来，即是从PY→M，而不是像经典的货币主义所认为的那样是从M→PY（见John Smithin《货币经济学的争论》第3和第5章）。
　　依照这一理论来审视近两年中国广义货币的迅速膨胀现象，笔者的初步判断是，这一巨量货币的创生，除了这些年中国外汇储备的快速积累导致央行被动地增发货币来对冲外币从而不断地增加基础货币这一因素外，主要是各级政府和国有企业为巨额投资融资和以房地产行业为龙头的资本资产头寸融资的结果，同样各行各业收入增加（尤其是一部分人的灰色收入大幅度增加）亦是其中原因之一。从这一“内生货币”的理论视角来判断中国的经济运行，可以认为，近两年25万亿广义货币的创生，本身就创生自2008年下半年决策层所发动的“4万亿刺激计划”的实施过程，而不是央行在执意超发货币的结果。换句话说，2009年全年中国M1的32.25％的增幅以及27.58％的M2增长，并不完全是央行的错。因为，从货币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上来说，决定货币供应量的，除了央行所能控制的基础货币外，还有货币乘数，而后者则不是央行所能完全控制得了的，——尽管在央行手中有利息率、银行准备金和公开业务市场操作这些货币政策选项。
　　如果说2009年中国经济体内的M1和M2的高速增长并不完全是央行的错，也实非央行专家之所愿，但2010年全年政府决策层的货币政策看来就要打些折扣了。在整个2010年中，尤其是在上半年，决策层的货币政策紧紧松松，左右摇摆，举棋不定，直到第三季度后，才最终采取了较一致的货币紧缩政策。2010年决策层的货币政策摇摆不定，导致银行信贷在某种程度上说再度失控：全年银行贷款规模在2009年的基础上又增加了7.95万亿，加上外汇储备以及外汇占款同时快速增加，导致全年M1又增加了21.19％，达到26.66万亿；同时，M2也增加了19.72％，达到72.58万亿。
　　现在，这近73万亿的广义货币已经被创生出来了，好像成了如《一千零一夜》故事中所描述地那样是被一个渔夫从一个叫央行“魔瓶”中释放了出来的“数字巨魔”。2010年下半年以来，CPI和PPI指数逐渐抬头，好像是这货币“巨魔”要开始发威了。面对这近73万亿的广义货币，目前在全国上下，许多经济学家开始担心2011年中国的CPI上涨控制不住，故货币政策一再收紧。但是，在央行银行准备金一再提高和加息以及其他紧缩货币政策的手段都将准备再用的时候，决策层想过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与这近73万亿广义货币相对应的是47万多亿的银行贷款存量，也有巨量的各证券公司的“客户保证金”，到底这73万亿广义货币中，能有多少会溢出各银行储蓄“大坝”而流向消费品市场和生产资料价格市场从而推高CPI和PPI？即使我们承认这73万亿的巨量货币流动性已经在中国经济体内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堰塞湖”，但又应该如何处理？是通过进一步提高商业银行准备金率和加息从而用“卡”和“堵”的办法管住这巨量的流动性，不让它从各银行的储蓄账户中流出？还是采取“疏”的办法让它流向某个地方，并且在让其安全流出时“发电”，而不是让其任意泛滥？这好像又要来考验中国政府决策层的宏观经济管理智慧和治国哲学了。
　　再说，为了遏制目前物价的上涨势头，央行一再提高银行准备金和加息，以求来“卡”和“堵”住这已经创生出来的货币流动性，以求挡在各银行储蓄的“坝”中尽量让它少流出，因而在控制贷款规模从而减少未来的广义货币的再“内生地”快速增加肯定有积极的作用和效果，因而在目前看来是必要的和必须要采取的措施；但是，“卡”住了今天，“堵”得了现在，还能“卡”明年、“堵”后年么？央行可以永远地“卡”和“堵”下去？再回过头来反思一下这三年多的货币政策，没有2007年下半年到2008年货币政策一再收紧的“卡”和“堵”，从而造成中国经济体内巨大的“流动性过剩”，会有2009年之后巨量流动性的猛烈“开闸放水”和“泛滥”？现在，是否我们又再重蹈2007年下半年到2008年上半年货币政策的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