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杨天石：“中国救星”？“人民公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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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天石：“中国救星”？“人民公敌”？

——告诉你所不知道的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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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天石

主讲人 ｜杨天石 整理 ｜刘火雄           蒋介石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作为国民党“总裁”，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国民政府主席，中华民国总统……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国民党称蒋介石为“中国的救星”，甚至是“世界的救星”、“千古完人”。     中共方面，即使是领袖毛泽东，不同时期对蒋介石的评价也天差地隔。如1938年10月，中共延安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在报告中说：国民党“有孙中山先生、蒋介石先生前后两个伟大的领袖”，到了1945年，毛泽东则以“新华社发言人”身份宣布蒋介石是“人民公敌”。     要写出科学、准确、全面的中国近代史，要提高中国近代史的科学水平，一定要给蒋介石、国民党一个正确的、全面的、实事求是的评价，这对于建立和发展两岸的和平关系至关重要。           重庆谈判想拘留、审判毛泽东           蒋介石从1915年开始记日记，一直记到1972年，共计57年，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这不但有利于了解他的内心世界，也披露了许多政坛内幕。     1945年抗战胜利后，蒋介石给毛泽东发了三封电报，邀请他到重庆共商国是，最初决定以“诚恳、忍耐”四字方针对待毛泽东。估计到毛泽东会有很高的要求，蒋介石说要“忍耐”。毛泽东赴渝后，表示中共要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同时承认蒋介石委员长现在在全国的领导地位。这两条蒋介石当时看得很舒服、很高兴。随着毛泽东提出其他的一些条件，蒋介石很生气，于是把先前确定的四字接待方针改为“拘留、审判”。蒋介石想借毛泽东到重庆谈判机会把他扣下来，然后付诸法律审判。当初因为美国保证毛泽东的安全，毛泽东才到的重庆，斯大林也连续打了几封电报给毛泽东，说一定要去。现在把毛泽东扣了，蒋介石估计有两个可能，苏军当时占领了中国东北，苏联有可能（因毛泽东被扣）拒绝撤兵，另外苏军可能占领新疆，进攻中国的西北。蒋介石心想，把毛泽东扣下来，即使苏联采取这两个举动也值得。反复权衡，蒋介石还是不踏实，于是决定了新的四字方针。首先是“授勋”。蒋介石决定给毛泽东授一枚抗战胜利的勋章。第二“礼送”，派飞机、派张治中为代表，彬彬有礼把毛泽东送回延安。     事后，蒋介石想，他这件事做得怎么样，然后在日记里写了一段话，他说毛泽东这个人阴阳怪气、绵里藏针，不好对付。我料定毛泽东不能成事，他不会逃得出我的掌心。蒋介石的内心世界，正是通过他的日记才能够发现这些秘密。           日记里骂宋美龄和孔令侃“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           蒋介石的日记有相当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他不是为了发表，不是为了作秀。蒋介石喜欢骂人，蒋介石在日记里边大量记载了他骂人的话。如孙中山先生的少爷孙科，蒋介石在日记里骂他是“阿斗”，说孙科这个人不仅卖党，而且卖国；孔祥熙是蒋介石的连襟，蒋介石在日记里骂孔祥熙是“无耻之尤”；宋子文是蒋介石的小舅子，蒋介石在日记里说宋子文这个人嚣张跋扈，绝不可用。     就连妻子宋美龄，蒋介石在日记里也骂，无非骂得婉转一点。1972年，病中的蒋介石在日记里连续好几天都写了这样一句话——“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这是说世界上有两种人不好伺候，一种是女子，一种是小人。蒋介石这是在骂宋美龄和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     原来尼克松为竞选美国总统，到台湾跟蒋介石会谈，尼克松本意是想让蒋介石赞助一些竞选经费，当时台湾有钱。尼克松不好意思跟蒋介石说我现在要竞选总统，你给点美金，我回去好活动，尼克松没有讲这句话。蒋介石想，你不开口，对不起，我也不开口。尼克松只好空手而归。谁知这次尼克松却当选了。尼克松上台后，立马派国务卿基辛格访问北京，随即亲自访华，于是，就出现了尼克松从飞机上走下来，周恩来上前，双方握手的那样一个历史画面。蒋介石就想，为什么尼克松突然变得对中共友好了？思前思后，蒋介石认为，原因就在于自己当初没给尼克松竞选经费，以致对方记恨，而这正是当初宋美龄和孔令侃的主张，所以蒋介石就在日记里骂他们两个人是“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           色戒：连这点小小的欲望都克服不了，和一条狗有什么两样           蒋介石日记写了很多个人隐私。蒋介石早年有三重身份：追随孙中山的革命志士；儒学的信徒；上海洋场的花花公子，搞三陪、逛妓院，这些蒋介石都干过。但蒋介石说他要做中华民国的模范，要当古往今来第一号的圣贤豪杰，于是他下决心要跟自己荒唐、好色的毛病斗争。蒋介石年轻时，比如上大街，对面走过来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蒋介石看了以后，心想，这个女孩子长得很漂亮，心动了。当天晚上，他就会在日记里写上“见艳心动”四个字，后面还有“记大过一次”五个字。     蒋介石曾受孙中山的委派，在福建南部打仗，偶尔回上海看看。那时从福建南部回上海，一定要先到香港换船，蒋介石去香港之前会写一段日记，说“香港是一个花花世界，我蒋介石能不能经得住考验，就看今天了”，以此勉励自己改正好色这一毛病，后来又写“我又犯错误了”，他说自己每天都读曾国藩的书，连这点小小的欲望都克服不了，还算人吗，和一条狗有什么两样？能将这些隐私写进日记，这也反映出蒋介石日记有较大可靠性。总体来说，他的日记真实性较高，是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反攻大陆拒绝苏联援助，不能当吴三桂、洪承畴           蒋介石首先是一个民族主义者。     1923年，蒋介石被孙中山派到莫斯科，头衔是“孙逸仙军事代表团团长”。孙中山为了提高蒋介石的身价，特别给列宁写了一封信，说蒋介石是我的代表，我的好朋友，希望列宁能够很好地接待。因列宁病重，两人没能见面，但蒋介石见到了苏联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蒋介石向托洛茨基要求，苏联方面同意在蒙古的库伦（今乌兰巴托）建立国民党的军事基地。开办一座军官学堂，训练一支军队，然后从蒙古出发，进攻当时北洋军阀的首都——北京，曹锟时任中华民国大总统。     孙中山的革命根据地是广州，但广州旁边的香港当时是英国殖民地。国民党的军队从广州北伐，英国随时可以在广州捣乱，令“后院失火”。从广州北伐要经过广东、湖南、江西、湖北、河南、河北六个省，要跨过长江、黄河，帝国主义的军舰可以从上海一直开到武昌的江面，把北伐军拦腰斩成两段，因此孙中山和蒋介石都不认为广州是一个理想的根据地。库伦离北京很近，出了蒙古就是张家口，到了张家口就等于到了北京，中间没有高山峻岭，没有大江大河，因此孙中山和蒋介石把军事基地选择在蒙古库伦。     当时蒙古还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十月革命以后，苏联红军就驻扎在库伦。苏联方面一直把蒙古看成自己的势力范围，当蒋介石向托洛茨基提出这个要求时，托洛茨基说，国民党的脚不可以踏上蒙古的土地，你们要进攻北京，只能从蒙古的边境上起兵。蒋介石的要求遭到拒绝以后，他在日记中写道：“求人不如求己”，有的人别看口头讲得很好，是同志、是盟友，但是考虑问题都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也就是在1923年，蒋介石看出了苏联领导人有民族利己主义和民族扩张主义。这是蒋介石后来反苏的原因之一。     1968年，又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原来蒋介石撤退到台湾以后，做梦都想反攻大陆，不甘心失败。但台湾地方小、军队少，所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蒋介石把反攻大陆的希望寄托在美国人身上。蒋介石希望美国人出钱、出先进武器来帮助国民党反攻大陆。久而久之，蒋介石发现美国人没有这个意图。给美国总统写信说明他需要美国人的支持，都没有下文。蒋介石由此悟出一个道理：美国人并不想帮助国民党反攻，美国人是想把国民党当成一条看门狗，帮助美国看守西太平洋。     就在蒋介石对美国援助失望的时候，中共和苏共吵起来了，中共批判苏共是修正主义，是社会帝国主义，两国关系随之坏到了极点。恰好这个时候，苏联派了一个名叫维克多·路易斯的人，其公开身份是英国《伦敦晚报》的记者，真实身份却是苏联特务，有论者认为此人受苏共中央国际部领导。路易斯于1968年从日本到了台湾，并找到蒋经国说：你们不是想反攻大陆吗？要是缺钱的话，苏联可以给钱。缺武器呢？开张清单来，你们想不想利用苏联在中国边境的那些基地呀？尽管提出来。苏联这是要用钱、用武器、用基地提供给国民党，帮助国民党实现反攻大陆的愿望。     双方开始在台湾商谈，后来一直谈到欧洲的维也纳。蒋介石最初很高兴，觉得美国人不帮自己，现在有苏联的帮助了。但到了1969年，蒋介石想来想去，觉得苏联的援助不能要。他在日记里说，苏联援助国民党，一定是想乘机侵略中国，可要记住吴三桂和洪承畴的教训，不能够重蹈他们的覆辙。当年清兵入关，吴三桂、洪承畴起了作用，蒋介石表示自己不能够当吴三桂、洪承畴，不能够把苏联人引进中国来。     1969年下半年，苏联在中国北方边界屯兵百万，毛泽东提出来“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要准备跟苏联打仗，苏联随时有可能从北方进攻中国。就在这个时候，蒋介石又在日记里写了一段话：我决不在这个时候反攻大陆。我在这个时候反攻大陆，苏联就可能趁机侵略华北。     以上不难看出，尽管蒋介石和中共势不两立，做梦也想反攻大陆，但是他仍有鲜明的民族立场，不愿意给苏联人提供可乘之机。           赞助反纳粹人士推翻希特勒政权，阻挠德、日法西斯会师印度洋           1942年，德国军界、政府内部有一部分军官和官员要想推翻希特勒，甚至制定了要暗杀希特勒的计划，想在推翻或者暗杀希特勒之后，建立一个没有纳粹的德国。     这部分反纳粹人士希望得到罗斯福和丘吉尔的支持，希望在推翻纳粹、建立新的德国以后，西方世界能够对新德国平等相待，不要把新的德国当成战败国。他们希望蒋介石能够出面跟罗斯福来谈判这个问题。蒋介石的日记、在美国保存的宋子文档案、在台湾保存的中德关系档案都证明了，蒋介石派了一个特使到欧洲去联络这些反纳粹的人士，对他们表示支持，现在知道，至少有一次是提供了三万美金经费援助。蒋介石还通过当时正在美国访问的宋美龄，把这个信息告诉了罗斯福。可见蒋介石对于德国反纳粹力量的反希特勒计划是支持的。     期间，希特勒的助手、二号人物——戈林派了一个代表，会见蒋介石在欧洲的外交代表。中德两国当时已经绝交了，戈林提出要订立中德军事密约，提议希特勒的军队从高加索、从中东进攻印度，中国的军队从缅甸进攻印度，双方合作把印度拿下来，然后让日本和德国的军队、东方的法西斯和西方的法西斯在印度洋会师。如果东西方法西斯在印度洋会师，那对世界反法西斯战斗极为不利。在这个问题上，蒋介石告诉外交代表，要坚决拒绝，此事无论如何不能够谈。           拒绝交出中国战区指挥权，把罗斯福指定的参谋长史迪威赶回美国           美国在“二战”中是中国的盟国，美国总统罗斯福曾给中国很大援助，但双方在1944年发生矛盾。按照罗斯福的意图，此前成立了中国战区，包括中国战场、越南战场、泰国战场、缅甸战场，统帅是蒋介石。罗斯福给蒋介石派了一个参谋长——后来的美国四星上将史迪威。当年，由于中国战场国民党军队打得不好，罗斯福让蒋介石把指挥全部中国军队和全部中国战场的权力交给参谋长史迪威。蒋介石认为军权是国家权力的重要部分，不能交。蒋介石告诉罗斯福，中国的国情复杂，权可以交，但要慢慢地交。罗斯福看出蒋介石是想拖、想磨，于是给蒋介石下通牒，想迫使他交出权力，否则休想从美国人手上再拿到一分钱援助。     蒋介石采取了两项对策，首先是准备跟美国绝交。蒋介石想，1937年卢沟桥抗战以来，中国已经抗日6年了，大不了继续单独抗日，不要美国人的钱了。另外，蒋介石以攻为守，对罗斯福说，自己不喜欢史迪威这个人，请把他召回美国去。罗斯福当然觉得这很没面子，权衡再三，觉得不能没有中国这个战友，只好自己找台阶下。他回复蒋介石：不要史迪威可以，美国的将军很多，你选，你从我们美国将军里挑三个，我来圈定一个。最后，蒋介石从美国将军里挑了三个人，罗斯福圈了一个人叫魏德迈。在这个问题上，蒋介石维护了国家的主权，维护了民族的尊严。           1923年在莫斯科差点加入中国共产党           蒋介石也是一个改良主义者。蒋介石早年很革命、很激进，他有一段日记说中国的问题不在军阀，不在官僚，而在资本家。把资本家全杀光，中国就有希望了。     后来蒋介石变了。1923年，蒋介石在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的会议，共产国际的最高领导人跟蒋介石讲，中国革命不仅要没收外国资本家的财产，还要没收本国资本家的财产。当时中国革命的任务是民主革命，要把外国的财产、外国的工厂、中国资本家的资产统统没收，这是极“左”的思想。蒋介石当场跟共产国际的领导人顶起来，强调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第一步是解决民族独立的问题，第二步才能解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问题。当年在莫斯科有一个中共代表团，觉得蒋介石还不错，于是跟蒋介石谈话，要发展蒋介石当共产党员。蒋介石想了想，拒绝了。他就一条理由：让我参加中共，我是国民党员，事关重大，这要请示孙中山先生。最终蒋介石没有在莫斯科参加中共。     后来，蒋介石和中共的矛盾逐渐增加，矛盾之一是领导权之争。蒋介石表示中国革命要国民党领导，中国共产党表示中国革命要由中共来领导。领导权只有一个，两个党都要领导权，怎么办？蒋介石最初是找共产国际。1926年下半年，蒋介石把他自己身边的秘书、中共创党时期的党员邵力子派到莫斯科，传达他的三个要求：世界革命必须由共产国际领导；中国革命必须由中国国民党领导；中国国民党要求参加共产国际。     对于第一个要求，斯大林听起来当然是心花怒放，世界革命要共产国际领导，共产国际谁领导？就是苏联共产党领导，当然就是斯大林领导。“中国革命要由国民党领导”，斯大林不赞成，但他没有立即反对，后来通过共产国际做了一个决议，说中国革命要由无产阶级来领导，无产阶级领导当然是中共的领导。“国民党要参加共产国际”这个要求把斯大林难住了。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政党，参加共产国际像咋回事？斯大林于是又通过共产国际做了一个决议，让国民党当共产国际的观察员。后来邵力子有一段时间就在莫斯科，当国民党在共产国际的观察员。           蒋介石学毛泽东著作，在大陆搞土改试验为何失败？           蒋介石和中共的矛盾之二是思想、主义、策略之争。蒋介石认为要救中国，只能实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而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是要最终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蒋介石总结了三点国民党跟共产党的分歧：共产党主张消灭私有制，国民党主张保护私有制，后来蒋介石把这句话加了几个字，“国民党主张保护合理的私有制”。其次，共产党主张阶级斗争，国民党主张阶级合作。第三个分歧，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利益，国民党代表全民的利益。此后，蒋介石从原来的革命者转变成一个改良主义者，终其一身，蒋介石始终是一个改良主义者。土地问题可为例证。     耕者有其田，让没有地、少有地的农民取得土地，这是孙中山的主张，是国共两党共同的奋斗目标。但孙中山有两句话，第一句话叫“让农民得到土地”，第二句话“让地主也不受损失”，这两句话才是孙中山土地思想的完整的表述。后来中共和国民党实际上走了两条路，中共在农村搞的是六个字：“打土豪、分田地”。“分田地”的先决条件是“打”，没有“打”，地主的土地拿不出来，所以中共的土改路线是一条斗争的路线，“打”字当头，地主为此就要受损失。早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毛泽东就讲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革命不能温良恭俭让。但蒋介石、孙中山希望搞的是和平土改，是让地主也不吃亏的土改。一个是革命路线，一个是改良路线。     中共以“斗”字当头的土改胜利了、实现了，而国民党那种和平的、双赢的土改，在大陆，在国民党执政22年之内始终没有作为。1949年蒋介石下野后到浙江奉化老家走了一圈，他在日记里说：22年了，奉化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国民党保守。     蒋介石痛定思痛，认识到自己之所以在大陆最终失败就是没有进行土改，所以到了台湾后，蒋介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土地改革。台湾的土改是按照孙中山的双赢主张做的。一边是地主把土地交出来，另外一边是政府把公营公司的股票交给地主，这就是和平土改，农民得到了土地，地主也不受损失。不少地主知道股票是好东西，保存了下来，等到台湾经济起飞以后，这部分地主就成了工业资本家。     国民党的土改在大陆搞不下去，为何到了台湾却成功了呢？道理很简单，国民党在大陆搞土改，要动的是大陆的地主，这些地主往往是国民党员，或者是国民党官员的三亲六故，怎么下得了手？     1948年，蒋介石思考过一个问题，共产党的部队打仗很勇敢，每战必胜，国民党部队都不想打仗，每战必败，怎么回事？蒋介石就学毛泽东著作，想从中找答案。他看了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后，恍然大悟，共产党的部队为什么能打仗，因为共产党给农民分了地，士兵为了保卫胜利果实，打仗就勇敢。这好办，国民党也可以学。蒋介石下了一道命令，宣称凡是共产党给农民分了地的地方，国民党收回以后，承认中共的土改成果。蒋介石在江苏北部找了四个县种试验田。可试验区刚成立，地主就不干了，他们给蒋介石、给南京国民政府写信、请愿，说自己八年抗战，饱受颠沛流离之苦，抗战之后，又饱受共产党斗争之苦，好不容易把你盼回来了，你还要我们承认共产党的土改，宪法不是说要保护私有财产吗？经地主一叫一闹，国民党的试验区，蒋介石学毛泽东著作那点“收获”也就烟消云散了。     可见，蒋介石尽管早年很激进、极左、很革命，但到后来他成了一个改良主义者。     对国民党的腐败，国民政府的腐败，国民党军队的腐败，蒋介石比谁都清楚。蒋介石在抗战期间，曾经定了一个计划，国民党要改名为“中国劳动国民党”。谁能够参加“劳动国民党”？蒋介石认为两种人，第一是农民，或者有农民家庭背景的人；第二是革命军人。蒋介石这是想让国民党从阶级基础上有一个变化。蒋介石在重庆办一个高级党员训练班，把国民党高级干部找来学习，第一课蒋介石亲自上。蒋介石不讲课，给每一个学员发一个问卷调查，问题之一，请回答为什么国民党处处比不过共产党？问题之二，为什么现在的大学教授、教员、学生都反对国民党？蒋介石让学员回答这些问题不容易，这要有点勇气。     蒋介石还定过一个计划，要在三年之内培养10万革命干部，每一个干部要下乡三年。蒋介石多次提出，军队要给农民种地。1945年中共在延安召开七大，通过了一个党章，蒋介石很认真地读了这份党章，他觉得其中有两段写得太好了，一段是党员和群众，一段是上级和下级。蒋介石觉得这两段可以解决国民党的许多问题，所以他把这两段抄在他自己的日记里，还写了感想。他说共产党进步得那么快，国民党再不奋起直追的话，很块就完蛋了。蒋介石不是没有改革的愿望，不是没有发现国民党的腐败，他改不动，他孤掌难鸣，整个体制把他捆住了。     蒋介石什么时候才下决心要改造国民党的呢？在台湾。蒋介石到了台湾以后，一个是搞土地改革，另外一个就是党的改造，搞党的改造运动。国民党的改造任务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完成。           认为自己是基督的化身，在重庆防空洞里遥控河南等地的抗战           蒋介石还是一个个人中心主义者，他认为自己是基督的化身，上帝之所以把蒋介石生在中国，就是让他来救中国的。另外，蒋介石把自己看作是太极的代表。太极在中国哲学中是代表宇宙、社会、道德等最高法则的概念，由此他的思想方法形成了一个形式逻辑三段论。三段论讲大前提、小前提和结论。在蒋介石看来，我蒋介石是革命的，这点从他参加革命那一天，一直到死都没有怀疑过。这是大前提。小前提是你反对我蒋介石，于是得出结论：反对蒋介石就是反革命。蒋介石一辈子反共就是这个思想逻辑。1927年在江西反共时他就讲，我蒋介石是革命的，如果不革命可以把我拉出去枪毙，信誓旦旦。与之对应，只要反对蒋介石，对不起，就是反革命，我就可以杀你。     蒋介石自我迷信到了难以想象的程度。中国古代有一本《孙子兵法》。蒋介石说他在抗战中发明了一些战术，这些战术可以跟孙子相比。蒋介石认为自己写的文章也和唐宋八大家差不多，极端自我迷信。什么事情，任何人干他都不放心，也都看不上。什么事情他都要管，要下命令，要独断。如抗战时，重庆是陪都，安排垃圾堆怎么摆放这本来是市政府的事，蒋介石却要管。国民党办高级党员训练班（党校），学员睡觉是木板床，免不了生臭虫，蒋介石下令怎么消灭木板床上的臭虫。重庆女孩子追赶时髦，认为长发披肩是一种美，蒋介石下命令，女孩子长头发不能够超过几寸几分。国民党有一个宣传部长姓叶，吃饭时有点狼吞虎咽，蒋介石在日记里说，叶部长吃相太难看，我要提醒他。有一个官员作报告，走上讲台，从裤兜里把讲稿掏出来，蒋介石大发雷霆：这个人混账，讲稿应该放在上衣口袋里，怎么能搁到裤兜里！     当年日本飞机轰炸重庆，成年成月24小时不间断地疲劳式狂轰滥炸，中国空军起飞应战，蒋介石看着看着就会让空军作战指挥官靠边站，自己亲自指挥。1944年，日军发动一号作战，从河南发动进攻，打下了湖北、湖南、广西，一直打到贵州独山，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蒋介石在重庆的防空洞里给前线打电话。他不打给司令官，而是打给团长、营长、连长。战场形势千变万化，蒋介石在重庆的防空洞里指挥千里之外的营长、连长，这个仗焉有不失败之理？这叫遥控，是军事学上的大忌，这和蒋介石的个人中心主义，极端的自我迷信很有关系。           领导北伐、坚持抗战两大功，清党剿共、挑起内战两大过           在中国近代史上，蒋介石有功有过，既有大功，又有大过。大功方面首先是领导北伐。1926到1928年蒋介石是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从广州一直打到北京附近，消灭了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三大军阀集团，结束了袁世凯上台以后所出现的16年的北洋军阀统治，初步完成了中国的统一。第二大功是他领导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坚持抗战，直到最后胜利，消除了近代中国最严重的一次亡国危机。近代中国最大的一次亡国危机是日本侵华。在八年抗战里，蒋介石坚持到底，领导国民党、国民政府坚持抗战，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两大过第一是1927年到1937年发动清党剿共，破坏第一次国共合作。第二大过是1946年到1949年，挑起三年反共内战。     蒋介石一辈子做的事情不少，要讲他的功还可以讲一点，如1911年武昌起义，在杭州有一支敢死队100多人进攻浙江巡抚衙门（相当于省政府），这支敢死队队长名叫蒋志清，他就是后来的蒋介石，辛亥革命时他是敢死队的队长。1916年袁世凯在北京当皇帝，在山东有一支讨袁军，参谋长正是蒋介石。1922年，陈炯明在广东兵变，炮轰广州非常大总统府，孙中山、宋庆龄匆匆忙忙从总统府逃到珠江的永丰舰上，是蒋介石千里迢迢从浙江、上海赶到珠江上的永丰舰，和孙中山同甘苦、共患难。1924年，蒋介石受孙中山委托，担任黄埔军官学校校长，为国共两党培养了一批军事精英，这也是功。     后来，北大中文系的孔庆东教授发文提出，蒋介石还有一大功，那就是坚持一个中国，反对“台独”。蒋介石到台湾最初的十年，没日没夜地制定反攻大陆计划，海龙计划、海狮计划、海蛟计划，名目有十多种。一会想在福州登陆，一会想在广州登陆，一会想在雷州半岛登陆，蒋介石纸上谈兵头头是道，连“国民党来了，共军赶快投诚吧”一类的反共宣传品都写好了。但是蒋介石发现这个希望越来越小了，美国人不支持他，苏联人支持，但他又不敢，后来他觉得反攻大陆没什么希望了，所以把精力放在建设台湾上。     上世纪60年代，大陆正在进行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武斗，蒋介石却在台湾提出了“科学第一、教育优先”的口号。蒋介石日记里本来写的都是打仗、反攻大陆，此时日记里开始出现“开发区”、“发展电子工业”。应该承认，蒋经国对建设台湾、发展台湾有巨大的功绩，但先行者是蒋介石。他在台湾实行免费的九年义务教育制，主张把高雄开辟为开发区。蒋介石反对“台独”，坚持一个中国，建设台湾，应该承认有他一功。     蒋介石在台湾同样有一个错误，那就是白色恐怖。蒋介石初到台湾，要巩固他的统治，镇压了一些共产党人，包括已经位至“国防部”副参谋长的吴石，后来被蒋介石发现给枪毙了。台湾省国民党的主委李友邦，原来是抗战时的台湾义勇队的队长，也是中共党员，同样被蒋介石枪毙了。蒋介石还镇压了一部分主张民主、自由的人士，最有名的是雷震。雷震在台湾办一个刊物叫《自由中国》，胡适是后台，蒋介石不敢动胡适，把雷震抓起来，而且判刑了，这是蒋介石的过。总体来说，蒋介石有功有过，既有大功，又有大过。这么看待对蒋介石的评价可能比较全面、比较准确。           蒋介石认为东北战场的失败是上帝对他的惩罚           蒋介石是一个不甘心失败的人，是一个不屈不挠的人，也可以说是一个很迷信的人。在最困难、甚至绝望的时候，蒋介石认为上帝会帮助他挺过难关。蒋介石想，他那么相信上帝，那么虔诚地敬仰上帝，上帝是不会把他抛弃的。1948年，国民党在东北战场上一再吃败仗。蒋介石想来想去，他找了一个原因。他说他是基督教徒，教会有一个规定，不拜偶像，不能在偶像面前鞠躬低头。他说他有一年在绍兴参观大禹的陵墓，因为敬仰大禹治水的伟大功绩，所以曾经在大禹像前鞠了一躬，因此他在东北战场的失败是上帝对他的惩罚。           蒋介石晚年最不愿见到胡适           蒋介石不是民主主义者。蒋介石抓雷震、判他的刑，主要因为雷震主张要民主、自由，反对蒋介石连任总统，反对蒋介石传位给蒋经国。蒋介石站在民主和自由的对立面，从他对胡适的态度可以看出来。蒋介石本来是很喜欢胡适的，1948年国民党举行总统选举，蒋介石说他不当总统了，他建议国民党推举胡适为总统候选人。此举似乎表明蒋介石不贪恋权力，愿意让位，让一位无党派人士出来当国家总统。但到了台湾以后，蒋介石表面上对胡适很客气，实际上对胡适咬牙切齿地仇恨。蒋介石曾讲过，他一辈子最不喜欢、最不愿意见到的就是胡适。因为胡适倡导民主自由，是雷震的后台和支持者。蒋介石可以抓雷震，但他绝对不抓胡适。在中央研究院的成立典礼上，胡适院长邀请蒋介石出席，蒋介石讲话里批评了“新文化运动”，批评“打倒孔家店”这样的口号。蒋介石讲话以后，胡适发言，第一句话就是“总统您错了”，当面驳斥蒋介石，所以蒋介石在日记里写，他最不喜欢胡适，而且以后最不愿意见到胡适，但是尽管如此，蒋介石在胡适去世后，还是以“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为悼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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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木匠

台湾的土改是按照孙中山的双赢主张做的。一边是地主把土地交出来，另外一边是政府把公营公司的股票交给地主，这就是和平土改，农民得到了土地，地主也不受损失。不少地主知道股票是好东西，保存了下来，等到台湾经济起飞以后，这部分地主就成了工业资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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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天石有点信口开河了。

台湾土改，主要是用实物债券赎买地主土地，这个办法是1940年在重庆的立法院通过的《土地实物债券条例》确定的。事实上，刘少奇在撤离延安前向全党发出的指示中曾认为按照这个办法来土改最好。

台湾实际实施时，采用的办法确定地价（一般按照年土地正产品产量的2.5倍）后，政府以70%的实物债券和30%的国有公司（没收来的原日资公司）股票支付地价。农民获得土地后应在10年内偿还地价，向政府缴纳实物抵充地价，政府再将实物兑现地主的债券。

所以主要是农民分期付款的从地主那里买得土地，政府做一个二传手。

30%股票，大多被地主立即在证券市场上抛出，股票惨跌，地主由此成为资本家的并不多。这些公司和今天大陆的上市公司相似，政府控股经营，业绩很一般的。

看一下陈诚的1960年《台湾的土地改革》，是以台湾经验自诩的；要看实际教训，要看70年代末中研院编的一套有关土地法实施的论文集（大开本12册）

showcraft

关于土改，国民党内也有温和土改和激进土改派，后者如cc系，对于土改态度与tg相仿。梁漱溟的乡村改革在国民党那边抵牾激进土改派，转而幻想tg，其实是有过之无不及。

李大苗

梁漱溟搞的还是属于乡村教育，也包括诸如乡村治理，主要是乡村自治方面的，狭义地说，没有涉及到农村的土地制度。

国民党背着孙中山”民生主义“的大包袱，为了政治的牌坊，把自己逼上了梁山。而孙氏的主张呢，是土地国有，是土地国有之后的向农民的平均分租，以国家收取土地租金来替代地主向农民收租。这是19世纪后期欧美社会主义思潮的重要部分。孙中山将自己这部分主张称作”民生主义“，用英语表述的时候，他的用词是”Socialism“，也即”社会主义“。

中国的土改思想，并非来自苏俄，因为苏俄那里存在的是”公社“制的土地和农村社会制度。

老木匠

而孙氏的主张呢，是土地国有，是土地国有之后的向农民的平均分租，以国家收取土地租金来替代地主向农民收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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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的土地思想来自于亨利·乔治，主张以地价税、土地增值税来取代其他的税收。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土地价格提升，国家应该一次性确定地价，开征地价税；然后土地买卖出现增值部分，如果不是因为地主的土地重大改良所致，则增值部分视为社会利益，全部予以征收。

地价确定方法，孙中山主张（自称“是兄弟自己创见的”）由地主自报，过低的国家有权征购，过高的地主肉痛地价税，这样就不得不报以个适中的地价。所谓“自报地价，按价征税、按价征购、涨价归公”，这就是所谓的“平均地权”。

后来国民政府有关土地的立法，基本按照这个思路进行。1930、1947两部土地法，都规定先要对全国土地进行丈量和地权总登记，然后是地主自报地价，开征地价税，然后是开征土地增值税。台湾在1977年开始实施《平均地权条例》，也就是确定地价和开征地价税、增值税。只不过孙中山当年以为只要有1%的地价税就足够政府开销、免除其他税收，现在台湾的土地税是地方税，是地方政府的主要财政支柱，但仍然不敷支出，还是要有其他的税捐。

老木匠

所以国民政府的土地制度是割裂的，农村是“耕者有其田”，城市是“平均地权”。1946年制订1947年实施的《土地法》注意到这个问题，曾特意规定农村和城市一样都实行地价标准，农民按照地价确定地租。我曾有一个学生是江苏高院院志办的，说曾整理过1948年丹徒县26户农民集体诉讼案件卷宗，诉求是降低地租，因地主地租额度超过了土地法规定的地价8%的限额，案件是以佃农胜诉结束。

台湾依旧是这样，农村有“三七五减租条例”、“实现耕者有其田条例”，城市则实行“平均地权条例”。90年代以后才逐步归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