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发展转型系于改革

亚平

在本月举行的“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将分别审议和听取“十二五”规划。“十二五”规划的主线，是加快实现已经提出多年的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惟一的出路
　　当前，我们面临着许多严峻的挑战。用中共中央制定“十二五”规划中的话来说，就是“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依然突出”。具体地说，从生产力发展的层面看，依靠投资和出口支撑的增长方式的持续，导致资源匮乏、环境破坏。从经济-社会关系的层面看，腐败继续蔓延、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已经严重威胁到社会稳定。这些矛盾在宏观经济层面上则表现为内部经济的投资和消费关系失衡，以及外部经济的进出口的国际收支失衡。
　　于是，就出现了宏观经济政策面临两难困境：货币政策既不能上也不能下、既不能紧也不能松。如果紧缩的力度不够，资产泡沫继续膨胀，就会使泡沫破灭的危险增大，消费物价指数也有可能继续攀升。但是，由于近几年的高速增长过度依赖于海量货币的注入，在建项目盘子巨大，如果紧缩太猛，许多人担心出现增速下降过快，甚至有“硬着陆”的风险。
　　根据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和过去几年的经验，这种两难困境是很难靠短期政策解决的，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才是惟一可靠的出路。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要提高附加值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一个十分宽泛的概念，它除了包括经济增长，还覆盖了其他方面的要求。但是无论如何，其核心还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即从主要靠投资和出口驱动的粗放增长模式，转向主要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驱动的集约增长模式。说得更简明一点，就是提高知识和技术含量，提高附加值。
　　那么，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有哪些主要的途径？在讨论“十一五”规划时，大致列举以下几个途径：一是加快城市化，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和农民市民化；二是提升现有的加工制造业，发展现代制造业；三是加快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四是实现“两化融合”，即信息化和工业化的融合，用现代信息技术改造国民经济。
　　现在有一种议论，认为产业提升意味着一定得搞大项目，一定得搞“高、精、尖”，这其实是一种误解。过去其他国家也讨论过这个问题。里根当美国总统时，美国也争论过，是不是一定要搞芯片才叫高技术、才叫有利的、有效的技术？当时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有一句名言：“不管是土豆片，还是硅芯片，都是片。只要能赚钱，就是好片。”
　　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已经成为制造大国，但大都是附加价值很低的简单加工制造。对于以加工为主的地区和城市主要转型方向大体是两个：一个方向是现有的简单加工企业的产业链尽可能向宏碁创始人施振荣所说的“微笑曲线”的两端延伸(增加服务)。正如施振荣说的那样，提升了研发设计、创造了品牌价值，改善了销售渠道，附加值才能提高。另外一个方向，就是在加工制造业升级过程中，发展一些技术有革命性突破的新兴产业。当前，中国实际上已经具备了在某些领域中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可能性，比如，信息通信产业、新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中，都有在未来一段时间里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兴产业的机会。
　　许多地方，例如，苏南地区、“珠三角”地区，早在“十一五”时期已经开始启动产业提升。
　　改革是实现经济发展方式不可或缺的动力
　　“切实改变长期以来在‘左’的思想指导下的一套老的做法，走出一条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实惠的新路子”，或者叫做“围绕提高经济效益，走出一条经济建设的新路子”，是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和国务院提出的明确要求。因此，1981年全国人大通过的“六五计划”正式提出要实现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两个根本性转变”；“十一五”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主线”；到“十二五”规划的时候，再次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刻不容缓”。
　　所以，我们要回顾过去为什么转变不够顺利。根据“十一五”草拟过程中和“十一五”执行过程中的讨论，问题的症结在于体制。讨论“十一五”的时候，大家认为，“九五”提出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进展不快的主要原因是存在“体制性障碍”。这种障碍集中在四个方面：第一，政府保持了对许多重要资源的过大的配置权力。第二，GDP增长率成了政绩的主要标准。因为有这两条，各级政府动用自己支配资源的权力，用它来营造GDP的高速增长，叫做“数字出干部，干部出数字”。第三，是财税体制缺陷，表现在以生产型增值税为主的收入结构和支出责任(“事权”)的过度下移等，这使各级官员不能不追求GDP的高速增长。第四，资源等要素价格扭曲，这种价格刺激了资本的浪费，鼓励资源浪费。
　　在“十一五”的执行过程中发现，大量新技术商品化、产业化步履维艰，原因在于缺乏有利于创新和创业的制度环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技术创新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有一些技术已经接近于世界前沿，个别的甚至达到领先的水平。但是，这些技术发明的商业化、产业化进程困难重重，不少新技术被“扼杀在摇篮里”。原因就是能够鼓励创新和创业的环境，包括经济环境、法制环境、社会舆论环境等，都没有建立起来。
　　十分明显，以上种种问题之所以发生，都与建立法治市场经济的长征还行进在中途、远未达到目标有关，所以，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坚定不移地防止倒退和推进改革。因为只有推进改革，才能消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体制性障碍；只有推进改革，才能建立有利于创新和创业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体制。
　　中共中央《建议》说得很对：“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必须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个领域的改革，使上层建筑更加适应经济发展基础的变化，为科学发展提供有力保障。”不做到这些，“十二五”的宏伟规划就难免落空。
　　政府自身改革是关键中的关键
　　现在看来，许多需要除旧布新的体制问题，都与政府职能有关。1992年中共十四大在确定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时就明确界定：所谓市场经济是这样一种经济，其中市场机制，即反映市场供求的价格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但是，这个问题没有完全解决，政府在许多重要资源的配置中还起着主导作用，而且在近年来通过各级政府直接控制的国有垄断企业和地方融资平台，这种主导作用还有增强的趋势。这种情况不但使经济效率降低，而且使腐败孳生，民怨沸腾。
　　由此看来，在需要大力推进的各项改革中，首先当数国有经济的改革。1997年中共十五大对国有经济布局做出了国退民进的战略部署，这项改革在1997-2003年期间有过一波推进，这对世纪之交的经济发展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但是，最近这些年有所停顿，在有的部门和有的地区，甚至出现了“开倒车”的现象。
　　对于国有经济的改革，不论是市场布局的战略性调整，还是国有企业的真正股份化改制，都必须按照中共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的要求向前推进。这方面近两年有所前进，在“十二五”期间，这方面的工作应该取得基本的成效。
　　除此之外，财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科研和教育体系改革，以及建立基本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法治体系方面的改革都刻不容缓，而关键中的关键，则是推进政府自身的改革。
　　作为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政府是推进改革和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的第一责任人。然而体制的除旧布新，涉及政府和政府工作人员的权力和利益，因而往往出现“下不得手”，甚至主动阻挠或扭曲改革的情况。所以，为了推进改革，打破阻力，督促政府和政府官员履行自己的承诺，把各方面的改革，特别是政府自身的改革推向前进。
　　在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过程中，不少政府机构采取了积极的行动，发挥自己的作用。但是，正像温家宝总理在过去几次《政府工作报告》中讲过的，目前政府管了一些不应该管或者管不好的事情，而一些政府应该管的事情没有管或者没有管好。在经济发展转型中，政府也应当注意为所应为。首先要明确一条：企业才是技术创新的主体。这是科学大会所确定的一条基本原则。在经济转型和产业提升中，政府决不应利用自己的行政权力来垄断市场、操办项目、与民争利。
　　政府在促进发展方式转型中，要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否则，采用旧体制和旧机制，由政府主导和靠巨量资本和土地投入来实现经济转型，很容易形成新一轮引进技术和“洋跃进”的投资热潮，造成严重后果。
　　政府在“为所应为”的同时，要防止“为所不应为”。政府应当“有所不为”的事包括：不要直接插手项目；不要指定技术路线；不要违法设立“行政许可”和“市场准入”；不要对个别企业实行“竞争后”政策倾斜，破坏公平竞争的环境。现在有一种说法叫做“肥水不流外人田”，争取到一种国家补助或者地方补助以后，直接补助给本地或本部门的企业。一般说来，为了消除外部性的影响，是可以给补贴的，但是，补贴一是要在“竞争前”进行；二是补给需方，补给消费者，由需方自行选购。这样才能促进竞争，提高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