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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泓：同盟会经费从何而来

标签： 辛亥百年

● 范泓

1905年，即民国前七年，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     这是反满势力在海外的一次“振衰起敞”，即以兴中会为基础，联合华兴会、光复会、科学补习所等团体，所组建的一个革命组织（即政党）。因其时多讳言“革命”二字，故只以“同盟会”见称。以大陆史学家章开沅的研究，之所以取名“同盟会”，显然受到日本政界的影响，如1898年由宪政本党创建的“反对增租同盟会”，1900年犬养毅创建的“国民同盟会”，后者对中国革命党人的影响较大（参见章开沅《百年以后看同盟会》一文，原载《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页36）。     8月20日下午，同盟会召开成立大会，与会者三百余人，一致推举孙文为“总理”。以美国学者李大陵（Ta—ling lee）的看法，同盟会的成立，“不仅意味着革命运动实质的扩张，同时也显示革命思想向前迈出一大步”。实际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即这些崇尚革命的势力于焉有了一个统一领导的中心，在此之前，“革命团体里面的成员，并不是很团结的”（台湾学者罗若湘语），革命目标也不统一。     如之前的兴中会其誓词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光复会为“光复汉室，还我河山”，华兴会是“同心扑满”，后两者的“革命目标”旨在推翻满清，与反清复明的洪门会党并无二致。因此，同盟会在成立之时，首先是通过了“革命宗旨”，统一了目标，其次，把民生主义的理念纳入同盟会誓词之中，即：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同盟会革命目标与方略既定，如何唤起国民“同心戮力，扫除腥膻，建立民国”（章太炎语），其中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革命经费”。同盟会并无一定的财力基础，虽然章程规定凡入会者需缴纳一元（日币）会费及年费，但有限的会费，应付东京本部日常开支尚且成问题，若要策动一次武装起事或资助非同盟会员的反清行动，缺少足够的经费，无异于纸上谈兵。事实上也正是这样，“革命阵营之不能团结，甚至于九次反满军事起事中的八次失败，在诸多因素中，也可以归咎到脆弱的财力基础上”（郑宪著、吕芳上译：《中国同盟会革命经费之研究》，台湾《近代中国》1979年6月第十一期，页124）。     因此，同盟会在辛亥革命前历次起事的经费问题一直困扰着它的领导人，也就是说，这些职业革命家从事“革命”的经费究竟可以从哪里来？           一，东京本部会员与会费           同盟会成立后的第二年，孙文尝谓“加盟者已逾万人”，这段话见自《孙文学说》第八章。但同盟会元老冯自由在《革命逸史》第六集中所披露的民前五、六、七之会员数，只有九百六十人，而后来台湾学者在“党史会”所见同盟会早期会员名册原件（1905—1906），实为九百五十六人，并没有1907年以后的会员名录。从史料角度看，这两个数字出入不大，只相差四人。这个数字的多少，与当年会员会费以及捐款有关，若不昧于史实，应以会员名册为准。     同盟会东京本部会员，大都为一腔热血的留日学生，年龄以二十至二十五岁占绝大多数，分别来自国内十七个省份，除甘肃之外，这个省当时没有留学生。东京同盟会成员，既属于本部，也属于各省支部，“也就是说他们同时对两方面都得缴纳入费会、年费及捐款”。最初章程规定入会费为日币三元，后改为一元，年费亦为一元；而“基本捐”则因人而异，年入在二百元以上的，年捐百分之五，年入在一千二百元以上的，年捐百分之十，另有“特别捐”，数目由同盟会总理决定（1905年总章，第十四条（二）至（五）款）。     这很然，这是不现实的。东京本部会员中的留学生，平均月饷约在十元至三十元之间，除正常的学习和生活费用之外，一般不会有太多的余钱。于是1906年修改程章，规定入会费为一元，此亦包含了他们应捐给本部的数目。     1906年11月22日，孙文致同盟会新加坡分会会长陈楚楠函中，曾预计本部每月经费之需在日币数百元。以已故海外学者郑宪的看法，“这是相当保守的估计，他的意思可能也仅本部的公务预算而言”。这一年冬天，反满秘密结社哥老会在湖南、江西相继起事，即萍浏醴之役，同盟会得知这一情势后，派人潜返国内响应，力图扩大起事的成果，并从事“破坏任务”。在这一时期，留在东京未走的会员，大约只有一百五十人左右。     所谓“破坏任务”，包括“联络同志、考察民情、侦察清兵、游说官吏、离间朝野、发露暴政、结合外情”等十一项（《革命方略》附件，参见《革命文献》第二辑，页241—242），分别由本部或国内外支部所派定，自然需要巨额经费的支持。但同盟会初期“革命经费”并不充实，仅靠会费及有限的“基本捐”去“实现革命大业”几乎是不可能的。许多同盟会会员“常常为了公务而自掏腰包”，同盟会元老之一张继就曾这样回忆：他们不只是以从事革命活动时向公家要钱为耻，还常以私款捐助孙文奔走海外进行募捐活动（张继：《五十年中国国民党之动力》，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会1952年版，页32—33）。     除会员之外，依照同盟会章程，国内外支部有上缴东京本部部分经费义务，但由于各地支部的经费，或因困窘，或因直接支助军事起义，到账者可说微乎其微。           二，《民报》一度获捐不少经费           《民报》正式创刊于1905年11月26日，这是同盟会的机关刊物。其前身为华兴会田桐、程家柽、宋教仁等人创办的《二十世纪之支那》，此时易名为《民报》。孙文认为的国民革命运动，无外乎立党、宣传与起义，三者缺一不可，方能克竟全功。宣传之重要，即在于“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     《民报》之得以顺利出版，来自湖北襄阳一富家之子的同盟会会员刘公（名湘，又名柄标，后改为公）“确曾慷慨捐助”，不足之部分，分别由会员认捐五元（胡汉民著：《刘公传稿》，1947年9月《革命文献丛刊》第七期，页45）。     孙文的“三民主义”在兴中会后期以及同盟会成立时的誓词中，已有所表达，但正式把“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同时提出，是在《民报》的发刊词中。《民报》第一号目次页印有四句话，即：世界第一之民族主义大伟人黄帝；世界第一之民权主义大家卢梭；世界第一之共和国建设者华盛顿；世界第一之平等博爱主义大家墨翟。如此相提并论，看起来有点像“大拼盘”，却也显现出同盟会与《民报》当时的理想价值取向。     《民报》初期，或许先前《二十世纪之支那》之故，拥有一个较为广泛的发行网，再加上一时间来自各地同盟会会员和非同盟会会员的捐助，其经费未成问题。《民报》售价零点二元，第一号出版五千册，其中三分之二寄回国内销售，剩下部分在日本发行。前数期多次再版，至第四号（1906年5月1日），“由于国内的大量需求下，发行额达到一万多册”，在当时，是一个可观的数字。     第一号出版不久，即发生日本文部省颁布《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会员陈天华愤投大森海湾自溺事件，引来学潮。陈天华的悲情投海虽与《民报》发行量无关，但在客观上却进一步刺激了反清仇日的情绪。自《民报》不定期出版，“捐款便源源而来，虽然每笔的数字不算太大。大约民报初出版的一年中，从东南亚或欧洲等不同地方来的十五笔捐款（包括个人或机构），共为一千二百一十元”。     1906年底，《民报》举办周年纪念大会，出席读者达六千人之多。现场有人呼吁捐款，响应者既起，共一百八十一人，收得捐款七百八十元。其后，又有来自加拿大、旧金山、南洋和其他华侨区的二百三十笔个人或机构的捐款，共计六百七十元，另有一点五英磅。此时《民报》已成为革命党组织象征性的中心，“同志经常在这里见面”。     1907年3月，日本政府迫于清廷的压力，支出一笔钱，礼遣孙文出境。此事背后的原因，系丙午萍浏醴之役失败后，“哥老会与同盟会的关系被清廷发觉，清吏如张之洞、端方和岑萱等，都认为此役系哥老会与同盟会共谋，因此下令缉拿同盟会的首要分子”。清廷的这一行动，直接导致《民报》不能输入内地，销数减半，不仅印刷费与房租难支，有时连伙食也开不出，再也不能像先前一样筹措自足的经费——这话是章太炎后来说的。     孙文被迫离开日本前，曾留两千元于《民报》，其余八千拟作发动惠州之役的经费，此款来自神户股票商铃木久五郎的捐助。章太炎却认为这一万元应全部交给《民报》，后又得知日本政府曾支孙文五千元，章氏更加不满，认为这是孙文得日本人的贿赂，“以为一去不返之保证”，张继、刘师培等人出言附和，庶务刘揆一为孙文辩护，与张继扭打成团，同盟会内部风潮于焉而来。     东京本部及《民报》经费捉襟见肘，幸而彼时会员程家柽受清廷肃亲王善耆之托，携万元来到日本东京。此事向有两个版本：一为通款于革命党，希望革命党人因此而能停止“革命活动”；二为仅献诸同盟会，并无其他条件，“只对革命党表示好意”（冯自由语）。同盟会本部（刘揆一、章太炎等人）决定接受这笔钱，“但显然的，他们不但没有停止反满活动，并且还把这笔钱用到革命运动上”（郑宪语）。不过，这笔钱到底有限，很快即告罄，加上不久《民报》被封，东京革命党人失去自己的“中心”，近乎一盘散沙，这也是参加第六次起事失败从新加坡回到东京的黄兴和林文，之所以要成立一个新的中心机构——“勤学舍”——的主要原因。     《民报》与立宪派党人康梁论战、进行反满宣传，“革命的声势因之益振”，在清廷再三要求下，1908年10月19日，日本内务部下达命令书，封存了《民报》第二十四号。章氏法庭抗争未果，反被判处罚金。至此，《民报》共出版了二十四期。一年后，汪兆铭又负责出过两期，只是此时同盟会内部已分裂，拟往他国再办的计划流产。           三，发行革命债券与募款           从同盟会成立，至武昌起义成功，六年间，有过九次重要的武装起事（此不包括哥老会、光复会、新军炮兵营等个别的起事）。其中1906年萍浏醴之役，乃会党所为，严格说来，非同盟会主谋（有人参与）。其余八次：潮州黄冈之役（1907年5月）、惠州七女湖之役（1907年6月）、防城之役（1907年9月）、镇南关之役（1907年12月）、钦廉之役（1908年3月）、河口之役（1908年4月）、广州新军之役（1910年2月）、广州黄花岗之役（1911年4月），分别为同盟会孙文、黄兴、胡汉民、黄明堂、倪映典等人所策动。     这八次起事中，孙文亲自身与的只有一次（之前一次系兴中会时期，1895年10月广州第一次起义），即1907年5月22日潮州黄冈之役。其中的原因是：早在1895年，孙文即被香港当局所驱逐，1906年、1907年，又分别被日本和越南政府所驱逐，“由于他不能在香港、日本及其东南亚地区立足，遂将前线的革命活动工作托付给黄克强和胡汉民，自己则从事组党与募款的工作”（梁敬錞：《1911年的中国革命》，收录《中国现代史论集》第三辑，台湾联经1980年初版，页6）。     孙文一直相信发行“革命债券”可筹得一定的款项，同盟会成立后，他在横滨印制了两千张债券，面额为一千元，以“中华民务兴利公司”名义，实售二百五十元，债券持有者可由在西贡成立的“广东募债总局”获得担保，一俟革命成功，即分五期在每年底以五分之一的本金加利息摊还。     此次“革命债券”拟在南洋筹款二百万，东京本部会员中有父兄在南洋经商，“都答应购买，并表示愿意怂恿亲朋友大量购买”。然而，富商们认购并非期待中的那么踊跃，其中有一个说法：发行债券受到了当地政府的干涉。实际上，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因素，即华侨富商与一般底层的华侨有所不同，在当时“他们视同盟会革命党员如‘恶徒’，认为革命绝无成功的希望。因此，他们宁可与暂时失势流亡海外的立宪保皇党人联合，而不与没有官位、被清廷斥为‘盗匪’的革命党人相交往”（郑宪著、吕芳上译：《中国同盟会革命经费之研究》，页139）。     出于对一些富有华人募款的失望，1905年10月，孙文托西贡的法国朋友李安利（Z.Leoni）印制了四盒“革命债券”，债券一面为英文，一面为法文，试图转向外国人筹款。1906年2月，孙文在法国稍事停留，“显然此行是在向法国金融界推销革命债券或交涉一笔大的借款，正如他在同盟会后期几年所想做的一样”（郑宪语）。     发行“革命债券”并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孙文将这批债券运交香港支部负责人冯自由暂时保管。1907年初，革命党中止了在广东的一次起事计划，同年五年，黄冈之役失败，部分债券被用来支付“同盟会旗帜下动员的志士的费用”。年底，策动镇南关起义，孙文指示冯自由将所剩债券送交河内总部，未料被海防、海关查出并没收。后来法国驻越南总督同意归还这批债券，孙文将债券带往新加坡，又被当地警察发觉，孙文担心引来不必要的麻烦，将其付之一炬。     1907年5月至1908年5月间，革命党人在南方三省（两广和云南）一连发动六次起事。以孙文本人的计算，大约共筹用了港币二十万元。其中一半以上筹自东南亚：安南（即越南）和暹罗（即泰国）约六万，加上一笔一万元来自河内的借款，荷属东印度（即印尼）约三万元，马来亚一万元，日人铃木等助一万四千元；另一笔钱来自一位“同志”，独捐五万元，孙文自垫一万五千元（其中一千元为孙文平日积蓄及孙家变卖珠宝所得）。所谓一位“同志”，孙文致吴稚晖信中不便明说，因其当时仍具清廷驻巴黎公使馆商务专员身份，此人即性格侠义、体弱足蹩、不良于行的张静江。     筹来的钱款，主要用于购买军械、租船和接运、花红（即赏金）、来往川资及善后抚恤等，二十万的数字，“相信是比革命党实际筹用的总数为低”。至1907年9月防城之役，革命党人已用尽所有的“革命经费”，此后即依赖西贡与河内华侨的支援。1910年2月广州新军之役，所用经费三万元。役前孙文正在美国组建三个新支部（洪门会员为主），接胡汉民“新军起事计划”电报，自信在两月之内可筹得港币两万元。实则汇来：纽约三千元，波士顿二千元，芝加哥二千元，旧金山一千元；不仅如此，旧金山的钱寄达香港时，起事已失败（前后共两天）。亏得甫入盟不久的新会员李海云以“毁家赴义”之勇气，尽提其父在香港所开远同源商号（汇兑公司）现款二万余元，献诸革命党机关部，才使起事得以进行（参见冯自由著：《革命逸史》第一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一版，页215—218）。     1911年4月黄花岗之役，为同盟会倾全力以攻占广州为目标的一次起事，也是八次起事中唯一有经费收支报告的一次。此役共支付十八万七千六百三十六元，获捐款项有案可稽者：荷属南洋（印尼）三万二千五百五十元，英属南洋（马来亚）四万七千六百六十三元，美洲七万八千元（其中加拿大六万四千元，美国一万四千元），暹罗（泰国）和安南（越南）二万九千四百二十三元（参见蒋永敬《辛亥革命前十次起义经费之研究》，收录《中国现代史论集》第三辑，页261）。     武装起义的最大成本，固在不惜血流或生命丧失，同时也是在烧钱。以1908年4月云南河口之役为例，其经费约五万元左右，据当时胡汉民写信向孙文报告，杀南防副督办王镇邦花红二千元，占山上炮台花红二千八百元，交甄吉亭二千二百元（给关仁甫军）、交黄龙生二千二百元（给王和顺军），士兵伙食每日约一千元，前后约三十天，合应三万元（参见黎东方著：《细说民国创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第一版，页168—171），这应当还不是全部，激战一月，补充枪械及弹药似未提及。     同盟会时期，革命党人八次起事的经费，约在四十七万九千港币，捐助者主要为海外华侨，分布地区亦较广。台湾近代史专家蒋永敬对辛亥革命前六年的捐款数目有过一个统计：越南与泰国华侨八万九千四百二十三元，列第一；加拿大华侨六万四千元，列第二；荷属南洋华侨六万二千五百五十元，列第三；英属南洋华侨五万七千六百六十三元，列第四；檀香山华侨一万五千万，列第五；旧金山一万一千元，列第六；缅甸华侨四千八百元，列第七；纽约华侨四千元，列第八；第九、第十分别为芝加哥和波士顿，三千元和二千元。日本、澳洲、菲律宾等地华侨，虽有捐助，但数目甚微。     以上数字与实际支出相差十六万之多，未包括革命党人自行出资以及其他的“零星捐款”。这两个部分的款项不会在少数，如经营古董和茶叶店的张静江一人就独捐五万元；潮州地区会员萧竹漪抵押田产数千元，全部捐输“革命”，糖场商人会员蔡乾初捐款十次以上，直至破产。     同盟会新加坡分会正、副会长陈楚楠、张永福为起义善后额外支付的款项，恐亦未在统计之中。河口之役败后，哗变起义的新军退至越南境内，被法越殖民政府缴械、拘留、遣送至新加坡者，先后有六百余人，陈、张二人“尽力解决衣食住宿问题，所费甚钜”（参见郑彦棻《国父与南洋》一文，台湾《近代中国》1987年10月第61期，页77）。     在零星捐款中，有一笔来自台湾的三千元，为末代帝师陈宝琛的侄子林熊徵在管家蔡法平的游说之下所捐。这笔钱并未寄到香港统筹局，而是半数购买枪械藏匿于在福州的日本商号，另一半则用作福建革命党人奔走于香港等地的川资。           四，给捐助者开出的“特殊待遇”           革命党人为筹措起义经费殚精竭虑，四处奔走，手法多端，但总的说来，“终不如向华侨劝募为可靠”。     虽然在争取华侨富商支持方面乏善可陈，但香港富商李升之子李纪堂、西贡法华银行买办曾锡周、曾的同事马培生、堤岸（西贡“唐人街”）百货店“广逢泰”老板李卓峰诸人，均曾各助数万，“惟此情形并不多见”（蒋永敬语）。当年捐助革命党活动的积极人物，辛亥之后，不少被征召，如李纪堂，辛亥九年广东光复，被广东督都胡汉民征为交通司长，后为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委员；李卓峰被临时大总统孙文颁以“优等旌义状”，后被委任为大本营建设部工商局长、建设部次长。     发行“革命债券”，一般许以优利。同盟会成立之前，即有债券发行，当时称之为“股份银”，以千还百。之后，眼见“革命成功”希望渐大，债券利息亦曾随之减少。其后又规定：凡出资助饷者，一俟军政府成立，一年期四倍偿还，即万元还四万，“给予国内各等路矿商业优先权利”，“为国立功者，与战士勋劳一体表彰”，授予“优先国民”待遇，等等，不一而足。1911年6月，旧金山洪门筹饷局成立，发行中华民国金币券一种，开出的条件是，“凡助饷美金五元以上者，给予金币双倍之数”。     1908年春，河口之役紧要关头，代理河内机关部负责人胡汉民急电在新加坡筹款的孙文，谓若得十万元，分半先为粮食之用，分半预备子弹之补充，“则大军所至，势如破竹”。孙文接电后，即致信马来亚的邓泽如、黄心持（1908年5月20日），请二人再次游说吉隆坡实业家、“同志”陆秋杰、富商陆佑（字弼臣、经营矿业）设法救助，承诺“若秋君或弼翁肯任此十万，当酬以云南全省之矿权专利十年也”。此信还强调：“望兄等接此信时，再三向弼翁游说，必得承诺而后已也。盖此事所关非小，吾党今日成败得失，则在于此，此实为数千年祖国四万万同胞一线之所系也……”     在清代，云南即以铜脉丰富而著称，兼有铅与锌，为“有色金属”富集之地。《清史稿·德宗本纪》中即有慈禧旨令前任云南巡抚唐炯督办云南矿务之记载。此时十万元即可换得云南全省矿业十年开采权，且不说这是不是“空头支票”，即便对革命之成败持怀疑态度，如此大的利益诱惑，拒绝乎？然而，不知为什么，那位“弼翁”似未有所动。六天之后，革命军失去了河口。     河口之役失败后，同盟会革命党人元气大伤，“华侨所能资助者，已尽力而为”。以后的两年，无起义行动。其时正在新加坡的孙文，为筹措一千五百元的河内储藏革命军武器之费用，在仰光、曼谷、芙蓉（马来亚）等地奔走数月之久，总算才筹得几千元，同样是以发行“革命债券”而来，惟“优惠条件”较之以往要高，“予投资者总数的五倍偿还”。“这说明一件事实，中山先生在1908、1909年间，急需用钱”（郑宪语）。情急之下，孙文甚至想到要在马来亚经营锡出口专卖，惟当地矿主对此反应冷淡，这一计划也终成泡影。     黄兴等人创办的“勤学舍”，其经费原本为在东京的各省支部所认捐，但大约半年之后，即至1909年春天，开始难以为继，“各支部认捐的月费也竟而不缴”。黄兴以高利贷借款方式，月息达百分之十，勉力维持到这一年冬天，“终因债台高筑而解散”。黄兴为躲避债务隐于日本友人宫崎寅藏家中两月之久，“直至湖南谭人凤代借官费三折抵借千金之后，黄兴才稍可偿还债务……”（郑宪著、吕芳上译：《中国同盟会革命经费之研究》，页126）     在此前后，有一法国商人邀孙文赴巴黎与某资本家商谈一笔千万元的借款，这也是同盟会为筹措经费而意欲尝试的一种办法。等孙文从新加坡赶到法国，才发现这位法商不过是一“掮客”而已，“并非该资本家之本意”。孙文没有放弃努力，而是找到他的老朋友、前任法国驻越南总督韬美（Doumer）从中帮忙，担任他本人在巴黎与金融家之间的联系人。尽管这位老友出力甚多，结果却并不理想。因为此时英国内阁易人，新上任的内阁大臣表示，“他反对资本家支助中国革命运动”。     从1910年3月24日孙文致马来亚同志邓泽如的信中可以知道，此间他一直在致力于获得外国的借款，一笔是来自英国的，一笔是来自美国的，“但是，最后这两者仍然落空”。     尽管如此，孙文对南洋的同志以及布鲁塞尔的同志说过：英国的那笔借款，除了要求应有的利息和南洋华商担保之外，不要求任何特别的优惠权（参见郑宪著、吕芳上译：《中国同盟会革命经费之研究》，页131）。           五，“华侨为革命之母”           同盟会筹措“革命经费”，主要依赖于海外华侨，特别是南洋华侨。     这些募来的钱，几乎全用在了组织和策动国内各地的武装起义上。在同盟会党人看来，武力才是“倾覆清廷，创建民国”的惟一可行之途。但在清廷，革命党人的这些活动是非法的。     同盟会在海外设有四个支部：南洋、欧洲、美洲、檀岛。曾任南洋支部长的胡汉民在《南洋与中国革命》一文中说：南洋是本党革命的策源地，也是根据地。1907年，孙文被日本政府逐出，偕胡汉民、汪兆铭等人在越南河内设机关部，策动粤、桂、滇三省边境武装起事，革命运动的中心亦随之移到南洋。     革命党人之重视南洋，自有地理、文化、经济以及战略上的考量。首先，粤、桂、滇三省，地处中国边境，与南洋接壤，易于谋事，便于秘密进入，更利于枪械弹药的运送；其次，海外华侨百分之九十以上分布于南洋各埠，普遍地位较低，民族意识强烈，易于灌输“革命思想”；再其次，在中国西南择地起事，若获成功，占领这些边境省份，造成风潮，势必影响长江流域以至华北各省，达到推翻满清的目的。     孙文自1900年6月第一次到南洋，至1911年12月当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这十一年间，先后九次奔走南洋，“成立同盟会分会及书报会，扩展革命组织，发行报刊，灌输革命思想，及筹募经费，供应起义军饷”（郑彦棻《国父与南洋》一文，页81—82），他提出过一个口号：海外同志捐钱，国内同志捐命。     辛亥革命之前，革命党人筹措经费，从整体上来讲，并不是十分成功，好几次起义招致失败，究其内因，都可归咎到经费不足或后援资金的缺乏。看起来，每次起义前，都已筹得一定的款项，但这些钱大部分来自“零星捐助”，事实上，整笔大宗的捐款并不多。     虽然零星捐助“乃为革命经费最可靠的来源”，但这种“集腋成裘”的方式，仍存在许多天然的、难以避免的问题，即“不能适应时效，且经手人多，捐款人多，劝募时须向各方说明用途，往往泄露机密”（蒋永敬语）。     观察海外华侨对待“革命”的态度，从捐助中即可看出阶层的不同与区别。     以当时的情形，中下层、经济情况较差的华侨，赞助“革命”往往最热心；反之，富商及经济情况较好者，对“革命”大都冷淡，胡汉民就抱怨过，“大资本家最不革命，最怕革命，……革命好像对他是大不利”（冯自由著：《革命逸史》第五集，页212）。不过，革命党人与立宪派党人在海外的对立，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客观障碍。前者要革命，抱定以武力来推翻“现今恶劣之政府”，宁可不惜一切代价；后者要改良，反对暴力，谋求自上而下地实现“君主立宪”，保持社会的相对稳定。两种不同的政治理想（包括方式），影响不同层次的人群，华侨富人更多是支持康、梁等立宪派党人，因为在他们看来，“康梁派的失势，只是暂时性的，假如一旦清廷改变政策，保皇党人必都可以重新返回政府，掌握政权”（郑宪著、吕芳上译：《中国同盟会革命经费之研究》，页139）。     海外的中下层华侨，虽然人数居多，但捐出的皆为血汗钱，而革命党人，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如果从1895年兴中会时期第一次广州起义算起，到1911年同盟会时期黄花岗之役，前后十次，历时十六年之久，中下层华侨再捐下去，已不堪重负。1910年广州新军之役失败后，孙文在马来亚召开“庇能会议”，号召同志再起，再起的意思，就是要再捐款。孙文声泪俱下，说：我一再向海外的同志要钱，但是到了现在，又来向你们要钱，就这一次吧，如果下次再失败，我就永不来见你们……（参见1980年8月4日台北“华侨为革命之母”口述历史座谈会黄季陆的发言，台湾《近代中国》1980年12月第20期，页15）     “华侨为革命之母”，这是一句流传甚久的名言，一般认为出自孙文之口（台湾学者郑彦棻曾遍查《国父全集》和海外华侨历史文献，更多的是有其意，而无原话。作者注）。在国民党党史中，历来是把海外华侨与革命建国联系在一起的，从同盟会筹措革命经费的历史看，海外华侨对于革命党人的支持，不管出于何种原因，抑或在怎样的时代背景之下，“人人皆以为不世之功”，若缺少他们的热诚，以及一点一滴的捐输，“清室无由而覆，民国无由而建也”（孙文语）。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发生，十四个省独立响应，次年民国成立，清室的隆裕太后宣布宣统皇帝逊位，结束了顺治元年以来清朝二百六十八年的统治。清廷虽被推翻，但革命党人的“革命”并没有因此而结束，接下来是“二次革命”，历史由此又有了一个纷争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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