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袁志英：纳粹宣传部长的御用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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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宣传部长的御用导演
作者 袁志英   发表于2011-01-23 03:19
《犹太人徐斯》是战后惟一一部被判犯有“反人类罪”的电影，它“毒化了人的健康的判断力和原有的人性”。
　　《犹太人徐斯》是战后惟一一部被判犯有“反人类罪”的电影，它“毒化了人的健康的判断力和原有的人性”。在布赫露笔下，电影是戈培尔搞的，和哈尔兰无关，要说有关的话，哈尔兰是这部电影的第一个受害者。
　　袁志英

　　《维特·哈尔兰：戈培尔的明星导演》
　　[德]英格丽德·布赫露著
　　德国舜宁格出版社
　　2010年出版
　　第三帝国时代作为教化和宣传部长的约瑟夫·戈培尔不仅要进行教化和宣传，还承担着娱乐民众的任务。他在提供政治性电影的同时还提供了不少的娱乐片、歌舞片，乃至类似小品的闹剧（Allotria），目的是要人们保持快乐的情绪，在艰辛劳动和前线拼杀之余也能间或地发出笑声。为了娱乐，他还炮制了一个故事片，名字叫《犹太人徐斯》。其实他在这里是包藏祸心，寓“教”于乐，利用电影反犹。

2010版德国电影《犹太人徐斯》剧照

　　1939年大战开始之际，在决定所谓的“最终解决犹太人问题”之前，戈培尔就在筹划拍摄这部电影了。电影改编自一部同名长篇历史小说《犹太人徐斯》（Jud Suess,1925），小说作者利奥·福伊希特万格（Lion Feuchtwanger, 1884-1958）出身犹太工厂主家庭，曾在慕尼黑和柏林大学攻读文学、哲学和人类学，参加过德国十一月革命。纳粹上台后流亡法国，1936-1939年与布莱希特等人在苏联创办流亡刊物《发言》，1940年逃亡美国。他善写历史长篇，且多以犹太人为主角；作品渗透着哲理和人道主义精神，情节曲折，可读性强，不少被搬上银幕。上世纪八十年代笔者曾在德国看过由其《成功》三部曲改编的电视剧。
　　原作《犹太人徐斯》的故事发生在1730年代符腾堡公国。那时的德国远远没有统一，德意志的土地上屹立着三百六十个各自独立的邦国，符腾堡公国即为其中之一。小说中的徐斯精明强干，富有冒险精神，善于顺时应势，趋吉避凶，结交投靠符腾堡王子亚历山大。后者继承公爵爵位之后，徐斯进而成了他的财政顾问。徐斯大权在握，竭泽而渔，为公爵聚敛钱财，目的是为公爵扩军。亚历山大公爵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他想凭借武力清除邦议会中的新教分子，以建立军事独裁政权。他不仅贪财，而且好色。他闻知徐斯的女儿美艳绝伦，便企图占有，徐斯之女坚决不从，反抗至死。徐斯决心复仇，有意泄露公爵的政变计划，从而导致政变流产，公爵中风毙命，徐斯也主动投案自首。狱中的徐斯经历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彻悟到为个人争权夺利毫无意义，反而觉得回归自身、宁静致远、无为而安的内省才是充实的人生。他还坚信犹太教的道德价值。如果声明自己是非犹太血统，皈依基督教，便可保全性命，可他坚持自己的信念，不愿苟全性命于乱世，最后被处死刑。社会上排犹反犹的情绪甚嚣尘上，他却公开坦承自己是犹太人，并以犹太教信仰而自豪。徐斯实有其人（1692-1738），是半个犹太人，父亲是陆军元帅，乃为元帅的私生子。小说中的徐斯是个复杂的人物，他选择死亡，表明他有高贵的一面。1933年纳粹焚书，《犹太人徐斯》即在被焚被禁之列。
　　
　　戈培尔对这样一部小说情有独钟，处心积虑地将其搬上银幕，大大出人意料。可是经过戈培尔偷梁换柱，移花接木，肆意歪曲，颠倒黑白的“革命改造”，《犹太人徐斯》成了一部万分恶毒的反犹电影。他要当时走红的导演维特·哈尔兰（Veit Harlan）任导演，著名的话剧演员斐迪南·马里恩出演徐斯，美丽的雅利安少女多萝苔则由导演的瑞典籍妻子克里斯蒂娜扮演。影片中的徐斯阴险毒辣，不择手段地榨取民脂民膏，对公爵奴颜婢膝，极尽溜须拍马之能事；他还色胆包天，对多萝苔施暴，复杂的徐斯摇身一变而成为单一的罪大恶极的坏蛋。在这里所谓的艺术完全服务于独裁政治，处处体现出反犹国策的贯彻，同时也是纳粹意识形态的大展现。1940年8月17日电影首映，盛况空前，影院座无虚席。戈培尔在日记中得意洋洋地写道：“巨大的成功，无与伦比的成功！正如我们先前曾经希望的，这是一部反犹的电影，对此我深感欣慰。”
　　哈尔兰将《犹太人徐斯》艺术地导演成一出悲情剧，又以血腥、黄色场面吸引观众。一个犹太人要是和雅利安人发生了性关系，那可不是小事，而是要受到有法可依的严惩。我们知道，1936年希特勒颁布了臭名昭著的“纽伦堡种族法”，它剥夺了德国犹太人的公民权和选举权，是将德国种族问题推向“最后解决”的第一个法律步骤，因而被历史学家称为“欧洲有史以来最血腥的法律工具”。影片中，美丽善良的德意志少女多萝苔被徐斯强暴之后，羞愤难当，痛不欲生，跳水而亡。施暴者也落了个应得的下场：最后被处以绞刑。多萝苔的父亲宣布说：“所有犹太人要在一个月之内全部滚出符腾堡，从现在开始整个纽伦堡就是犹太人的禁地。”电影完美地图解了“纽伦堡法”，战争的第二年亦即1940年，消灭犹太人便成了全德国的政治任务。
　　电影放映前，戈培尔曾这样称赞哈尔兰：“他有很多新的创意，对剧本精益求精，一改再改。”演员由戈培尔亲自选定，剧本定稿也由他亲自主持，他甚至参与了影片的剪辑制作，哪怕是一个微小的细节也不放过。他一心一意要把《犹太人徐斯》打造成一部具有道义力量、充满“新观念”信息的影片。故事本身发生在十八世纪，可戈培尔在这里古为今用，借古喻今。影片是以多萝苔父亲的警告告终的：“但愿我们的后代始终不渝地坚决贯彻这部法律，这样我们就可以免遭许许多多的苦难；这样就可以保全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善良，保持我们子孙万代血统的纯净。”《犹太人徐斯》最后回到希特勒在其《我的奋斗》所反复强调的主题：犹太人乃是万恶之源。通过这部影片，戈培尔要使人觉得，德国内部对犹太人已经取得了统一的意见。看这部电影成了德国人的“政治任务”，希姆莱责令所有党卫军和警察集体观看；一年之内，德国共有两千万人看了《犹太人徐斯》。
　　
　　新近出版的英格丽德·布赫露（Ingrid Buchloh）为维特·哈尔兰撰写的传记《维特·哈尔兰：戈培尔的明星导演》（Veit Harlan: Goebbels' Starregissuer）则说，哈尔兰并非反犹分子，他为戈培尔效力情非得已，不听命令就会被枪毙。可是有人指出，戈培尔非常信任哈尔兰，还让他拍摄了其他反犹影片，其恶毒程度远远超过《犹太人徐斯》。《威尼斯商人》、《纳尔维克大战》、《考尔贝尔克》都在他的计划之内；他还要专门为希特勒拍摄纪念碑式的大片《尼伯龙根》。一位名叫威尔尼克的演员曾说：“哈尔兰是第三帝国独一无二、全心全意的宣传者。”
　　战后曾对哈尔兰进行审判，他辩称自己是一个“自我迷失的艺术家”；传记作者布赫露竭尽全力来证实他的这种自我辩解，并以“命令紧急状态”来为他辩护。所谓 “命令紧急状态”就是：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不执行就会遭到灭顶之灾。哈尔兰说他自己也是纳粹专制的受害者，其受害的程度堪与犹太人相比。在一次公开的审判中，坐在被告席上的是那些为虎作伥的将军、法官、 检察官、艺术家和科学家，哈尔兰说：“我们大家或多或少，都曾为魔鬼做事。”在命令的掩盖下，哈尔兰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以罪行人人有份的说法开了小差。而布赫露却说，既然大家都参与了，也不应对被告哈尔兰苛责了；他是一个艺术家，是不问政治的艺术家。她完全认可哈尔兰自己的诡辩：“我的党派是艺术。”
　　
　　布赫露是历史学家，可她对当代史毫无兴趣，她所瞩目的乃是哈尔兰的家庭，她也归属于哈尔兰家族。批评者指出，她要恢复“这个纯粹艺术家家族的好名声”。她也曾经下过一番工夫，探讨的是戈培尔对电影剧本《犹太人徐斯》在何处何时进行了改动，以证明哈尔兰的无辜。她说，哈尔兰对其所扮演的美学反犹主义宣传者的角色很感痛苦，然而他在自传《在我影片的阴影里》（在其死后两年的1966年发表）中披露说，《犹太人徐斯》初映时，他和戈培尔一起坐在中间的包厢里。戈培尔面对拼命鼓掌的观众握了握他的手，表示感谢，对此他感到无比自豪。在布赫露笔下，哈尔兰曾对戈培尔进行激烈的反抗。可戈培尔在日记中披露说， 1940年除夕之夜，与全是戈培尔亲密战友的几位朋友在戈培尔家聚会庆祝，其中就有哈尔兰。大家兴高采烈：电影《犹太人徐斯》大获成功；战争势如破竹，波兰、法国、挪威望风披靡；“犹太人问题”的解决也是指日可待。戈培尔踌躇满志地问道：“过去的一年可说喜事连连，新的一年会带给我们什么呢？我希望大家都取得胜利！”
　　在以后的年月里，戈培尔一直不断地念叨着“胜利”，“最后的胜利”。在体育宫中他曾这样激情满怀抑或说气急败坏地反问道：“难道说你们大家不希望来个整体战？这个满负荷承载着德意志文化的整体战？”此时德国败相已显端倪。哈尔兰将戈培尔此次演说中最“激动人心”的句子用在他导演的最后一部电影《考尔贝尔克》中。
　　哈尔兰说他自1933年就一直为自己的生命安全担忧，一个人不敢单独乘坐有轨电车。所以他也只能顺着戈培尔，做戈培尔要他做的事。对此布赫露不加分析批判，反而津津乐道于哈尔兰战后所遭受的“厄运”。对他公开审判，导致他心肌梗死；一位好心的法官出手施援，才没有使他发生意外。哈尔兰的瑞典籍妻子克里斯蒂娜每天为他点燃一支蜡烛，为夫君的生命祷告。
　　《犹太人徐斯》是战后惟一一部被判犯有“反人类罪”的电影，它“毒化了人的健康的判断力和原有的人性”。这使得全体德国人民“不得不忍受政府所采取的措施，并协助加以推行”。在布赫露笔下，电影是戈培尔搞的，和哈尔兰无关，要说有关的话，哈尔兰是这部电影的第一个受害者，是强迫命令的受害者。不听命令，就算不被枪毙，也会被送到前线。正如电影《犹太人徐斯》中多萝苔被强暴一样，哈尔兰是被《犹太人徐斯》这个电影所强暴。一个曾两次判决哈尔兰无罪释放的法官，曾是纳粹，其判决的理由令人厥倒：“那犹太人为何当时（1940 / 1941）不去看看这个电影而提出告诉呢？”布赫露对这样的法官没提出任何的质疑，反而为哈尔兰释放后遭到社会的唾弃而愤愤不平。比如说有一次哈尔兰要去看汉堡的室内乐，结果被拒之门外。怎么可以对他如此无礼？！原来剧院老板是个犹太人。
　　
　　导演《犹太人徐斯》使得哈尔兰一炮而红，成为第三帝国里片酬最高的艺术家；不仅如是，他还乘着威权的翅膀摇身一变而为教授，艺术、学术、金钱三丰收。战后他当然不能再在拍摄反犹电影方面施展拳脚，可犹太人还在，“人还在，心不死”。
　　有的论者问道，像舜宁格（Schoeningh）这样专出学术名著而名声卓著的出版社，为何出版类似二三流家族小说的烂书呢？令人不解的是，还有名家作序，说布赫露“进行了充分的调查”，“使用原始资料有创造性的思维”。其实，她是创造性地颠倒黑白。
　　围绕着一个第三帝国时代走红的导演所展开的辩论至今还有启发意义，对过去的讲述取决于现在对过去的认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