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亮:中国出兵援朝决策始末——林彪的“出而不战”,或许是抗美援朝最佳方略

应朝鲜的请求和保卫中国安全的需要,1950年10月5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在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后,毅然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战略决策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不期而至的朝鲜战争,对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来说,就是一次生死存亡的危机考验。出兵援朝,是毛泽东一生中为数不多的一次艰难决策,以至于他整整一个星期都无心刮胡子。胡耀邦回忆当时情景说,“他不作声,一个礼拜不刮胡子,留那么长,想通以后开个会,大家意见统一了,毛主席就刮胡子了”。
  60年后,我们回头再看出兵朝鲜的决策过程,时间跨度远远不止一个星期。从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到9月15日仁川登陆,再到10月19日志愿军兵发鸭绿江,战局瞬息万变,敌我友各怀心思,杀机四伏,凶险莫测,整个决策过程远非我们看到的那么简单。
  事实上,志愿军本来有多次出兵良机,因同盟内部的互相猜疑而屡失战机;最后在战局不利被迫出兵时,林彪提出“出而不战”,本来可以最小代价挽救危局,也因战场形势突变而未能付诸实施。
  谁错过了出兵朝鲜的最佳时机
  1950年9月15日至16日,麦克阿瑟乘朝鲜人民军主力胶着于洛东江,后方空虚之际,指挥美军在仁川登陆,朝鲜战局发生重大变化。
  当人民军进攻洛东江一线受阻时,一直在关注朝鲜战局的中国领导人,分别于7月中旬、7月下旬和9月上旬,三次提醒朝鲜同志,要他们注意敌人从海上向仁川、汉城前进,切断人民军的后路。中国领导人这时已很清楚地意识到,金日成若要取得胜利,必须要靠中国军队的援助。9月初,在毛泽东的一再催促下,东北边防军的兵力计划增加到70万人,另有补充兵员20万人,同时加强了武器装备,为出兵援朝做好了准备。
  8月26日,金日成在中国的提醒下,将美国人打算在仁川和水原地区实施登陆的情报通知苏联,拟采取必要措施加强上述地区的防务,并“提出请中国同志派军队援助朝鲜的想法,因为人民军目前的前线状况太困难了”。
  斯大林否决了金日成请求提供国际援助的要求。他答应金日成,“如果需要,我们可以再向朝鲜空军提供强击机和歼击机。”完全领会了斯大林的主张后,金日成便不再考虑请中国提供援助的问题,而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莫斯科身上。中国出兵援朝的最佳时机,就这样错过了。
  仁川登陆后,朝鲜战局逆转。中国领导人立即做出了反应。9月18日,周恩来召见苏联大使罗申和军事顾问科托夫、孔诺夫,不满地指出,朝鲜很少在军事问题上向中国提供情报,中国曾尝试派一些军事技术干部去朝鲜观察战场形势,可是至今没有收到平壤的任何答复。中国人根本不知道朝鲜人民军的作战计划,也不了解战场的真实情况。周恩来建议,如果朝鲜缺少足够的预备队(10万人),就应该将主力北撤,建立突击集团,等待决战时使用。
  最后,周恩来不无用意地指出,由于没有做长时间、大规模战争的准备,现在西方国家非常担心苏联和中国可能参与朝鲜的军事冲突。“应当利用这种恐惧心理采取能证明我们意图的步骤。从这方面讲,中国军队由南方向东北调动,足以使英美政府感到不安”。
  在向莫斯科提出援朝问题时,周恩来也询问了朝鲜的意见。9月19日,周恩来召见朝鲜驻华大使李周渊,询问朝鲜政府在仁川登陆以后,下一步对中国政府有什么要求。
  第二天,金日成向苏联大使什特科夫汇报了周恩来谈话的内容,并解释说,中朝之间有过一个约定,即如果敌人在后方登陆,中国人将用自己的军队来帮助朝鲜。外务相朴宪永则明确表示“希望能让中国参与在朝鲜的战争”。因为没有得到莫斯科的指示,什特科夫“对这一问题避而未答”。
  此时,毛泽东确有立即出兵援助朝鲜的意图。9月17日中央军委决定立即派遣一个五人先遣小组随驻朝鲜武官柴成文赴朝熟悉情况,勘察地形,做战场准备。路过沈阳时,柴成文将毛泽东的一封信交给高岗,信上说,“看来不出兵是不行了,必须抓紧准备”。
  但是,平壤的态度使得中国很难主动地、明确地提出参战的要求。9月21日,朝鲜劳动党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研究是否请中国出兵的问题。会上出现了两种意见。朴宪永、最高人民议会议长金枓奉和内务相朴一禹都认为,“情况危急,靠自身的力量已很难与美军对抗,应当向中国政府提出部队援助的请求”。金日成明确表示反对,他认为,中国参战可能会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况且中国出兵也解决不了问题,应寄希望于重新创建的人民军部队。他还强调,在苏联军事顾问团和武器援助的情况下,请中国人帮助,会使莫斯科产生“侮辱感”,因此,应暂缓向中国政府求援,而是先征求斯大林的意见。
  会议没有通过任何决议。金日成完全看斯大林的脸色行事,再次贻误战机,而不到最后关头,即敌军没有突破三八线,斯大林是尽量不让中国参战的。
  事情耽搁了几天以后,战场形势急转直下。9月30日,汉城陷落,人民军主力部队北撤退路被切断,失去了联系。金日成担心敌军会越过三八线,而朝鲜已无法组建新的部队进行有效抵抗了。金日成向斯大林致信求援,恳求斯大林给予“直接军事援助”,如果不行,就“请帮助我们在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建立国际志愿部队”。
  10月1日,斯大林致电毛泽东,要求中国军队以志愿军的方式入朝参战,在三八线以北地区组织防御。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盟主,斯大林在选择中国参战时机时,不是从两大阵营的对抗全局出发,而处处顾及苏联在朝鲜的利益、地位和影响,一再错失战机。现在,迫于战场形势的需要,莫斯科终于为中国军队开放了绿灯,但局面对志愿军已经非常不利了。麦克阿瑟甚至放言,中国此时出兵,“对他们来说,那将是一次最大的屠杀”。
  关于中国出兵的时机,历史学家沈志华在多年后有过精辟的分析:“如果在仁川登陆前中国军队可以协防后方,从而保障人民军主力在前线取胜;仁川登陆后中国军队可以在三八线建立一道防御线,从而阻止敌军继续北进的话,那么到10月初人民军主力丧失殆尽、三八线已被突破的时候,中国军队入朝作战的良机已不复存在。”
  林彪慎战意见曾占上风
  10月1日,毛泽东接到斯大林建议中国出兵的电报,中国使馆也在同一天收到了金日成的求援信,请求中国派兵入朝作战。次日,毛泽东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出兵问题,会上出现了不同意见,多数领导人主张对出兵的问题应慎重考虑。会议决定10月4日、5日再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进行讨论。
  10月4日,中央政治局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扩大会议专门商讨出兵援朝问题。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李富春、罗荣桓、林彪、邓小平、饶漱石、薄一波、聂荣臻、邓子恢、杨尚昆、胡乔木列席了会议。
  彭德怀于会议开始的当天下午乘坐一架银灰色的里-2型专机从西安奔赴北京,下午4时在北京西郊机场一落地,即被轿车接进中南海,停在丰泽园门前。彭快步来到颐年堂,周恩来首先迎出来与他握手,解释说:“彭总,会议在下午3点就开始了,来不及等你。”
  步入会议厅,毛泽东站起来和他握手,说:“彭老总,你辛苦了,你来得正好。美帝国主义的军队已开始越过三八线向北进攻了,现在政治局正在讨论我国准备出兵援朝问题。大家正在发表意见,请你也准备谈谈你的看法。”
  彭德怀入座,会场里出现了短暂的沉默。毛泽东见许多人并不积极发言,知道他们坚持不出兵的意见,遂说:“关于出兵援朝问题,大家还可以摆出不利和有利条件。各抒己见嘛。”
  林彪不紧不慢发言:
  “主席让我们摆摆出兵的不利条件,我赞成。我认为,我国已经打了20多年仗,国内战争创伤亟待医治,部分地区尚未解放,新解放区尚未进行土地改革,元气没有恢复。我们建国不久,百废待兴,国力很弱,没有能力再打大仗。特别是我们还没有同美军较量过。我们出兵参战,仗打起来是没有界限的,倘没有把握把美军顶住,反而把战火引到我国东北那就糟了。我看还是加强东北边防为好。”
  林彪接着说:“我军打蒋介石的军队是有把握的。但美军有庞大的陆海空军,有空海军优势,有原子弹,还有雄厚的工业基础。把它逼急了,它打两颗原子弹或者用飞机对我大规模狂轰滥炸,也够我们受的。”他接着做出结论:“朝鲜只有几百万人口,而中国近5亿人口,为了拯救一个几百万人的朝鲜,而打烂一个5亿人口的中国,是不划算的。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最好不打这一仗。”
  林彪的发言得到不少与会者的共鸣。聂荣臻事后回忆说:“有些同志认为,我们打了这么多年仗,迫切需要休养生息,建国才一年,困难重重,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最好不打这一仗。”薄一波后来也回忆说:“当时下决心出兵打这场战争,对于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来说并不是没有风险的。百废待兴,困难很大。”会上还有的同志认为:“等到苏联红军直接参战或同我们共同出兵,比现在我们单独出兵好。”
  毛泽东在会议的最后讲了一段话:“你们说的都有道理,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
  唇亡则齿寒,户破则堂危
  彭德怀当天没有发言。第二天下午会议继续讨论出兵援朝问题。彭德怀发言说:“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最多就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就是了。否则,等美国占领了整个朝鲜,将来的问题会更复杂。如果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摆在我们家门口,它想发动侵略,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与其晚打,不如早打,打完了再建设。”
  彭话音刚落,毛泽东紧接着发言:“这几天,不少同志讲了很多不能出兵的理由,但是不能忘了,朝鲜人民和朝鲜党的同志在我们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是为中国革命的事业流过血的。现在他们的民族处在危机时刻,有一百条理由一千条理由驳不倒一条理由,那就是我们应该有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友邻有难,就要挺身支援。见义勇为是中华民族的美德!不错,美国的大炮比我们多,但历史不是大炮写的。我们横下一条心,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总之一句话,当今世界,任何人想随意欺压、宰割别人,都是不允许的!到头来都必将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喝了一口茶,毛泽东清了清嗓子,继续说:“不错,我们可以写出百条千条理由不出兵,但现在美帝的矛头直指我国的东北,假如它真的把朝鲜搞垮了,即使不过鸭绿江,我们的东北也时常在它的威胁中过日子,要进行和平建设也会有困难。所以,我们对朝鲜问题置之不理,美帝必然得寸进尺,走日本侵略中国的老路,甚至比日本搞得还凶。它要把3把尖刀插在中国的身上,从朝鲜一把刀插在我国的头上,从台湾一把刀插在我国的腰上,从越南一把刀插在我们的脚上。天下有变,它就从3个方面向我们进攻,那我们就被动了。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不允许它的如意算盘得逞。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
  “唇亡则齿寒,户破则堂危。我们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毛泽东一锤定音,出兵援朝就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决定下来了。会议还通过了毛泽东的提议,由彭德怀率部入朝,协助人民军抗击敌人。10月8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发布命令,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任命彭德怀为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出而不战,善之善者也
  在出兵援朝的问题上,林彪主张慎重、反对参战的态度广为人知,但他同时提出了另一个非常高明的出兵方略,却没有引起学术界的关注。
  主张慎重,不同意出兵朝鲜,是林彪深思熟虑的结果。朝战爆发后,林彪一直在关注朝鲜战事,最晚在1950年9月就形成了不同意出兵朝鲜的意见。据柴成文回忆,1950年9月初,他从平壤回到北京后,林彪约见他,了解朝鲜方面的情况。柴成文马上去林彪住处汇报。林彪听了柴成文对朝鲜战事新情况的汇报后,问道:“他们(朝鲜人民军)有无上山打游击的准备?”柴成文回答说:“我不能确切地讲有,但根据和金日成相处的了解,如果形势需要,他是能够上山打游击的。”林彪又问:“我们不出兵,让他们上山打游击行不行?”
  但是,作为军人,林彪并没有一味避战。曾担任周恩来军事秘书的雷英夫回忆说,林彪在军委常委居仁堂会议上不赞成出兵,最好不出兵,“如一定要出,那就采取出而不战的方针,屯兵于朝鲜北部,看一看形势的发展,能不打就不打,这是上策。”
  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出而不战”,确实是志愿军在不利情况下,出兵援朝的上上策。毛泽东虽然否决了林彪不赞成出兵的意见,却对“出而不战”这一条心领神会。从志愿军入朝后的兵力部署来看,毛泽东几乎全盘采纳了林彪的意见。
  10月14日,毛泽东给在苏联的周恩来的电报中,提出志愿军入朝后先取守势,构筑防御线,六个月以后再谈攻击问题。电文说:
  “在平壤、元山铁路线以北,德川、宁远公路线以南地区,构筑两道至三道防御阵线。如敌来攻,则在阵地前面分割歼灭之,如平壤美军、元山伪军两路来攻则打孤立较薄之一路。现在的决心是打伪军,也可以打某些孤立的美军。如时间许可,则将工事继续增强,在六个月内,如敌人固守平壤、元山不出,则我军亦不去打平壤、元山。在我军装备训练完毕,空中和地上均对敌军具有压倒的优势条件之后,再去攻击平壤、元山等处,即在六个月以后再谈攻击问题。我们这样做是有把握的和很有利益的。”
  志愿军秘密入朝后,由于敌人向中朝边境迅速推进,志愿军过早接敌,被迫改变原定先建立防御线的计划,仓促发起第一次战役。10月21日、22日,彭德怀给毛泽东连续发了两封电报,计划以一个军钳制敌人,集中三个军寻机歼灭伪军两三个师,争取扩大巩固元山至平壤线以北山区,发展南朝鲜游击战争。林彪设想的公开出兵,先声夺人,“出而不战”的战略意图遂告落空。
  不战而屈人之兵,并非没有可能
  从美军方面的动向来看,志愿军出而不战,先声夺人,从而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预期效果,并非没有可能。
  美国早在1950年7月10日制订的第76号文,就规定如果“发生了中国或苏联大规模有组织的抵抗,联合国军总司令在向华盛顿报告之前,不得下令继续前进”。
  9月11日批准的81号文件,为美国军队越过三八线的军事行动确定了两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条件,其中之一就是中国或苏联军队没有卷入朝鲜战争,如果中国或苏联军队介入,美国军队应防守在三八线一带。
  9月27日第92801号命令,确定以粉碎北朝鲜的武装部队为军事目标,授权麦克阿瑟在三八线以北的朝鲜境内采取军事行动,包括两栖和空降或地面作战,但前提条件是“在采取这种行动时没有主要的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军队进入北朝鲜,没有准备进入的声明,也没有在北朝鲜对抗我们行动的威胁。”“假使苏联或中国共产党事先声明他们要重占北朝鲜,并公开地或含蓄地发出他们的军队不应受到攻击的警告,你应把这事提交给华盛顿。”
  10月9日,国防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再次命令麦克阿瑟:今后中国共产党要是不事先声明就在朝鲜任何地方公开或隐蔽地使用大量的部队,你应根据自己的判断,只要在你控制下的部队有可能获得胜利,你就继续行动。在任何情况下,如果要对中国境内的目标进行任何军事活动,都必须事先得到华盛顿的批准。
  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越过三八线问题讨论的历次文件看,影响美国决策的制约力量始终是苏联或中国军队是否会出兵参战。而杜鲁门本人在麦克阿瑟开始“烙铁行动”,登陆仁川时甚至考虑,一旦中国出兵朝鲜,美军便撤出战斗。时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布雷德利说:“参谋长联席会议一致认为,一旦中国干涉,我们将从朝鲜撤军,准备实施非橄榄球作战计划。”
  林彪的“出而不战”,充分考虑了敌方这种忌惮心理。可以设想,如果让林彪领兵出征,公开派出东北边防军,屯兵于朝鲜北部,就地构筑阵地,先为不可败之势,再结合周恩来在外交上的努力,威慑美国,使其知难而退,即使不能收“最好不打这一仗”之全效,也能保证在中国边境形成一个稳定的缓冲地带。而目前北朝鲜这个安全缓冲带,是以志愿军血战三年、伤亡数十万人的代价换来的。两相比较,“出而不战”的用兵策略,虽然未能付诸实施,但从战局发展的各种可能性来看,军史学家实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
这种满篇对话的文章,当“演义”看看也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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