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钱端升的清算与被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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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端升的清算与被清算 / 张耀杰
2011-03-10 09:18 | 阅读(494) | 标签: 钱端升, 清算, 被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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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耀杰

□学者，北京
阅读陈夏红著的《政法往事：你可能不知道的人与事》，既学习了此前确实不知道的人与事，同时也重温了此前已经略有所知的人与事。其中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关于钱端升的几篇长短文章，尤其是他对于已故前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政治清算。
1948年11月，寄居在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家里的哈佛大学客座教授钱端升，闻知中国国内“解放战争进展十分迅速，形势发展令人快慰”，义无反顾地回到国内。1949年2月28日，中共新政权派遣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来到北大校园宣布接管。5月4日，汤用彤被任命为校务委员会主席，钱端升被任命为常务委员和法学院院长。钱端升在同年3月9日致费正清信中写道：“以一个想要适应这个变动时代的中国人来说，我衷心赞赏这新秩序的创造者。虽然我自己……被误解。”
6月中旬，“被误解”的钱端升，在北大法学院组成以教授为主的“新思想新政策研究会”，学习内容包括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新经济学、新民主主义理论与政策和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10月1日，钱端升“荣幸地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参加新中国的开国大典”。
1951年11月，随中央土地改革工作团到四川大邑县观摩土地改革的钱端升，回校不久便在《光明日报》发表《为改造自己更好地服务祖国而学习》，承认自己“大大地错了”。他笔锋一转，就把批判矛头指向“前校务委员会主席汤用彤先生”，说是“在他的领导之下，北京大学长期存在着的自由散漫基本上是没有被纠正的。”
钱端升接下来又把已故北大校长蔡元培，连同流亡美国的老校长加老朋友胡适牵连出来，充当政治清算的目标靶子：“北京大学的自由散漫，蔡元培先生是要负一部分责任的，而将他在北京大学的主要教育思想——— 所谓‘思想自由’和‘学习自由’——— 长期地保留在北京大学之中的老一辈的教师们，包括我自己在内，则应负更大的责任。”
稍微明白中共党史的人都应该知道，假如没有蔡元培的所谓“思想自由”和“学习自由”，李大钊、张申府、邓中夏、高君宇、张国焘、黄日葵、何孟雄、罗章龙等人，就不可能于1920年3月在北大校园组织中国第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作为共产国际中国支部的中国共产党，也就无从谈起。但是，在特殊氛围之下，钱端升这种以政治正确歪曲改写历史事实，进而彻底断送蔡元培时代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北大精神的表态文字，非但没有遭受学术批评，反而赢得众多政治待遇和权位奖赏。
只可惜好景不长，1957年6月，反右斗争全面展开，时任北京政法学院院长的钱端升被划为“右派”，并被列入“章罗联盟”的大名单。用陈夏红的话说，“1957年钱端升在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了《我的罪行》的检讨后，鲜有文字留世。从1957年开始，有近二十年的时间，钱端升就像消失了一样。”

我近年来出版的几本文集，都以法政史学为研究内容，与陈夏红属于大致相同的学术范畴。陈夏红以80后的年纪，先后结集三本学术文集，并且协助江平先生整理出版《沉浮与枯荣——— 八十自述》，初步形成了自己的学术格局。在此衷心希望他能够尽早走上政法大学的讲坛，为法政史学研究带出一个更加年轻也更具潜力的学术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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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翻过钱端升翻译的屈勒味林的《英国史》，想不到钱竟是如此一悲剧人物。

老木匠

曾经翻过钱端升翻译的屈勒味林的《英国史》，想不到钱竟是如此一悲剧人物。
showcraft 发表于 2011-3-12 09:57

钱实在太“热衷”，缺乏学者冷静和批判的态度，是自找这样的下场

陈夏红很了不起，一直在做20世纪法学家群体的研究，做了编辑，又去读博士，现在还没有毕业，他也是老真名的网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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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aike.baidu.com/view/76435.htm
逝人追忆
　　相隔整整40年的两个细节，为钱端升的一生，留下了一个饶有意味的注脚。 　　——西南联大图书馆草坪前，人头攒动，灯火通明。钱端升正大声疾呼“内战必然毁灭中国”，“我们需要联合政府”。听众掌声雷动之时，国民党当局出动军队，在围墙外鸣枪相威胁。子弹“啾啾”地飞过师生们头顶，钱氏却仍然高声健谈，与枪声相应和…… 　　这是1945年11月25日夜，钱端升在西南联大做时事演讲。有在场学生事后叹道：“这一幕，理应是联大校史上最令人神往的一夜，它让我懂得了什么是人的尊严，什么是知识分子的尊严。”  钱端升铜像
——在中国政法大学人声喧闹的食堂里，一位退休司机当众对一位研究钱端升的青年教师说：“钱端升？哼，他妈的，“文革”时我们想骂就骂！想打就打！” 　　这是1985年的11月。解放后一度担任北京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前身）院长的钱端升，成了退休司机炫耀“武功”的谈资。 　　如果光看1949年前的履历，称钱端升为现代中国政治学、法学的一代宗师并不为过。在担任天津《益世报》主笔期间，在短短8个月内，他写出了170篇笔锋犀利的社论，其中许多是针对时弊、主张抗日及反对投降的文章。1947年，时任哈佛大学客座教授的钱端升接受校方邀请，用英文写出《中国的政府与政治》，该书随后便成为哈佛、斯坦福等大学政治学系的教科书。而在北京大学任教期间，他与王世杰合写的《比较宪法》，至今还是当当、卓越等网上书店的热销书。 　　但在1957年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了《我的罪行》的检讨后，钱端升几乎再无文字留世。他最后的编著成果是在1962年，高等教育主管部门要求已被打成“右派”的钱端升，组织几个教师编译一本教材《当代西方政治思想选读》。到1966年“文革”开始时，该书已译120万字。随后红卫兵抄家，这一小小事业也成了“革命”对象，译稿至今不知去向。 　　33年，一个学者的后半生，就这样“几近空白”。 　　一度，身为民国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在无数次国民参政会会议上，钱端升曾与张奚若、罗隆基、周炳琳一道，成为蒋介石最害怕起立质询的参政员。当时的报纸称，“这四位教授，虽然政治立场不尽相同，但都痛恨腐败、独裁，力争民主，且皆熟悉西方民主程序。纵然蒋介石身居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的总司令，依然不得不有所收敛。” 　　1949年后，作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30名“典范”，钱端升于1951年发表了《为改造自己更好地服务祖国而学习》，内中写道：“为了求自己的进步，为了改革高等教育，更为了对得起人民，对得起毛主席，让我们高等学校的教师们以最热烈的情绪卷入用批评自我批评方法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运动的高潮吧！” 　　如此种种，让钱端升的旧友——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感觉“诧异”。1972年，费正清访华，提出想与老友钱端升“叙旧”。但在宾馆客房里，钱端升闭口不谈自己这些年的经历。即使单独聊天时，钱端升依旧用一种“加强式”的语气强调：“中国将在今后5000年内遵循马克思主义！” 　　不只是费正清，没有人能真正清楚，在这“几近空白的30多年中”，钱端升心里究竟在想些什么。即使是家中四合院被一伙人以红卫兵的名义挤占，一家五六口人只能挤在“旧宅的一部分里”，也从未有人听到钱端升一句抱怨。 　　1982年，身患重病行走不便的钱端升，却破例参加了一个追悼会。死者是钱端升在哈佛大学的弟子田保生。1949年后，原在联合国办事处工作的田保生，听从钱端升的劝告回国，担任外交学会国际法的编译工作。“文革”中，田保生和妻子一同上吊自杀，后来才获“平反”。 　　时人回忆，钱端升默默站在弟子灵位前，注视良久，然后一言不发，转身蹒跚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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