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UID
- 3136
- 帖子
- 2279
- 精华
- 0
- 性别
- 男
- 注册时间
- 2005-2-25
访问个人博客
|
板凳
发表于 2011-3-14 14:26
| 只看该作者
3、弃商从文，承诺誓言
——离开北京之前，沈志华对自己过去的导师说了一句如同誓言般的话：“我现在是走投无路，背井离乡去做生意，只要有一天我赚了钱，我一定回来继续跟您接着做学问。我要是没本事赚不到钱，那我就客死他乡，永远不回北京了！”
沈志华最初的学术研究方向并不涉及中苏关系，组织上安排他学非洲史，他研究的对像也是非洲的社会主义。第一篇文章是翻译《恩克鲁玛与非洲的社会主义》。后来还不到一年，世界史所所长朱庭光就找到沈志华，建议他转学苏联史，说：“苏联同中国是近邻，现在中国在搞改革开放，苏联二十年代的经验和教训对我们来说都是宝贵的财富，非常值得我们汲取。”
当时中国史学界上上下下强调的都是“历史为现实服务”，沈志华也觉得应该是这样，就同意了。第二年他就开始发奋学俄语，转攻苏联史，主要由齐世荣先生带他，齐先生是世界史所的学术委员，也是这一研究领域公认的领军人物。
读研究生期间，沈志华先后在《社会科学战线》、《世界历史》、《世界史研究动态》发表了七八篇论文，都是关于现代史和苏联新经济政策的，《人民日报》也转载过他的文章。入道不久便成绩菲然，这恐怕与他自小养成的刻苦精神和天生的悟性密不可分。
1982年初，沈华志完成了硕士学位论文《新经济政策与苏维埃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1994年修订再版的《新经济政策与苏联的农业社会化道路》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写成的。
那一段时期，沈志华就像手红时打麻将，咋打咋和，不仅在史学界春风得意，连仕途也主动向他敞开了大门。就在《人民日报》转载了沈志华的文章后不久，当时的财政部长看中了他，准备把他调到自己的秘书班子里去。
沈志华也是个俗人，觉得给国家领导人当秘书是个难得的人生机会。可是，朱庭光所长，还有他的导师齐世荣、加上他老爸，三个人一致反对。
老爸还说：“你这样的个性就不能在中国当官，只能老老实实地做学问，你要当了官，准得给我弄出点事来。”
齐先生则说：“志华，我希望你继续做学问，凭你这么下功夫，凭你现在这水平，十年之内，你就可以成为中国的一流学者。”
导师的开导远远超过老爸的叮嘱，就冲着齐先生这句话，沈志华最终拿定主意：秘书不做也罢！
沈志华是社科院世界史第一届研究生，说起来是当时中国的最高学府，可大家连答辩怎么搞都不知道，就拿他做实验，因为他提前一个学期就把论文交了。
他的答辩预定在1982年5月21日。离研究生论文答辩还有16天的时候，一拨儿警察突然涌进家门，把他给铐走了。
看到警察如临大敌的样儿，沈志华心里说：“咋回事啊？‘民主墙’我都没去过，一门心思做学问，不参与政治了，我这又惹着谁了？”
等到审讯时他才明白自己犯了啥罪，罪名耸人听闻——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
1981年底里根当选美国总统后，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在纽约逮捕了一名中国人，说是窃取美国机密文件。为了外交斗争，中国也要尽快抓到一名美国间谍。沈志华认识一个在中国外语学院教书的美国博士生，专门研究当时中国的农业改革和农村包产到户问题。由于专业接近，沈志华与这个美国人有过几次交往，谈话也挺投机，还为其找了一些研究资料。不知道怎么回事儿，这个人被认定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人，于是散开网跟踪，就把沈志华也给圈进去了，当然不止他一个，另外还抓了七八个人。后来弄清楚这个美国人不是特务，于是被限令48小时离境。
本来事情已经搞清楚了，美国人也放了，沈志华等一干人也就没事了。不想，美国当局抓住此事不放，攻击中共恶意破坏中美关系。这就成了国际事件，中国自然不会让步。
因为向美国学者提供了十几本社科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办的不公开发行的学术刊物，沈志华被审讯了整整10个月，最后确定的罪名是“泄露国家重大机密”，判刑两年。宣判后，法官对沈志华说的一句话道出了实情：“为了国家的利益，你就牺牲一下吧！”
不过，说到这桩早成过眼烟云的冤案，沈志华倒十分达观，“没什么，一段难得的人生经历而巳，不就住两年监狱么？伟人不说过，逆境是智者最大的财富。更何况，那监狱也没白呆，我在学术上掘得的第一桶金，正是在监狱里。”
平白无故地被当做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务关在大牢里，百口莫辩，换做其他的人，恐怕脑袋都会急疯。但研究历史的沈志华不同，能让他在厄境中竭力保持心态平衡的，也恰恰是中国的历史，因为他太了解，在中国的历史上，这样的冤假错案简直是多如牛毛，脑袋还长在自己脖子上，还能思想，狱方还允许自己写作，就巳经是不幸中之万幸了！除此以外，他还敢奢求什么？还能奢求什么？
当然，沈志华也是现实中人，人说30而立，他现在巳经32岁了，不要说立业，就算两年后能从监狱里出去，也是一切都毁了！没有工作，没有学历，没有饭碗，政治上被打入另册……他甚至打算，如果能放出去，最好凭着自己的本事，到远离繁华都市的深山里当个乡村教师，数学、物理、化学、语文、历史、地理，他啥都能教，裹腹应当没有问题。
命运的大起大落并没有改变他的人生轨迹，在狱中，沈志华写完了他的第一部专著《新经济政策与苏维埃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而正是这本专著，奠定了他今生要走的学术道路。
沈志华刚进看守所那段时间还想不会有什么事，等把事情搞清楚了尽快出去，他还得答辩哩。等了几个月，就彻底失望了。整天呆着没事，闲得发慌，就萌生出把自己那篇论文写成一本专著的念头。因为他收集了好多资料，但是论文写得很短，大概三万字多点儿。一天到晚就琢磨这个。那时候也没笔，就用牙膏皮。他在书上看到，革命者坐监牢时拿牙膏皮写东西，他就试了试，还真行！牙膏皮含铅，撕开了，铺平，擀得特别薄，然后搓成一个细卷儿就能写出字来。又向看守要了一套马恩选集，假装整天在看守眼皮底下学马列著作，其实是在书边角上写自己的东西，同监犯人的牙膏皮全归了他。后来律师偷偷给他一支钢笔，他又在暖气后面发现了半瓶墨水，大概是前人留下来的，最后就偷偷地写成了这本书的大纲。判刑之后被送到劳改农场了，那儿的条件比看守所就好多了，他就不断地写条子要书。
他开始把监狱当成自己的研究室，巳经成了劳改犯的沈志华白天与犯人一起劳动，晚上，则埋头写自己的书稿。长达40万字的《新经济政策与苏维埃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就是在他那篇未来得及拿上台面的硕士论文的基础上扩展而成的。写作初期，没有资料，凭的就是过去对资料的消化积淀与超强的记忆功夫。最初，监狱里的管理人员把他的书稿全搜走了，好在他们对什么苏联的土地问题、雇佣劳动关系、租赁等问题看不懂，也似乎与中国的政治无关，就退还给了他，只要不给狱方弄出什么麻烦，愿写就让他写，这样的结果让沈志华喜出望外。
到后来连沈志华向前来探监的家人和同事索要写作资料，狱方也不再制止。社科院世界史所的于沛、马扬、张晓华就不断地为他搜集和传送资料。管教干部也不阻拦，因为送来的书籍和资料，不是俄文就是英文，他们也看不懂。
当时世界史所的一帮年轻人都知道沈志华是吃了“哑巴亏”，对他特别好，凡是沈志华开的书目，他们都会想尽千方百计给他弄来。
监狱里有一个自由世界没有的好处，晚上不关灯，虽然灯光暗淡了些，就一盏15瓦的小灯泡，但也还能凑合，就趴在被窝写。有时上夜班，白天休息时就蜷缩着靠在墙根下，把洗脸盆往膝盖上一扣就是桌子。40万字的学术大部头，沈志华就这么一个字一个字地鼓捣出来了。
1984年5月22号，沈志华拎上装着书稿的提包跨出了监狱大门。他的老领导朱庭光很想把他重新弄回社科院世界史所，他努力了，可他面对着的是个刑满刚释放的政治犯啊，结果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沈志华马上就面临着严峻的生存问题，没有单位，社科院也不可能给他这个刑满释放人员补发学位证书。他成了个无业游民，万般无奈之下，他只能去做生意。到大邱庄同禹作敏合作搞过生态农场，在河北霸县办过机械加工厂，还曾在北京街头推车卖过水果，还一个人天远地远地跑到云南的大山里去收购干红辣椒，运到北京市场上赚点差价，在艾芜《南行记》中描述过的山区旅店里一呆两三个月，结果钱没赚到多少，裹了一身肥滚滚的虱子回北京。
1985春节刚过，朋友对他说，现在深圳开放了，谁都可以去，那里的人不论出身，也不讲成份，不会因为你呆过大牢就歧视你。沈志华那时最窝心的就是每个月都必须到派出所去报一次到，汇报他这一个月来都干了些什么。窝囊啊！他这个在公安部大院里长大的“自家的娃”咋受得了这份歧视？他想不通——我沈志华，怎么就成了社会最底层的一个角色了？
那时候全国能走的人都一窝蜂往深圳跑，到了这年年底，沈志华也随着这股大潮，成了一只“南飞雁”。
离开北京之前，他特意去向自己的导师齐世荣辞行。面对曾对他寄予厚望的恩师，沈志华既惭愧，又伤心，从不甘心失败的他，说了一句如同誓言般的话： “我现在是走投无路，背井离乡去做生意，只要有一天我赚了钱，就一定回来继续跟您做学问。我要是没本事赚不到钱，那就客死他乡，永不回头！”
深圳当然不是遍地黄金，一心想成为历史学家的沈志华为了糊口，只得放下身段，哪样来钱干哪样，啥都干。从当街卖水果，给老板拎包，开始了自己的创业之路。
好在读书人学习能力比一般人强得多，很快就进了一家私人办的进出口贸易公司，还进入了管理层。老板负责食宿，每月还给底薪，但业务完全靠他自己去揽，生意做成了老板和他按比例分成。
为了多挣钱，积累求学的资金，沈志华曾请求公司让他独自承接一单生意——向日本出口红辣椒干。他挑选的合作者是一家香港公司，自己负责组织货源、保管和运输，对方负责把货物转销日本。为收购辣椒干，沈志华一个人跑到云南大山里呆了两三个月。最后生意很成功，算下来落到他个人头上的就有18000美金。可是香港老板见钱忘义，把他给骗了，他当时也不可能过罗湖桥，追到香港去讨债啊！吃一亏长一智，他这才明白，想赚大钱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事，不仅要懂生意，还要精通人情世故。
沈志华后来又到一家中新（加坡）合资的石膏板厂做过一段时间，老板对他很器重，给他的待遇很好，他也感到很愉快。
1987年底，沈志华突然接到北京的一封信，他在世界所的一个朋友张宏儒（现在是华夏出版社总编辑）正在搞一套“二十世纪文库”，翻译外国的学术名著，缺个审稿人，问他能不能马上回京帮忙。沈志华正愁找不着机会重返学术界哩，于是马上就答应回去。听说他要走，新加坡老板专程赶到广州挽留，和他彻夜长谈。沈志华就跟他讲自己的经历，说他一定要回到学术界，老板一听，确实是留不住了，说：“你就那么想做这事儿？”沈志华就把齐先生当年跟他说的话跟新加坡人说了一遍，他导师说的话对自己影响挺大的，而且去深圳之前他去看了一次齐先生，现在这么好个机会从天而降，还能不回去？
回北京以后沈志华就开始编书，拼了整整一年啊，他一个人就编了62本，两千多万字！最后眼睛累得实在不能看东西了，而且当时他既没有档案，又没有职称、职务，张宏儒做了很多努力，还是没有地方能够接受他。
重返学术界的美梦破灭了，1988年年底，沈志华又一头杀回了深圳。不久，他有幸进了一家黄金饰品公司当管理人员，他走南闯北，不辞辛劳替公司打通了原料采购的渠道，公司给他提成，赚的钱就很多了。以黄金饰品公司挣来的钱为基础，他开始自己涉猎进出口贸易，赚到钱后又开办了两家工厂、一家农场，还大炒股票。
是金子到哪儿都能闪光，刚一介入图书市场，沈志华就让业内人刮目相看。他独立投资并组织力量编写的文白对照全译系列的通俗历史著作《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等，让他赚得来盆盈钵满。
十年拳打脚踢，惨淡经营，总算让他成为了一个深圳商界颇有收获的成功者。他决意实现自己对导师许下的诺言了。
4、莫斯科购档案大显身手
——有钱能使鬼推门，这话拿到莫斯科照样灵验，下了功夫后，有些原来不对中国人开放的档案也开放了。但时间问题却并未解决……沈志华作为商人的精明在这种处境下再次发挥了作用，脑瓜子一拍，又让他想出个招来。
沈志华说，其实他在十年做生意期间一天也没忘记自己的使命——创造条件重返史学研究的最高殿堂。商界很多朋友都不理解，说他脑袋瓜子进水了，一个人钻故纸堆的高兴劲，能和“唰唰唰唰”数钞票比？其实，他就是对研究历史感兴趣，体会到里面其乐无穷，充满巨大的吸引力。他认为研究历史的基本和主要目的就是还原历史，就是以当代人的认知和感受，在最新发现和发掘出来的更丰富、更详实的史料的基础上，再现历史的本来面貌。在他看来，这个再现的过程就像做拼图游戏，散碎的各种形式的历史资料就是拼图零件，而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对这些丰富多彩、真真假假的构件进行鉴别、筛选，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再按照自己的思维逻辑把它们拼装在一起，形成一幅图像——也就是历史学家眼中的历史。怎么能把它拼成像模像样的东西，这就是历史学家的功底了。拼得越合理，就越能接近历史的原貌。历史的原貌虽然不知道，但是历史的逻辑客观存在，一般人都能接受：这是拼图的眼睛，上面就是眉毛，下面一定是鼻子，否则就不对了。这需要有丰富的材料，还要求史学功底的训练。还有一个判断的标准是公众的认可，众人的逻辑来推动一个人的逻辑。历史研究就是这样一种吸引他的“游戏”，每当发现了一些重要的、足以改变历史图像的新构件，他就激动不已，就有一股创作的冲动；每当拼装出一幅得到人们认可的，哪怕是一幅很小的图像，他也会有一种沾沾自喜的成就感，而这种感受又鼓励和催动他马不停蹄地去进行新的探索。
图拼出来，拼图的人就有资格解释了，历史，它原来是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而在一次又一次解释历史的过程中，他就品尝到了一种“达者兼济天下”的欣慰感和成就感——而这，对沈志华来说，才是最最重要的！
沈志华重返史学界后，做的第一件足堪自慰的事，便是拿出一大笔钱来，设立了“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专门资助学术著作的出版，由史学前辈和专家评审，到目前为止已资助出版了64部专著。笔者从“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表上看到了两笔大数，仅是1994—2003年度资助《东方历史学术文库》评审、出版补贴费，沈志华就掏了共计约110万元。同年度资助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历史档案选编》课题组研究经费、稿费、管理费共计约140万元。
此外，他每年还要拿出十几万元，资助中国史学界各种各样的学术会议。
那一时期，沈志华最值得浓墨重彩书写的华彩乐章就是一掷140万，去莫斯科购回一大堆俄罗斯政府解密的前苏联国家档案。
而此次重大行动的发韧，正源自于他1994年在深圳举办的那个探讨“苏联解体的历史教训”的学术会议。
沈志华在发言中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重新振兴苏联史的研究要靠档案。他引用了一位外国档案学家曾经说过的话，“过去档案创造了历史，而现在档案又成为历史的见证”。这句话简明而又深刻地反映了历史与档案的关系，说得再通俗一些，历史学家与档案文件，就如同厨师与粮食，毕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他认为，由于一件档案文件的公布而推翻一个历史结论或揭开一个历史谜团的例子，屡见不鲜。能够还原历史本来面目的史料，无非是档案文件、文献记载（包括影像资料）、当事人的回忆录、口述材料，古代史还要依赖出土文物和传说。其中，档案文件无疑是第一位的。文献记载的多是表面现象，而回忆录与口述史料往往因记忆或是当事人所处的位置，存在相当误差，甚至会将后人引入歧途。历史学家要想尽职尽责，一项最基本的工作，就是必须在档案上下足功夫。
当时在北京他就已经知道，前苏联的档案解密了，再不动作就晚了。苏联档案的价值和意义对中国来说远远超过了其它国家的档案，因为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密不可分。中国史学界说了半天什么苏联解体的原因，大家都是在凭空猜想，因为中国的学者看不到自己国家的档案。苏联共产党长达70多年的历史，究竟是怎么走过来的？中国学者不深入地研究历史本身的真相，就妄下结论，不都是凭空想像出来的吗？诚然，有一些当事人出版了回忆录，但因为种种众所周知的原因，回忆性史料的可信度远远低于原始档案。苏联从伟大的十月革命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崩溃的今天的？列宁创办的苏联共产党打天下夺江山，从理论上讲不都是想给人民带来福利吗？为什么当他的接班人被赶出苏共中央大厦时和克里姆林宫时，竟然没有一个苏联人民带着哪怕是惋惜和同情的心情前去送送他们？这些重大的问题只有在档案中才能寻找到准确的答案。中国学者必须尽最大的努力搜集档案，在档案的基础上探究出历史的真相。
沈志华的发言，引起了史学家们的强烈共鸣，激起满堂掌声。
沈志华不仅仅是嘴上说说而巳，他还真有行动。回到北京不久，他又在大兴宾馆专门召开了一个小规模的论证会，被他邀请来的，全都是国内研究苏联史的领军人物，就为了专门论证前去莫斯科购买档案这事，其实是他请来一帮高参为他的这一重大行动出谋划策。朱庭光、齐世荣，中央编译局的郑异凡，陕西师大的杨存堂，上海师大的叶书宗等史学界的大家都来了。众人都说，于民于国于党，沈志华你这事都太应该做了。但也都认为此事非同小可，完全靠沈志华个人运作，即便你钱再多，也不太可能达到目的。
而且众位大师还有句话没说出口，那时出国不像现在这么简单，你沈志华连个单位都没有，而且公安机关还要对申请出国人员进行政审，作为刑满释放的“政治犯”，你连护照都没法办，怎么可能去莫斯科？而且究竟要花多少钱？大师们心里谁也没底。
沈志华却打定主意，非把苏联档案买回来不可。会后，他送走了大专家大学者，马上赶去社科院，直接请见两年前从中宣部长位置上退下来、当时担任社科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的王忍之，向他谈了自己的打算和所做的前期工作。他对王忍之说，档案就是史学家的粮食，苏联五年前解体，国家一直处于动荡与混乱之中，才给我们中国人提供了这样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所以无论如何，我们应当捷足先登。
王忍之当然知道苏联国家档案对中国的重要意义和价值，说：“中国急需前苏联的档案，这批价值连城极为珍贵的档案最理想的当然应该是我们社科院出面去买。可问题是，社科院是出了名的清水衙门，拿不出这笔钱啊。如果向上面要，得先报项目，等到立了项，层层审查完毕批下来，那就不知道是猴年马月的事了。”
关键时刻，沈志华大言不惭地说：“社科院拿不出钱我有钱啊，我今天来找你，只是来向你求个名分，请你就在社科院内部立个项，以社科院的名义组成一个赴莫斯科购买档案的代表团，我要人，你给我人，我要去莫斯科，你给我办护照，开介绍信。至于买这批档案所需的一切资金，全部由我个人承担。”
王忍之没有任何理由拒绝慷慨热心的沈志华的请求，双方谈定，此事作为社科院重点课题立项，由社科院出具一切必要的手续，沈志华负责全部课题经费，并主持全面工作。然后，沈志华挑选了闻一等三名社科院研究国际关系史的学者和俄文翻译，匆匆飞到了莫斯科。
谁知到了莫斯科，才知道问题多多，远非预案中那么顺利。档案开放最繁荣的时期是1992年到1993年，等到他们去时，已经开始压缩收紧，而压缩收紧的其中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比过去贵了许多。且不讲由于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因两国交恶所形成的感情隔阂，很多重要的档案苏联人故意不对中国人开放，而且还下决心好好地敲中国人一笔金钱，去俄罗斯国家档案馆复印，一页1美金，去苏共中央档案馆复印，一页2.8美金，给人民币不行，给卢布朝你翻白眼，苏联人眼睛里，似乎只知道美金才是钱。
因为俄国在专制体制下过了70多年，那种恶劣的官僚体制所长期形成的种种弊端办起事来真让人难以忍受。国家档案局的工作人员每天只工作三个小时。说是10点上班，但是11点才开门，中午休息，下午3点还要喝茶，4点下班。这样的安排，大老远从中国跑来的沈志华一行人还能干什么？
好在沈志华有过十年的经商生涯，只好把做生意时种种行之有效的招数悉数使了出来。单请客吃饭不够，还得行贿收买。经过大动乱之后的俄罗斯元气大伤，生活物资的价格高得来令人咋舌，沈志华邀请俄罗斯档案馆和苏共中央档案馆的两位馆长吃了一顿饭，6张嘴巴，就吃掉了460美金！
送礼也是个伤脑筋的事，几位中国去的秀才，都不清楚苏联人到底喜欢啥玩艺儿，到商场里七嘴八舌穷尽心智好不容易把礼物买下来，还得打听行贿对像家住何处，再毕恭毕敬给送上门去。
有钱能使鬼推门，这话拿到莫斯科照样灵验，下了功夫后，有些原来不对中国人开放的档案也开放了。但时间问题却并未解决，4个人呆在宾馆里，每天只能去档案馆查3个钟头的档案，档案浩如烟海，按照这样的进度，开销可就大了。
沈志华作为商人的精明在这种处境下再次发挥了作用，脑瓜子一拍，又让他想出个招来。他了解到莫斯科城区与郊区的物价差异很大，为了节省开支，他让一名学者和翻译坐地铁去郊区乡下，到大卖场买面包、黄油、香肠、各种汤料、咸菜什么的，再到农户家地里买蔬菜和家禽，然后背回宾馆自巳动手，准备了一桌盛宴。
而他呢？却带着学者闻一，厚着脸皮去“公关”，什么俄罗斯历史所、远东所、东方学所，到处拜访，邀请俄国学者赴宴，盯准有利用价值的便生拉活扯地拽来。
俄罗斯人嗜酒如命，见了沈志华从北京带来的茅台、二锅头，高兴极了，沙拉、凉菜、红肠、鸡鸭肉大盘大碗地摆上来。幸亏中国学者们在家里大都有机会长期经受锻炼，烹调手艺相当不错。蜚声世界的中国美酒一瓶瓶打开，让客人尽着性子喝，一大杯茅台、二锅头一口就下了肚。酒过三巡，红霞涌脸，俄罗斯人全变成了中国的济公。沈志华这才向客人说明自己目前所在的难处，请俄国学者帮忙去档案馆复印档案文件，复印费照付。而席间的高潮是他居然掏出绿花花的美金，塞给每人800元劳务费！
这办法比啥都灵！俄国学者马上“里通外国”，积极建议说：“今后你们中国人就只管去档案馆抄目录，复印内容的事，交给我们俄国人办，我们出面复印，便宜多了。”
这样一来，沈志华就既省了钱，还省了时间。
为了尽快地把档案弄到手，沈志华可以毫不犹豫一掷千金，可他对待自己的生活，却完全不是一个有钱人的做派，他和三名同伴在宾馆里呆了两个多月，每天在宾馆里自己熬稀饭，煮点香肠就着面包对付。
沈志华花钱雇的人都是真正的专家，拿着中国人开的目录寻找档案轻车熟路。这批俄国朋友还真守信用，沈志华等人在莫斯科呆了两个多月后，实在熬不下去了，只好把扫尾工作托付给俄国朋友们办，他们回到国内后，所有目录下的内容，俄国朋友们陆陆续续全寄到了北京。
为了购买这批极为珍贵的档案，加上路费、食宿费，“行贿”所花，沈志华总共掏了140万元。他不仅没有一丝心痛，相反，他还大为庆幸，因为，就在他拿到这批档案后不久，巳经结束了混乱状态的俄罗斯政府，重新下令封存了所有的国家档案。倘若迟去几个月，沈志华就是雇船运座金山去，也买它不回来了。
档案买回来还没有完事，沈志华在全国组织了70多人的翻译和编辑队伍，对这些档案进行分类，整理目录，并选择专题译成中文。整整干了7年，一套34卷的《苏联历史解密档案选编》终于问世了。一位知名的世界史专家说，有了这批价值连城的档案，不仅苏联史要重新认识、重新书写，对20世纪世界史和国际关系史都要重新思考、重新评价。
沈志华私人花巨资购买前苏联解密档案，无疑是一桩非常具有个性和想象力的个人事件，是这一代中国历史学家立足民间、独立求索的见证。自我生成的这种个人的能量，也反映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的蓬勃活力。
除了俄罗斯，美国也是沈志华常去的地方，因为美国的档案是全世界最多，最开放的。威尔逊中心、国家安全档案馆，他和李丹慧成了常客。单是1996年那一次，夫妻二人每天在那些档案馆里埋头苦干8个小时，一干20天，从早上9点一刻不停地干到下午5点，中午一个三明治就对付了。有的时候为了节省时间，早上吃多点，中午干脆就喝凉水打发。美国的档案比俄罗斯便宜多了，复印一页只需两美分，有的甚至还免费。夫妻二人搜集购买了大量档案，精心作了分类，弄了八大行李箱回来，不知内情的中国人，看他们一人拖着几个沉甸甸的大箱子，还以为是跑国际单帮的夫妻档。
在查找档案和有关文献的过程中，沈志华受到过不少“刺激”。
其中的一些“刺激”发生在国内。
某位学者手里有一本国外新出版的著作，沈志华想借来复印一下，不行。想问一下该书的书名、出版社，也不行。某家研究机构订有一些其他单位没有的国外杂志，沈志华想去看看。第一次，看到了一些。第二次再去时，那些杂志全被收了起来。
而以他这样一个民间“三无学者”的身份，要想在中国看到一些加了各种密级的档案，连大门都别想进。中国学术界都知道这样一件事，同是研究《再生缘》，郭沫若可以尽阅当时所能看到的珍贵资料，包括北京图书馆馆藏、郑振铎捐赠的“海内孤本”，而在学术界名气远比郭大的陈寅恪就看不到。他只能凭记忆搜索，请助手查找，最兴师动众的也不过是靠“私谊”请外地的学生帮忙。郭沫若可以在全国学术界众所瞩目的《光明日报》上以“排炮”的方式发表一连串研究文章，陈寅恪却只能以“偷渡”的方式，由章士钊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带出境外刊行，事后还要被有关方面追查，境遇之悬殊又何可以道里计？结果，尽管郭沫若是在1960年经人介绍读了陈寅恪的著作后，才心血来潮要研究这个课题的，却能迅速地使之成为国内学术研究的热点，而陈寅恪的《论再生缘》虽然早在1954年便已完稿，却只能如陆游所咏之梅花，“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根本无人问津。?
另一些“刺激”发生在国外。
俄罗斯使馆的冈察洛夫，原来是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后来任驻华使馆首席参赞。通过学术界的朋友沈志华认识了他。冈察洛夫不仅抽出数小时的时间为沈志华解释档案原件中很多难以辨识的手写批语和签名，而且还把自己做研究时的好多资料赠送给他。
德国学者海因茨希博士，沈志华只是在学术讨论会上见过一面。然而当沈志华通过电子邮件向他提出想收集有关档案的时候，他非常慷慨地将他掌握的档案一一复印并邮寄到中国。
美国学者威瑟斯比女士，曾多次赴俄国查找档案，积累了大批原始资料。沈志华在美国时，她不仅热情地带沈到书房参观，详细介绍自己所收藏的档案文献，而且还亲自复印这些材料，无偿提供给他。
十几年的酸甜苦辣，使沈志华非常体谅中国学者查找档案和有关文献的难处。在收集到大量国外档案之后，沈志华并没有因为是自己投资收集来的而将这些档案封锁起来，奇货可居据为己有，相反，他要与他的同行共享这些宝贵的史料。
因此，沈志华做出一个决定：“我带回来的档案，全部公开。谁需要都可以查。”
沈志华在他的绿茵别墅里专门腾出两个房间，搁放搜集到的两万多件档案史料，在朝鲜战争、中苏关系这两个领域内，他的档案全国最全。许多人做博士论文，专程到沈志华家查找资料，包括韩国、美国、日本、印度等国的学者也都远道而来向他求助。国内学者更是穿流不息。因为现在俄罗斯档案馆不像以前那么宽松了，很多档案不再公开。他不仅免费把自己花巨资买来的档案供人使用，对国外和外地来的专家学者还管吃住，他还自购了复印机，为求助者复印资料提供方便。
后来上绿茵别墅查资料复印档案的学者太多，一者实在招呼不过来，二者，也需要保持个清净的环境著书立说，他们索性把主要的档案材料复印了两套，一套放在北京大学历史系，一套放在华东师大冷战史研究中心，这样让别人查阅起来就更方便了。他还把有关朝鲜战争的档案原文自制光盘，送给香港中文大学，条件只有一个，就是必须供人自由查阅。此外，他还把所有他搜集到的档案细目上网。在这一点上沈志华很得意，他说：“这些材料谁用我都欢迎，档案就是要让人利用，这样学术研究才能更好的发展。”
一位为沈志华拍摄过电视纪录片的导演回忆说：“2001年1月中旬，我带着纪录片剧组到上海，参加了在上海复旦大学召开的‘冷战结束后的朝鲜半岛问题’学术研讨会。这是一次规格相当高的国际会议，在沈老师的安排下，我们采访了俄中友协主席季塔连柯、韩国总统金大中的中国问题顾问朴斗福、美国国务院的文化官员以及日本的汉学家等大批相关人士。在与各方面精英打交道中，我见识到了沈老师的号召力。在众人中他一副燕赵慷慨悲歌之士的形象，颇现侠肝义胆。有时候正闲聊着，某位朋友打来电话，请他帮忙查询当代史中的某一数据，他马下停下一切，打开笔记本电脑很快帮忙搞掂。朋友在电话中表示感谢，这边厢沈老师有些骄傲了：‘咱这方面就是有点优势……’欣欣然如同天真的儿童。这使我部分明白了他的影响力的来源。”
沈志华“囤积”的档案不仅在中国史学界受到赞誉，就是在国际同行中也是名声显赫，去年，俄罗斯驻华使馆为纪念中俄建交55周年举办的俄国档案、图片展览，就完全委托给了沈志华独自创办的北京东方历史学会来操办。
沈志华知道，真实的历史从来就不会存在于教科书中，这种现象在所有的国家中都大同小异。在他眼中，只有档案才是会说话的历史，从中，他看到了太多别人看不到的重大事件的真相。中国史学界后来给他冠上一个“异类”的名号，其实就是因为他是中国人中第一个掌握了这批档案，因而有资格常常独发异响的缘故。在一个又一个的史学研讨会上，他可以用看似轻松的语调，一句话便否定了半个世纪中国人业巳形成的固定观念和认识。比如说，波匈事件与中国的反右运动之间有着什么直接间接的关系？二次被打倒的邓小平为什么会被扣上“中国纳吉”的罪名？在中国出兵朝鲜的高层决策会上，毛泽东面对的是一片反对出兵的声音，后来连他自己也说：“在朝鲜战争出兵问题上，中国只有一个半主战派。”而当斯大林拒绝派出空军支援志愿军，连那被他当做“半个”的彭德怀也改变了态度时，毛泽东为何依然能够一意孤行？对其它领导人的反对意见置若罔闻？毛泽东雄才大略，遥居深山村舍指点百万大军，三大战役接连奏凯，为何偏偏在朝鲜战争中失误连连，两次与胜利失之交臂；朝鲜和中国的所谓鲜血凝成的友谊究竟是宣传的结果，还是果真如此？有什么证据表明金日成掌握了朝鲜大权之后，对中国就只有利用而从未有过信任？中苏从密不可分到公开分裂，真正的原因究竟何在？等等。
半个世纪以来，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被人为地罩上了层层迷雾。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的繁荣，国家的稳定与逐步开明，国防事业的强盛，中国逐渐揭去了往日神秘的面纱，也以更加自信更加透明的形像展现在国际大舞台上。
许多当年的参予者、知情人，纷纷撰写回忆录，回顾共和国历史上一桩桩令他们永生难忘的重大事件。可是，由于时间久远、感情倾向，意识立场，以及“不认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等种种原因，往往给后人一种扑朔迷离，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印象。
而拥有第一手原始档案，并下足功夫的沈志华教授，在这一研究领域具有的真知灼见，不仅常常令人惊叹不巳，还一次又一次在海内外史学界刮起了强劲的“沈旋风”，对许多早巳形成的传统定论，予以强烈的冲击甚至是颠覆性的震撼。在他的重点研究方向上，诸如中苏友好条约签订的风风雨雨、中苏朝三国领袖关于朝鲜战争的决策内幕、波匈事件对中国政治生活造成的重大影响，中苏关系破裂的深层原因等方面，他的每一项研究成果一经发表，无不受到海内外史学界的高度重视。毫不夸张地说，近十余年来，不仅仅是中国以及港澳台，在亚洲各国大学里的历史专业课堂上，沈志华这个名字出现的频律也是最高的。他的著述并非官方教材，却在教学实践中占据着一个十分显著的位置。
接下来，我们就借用沈志华一双慧眼，来洞穿重重迷雾，看一看这些经过他艰苦“拼贴”，逐渐变得清晰起来的历史图画吧。 |
|
发表于 2011-3-14 13:18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