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国川：中国新型工业化道路之争，一场没有完成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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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之前的“工业地标”和“工业人”栏目，本报从本期开始推出“工业之道”栏目，将“寻找工业之魂”的话题进行延展和提升。
    “工业之道”栏目将围绕中国工业化道路走向的核心问题。话题包括“新型工业化之争”、“民企突围和重型化”、“低碳经济”、“工业创新机制”、“智能工业”、“老工业城市转型”等，试图厘清我们发展的困惑：中国到底应该选择一条什么样的工业发展道路？
    尽管在第一波工业革命的浪潮中，中国成为时代的落伍者，但是在随后的追赶者的行列中，中国并没有落后多少。想一想，当十八世纪六十年代满清开明的官员在“自强”的旗帜下开启中国工业化大门的时候，日本还处在幕府统治之下，德国在十年之后才能完成统一。然而，在随后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的工业化屡遭厄运，在经过了九十年的奋斗之后，中国依然是一个前工业化国家。所以，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决心发奋图强，“赶英超美”，把中国带进工业国家的行列。可是，在闭关锁国的状态下，中国不但没有实现几代人追求的目标，而且丧失了信息技术革命的历史机遇。幸运的是，在改革开放后中国工业化的进程开始加速，于是，在经过近代以来140多年的奋斗之后，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终于告别了工业化初期阶段，进入中期阶段。环顾世界，先进国家已经进入后工业化，中国中后期工业化道路应该怎么走？
　　2002年10月份，中共“十六大”给出的答案是：走新型工业化之路。“十六大”报告清晰地描绘了这条道路：“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
　　可是，第二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投资热潮，使得“新型工业化之路”变得模糊起来。伴随着市场的强大需求和地方政府巨大的投资冲动，钢铁、建材以及房地产等行业出现了20多年来的罕见高增长，进而推动了整个经济的高速急进。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型化趋向明显，经济增长方式出现了明显的“重型化”特征。各省市纷纷有了从轻工业向重化工业转型的愿望和趋势。甚至像经营IT产业最成功的深圳，以及中小企业非常发达的浙江这样的省市也准备转向重型工业发展。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的刘世锦对“重化工”的作用进行了积极描述。他认为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一个“可持续性较强的重化工发展阶段”。
　　随后的一年多时间里，重化工业快速膨胀直接烧热了中国经济，住宅、汽车、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过热发展，引起钢铁、有色金属、建材机械、化工行业的高速跟进，最终带来电力、煤炭、石油等资源的严重吃紧。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场关于新型工业化道路的争论开始了。
　　吴敬琏与厉以宁之争
　　2004年的岁末，吴敬琏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网站上发表署名文章。在题目为《注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谨防结构调整中出现片面追求重型化的倾向》的长文中，吴敬琏提出警告：“重型化”的快跑将使中国遭遇能源危机。
　　吴敬琏的观点和刘世锦恰恰相反。他认为，以“重化工”为主导的经济增长在现阶段的中国出现得不合时宜。吴敬琏举例说：深圳是信息中心，但也要搞汽车和化工工业；浙江发展最好的是中小企业，但现在“从上到下都提出要向重型方向转化”。中国的石油进口已经逼近一亿吨了。面对石油与电力的极度缺乏，以“重化工”为主导的粗放型增长不会长期有效地解决就业问题，相反，只会引起全国性的能源损耗。中国应该通过技术创新等科学手段，走高附加值产业的道路。
　　吴敬琏批评了霍夫曼定理。霍夫曼在1931年通过对20个国家的工业内部结构演变规律进行经验研究，提出了霍夫曼定理——在工业化进程中，霍夫曼系数(消费品工业的净产值与资本品工业净产值之比)是不断下降的，也就是说，在工业化后期，资本品产值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会显著上升，这个预言又被后人演绎为重化工业阶段。一些学者据此指出，中国正处于人均GDP1000-5000美元的快速工业化阶段，认为从国际经验来看，在这个阶段重工业出现快速增长的势头，经济重型化程度加强，那么重化工业发展阶段就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绕不过去的阶段。吴敬琏认为这个论点不能够成立，称其是一个经验定理，这个主张发展重化工业的19世纪时期的粗放增长型理论并不适合中国，“在经济学已经有了长足发展的21世纪，我们还把半个世纪以前的过时观点作为我们推动新型工业化建设的指导理论，这种刻舟求剑的思维显然是不合适的”。
　　“大国的发展不能绕开重化工的道路，尤其是中国这样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国家”，在吴敬琏的文章发表后不久，经济学家厉以宁在北京大学的一个学术论坛上明确表示，重型化仍然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经阶段。
　　这是一次相隔十余天的观点争锋，有趣的是，厉以宁首先便强调，自己的观点和吴敬琏不存在冲突，“吴敬琏反对片面‘重型化’，我是同意的。但是重化工的发展阶段也确实存在。”
　　厉以宁认为重型化是中国经济必经阶段，绕开重工业阶段，直接进入高新技术阶段，动机虽好，但不切合中国国情。厉以宁仍然以他擅长的讲故事的方式来讨论问题：“经济学界流行一个故事，有两个人到郊外去旅游，忽然听到老虎叫，一个人赶快蹲在地下，从背包里把运动鞋取出来想跑。另一个人就说，老虎跑得比人快，你换运动鞋有什么用？这个人说了只要我跑得比你快就行了，第二个人不慌不忙，也蹲在地上把鞋脱了，爬到树上去。老虎不会爬树，吃不着，就往前追，把换运动鞋的人吃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点，经济中的大风大浪是不能避免的，我们的企业不要认为能躲，躲有什么用？换运动鞋也是躲。要有自己的绝招儿，有自己过硬的本领，你是武松，把老虎打死了就更棒”。他进而推论道，“当前的经济学界正在讨论一个问题：中国能否绕开重化工阶段？发达国家的发展经过轻工业阶段、重化工阶段、消费品制造阶段，然后到IT阶段，中国是不是也要跟他们一样地经过一个重化工阶段呢？经济学界讨论这个问题的最后结论是，小国可以绕开，中国是大国，无法绕开。因为我们要建立自己独立的体系，13亿人口的大国，没有自己独立的基础工业是不行的”。
　　厉以宁表示：“在借鉴西方国家发展经验的时候，小国可以跳过重化工发展阶段直接以发展新兴技术为主，但是大国必须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和工业基础，因此重化工阶段不可逾越。”虽然重化工发展带来的能源消耗问题不容忽视，但厉以宁认为，“重化工的阶段虽然不可避免，但技术的跳跃性发展仍可实现。”厉以宁认为，中国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已经经历过一轮重化工业的集中发展，但是那一轮“重型化”并非建立在真实消费需求基础之上，在结构上存在很大缺陷。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经历了轻工业的高速发展之后，中国的“二次重工化”开始显露端倪。这里面既有“由轻到重”的客观规律起作用，又体现了产业发展本身对设备更新改造的真实需求。厉以宁亦认为，把板子打在地方政府身上并不公允，“不要忘记经济的规律性，地方也会考虑，没钱赚谁来投资，必然要有市场”。
    吴敬琏与樊纲之争
　　争论开始升温。
　　许多学者加入这场学术争论，《经济日报》的《理论周刊》也开辟了“我国工业重型化之路怎么走”的专栏，不同见解开始碰撞和争鸣。精彩的一幕出现在2005年的春天。
　　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吴敬琏再次批评了重化工业道路。“在我看来，这就是一个旧型的工业化道路，也就是说19世纪的工业化道路。”先行工业化国家19世纪的旧式(传统)工业化道路就是：依靠大量资源和资本投入支撑外延增长。为什么一百多年以后中国会重走传统工业化道路呢？“目前，土地、资本这样一些基本资源的配置权力，在很大程度上还掌握在各级政府手中。一些地方政府希望很快实现GDP的增长和税收的增长，于是，相当多的省份都提出来要进入重化工业的阶段，许多政府官员把‘结构优化’理解为大量投入土地、信贷等资源，实现产业结构的‘重型化’。”
    吴敬琏对中国工业化的现状忧心忡忡。在他看来，走传统工业化道路，引发了七个方面的问题：不能扬长避短，有效率地配置资源；放松技术创新和提高效率的努力；挤占用于发展服务业的资源；造成水、土、煤、电、油及其他资源的高度紧张；造成生态环境破坏；增加解决就业问题的难度；隐含着银行坏账增加的金融风险。他认为，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不彻底改观，资源约束的问题不解决，宏观经济过热的问题很难解决，“这就是为什么每当我们GDP增长率达到年增长9%以上，很快就需要停下来调整的原因。与此同时，服务业在GDP当中的比重却并没有提高。于是我们就出现这样的情况：在这个很长的价值链里面，我们主要从事的就是附加价值最低、利润率最低的加工部分。所以就有一句话，说我们耗费资源、破坏环境，还背负着一个‘倾销’的恶名，利润的大头也没有留给自己。”
　　吴敬琏呼吁，“着重用现代信息技术渗透到各个产业中去，以提高整个经济的效益。”
　　令与会者感到有些意外的是，樊纲的发言和吴敬琏针锋相对：“我们需要向高新产业发展，这毫无疑问。但是在发展高新产业的同时，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二三十年，甚至是三四十年里，为了中国几亿农民的就业，我们还不能放弃传统产业，不能放弃劳动密集型，甚至不能放弃资源密集型的行业。”
　　樊纲似乎是为重化工业“正名”而来。他认为，从长期看，中国首要的问题是如何实现发展的均衡，如何保持社会的稳定，如何解决“三农”问题，否则中国经济社会就会崩溃，经济增长也不会持续。而所有这些问题说到底就是中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问题。樊纲说：“最大的挑战就是2.5亿至3亿农民的转移和就业问题。怎么能创造这些就业呢？我想有一条，就是中国人什么都得做。传统产业里的重化工业也得做。重化工业不做，这一块的就业如果到别的地方去了，对于我们不利。”
　　后来，樊纲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更加直言不讳：“在我看来，如果有什么新型工业化的话，对于中国来说，应该首先就是所有产业都要搞！中国人太多了，不搞不行。但要采取更好的制度、尽可能利用较新的技术来搞，比如现在可以用新信息技术来改造传统产业，而不是这也不搞那也不搞。你只有可以论证不搞这不搞那也能解决中国几亿农民的就业与收入平等的问题，你的理论才是可信的。”
    孤军奋战
　　“请经济学家们思考一个问题‘中国有没有重工业的市场需求’，如果有我们不选择重型化，那谁来满足市场！让给外资吗？！”
　　这是来自鄂尔多斯集团董事长王林祥的质疑。这位著名的企业家在新型工业化道路的争论中，毫不犹豫地站在了吴敬琏的对面。在如火如荼的“由轻到重”的产业升级运动中，企业家是主角。他们坚信在全球产业大转移过程中中国将成为有色金属、石油化工、汽车、机械设备、建材等重工业全球新的栖息地。因此，和王林祥一样，许多企业家都主张重工业化。
    许多官员也介入到争论中来。值得玩味的是，他们大都主张重工业化。内蒙古自治区主席杨晶则认为，“重化工业产业关联度大，技术含量和附加值高，对地方经济发展带动力非常强。做强做大重化工业，是内蒙古在全国产业分工中争取有利位置的机会”。正是在内蒙古自治区政府的支持下，一直在做羊绒产业的鄂尔多斯集团，在王林祥的带领下进军硅铁行业。
　　2005年8月，《商务周刊》开辟了“工业化道路大论争”专栏。吴敬琏在接受采访时，重申他的立场：反对将“新型工业化道路”等同于重化工业化。他认为目前的重化工业大发展并非市场自主配置资源的结果，否认重化工业化是工业化的必经阶段，认为工业化中后期不是重化工业居主导地位，而是服务业占主导地位，主张新工业化主要应该是服务业——工业化。而他的学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的李佐军博士则力挺重化工业化。他认为，重化工业化是先行工业化国家工业化中后期之必然；根据国情分析，重化工业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的特定历史阶段是必要的；根据实践分析，中国的工业化已经进入中后期阶段，即进入重化工业(或资本品工业)比重不断上升的阶段。
　　经济学家林毅夫主张，谨慎对待重工业热。他认为，这一轮重工业化“有点走进了岔路”。在他看来，目前这一轮重工业热不符合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中国劳动力过剩，应当更关注劳动密集型而不是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在中国这样一个劳动力相对丰富的发展中国家，推行比较优势战略还能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使劳动者得到充分就业，工资水平随着劳动力由相当丰富变为相对稀缺而不断提高，广大的劳动者因而可以从经济的增长中不断受益。因此，与发展重化工业的赶超战略相比，比较优势战略更能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
　　2005年8月，吴敬琏撰文高调回应有关学者的七大质疑。吴敬琏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除了关系国家安全的战略性产品外，几乎所有的产品都可以通过贸易取得。应该充分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用尽量少的资源消耗生产最大的价值，然后通过国际贸易换回自己不具备优势，因而自行生产不符合经济性原则的产品；解决就业问题主要要靠服务业和小企业的发展，而不能靠重工业和大企业；目前绝大多数重大项目投资是按照领导机关的意图、用国家银行的贷款进行的。当投资决策出现失误，信贷风险就会完全落在银行身上；中国应当努力开发深层比较优势，提升我国在劳动力方面的比较优势，并借此带动经济结构的优化和升级；现代制造业是与服务业相融合、具有许多服务含量的制造业。服务业务已经成为过去被认为是制造业企业的重要业务，甚至是主要业务，因而其中一些企业现在被看作服务业企业；我们目前遇到的问题，并不是西方国家力图阻挠我国高能耗、高污染产业的发展，而是当我国政府为了本国人民的利益采取措施限制高能耗、高污染产品的生产和出口时，受到西方一些进口国的反对和抵制。我们完全有能力以更低的能耗、更少的污染、更有效的增长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在文章里，吴敬琏呼吁经济界人士“进行更深入的讨论”。
　　但是，让吴敬琏感到失望的是，此后的论争并没有持续下去，尽管吴敬琏屡次撰文回应批评，但罕有人站出与之唱对台戏，这场争论几乎成了吴敬琏一人的独角戏。
　　前苏联时期，布哈林主张平衡论，不赞成优先发展重工业。斯大林主编的《联共党史》里批判布哈林，也说他是“卖国贼”，指责布哈林要让苏联永远只能生产印花布，连刮胡子的刀片都得从外国买。2005年的冬天，吴敬琏在上海作了一个报告，阐述自己的主张，结果有人说“此人是卖国贼”。不久，吴敬琏在他任教的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接受记者采访，再次提到了“新型工业化道路之争”，也提到了这个富有中国特色的小“插曲”。75岁的吴敬琏说，这让他想起年轻时看过的前苏联教育片《难忘的1919》。该片宣传优先发展重工业，“有一个台词说布哈林主张平衡论，就是想让苏联永远做一个印花布王国。结果如何？苏联树立了榜样。”
　　一场没有完成的争论
　　到底是不是存在重工业化阶段？这是在一个合适的时间提出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尽管学界对于中国新型工业化道路存在激烈争论，但是在分歧背后仍然有共识存在：选择发展什么产业主要应该由市场选择，而不能由政府圈定，政府只能起鼓励 (政策导向)作用。关键是资源和产品都必须市场化，并且有效率。如果资源、能源、汇率、利率、地租、劳力、资本完全市场化，那么，发展什么产业，产业要不要升级，何时升级，将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政府的重要性则在于制定法律法规、维持社会秩序、提供公共服务、保障社会公平。
　　四年过去了，当年的争论早已尘埃落定，但是问题远远没有解决。
　　为应对金融危机，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经济刺激措施，包括四万亿元投资拉动内需计划，及提高出口退税率等等。这些固然可拉动经济增长，但是政府那只“看得见的手”在选择发展什么产业时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更可怕的是它在进行“反市场的调控”。例如，钢铁行业产能过剩现象，在中国已存在几年了。去年爆发国际金融危机后，本已过剩的钢铁行业不仅没有及时调整收缩，反而逆势扩张，导致过剩产能达1.6亿吨，去年10月开始出现全行业亏损，今年初在扩大投资政策带动下曾有所好转，但很快就掉头直线下滑，目前全行业经营困难重重。诚如陈志武教授所说：“中国经济整体上已经开始复苏，但是这个复苏的代价很大，特别是结构性代价太大。换句话说，我们在危机后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不仅没有帮助改良经济的结构，反而使我们过于依赖出口的经济结构相比危机前走得更远，更不利于国内需求的增长。”有识之士担心，即使中国能够率先走出危机，只要根本问题没有解决，在新的地平线上，等待中国的就不会是明媚的曙光，反而可能是更大的风暴。
　　中国到底应该选择一条什么样的工业化道路？这个问题再次凸显在我们面前。而且更深层次的问题也日渐浮出水面：中国到底应该选择一条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四年前那场没有完成的争论应该继续进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