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英姿：一二·九运动中的谷景生

一二·九运动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在民族危亡的关头，一二·九运动升起了抗日救亡的大旗，掀起了抗日民主运动的新高潮。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的发生，恰在全国各地特别是西安学生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之际。毛泽东在延安各界人士举行的一二·九运动四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对这场运动的伟大意义作了精辟概括。他将一二·九运动与五四运动相提并论，指出：一二·九运动是“伟大抗日战争的准备，这同五四运动是第一次大革命的准备一样”，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它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将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纪念”。　
  　“我是谁？这不重要，我做过什么？也不重要。我的经历，我的职务，我的待遇等等，都不重要，非常不重要。我们时时面临选择。首先选择一种生存方式：砂乎，尘乎，蟑螂乎，营苟之徒乎？非也！荣乎，伟乎？亦非也！人，就是人，伟大的人，光荣的人，神圣的人——即共产党人。这是一个永恒的视点、出发点和立足点。”
  　“历史属于国家、炎黄子孙千秋万代和人类文化，决不属于哪个个人。”——谷景生笔记摘录。
  　谷景生（1913－2004），1934年至1935年，先后担任共青团北平市委书记、北平左翼文化总同盟兼“左联书记”、中共北平临时市委书记，并创办了《泡沫》杂志。
  　1936年底任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总干事，开展对国民党上层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抗日战争时期，在山西抗日决死队及太行区党委任职。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原野战军第九纵队政治部主任、洛阳市委书记、郑州市委书记兼警备区政治委员、第二野战军第十五军政治委员、军党委书记。
  　1951年，十五军开赴朝鲜战场作战，谷景生抓住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这一中心环节，大力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卓有成效地保证各项作战任务的完成。十五军与兄弟部队并肩作战，取得了举世闻名的上甘岭大捷，部队先后涌现出黄继光、邱少云等37位英雄模范，13455名功臣。
  　1957年，谷景生调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政治委员、党委书记，与钱学森同志一起领导中国导弹事业的初创大业。
  　“文革”一开始，谷景生被扣上十大罪名，监禁关押12年之久。
  　1978年12月，谷景生恢复工作后被任命为广州军区副政治委员，随即参与组织指挥了对越自卫反击作战。
  　1981年中央派谷景生到新疆，任新疆军区政委、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兼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政治委员、第一书记，主持新疆的全面工作，使新疆政局迅速稳定下来，经济工作走上正轨。
  　学生时期参加革命，投身学生运动，22岁参与领导一二·九运动，饱经磨难，屡建功勋。一生磊落超然，淡泊名利，这就是一二·九运动主要领导人之一的谷景生。一二·九纪念日前夕，在北京市市中心的一个四合院里，谷景生的妻子范承秀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了解谷景生七十多年的革命生涯和奋斗历程，深入这位杰出共产党人的精神世界，听着80多岁的范承秀老人的讲述，一二·九运动史实长期悬置和歧义纷纭的原因渐渐明晰起来。一二·九运动穿越历史迷雾，真切地向我们走来。
  　一二·九运动还原真实写入权威党史
  　“1935年12月9日，在以李常青、谷景生、彭涛、周小舟等组成的中共北平临时工委的领导下，在姚依林、郭明秋、黄敬、宋黎等在学生中工作的共产党员的组织指挥下，东北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师范大学、中国大学、北京大学等高等院校和部分中学的数千名学生涌上北平街头，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游行。”
  　这段文字来源于由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局、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宣教办公室、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宣传局、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新华社国内部、摄影部等编辑、2007年5月学习出版社出版的《永远的丰碑·红色记忆》第2部中的《一二·九运动和全国抗日救亡的新高潮》一节，该文对一二·九运动的发生、过程、意义作了精炼的概括，对领导集体作了明确记载。
  　一二·九运动如何酝酿策动，是自发的学生运动还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有没有一个总揽全局的领导集体，这个领导集体由哪些人组成？解放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一二·九运动的历史真相被淹没尘封，尤其是领导人的问题上莫衷一是、众说纷纭。
  　72年之后，主要当事人均已作古，一二·九运动得以还原历史原貌，一二·九运动完全是在中共北平临时市委的坚强领导和组织下进行的这样一个重大历史事实终于得到澄清公认，写入权威部门编辑出版的重要党史书籍。
  　作为一二·九运动的重要领导人，谷景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鲜为人知。
  　正如党史专家胡长水和王朝美在接受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时分析：党纪念、宣传一二·九运动早就开始了，但多着重于一二·九运动的群众斗争、伟大历史作用和其革命精神。新中国建立后，当时北平市学联的领导人以及一些大中学校的党的负责人等活跃在前台的人物陆续回忆、记叙这一事件的过程，而真正领导指挥这场运动的党的领导人，许多人并不知晓。北平临时市委的四人，李常青解放初任松辽省委书记，20世纪50年代即受迫害，于1960年遇难。周小舟解放后曾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被错误划入“彭德怀反党集团”而降职任用，于“文革”初期去世。彭涛担任化工部部长，1961年因病去世。三人未留下讲述运动始末及其领导作用的文字。唯有周小舟1944年在延安整风时写下的自传，较为详细地叙述了一二·九运动前中共北平市委内部的分歧和新的临时市委成立的经过。谷景生的低调和淡然，加上一些非正常的因素，使得一二·九运动的迷雾很长时间没有廓清。
  　上个世纪80年代初，经胡耀邦批准，由中央党校副校长蒋南翔主持设立一二九运动研究班，史学家麻星甫了解到谷景生在一二·九运动中的身份和作用，向他核实，谷景生才第一次对外界说出确有其事。
  　有关专家发现，1935年前后北平市的中共组织情况，语焉不详，1995年前没有一部公开发表的著述，对北平市中共领导机构如何领导一二·九运动，做过权威而详尽的陈述。
  　1995年11月28日，一二·九运动60周年纪念座谈会召开。由原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当年的北大学生会执行主席韩天石的秘书胡文斌推荐，名单中原本没有的谷景生临时被邀出席座谈会并就“一二·九运动是共产党领导的”这一主题作扼要发言，谷景生打破了一直保持的沉默。此后，不少参与运动的领导，譬如李昌和韩天石，一位是运动后期诞生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队长，一位是当时北大的支部书记，通过谷景生撰写发表的文章，第一次了解到更上层领导机构对运动的统筹指导。
  　“当时在白色恐怖环境中，地下党组织处于极端秘密状态，临时市委隐蔽幕后，与上下级单线联系，地下党领导更不为人所知。”范承秀老人认为这是史实不清的根本原因。
  　2001年，谷景生在《党的文献》第2期发表了《回忆“一二·九”运动与北平地下党》一文，详细勾勒了一二·九运动的来龙去脉，在生命的最后时期把历史的真相留了下来，为党史专家研究和廓清那段历史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史料。
  　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一二·九运动
  　1929年，年仅17岁就读于山西太原一中的谷景生，经太原一中图书馆管理员张磐石（地下共产党员）的介绍，参加党的外围组织读书会。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太原一中的进步学生又在党组织的发动下，举行了一次抗日救亡的飞行集会。谷景生、王魁金等几个读书会的学生走在队伍最前列，不畏军警的阻拦，边走边带领大家高呼口号，接受了斗争的洗礼。
  　1932年春天，谷景生高中毕业后与六七位同学结伴随张磐石老师赴北平参加革命活动。谷景生考入北平大学附属高中读书，参加进步报刊的编辑和示威游行等革命活动并入党，1933年到抗日同盟军中任职。
  　1934年初，从抗日同盟军潮白河口遭遇日军和国民党军腹背夹击的战斗中死里逃生回到北平，谷景生和同学彭涛恢复联系，并找到共产党员周小舟，三人商定排除困难努力恢复地下党组织，积极开展救亡工作。1935年中共河北省委派李常青到北平，建立中共北平工作委员会。
  　据《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事人物学科》副主编张如贤的研究文章，自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签订了《塘沽协定》和《何梅协定》之后，日本进一步加快了侵占华北的步骤。华北危在旦夕。这时，北平地下党内部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一方以王学明、冷楚为代表，主张组织暴动，建立北方苏维埃。另一方以谷景生、彭涛、周小舟为代表，依照党的《八一宣言》提出的抗日救亡是党的首要任务的主张，坚持以合法形式作斗争，用抗日、民主、自由的口号去动员和组织广大青年学生，积极扩大和发展抗日力量。
  　河北省委听取意见后，决定立即改组北平市工委，成立中共北平临时市委，由谷景生任临时市委书记兼团市委书记，彭涛任组织部长，周小舟任宣传部长，还有特派员李常青。
  　中共北平临时市委成立后，把中心工作确定为联络和组织进步学生。1935年11月，各校的黄河水灾赈济会转成学生会，建立北平市学联。女一中的郭明秋为学联主席，清华大学的姚依林为秘书，镜湖中学的孙敬文为总交通，东北大学的邹鲁风为总纠察，燕京大学的黄华为总交际。谷景生作为书记不能公开露面，而是和郭明秋单线密切联系。
  　“谷景生在幕后驻机关，和郭明秋以夫妻身份开展活动，在北海公园的船上或者其它方式接头，不引起别人的怀疑”，范承秀解放后和郭明秋有过接触。
  　不久，中共北平市临委获悉，国民党政府和宋哲元预定在12月9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配合日军“华北特殊化”的图谋。临委果断决定于12月9日这一天，由北平学联组织爱国学生向国民党政府请愿，坚决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
  　12月6日晚在辟才胡同洋车厂里，临委以学联党团的名义组织学联秘密会议。首先总结了前几次游行示威的经验教训。其次研究了各学校向新华门进发的路线，提出组织学生自己的交通队和纠察队，布置如何利用外国记者和他们的车辆与军警周旋，要求各学校采取分散与集中相结合的灵活方式躲避军警的追捕。最后，会议要求整个行动要造成自发的印象，保护好地下党组织。谷景生在抗日同盟军担任政委时学到的军事知识和丰富的地下斗争经验发挥了作用。
  　“反对华北五省自治”、“收复东北失地”、“武装保卫华北”、“立即停止内战”，汇集新华门前的几千名学生喊出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心声。
  　环环相扣，周密部署，幕后坐镇与一线指挥结合。临委商定了六项请愿要求，请愿过程中何应钦避而不见，各校代表立即按照预先部署改请愿为示威游行。彭涛受临委指派到第一线公开指挥，由交通员随时向谷景生和李常青汇报，调整对策。在临委的周密组织下，12月16日清晨，一次更大规模的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游行示威震撼了古城北平。
  　1936年2月，北平学联与天津学联联合组成的“南下扩大宣传团”南下后，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改成中共北平市委，市委书记由河北省委派来的李雪峰接任，谷景生继续任北平团市委书记、左联书记和“文总”书记。
  　“那时我们都是20多岁的年轻人，组织领导这场震惊中外的抗日运动，并不是我们个人的马列主义水平多高，能力有多强。而是因为我们顺应和代表了中华民族反对日本侵略、救亡图存的心声，才能够登高一呼，掀起汹涌澎湃的抗日洪流。爱国主义永远是团结和凝聚中华民族的旗帜。”无缘得见前辈，然而范承秀老人的叙述让我们强烈感受到谷景生炽热燃烧的赤子情怀。
  　临走，老人在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谷景生与一二·九运动》一书的扉页上为记者题字签名，落款是“谷范承秀”。1957年，范承秀在北京市委党校为单位的青年知识分子说话，被打成右派，全军中将军的妻子被打成右派的唯此一例。谷景生不接受同志们的劝告，他对妻子说，你14岁就参加革命，当过八路军、游击队长，进了四年马列学院，可以说是笃信马列，怎么会说几句公道话就变成反党反社会主义了呢？断然拒绝妻子离婚的请求，因而受到株连，被调离五院降职使用，而后几十年的政治生涯受到严重影响。但他无怨无悔，始终以诚相待，鼓舞全家度过了二十多年的艰难时光。在范承秀眼里，谷景生是大写的人，他的身上，体现了第一代共产党人最可宝贵的品质。在姓名前加上“谷”字，不只是对传统的回归，更是对于丈夫加同志的谷景生深切的怀念和由衷的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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