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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也扬：辛亥革命是预备立宪引爆的吗？

标签： 辛亥百年

● 王也扬 （进入专栏）

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人们怀着不同的目的纪念这个日子。搞统战工作的，积极推动两岸同庆，以体现“一个中国”的主张；有投资冲动的，趁机搞了百亿元项目，正可大干一场；而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则想从清王朝覆灭的历史中，总结出一点能供今天资政的经验教训。这其中有一种说法认为，当年清政府已经启动了“新政”，改革的力度超过了戊戌维新，是“开明专制”的不错局面。可是恰遇1904年的日俄战争，日本的胜利引起了中国国内要求仿行宪政的呼声，清政府被迫宣布“预备立宪”，实行政治体制改革，这个口子一开，便堵不住了大厦崩溃的“多米诺骨牌”，最后导致辛亥革命的爆发。作为专业治史的笔者觉得，这种说法里面有一些似是而非的地方，需要把史实弄清楚，以正视听。     首先应该肯定，辛亥革命不是仅仅由孙中山等体制外的革命派搞成功的，而是体制内的立宪派与体制外的革命派合流、合力而为，甚至前者所起的作用不比后者小，这在史学界已经成了共识。笔者手头有两本友人写的专著，一本是侯宜杰著《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一本是郭世佑著《晚清政治革命新论》，这两书都是研究辛亥革命与立宪运动关系的力作，侯著史料翔实；郭著议论风声，最近均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编入“当代中国人文大系”再版重印，读者很容易即可买到参阅。     实在地说，“开国会，定宪法”（郑观应语），本是中国近代化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早在洋务运动时期，人们就感觉到了中国的落后不仅在器物层面，冯桂芬说“人尽其才不如人”、“君民不隔不如人”，这说的都是制度层面的问题。戊戌维新中，康有为上书皇帝建言“采择万国律例，定宪法公私之分”，正式提出了君主立宪的政治改革主张。只是后来由于阻力太大，才未排上日程。庚子国祸后，慈禧表示懊悔，复推新政，有继续维新未竟事业的意思。新政中开办的新式学堂，在课本上公开向学生们说：“立国之本，在于法律。立宪之国，法律为国民所共认”。这说明，“立宪”的社会舆论在当时已经相当广泛，它并不是仅仅因为日俄战争而突然冒出来的一个政治主张。当然，日俄战争中君主立宪的小国日本打败了君主专制的大国俄罗斯，更使“立宪”增加了强有力的由头，其呼声在中国愈加高涨了。     于是清政府在1905年派大臣出国考察宪政，次年正式宣布预备立宪。后来的历史发展，确实出现了一波又一波要求缩短预备立宪年限的民间请愿与抗争，那么是不是因为“预备立宪”这个口子一开，坏了清政府的事呢？我们不能缺乏事实分析就下这种结论。     事实明摆着，立宪派与革命派之所以最终走到了一起，是由于立宪派对清政府后来的一系列所作所为彻底绝望，而当初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之际，恰恰是体制内的改革派对政府充满期待，表示热烈拥护之时。报载全国绅商学子听到预备立宪的消息，莫不“奔走相庆，破涕为笑”，扬州商学界撰写的《欢迎立宪歌》唱道：“大清立宪，大皇帝万岁万万岁！光绪三十二年秋，欢歌动地球。”其时还在海外流亡的梁启超，与端方等考察宪政大臣“频以书札往还”，甚至代为他们起草了考察报告。1906年，梁发表长文《开明专制论》，高度肯定清政府认同政治体制改革，指出只有这样才算是真正的开明专制，梁表示预备立宪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进行高效率的工作，“最速犹非十年乃至十五年不能至也”，呼吁全国人民给以支持。他还由此同革命派就和平改革与暴力革命展开激烈论战，坚决主张中国走和平改革之路。我们今天客观地看历史，可以说“预备立宪”是清末新政必然要走的一步，也是清政府挽回戊戌政变以来人心丧失的最后一次机会。然而这个机会，后来的当政者却没有抓住。     1908年光绪、慈禧逝世，清政府的掌舵人变成了年仅26岁的皇亲贵族子弟、摄政王载沣。载沣没有政治历练，对宪政也根本不懂，心中想的只有一件事：如何保住权力。他一上来，先把袁世凯开回了老家，人说他是为兄光绪报仇，可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何必如此匆忙？况且袁氏当年在戊戌政变中属于事后的揭发交待以自保，并非如所传是出卖光绪、导致政变的罪魁祸首。载沣驱袁，实际上还是为了眼前的权力之争。袁世凯虽然为政名声不好，但却是能够掌控重兵的“能臣”，而且他公开拥护立宪，又是汉族官僚集团的代表人物。袁的去职，削弱了清政府稳定局势的执政能力，也加剧了高层权力的分崩离析。     有清一朝长期实行民族歧视政策，政治上压制和排斥多数民族汉族，满族则有种种特权，这是它难以长治久安的一个死穴。新政中，这项弊政正逐步改革。显然，改革能得民心，倒退则失民心，而载沣连这也不明白，只知道用自家人可靠。他接着不顾宪政改革的规矩，成立了一个以满亲贵族为主的内阁，13名阁员中满族9人（其中皇族就占7人），汉族只有4人，史称“皇族内阁”。载沣的两个弟弟也入了阁，执掌陆海军，这两个纨绔小儿只对出国考察感兴趣，等他俩在国外转了一大圈回来，革命就临头了。     谙知民心和善于协商与妥协，是合格政治家的基本素养，载沣则不合格。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之初，未具体定出召开国会的时间表，后经民间要求，承诺以9年为期，而民间觉得9年太长，要求缩短，载沣很不情愿地减了3年，然后关闭协商大门，说谁再提要求就是捣乱，对请愿者实施弹压，其举措僵化笨拙，没有回旋余地。那些请愿者（主要是学生）原本无反政府之心，曾有学生绝食甚至断指书写“血诚”二字表示爱国，当局如能耐心地与他们协商对话，各作妥协，不见得不能解决问题。然而这些满腔爱国情怀的体制内拥护宪政人士却遭到清政府象对待敌人一样地打击、镇压，这才彻底绝了他们和平改革的希望，转而纷纷投入革命阵营。     清政府的经济改革，从洋务运动时期的“官办”、“官督商办”逐渐转向鼓励发展民间私营工商业的“恤商惠工”政策，光绪皇帝活着的时候，力主民间筹资办铁路。后来当政者自信心愈发不足，觉得还是国营对政权有利，盛宣怀入了载沣组织的内阁主管铁路，更是支持恢复国营政策，其出发点也不见得没有私心（盛家控股的汉阳铁厂主要产品铁轨急需国家订货）。本来，一项经济政策的调整，如果处理得当，特别是政府一方能够充分照顾民间利益的话，不见得会出什么大事情。可是清政府不把民间利益当回事，许多商民手中的铁路集资券成了废纸。地方官员又蛮横对待抗议民众，川督赵尔丰下令开枪，激起更大的民愤与民变，一场号为“保路”的大规模民众群体性事件首先在四川爆发，它成了辛亥革命的导火索。     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新军起义，是由前一天革命党人在汉口偶然弄爆炸弹引起。和革命党人的其他许多次暴动一样，他们这次举事组织及行动得也并不好。9日事发后，事主仓皇出逃，组织花名册等重要文件尽落当局手中。10日的起义，是新军中的革命者不甘束手待毙之举，带有半自发性质。而新军营以上军官早已对清政府离心离德，纷纷弃职不管，任由兵士们行动。于是，一个局部地方性的事件，迅速点燃全国的干柴烈火——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变为了现实。侯宜杰先生的书，其最后一章的题目是：失人心者亡。这是最为恰当的历史结论。     所以我们说，当年清政府维新、新政乃至“预备立宪”，是它企图顺应历史潮流的努力，这曾使当局获得了一些人心，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其统治的时间；但是后来执政集团肆无忌惮地大开改革倒车，逆历史潮流而动，最终使它人心丧尽，一朝覆亡。           （原载《中国图书评论》201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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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事情缘

感觉讨论晚清立宪与革命的学者，都在看眼前的那一点。

廖晨铭

满清搞君主立宪很难很难,少数民族的外族成为多数人族的永久皇帝，未必会被接受,此其一.立宪如果脱离了人权,则无论经济改革还是政治改革,都成为别有用心的人的工具,于是军阀诞生了.

网事情缘

满清搞君主立宪很难很难,少数民族的外族成为多数人族的永久皇帝，未必会被接受,此其一.立宪如果脱离了人权,则无论经济改革还是政治改革,都成为别有用心的人的工具,于是军阀诞生了.
廖晨铭 发表于 2011-6-3 16:44

前半段相当同意，现代国家的兴起和民族主义是联系在一起的，即便立宪成功，也是暂时的，汉人的民族意识一旦觉悟，不会允许存在一个由少数民族为“皇帝”的国家，实际上孙中山利用的正是现代国家中泛滥的民族主义思潮，比较容易蛊惑民众。

至于立宪是不是脱离人权，这还要看具体的立宪条款，一般说来，如果比较接近现代宪政内容的话，应该包括人权内容在内。

廖晨铭

前半段相当同意，现代国家的兴起和民族主义是联系在一起的，即便立宪成功，也是暂时的，汉人的民族意识一旦觉悟，不会允许存在一个由少数民族为“皇帝”的国家，实际上孙中山利用的正是现代国家中泛滥的民族主义 ...
网事情缘 发表于 2011-6-4 06:37

不好意思，我可能说得不太准确，其实应该是私权，包括基本人权和个人财产等等。这个可能和儒家文化是向背的，举国上下，都没有意识到私权的重要，无论改革派，还是革命派，都没有任何关于私权的主张，他们只愿意提民主选举，宪政等等，却不愿意提，或者没有意识到，根基的东西，就是私权。

同样君主立宪的英国和日本是完全不同的国家，英国是因为资产阶级的诞生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影响而诞生的君主立宪制度，本身对私权有相当的认识，并且对王室家族的私人财产都有明确的规划。日本则是因为被美国揍疼了，加上军阀割据的局面，天皇本身早已无实权，他们走的君主立宪，不可避免的走向了军国主义道路，是完全不同的。如果，不是2战的原因，日本今天依然不能算一个成功的立宪制国家。当然也因为当年日本天皇早已无实权，所以，在各种利益妥协的时候，比较容易达成一致，个人认为这是日本宪政改革成功的根基。

直接导致满清灭亡的改革运动中，很多就是因为没有充分认识到私权的重要性，比如保路运动等等，整个国家对个人、地方、国家的权利和财产没有明确的认识，造成改革后的大混乱。有些书籍说，满清宣布立宪改革后，虽然全国上下一致支持，却诞生了很多骚乱，而这些骚乱90%是因为立宪改革造成的，造成的原因就是，很多人利用改革，谋取个人权利和利益。窃以为，是可信的。

从这些大混乱的情况看，满清的立宪制，本身没有根基，也不可能出现您说的，在宪法中明确和保护个人权利和个人财产。也是因为没有这个根基，所以无论立宪还是后来的革命，最终，也就是，军阀诞生，和新的改良后，戴帽或不戴帽子众多皇帝的诞生。也就是那句令人悲哀的“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的真实原因。纯个人见解，谢谢。

网事情缘

5# 廖晨铭


回廖兄：

对晚清民国史我研习不多，这方面论坛李大苗先生是专家，他什么都懂，廖兄有意，可与之切磋。这里仅究我知道的略作回复。

在辛亥之前，孙中山确有土地国有化倾向，为此，梁启超和他进行了一场论战，在论战中梁启超显然说服了孙中山，此后，再也没有提起土地国有化问题，因之给了共军“打土豪、分田地”的机会。可见，民国在私有产权问题上是予以保护的。

英国立宪，显然早于法国大革命，英国光荣革命是1688年，从此确立了现代宪政制度，这比法国大革命早了101年。英国受法国革命影响主要是普选权的问题，此前选举权是受财产限制的。大革命后，英国也认识到普选权的重要性，印象中是1834年实现全民普选的。

法国革命建立的是共和制国家，英国则依然是君主制基础上的立宪——但实现普选之后，窃以为，称“虚君共和制”更准确些。由于君主的存在，英国自然会成为后期所有君主国家的榜样，却因各国情形大不一样，在实践中也会有所不同。对其它国家我所知不多，不好置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