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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康：重庆的历史天空——抗战陪都七十年祭
明定重庆为中国抗战陪都七十周年祭①
作者：王康
来源：南方都市报评论周刊
来源日期：2010-9-12
本站发布时间：2010-9-12 8:57:20
阅读量：2184次

　　到重庆去!到重庆去!这音节疾促的口号，曾是无数不愿作亡国奴的中国人的共同心声。3000余万沦陷区难民离乡背井，颠沛流亡，朝着以重庆为中心的抗日大后方转移。西方记者惊叹，这是自游牧时代以来最大规模的人类迁徙，这是中华民族的出埃及记，重庆成为中国的迦南。这不仅仅是一次民族生命的死里逃生，这也是中国南宋、明末以降民族精神凤凰涅槃式的现代复兴，而且是整个东方历史性惊觉奋起的史诗图景

　　1945年12月，重庆码头，一位女子守着全部行李，等待丈夫。 Jack W ilkes摄
　　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诗经·王风·黍离》
　　到重庆去!到重庆去!这音节疾促的口号，曾是无数不愿作亡国奴的中国人的共同心声。3000余万沦陷区难民离乡背井，颠沛流亡，朝着以重庆为中心的抗日大后方转移。西方记者惊叹，这是自游牧时代以来最大规模的人类迁徙，这是中华民族的出埃及记，重庆成为中国的迦南。这不仅仅是一次民族生命的死里逃生，这也是中国南宋、明末以降民族精神凤凰涅槃式的现代复兴，而且是整个东方历史性惊觉奋起的史诗图景。
　　如同一个人一样，一座城市总有自己的外貌和性格，在它所有的传奇中，总有一个故事贯穿始终;如同每个生命都有一颗专属于他的星辰在遥遥对应一样，总有一种命运在冥冥之中让一座城市神秘而荣耀。
　　七十年前，费正清从昆明飞临重庆上空，这座中国战时首都“在瞬间给他的印象是，一个极为不幸的人类居住地。这里连一块平地都没有，一切东西都似乎蒙上了四分之一英寸厚的灰尘。”
　　确实，重庆云横雾纵，山重水复，蕴藏了难以言表的历史玄机，诸多偶然的人物和偶然的事件在这里偶然际遇，从此星流云散。这座天涵地负的山城，却在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苍桑嬗演中，秉承造化旨意，深谙世事奥妙，因缘巧遘，得天独厚。
　　重庆的命运是独一无二的，它注定要在一个民族危急存亡之秋去担负天下兴亡。这座内陆山城曾两度改绘中国和世界地图，如果没有造化所钟、天意垂顾，重庆至今不过是一片封闭平庸的农产品集散码头、被历史沧浪遗弃的一潭死水。
　　重庆与中国其他大城市是如此的不同。最不同的是，抗战初期中国主要大城市悉数沦陷之后，原属内陆四川省乙级市的重庆却作了中国战时首都达八年之久而享誉世界。历史的吊诡之于重庆，尤令史家惘惑，重庆的受难和荣耀，那段关乎中华民族存亡续绝，深涉亚太乃至世界战争成败和战后格局的重大历史，已尘封七十余年，至今鲜为人知。对于拥有悠久修史传统，急欲在变化日亟的全球化世界实现国家统一和民族复兴的中国，这是令人惊讶的忘却;对于晋身中国直辖序列，急欲在中国又一轮变革浪潮中崭露头角的重庆，这是对自身独特历史遗产难以理喻的漠视。
　　抗战迁都与历朝历代迁都具有迥然不同的时代内涵和国际背景，除了历代迁都的所有要素外，抗战迁都必须具备足以抗衡中华民族最穷凶极恶的敌人———日本帝国———灭亡中国的所有企图和手段的条件，足以坚持到世界反法西斯统一阵线的形成，足以坚持到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抗战首都必须成为战斗中国的象征，中国危而不亡的堡垒。
　　重庆西望青藏高原，享天府之国膏腴之利，北屏秦岭、巴山，东据长江三峡天险，南衔云贵高原，可谓控驭南北，气贯东西，为中国北方南方之分水、西部东部之泾渭，位居中国心脏，是日本军队逡巡叩关终无术克服入侵的大中国四塞之地。日本军队曾攻克湖北宜昌，只能怅望长江天堑而却步;又挥师至贵州独山，徒障磅礴乌蒙而偃旗。
　　重庆与伦敦一样，是世界级雾城。正如1939年9月那场异乎寻常的大雾大雨与英国皇家空军共同阻遏了纳粹德国空军连续六个星期的轰炸一样，重庆特有的弥天大雾也魔术般地缓解了日本军队的毁灭性轰炸，以至陪都文艺界的才子佳人们居然创造了“雾季公演”，话剧、诗歌、电影、美展和群众歌咏好戏连台，蔚成大观。令外地人不适的从深秋到初春的浩茫雾霭，成为日本优势空军难以突破的空中屏障。温斯顿·丘吉尔曾盛赞伦敦大雾，向来讨厌重庆雾霭的浙江人氏蒋中正也终于感到这片天地造化的奇妙，而由衷感谢上苍的恩赐。
　　重庆又是中国乃至世界最大的山城。整个城市就是一座巨大的山岩，层峦叠嶂，恰好可供挖建规模庞大的防空洞，筑成难以摧毁的地下城池。可容纳数十万人的防空洞系统，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人类战争史上的一大奇观。
　　重庆还是长江、嘉陵江和全川江河汇际之地。取之不竭的水源足以支持所有军需民用和舟楫运输。浩荡川江给予栖息战斗于斯的陪都民众的馈赠和启示，曾在东北作家端木蕻良、上海音乐家贺绿汀合作的《嘉陵江上》升华为中华民族共同的忧愤诗和思乡曲。
　　重庆雄峻攸险，山高水长。沿江建门设渡，城内雄关错落，垣碟起伏，登高环顾，涂山、真武山、狮子峰、缙云山、华蓥山、歌乐山、铁山坪、枇杷山、峨岭、佛图关、平顶山诸峰苍黛耸翠，如罗屏障，形胜所至，无处不存“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天地氤氲之间，云横雾纵之处，别有大气吞吐。
　　1876年(明治九年)春，日本国驻清朝公使森有礼书记官竹添进一郎，继十四世纪中叶(1357年)日本僧人释雪村入川五百年后，离京入川，由蜀至巴，写成近代日本人中国观的开山之作《栈云峡雨日记》。竹添以高度洗炼、成熟老道的汉文描摹巴蜀大地，加以日本维新政府总理伊藤博文题写书名，清朝钦差北洋大臣李鸿章为作长篇“叙文”，此书更成为日中两国博学有识之士共同首肯的珍稀之作。竹添终于站到鸟瞰重庆的南山高地时，正值雷鸣电闪，豪雨狂风，他的第一印象是：
　　重庆…依山为城，高而长，如大带拖天际。
　　离渝之际，竹添又做诗一首，以作压卷：
　　盘石擎城耸半空，大江来抱气蒙蒙。
　　山风带热水含毒，身在蛮烟瘴雨中。
　　并非不重要的一点是，重庆和四川人向来无狭隘地方主义和由此滋生的排外传统。自张献忠屠戮川人、“湖广填四川”后，四川人口流动一直居内陆各省之首。四川话属北方方言语系，川人与从东北到广东沦陷区迁川难民不难沟通。作为战时移民之都，重庆人在血缘、骨相、气质、习性、思维、生活方式都兼有中国南北东西特性。凡当年寓居重庆的“下江人”(特指沦陷区民众与人士)无不称重庆是自己的“第二故乡”，称道重庆和四川人民的热忱、慷慨、坚韧、淳朴、勤劳和忠勇。
　　如此蒙受神恩、秉承忠烈脾性;如此富于山河气势、家园情思和英雄骨血的人民，自不会惮于牺牲、溺于安乐、陷于私利;如此葆有万古气象和文明尊严的重庆，似乎就伫候着成为中国抗战首都的历史一刻。历史表明，这是不幸中国之大幸，这是重庆的至高荣耀，这是天意。
　　四万万中国人、一千余万平方公里土地，历经四十年光阴，终于把自己的首都，自己的心脏和希望托付给了重庆。七十年后的今天，人们还可以稍事驻足，清晰地回首那民族命脉和历史足音的悲壮节奏。
　　中国抗战坚持的正是“持久抗战，苦撑待变”，取得最后胜利的正道，重庆正是这条民族自救正道上的一座巍然耸立的血色丰碑。
　　“一·二八”事变后，日本侵略锋芒开始威逼南京。1932年3月5日，国民党在洛阳召开中执委全会，曾通过《确定行都与陪都地点案》，案拟“以长安为陪都，以洛阳为行都”。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改变了一切。1937年9月12日大同失陷，11月9日太原不保，西安危若垒卵。南京弃守前后，蒋中正盱衡日军“立体作战”和“制空权”优势及攻守兼顾各项因素，方最后确定四川为抗战大后方，择定重庆为国民政府驻地。
　　“七·七”事变翌日，中共中央立即发表通电，呼吁“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
　　1937年7月15日，《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强调：“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宣布“取消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同时“取消暴动政策、赤化运动、土地政策”，从而“求得与国民党的精诚团结，巩固全国的和平统一，实行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
　　蒋中正则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中表示：“总之，中国立国原则为总理创制之三民主义”，现阶段需“集中整个民族力量，自卫自助，以抵暴敌，挽救危亡。中国不但为保障国家民族之生存而抗战，亦为保持世界和平国际信义而奋斗!”
　　1936年，中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拟定《国防计划大纲草案》：“以四川为作战总根据地，大江以南以南京、南昌、武昌为作战根据地，大江以北以太原、郑州、洛阳、西安、汉口为作战根据地。”
　　1937年10月29日，淞沪会战失利、南京蒙尘之际，蒋中正在国防最高会议发表《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讲话，明确强调，迁都重庆，首先粉碎了日军胁迫中国在南京作城下之盟的图谋，粉碎其速战速决以屈服中国的迷梦，同时表明中国移都抗战到底，建立抗战大后方，坚持持久抗战的大战略立场。首次正式提议：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借以争取战略退却之主动地位，力避全盘溃败之忧。次日，国民政府举行国务会议，决定接受提议，迁都重庆。
　　11月7日，中国战时国家最高决策机构国防最高委员会最后在南京中山陵防空洞议决：为长期抵抗日本侵略，军事委员会驻节前线就近指挥抗日军事，国民政府远离战区，西驻重庆。
　　中华民族现代历史上最重要战略抉择———抗战迁都的法律程序终告完成。
　　王康，文化学者、民间著名思想家。散文作家魏真说，王康是“最浪漫最华美的中国人”。王康
　　对中美关系、台湾悬案、中日现状以及马克思主义、港台新儒家皆有独到心得，自谓“人世”未尽解，而“天命”已略知。为重庆陪都文化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光华战略俱乐部副理事长、学术委员会主席。多年来，他引领着重庆陪都文化有限公司，通数家电视台合作，先后拍摄了五集电视政论片《大道》，《抗战陪都》，《卢作孚》，《中美西部开发启示录》，《重庆大轰炸》等著名电视政论片，在国内外引起广泛的关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多年来他一直研究中国人的人权意识、生命意识。
　　1989年，王康离开公职，过上了一种“流亡”式的生活。1993年，在“流亡”途中，他写下中国九十年代惟一一部究诘中国道路的政论片，曾引起中国最高层和思想界以及海外媒体强烈关注。1994年，又成立了重庆陪都文化有限公司。令许多人意外的是，1996年、1999年，“流亡”途中的王康又两度参予有关台湾问题和国家统一的国家级专题片，并任总撰稿，他特有的话语风格和独到的历史视野曾对亿万观众产生了无形的影响。让王康自慰的是，他与中央电视台和重庆电视台都有多次合作，但“从来没有拍过一部商业片”。
　　2005年6月、2007年11月，凤凰卫视的“世纪大讲坛”分别邀请他在北大作的《世纪大讲坛：俄罗斯的道路》、《世纪大讲坛：俄罗斯的精神与梦想》两个精妙无比，即让人冷思，又让人亢奋的演讲也是例证。在流亡前后，老康的主体学识魅力先后得到了耀邦夫人李昭、长子胡德平、前辈学人大师梁漱溟、美国著名华人陈香梅、政界开明要人汪道涵等的青睐或认同。认识王康的友朋都叹他因“自我淡薄名利”与“社会敏感过滤”的双重关系，而使文章多未公开发表或不能公开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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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醉汉

《家国沧桑一百年》节录：


九月十八日，在东北的日本关东军，乘张学良东北军入关，参加反阎、冯“护党救国军”战争，关外军事空虚之际，悍然发动侵华战争。
对历史上国民党内部的反蒋斗争，国共两党的历史教科书都是各取所需，有掩盖，有曲解。台湾把当年反蒋斗争，说成是蒋介石为了消灭新军阀，引起派系斗争所致。共产党干脆把这段反蒋斗争，描写成“狗咬狗”权力之争。
在中国，现在五十岁以下的人，都知道在旧中国有过“军阀混战”的混乱历史，却没人知道旧中国国民党内部，曾有过反对蒋介石独裁的运动和战争。
国共两党都抹杀了当时国民党人反蒋，是反对蒋介石独裁专制，具有民主意识的进步意义。
回顾历史，主观上国民党人反蒋斗争的确含有权力斗争因素，但客观上反蒋运动是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反对历史倒退是反蒋运动主流。
一九二八年日本军人炸死张作霖，想引起东北内乱，好以稳定社会秩序的借口，出兵满洲。
张学良平安接班，使东三省没乱，日本关东军没有找到侵华借口，也不敢擅自与东北军硬拼，只好眼睁睁看着东三省易帜归顺国民政府而徒叹奈何。

张学良在一九三一年秋中原大战出兵支持国民政府，占领了北京、天津等华北地区，使东三省兵力空虚。日本关东军见有机可乘，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因没有正规军抵抗，他们在一个月内就占领了东北全境。
张学良当时完全可以，也应该率领东北军打回老家，反抗日本侵略，但他没有这么做。有人说张学良不抵抗是蒋介石的命令，这话很牵强。
就算真有不抵抗是蒋介石的命令这回事，但凭当时张学良的军事实力、凭反日本侵略的大道理，他都可以不听蒋介石的命令，何况张学良从来也没听过蒋介石的调遣。
张学良如果向日军开战，谁也无法阻止。后来蒋介石下野，汪精卫代表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多次下令张学良对日出兵，张学良仍然拒不执行。可见，张学良的不抵抗，是不想为国损己，为了保存实力。做善意分析，他也是希图在有把握的情形下再抗战。无决胜的把握，他不敢用兵。张学良在中原大战开始时脚踩两只船的观望态度，可作佐证。
汪兆铭领导的广州政府，则反对专制独裁，主张民主政治和积极抗日，于是学生们把汪兆铭奉为领袖。学生打出的口号是：“欢迎护党救国的汪先生”、“欢迎主张实现民主政治的汪先生”。
汪兆铭在接见学生代表团时说：“军事上要抵抗，外交上要交涉，不失领土，不丧主权，共赴国难。”言之凿凿，大义凛然，令人动容。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被迫将软禁的胡汉民释放，并派蔡元培、张继携带他写给汪精卫的亲笔信赴广州议和，邀请汪兆铭代表广州政府到上海举行和平会谈。
胡汉民被释放后余怒未息，他提出两政府联合的前提是蒋介石必须下野。汪兆铭则大度一些，表示要“团结宽容”，在削减蒋介石权力情况下，留蒋执政。
会议最后决定，宁粤双方在南京、广州分别召开国民党第四次代表大会，选出各自的中央委员后，在南京召开四届一中全会，重组国民政府。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国民党四大在南京、广州、上海分别召开。后宁方国民党中央电邀粤方、沪方两地中央委员来南京，共同举行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但粤方坚持蒋介石必须下野，否则不去南京参加会议，并要求在上海召开四届一中全会。此会若在上海召开，南京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颜面便丧失殆尽。迫于粤方压力，蒋介石被迫通电请辞国民政府主席等本兼各职。如此一来，国民政府政要则主要由广州政府人马组成，蒋介石派显然处于劣势。
广州方面大获全胜，为了服人，汪兆铭和胡汉民也没在政府担任职务。全会选举林子超为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任行政院院长，陆海空军总司令暂缺。
林子超先生毕生为国尽忠，自此担任国民政府主席后，连任三届，在这个位置上为国为民效力了十二年，直到一九四三年在重庆因车祸逝世。
善良的中国人此时迷信笔杆子，忽视了枪杆子，忽视了蒋介石有一支别人指挥不动的军队。蒋介石虽然在政界失势，但在军事实力上，仍然拥有实权。
林子超的国府主席是空衔，孙科的行政院是实权，但孙科也无法指挥军队。
孙科在国难面前也不含糊，新政府对日本采取的是强硬态度。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日军向在锦州的张学良东北军发起进攻，国民政府下令，命张学良死守抵抗。
张学良称兵力武器不足，请求中央政府予以增援。孙科召集诸军事将领讨论增援，可是，会上没一个将军表示愿意去东北增援张学良。
于是，张学良东北军不战而撤出锦州，退入山海关以内。
事后，张学良辩解，批评中央政府说：中央要求东北军死守抵抗，却不给予任何支援，想让东北军在抗日中耗尽实力。
张学良一语道破机密，个人实力，大于国土沦丧。
而蒋介石则提出“以卧薪尝胆之精神，作安内攘外之奋斗”，安内，是对中共和其他反对政府派武装而言。攘外，则是针对日本、苏俄及对华有不平等条约的国家，主要是针对日本。
安内攘外无可挑剔，但先安内还是先攘外则大有讲究。内中玄机，各方理解不同，只有统治者自己心里明白。
此时，又爆发上海事变。
一九三二年一月十八日，上海租界五名日本僧侣被一群中国人围打，一人被打死，二人重伤，在日本引起巨大骚动。一月二十日，上海近千日本人到日本总领事馆和海军陆战队总部示威游行，强烈要求日本政府立即出兵，保护日本人在华利益。
日方向国民政府提出“限期要求”，要中国政府道歉、赔偿、惩罚作案者，取缔、解散上海民间反日团体。
孙科政府拿不出对策，日方以中国没有接受“限期要求”为由，于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派兵强行进入中国管区，和驻守上海闸北地区的蔡廷锴十九路军发生了激战。蔡廷锴率十九路军顽强抵抗，使日军造成重大伤亡。
上海事变战斗打响后，孙科有自知之明，自感无处理如此重大事件能力，请求汪兆铭出马，自己辞职。
新国民政府于一月二十八日成立，汪兆铭出任行政院长，负责领导政府。汪兆铭上台，立即宣布迁都洛阳，积极抗战。
国民政府在汪兆铭主持下迁都洛阳，正史对于这件大事，都是一笔带过，使人产生了不少疑问。迁都洛阳既可以理解为显示抗战的决心，也可理解为躲避偏安。
二十九日，国民政府主席林子超、行政院院长汪兆铭等首脑人物，坐火车由南京出发，一千多名国民党军政要员一同前往，于次日抵达洛阳，考察未来的国都。当年五月，“上海停战协定”签订，在洛阳立足未稳的“部分”国民政府机关即准备返迁南京。迁都洛阳几近儿戏，让人莫名其妙，至今在有心的国人心目中，留下疑团重重。

老西安

王康兄是我尊敬的学者。中国有王兄，大幸也。

闲云

这个一定要顶。

非常亲切的感觉--我在当年的陪都出生，长大（至12岁），小时候常在当年的总统府进进出出（父亲曾在市政府（也就是当年的总统府所在地）工作过几年），对遗留下来的抗战气氛，体会很深。我们家还在那附近住了几年，离曾家岩50号就几步路，离桂园和上清寺也近，所以常去这几个地方走走看看，有很多的童年回忆。。。

showcraft

是啊，重庆是个好地方，可惜现在被搅得有点光怪陆离。

老木匠

許知遠：重慶的顏色

——人們無法想像，若一個最大的經濟體配上紅色的意識形態，會開出怎樣的惡之花。

許知遠，二零零零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現為《生活》雜誌的聯合出版人，也是《金融時

報》中文網的專欄作家。他最近的一本書《極權的誘惑》由台灣八旗文化出版。

亞洲周刊 / 2011年6月12日（提前出版）


顏色中蘊涵著恐懼、傷痛與希望。

重慶是藍的，他突然說。

車正沿著嘉陵江行駛，窗外是點點的燈光，江水黑逡逡的一片。這城市滿是高樓，是令

人驚詫的起起伏伏，公路蜿蜒在你的身下，輕軌火車從你的頭頂經過，你穿越這條小巷

時，路過的十六層的住戶的家，那條牛仔褲一動不動的晾在那裏。這也是一座猙獰的城

市，一切都突兀、粗大。我們剛度過一個沉醉的夜晚。一群六十歲上下的人，都質樸、

強硬而浪漫，是這「共和國」的同齡人。我們朗讀了莫名詩人的詞句，其中一首是《帝

國》，我們談到了俄國興起與衰落，還有遙遠的布拉格之春。當然，還有八年抗戰，這

座城市承受了狂轟濫炸，是自由與抵抗的堡壘。他們會說，重慶比倫敦承受了更多的炸

彈，是在二次世界大戰這史詩畫卷中被低估的中心。這城市也正因這在轟炸下而不屈的

精神而興起，否則誰會在乎這長江畔的山城？成千上萬的人，從中國四處湧來，投奔這

自由中國的首都。

他們也都是這城市的局外人，或許也多少認定，在重慶被低估時，他們也被低估了。但

現在激怒他們的不是被低估，而是一種新的侮辱。這城市飄揚的紅旗、紅歌，報紙上宣

揚的打黑，還有被炮製出重慶理論，都讓他們難掩厭惡。

那個紅色蔓延的年代，他們都經歷過。他們中的兩位的父親都是中學教師。他們看見父

親被遊街、批鬥與毆打。輕狂的少年人，喊著震徹雲宵、慷慨激昂的口號，不僅要摧殘

年長者的身體，還要羞辱他們的靈魂。一些暴政用人種來區分人群，另一些則用人群。

幹部、工農的子女是紅色的，他們則是黑色的，遭受無盡歧視。

暴力也都掩藏在紅色裏。在我們談話的窗外不遠處的沙坪公園裏，埋著幾百具屍體。他

們都青春逼人，都熱血沸騰，都揮舞著紅寶書，呼喊著誓死保衛毛主席，然後都長眠於

此。他們還是幸運者，這是中國僅有兩個紅衛兵公墓之一。蘇式水泥墓碑高大、威嚴、

粗礪，雕成了「八一五」的形狀。「八一五」與「鬥到底」是文革時重慶最大的兩個派

系。他們把坦克開到街頭，把江中的輪船改為軍艦，僅僅四十四年前，這座城市是個內

戰戰場，那時也紅歌激盪。墓園的鐵門緊鎖，灰色水泥墳墓四周，青草肆意生長。除非

你翻身入牆，即使他們的親人，也無法為他們祭奠，鐵門口，一瓶白酒仍孤零零的矗立

著。

這些色彩又回來了。蘊涵了無限暴力、屈辱、赤裸裸無知的紅色變成了進步的象徵，是

中國未來的另一種可能。人們尚無法想像，倘若一個最大的經濟體配上紅色的意識形態

，會開出怎樣的惡之花。它也是新的時髦與性感，姑娘們打扮成江姐的模樣，去渣滓洞

表演堅貞不屈、賣弄風情。從這個意義上，紅色又是無害的，它不過是一群虛無主義者

的短暫表演，連他們自己也不信劇目的內容。

紅色也再度打擊黑色，儘管這黑色已不是從前的黑色。但手段依舊，需要不停的運動，

沒有任何規則與程序來保護個體。

聚會後，他驅車送我回酒店。他再次提到張勛、袁世凱，他們都要復辟一個僵死的時代

，也都必將遭遇可恥的失敗。在這群局外人中，他最為整潔倜儻，如果把他放在下午參

觀的周公館的黑白照片裏，似乎更為妥貼。也許他們的眼中，中國的一切都在墮落，政

治、社會、文化甚至人的面容，高亢只有物質增長和放肆的貪慾。

蔣介石是個君子

在他心中，藍色，青天白日的藍色，變成了精神寄託，浪漫化的幻想。「是的，蔣先生

是個君子」。這個昔日的獨夫，曾被一代青年人唾棄的獨裁者，又成為了民主與自由、

謙謙君子的象徵。

我們聽了柴科夫斯基、鄧麗君，還有七十年前的國歌，歌詞都是四字的短語，清雅脫俗

。那個時代，政治的中國危機重重，文化的中國卻仍令人嚮往。這才是我的國家，他說

。

我們的車駛向解放碑。一切詞彙似乎亟待重新定義，這「解放」真是「解放」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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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旧苗

王康兄是我尊敬的学者。中国有王兄，大幸也。
老西安 发表于 2011-6-6 23:17

老西安认识王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