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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楼
发表于 2011-6-17 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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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记得初次见她在食堂里打乒乓时那种惊艳的感觉,那年她应该是22岁,我,15岁。
那已是我随父母内迁贵州后的第二年了。内迁,一个单位迁到内地,买下了四亩地,圈上高高的围墙,就像早期殖民者的土围子,生活工作就都在这个围子里了。
一个单位几百号人,日日夜夜在一起,办公楼接着住宿楼,还都是厨卫公用的筒子楼,很快所有的人家都没有了秘密。好的时候一家蒸了包子,各家邻居都有得尝鲜,糟的时候一家找不着捅煤炉的火条,各家疑神疑鬼,浪声浪气,最后大打出手也是有的。这样的环境里生活一年,见谁都是烂熟烂熟的,突然见一个清新的面孔,随和又好脾气的表情,加上曼妙的身材在乒乓桌旁灵活地运动,活力四射。人也透着精神,球也打得漂亮------人要喜欢一个运动,就会觉得那个运动水平高的显得漂亮--------那时我正迷着打乒乓呢,就没见过女孩打得那么好的。惊艳中回过神来,我猜出她是谁了!“怪不得妈妈都说那人漂亮呢,一定是她了!”
回到家,向妈妈求证:“妈妈,刚才在食堂看见一个女的乒乓打得很好……”
妈妈看着我:“是不是很漂亮?”
“嗯”
“猜出她是谁了?”
“嗯”我希望她打住,不要往下说了,可妈妈还是说了出来:
“她就是那个小偷!”
我都说知道了,你还那么大声,都好几年前的事了,犯得着现在还那么激愤吗?人家钱都赔给你了,依旧这么念念不忘的。左派就是左派,都跟鲁迅似的,一个也不肯饶恕。
那是内迁前一两年的事了。那天妈妈回家闷闷的记账算账。
妈妈是学财会毕业的,毕业后没干会计,干的一行叫预算。那时学着苏联搞计划经济,设计一个工厂,每间厂房,每台机床,每道工序都要先经过预算,所有的预算汇拢,要做总预算。设计院有个很大的部门叫预算科,预算科里有个总预算组,妈妈是总预算组的组长。苏联援建的一百五十六项有好几项是她做的总预算。后来苏联专家撤走了,咱就不跟他弄那些繁琐哲学,改成边设计边施工,搞成什么样算什么样,再后来就大跃进了,产量想翻翻就翻翻,预算科也就解散了。不是一家设计院解散,全国整个预算这行就没了。妈妈改了行,不再替国家算那些大帐,但仍保留着替自己记账的习惯,自己家里些进账出账还是每天都记的,每月还有汇总,每年不但有盈亏统计,还有消费分类分析。这些账本经过文化大革命冲击,居然还有一两本保留到现在!我手边一本是六零年的,从账本里能看见当时三四岁的我怎么隔几个月就生病住院,住院费每天一元等等。
那天妈妈的帐记得不开心,算完了帐,合上账本很郁闷地说:钱被偷了。
我在边上不关痛痒地来了句套话:阶级斗争这根弦一刻也不能松吧?警惕性一放松钱就丢了吧?
妈妈很郁闷地说,这钱丢的奇怪,钱包没丢,钱包里的钱也没都拿走,好像是一沓票中抽走了四张-----五元的票。被偷了二十元,大约是当时一个人一个月的生活费。这就很麻烦了,那是同事中出了贼了。 |
诗酒风流近散场,心情无限对斜阳,如今只剩燕双双。
病酒願爲千日醉,看花誤惹一身香,夜來有夢怕還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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