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易中天：武侯治蜀与“攻心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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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中天文集第十卷·帝国的惆怅
　　易中天：武侯治蜀与“攻心联”
　　
　　一怎样看“攻心联”（1）
　　
　　在2006年元宵节由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播出的《品三国》第一集中，我根据自己的理解谈到了成都武侯祠的“攻心联”，认为此联其实委婉地批评了诸葛亮的治蜀。此言一出，舆论哗然，甚至被斥为“硬伤”。是不是“硬伤”，可以讨论。因为对于此联的理解和解释，学术界原本就有不同意见，并非众口一词。但当真要说清楚，也不容易。在一期电视节目里说清楚，就更不可能。因此，我重新录制了《品三国》的开场白《大江东去》，把这个问题暂时挂了起来。现在，五十二集《品三国》已全部录完，该给大家一个交代了。
　　
　　那就从头说起。
　　
　　我们知道，所谓“攻心联”，是清人赵藩所撰，悬挂于成都武侯祠诸葛亮殿前的一副对联。因为它的第一句是“能攻心则反侧自消”，因此被后人称之为“攻心联”，也称“能攻心联”。成都武侯祠博物馆编有对这一名联的研究论文集，由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于2002年12月出版，书名就叫《“攻心”联与赵藩》。所以，“攻心联”这一简称，是研究者们发明的，且已为学界认可，不是谁的“硬伤”。赵藩撰写此联的起因和动机，也没有争议，就是以古论今，对当时的四川总督岑春煊进行劝谏。问题在于，赵藩的“以史为鉴”，究竟是以什么史实为鉴？这就正如《“攻心”联与赵藩》一书的《序》所言，关系到对蜀汉政权、对诸葛亮的基本认识和评价，而且“学术界存在着分歧”。为此，我们必须先来看看原文。
　　
　　此联的全文是：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很明显，这是批评，是告诫。而且，这些批评和告诫，就是针对岑春煊的。因为此人在四川的所作所为，恰恰就是既不能“审时度势”，又不能“攻心为上”，自然是“宽严皆误”。难怪岑春煊看完此联后，脸色难堪，一言不发，赵藩后来也被贬到了永宁。但赵藩这个人，既是岑总督的老师，又是岑大人的幕僚。以这样的身份，并不可以直接批评，只能借古人说事。那么，“攻心联”中所说之古人，究竟是谁？
　　
　　标准答案只有赵藩能够给出，可惜我们问不到。从这个意义讲，任何学者的解释便都是“猜测性意见”，任何人也都不能以权威自居，把不同意见说成是“错误”的。此其一。第二，正因为大家都是猜测，因此不能先定调子，设立禁区，相反必须解放思想。第三，即便是猜测，也不能想当然，必须讲逻辑。怎么讲逻辑呢？先找关键词，再行排除法。“攻心联”的关键词是什么？有说是“攻心”的，有说是“好战”的，有说是“审势”的，有说是“宽严”的。这些都对。但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治蜀”，因为它是写给“治蜀者”（岑春煊）看的，讲的也是“治蜀”的事。“后来治蜀要深思”一句，是结尾，也是点题、落实。所以，“治蜀”是此联的关键词，“攻心联”也应该叫做“治蜀联”才更贴切。
　　
　　找出这个关键词，搜索的范围也就确定了。赵藩联中的古人，肯定是三国时期的治蜀者。那么，是刘焉、刘禅，或者蒋琬、费袆、姜维等等吗？多半不是。因为拿他们说事，意思不大。有意思的，只可能是举足轻重的三个人：刘璋、刘备、诸葛亮。
　　
　　一怎样看“攻心联”（2）
　　
　　那我们就来一个一个地看。
　　
　　是刘璋吗？有可能。因为刘璋的治蜀，一般认为是失之于“宽”的。但刘璋只是“过宽”，并不“过严”，不能说他“宽严皆误”。再说他也不“好战”。所以，即便“攻心联”里有刘璋的份，那份额也不会太多。
　　
　　那么，是刘备吗？也有可能。因为刘备毕竟发动过夷陵之战。硬要扣帽子，可以算是“好战”。但刘备发动这场战争要达到的目的（夺取荆州或者为关羽报仇），可不是靠“攻心”就能实现的。所谓“能攻心，则反侧自消”，在这里并不适用。至于不能“审时度势”，这个错误刘备倒是有的。具体表现，还是夷陵之战。但那只能叫“不审势，即进退失据”，不能叫“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宽严皆误”的问题，刘备有没有？有一点，但不严重，且能调整。据《三国志·简雍传》，有一年，天旱无雨，益州歉收。刘备为了节约粮食，下令禁酒。这当然是对的，但下面执法的人做得有点过分。在老百姓家里搜出了酿酒的工具，也要当作违法酿酒来处分。正好简雍和刘备一起外出散丵步，看见一对男女同行。简雍就说，他们要通奸，怎么不抓起来？刘备说，你怎么知道？简雍说，他们身上长着通奸的器官呀！这和家里放着酿酒的工具，不是同样的罪过吗？刘备听了哈哈大笑，立即就放了家有酿酒工具的人。这总不能说是“宽严皆误”吧？
　　
　　不是刘璋，或主要不是刘璋。不是刘备，或主要不是刘备。被赵藩借来说事的，就只能是诸葛亮，或主要是诸葛亮。这也并不奇怪。“攻心联”毕竟悬挂在武侯祠诸葛亮殿前。诸葛亮不唱主角，谁唱？
　　
　　这其实也没有争议。争议仅仅在于，赵藩对这位主角，或者说，他对武侯的治蜀，究竟是肯定呢，还是批评？多数人的意见认为是肯定，而且是全面肯定。具体地说，就是上联肯定诸葛亮的南征孟获是“攻心为上”，下联肯定诸葛亮对法正宽，对马谡严，均无失误。这当然也讲得通，但总觉得有些别扭。因为赵藩撰写此联的目的，是要委婉地批评和告诫岑春煊。通过赞扬诸葛亮来批评和告诫，当然也行，但总不如通过批评某个人来得有力。何况“不审势，即宽严皆误”一句，明摆着就是批评的口气。赵藩是不能直接批评岑春煊的，只能“指桑骂槐”。如果那“桑”不是诸葛亮，能是谁，该是谁？遍查蜀史，怕是找不到比这位名相更大的“桑树”了。
　　
　　这就迫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诸葛亮的治蜀。我一再说过，在诸葛亮的领导下，蜀汉是当时治理得最好的国家。但同时，它又是最早灭亡的政权。这就说明，治理得最好，并不等于没有问题，没有教训。找出这些问题，总结这些教训，比一味地讴歌和颂扬，将更有益于我们今天的发展。这才是我们要讨论“攻心联”的真正原因。
　　
　　那么，诸葛亮他有问题吗？
　　
　　二治蜀问题何在
　　先看诸葛亮都做了些什么。
　　
　　从建兴元年（公元223年）受托永安，到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病逝军中，诸葛亮在蜀汉执政十一年。此间，他主要做了四件大事，即东和孙吴，南定夷越，北伐曹魏，内修法制。这四件事，都在《隆中对》的规划之中，可谓“既定方针”。至于结果，则有成有败，有得有失。最成功的是东和孙吴。直至蜀汉灭亡，两国关系都相当之好。后来曹魏大军兵临城下，蜀汉朝廷还有人主张投奔孙吴。最不成功的是北伐。对于诸葛亮的北伐，吴人张俨的评价是四个字：“空劳师旅”（《默记》）。今人田余庆先生的评价也是四个字：“积年无成”（《〈隆中对〉再认识》）。其实此事岂止徒劳无益，简直就是劳民伤财。用张俨的话说，就是“国内受其荒残，西土苦其役调”（《默记》），实际上加速了蜀汉的灭亡，所以是最不成功。
　　
　　这就让我突发奇想──赵藩联中“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一句，莫非说的就是北伐？
　　
　　此言一出，肯定有不少人嗤之以鼻。因为谁都看得出，赵藩这话说的是“内战”，不是“外战”。为什么呢？因为有“反侧”二字。什么是“反侧”？就是“不安”。民不安，就叫“反侧之民”。心不安，就叫“反侧之心”。心存“反侧”，就不是“顺民”。因此要“攻心”，让他们“安下心来”臣服。那么，这里说的“反侧”能是指曹魏吗？当然不可能。曹魏之于蜀汉，不是“反侧”，而是“敌对”。对付曹魏，也只能靠“武器的批判”，“攻心”（说服教育或怀柔政策）是没有用的。
　　
　　那么，诸葛亮要“攻”谁的心？
　　
　　通常的解释，是“南中”的“夷越”，也就是孟获那些人。他们原本是不肯臣服的，对蜀汉也是存有二心的。这就是“反侧”。后来，诸葛亮南征时，采纳马谡“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建议，对孟获等人七擒七纵，不杀不辱，终于使他们心悦诚服，宣称“不复反矣”（《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因此，学术界普遍认为，“攻心联”的上联，说的就是这件事。
　　
　　这当然完全讲得通，但也不是没有问题。有什么问题呢？第一，南定夷越在诸葛亮所做的四件大事中，并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还是东和孙吴，北伐曹魏和内修法制。第二，南抚夷越的实际效果，也并非如《汉晋春秋》所说的那么好。这也是学术界早就有人指出过的。比如缪钺先生在《三国志选注》的《前言》中，就说“诸葛亮征南中事，当时传说不免有夸大溢美之处”，而且明确指出七擒孟获“不合情理”，南人不反“不合事实”。何兹全先生的《三国史》，也用《三国志》之《李恢传》、《马忠传》、《张嶷传》中的大量材料，证明诸葛亮北还后，南中的叛乱就从来没有停止过。所以，后来曹魏大兵压境，刘禅打算逃往南中，谯周就说去不得。为什么呢？因为那些“南方远夷”的臣服，是丞相用武力逼出来的（兵势逼之），并不可靠。而且，他们臣服之后，反倒要多交赋税，就更是心怀不满，甚至充满仇恨（以为愁怨），因此随时都可能暴乱（见《三国志·谯周传》）。看来诸葛亮的“攻心”，并没有达到“反侧自消”的效果。这个未必成功的事例，怎么能用来劝谏岑春煊？
　　
　　然而诸葛亮进行的战争，除了南征，就是北战。所谓“从古知兵非好战”，如果不是指南定夷越，也就只能是指北伐曹魏了。
　　
　　其实讲通这一点并不难，只要弄清楚诸葛亮北伐的真正原因就行了。前面说过，诸葛亮的北伐，其实是不成功的。不成功的原因也有三条，我在《品三国》（下）的《以攻为守》一集讲过，即：曹魏非速亡之国，益州非进取之地，诸葛非将略之才。这三条，至少前两条，诸葛亮应该是心中有数的。何况《隆中对》说得很清楚，北定中原，复兴汉室，一要天下有变，二要两路出兵。现在，天下无变而荆州已失，岂是可以北伐灭魏的时候？
　　
　　于是问题就来了：既然如此，诸葛亮为什么还要锲而不舍地进行北伐呢？
　　
　　答案就在《出师表》。《出师表》一开始就说：“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这是实话。也就是说，诸葛亮出师北伐，是因为蜀汉政权受到了威胁。那么，威胁来自何方？来自孙吴吗？不是。诸葛亮执政后，吴蜀盟好已经恢复，双方和平共处，相安无事。来自曹魏吗？也不是。赤壁之战后，曹魏从来就没主动攻打过刘、蜀。反倒是，刘备攻汉中，关羽围襄樊，孔明出祁山，屡屡挑衅。所以，这笔账也不能算在曹魏头上。曹魏不进攻，孙吴没威胁，所谓蜀汉政权处于“危急存亡之秋”，就只有一种可能──他们内部出了问题。套用孔子的一句话说，就是吾恐诸葛之忧不在曹魏，而在成都城中也。
　　
　　实际上我在《以攻为守》一集已经讲过，诸葛亮的坚持北伐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理想必须实现”，二是“小国更要图强”，三是“安内必先攘外”。因为无论是转移注意力，还是加强凝聚力，战争都是最好的手段。一个国家，如果处于战争状态，管理和治理起来就顺手得多。要整治或者镇丵压反对派，也便当得多。想当年，执掌鲁国国政的大夫季孙，就曾经因此而准备进攻鲁国的附庸颛臾，所以孔子才说“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论语·季氏》）。不过诸葛亮和季孙氏的情况并不相同。季孙攻颛臾是以强凌弱，诸葛伐曹魏是以弱抗强。季孙之忧在鲁君，故曰“萧墙之内”；诸葛之忧则不在刘禅，故曰“成都城中”。那么，让诸葛亮感到忧心忡忡的，究竟是哪些人呢？
　　
　　三谁有“反侧之心”（1）
　　
　　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弄清楚蜀汉政权的内部结构。
　　
　　我在《品三国》（下）多次说过，刘备、诸葛亮建立的蜀汉政权，是由三股政治势力组成的。第一种是“本土势力”，包括原仕洛阳的益州官僚和仕于益州的本土豪强，我们统称之为“益州集团”。第二种是“刘璋旧部”，包括追随刘焉父子入蜀的和后来投靠刘璋的，我们统称之为“东州集团”。第三种是“刘备亲信”，包括刘备的骨干（如关羽、张飞）和后来投靠刘备的（如马超），我们统称之为“荆州集团”。这三股力量，由于有先来后到的原因，就形成了一种错综复杂的主客新旧关系。简单地说，益州集团是主是旧，荆州集团是客是新，东州集团夹在当中，既是新是客（相对于益州集团），又是旧是主（相对于荆州集团）。这就已经够麻烦的了。更麻烦的是，新来的“客人”又总是要压制旧有的“主人”。刘璋的东州集团要压制益州土著，刘备的荆州集团则不但压制刘璋的东州旧部，更压制益州的本土豪强。结果便形成了一种“鸡尾酒”似的结构：刘备的荆州集团在最上层，刘璋的东州集团在中层，益州的土著集团在最低层。这就是蜀汉政权的大体状态。
　　
　　这可真是地地道道的“反客为主”、“后来居上”。将心比心，作为过去的“主人”，此刻的“奴仆”，益州集团绝不可能打心眼里喜欢蜀汉政权。他们的“蠢蠢欲动”和“图谋不轨”，几乎是必然的。再加上刘备在猇亭和夷陵一败涂地，就使形势更加严峻，正所谓“刘备建国，基础不牢；夷陵战败，地动山摇”。据成都武侯祠博物馆研究员罗开玉先生统计，从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到延熙十三年（公元250年），益州土著豪强发动的大规模武装叛乱竟达九次之多（《“攻心”联再研究》），蜀汉政权可以说是坐在了火丵药桶上。
　　
　　土豪“武卫”，名士“文攻”。一些益州名士到处散布流言蜚语，猖狂攻击蜀汉政权，扬言只有曹魏才能一统天下。比如张裕就公开说“天下当易代，刘氏祚尽矣”（《三国志·周群传》）；周舒则说“当途高者魏也”（同上引），意思是取代东汉的当是曹魏。杜琼还进一步做出解释，说是“名官尽言曹，吏言属曹，卒言侍曹，此殆天意也”（《三国志·杜琼传》）。谯周则拿刘备父子的名字做文章，说“备”的意思就是“足够了”，“禅”的意思就是“让出去”，“如言刘已具矣，当授与人也”（同上引）。这些言论，都被陈寿记录在案，可见当时议论之多，足以蛊惑人心形成“反侧”，成为刘备、诸葛亮执政必须解决的问题。
　　
　　这一点，诸葛亮显然意识到了，而且做了大量的工作。他成为蜀汉政权领导核心后，很注意从益州集团中选拔人才。比如杨洪，犍为武阳人，就是诸葛亮一丵手提拔的。杨洪提拔的门下书佐何祗，几年后也当了广汉太守，所以当时的益州人士都佩服诸葛亮能人尽其才（是以西土咸服诸葛亮能尽时人之器用也）。这是记载在《三国志·杨洪传》正文中的，不是野史，应该可靠。此外，被诸葛亮信任重用，同时也敬佩诸葛亮的益州人士，也还有一些，比如蜀郡成都人张裔。张裔对诸葛亮，可谓心悦诚服，推崇备至，赞不绝口。他到处对人说，但凡在诸葛亮领导下的，都会奋不顾身地忘我工作（参看《三国志·张裔传》）。这也都是实话。实际上就连那些反对派，也不一定反对诸葛亮。比如前面说的那个谯周，就反汉不反亮。诸葛亮病逝五丈原，第一个跑到前线奔丧的就是他。但这并不妨碍他“颠覆”蜀汉政权，也不妨碍他“诱导”刘禅降曹。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尽管诸葛亮本人威望高，人品好，工作做得多，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益州集团，始终是蜀汉朝廷必须面对的“反侧之民”。
　　
　　三谁有“反侧之心”（2）
　　
　　原因也很简单：无论诸葛亮怎样努力做到“一碗水端平”，也不能改变刘备既定的组织路线──荆州第一，东州第二，益州第三。我们不妨看看刘备、诸葛亮信任重用的都是什么人。关羽、张飞、马超、黄忠、赵云不算，其他的如庞统，荆州襄阳人；法正，扶风郿县人；许靖，汝南平舆人；糜竺，东海朐县人；董和，南郡枝江人；魏延，荆州义阳人；杨仪，荆州襄阳人；马谡，襄阳宜城人；蒋琬，零陵湘乡人；费袆，江夏鄳县人；姜维，天水冀县人。这些人有的属于荆州集团，有的属于东州集团，但都不是益州人。当然，益州土著也有受信任的，比如费诗，犍为南安人；黄权，巴西阆中人；王平，巴西宕渠人。不过他们的受信任都要打折扣，或者先不受信任（如王平），或者后不受信任（如黄权），或者中间出问题（如费诗）。而且，即便被提拔，也到不了最高层。诸葛亮去世后，接班的三个人，蒋琬、费袆、姜维，便都不是益州人。益州士人不是傻子。这格局，他们还能看不明白？
　　
　　何况他们早就把账算清楚了：蜀汉不过一州之地，政治资源和经济利益都有限。也就是说，蛋糕就这么大，吃的人多了，到嘴的就少了，何况“切蛋糕”的还不是自己人？天下太平的时候，他们原本是“一等臣民”。刘璋时代，降为“二等”。刘备一来，又变成“三等”了，怎么会愿意？还不如让曹魏来统治。那么，曹魏来了，益州集团就不会变成“四等臣民”吗？不会。因为曹魏要夺取的是天下，不是在益州占山为王。何况曹丕接班以后，实行的是“九品中正制”，也就是由各地名流担任本郡“中正官”，负责推荐本籍士人。这对益州士族是有利的。果然，司马昭灭蜀后，就将原属荆州集团和东州集团的官员都调回中原，实施“蜀人治蜀”。这就更让益州集团觉得，他们反蜀汉是反对了。
　　
　　所以，尽管并非所有的益州人都反蜀汉，但反蜀汉的却多半是益州人。比如周舒，巴西阆中人；杜琼，蜀郡成都人；谯周，巴西西充人；被诸葛亮杀掉的彭羕，广汉人；被刘备杀掉的张裕，蜀郡人；刘备时期装聋作哑“闭门不出”，好不容易被诸葛亮请出山来又“乞老病求归”的杜微，梓潼涪县人。他们清一色的都是益州人。至于那些搞武装叛乱的，怕也都是。这些人，或者有权，或者有钱，或者有名，或者有人，势力大得很，不是南中的孟获等人可以相提并论的。由此可见，诸葛亮的“攻心”对象，就该是他们。诸葛亮要消除的，也首先是他们的“反侧之心”。
　　
　　那么，这和“攻心联”又有什么关系呢？
　　
　　四是谁“宽严皆误”
　　
　　这就要看诸葛亮怎样解决益州集团“反侧”的问题。
　　
　　办法其实就是三个：任人唯贤、依法治国、北伐曹魏。这三条，应该说都很好。尤其是前两条，从理论上讲绝无问题。任人唯贤能有什么问题呢？难道要任人唯亲？当然不是。问题在于对“贤”这个字的理解。在这个问题上，诸葛亮和曹操是不同的。曹操的做法是“唯才是举”，诸葛亮的标准则首先是“志虑忠纯”（《出师表》）。这当然是对的。但具体到蜀汉，就会有些麻烦。比如前面说的那些反对派，算不算“志虑忠纯”呢？恐怕不算。其他那些益州人士，他们的“志虑”又是否“忠纯”呢？恐怕需要考验。不要说诸葛亮，就连他们自己，也未必就能担保没有“二心”。总之，荆州集团与益州集团之间，事实上是有政治隔阂和心理障碍的。在这种情况下，诸葛亮坚持“政治标准第一”，把忠于蜀汉政权放在首位，客观上就会妨碍许多益州人士的政治前途。所以，这一条，并不能消除他们的“反侧之心”。
　　
　　三谁有“反侧之心”（3）
　　
　　北伐曹魏也不能。战争虽然能够起到转移注意力，加强凝聚力，提高执行力的作用，但同时也有一个副作用，就是增加人民的经济负担。打仗是要用钱的。这些钱，天上掉不下来，地上长不出来，刘备他们带不进来，只能向益州人要，而且主要靠益州的世家大族和土著豪强出。他们当然不乐意。所以，益州的“反对派”，几乎同时也是“反战派”。比如前面说过的谯周，便专门发表了一篇题为《仇国论》的“反战宣言”，明确指出如果不审时度势，一味穷兵黩武（极武黩征），势必土崩瓦解（土崩势成）。那个时候，可就“虽有智者将不能谋之矣”（《三国志·谯周传》）！这话实在可以看作“从古知兵非好战”的注脚。
　　
　　剩下的就是依法治国了。我一向认为，这是诸葛亮治蜀最精彩也最值得肯定的一件事情，陈寿的评价也非常高。他的《三国志·诸葛亮传》评语，几乎通篇都在讲这个问题。陈寿说：“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词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输，恶无纤而不贬。”这叫什么？这叫公开、公正、公平！结果是什么？是“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
　　
　　这是有旁证的，旁证就在《三国志·张裔传》。张裔对诸葛亮的依法治国也有一个评价：“公赏不遗远，罚不阿近，爵不可以无功取，刑不可以贵势免，此贤愚之所以佥忘其身者也。”所谓“佥忘其身”，就是奋不顾身。所谓“赏不遗远，罚不阿近”，就是公正、公平。也就是说，正因为诸葛亮公正公平，所以大家工作起来都奋不顾身。而且，这里说的远和近，也不只是当事人与诸葛亮的私人关系，更指是否属于荆州集团。也就是说，无论你属于荆州集团，还是东州集团，还是益州集团，该赏就赏，该罚就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正是诸葛亮能够有崇高威望的重要原因。
　　
　　张裔是蜀郡成都人，属于益州集团。他这么说，说明诸葛亮确实尽可能地做到了公平执法，并没有多么亏待益州人。遗憾的是，在这个问题上，他还是有问题。有什么问题呢？首先是“过严”。诸葛亮的执法之严也是有记载的。《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蜀记》就说“亮刑法峻急，刻剥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晋人袁宏的《后汉纪》也说“刘备克成都，诸葛亮为股肱，乃峻刑法，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这与陈寿的评语“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似乎矛盾，其实不然。因为诸葛亮治蜀虽然偏“严”，但基本上“严”得公平。公平，正是诸葛亮大得人心之处。实际上，在“刑政虽峻而无怨者”的后面，陈寿还有一句话，即“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平，就是公正；明，就是公开。公正公开，也就公平。正因为如此，所以“而无怨者”；但过于严峻（刑政虽峻），也是事实。也就是说，民众虽然不会抱怨不公平（刑政虽峻而无怨者），却仍会抱怨太严峻（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此其一。
　　
　　第二，武侯执法也有不够公平的时候。比如他对法正，就很“宽”。据《三国志·法正传》，当时有人向诸葛亮报告，说法正这个人太跋扈，太霸道，不但锱铢必较，而且擅杀无辜，应该绳之以法。诸葛亮却说法正功劳太大。没有法正，就没有我们的今天，怎么能够不让法正爽一把呢（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邪）？显然，这就是“以政治代法治”了。作为一位政治家，诸葛亮不可能不把政治问题放在首位。然而一旦如此，就很难完全做到“宽严皆不误”。比如对待益州土著，他的执法就基本上是“从重从快”，甚至“制造冤案”。比如冤杀益州豪族常房诸子，就被裴松之认为是“妄杀不辜”。此案记载在《三国志·后主传》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读者不妨自己查看。
　　
　　第三，即便诸葛亮执法完全公平，益州集团也不会满意。因为蜀汉政权的许多法律，就是针对所谓“蜀土人士，专权自恣”的情况制定的，是专门用来对付他们、整治他们的，他们怎么会喜欢？恐怕是执法越严，他们越倒霉，越反对。何况执法人又不是诸葛亮一个。诸葛亮公平，其他人也能保证公平？要知道，那些人不是荆州集团的，就是东州集团的，很难说他们不滥用职权，利用执法之便打击益州集团。这一点，罗开玉先生的《“攻心”联再研究》一文有很清楚的阐述，也请读者自己查看。
　　
　　由此可见，无论任人唯贤，还是依法治国，都无法消除益州人士的“反侧之心”。因为只要不改变“荆州第一，东州第二，益州第三”的“鸡尾酒政权结构”，无论诸葛亮怎样出以公心，在益州士族眼里也都是“宽严皆误”。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的办法就是发动对外战争，使国家长期处于战争状态，以外战防内战。
　　
　　这就是我要说北伐曹魏是“安内必先攘外”的原因。可惜的是，这一招不但未能搞掂国内的反对派，反倒加速了蜀汉的灭亡。
　　
　　五蜀汉为何而亡（1）
　　
　　对于蜀汉政权的灭亡，罗开玉先生曾经发表过一个观点，即“蜀汉表面上是亡于魏，实质上是亡于当地的土著豪族”（《“攻心”联再研究》），这是有道理的，因为可以和孙吴作对比。晚年孙权统治的吴国，情况是很糟糕的，可谓法纪不立，言路不通，君臣猜忌，骨肉相残，与诸葛亮领导下蜀国的政治清明刚好相反。然而，治理的最好的最先灭亡，治理的最差的国祚最长，这又是为什么呢？原因之一，就因为孙权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了“吴人治吴”，实现了自己政权的“江东化”。江东士族既然已经把自己和孙氏政权绑在一起，实现了他们利益的“一体化”，那么，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他们也要保卫东吴。
　　
　　蜀汉则相反。刘备、诸葛亮不但没有实施“蜀人治蜀”，实现自己政权的“益州化”，反倒不断将益州士族底层化、边缘化。在刘备、诸葛亮的统治下，益州士族政治上受排挤，经济上受盘剥，法律上受制裁，仕途上看不到希望，与蜀汉政权不但不是“同路人”，反倒可能是“对立面”。在这种情况下，蜀汉政权的领导人再优秀，再鞠躬尽瘁，再以身作则，都是没有用的。益州士族不可能像江东士族那样保家卫国，只会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袖手旁观，冷嘲热讽，甚至幸灾乐祸，里应外合。利益，决定了益州士族的整体取向。
　　
　　这里面不能说没有诸葛亮的责任。诸葛亮过高地估计了他政治理想的号召力。他不知道，此刻的曹魏已非当年的曹魏，“兴复汉室”也早就成为过时的口号。因为对于士族地主阶级来说，实行了“九品官人法”的曹魏比东汉还好，他们为什么还要“兴复汉室”？反倒是坚持汉初制度的蜀汉，完全没有了吸引力。因此，益州士族不会真正支持诸葛亮的政治理想和建国方略。他们要做的事情只有一件，那就是等待曹魏来“解放”他们，以便实现他们的理想。我们知道，那就是“蜀人治蜀”加“九品官人”。
　　
　　益州士族的这个理想，是当时历史发展的大势所趋。这个趋势告诉我们，士族地主终将登上历史舞台，成为中丵华帝国的统治阶级。曹丕那里已经这样做了，孙权那里也在做。所以，曹丕的魏，已不是曹操的魏；后期的吴，也不是前期的吴。他们都在为晋做准备，“反潮流”的是蜀汉。于是就有了这样一个奇特的现象：司马氏的晋，执行的是没有曹丕的曹丕路线（儒家士族路线）；诸葛亮的蜀，执行的却是没有曹操的曹操路线（法家寒族路线）。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法家寒族路线无法战胜儒家士族路线，因此三国终将归于晋。晋是不是就比魏、蜀、吴好？未必。在这里，没有个人好恶，也不作价值判断，只是说出历史事实。
　　
　　这样一来，我们对“攻心联”就可以重新解读了。我的解读是：倘若能够从根本上做通益州土著集团的思想（能攻心），他们的“不安之心”就会消除（反侧自消），并不一定要通过对外战争来解决国内问题（从古知兵非好战）；如果不明白士族地主终将成为统治阶级的天下大势（不审势），即便公平执法，也会左右为难（宽严皆误），这是后来治蜀的人要充分注意的（后来治蜀要深思）。
　　
　　显然，这里并无对武侯的不敬之处，相反给予了充分的“历史之同情”。说得再明确一些，所谓“宽严皆误”，并非批评诸葛亮执法不公，而是说由于他坚持的政治理想既“不合时宜”，又不对益州士族的心思，结果便“宽也不是，严也不是”。这样一种评价，如果也被说成是“把矛头对准诸葛亮”，那就只能理解为故意找茬了。
　　
　　五蜀汉为何而亡（2）
　　
　　实际上，作为个人，诸葛亮身上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我在《品三国》节目的第五十一集《百年孤独》，总结了他的四种精神：心系天下的国士精神，审时度势的务实精神，鞠躬尽瘁的负责精神，公正廉明的法治精神。这难道是贬低，是故意做“翻案文章”？但是，我们重读历史，不能一味歌功颂德，更应该总结教训。那么，蜀汉政权有没有历史教训？有，其中之一，就是由于连年战争而人民甚苦。据《三国志·薛综传》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当时出使蜀国的薛珝回国以后就对孙休说，我看蜀国是差不多了。为什么呢？走进他们的朝堂听不到正义的声音（入其朝不闻正言），走进他们的田野看不见健康的脸色（经其野民皆菜色）。另一个名叫张悌的人，也在邓艾和钟会刚刚出兵的时候断定蜀汉必将灭亡。理由之一，就是当局穷兵黩武（玩戎黩武），人民苦不堪言（民疲卒敝）。他的话，记载在《三国志·孙皓传》裴松之注引《襄阳记》，也记载在《资治通鉴》。
　　
　　如果说薛珝和张悌是吴人，其言不足为训，那么，蜀国自己的统计数字总能说明问题吧！据《三国志·后主传》裴松之注引《蜀记》，刘禅投降时，蜀国有民二十八万户，九十四万人，而军队则有十万，官吏则有四万。也就是说，平均每九个人就要养活一个士兵，每七户就要供奉一个官吏。蜀国人民，实在是负担不起了！
　　
　　这种状况，并不能只由刘禅和姜维来埋单，因为他们执行的正是诸葛亮的“政治遗嘱”。无疑，诸葛亮坚持北伐，自有他不得已之处。我在《以攻为守》一集，已经给予充分的“历史之同情”。其中之一，便是“小国更要图强”。用《华阳国志·后主志》的话说，就是“以弱为强，犹可自保”；或如王夫之的《读通鉴论》所说，一方面通过战争来保存自己（巩固以存），另方面通过战争来寻求机会（待时以进）。所以，对此不能简单否定。但因此造成了“人民甚苦”的现状，却也是事实。当然，由于诸葛亮以身作则，蜀汉官员总体上是比较廉洁的。由于诸葛亮依法治国，蜀国的治安也是相当好的，陈寿谓之“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上〈诸葛亮集〉表》）。但我们要记住，这种状况，是靠“战时军事管理”的方法造就的，未必“可持续发展”；而老百姓更关心的，还是自己能够吃饱肚子。
　　
　　那么，前面说的这些，是赵藩的意思吗？这就不知道了。赵藩先生早已作古，我们没法求证。但我以为这并不要紧。赵藩写“攻心联”，原本就是借古论今。我写此文，亦不过借题发挥。只要事情说清楚了，原意不原意的，也就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看待历史。因此，不妨将“攻心联”略改数字云：
　　
　　能攻心，则疑虑自消，从古知书非好辩；
　　
　　不审势，即褒贬皆误，后来治学要深思。
　　
　　不知诸位以为然否？
　　
　　2009年6月9日定稿

psyzjs

绝妙好文，沙发！

宇航

　　谯周：仇国论
　　
　　
　　于时军旅数出，百姓雕瘁，周与尚书令陈祗论其利害，退而书之，谓之仇国论。其辞曰：“因馀之国小，而肇建之国大，并争於世而为仇敌。因馀之国有高贤卿者，问於伏愚子曰：‘今国事未定，上下劳心，往古之事，能以弱胜强者，其术何如？’伏愚子曰：‘吾闻之，处大无患者恒多慢，处小有忧者恒思善；多慢则生乱，思善则生治，理之常也。故周文养民，以少取多，勾践恤众，以弱毙强，此其术也。’贤卿曰：‘曩者项强汉弱，相与战争，无日宁息，然项羽与汉约分鸿沟为界，各欲归息民；张良以为民志既定，则难动也，寻帅追羽，终毙项氏，岂必由文王之事乎？肇建之国方有疾疢，我因其隙，陷其边陲，觊增其疾而毙之也。’伏愚子曰：‘当殷、周之际，王侯世尊，君臣久固，民习所专；深根者难拔，据固者难迁。当此之时，虽汉祖安能杖剑鞭马而取天下乎？当秦罢侯置守之后，民疲秦役，天下土崩，或岁改主，或月易公，鸟惊兽骇，莫知所从，於是豪强并争，虎裂狼分，疾博者获多，迟后者见吞。今我与肇建皆传国易世矣，既非秦末鼎沸之时，实有六国并据之势，故可为文王，难为汉祖。夫民疲劳则骚扰之兆生，上慢下暴则瓦解之形起。谚曰：“射幸数跌，不如审发。”是故智者不为小利移目，不为意似改步，时可而后动，数合而后举，故汤、武之师不再战而克，诚重民劳而度时审也。如遂极武黩征，土崩势生，不幸遇难，虽有智者将不能谋之矣。若乃奇变纵横，出入无间，冲波截辙，超谷越山，不由舟楫而济盟津者，我愚子也，实所不及。”
　　
　　翻译：
　　姜维不断进攻曹魏帝国，使蜀汉全国忧愁悲苦。初级国务官（中散大夫）谯周，作《仇国论》，警告说：
　　
　　“有人问：‘古代曾经有过弱国战胜强国，用的是什么方法？’回答说：‘我曾经听说，强大而没有外患，戒备会逐渐松懈。弱小而有忧患意识，常发愤振作。戒备松懈一定发生变乱，发愤振作一定万事治理，这是正常轨道。所以，姬昌（周部落酋长）教养人民，用少数击败多数。姒勾践（越王国一任王）爱护人民，用弱势击败强势，原因在此。’
　　
　　“有人问：‘从前，项羽强而高祖（西汉王朝一任帝刘邦）弱，最后，以鸿沟为界，各自班师。张良认为，如果民心一有归属，便不易动摇，高祖遂发动追击，终于斩杀项羽（参考前二○三年九月），岂不是跟姬昌不一样？’回答说：‘当商王朝跟周王朝交替之际，君王世代相传，跟臣属的关系已经凝固，人民习惯于这种君臣关系。根部太深，不容易拔掉；盘踞太固，不容易移动。当那个时候，即令高祖出世，怎能单枪匹马，取得天下？
　　
　　“‘等到秦王朝撤除封国，改设郡县之后，人民不堪承受秦政府的苦役，天下土崩瓦解。有的政权每年换一个君王，有的政权每月换一个领袖，人民像吓破了胆的鸟兽一样，不知道何去何从？于是，英雄豪杰，纷纷崛起争夺，凶狠的程度，如同虎狼，行动迅速的得到的多，行动迟缓的则被吞并。而现在的形势是：敌我两国（曹魏及蜀汉）的君王宝座，已传到后世，不是秦王朝末年那种滚水沸腾般的形势，却类似战国七雄并峙。所以，我们只可以效法姬昌，不可以效法高祖。
　　
　　“‘人民的负担超过他们所能承受的限度，骚动扰乱的预兆就会出现；在上位的人不关心人民，在下位的人行为凶暴，瓦解覆亡的形势就会出现。俗话说：“每次都射不中，不如看准了再射。”所以，睿智的人不会因为一点小利转移目标，也不会因为大概可能就去碰碰运气。机会来临时才行动，形势推演时才出击，所以子天乙（汤）、姬发（武）的讨伐大军，只要一次决战，就可以克制对方（子天乙攻击姒履癸【夏王朝末任帝桀帝】，鸣条一战而灭夏。姬发攻击子受辛【商王朝末任帝纣帝】，牧野一战而灭商）。因为他们都重视人民的承受能力，又能把握时机。如果无限制的不断发动战争，犹如土块崩裂，只要有小小的震撼，即令有大智之人，也束手无策。’”
　　

showcraft

呵呵，此文就是在宇航兄douban看到，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