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陈志武：印度比中国强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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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比中国强在哪里？2006-04-25 09:51:54　来源: 财经时报　　网友评论 1542 条
　

   相关阅读：中国与印度未来人口实力比较研究    陈志武  
　　注：作者是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作者感谢周年洋给本文的鼓励和建议，在此文写作过程中提供的帮助。本文删节发表于《财经(相关:理财 证券)时报》。
　　1978年中国的人均GDP是印度的2/3，现在中国的人均GDP比印度高70％到80％左右。正因为这一点，国内很多学者和政府部门官员说，印度尽管有新闻自由、有民主制度，私有产权等等，但是它并没有创造出中国这样的经济奇迹。
　　中印比较的结论下得太早
　　可是，比较两国的发展势头，不能简单着眼于当前的经济增长率。举例来说，美国上世纪30年代左右开始经济大萧条，西方社会在上世纪30年代普遍出现经济危机，而苏联的经济从30年代初到50年代一直保持高速增长，GDP增速比中国现在的增长速度还要高。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大家普遍得出一个结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国家的经济状况，比信奉自由市场的西方国家好得多，于是从50年代一直到70年代，很多国家，尤其是拉美、非洲、亚洲、东欧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几乎普遍都采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发展模式。
　　这段历史给我们一个启示，就是对当前的中国和印度进行比较的时候，不能简单地将两国过去十几年或者二十几年的经济发展情况进行比较后就轻易得出结论，说印度的自由民主、法治、私有财产权好像反而不能让印度快速发展，而中国在不是代议制政府、法治不健全、新闻媒体信息流通不自由等情况下，经济却增长很快。
　　最近一两年的迹象进一步表明，某些关于中印比较的结论下得太早了，因为从经济学的角度，尤其从金融发展对社会、经济影响的角度来看，印度内在的经济增长潜力比中国大的多。
　　中国前些年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众多廉价劳动力，为世界其他国家提供制造业和其他相关行业的服务，生产鞋、服装、玩具、家用电器等。从国外转移到中国来的生产技术含量并不高，即使是电脑生产，表面看来高科技的含量很高，但这些技术实际上已经非常标准化，成为简单的生产内容，利润率也并不高。
　　当然，这些年通过改革开放，的确使中国制造业的技术含量上升到了一个新台阶，同时，中国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管理水平也上升到新的高度。这些转变为中国经济增长走出以简单的制造业来创造工作机会、增加收入的模式，创造了越来越好的条件和基础。
　　但是相比之下，如果中国不在契约执行架构、信息提供架构、权力制衡架构等方面做更进一步调整，如果对行政权力的制约没有实质性进展，产权制度继续保留目前的公有制为主导，不从公有制转变到私有制，如果仍然不能为市场交易提供更可靠的法治架构和信息架构，那么中国要在经济增加值、利润率更高的服务业、第三产业上要超过印度，那是非常难的事。
　　我曾多次撰文讲述这样一个观点，服务业跟制造业不一样，服务业交易的内容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而制造业的各个环节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若市场上交易的内容是看得见的商品比如衣服、鞋类，这种市场的发展对于法制架构和信息架构的要求相对来说可以很低。但是若要去发展更高端的服务业，特别是金融证券业，没有相应的法治架构和信息架构是不行的，因为如果法治不可靠，老百姓所能掌握的信息很少，即使信息足够多也非常不可靠，那么人们从事这种高端服务业交易的风险太大，人们的交易意愿自然会下降。金融业发展的核心是提高资产的流动性, 进而提高其使用效率, 提高其价值, 包括劳动力资产的价值, 制度差别的长远价值即在此。
　　印度的金融体系为创业者提供更多机会
　　我最近去香港汇丰银行考察，见面那天汇丰银行刚刚公布上一年的财务状况，上一年总运营收入大概是772亿港币，其中1/4来自香港，也就是说其中200亿港币来自香港市场。香港人口才600万，200多亿港币除以600万，平均每个人为汇丰银行提供的收入达3000多港币。这说明香港的金融化程度是多么高。当然，这只是汇丰一家的情况,其它银行与金融公司还不在内。香港是中国和亚太地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金融市场，包括汇丰银行在内的很多的金融机构提供的服务，实际上不只是针对香港本地人，它们同时也为很多来自中国大陆、台湾地区、韩国、新加坡等亚太各地区的客户服务。
　　通过举这个例子，我想说明的是，香港很小，但它的金融化程度特别高，因此，香港有非常强的能力去配置和调动资源。金融证券业发展最大的作用是把所有不能直接流通的死的资产，包括人力资本、房地产、土地以及未来的收入流等等，通过金融票据化的发展变成活的资产，主要形式就是进行货币化或者证券化，这样一来资源配置的增值效率就能达到人类社会此前从来达不到的高度。这就是为什么香港每个人可以为汇丰银行贡献3000多港币的利润，这就是高度金融化所带来的奇迹。
　　当前，印度经济的金融证券化程度无法和香港比，但我们至少可以将印度和中国做一个比较。印度的股票市场上所有上市公司的流通市值是其GDP的80％，而中国的流通股市值不到GDP的10％，也就是说，印度资产和财产的股票化、证券化的程度是中国的8倍。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印度通过民间的和证券市场的金融证券化，使得印度配置和调动资源、利用现有资产和财富发展经济的能力比中国强很多。
　　具体来说，印度的银行体系中有27家政府银行，25家私人银行，46家外资银行，有47000个非银行金融机构，这些非银行金融机构基本上都是私营的。此外，还有差不多100多家商业银行，其中75％都是外资的或私营的银行。这种情况下，印度为创业者和企业所能够提供的融资手段和渠道以及融资额，就比中国多很多。
　　印度银行的商业贷款中，有35％贷给国有企业，其他65％都是贷给私人、家庭和私营企业，银行资产占GDP的比率为70％；相比之下，中国银行贷款方向刚好颠倒过来，70％贷给国有企业，30％贷给私人。此外，中印呆坏帐的比率不一样。从贷款去向来讲，正因为印度的银行体系和整个非银行金融体系包括资本市场的私有化程度或者民营化的程度远远比中国高得多，所以他们的贷款往往流向那些能带来更高回报的私有企业、呆坏帐比率比较低的私有企业，而不是像中国这样不断将资金送往国有企业。
　　印度的私有银行体系和资本市场私有化的程度，使印度经济能够为创业者提供比中国高得多的发展资金，印度年轻人自己创业的机会，比中国年轻人好得多。印度有47000个非金融机构，这足以为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和中年创业者的事业发展提供金融支持，而在中国金融体系由国家垄断的情况下，100个年轻人里面可能有99个只有打工的份，只能从事制造业或者简单的研究或者其他行业的工资人，而不能变成创业者，即使是孙大午这样的能人，融资也非常艰辛,逼着人们只能打工, 没能创业。。
　　中印两国的财富效应很不一样。金融化、证券化的程度越高的社会，越能够提供条件让大家更好地配置资源、创造财富，尤其是从事更高经济增加值的生意的机会和可能性会大大增加。
　　那么，为什么印度的金融证券行业比中国更发达得多呢？这涉及到我原来谈得比较多的一个话题。根本上来说，金融证券整个行业平时的交易都是票据交易、契约交易，如果没有可靠的、独立的第三方也即政府来提供契约执行的架构，也没有作为独立第三方的媒体来提供充分的可靠信息，那么诚信环境就无法建立起来，以金融票据和金融契约交易为核心的金融证券业就不容易发展起来。
　　大家都在讲诚信。我认为对诚信的要求不能只是一个口号，一个愿望，而应该具体落实到提供契约执行的架构，保证行骗者不会在没有任何惩罚的情况之下就轻而易举地逃脱责任。另一方面，如果新闻媒体等等媒介所能够提供的信息量以及所提供信息的准确度都能提升，那么金融证券市场上人们受骗的可能性就可以大大缩小，从而使更多的投资者和金融从业者以及需要金融证券服务的人，愿意加入这些行业从事市场交易，这样金融市场、证券市场才有可能进一步深化和发展。如果没有这些制度架构的支持，在中国目前的制度架构之下，很难让金融证券业健康和繁荣地发展起来。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中国相对于印度的比较竞争优势也就很难产生。

　　全球资本在流向印度
　　在今天全球化的世界环境之下，竞争已经远远不只是简单的劳动力竞争。全世界共有60亿人口，60亿双手，在全球化的市场竞争中，简单劳动力的供给量几近于无限，简单一双手的边际价值非常低，几乎等于零，因此，简单劳动力的价格自然就没那么高了。
　　在这种情况下，资源上的竞争也没有太大意义，人们可以通过很便宜的轮船运输把资源从一处运到另一处。因此，今天世界的竞争主要就是制度竞争，看哪个国家更能够为金融证券交易双方提供更好的契约执行架构和信息架构。如果一个国家能够在这两方面做得更好，就可以更多地从事那些经济附加值更高的工作，经济增长质量就可以更好。
　　过去的几个月，我在纽约等不同地方了解了美国一些投资者的取向。近来，他们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就是基金会和机构投资者对印度投资的热情普遍高于对中国的投资热情，比如卡耐基基金会。就我了解，卡耐基基金会投资委员会所递交的任何一个要投资印度的项目，百分之百都会被轻松批准，大家一致认为印度拥有民主、法治、新闻自由等各方面的制度保证，他们对印度的经济增长一点也不担心。然而，卡耐基基金会投资委员会递交的投资到中国的项目，十个中有八、九个都会被打回来。
　　不仅卡耐基基金会这样，其他很多基金会也都是如此。去年，印度股市长了百分之五十几，前年涨得更多。很多基金的钱已经转向印度的股票市场、私募股权基金、风险投资基金。里昂证券本来非常关注中国，但现在它的相当一部分注意力转移到印度去了，他们无法把注意力大量集中在中国，因为在中国证券业赚不到钱。中国市场上的投资机会很受限制，股市被政府严加管制，这种情况下，中国的股市实际不是一个真正的市场，更多时候是一种行政安排，是行政计划场所而不是市场交易场所，这种情况下，国际资金的流向、投资意向偏好从中国转向印度是必然的。现在国内对这个趋势的反应还迟钝，等中国反应过来时已经太晚了。

　　事实上很多机构现在并不放心也不太愿意把更多的钱投在中国，他们更愿意把钱投在印度，但短期内没有办法，因此，暂时还是只能投资在中国，毕竟目前中国的劳动力以及基础设施方面相对印度尚存在优势。我在和纽约投资机构的接触中已经很明显地感觉到这种投资意向的变化，中国必须及早了解这种投资意向的变化，这是非常重要的、有远见和预测作用的指标。

　　中国应该强化激励机制

　　中国表面看来到处都是高楼大厦，地方官员和高层官员把大量精力放在形象工程上。但我们不能只陶醉于这种表面的东西。印度与中国在进行一场龟兔赛跑，事实上，它正在紧步追赶。中国如果继续把钱大量投入这种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而忽略看不见摸不着的制度建设这种软的东西，是很危险的。

　　当然，不管怎样，中国现在至少可以直接同印度等其他国家比较、竞争，这本身也是很有促进作用的，长此以往，将迫使中国在制度等软的方面进一步改革，使软的制度架构能够像印度和美国那样更有利于市场交易，让人们在更可靠的契约执行架构、交易执行架构之下，勇于进行市场交易。希望中国政府更加大胆地去做出一些制度调整。在诚信缺乏、法制不可靠、信息不畅通而且即使有信息，其内容也不那么可靠的环境之下，任何看不见摸不着的非实物的东西，都不容易在这个社会里有太大的发展前景。

　　文化产业是另一个明显的例子。按理说，中国有13亿人口，它的娱乐、文化市场应该是世界上最大的，但事实上，不管是电视剧、电影还是文化创作，都被XX部以及其他文化部门严加管制。有意思的是，很多文化界的人士呼吁把儒学变成儒教，然后进一步变成国教，要发扬光大中国的文化传统。我个人认为，在现代社会、交通工具和市场范围都发达到当今这个程度的情况之下，恢复这些传统的文化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但即使恢复传统文化能解决问题，我认为人们需要看清楚的是，究竟是什么东西妨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

　　在中国自己的娱乐行业、文化创作行业、影视业都受到压制的情况下，老百姓特别是年轻人在娱乐和文化消费上除了好莱坞和韩国就没有别的选择，出现这种现象，不能怪社会成员，因为人们别无选择。现有各家国内电视台的内容大同小异，即使再多添几个电视台又能怎样？就像是又多了几栋外表漂亮的大楼，一进去看就知道，里面的管理一塌糊涂。

　　因此，对于任何一个领域来说，没有竞争、没有激励机制、没有创作自由，就没有创造力。现在强调自主创新，要把中国变成创新型国家，但是，如果在产权制度上仍然不能做到从国有制改为全面的私有制，中国根本不可能变成创新型国家，创新型国家只能是一个梦想、一个口号。事实上中国有很多一流的工程师、一流的科学家，同时也有很多的资金，因为在国家垄断银行体系金融体系的情况下，国有项目要资金是不成问题的。但为什么中国的科技就是发展不起来？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没有激励机制,没有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激励机制。

　　文化领域也是这样。只要所有电视台都是国有的、出版社都是国有的，其他的媒体都直接间接属于国有，没有对于个人的创业激励，那么个人的创新动力自然也不会有。在没有可观的经济回报的情况之下，让人去挖空心思日日夜夜进行创造，这只能是梦想。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国内最可能在纽约或香港上市的行业，就是创新创业最活跃的行业，如分众、携程等等。这个现象为中国的学者和政府部门官员提供了非常明显的启示，它说明，如果中国的投资还不对民营企业开放的话，那么整个中国经济要继续依靠外资、外贸去拉动；如果真的要把中国转变成创新型国家，若不让股市和私有制这两个根本性的动力发挥作用，而光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是没什么用的。

　　中国历史上创意最强的时期，一是春秋战国时期，当时各个诸侯国互相之间进行激烈竞争，孔子管子等都是在那个时候出现的，但是这种繁荣景象在秦始皇统一之后就不复存在。二是19世纪末期，尤其是民国时期的上海租界，文艺创作有一段繁荣的时光。在1911年到1928年的17年间，中国基本上处于无政府状态，那段时期可谓是中国文艺创作和其他方面的发展和创新最有活力的时候，这种历史对于理解中国的自主创新出路很有启示。

　　事实上，我认为，中国目前已有的一些创新动力，还得感谢美国和香港等自由世界资本市场所提供的拉动力。如果没有这些世界市场提供的拉动力，仅靠中国自己来激发这些创新激情，中国的经济可能难有现在这样的成就。

　　注：作者是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作者感谢周年洋给本文的鼓励和建议，在此文写作过程中提供的帮助。本文删节发表于《财经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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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了下，原来版上已经发过了。再转篇纪思道最近的文章。
http://dongxi.net/b06Xr
【纽约时报】印度比中国强在哪？
www.nytimes.com
译者： Kevin·Ren 2011年05月30日 01:24 原作者： 纪思道（NICHOLAS D. KRISTOF）

经济正蓬勃发展的印度拥有许多中国所不能比拟的优势。中国人要当心了! 小心印度抢了你的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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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加尔各答

我第一次访问加尔各答是在1982年，当时我还是一位带着背包四处旅行的法律学生。我住在豪拉贫民窟的一个招待所里，遗憾的是，我的相机只能捕捉影像，无法记录那股同样令人难忘的恶臭。

在随后25年的多次访问中，我发现加尔各答和印度许多地区似乎没有什么改变。中国——有人看玩笑地说，这个国家的国鸟是起重机——每一两年就会发生巨大的变化，而加尔各答总保持着一副破旧的模样，在散发着丑闻的运河边，经常可以看到拉着人力车的赤足男子。

这就是印度一直以来让那些民主信奉者感到尴尬（尤其是跟中国相比之下）的原因。就消除贫困而言，中国共产党要比民选的印度政府做得好得多。虽然印度容忍异见人士，但它也容忍效率低下、疾病和文盲。

但今年对印度和中国进行了几次访问之后，我觉得上述情状或许正在变化。尽管全球经济放缓，但印度经济正以年均愈8%的速度疾步而行。没错，印度经济如今“虎虎生威”。

这些年来，印度南部城市班加罗尔四周的技术区一直在蓬勃发展，但现在不一样的地方在于，这种增长正在印度全国范围内蔓延，甚至加尔各答也发生了惊人的变化，涌现出了许多高楼大厦、配备空调的购物中心，开办了许多新的基建工程和企业。

在本月的选举中，长期执掌西孟加拉邦的共产党政府遭到罢黜，刚刚当选的首席部长是一位充满活力的女性马吗塔·巴纳吉（Mamata Banerjee）。最近这次选举中涌现出了许多富有魅力的女性政治家，这似乎已成为一大趋势——如今，三分之一印度人所在的邦由女性执政。

北部的比哈尔邦曾经是一个更令人尴尬的地方。多年来，歹徒一直在政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那里的一切都运转不灵。我曾经参观过比哈尔州的一个诊所，诊所员工直接把药品倾倒在地上的一个坑里，这样就不必为分发这些药物劳神了。在参观比哈尔邦一所学校期间，我连个老师人影都没见到。在农村地区，歹徒随意强奸妇女，抢夺财物，为所欲为。商家逃之夭夭，绑架蔚然成风，比哈尔州似乎已无药可救。

然而，自一位名叫尼蒂什·库马尔（Nitish Kumar）的改革家于2005年当选首席部长以来，比哈尔突然产生了许多奇妙的变化。尽管依然存在许多效率低下的现象，但犯罪率却得到了有效遏制，贪腐行为亦大大减少，地方经济正在以两位数的速度蓬勃发展。如果比哈尔邦都能够华丽转身，印度任何一个地区都可以。

瞧，印度依然远远落后于中国，面临着巴基斯坦极端主义带来的风险，其经济体制亟需进一步改革，印度人也太容易接纳无效率乃宇宙的自然法则这一观点。印度的教育和医疗体系（特别是农村地区）依然令人不齿——孟加拉国在这方面就做得好得多，尽管该国比印度更穷。但印度的空气中弥漫着变革的味道。婴儿死亡率正在下降，选民们正在推动政府改善治理，我认为在未来几十年的经济竞争中，与中国相比，印度具备三大优势。

首先，印度独立的新闻媒体和基层民间组织（这些都是中国罕有的事物）正在演变为消解腐败行为和低效现象的监督机构。我有一种预感：印度的盗贼统治（kleptocracy）已触及顶峰，正在减弱，而中国的这种现象则持续恶化。我曾经在文章中无情地抨击过印度贩卖人口和压迫妇女的劣行，但另一个事实是，民间社会正在设法解决这些问题。

其二，中国经济或许会因人口老化而减速，而更为年轻的印度人口将在未来数十年中产生巨大的“人口红利”（印度人口过多依然是个问题，但印度妇女现在平均拥有2.6个孩子，而且这一数字还在下降）。与之相似，中国已经收获了因妇女自主权增加所产生的经济优势，而占人口一半份额的印度妇女才刚刚开始步入正式的劳动大军之列。

第三，除了古吉拉特邦于2002年爆发的反穆斯林屠杀以外，印度在管理宗教和种族冲突方面做得非常好。锡克族在旁遮普邦的挑战已经逐渐消退。穆斯林已经出任过三次总统，他们在商界和电影业中也占据着突出的位置；或许正因为此，作为世界第三大穆斯林人口大国（仅次于印尼和巴基斯坦）的印度并没有出现圣战分子。尽管印度在克什米尔有时显露出野蛮行为，但民间社会的监督力量正敦促政府作出改进。相比之下，中国藏族和维吾尔族地区的紧张局势正进一步恶化。

中国领导人的执政能力，是印度的民主派人士所不能比拟的。但这些天在印度的游览，的确是一次令人兴奋的体验。我的预感是，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正日益成为一个让人引以为傲，而不是惹人尴尬的源泉。


Slums Into Malls
By NICHOLAS D. KRISTOF

KOLKATA, India

I first visited Kolkata, better known as Calcutta, in 1982 as a backpacking law student. I stayed at a hostel in the Howrah slums and regretted that my camera could record only images, not the equally memorable stench.

In my visits over the next 25 years, Kolkata — and much of India — seemed little changed. China, where the national bird was jokingly said to be the crane, would be transformed every year or two, while Kolkata was always the same: a decrepit city where barefoot men pulled rickshaws beside fetid canals.

That’s why India has been a bit of an embarrassment for those of us who believe in democracy, especially when compared with China. The Communist Party in China did a much better job fighting poverty than democratically elected Indian governments. India tolerated dissent, but it also tolerated inefficiency, disease and illiteracy.

But after my trips to India and China this year, I think all that may be changing. Despite the global economic slowdown, India’s economy is now hurtling along at more than 8 percent per year. Yep, India is now a “tiger economy.”

The technology zones around Bangalore in southern India have been booming for years, but what is changing is that the rise is gaining traction across the country — even here in Kolkata. It’s stunning to see the new high-rise towers in Kolkata, new air-conditioned shopping malls, new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new businesses.

In elections this month, the longtime Communist Party government here in the state of West Bengal was ousted, and the new chief minister is a woman and a dynamo, Mamata Banerjee. After the latest elections, she’s part of a broader trend of charismatic female politicians: one-third of India’s people are now ruled by chief ministers who are women.

The northern state of Bihar used to be even more of an embarrassment. For many years, gangsters played a major role in government there, and nothing worked. I once visited a health clinic in Bihar where employees dumped medicines in a pit in the ground, so they wouldn’t have to dispense them. I visited a school in Bihar where teachers never bothered to show up. I visited villages where gangsters raped, robbed and ruled at their pleasure. Businesses fled, kidnapping became rampant, and Bihar seemed hopeless.

Yet Bihar has, wondrously, turned around since 2005, when a reformer named Nitish Kumar took over as chief minister. There are still enormous inefficiencies, but crime has been suppressed, corruption has diminished, and the local economy is booming at double-digit rates. And if Bihar can turn around, any Indian region can.

Look, India still lags far behind China, it faces risks of Pakistani extremism, it needs further economic reforms, and it too readily accepts inefficiency as the natural order of the universe. India’s education and health system is a disgrace, especially in rural areas; Bangladesh does a much better job, despite being poorer. But change is in the air in India. Infant mortality is dropping, voters are pushing for better governance, and I think India has three advantages over China in their economic rivalry in the coming decades.

First, India’s independent news media and grass-roots civic organizations — sectors that barely exist in China — are becoming watchdogs against corruption and inefficiency. My hunch is that kleptocracy reached its apogee and is now waning in India, while in China it continues to get worse. I’ve written scathingly about India’s human trafficking and oppression of women, but it’s also true that civil society is addressing these issues.

Second, China’s economy may be slowed by the aging of its population, while India’s younger population will lead to a “demographic dividend” in coming decades. (Indian overpopulation is still a problem, but the average woman now has 2.6 children, and the figure is dropping.) Likewise, China already reaped the economic advantages of empowering its women, while India is just beginning to usher the female half of its population into the formal labor force.

Third, India has managed religious and ethnic tensions pretty well, aside from the disgraceful anti-Muslim pogroms in Gujarat in 2002. The Sikh challenge in the Punjab has dissipated. Muslims have been president of India three times, and are prominent in business and the movie industry; perhaps as a result, India has the world’s third-largest Muslim population (after Indonesia and Pakistan) but few jihadis. And while India has sometimes behaved brutally in Kashmir, civil society watchdogs are pressing for better behavior there. In China, by contrast, tensions with ethnic Tibetans and Uighurs are worsening.

China’s autocrats are extraordinarily competent, in a way that India’s democrats are not. But traveling in India these days is a heartening experience: my hunch is that the world’s largest democracy increasingly will be a source not of embarrassment but of pr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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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思道所言的印度相较中国的三大优势，第一其实就是制度资本，第二是人力资本。
制度当然是一种巨大的资本，这从西班牙与英国殖民地制度不同而导致的迥异发展可见，这也是诺斯，陈志武等学者的观点。自然资本，人力资本，制度资本等等之间有可替代性，也就是说制度资本之外的其他资本优势可以抵消或者弥补制度资本的劣势，这也就是中国在前三十年制度资本乏善可陈的前提下利用资源与廉价劳动力这样的人口红利的对冲维持高增长。然而一旦自然或人力资本到了一定临界区，再不思制度资本的改进，就只能坐吃山空，固步自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