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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6-28 2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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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 最后的舞者：科举夕阳里的体制内和体制外
中国的一切问题，归根结底就是农民和读书人的问题。农民之间的问题，我们叫“民生”
；读书人之间的问题，我们叫“体制”。
【前言】
传统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农业国家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太阳底下无新事，春种秋收年
复一年；农业国家的第二个特点就是“为人“永远比“处事“要重要。稳重第一，造就了
中华帝国独特的官员选拔培养制度：
科举考试是一种极度标准化的考试，八股文已经“标准化”到了变态的地步，但这么
做是有道理的：力求为每一个参与者提供平等被选拔的机会，因为在这种标准化考试里，
一个人的成绩将──至少是理论上将──紧紧取决于他对四书五经的理解，而与个人履历
、家庭背景等等无关。
通过这种考试的人将下放基层或者被选拔进翰林院（帝国的干部学院），经过十几年
的察言观色学会这个官场的游戏规则，学会“为人“，成为职业官僚。科举选拔保证了这
个制度能够最广泛地吸收人才，而翰林院保证了这个制度能够最有效地培养人才。这套制
度在中国运作了成百上千年，从来没有过问题。
然而，进入十九世纪末的清朝，面对“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科举制度也到了悬崖边
上。
我们今天讲的，就是那些在科举制度的悬崖上跳舞的人们。。。
【幕僚也有春天】
所谓幕僚者，就是官员的智囊团，譬如著名的绍兴师爷。虽然幕僚由来已久，但是苦
于科举硬文凭的限制，这些人始终无法走上政治前台。俗话说，参谋不带长，放屁都不响
，道明这群人的辛酸。
变局，从三个人说起：左宗棠、盛宣怀、袁世凯。
上面三个人都成为朝廷一品大员，但是都不曾在科举上有过什么好的表现。他们晋升
的道路都是一样的：入幕僚府，建功立业，被老大提携。左宗棠是被曾国藩体拔出来的，
盛宣怀和袁世凯是被李鸿章提拔的，甚至连李鸿章本人，虽然中了进士，在翰林院窝了一
阵子，但是其发迹的主要原因也还是外放之后入了曾国藩幕僚。
清朝末年，汉族大臣的权势已经非常大了，大到可以扶持自己的私人势力。更关键的
是连年战乱、灾害频仍、兴办实业这些帝国“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给了很多实干派的官员
出政绩、向上爬的通道。比如盛宣怀发迹于赈灾、扬名于轮船招商局，袁世凯发迹于朝鲜
、扬名于小站练兵，左宗棠李鸿章均发迹于镇压农民起义，扬名于洋务运动。
我们再想想，上面这些“大变局“，练兵也好、赈灾也好、办实业也好，关键在于什
么？一个字，钱！中央政府没有钱做这么多事情，需要想干事的大臣们自己筹款，交换条
件就是筹款的大臣们对于所办的事情有一定自主权──最关键的是人事自主权，以保证他
们的积极性。这样就给了这些大臣的“自己人“，也就是幕僚，施展的空间。比如，李鸿
章发迹的淮军，是曾国藩给政策给钱让他办下来的；盛宣怀发迹的轮船招商局，也是李鸿
章筹钱办的企业。左宗棠这个人比较刻薄，所以他的幕僚一个都没有混出来。
以上这些人中，李鸿章出道最早，他的仕途轨迹还算是正常。至少还在翰林院窝了六
年，并通过翰林院散馆（结业考试），留任翰林编修。要知道按照清朝官员制度，只有翰
林院出来的官员，才有资格做大学士，才能够位极人臣。所以李鸿章虽然晋身的途径比较
激进，但是出身还是根正苗红，正规中央党校毕业，算是又红又专。
但是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南长毛北捻子，水旱连年还要练兵办实业，科举翰林
那种四平八稳一蹲六年的人才培养模式已经严重跟不上时代需求，提供不了人才，于是大
批“白专“开始横行──这是从供给角度看，科举制度开始衰落。
【技术官僚动摇科举之本】
从需求的角度看，科举也越来越不那么重要了：作为操持一线具体事务的官员，他们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们的很多事情都是由幕僚在具体操办；由于他们做的事情很新奇（
意味着别人干不好）、很宏大（意味着容易出政绩），所以这些幕僚也很容易凭借自己所
做的事情慢慢在官场里混出来，这都没科举什么事。
顺便一说，这样从幕僚府通过做实事出来的官僚，我们后来称之为“技术官僚“，一
个国家建设事业发展的越快，这个国家技术官僚所占的比例就会越高，无它，因为这种大
环境下技术官僚容易出政绩。比如中国共产党第三代、第四代领导集体中技术官僚所占比
例极高，人称“工程师治国“，因为这些人全部发迹于新中国之后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
设。
总而言之，不论是从供给还是从需求看，幕僚集团崛起的根本原因是由于整个帝国自
上而下的工业化、官僚资本主义化，使得国家的人才出现缺口。 传统的由中央所控制的科
举体制，既无力为这种变局提供人才，又无力吸纳这种变局所需要的人才。
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小农经济的特点是高消费低积累，加
上中华帝国僵化落后的税收制度，导致国力空虚，使得清朝末年的中央政府无力做太多大
规模的事情。镇压农民起义也好，办实业也好，中央政府只能把权力下放──注意，这里
的中国并不是没有钱，而是钱筹不到中央级别，钱上不来，权力也就上不来，人事权更加
上不来。
科举被架空，权力被下放，这就必然导致大批技术官僚通过“体制外“的方式走上岗
位，从而间接吹响了“体制内“（科举）衰落的号角。
上文讲到清朝末年，传统的科举取士制度开始衰落，以幕僚系统为主体的体制外的技术官
僚集团开始崛起。本文我将以此为背景，做一个案例分析。
我分析的对象就是1894年6月孙中山给李鸿章上的万言书——一封不重要却又很重要的求
职信。
【孙中山给李鸿章上万言书是为什么？】
孙中山这个人，从技术的角度上说，是一个有野心、有眼光的人。12岁时亲戚帮他伪
造美国出生证明，让他骗来美国国籍一枚，投奔夏威夷去也。后来他游历中西，见识不少
，发觉中国问题多多，需要改良，而自己见多识广，应该能为祖国出一份力。所以他于18
94年上书李鸿章，表达了自己愿为国家改良出力的愿望。
很多历史书把孙中山这份上书地位拔得很高，说他提了多少多少建设性意见，李鸿章
没有重视实在是有眼无珠。我个人以为这是夸大了：李鸿章当时是北洋大臣，孙文只是一
个海归年轻人，小孙同志脑子被驴踢了写信去教育李鸿章，再说他能教育李鸿章什么？
我看过这篇信的原文，全文中心思想是一句话：竊嘗深維歐洲富強之本，不盡在於船
堅砲利，壘固兵強；而在於「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之
后孙文的论述，都是围绕“人能盡其才（教育），地能盡其利（农业\水利），物能盡其用
（现代工业），貨能暢其流（工商交通）”来展开。
孙中山所论述的这些东西，除了农业水利，哪一项是洋务运动没有涉及到的？西式教
育、现代工业、电报、铁路、矿山，这不恰恰是李鸿章等人所致力于的事业吗？而农业和
水利，更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奋斗的主题（甚至按照黄仁宇《中国大历史》中的观点，农
业和水利是塑造中华民族最主要的自然因素之一）──这里面哪一项会是李鸿章不知道的
？哪一项会是需要孙中山来教育李鸿章的？
余窃以为，不论是从的信的内容还是口吻上说，更象是一篇美国大学申请材料中的“
statement of purpose/ personal statement”，阐明自己的观点，介绍自己的优势（万
言书一开头就说自己“游学泰西“，对西方科技人文都有所了解），并请求李鸿章予以提
携。
而从这封信被递交的过程，也足以看出孙李二人地位之悬殊：为了把这篇万言书送到
李鸿章手里，先找到自己的好友兼老乡郑观应（清末启蒙思想家，《盛世危言》的作者）
，然后郑观应拉来李鸿章的一位幕僚朋友，将万言书呈上。这还不够，郑观应又写信给盛
宣怀，请盛宣怀再向李鸿章打招呼。搞笑的是，郑观应给盛宣怀的信中还说”能不能顺便
打个招呼给这年轻人一个护照，好让他继续游历外国“（嘱弟恳我公代求傅相，转请总署
给予游历泰西各国护照一纸、傅到外国向该国外部发结游学执照，以利遍行。）这怎么看
怎么像拉关系求办事的架势，而不是真的要向李鸿章提什么建议。
故综上所述，我以为孙文上书李鸿章的终极目的是为了找工作。可见幕僚的行情看涨，
很多科举无望的人也从此多了一条路。就拿孙文来说，他是学医的，去和国内的秀才们硬
拼四书五经无异于以卵击石，哪怕科举过关了还要在后面熬基层或者熬翰林院，完全没有
胜算不说而且极其浪费时间，这样一来入李鸿章幕僚府就成为一个十分符合逻辑的道路。
为什么要选李鸿章呢，一方面因为李总督不但权力熏天，而且以礼贤下士而出名，不
像左宗棠那般目中无人。更因为相较当时朝廷内其他高级领导，如翁同龢、张之洞等“清
流“，李鸿章更倾向于实干派，不需要做那么多道德文章（差不多同时期另外一位善做道
德文章的海归辜鸿铭就投了张之洞门下）。而其倾注毕生精力搞洋务运动，需要技术人才
、需要海外关系；这一切之一切简直是让海归孙文扬长避短，上哪去找这么合适的老板？
所以孙文要投书李鸿章，更要在求职信里面大赞“格致（就是科技）救国“，标榜自己“
游学泰西“。只要能够得到李鸿章的赏识，利用自己和国外的关系，不愁干不出一番事业
──这篇万言书，既是孙中山的救国理想，也是孙中山打开自己仕途的敲门砖。
【革命，就是体制外的改良】
据说郑观应托的熟人将万言书呈上之后，问李鸿章要不要再见见这个年轻人，李鸿章说
打完仗再说，然后孙中山就郁郁不得志地出国了，年底就组建兴中会，动作不可谓不神速
。
孙文后来自己承认，上万言书之前，他是一个改良派，上万言书之后，他是一个革命
派。 正统的历史书说到这里，都喜欢说孙中山收到李合肥的据信后大彻大悟：我勒个去，
改良救不了中国啊！！！要革命有木有！！！然后就革命去了……
我本人是不大信服这种抽风的历史观的，因为这没道理：上万言书失败，只是个人命
运的失败，如果因为个人的挫折就得出改良不能救中国，未免失之鲁莽。但是我们换一个
角度看，说孙文因为这个挫折，更加看清了自己的个人前途之所在，这就比较靠谱了。
如果孙文从上万言书这个事情悟出了什么道理，我以为应该是：在中国混，跟体制混
，你孙逸仙木有前途！
李鸿章不见孙中山，用官场的话说，不一定是不认可孙中山的理想，但一定是不给孙
中山面子。因为李鸿章的幕僚，不是你想入就能入的，要么得有办洋务所需的技能，比如
电报、海军、冶金、经济等等；要么你要有背景，比如袁世凯和盛宣怀，都是沾亲带故地
和李鸿章有交往。孙中山的医学不是洋务运动急需的专业，又没有李鸿章信得过的人来力
保他；专业不对口，后台不过硬，李鸿章自然看不上眼。
不要以为体制外就不需要后台，中国虽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但是中国依旧是一个人
情社会，幕僚也好、技术官僚也好、体制外也好，都是要人际往来支撑的。比如说詹天佑
，中国铁道之父，凭什么，不但因为自己专业知识过硬，也因为他的广东老乡们当时在清
朝邮传部里呼风唤雨呢！
如果说这封万言书让孙文对中国有什么新的认识，不是什么改良与革命，而是自己这
样的背景，李鸿章见都懒得见一眼，更无可能在中国取得大发展。因为自己第一不会科举
，所以体制内没戏；第二专业不对口，所以当技术官僚也不给力；最重要的是没有人脉，
这一条基本上就断了他在中国混的念头。
这样的窘境又岂止当年孙文所独有？想想现在很多年轻人，在海外混了文凭，也在牛
逼的国际期刊上发了文章，满腔热血想着回国大有作为。结果回国之后，发现自己的研究
背景在国内曲高和寡，根本没有市场；自己又常年在国外打拼，国内没有人脉，眼看着当
年同窗吃香喝辣手握要职，自己揣着个洋博士的头衔却连领导的门都摸不到，徒留感慨万
千：偌大的中国，竟独独没有我的一番天地!
当然说没孙文人脉也不对，孙大炮此人交游广泛，好友遍天下。可惜他的人脉主要都
在香港或者海外，在国内没有根基。他本来想着利用自己海外的人脉去敲李鸿章的门，但
是没有成功。说一千道一万，孙文要成功，必须利用好这条人脉，国内的道路走不通，那
就只有革命了。于是，1894年6月上书李鸿章失败，同年底他就伙同中国最大的帮会“洪门
“，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并开始了长达二十多年依靠黑帮和海外华侨的革命先行者之路
。（有关孙中山依靠黑社会闹革命的历史，请参见拙作《从天地会到中国致公党：非主流
的大历史》
所谓革命，不过就是体制外的改良罢了。
一个优秀的人才无法在体制内立足，所以他点燃了革命的火种。
而当一群人才无法在体制内立足的时候，革命的冲天大火就会把华夏大地烧个精光！
请看下篇《秀才们的逆袭》
上文说到孙中山在李鸿章处揾工未果，遂闹革命去也。这里我再讲三个故事。
所谓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这个潮流，搁中国就是两条：人要吃饭，读书人要当官。
【故事一；北京法源寺：职业政客的崛起】
1895年，一个不甘死读经书、专攻旁门左道、常年科举不中的老儒生，利用进京赶考的机
会，串联同科，上书皇帝，一举成名，成为当时的“意见领袖”。并最终得到了皇帝的接
见，甚至获得转折奏事的权力，可谓不是状元、胜似状元。
这个人，叫做康有为。李敖小说《北京法源寺》的主角。
康有为成为意见领袖的群众基础，不但在于其饱读群书高屋建瓴，关键在于他之前兴办万
木草堂和强学会，收了很多学生，包括神童梁启超、官二代（湖北巡抚之子）谭嗣同等人
。
而万木草堂也好，强学会也好，其实都是现代政党的雏形。
余窃以为，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党人，他们代表了除技术官僚之外，晚清政坛的另外一种
趋势——职业政客的崛起。
既然是职业政客，为什么还需要科举考试？为什么还要写八股文？为什么不是通过组织能
力而是通过道德文章决定人事任免？
盛宣怀、袁世凯的发迹，意味着科举已经不能满足国家建设的需要，但是以康有为梁启超
为首的职业政客在体制外崛起，则已经触动了科举最后的底线——而这，必然引起科举的
垂死挣扎。
戊戌变法提出废除八股取士，这在今天来看是很好的，但是这恰恰是戊戌变法迅速被镇压
的原因之一：因为这必将大大损害中国广大知识分子的切身利益，遭致几乎整个读书人阶
层的反对。
哪怕在今天，高考题目稍微改道计算题，考生家长就要沸反盈天，北大接受了几个“推荐
”的自主招生，全国就骂得一塌糊涂——难道大家都是站在教育的高度去考虑问题的吗？
难道骂的人都是真心认为一种制度好于另一种制度吗？这东西说好听点叫公平，说不好听
点就是利益——老子为这个准备了那么久，凭什么到我了规则就要改掉，凭什么动我的蛋
糕？
就好比今天的意见领袖韩寒，自己没上过大学，一天到晚骂政府，大家看着很开心。但是
假如哪一天这厮真的阴错阳差当了大官，然后宣布废除高考，大学文凭算个屁，广大大学
毕业生不吃了他才怪。
废除八股取士，意味着和科举制度展开大决战，可是体制外力量还远远没有到和科举进行
最后决战的时候。仅仅是因为光绪皇帝太急着从太后手里夺权，才将并不成熟的维新党人
匆匆推上前台。
须知戊戌变法开始的时候，光绪甚至没有主要官员的任免权，只能将谭嗣同杨旭等人任命
为军机处章京（相当于今天的中央办公厅秘书）。就靠着这几个四品官员，就指望“尽革
祖宗之法”，显然是不现实的。而在康有为接受光绪接见当天，支持维新的大学士翁同龢
被免职；戊戌变法进行到一半的时候，保守派荣禄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实际上已经是太后
对光绪的敲打。
只是光绪和康有为一意孤行，最后被逼到墙角之时竟然想着发动政变。手上又没有兵，去
找半路认识的袁世凯，密谋刺杀荣禄，这就基本上属于自取灭亡了。
历史书在反思戊戌变法的时候总是说“保守派势力太强大”，这里的保守派，不仅仅是朝
廷里面守旧的官员，更是全国数十万上百万的书生，他们不但人数众多，更控制了社会的
舆论，得罪不得。这才是戊戌变法最大的教训。
谭嗣同的人头在前， 科举这块蛋糕，谁动谁完蛋。
康梁动了这块蛋糕，所以维新变法失败了。
当清廷自己也想开始动这块蛋糕的时候，他也就离自己的死期不远了。
【故事二；有文化的大兵们】
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内枪声大作，新军造反了。
后来这个事情，叫做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清王朝自此进入倒计时。
六年以前，清朝自己给自己挖了一个坟，现在是填土的时候了。
这个坟的来历，要从清末新军开始说起。
清朝末年，统治者已经认识到这么浑浑噩噩下去要不得，而最让他们感到触动就是军队战
斗力太差。满洲的八旗子弟早就不堪大用，汉人的湘军淮军也只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怎
么办？练兵！不是刚被日本人暴锤了一顿吗，那日本人怎么练咱们就怎么练，一打听日本
人是向德国人学习的，好那就德国人怎么练咱们怎么练。
就这样，清末政府决定练36镇（也就是36个师）的新军，仿造德军建制，一水的德味儿。
既然这新兵都是要掌握最先进的武器和最先进的战法的，自然要有一点文化素养，于是征
兵标准就有“识文断字”这一条。
但是同样的政策，不同的人也会做出不同的结果。北方的袁世凯是带过兵打过仗的，心里
比较有数，所以招兵的时候守着“下限”去招，尽量还是在农民伯伯里面选择士兵，文化
素养不必太苛求。甚至到最后干脆奏请朝廷，说老百姓文化水平太低，找不到识字的，请
求放宽标准，也招了很多大字不识的老粗们。
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呢？首先士兵没什么知识，好忽悠，袁大帅说什么就是什么；而且本
来就快饿死的人，来到这里馍馍管饱，那实在是感谢政府感谢组织。一句话，袁世凯手下
都是一群许三多，战斗力自然有保证。老袁是明白人，毕竟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
章，我纠集这么多人是用来砍人的，不是用来作诗的，士兵能看懂操典规范即可，除此之
外文化越多越反动。
而且，袁世凯还注意了一点，募兵的时候尽量从老家河南选人，亲不亲故乡人，这群河南
兵后来就是袁世凯拱卫京畿的保证，甚至袁世凯死后很多年，中国的军阀都没一个人喊得
动这支部队。
如果说袁世凯练新军练成了牛逼，那张之洞练新军可就练成: (了。
张之洞一介书生，对于军事完全没有概念。一看中央政策“士兵要有文化”，便像个棒槌
一样大力贯彻：谁最有文化，那自然是读书人，于是一大批秀才们投笔从戎——但是张香
帅有没有想过，古人云“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哪来这么多秀才要当兵？
还能哪来，1905年，朝廷宣布彻底停了科举，四书五经从此扔进历史的故纸堆。秀才们都
失业了，为了填饱肚子只好去当兵。
还是那句话，这个政策是好的，但是站在那个时代去想一想，如果你是一个读书人，从小
怀着崇高的理想，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十几年寒窗，就等有着一朝鲤鱼跃龙门进而母
鸡变凤凰。结果他娘的一觉醒来科举取消了，“报国”无门了。本人除了四书五经啥都不
会，牛顿定律什么的这辈子是学不会了。家里又没钱，就指着考科举能够知识改变命运，
结果国家政策变了，吃饭的家伙没了。更由于晚清新政，新人上位，眼睁睁看着之前那些
不好好念书、瞎鼓捣西学的小P孩们都出来混了，那些家里有钱的都进咨议局了——多么大
的现实落差啊，简直就好像是被政府卖了！
想知道这些梦碎的读书人心里什么滋味吗？去问问那些因为国有企业改革而下岗领低保的
工人吧，去问问他们摇摆于小时候的“工人阶级有力量”与现实的弱势群体之间，是什么
心情。
这样一群人，放到今天，那就是“改革的牺牲品”，都是弱势群体加不安定因素。张香帅
作为封疆大吏，对于他地面上这票人，最好的办法就是过年的时候走访一下，送点饺子，
哭哭鼻子，“我们来晚了”——读书人也就是斗个意气，安抚下去也就罢了。他倒好，直
接把这群人招进部队，杀人武器扔给你，你看着办。这不找死吗。
再说这还有一个心理承受能力的问题，秀才们当兵固然是生活所迫，但好男不当兵好铁不
打钉的古训依旧在这帮书呆子脑中萦绕。人家本来是读圣贤书的士大夫阶级，都是瞄着公
务员去的，结果现在工作找不到被迫投笔从戎做了丘八，大有被逼良为娼之感，心里的落
差又大了一层，无疑是往人家伤口撒盐。
任由一群心理状态如此不健康的人，拿着枪炮在地头上晃悠。能不出事吗？
清朝的不安定因素，换到乱党这边那就是革命的火种。很多革命党人都意识到军队内部的
巨大潜力，开始把魔爪伸向了不开心的大兵们，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先后在新军内部
扎根。
北方袁世凯比较懂门路，所以他的北洋基本上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南方张之洞是个小白，
所以很不幸地做了革命党人首任军需处长加人事处长。
1911年，四川爆发保路运动，常规部队入川镇压，湖北只有新军驻守，然后武昌新军就起
义了，然后清朝就完蛋了。
我们现在说党的武装要“打得赢，不变质”，这是有历史教训的。
【故事三；半瓶子醋知识青年的问题和主义】
科举的历史，说到1905年，就应该结束了。说到1911年皇帝老儿走人，更应该结束了
。
但是却没有，因为决定历史的不是政策，而是人。
科举结束了，但是读四书五经起来的这批人还在，他们还会以各种形式表达自己的观
点——直到这些观点淹没在新式教育出来的年青一代的口水里。
二十世纪第二个十年后期，以胡适、鲁迅、陈独秀等受过高等新式教育喝过洋墨水的
大知识分子为首，发动了新文化运动。这实际上是对科举的最后一战，旨在扫清科举文化
的影响，堪比建国之后的西南大剿匪。
然而，按照胡适的说法，这次战役的效果却不大理想：因为新文化运动被五四运动半
路截杀，文化改良变成了政治斗争，大家开始忙着入党、站队，真正思想领域的问题却没
有人研究了。他的文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也成为这次文化改良运动的绝响。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只需要知道一个事实：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蒋介石四一二政变止，百万中国国民党党员的人员构成，最多为
青年学生，占25%。
科举没了，甚至四书五经也没了，但是中国人“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却没有丝毫改变
，从政永远是读书人的第一选择。由于新式教育培养人才之规模大大超过以前的私塾，使
得知识青年从政可能性反而越来越低——尤其是高小、中学毕业的这批学历较低的知识青
年，一方面他们以“知识分子”自居，而且接触了很多先进的思想，虽不求甚解，却是满
口“主义”；但另一方面，他们的能力和学力根本不足以在政府内谋得席位——政党的兴
起，正为这一批中不溜秋的人提供了“从政”的轨道。［1］
所以胡适再怎么大声疾呼“问题”“主义”，也架不住这批知识青年抱着“主义”投身
党争。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爱当官的天性所决定的，这天性同样也决定了只有列宁式政党而
不是西方式政党才符合中国国情，因为唯有列宁式政党，唯有一个“书记”“委员”满天
飞的政党，才能满足中国知识分子当官的渴求。
【尾声】
正如我在这个系列文章一开始所言，体制就是摆平读书人之间关系的东西。说得更直
白一点，体制就是读书人和官僚之间的桥梁。中国的农民，是谁给我土地我拥护谁；中国
的读书人，则是谁给我官当我拥护谁。八股也好、新学也好、问题也好、主义也好，这都
是次要的，那封红红的大印，才是中国读书人几千年来魂牵梦绕的真理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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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6-29 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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