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谈大一统的语言与麻烦

李兆苗

江上苇

却说春秋时代的某一天，阳光明媚。楚王的弟弟，公子哥儿子皙在河上泛舟，摇船的一越人，觉得倍儿有面子，心情激动，给他唱了首歌表示友好:“滥兮抃草滥予昌枑泽予昌州州(食甚)州焉乎秦胥胥缦乎昭澶秦逾渗惿随可湖。”子皙一看，呵，这，这，这……是乱码还是病毒啊？旁边有带快译通的，给译了一遍:“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烦而不绝兮，知得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哦，此獠说您长得帅呢，想请您签个名……他说签在屁股上就可以了。

这是把越语翻译成了楚语，然后子皙才能听明白，知道人家不是在说江湖黑话。在楚国人眼里，越人是番邦蛮夷，说的是鸟语。那么楚国人自己呢？在中原人眼里，情况也差不多。山东大汉孟子说楚国人许行是:“南蛮鴃舌之人”，说话也像伯劳鸟一样不好听。

但也不是所有的楚国人说话都那么不好听，和现在一样，有条件的家庭也会给自家小孩请家教，补习外语——比如说，齐语。还是孟子说的:“有楚大夫于此，欲其子之齐语也。一齐人傅之，众楚人咻之，虽日挞而求其齐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庄岳之间数年，虽日挝而求其楚，亦不可得也。”可见楚国人学习齐语，也并不比我们今天苦背英语单词来得轻松，就是天天打屁股也学得很不咋样。

自周初分封始，最早的姬姓诸侯，在语言文字上是比较一致的。但随着春秋以来的礼崩乐坏，弑君灭国，继起的大都是些“蛮夷”之邦，就“五霸”来看，齐宋楚晋秦，只有晋国是戎狄化了的姬氏，齐国是东夷化了的西戎，秦是西戎化了的东夷，宋是殷商之遗民，楚根本就是蛮夷，即便算上吴、越，也仍然不脱“蛮夷”二字。数百年的分裂，以及“蛮夷”国家的崛起，使原本接近的华夏各国语言文化分歧加剧甚至自成系统。

关于当时语言乱七八糟的状况，历史文献是有记载的。《战国策*秦策》曰:“郑人谓玉未理者曰璞，周人谓鼠未腊者曰朴”，就是近音异义，周人问郑人要不要买新鲜的老鼠肉，郑人以为问他要不要买璞玉——郑、周同出姬姓，近在咫尺，而语有异同，其余诸候，可想而知。所以，《礼记*曲礼下》说得更干脆:“五方之民，言语异声。”

汉人扬雄的《方言》上把华夏帝国的语言区分为以下几大区域:秦晋、陇冀、梁益为一区，周郑韩、赵魏、宋卫为一区，齐鲁、东齐、青徐为一区，燕代、晋北、燕北为一区，陈楚江淮之间为一区，南楚为一区，吴越为一区。这虽然是西汉中前期的划分，但也基本符春秋合战国时期的情况——瞧瞧，活在那个时代，这得学多少门外语才够用？

那时候的外交活动，可以用“雅言”来交流，但是仅限于受过高等教育的“君子”们。有时候用语言不能说清楚的，干脆就唱《诗经》——其实起初只是“诗”，要等孔子总结了之后才叫做《诗经》——也就是早期的歌唱版普通话。

春秋时代的谋臣智者们折冲樽俎，笼络与国，往往都通过唱“诗”的方式，是谓“礼”，如果听不懂，不但要被人耻笑，还要误大事儿，所以叫作“不学诗，无以言”。

比如说鲁昭公三年，《左传》记载郑国的子产陪同郑伯去见楚王，主人让乐工唱“瞻彼中原，其祁孔有”（《诗经*小雅*吉日》），表示自己逐鹿中原的远大志向，顺便通报明天的日程安排。子产回到宾馆就准备打猎用具，第二天楚王果然就请郑君一块打猎。因为《吉日》篇是描写周宣王田猎的。如果不懂《诗》，被人骂了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儿。齐国的庆封在鲁国国宴上失仪，叔孙穆子就用《相鼠》骂他“人而无仪，不死何为”，可这家伙文化太低，愣是听不懂。

个别笨蛋自己挨骂是小事儿，还有些家伙因为赋诗不当，竟然引起国际纠纷。公元前557年，齐国大夫高厚就因为赋诗不合“恩好之义类”，惹恼了晋国君臣，差点引起一场战争。

至于文章里动辄引“诗”来增强说服力，就更是常事了，孔孟都这样干过，孟子甚至还要篡改“诗”意来符合自己的意见，这就是所谓“雄辩”——孟子没被归入公孙龙、惠施诡辩派一流，也算是难能可贵了。

在老百姓日常生活中，会两句“诗”也是派得上用场的。比如你是个靓女，对面有一小伙看上你了，他不会像现在那么直白，捧一束玫瑰花上来求爱，如果他受过点教育而且有涵养，他会在对面唱一段“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什么的，如果他黄色下流，他会唱什么“东方未明，颠倒衣裳”。而靓女如果要挑逗他，也可以唱“将仲子兮，无逾我园”，如果被抛弃了，可以唱“氓之嗤嗤，抱布贸丝”什么的。古人说郑、卫之风“淫”，从《诗经》中看，这两国风气确实要开放些。所以那时候一到春夏之交，中原沃野幽谷桃林到处是淫靡之歌声，因为太过悠扬，有时候会招来狼。可是别坏笑，咱们的老祖宗们就是这么来的。

总之，你不方便或者不大会用语言词汇去表达的，可以用唱歌的方式去表达——现在好些质朴的民族还在用这一招。成吉思汗也曾把自己的命令编成歌谣，让使者去唱给远方的王子大臣们听，据说这样好学易记——起码比背单词容易接受。

吴国的延陵季子，也就是著名的闲人季札，他很闲，闲得连吴王都不想做，因为他的偷懒，结果成就了专诸的鱼肠剑，还搭上好多条人命——当然这是后话。这位四爷年轻的时候出游中原诸国，中原人欺负他是蛮夷，唱“诗”给他听，没想到这家伙土不拉叽的，居然外语很好，听华夏之声颇有心得，还不时摇头晃脑发表两句中肯的评论，让中援诸侯为之绝倒——乖乖龙的东，这年头，连苏州人都懂普通话了。

所谓“雅言”，即“风”“雅”之言，也就是“诗”言——当然不是“诗一般的语言”——“诗”所使用的就是周初封国的语言，基本上也就是当时的普通话文学的汇总。因此，“诗”不但是文学作品，更是活生生的语言教材，教授的就是“雅言”。孔老二要授徒三千，就要有教材，所以才会去收集整理前代之风、雅、颂三百，是谓《诗经》，这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语文课本，“风”就是白话文，“雅”就是文言文，“颂”就是老三篇。推而广之，“六经”都可以找到现代科目对应，“诗”是语文，“书”是马哲毛概的合集，“礼”是法基加社建，“乐”是音乐（那时候属于必修，等同于修身课），“易”是高数，“春秋”是中国革命史。孔老二一个人教这么多门课，主编了这么多门教材，文理兼修，内圣外王，确实了不得，起码现今就没有哪个大学教授能一个人包干的，所以后来的人高山仰止，称之为“大成至圣先师孔文宣王”，说什么“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的话来恭维他。

但是“诗”的内容毕竟有限，大家有时候实在找不到合适的篇章，只好断章取义，各取所需，齐国的卢蒲癸就说“赋诗断章，余取所求”，这就常常造成误会，甚至有些狡猾的家伙会根据自身利益所在故意去曲解，搞得唱“诗”的人一脸尴尬。

在上古语言极度匮乏的特定条件下，“诗”作为一种简单的，易于被广泛认知的文学体裁，成为了不同种族、不同语系国家之间交流沟通的桥梁。但随着社会的进步，不同部族之间交往的日益繁多，共同语言的不断发展，“诗”也随着春秋末年的礼崩乐坏，逐渐失去了作为“普通话”的地位，而变成了一种纯文学语言。

李兆苗

那个时候的说客辩士纵横家们，其实也挺不容易的，得掌握多少门外语啊？《战国策》说苏秦说秦王不成，估计就是秦语口语不过关，在秦国的招聘面试中被刷掉了，只好回家揣摩“太公阴符”，期年乃成，大概就是花了一年时间背纪阿姨词汇表去了。因为苏秦同志发奋努力，在后来赵国的招聘考试中成绩优秀，一直混到挂六国相印的地步。成功后，这小子看腰下黄金印大如斗，感慨地说:“要是老子当年有个北京户口（错了，是洛阳附郭田二顷），才不背那鬼单词儿呢……那，那是人做的活儿吗？”直到今天，大学里还有不少家伙头悬梁锥刺股地背ABC及各种番邦鸟语，就是受了苏秦的毒害，而且家里还没有北京户口的那种。以前的先生们骂苏张之辈徒逞口舌之利，并无别的能耐，相信今天大学里的兄弟们拼了老命考托福雅思纪阿姨的时候，一定会鄙视这些见人挑担肩不累的家伙的。

说到这里，俺们不得不表扬一下:嬴政是个好同志，他为中国人民做出了伟大的贡献。嬴政同志早年在赵国生活和学习，少年时代因为父母工作关系移民西方，通晓秦、赵两国语言，同时也深深地知道“语言这东西，不是随便可学好的，非下苦功夫不可”。至于嬴政同志早年有没有补考过哪门语言，这个俺们无从深考，同学们见仁见智可也。这位未来的秦始皇，从亲身经历清楚地看到了语言文字不统一的严重性:比如说他爸（名义上的那个）和他妈因在感情交流上的不方便而导致种种家庭纠纷——异人被扔到赵国去的时候，年纪已经比较大了，可想而知口语上提高的难度要大一些；再比如说他自己从赵国回到秦国后那种重新学习第二门语言的艰辛。他从中举一反三地认识到统一后广大人民群众的痛苦，所以，毅然决然地下令统一语言文字。

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错了，是为了让下一代可以名正言顺地当懒虫——当嬴政同志担任秦始皇的要职后，他统一了六国，结束了列国争雄的战国时代，更妙的是，他居然统一了文字！这样，理论上讲，当时的人们就只用学习一种文字，一种语言。想想看，如果整个欧洲只用一种文字，一种语言，那是多么美妙的一件事儿！

秦始皇对我国青少年儿童的教育非常关心，特地组织专家学者编写了好些儿童启蒙教材（赵高作《爰历》，胡毋敬作《博学》， 李斯作《仓颉》），为了不误人子弟，先给他自己的儿子们用了——其中有位专家非常著名，叫做赵高，后来创造了“指鹿为马”的成语，还顺便教授了一位高徒，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位皇帝嬴胡亥。

嬴政同志工作效率还是很高的，在短短的十五年里，秦帝国基本统一了文字体系，这一体系被沿用了两千多年。但在语言上他没能完成统一——这实在不好怪他，普通话也推行大半个世纪了，可如今咱们开个部门小会还南腔北调的呢！

嬴政同志在秦始皇的重要位置上为人民大众做了许多好事——想想看，我们大家不用像藏族、维族、蒙古族同学那样多学好几门语言——可是在他老人家为人民鞠躬尽瘁之后，却被骂了足足有两千多年。泉下有知，始皇帝一定不高兴。

如果始皇帝能够再选择一次，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一定不会再去背黑锅，而是纵容大家讲各地土话，用鸟爪文字，让大家一辈子有学不完的外语。有朋自远方来，结果是鸡同鸭讲，一定会开心得不得了。

那些创建统一帝国的智者们，清楚地看到了语言文字的分歧，将严重地阻碍这个国家各地区之间的交流，阻碍中央与地方的交流，从而造成分歧，甚至于导致分裂。始皇帝统一文字，对华夏帝国保持长久的统一意义深远。

我们今天知道，秦帝国是很暴力的，为了尽快完成统一这一伟大的历史任务——国家在形式上完成了统一，但在意识形态上还远远谈不到统一——始皇帝搞了个“焚书坑儒”活动。骂归骂，平心而论，“焚书坑儒”还是蛮进步的。通过“焚书坑儒”活动，秦帝国基本上统一了文字，规范了思想，中国的统一就从那个时候开始算起了。秦始皇虽然努力，还有些书没有焚完。一两百年后这些书陆陆续续地被挖出来，惹出了大麻烦。

比如说最著名的“孔壁藏书”，就引起了大吵架，吵了两千年，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话说是西汉某位亲王，叫做鲁恭王的（因为语言流变了，有些资料又把他叫做“鲁共王”，鲁是这位亲王的封地，这个“恭”或者“共”是他死后的谥号），为了修后花园，把孔子家的院墙扒坏了，发现大堆的竹简，其中就有孔老二搞民办大学时编的教材《尚书》，是秦始皇没有烧掉的，这一珍贵文献的出土，引起了当时许多学者的关注。

但是问题就出来了。

早在汉文帝时，政府痛改前非，废除“挟书令”，“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积极推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皇帝打听到山东有个九十多岁的老头伏生还能背《尚书》，就派出晁错去收集整理。伏老头说的是秦版山东普通话，晁错说的是汉版长安普通话，两个人猫狗相对而无语，难以沟通。好在伏老头的女儿伏娥大婶大概参加过国标普通话补习班，多少懂点，就居中翻译，晁错笔录。

比如伏老头说:“If you can’t follow the oath ，I’ll kill you。”伏小姐翻译:“要是你们不信守誓言，俺就宰了你们。”晁错先生摇摇头，觉得不雅，就在记录本上修订为“尔不从誓言，予则孥戮汝。”因为历代的语言文字在这中间翻来覆去地被倒腾，所以《尚书》是出了名的佶屈聱牙，治《尚书》有心得的老夫子们的经验就是:只挑你读得懂的地方读！

晁错从伏老头那里淘到了二十多篇《尚书》——有说是二十八篇的，有说是二十九篇的——因为都是用当时通行的简体汉字抄写的（当时的简体字，就是“隶书”了），所以叫做“今文尚书”。国家为了表示对知识分子的尊重，给研究《尚书》有心得的学者官做。

鲁恭王破孔府壁得到的书，因为是用先秦蝌蚪文字书写的，所以相对“今文”，被称为“古文尚书”。“古文”本子出来之后，严重冲击了“今文”派当官发财之路——“今文”派是曲学阿世的大骗子，“古文”派则是质朴泥经的书呆子，双方在见解上有很大差异——所以今古两派大打其架，个别不法分子甚至于向西汉国家教委教材编写小组的同志行贿，以求把自家的本子定为官方版本。

今古两家一直闹到“五胡乱华”。倒霉的今文本子被战火烧光了，只留下古文本子。战火接着燃烧，又把古文本子烧得七零八落，古文本子的地位又被伪古文本子取而代之，今天我们看到的就是伪古文版的《尚书》，不少学者至今还在为今文、古文、伪古文的是非恩怨吵架。

举这个例子，只是想说明统一语言文字和思想是多么的重要，又是多么的不容易！秦始皇少烧了几卷书，后人可以多吵两千年的架。没有语言文字的统一，思想就难以统一；没有思想的统一，国家的统一就缺乏理论基础。“焚书坑儒”的历史意义，就在这里彰显了。

李兆苗

但是秦帝国很短命，十五年就完蛋了，接下来是汉朝。汉朝的开国皇帝是来自楚魏之间的老流氓刘邦。刘邦祖上也阔过，从晋国跑到秦国，又从秦国跑到魏国，在秦帝国的最后几年中，又从魏阵营叛逃到楚阵营，彻底完成“楚虽有才，实为晋用”的逆向转变。谈这些个，不算八卦，因为我们要想知道西汉的普通话说什么，就必须研究刘邦和他的那一帮大臣们的口语，考察户口就非常重要了。

刘邦出生在魏国地面上，但却喜欢楚歌楚语。刘邦的大臣们，也多是这样一拨人，楚不楚，魏不魏的，杂有蛮夷华夏之风。他们的口音，也是夹七杂八的。说一口椒盐普通话，虽不算是罪过，但严重的问题就在于——这帮人后来开创了西汉，更进而成为了汉民族的起点，他们说的话也就成为了最早的“汉语”。这就是俺们“汉语”的由来！历史，在一本正经的背后，有时也是很调皮的。

第一种被称之为“汉语”的语言，她爸爸是脱胎于“雅言”的魏语，她妈妈却是不正宗的楚语，汉代文学作品，受到“雅言”和“骚体”的双重影响。所以汉初的文学作品，常常有楚人常用的“兮”字。如:“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而古老的“兮”也成了汉语常见的语气词，近现代还有用的——比如说民国军阀，被称作“狗肉将军”的张宗昌的名句“大炮开兮轰他娘”。

汉朝干了许多重要的事情，深化了统一大业。秦始皇虽然统一了文字，但还没来得及统一语法句型文章格式什么的。这可不是小事。

高考作文，如果不规定基本的文体格式，是要出大问题的。你是写文言文还是白话文？绝句还是长短句？汉初的人写文章，不像明清民国的人那样麻烦，要考虑“之乎者也”有没有用错。他们和我们今天差不多，口语和书面语是基本一致的。在汉代，由“楚辞”发展来的“汉赋”一统抒情散文的天下，而实用文体则继承了秦文简洁明了的衣钵。从这一点上，我们也可以看到所谓“汉语”，其实是秦赋其形，楚赋其灵。用的是秦人定下来的“汉字”，说的却是“沛县方言”，写的是“骚体”和秦文。

大一统时代的语言与文字，虽然一直趋向于统一，但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文字作为一个相对固定的体系，其变化主要源于技术的进步和人们眼界的拓展，较之语言的变化要来得慢一些。比如说，让你用刀子在竹简上刻连笔，当然是种折磨，可是当你手里有了毛笔，那就不再是问题了，而且还显得简便。所以当毛笔被初步接受后，比篆书简便易写的隶书就出现了，而帝国的大一统，正好使得这一创造被广泛地传播和接受。而进一步，当人们能够熟练使用毛笔之后，其中的懒虫或是艺术家们会继续动脑子去简化或是美化书写，这样就出现了楷书与行书，但是还有些懒虫嫌它们麻烦，于是更简便的草书也登堂入室。一次技术上的大进步，将导致一系列相关的发展与进步，从而使人们的生活性前迈进一大步——但这可不意味着，所有的传统都会被推翻。

在刻简时代，顺着竹片或是木片的纹理刻字，当然比逆着刻要省力，于是大家都接受了竖刻，文字竖排便成了规范——这看起来非常自然也符合科学。可等到毛笔出现，人们还是坚持竖写（无论是在竹简上还是织物上），而且还是从右向左写，这就缺乏十足的理由了，这不但费力和缺乏效率（要把手腕和肘关节悬空），而且容易把右手的袖口弄脏。等到纸张发明，在书写上竖排右起的合理性已经完全丧失了，由上至下，从左向右的横排书写已经完全体现出了优势，可是华夏帝国的文化人对此嗤之以鼻，死活不肯接受——他们顽固地坚持传统，只肯在写对联横批的时候才破例。显而易见，在花费相同的时间和体力条件下，这种书写排版的方式所传递的信息量要小于其对手，但传统的惯性使得这些聪明人就是不愿意改变习惯——这就是帝国在前进道路上所付出的沉没成本之一了。

接下来再说文言与白话。所谓文言，就是指书面语言，而白话，则是指口头语言。秦汉之交的文言和白话，其区别还是不甚明显的。但再往后走，到东汉魏晋之间，日常用语和书面文字就开始出现分歧。东汉的郑玄就已经认为春秋战国的书籍有些读不懂了，而再往后，到刘宋的《世说新语》，作为当时口语的记录，和同时的文赋比起来，差距就已经相当明显了。

文言和白话的分离，有点像龟兔赛跑。口语和生活的发展是同步的，而文学语言的发展需要有相当长时间的积累，离起跑点越远，两者的差距就越大，最终达到两者无法相互联系的地步。从这点上看，文言是乌龟，白话却是兔子，而且是不会打盹的兔子，所以乌龟总是落后。在今天，一个有点文言文常识的人，就可以轻易读懂两千年前的《谏逐客书》；但即便是对古代语音有相当了解的专家，也难以用两千年前的古音把这篇文章读出来。从汉语发展的历史来看，每一次语音的大变革与词汇的大发展，总是出现在蛮族入侵或是民族大融合之后。这些入侵或是融合，加速了帝国社会中日常用语的发展，但对书面语言的推动却极其有限——那些连文字都欠缺的蛮族文化，还不足以影响华夏世界对《史记》之类经典的效法。一个生动的例子就是，在经历了几次大的蛮族入侵之后，传统的入声韵便已在元朝版的北方拼音方案《中原音韵》中消失，但元朝人写出的文章，仍然和前代相仿佛。一直要等到帝国时代结束之后，在另一个新时代里，才会有聪明人站出来，推动白话文的写作，从此口语与文学才又一次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其中的好处，相信大家都已经深有体会了。

然而再一次的文白归一，对于帝国时代的人们来说还遥远得很，于是那些书生们就免不了要头疼了，他们面对着一堆难题。

首先，如果他们要写文章去表述自己的思想，传统就会要求他们一定要使用“古时候”的语言，而不是用当下的白话去描述事实，否则就会被认为是没文化，所有的同僚都会瞧不起他。于是，他就必须刻苦钻研古人的语言和思想，而不是去钻研如何说好自己的语言和了解自己所处的时代，这样苦读出来的书呆子，常常便和现实社会中的生活产生了隔阂，当他们在台上之乎者也地讲大道理时，台下的听众们往往都在睡大觉。于是这个帝国从文化形态上被分裂了:上层的精英们使用着一种化石般的语言去统治国家，而下层的老百姓则是用另一种鲜活得多的语言去过日子。他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也越来越难以相互理解，他们不再能够像起初那样亲密无间了。皇帝和他的助手们常常会发现，即便是利国利民的伟大事业，他也很难通过劝说而获得子民的认真支持，于是他只好采取暴力威胁。而习惯了在鞭子下出工不出力的老百姓，对国家事务也越来越没有责任感——反正他们既看不懂公示牌上的布告，也听不懂书呆子们的演讲。他们很无奈地总结出自己的国家哲学:谁当皇帝，就给谁纳粮呗！当没有鞭子或是鞭子的力度比较小时，他们就倾向于磨洋工。而当这些老百姓中的某个人，因为偶然的机遇坐上皇帝的宝座后，他就会习惯性地觉得使用鞭子是理所当然，甚至更进一步，把鞭子换成刀子。一种权宜之计，一旦被人们习惯，就成为了难以被改动的传统。

而且，即便是精通化石语言的精英们仍然会有烦恼。他们常常吃不准到底该用哪个时代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该简洁朴实好呢，还是雍容华丽好？不同的朝代有过不同的文风，深厚的积累不但给后代的书呆子们提供了学习资料，也提供了无尽的烦恼，让他们眼花缭乱之余，却不知道到底学谁好。他们拼命地效仿那些伟大的前辈，可是时代的差异注定了他们达不到那样的高度。于是，唐诗之后不再有唐诗，而宋词之后也不再有宋词，明清人虽然努力地效仿，但他们做得最好的还得算是时调和小说。

文学思想与表述方法也成为了帝国的精英们吵架的重要话题，这些书生们形成了许多派别，很少有不党同伐异的。越往帝国的晚期走，派别就越多，每一派别都有自己的师法，千篇一律地把一些鼎鼎大名的历史人物奉作祖师爷。于是这些本该去创造思想的人们，往往就在吵架中碌碌无为，白白地耗尽了自己的岁月。这个帝国的思想越来越少，口水却越来越多。

李兆苗

我们当然不喜欢鞭子，也不喜欢吵架，可谁让这个帝国在漫长的历程中，给我们留下了那么多辉煌得不容置疑的回忆呢？我们必须承认，深厚的历史积淀是一柄双刃剑。

这个帝国，虽然保持着大一统的倾向，但在历史上，却因为各种不得已的原因，多次分裂或是重组。这些分裂和重组，也给帝国的语言交流带来了麻烦。几乎在每一个时代里，她的疆域上都同时存在着多种各不相同的口语。比如说，在大分裂的两晋南北朝时代，长江流域至少就有吴音和洛下书生咏两种官方语言；而同一时代的黄河流域，胡人们则操着各种蛮族语言，有时候酋长们高兴了，还会提倡大家都来说洛阳话……这种参差不齐的“洋浜泾”汉语，常常让说话的人和听话的人都感到头疼。

这样的苦恼并不仅限于分裂时代，当帝国再一次被统一起来时，比如说在大唐朝，更大的麻烦就出现了。那时候可不像今天，大多数人一辈子都呆在自己祖辈居住的土地上，从来没有听过与自己不同的语言。可是现在天下又一统了，南蛮子们很可能被安排到北方去做官，而北方胡族的后裔也同样有机会去南方履新。如果山西秀荣地方，某个使用着胡族方言的小县城，突然来了一个操着吴音的江南世家子弟当父母官，他们之间能沟通吗？

父母官要向老百姓征收钱粮，可是他写布告吧，全县没几个人看得懂，要把老百姓召集起来开会吧，他又不会说当地的方言……总之，他没法子把自己的想法表述给大家伙听。他既然能够通过国家考试，当然天资聪慧，可是他一般只在这地方呆两三年，犯得着去多学一门外语吗？幸好天无绝人之路，大老爷的衙门里通常总有个把能听懂老爷吩咐的胥吏。于是老爷们如释重负，把钱粮刑狱这些俗事交给胥吏们，让他们全权操办。这样的权宜之计，很快就变成了惯例，最后老爷们反倒成了衙门里最无足轻重的人——他们无所事事，只好搂着小蛮腰去吟诗作对，所以大唐朝那些在地方官任上干过的高产诗人们，多半都是些不务正业的主儿。

就这样，那些出生于当地的胥吏们，凭着自己天生的优势，在这场语言战争中获得了胜利，以不流血的方式从中央手里占领了全国各地的衙门，连正堂老爷也要对这些征服者们礼让三分。中央对地方的管理，逐渐变成了名义上的幌子，而大老爷们也在与胥吏的斗争中开始明白，所谓清正廉明，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大老爷们通常都怀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抱负——至少他们受到这样的教育——但他所委任的胥吏们却不争气得很。于是世人们将这种状况总结为:“任你官清似水，难逃他胥滑如油。”

在帝国的政治史上，大多数时候，地方上的腐败与低效率，不是道德问题，而是技术问题。语言的隔阂，更是其中的重要因素。帝国每一次重组之后，帝王们都会把统一语言看成是头等大事来抓，但落后的技术水平，使得这些努力取得的成果都极其有限。

在那些逝去的岁月里，语言的变迁对这个帝国的影响是深刻的。她那些常常是毫无规律的变化，在政治、思想、文学等诸多方面，给这个帝国的前进制造了麻烦。更深入地说，是技术的局限，阻碍了帝国的脚步，使她的辉煌打了折扣

老木匠

写得蛮滑稽的

古希腊政治上是分裂的，语言文字上是统一的

西欧中世纪政治分裂的，语言也是分裂的，不过拉丁文作为“雅言”是统一的，拉丁文的古文献一开始是垄断在教会人员手里

只是拼音文字能够启发各语言区将自己的语言变成文字，而中国的方块汉字则一直维护着少数讲话南腔北调、但写字高度一致的文人集团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