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文] 不屈的三女杰

sunchuanzhao

不屈的女杰

很偶然，2008年6月北京和东京两地的书店几乎同时分别推出同一世代两位女性撰写的、约60年前初版的名著中译本和日译本，这两部著作也是她们的成名作——汉娜·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林骧华译，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6月）和马格利特·布伯-努曼的《斯大林和希特勒的囚犯——黑暗的时代》（Maｇarete Buber-Neumann,Als Gefangene bei Stalin und Hitler, Eine Welt im Dunkel；日文版《スターリンとヒットラーの軛のもとで二つの全体主義》，林晶译，ミネルヴァ書房，2008年6月，该书1954年就有日文版，与新版相比，缺少原著最后一章“回归故乡”））。对阿伦特及其著述，最近10来中国读者逐渐有所了解；对于后者，也许中国学术界和读书界还是陌生的。殊不知马格利特·布伯--努曼的《斯大林和希特勒的囚犯——黑暗的时代》是曾对阿伦特后来重版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产生过影响的一部重要的著作。在我国，只有当马克思·勃罗德在卡夫卡的传记中介绍密伦娜时才提起它的书名。（《卡夫卡传》，河北教育出版社，222页）阿伦特1948年至1949年写作《极权主义的起源》之前，缺少关于苏联古拉格的资料，所以只把纳粹体制成为“种族帝国主义”，也没有把斯大林体制和纳粹体制一起归结为“极权主义”体制。1951年《极权主义的起源》初版后，阿伦特读到大量陆续出版的关于斯大林体制下悲剧的回忆录，在1958年第2版作修订时增加了最后一章“意识形态与恐怖”，分析了这两个体制的差异和共性。阿伦特读到的相关文献中，可以说马格利特·布伯-努曼的《斯大林和希特勒的囚犯——黑暗的时代》是其中对她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力的一部。这些文献使阿伦特相信：这两个体制之间的共同性是都把集中营的恐怖作为其统治体制的核心。马格利特·布伯-努曼的《斯大林和希特勒的囚犯——黑暗的时代》被翻译成11种外国语，它在世界各国为何能赢得那么多的读者？得先从马格利特·布巴--努曼波澜起伏的人生谈起。

一

马格利特·布伯--努曼原名Gerte Thuring ,1901年出生在军国主义气氛浓厚的波茨坦。父亲是酿造业的商人，观念保守，赞成普鲁士民族主义；母亲却是个充满自由主义理想，同情社会主义运动的妇女。在这个父母信仰、立场对立的家庭里的马格利特，喜欢母亲的生活方式，对波茨坦地方的保守空气有一种抵抗感，14岁就参加当时激进的自由德意志青年运动（Wandervogel）。这一源自浪漫主义、追求“内在真实、外表纯洁”、反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青年团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更加显示出其社会政治上左翼倾向。所以，马格利特少年时代起热衷于读倍倍尔、卢森堡等人的著作，关心社会的政治动向。高中毕业后，她进入柏林幼儿师范学校学校，19岁那年遇到犹太人哲学家马丁·布伯的儿子拉法尔。不久就结婚，生育了2个女儿。可是这一婚姻没有维持多久，1925年出于政治信仰的原因，她与拉法尔分手，因为党组织不赞成她与拉法尔的婚姻。1926年正式加入德国共产党。至1928年法院把抚养权判决给拉法尔为止，是马格利特单身抚养两个女儿。直到19年后的1947年她才与女儿重逢，再次成为真正的母亲。
通过马格利特的姐姐巴贝特（Babette）的介绍[巴贝特是德国共产党领导人，也曾是共产国际领导人威廉·缪齐伯格（Willi Münzenberg）的妻子]，1929年马格利特开始与海因茨·努曼同居（虽然没有正式结婚，马格利特以后一直在自己名字前冠以努曼这个姓，也没有取消布巴这个前夫的姓）。海因茨·努曼是18岁那年（1920年）入党的德国共产党党员，当时已经是德共的领导人之一，被看作台尔曼的接班人，也算是德共干部中为斯大林信赖的一个。他柏林大学毕业，会多种外语，24岁就当选中央委员，29岁成为第三国际执行局候补委员，即使反对派也称他“神童”。1927年11月斯大林将海因茨作为他为共产国际代表派往中国，领导广州起义。海因茨非常激进，反对妥协，主张与社会民主主义、纳粹主义两面作战，1930年代初斯大林改变外交路线，转向与希特勒搞“统一战线”的时候，努曼还是坚持它的反法西斯立场，所以，很快莫斯科方面对他失去了信任，认为他是异端，是托派。1932年德国共产党政治决会议和共产国际执行局会议上，他已经失势，受到批判，同年，海因茨携马格利特访问苏联，虽然得到礼遇的接待，但是，年底就被派遣到西班牙去从事宣传工作。1933年，海因茨和马格利特在去西班牙途中，因缺少盘缠在瑞士滞留，期间被瑞士警方逮捕。瑞士方面拒绝纳粹引渡要求，关押了2年后应苏联要求，把他们送回了苏联。因为苏联内务部得知海因茨给巴黎的威廉·缪齐伯格的信中曾表示坚决反对与德国纳粹政权结盟的方针，要求海因茨返回苏联。那时候正值莫斯科审判高潮时期，海因茨和马格利特虽然被安排在第三国际的出版机构里工作，可是处境已经今非昔比，每天处在恐惧之中，因为他们许多老共产党员的朋友都已经被处死。一天，第三国际领导人多米特洛夫把海因茨叫去，要他作自我检讨，写赞成苏德友好外交政策的文章。海因茨坚持自己反法西斯的立场，拒绝了这个要求——“等于在判处自己死刑的判决书上签了字”——未几，1937年4月26日被逮捕，11月26日被枪决。他的连襟威廉·缪齐伯格因为坚持在巴黎从事反法西斯宣传活动，也被莫斯科召回，但是威廉·缪齐伯格拒绝去苏联。1940年在巴黎被暗杀，暗杀的真相至今不清楚，但是不少人在回忆录中都怀疑是莫斯科特工下的毒手。
一年后，1938年6月19日马格利特自己也被苏联内务部逮捕。马格利特认为从海因茨入狱后到自己被捕的这一年间，比以后在监狱和集中营里的7年生涯更为艰难，是人生中最难熬的岁月。这一年里，她辗转各个拘留所、监狱，排长队打听海因茨的下落；往监狱里不断地送钱，想改善海因茨的处境。另一方面自己失去工作，没有护照不能离开苏联，只能靠变卖衣服度日，所以当被逮捕的时候，有一种解放感。马格利特最后被以“社会危险分子”罪名判处5年徒刑，送往哈萨克斯坦的沙漠地区的卡拉戈德集中营。在这个集中营里给马格里特深刻的印象是两条：超过人们想象的重体力劳动和缺乏粮食饥饿。苏联的集中营，有着沙俄时代的古老传统：不仅为具有恐怖政治的功能，还是整个经济体制的生产力重要一环，是奴隶般劳动力的供应源泉。如果说纳粹是把集中营囚徒作为非人类处理的话，斯大林体制集中营是把他们作为劳动奴隶。这一印象和以后托多罗夫在《恶的记忆·善的诱惑》(Tzvetan Todorrov, MéMoire du Mal Tentation du bien, Enquête sur le siècle, 2000)、安妮·阿普莱鲍姆在《古拉格》（Anne Applebaum ，Gulag，2004）等著作中比较苏俄集中营与纳粹集中营不同之处所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而且，苏俄集中营有着更长的历史，纳粹从中学到不少东西。马格利特战后谈到集中营中艰难生活对人格影响：“基督教主张苦难能使人灵魂净化，但是集中营生活实践结果恰恰相反，没有比过度的苦难更为危险的事物了，无论是对于个人还是对于民族。”因为当人的身心受到极度摧残后，会在不知不觉中接受迫害自己的人的价值观。
在卡拉戈德集中营度过1年后，1940年初马格利特被转移到莫斯科监狱，没有几天。2月8日清早就和那里的30名德国、奥地利的难友一起被送往西去的列车。他们都以为可能在交给某个中立国将他们释放，但是，马格利特·布伯--努曼的《斯大林和希特勒的囚犯——黑暗的时代》里是如此回忆那天中午难忘情景的：
1940年2月8日中午，在布赖斯特-利特拉斯的那座伯格桥上，30个囚犯由苏联内务部警官引渡给德国的党卫军军官。那时候，布赖斯特--利特拉斯已经不属于波兰版图中的国土，成了苏联占领地和德国占领地的分界线，德国占据了波兰布赖斯特--利特拉斯以西的国土，苏联占领了东边。2个女的和2个患病的男犯人是从布赖斯特--利特拉斯火车站坐了卡车来到桥上，其他人是徒步走来的。30个犯人都是说德语的德国人或奥地利人，都是共产主义者或者是信仰社会主义左派，3天前从遥远的莫斯科出发，乘列车被押送到这里。其实关押他们的集中营比莫斯科更为遥远，他们被从各个囚禁的边远地区集中营押往莫斯科汇集后再一起出发的。他们中大多数是前几年为了逃避纳粹的迫害到苏联寻求政治庇护的左翼犹太人，可是他们到了苏联后不久或被逮捕，或被判处徒刑。这些30名犯人逐渐看清从桥对面走过来的军官的党卫军制服，开始骚乱和反抗起来。当苏德军官对照名单完成核对、接收手续之际，其中3个男犯人都因坚信到了党卫军手里会被处死，激烈反抗挣扎。当然这是徒劳的。反抗的3人中：一个是匈牙利出身的犹太人；第二个是个德国语文教师、德共老党员；第三位是个德累斯顿的青年工人，在德国参加过反纳粹的武装斗争。这些逃往苏联的共产主义者昨天是斯大林的囚徒，今天落到了希特勒党卫军的手里。
马格利特·布伯--努曼就是这个场景中身历其境的2个女囚中的一个。1939年至1941年春是苏德刚签订了互不侵犯友好条约的蜜月时期。苏维埃政府为了讨好纳粹政府，同意引渡已经被关押在苏联集中营里的从德国、奥地利逃往苏联的大约1000名左右的政治难民，其中三分之一是犹太人。这1000名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信仰者、左翼政治犯的最后命运，现在已经难以完全搞清楚，但是，有两点已经为历史证实了：一，当他们被斯大林关押起来之后，都先后对原先信仰的意识形态感到幻灭；二，他们最后的归宿，大致上可以分成两类：一部分被杀害，一部分在集中营里死亡。马格利特·布伯--努曼算是其中的幸运者，也就是在纳粹集中营里等来了解放的幸存者——她1945年3月，在苏军到达集中营前走出了柏林以北80公里的拉芬斯布留科集中营，徒步西行2个多月，历尽艰险回到了故乡。
1940年，拉芬斯布留科集中营关押的5000多名女性，她们或是政治犯、犹太人、吉普塞人，也有部分刑事犯，但是到了终战前夕，收容了2万5千名女囚。里不仅有被党卫队处死、酷刑、饥饿、毒气室的威胁，还要遭到不少德国、奥地利的共产主义者囚犯的迫害。这些人都把持着集中营里囚犯中的“领导权”，把她和其他从苏联引渡回德国的原先“战友”，看作叛徒、托派，把他们所说的在苏联的见闻与经历说成谎言，或像躲避瘟疫那样孤立他们，或者生活、工作中刁难他们，总之，他们都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祖国——伟大苏联”的敌人。幸运的，拉芬斯布留科集中营关押的政治犯女囚中，有一位难得的难友。她精神上给了马格利特生存下去的勇气，因为她也与曾亲历斯大林体制带来的人生巨大灾难的马格利特一样，对希特勒体制和斯大林体制都有着刻骨铭心清醒认识——她就是捷克反法西斯抵抗运动女杰、著名的记者密伦娜·叶塞斯卡。密伦娜对马格利特约定：“如果我们再度获得自由的话，一起写本书吧！书名就叫做‘集中营的时代’。”遗憾的是密伦娜因为肾病1944年在集中营里去世，未能迎来重新获得自由写作权利的那一天。
1946年至1949年，马格利特国际援助组织招聘去斯德哥尔摩工作3年。在这3年间，她没有忘记密伦娜的希望，把写作“集中营时代”作为自己使命和义务。1948年《斯大林和希特勒的囚犯——黑暗的时代》瑞典文版最初问世。
然而，1940年代末和1950年代初的欧洲，斯大林主义还很有影响力。因此，马格利特及其著作遭到过苏联当局和欧洲斯大林主义者（特别是法国的左翼知识分子）的攻击和诽谤。
1943年从苏联逃往德国的克拉夫契科（Victor Kravtchenko）的揭露斯大林主义罪恶的《我选择自由》的英文版、法文版在1946年、1947年先后出版。法国共产党的《红色人道报》发起所谓谴责克拉夫契科谎言和诽谤的运动，1949年克拉夫契科向巴黎法院提出该媒体对其名誉损害、诽谤的起诉。为此，法院指定了有在苏联集中营经历的20名证人出庭作证。马格利特也是这些证人中的一位，因为她的《斯大林和希特勒的囚犯——黑暗的时代》已经公开出版。因为马格利特作为一个女性的证言、作品的具体和生动，很难采用否认事实那种法庭辩论战术，所以，被告《红色人道报》的律师辩护团采取避免关于真实性的辩论、着力于道德上否定马格利特人格的战术：他们对4位拉芬斯布留科集中营幸存的捷克人证人“做工作”，要求她们证言马格利特是盖世太保和党卫军的奸细。最终这个诡计没有得逞，因为有更多的法国、挪威的证人提出了否定这4位捷克人所谓马格利特是党卫军奸细说的证言，因此，原告克拉夫契科胜诉，也是马格利特的胜利。尽管如此，这一诉讼给马格利特带来极大的惊讶和困惑。她对诉讼中的一个问题百思不得其解：四名捷克证人之一的印科（Inka Katnarova，进集中营前是医学院学生）虽说是原捷克共产党党员，但是在集中营时候也表现出对斯大林体制的厌恶，更重要的，她曾冒很大危险偷了药治好了自己的病，是自己的救命恩人，为何会诬陷自己为纳粹的奸细？
20年之后，这个谜才彻底揭开：当时法国共产党通过捷克政府找证人做有利于自己一方的证言，捷克政府在布拉格找到了印科。印科正值产后住院中，受不了政治上高压，就在证言笔录上签了字。印科因参加1968年布拉格之春斗争，被开除了党籍。也是这一时期，印科读了1967年出版的马格利特的另一著作《世界革命的战斗：第三国际：1919-1943的报告》（Kreigsschauplatze der Weltrevolution, ein Beriht aus der Praxis der Komintern 1919-1943, Stuttgart, Seewald Verlag)，产生了难以抑制的内疚，决心有生之年务必要当面向马格利特道歉，承认自己的懦弱和过错。1986年印科到巴黎出席拉芬斯布留科集中营幸存者国际会议，不顾自己没有德国入境签证坐车越境，去法兰克福见马格利特、请求她原谅。遗憾的是马格利特已经85岁高龄，老年性痴呆已经让她记忆不起所有的往事。结果，印科对自己20多年前在克拉夫契科诉《红色人道报》诽谤案中，为被告作证言笔录上的签字留下了终身的悔恨。稍后1949年，纳粹集中营亲历的幸存者、作家戴维德·卢瑟（David Rousset）在巴黎成立了苏联集中营问题调查委员会，也引起法共《红色人道报》的批判，卢瑟被指责为了进行反苏宣传，诱导纳粹集中营受害者变成纳粹的同盟者。当时具有很大影响立法共《红色人道报》否定苏联存在集中营，梅洛·庞蒂和萨特联名发表题为《我们生存的日子》一文声援《红色人道报》，声称：“即使经历过集中营的体验也不能绝对地作为决策的依据”，“只把批判的矛头针对苏联的话，就是想要抵消资本主义所遇的罪恶。……这样的话，是要把无产阶级投入绝望的深渊。”为此，卢瑟作为原告对《红色人道报》提出名誉损害的起诉，最后获得胜诉。这次诉讼中，马格利特也作为证人——苏联集中营亲历者为卢瑟作证。在美国的汉娜·阿伦特关注卢瑟诉讼案，1952年开始写一些札记，2年后把它们整理成一个报告——《对最近欧洲政治思想的关注》，向美国政治学会提出。在这篇文章中，她概述了对极权主义的恐怖的各种哲学的反应。她赞赏加缪和马尔罗依然坚持“拼命反抗将自我虚无主义那种古老美德”；对萨特和梅洛—庞蒂的虚无主义的反应，她进行了严厉批判：

作为哲学家，法国的存在主义者们竟然是这么认识的：革命行动、即仅仅是虚无的世界革命的意识就能解决人类与世界不正常关系中固有的虚无。就这点而言，对本来的各种问题没有指出任何方向。……本来驱动萨特和梅洛—庞蒂的力量，几乎都不来自马克思主义，但是不知他们怎么一下子简单地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的指南，把两者结合起来，那是因为他们从自身的哲学出发，幻想解决一切问题的性格的缘故。所以我们不必感到奇怪：他们本质上是从完全同样的论据来议论，一离开虚无主义的死胡同，在政治领域马上表现出与自己观点完全不同的立场。在行动领域，只要是属于革命的变革，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能得到他们的认可。（p.281-282）

阿伦特、马格利特著述的都超越了冷战时期善恶二元论。她们的著作在1960、1970年代遭到欧洲、特别法国的左派的攻击，至今，仍遭到新一代左派攻击，因为他们与前辈一样都不愿意看到把斯大林体制和希特勒体制相提并论。托多罗夫在这两个诉讼过去了将近半个世纪后，继承了阿伦特这个传统，在1990年代以来诸多的著述中批判善恶二元论，特别在《恶的记忆·善的诱惑》一书中，十分推荐马格利特·布伯--努曼及其《斯大林和希特勒的囚犯——黑暗的时代》，把她与戴维德·卢瑟、瓦西里·格罗斯曼、罗曼·加里和普里莫·莱维（Primo Levi）作为20世纪坚持与极权主义做不屈斗争的英雄。他强调：“明确区分真和善，拒绝用道德抽象代替对世界的客观认识”；拒绝像萨特那样“把这种理想当作理解现实的一个工具”，否定了萨特从道德教条出发的政治伦理观。托多罗夫看来，马格利特著作正是强化了战后在法国知识分子中被边缘化的声音。在《生活在异国他乡的人》一书中，他更直截地批评萨特在现实中的各种政治表现，特别是厌恶他把乌托邦理想信仰寄托予自认为唯一可能实现的苏联，无视苏联存在劳改营等客观事实的态度与立场。

战后马格利特积极参加阿瑟·库斯特勒（Arthur Koestler）、梅尼斯·斯普巴（Manes Sperber）等人组织的政治活动，组织援助极权主义体制受害者委员会、支持东欧知识分子的民主主义活动，同时不断地写作。1957年出版了另一部自传性作品《从波茨坦到莫斯科：迷茫的阶段〉（Von Posdam nach Moskau, Stationen eines Irrwegs）。以后她的写作风格有所改变，《共产主义的地下运动》（Der Kommunistische Untergrund,1970）、《熄灭的火焰》（Die erloschene Flamme,1976）、《自由为咱们所有》（Freibeit, du bist wieder mein,1978），与记忆相比更注重历史文献，生动地记叙了国际共运的变迁历史。80岁那年西德政府授予她十字功勋奖。1989年11月就在柏林墙倒塌后不久，她与世长辞，享年88岁，结束了波澜起伏的一生。
马格利特生前还践行了当年自己与密伦娜另一个约定——要写一本书献给密伦娜，而且这本书也是当年拉芬斯布留科集中营生涯的证言，不同的它不是通过第一人称的叙述，而是从第三者的立场叙述主人翁密伦娜的生涯。马格利特感谢密伦特，与密伦娜的集中营邂逅改变了她的后半生，给了她生的希望和勇气。在密伦娜去世后，马格利特甚至一度感到人生就此失去意义了，几乎要丧失继续追求自由的希望。这本将自己的见闻、记忆与文献资料结合起来构成的传记，就是1963年出版的《卡夫卡的恋人：密伦娜》（Kafkas Freundin Milenna）。这本传记与密伦娜的女儿亚娜、密伦娜的友人沃德拉契科娃写的传记结合起来阅读，可以从不同角度了解一个完整的密伦娜。

二

卡夫卡在几个交往过的女友中，认为密伦娜对自己最能敏锐地完整的理解，所以在完成他的主要作品之后，会把自己的日记全部交给密伦娜，说明对她的爱和信任。卡夫卡曾这么评价道：“她是我至今未曾见过的活生生的火焰。……而且是个非常温柔、勇敢、聪敏的女性。她可以牺牲一切，不！也可以说通过牺牲来获得了一切！”这样火焰般的热烈和牺牲精神，密伦娜在少女时代就表现出来的追求自由的精神，自始至终贯穿于她的一生。
密伦娜作为长女，1895年出生于布拉格一个富裕的医生家庭。父亲杨是个医术高超、著名口腔外科专家、医学院教授。父亲脾气暴躁，也因为密伦娜任性、倔强的性格常常遭到父亲的责备、殴打，密伦娜做出的对抗，往往是离家出走，投宿于旅馆。13岁那年，温柔、病弱的母亲离开了人间，密伦娜在家里少了一个庇护人。另一方面，父亲让密伦娜能接受那个时代最好的教育，她就读于一所注重希腊语、拉丁语古典文献、人文教学的高中（Gymnasium），这种高中是那个时代奥匈帝国内德语文化圈的教育制度的特色。毕业后在父亲强迫下在医学院学了一年。当医生不是密伦娜的志向，因为家境优裕，她经常出入美术馆、音乐厅，读小说过着放浪生活，由此结识一位在布拉格工作的银行职员、德国犹太人爱隆斯特·波拉克。波拉克也受过良好人文教育，有很高文艺鉴赏能力。是在波拉克身边清一色说德语犹太人交友圈里，密伦娜认识了马克思·勃罗克（卡夫卡的好友，遗稿整理者）、奥斯卡·巴姆、威廉·哈斯等人，经常与他们通宵达旦、高谈阔论地讨论文学和哲学。也是再通过他们认识了卡夫卡。后来密伦特把卡夫卡的《变形记》等3篇小说翻译成捷克语，成了他俩通信往来的契机。同时因为波拉克浪费挥霍，不承担家庭的生计，密伦娜开始为布拉格的《读者报》（Tribuna）写稿。与犹太人波拉克的恋爱遭到父亲强烈反对，被父亲强行送进精神病医院，虽然她很快逃了出来。密伦娜不听父亲劝阻，与波拉克结婚后去了维也纳，几乎断绝了父女关系。可是，不久，与波拉克的婚姻就产生了破绽。1925年，她和第二个丈夫、军官克萨瓦·谢夫科奇从维也纳回到阔别7年的布拉格，为了生计，密伦特在《国民报》（Narodni Listy）任妇女专栏编辑，开始了她的新闻工作生涯。然而，这第二次婚姻也没有维持多久，因谢夫科奇不适应布拉格生活，与密伦娜分手回维也纳，以悲剧告终。
第三个丈夫雅罗弥尔·科莱扎尔是个建筑家，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党员，热爱苏联。为了援助苏联的建筑工程，曾单身去苏联工作两年。其间，受苏联内务部分配给他的一个女翻译诱惑，回到捷布拉格就与密伦娜离婚。这第三次婚姻对密伦娜人生的影响最大：其一，受科莱扎尔影响，密伦娜开始接触左翼读物，并于1931年加入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为捷共的《创造》（Tvorba）写稿。其二，密伦娜在妊娠中得了败血症，为了止痛，甚至很长一段时间需要使用吗啡，染上了毒瘾。尽管受尽病痛折磨，最终还是安然生下一个健康的女儿，也算一种人生安慰。1936年9月，因为莫斯科和共产国际内部清洗、苏德两国日益接近，密伦娜毫不犹豫离开了捷共。更主要的，那5年间，密伦娜已经感到党内生活缺乏个人自由、人格独立的余地，组织纪律、宗教般的约束与自己的放荡不羁性格难以共存。密伦娜曾是第三国际成立初期第三大党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党员，但是，很长一段时期里，许多捷共党员不承认这个事实，密伦娜在捷共党史里湮没无闻。因为离开党就意味一种背叛，密伦娜暗中被视为托派分子。1936年其她转入《现代》月刊（Pritomnost）工作。1939年3月14日——德军进入布拉格，她和《现代》编辑部的同仁就准备好奋起反抗。这里俯拾几个典型事例。1936年3月22日在《现代》上刊出的密伦娜写的关于德军进驻布拉格报道：
8点半正值孩子们上学、员工们上班的高峰，电车与往日一样拥挤，我感觉不到人们有什么异常，只见他们沉默地站在车上。唯一异常的，街上不见行人，在哪个办公室里，人们都没有从写字桌上抬起头来。……9点半，横贯布拉格的大道上，军车隆隆而来，此时街头涌满的人群，谁也不挥手欢迎……也不知道为何成千上万的人都是这样的反应。怎么会有迎合的情感呢？为何大家都心照不宣地都是表现出这样的神情呢？例外的是，那些德国血统的人们欢迎德军到来。

当然，德国占领当局很快实行书报审查制度。密伦娜他们的战术也发生了变化：利用官员无知，往往采用夸张手法打点令人发笑的“擦边球”。最后一次“擦边球”是密伦娜写一篇介绍德国军歌的文章。她在文章里说，与捷克军歌相比，德国军歌如何、如何雄壮，可是，在列举的国军歌时，故意搞笑地把布莱希特剧作《三枚硬币》中“士兵坐在大炮上”的插曲也作为德国军歌。但是很快被一位也有很好人文教养的纳粹审查官员发现了。这个平时装得彬彬有礼的德国官员对密伦娜咆哮：布莱希特不是共产党吗？“士兵坐在大炮上”只是那剧中插曲，怎么是德国军歌呢？你不要再耍这种小把戏了！为了此事，1939年6月密伦娜被取消写稿资格，2个月后《现代》也被取缔。密伦娜和同事们又冒了生命危险办了一个地下刊物《斗争》（Boj）。密伦娜另一个行动，是不断积极救援犹太人，偷偷地把他们送出国境。在占领当局规定犹太人要佩戴黄色六角星的袖章后，为了表示反抗和嘲笑纳粹，密伦娜做了一个这样的袖章，佩戴了走上街头——谁都知道她根本不是犹太人。这样一个女勇士，怎么能为占领当局容忍下去？1940年9月密伦娜被盖世太保逮捕，10月被移送到拉芬斯布留科集中营，那以后再也没有与女儿、父亲见上一面。
在集中营里，密伦娜高昂不屈的态度，经常不受集中营内纪律约束，不仅在难友中有相当号召力，就连德国女管理人员也对她刮目相看。她勇敢、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负责管理病历卡时，为了不让患梅毒难友进毒气室，为她篡改验血报告；还为营养不良难友去食堂偷食品……等等。集中营里的德共党员们歧视、欺负马格利特的时候，她与马格利特成了好友。进入集中营后密伦娜健康日益恶化。虽然集中营里的医生特莱——他父亲的学生为她做个一个肾摘除的手术成功，好转几天后，终因败血症在1944年5月17日与世长辞。
在纳粹集中营里九死一生的忠诚的捷克共产主义者，战后在重建社会主义捷克过程中，遭到清洗。在集中营里把马格利特、密伦娜看作叛徒的希尔特·塞因克维亚战后任捷克斯洛伐克卫生部副部长，1950年因为对新生社会主义的捷克斯洛伐克失望而自杀。在集中营里，密伦纳见到原先熟人——因为营养失调骨瘦如柴的捷共党员卡伦德拉，冒着危险让人带纸条问卡伦德拉需要什么帮助？遭对方拒绝，但是没有料到卡伦德拉居然也活着1945年走出集中营，回到布拉格，可是不久就被逮捕，这次是被捷共逮捕入狱了。


如果把施泰因、韦伊、阿伦特作为犹太人的三个哲学领域女杰的话（德纳米《黑暗时期三女哲》，新星出版社，2008年），那么，我们也可以把密伦特、马格利特和阿伦特作为20世纪反抗极权主义的三女杰（密伦娜和马格利特年龄与施泰因、韦伊也相差无几）。这三女杰有她们的共同点，比如，丈夫都参加过共产主义运动，受丈夫影响关注起政治来；从小就有坚持自己主张的性格，在婚姻问题上也都不顾家长反对，我行我素地“反叛”（马格利特父亲因为两个女儿入党，把她们从户口除籍；阿伦特母亲也对她第二次婚姻很不满）；她们三人都曾在媒体工作过，通过不屈服的写作，追求真实与正义。都有集中营的经历（阿伦特因为是犹太人，在法国一度被维希政府收容审查，进入古尔收容所）。也许这样的个性、个人经历也是她们会对以集中营为标志的恐怖手段维持着的体制、对暴徒和精英的结合体制各自显示自己力量的源泉。密伦娜的可贵，在于大胆的政治实践；马格利特的勇敢，表现在敢于否定自己早年人生经历来告诫世人；阿伦特则无疑是20世纪对极权主义体制有深远洞察的学者。

feilian

有一本Hotel Lux，很有趣，是本回忆录，回忆莫斯科的这个专门让第三国际各国领袖人物短期或长期居住的宾馆里的人与事，如何勾心斗角、如何胆颤惊心、如何变态心理和人格